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到新加坡后，经同乡人介绍我在一家制胶厂当工人。这是一家拥有三四百人的工厂，每天工作12个小时，还挣不到一块钱。我干的活又脏又累，不停地与人抬起二三十斤重的橡胶块放到模具中压制成品。发薪金时，工头还从中抽去两三块钱。而且上班时，在我们的身旁总站着个监工，稍一停手，被监工发现了，就要挨打，甚至可能遭到随意解雇。那时，当工人一般不能有病，因为工头不但不会同情，反而认为是“诈病”怠工。我们这些无依靠的人便成为监工欺侮的对象。
  当时，四排坡合星学校坐落在制胶厂附近，这是一所公开的半工半读夜校，新加坡共产党组织利用它作掩护，开展地下斗争。我由同乡卢家桂（早期在海南从事革命斗争，1928年秋到新加坡）介绍，利用工余时间进夜校学习，夜校的教员都由进步人士担任，他们教文化、讲时事，宣传革命道理，同时还组织开展一些文体活动。我在那里提高了文化水平，懂得了革命道理，思想进一步开展。1929年3月，经卢家桂介绍，我在新加坡重新加入共青团组织。
  合星学校由于积极支持共产党开展地下革命活动，引起英国殖民者和地方当局的忌恨。不久，他们动用反动武装，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学校关闭，并拘捕百余名师生。被捕入狱二三天，交清所罚款项后，大部分人都出狱了，我因无法交清罚款，被关了七天。出狱后，我又回制胶厂做工。几个月后，经航运会介绍，我到一艘外国轮船当海员。老板要我当厨师的助手，专做船上七位中国海员的饭菜。这活我从未干过，因此要从头学。当海员期间，我学会了烤鸭，做牛肉汤、面包等。并先后到过爪哇、吉隆坡、泰国等地。不久，我找到了卢家桂。与组织联系上以后，我开始参加海员工会的活动。1932年春，大家正准备过年，黑包工头竟无理解雇岸上的十几个工人。被解雇的工人要求海员工会出面替工人说话。我和阮维玩被推为代表。我们一下子把工人群众发动起来，30多个工人围住黑包工头，群起攻之。责问：“为什么开除工人？为什么克扣工人的工资？”黑包工头竟然发出威胁，喝道：“谁敢再闹，就开除谁！”一下子把在场的工人都激怒了。我气愤极了，上前揪住包工头，骂道：“你敲诈工人，还敢开除人？太可恶了！”我和几个工人动手打伤了黑包工头。事后，黑包工头私通地方警察当局，说我们是共产党，在煽动闹事。政治色彩浓了，当局即以维持治安为名，将我和阮维玩拘捕，关进英殖民者在新加坡开设的监狱。
  在狱中，敌人将我们分别关进单人的小牢房，不让我与阮维玩接触。一开始，我就被罚做苦工。约过了10天，敌人才开庭对我进行审讯，逼我承认是共产党，要我供出共产党的组织．我什么也没说。敌人见我不说，就采用各种威逼利诱的手段，但都未能得逞。于是，敌人变换手法，提出具体事件或人名，要我指认。我干脆回答：“不认识，就是不认识！”敌人竟采用冰刑，他们将我按倒在地上，先用大冰块压在我的肚子上，再用小冰块堆放在我的四周、并且不停地加冰块。一次冰刑长达三四个小时，我的整个身体被冻得全麻木了，后来因此得了支气管炎。
  面对敌人的折磨，我始终以“不知道”的话来回答敌人。地方当局由于没有取得任何证据，便给我定了一个“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1932年夏，英殖民当局将我押上一艘由新加坡开往海南的客轮，将我驱逐出境。我在海上过了三四天，终于回到了琼海。
  时值国民党反动派正在疯狂地镇压琼崖工农革命，“围剿”红军游击队，白色恐怖相当严重，我不能回家，就住到外祖父家．在那里，我一边服药治伤，一边设法与组织取得联系，同时也想让舅舅和叔叔出面，解除我与冯氏的婚姻。
  大约在我4岁那年，由父母包办，与邻近的沙关村冯氏订了婚。我的祖母去世后，由叔叔做主，将冯氏娶过了门。一个月后，由于琼崖革命遭到镇压，我出走南洋，冯氏便由叔叔照顾．这次回琼海，我考虑到自己仍要坚持革命斗争，国民党反动派要追捕，使我有家不能归。而且我与海南党组织联系不上，又决定到厦门去。为了不让冯氏受牵连，我决定解除与冯氏的婚姻。我事先与舅舅和叔叔他们磋商，得到他们的赞同，并由他们出面将冯氏请到舅舅家，对她好言相劝，同时我决定将自己的全部房产转让给她。最后冯氏同意解除婚姻。
  在处理好家事以后，我经海口来到了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