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乐会县（今琼海县）是我的故乡。它位于海南省东部，东濒南海，西与琼中、屯昌、定安毗邻，南靠万宁，北与文昌接壤。乐会县是琼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之一，是“红色娘子军”诞生和战斗过的地方。
  乐会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清朝咸丰年间，这里就普遍建立“三点会”组织，并举行过声势浩大的反抗清朝统治的武装起义。此后，历经辛亥革命，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讨伐军阀龙济光和反洋教等斗争，显示了乐会人民反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压迫的革命精神。虽然，这些义举最后没有取得成功，但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
  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特别是1926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乐会县建立党、团地方组织之后，乐会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地开展了新的斗争，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下光辉的一页。
  我的家在万泉河畔的芳岭村。万泉河是海南第二大河流，长达120公里。主流发源于五指山东麓，它象一条翠绿的绸带，飘荡在海南的东岸上。相传在很久以前，五指山下有一群恶魔，逢人便杀，见屋便烧，当地群众无处栖身，日夜哭泣，泪水汇成了一条大河，把魔鬼统统冲进了南海，人们从此过着幸福安宁的生活，大河也由此起名“万全河”。后因主流支流和众多的小溪汇入万全河，其水质清澈，漫江碧透，于是改称为万泉河。
  我的父亲叫卢亚英，在离家不远的博敖港当海员，长年累月在外奔波。我5岁时，父亲出海作业因心脏病突发身亡。当时路途远，未运回家就“海葬”了，年仅30岁。母亲王氏，是个纯朴、善良的农妇，终日操持家务。在我8岁那年，母亲被瘟疫夺去了生命。从此，我便与祖母相依为命。祖母拚命劳作，将她平时省吃俭用积蓄的钱供我在村里上私塾．由于家境贫寒，只上了两年学，我就辍学回家务农。14岁时，祖母病逝，家中只留下我孤单一人。
  1926年2月，由革命学生组成的寒假回乡合作团来到我的家乡。他们用农民最容易接受的语言宣传国民革命，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打倒地主豪绅，整个乡村顿时沸腾起来．我和广大农民一样，迫切要求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于是我参加了农民协会，积极发动农民开展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反对民团苛政的斗争。那时，有许多农户正缺粮，青黄不接，但有一户富户积谷很多、不肯粜。这时，有人找到农会，气愤地说：“人家闹饥荒，他家谷不粜，真可恶！”我们立即组织抢粮，并将粮食分给缺粮的农户。此时农会已成为农村的政权机关，在农民运动中逐步树立了革命权威。由于我积极肯干，办事认真，1927年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为了适应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掀起声势浩大的农村革命风暴，乐会县委仿照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做法，在乐会县城城隍庙创办了农民运动训练所。每期学习时间3个月，主要开设政治、文化、军事等课程。学员结业后一般回原地负责训练农民自卫军，加强农会力量，当农民运动的骨干。我们属乐会第一区，区委原来安排我参加第二期训练班，由于在农村中开展减租减息，打击土豪劣绅，维持社会治安等工作，我一时离不开乡农会，因此，我没有去成。
  这时，在农村中，以“防匪”名义组织的地主民团武装仍横行乡间，为非作歹，欺压农民，民不聊生。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维持社会治安，在农会的领导下，各乡村纷纷建立了农民自卫军（亦称农军）。这是一支不脱产的农民武装，由农会负责，其装备有土枪、五响步枪、大刀、尖刀、长矛、梭标等。同时，农会还筹集公款，从民间购买枪械，武装自卫军。虽然当时我们的装备很差，但是这一革命举动，威慑了地主民团，打击了封建势力，保护了农民利益和农民运动，从而壮大了农民革命运动的声势。此时，乐会县农村民风大开，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新气象。
  正当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之际，国民党反动派在琼崖开始了大屠杀，继1927年“4·22”琼崖反革命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于24日下午也在乐会县城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由于乐会县委事先得到琼崖特委指示，已提前转移。敌人见人去楼空，恼羞成怒，竟然命令将身穿蓝制服者，一律格杀（当时农训所学员的制服是用蓝布制作的）。结果，有数名无辜群众惨遭杀害。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蓬勃兴起的革命运动遭到了镇压。乐会县的党团组织、革命团和农训所学员，根据广东区委的指示，立即向革命基础较好的乐四区转移。我们根据区委决定，马上转入地下，坚持革命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