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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胜，海南省琼海县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国工农红军闽粤支队支队长、独立营营长，闽南独立第三团团长兼政委。北上抗日后，历任新四军二支队四团团长、政委，苏皖支队政委，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政委，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东野战军一师一旅政委、第四纵队十师师长、政委，第四纵队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三军政委。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二十三军政委，福建省军区政委，福州军区副政委、党委常委等职。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粉碎“四人帮”后，他还历任福州军区顾问组组长，福州军区纪委常务书记，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和第四、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88年8月，卢胜被中央军委授予一级红星勋章。
（一）
卢胜，原名卢家扬，曾用名李胜。1911年10月生于海南省琼海县（原乐会县）芳岭村一个贫农家庭。卢胜兄弟二人，兄两岁夭折。父亲是个海员，经常在外奔波。母亲是位纯朴农妇，在家操持家务。卢胜幼年时，父亲死于海上，瘟疫又夺走了他的母亲，此后便与祖母相依为命。1926年夏，祖母病逝后，卢胜的生活更加艰难。正在此时，他的家乡兴起了农民革命运动，卢胜在乐会县第一区积极参加农会活动。由于他办事认真，吃苦耐劳，1927年春经中共乐会县芳北支部书记卢鸿云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四二二”琼崖反革命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各县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残酷破坏党团组织和革命团体。在白色恐怖中，卢胜仍积极参加农民协会活动，并开始筹款买枪，建立农民自卫武装。同年7月，他积极响应琼崖党的号召，报名参加农民自卫军，投入对敌武装斗争。他多次和农军一起攻打驻博敖港的反动武装，缴获许多装备，充实了农民武装。期间，卢胜还带领农军坚决镇压了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陈和卿。乐会县国民党反动派调驻县城国民党军报复，卢胜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从万泉河游水脱险。
1928年2月，卢胜在参加乐万边境的分界圩战斗后，由于意志坚强，办事果敢、机警，上级调他担任第一区党团组织与乐会县委的交通联络员。这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当时，多是夜间执行任务，经常要走60余里路，时而遇到旱蚂蝗的“袭击”。途经的培兰村一带驻有国民党地方军，环境很险峻，但他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同年夏，国民党第十军第十师配合谭启秀独立团共4000余人对琼崖苏区和红军进行第一次“围剿”。琼崖特委领导红军进行英勇的反“围剿”斗争。最后，我方的据点全部被敌军攻破，红军和农民武装不得不撤出根据地。面对敌人戒备森严形势，区委决定地方革命武装可以采取各种形式分散隐蔽。于是大部分人出走南洋，有的到海陆丰地区。卢胜从叔父那儿得到一笔路费后，渡过万泉河，从南海乘船逃到了新加坡。
在新加坡，卢胜经同乡介绍，在一家制胶厂当工人。尽管他白天干的活又脏又累，而晚上仍坚持到附近的四排坡合星夜校读书。这是一所半工半读学校，名义上是学校，实际上是进行革命活动的秘密地点。卢胜在校既学文化，又学革命理论，更加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9年3月，他在新加坡重新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合星学校由于积极进行革命宣传，支持地下革命活动，引起英国殖民者和地方当局的忌恨。不久学校被关闭，卢胜和进步师生一百多人遭到拘捕，两三天后，多数人被释放。由于他无法交清罚款，被整整关了七天。出狱后，卢胜仍回制胶厂当工人。几个月后，他离开制胶厂，到一艘外国轮船当海员。这期间，卢胜积极从事海员工会活动，组织参加反对包工制的斗争。1932年二三月间，他因带头打伤了黑包工，包工头告发卢胜他们的斗争是“共产党闹事”，串通警方当局，以维持治安为名将卢胜等抓走，关押了三个多月。在狱中，卢胜遭受鞭打、冰刑等，后因查无“共产党”的实据，当局不得不将他释放，但以“危害治安”的罪名，将卢胜驱逐出境。
1932年秋，卢胜回到海南，时值国民党反动派对琼崖根据地和红军游击队发动第二次“围剿”，全岛革命处于低潮。卢胜回到琼海，不能回家。他住在外公家，通过各种渠道，仍无法与党团组织取得联系。在处理好家庭遗留问题后，他从博敖港乘船，几经周折到了厦门。
在厦门海滨的一个咖啡馆，他才与厦门地方党组织接上了联系。尔后，他被安排在厦门的地下交通站（即咖啡馆）工作。当时，厦门白区的斗争环境十分险恶，敌人象疯狗似的到处乱抓人，卢胜毫不畏惧。他积极参加互济会的活动，注意掌握敌人的动向，及时地向上级机关通报敌情，受到组织的赞扬。同年10月，卢胜经杨全明（新加坡早期共产党员）介绍，在厦门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入党后，组织上让卢胜到厦门一家大菜馆当厨师，以此作掩护，开展党的工作。两个月后，根据卢胜的要求，厦门中心市委调他到漳州闽南红三团参加军事斗争。
