三亚市图书馆

著名的海口城市——厦门，位于福建省东南部，是华侨出入祖国的门户。它面临浩瀚的太平洋，与台湾省隔海相望，西与漳州接壤，北与泉州毗连。鸦片战争以后，厦门被列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这里从此兴起了汹涌澎湃的反帝爱国斗争浪潮。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厦门建立地方组织以后，工农革命斗争更是蓬勃发展．
  1932年9月的厦门，同全国一样，城市的革命运动暂时处于低潮，特别是厦门市委组织遭受敌人破坏，各机关才刚刚恢复起来。按照南洋党组织的指示，我赶往海滨咖啡馆．这座咖啡馆位于鹭江道开元路口，是我们党的地下交通联络站，也是当时南洋革命者被帝国主义者驱逐回国的初期藏身之地和琼崖革命者在岛外的一个交通站。我首先要了一杯咖啡，然后在碗脚偷偷压上一张便条，说明自己是来找人的。那个伙计机警地收起便条，不一会儿就秘密地通知我见面的时间与地点。
  当晚，我第二次来到咖啡馆，与我见面的是杨全明，他是新加坡的早期党员，在海外有一定影响。他询问了我在海南和新加坡的斗争情况，然后安排我在海滨咖啡馆工作。该馆创办于1929年，其资金来源，除小部分由我们党的同志捐助外，大部分是通过关系包捐税赚的。当时的经理曹俊升是海南人，大革命时期在海口负责工运，曾任中共琼崖特委委员，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到厦门后，他继续参加革命斗争，但未恢复党籍。馆内部的人员主要有会计符贻土，厨师邢定赞、符一光、吴善益、林亚东等10余人，他们都是海南人。咖啡馆除专售咖啡、面包外，还兼售咖喱鸡、咖喱牛肉、猪肉包、牛肉包等。厨师的烹调手艺高，饭菜很合众口，价钱又便宜，生意十分兴隆。那时，我们赚的钱很多，但每个人每月的薪金只发6元，其余的全部上缴，做为党的活动经费。
  有一次，厦门市委计划在咖啡馆举行重要会议，我们做了充分准备。但到会议即将召开前，被敌人的侦探发现，市委决定马上改变地点，我们赶紧协助已到馆的同志转移地方。一会儿，国民党反动派包围了咖啡馆，逼我们交出共产党员。经理出面表示馆内没有共产党员。敌人不信，翻箱倒柜地大搜查，连厕所和洗澡间也不放过，结果一无所获。敌人恼羞成怒，将经理、伙计和在馆内用食的人全部抓走。由于查不到任何证据，被抓的人很多就释放了。那时，厦门白区斗争环境十分险恶，敌人像疯狗似的，一旦发现嫌疑，就咬住不放。因此，对于那些在城区工作中暴露身份的同志，我们就千方百计将他们转移到闽西苏区或闽南红军游击队中去。此外，我还积极参加厦门互济会的活动，主要负责分送传单、张贴壁报和发展会员的工作。由于我对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能及时地向上级通报敌情，受到组织的赞扬。1932年10月下旬，经杨全明介绍，我在厦门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由于我有烤鸭，做牛肉汤、面包等手艺，入党后，为了发展党的工作，组织上决定派我到厦门一家菜馆工作。我以店员职业作掩护，开展地下工作，有事直接与杨全明单线联络。我虽离开咖啡馆，但组织关系仍属于咖啡馆小组。当时，我们一般三人为一组开展活动，有时通报国内形势，有时布置或检查工作。互济会的活动我仍积极参加，主要通过党团组织领导该会的工作。
  海滨咖啡馆在厦门白区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遭受过敌人的破坏，但党员同志不畏困难，不怕牺牲，仍然坚持斗争。由于我对厦门城市工作不能适应，最大的障碍是语言不通，因此我多次向组织提出，要求到闽西苏区去工作。恰好当时闽南革命根据地急需干部，于是，厦门中心市委决定让我到闽南红三团，参加那里的游击战争。
  1932年12月29日，我化装成小商人，在地下交通员的引导下，踏上了到靖和浦苏区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