（二）
1932年12月29日，卢胜由地下交通员引路，进入靖和浦苏区，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当时，红军游击队的斗争条件十分艰苦，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正对红三团和根据地进行残酷“围剿”。卢胜他们住在山寮里，每天要换一个地方，饭、菜要自己煮，而且一夜行军至少要走20-30里路，但他从不掉队。
1933年上半年，红三团在几次战斗中均告失利，队伍大量减员。卢胜主动要求下连队，担任班长，参加了攻打漳浦县小山城民团等战斗。尔后，他随团政治部主任李克己转入平和县尪仔石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这时，敌十九路军李竞波团跟踪我红军游击队，使我腹背受敌，疲备不堪。由于游击队的群众基础好，一面筹款备粮，克服经济上的困难，一面进行休整，扩充队伍，很快就打破了敌人的封锁。不久，卢胜调任红四连任排长。此后，他带领一支20余人的游击队活跃在平和县南胜、五寨地区，打击地主民团武装，帮助地方建立革命政权，成果显著。
“福建事变”以后，闽南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卢胜配合地方党组织，在五南区与尪仔石山根据地之间日夜奔忙，在各乡村积极组织农会，进行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的斗争。因此壮大了红军游击队的声威，为南靖、平和、漳浦三县游击区域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在为时半年的游击战争中，卢胜在军事和政治上得到锻炼和提高，被升任为红四连政委。
尪仔石山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形成，使敌人惊恐万状。国民党保安团沈东海部、陈坤部配合地主武装不断进犯五南区。卢胜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果断地指挥红军游击队在石门、坎头、东楼等处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从而奠定了尪仔石山根据地的基础。
1934年4月下旬，驻平和县保安团韩柳添部纠集靖和浦各地民团共1000多人再次进攻五南区根据地。卢胜带领红四连配合团部特务排预先埋伏于敌人必经之路。当黑压压的敌军一过，他即指挥部队集中火力截击敌人尾部。敌人如惊弓之鸟，乱成一团，红军游击队乘机消灭了韩匪一部，俘敌30多人，缴获长短枪近百支，子弹千余发。几天后敌人再次纠集千余武装“围剿”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卢胜和李克己立即带领红四连赶到南胜与五寨之间的地带伏击敌人。由于消息泄露，敌人增兵并分两路偷袭游击队。游击队数人受伤，被迫撤出战斗。撤退时，李克己英勇牺牲，卢胜的腰部也负了伤，但他仍坚持指挥部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同年11月间，敌沈东海部500多人偷袭中共闽粤边特委机关，企图破坏秋收。特委立即召开联席会议，决定采用“布袋嘴”打法，“引猪入槽”，在埔尖山围歼敌人。卢胜负责正面阻击敌人的战斗任务。战前，卢胜向连队作了动员。指出：这是一次重要的战斗，只能打胜仗。要做到：人在阵地在！同时还历数了红军游击队在平和、漳浦、南靖县曾打败过沈东海部的战绩，进一步提高了大家的信心。
沈东海部是一支以摧残闽南老苏区而闻名的反革命别动队。老区人民特别三坪人民对沈东海深恶痛绝，一听说要围歼沈敌，纷纷磨拳擦掌，要求参战。卢胜按团部原定的行动计划诱敌上山。沈东海不知是计，带着保安团窜进我预定的包围圈时，团部发出了战斗信号，卢胜立即指挥战士向敌人猛烈射击。敌人一时还摸不着头脑，就遭到埋伏两旁的红军游击队和地方游击队的夹击，被打得晕头转向。沈东海亲自指挥敌人向我方阵地发动猛攻。卢胜指挥红军游击队坚决击退了敌人的三次进攻，整个战斗进行了九个钟头。沈东海被打伤，仓皇逃命。敌人由于失去了指挥，顿时乱作一团，于是红军游击队乘胜反击。是役，红军游击队歼敌100余人，缴获重机枪2挺，各种枪支100余支和军用品30余担。时值秋冬，山高气寒，指战员们有了冬衣，心里非常高兴，斗志大大增强了。
在1935年初开始的闽粤边区反“清剿”斗争中，卢胜带领红军游击队在（南）靖、（平）和、（漳）浦根据地，同敌人进行了反复的较量。敌人首先占领靖和浦边区的战略要地，强迫移走苏区群众，将小村并入大村，制造“无人区”，然后采用“分进合击”战术，集中兵力对红军游击队进行“围剿”。同时实行经济封锁，他们控制圩场，限定群众只能买一定数量的粮、油、盐和日用品，多买者以“通匪”论罪。此外，还设立各种关卡，不让粮、油、盐和日用品进入根据地。在缺粮少吃的情况下，卢胜和大家同甘共苦，坚持斗争。
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特委决定兵分二路，大部分的武装打到外线，开展游击战争。卢胜和朱曼平、林路等带领部分武装留在根据地坚持战斗。他将队伍分编，以班为单位，协同地方党组织，开展小规模的游击战。1935年3月，当他们获知国民党驻漳浦县象牙庄第八师某部要调防时，卢胜带领一支30多人的武装，袭击象牙庄、三坪的敌人，逼使国民党第八〇师增派二三九旅驰援靖和浦三县保安团队。当时平和县南胜圩的反动基础很雄厚，是敌人进攻根据地的前哨站。有一次，敌人兵分两路进攻尪仔石山根据地，卢胜立即指挥红四连神速出击南胜圩，仅十几分钟就摧毁了敌人的反动据点。敌人闻知，慌忙将进攻根据地的队伍调回，同时急调八〇师四七九团两个营驻守平和县城。因此，粉碎了敌人对根据地的进攻。
1935年4月，山城乡苏维埃主席被捕后叛变，带着敌人“进剿”我特委机关和红军后方医院。情况十分危急，卢胜置生死于度外，带着一支30多人组成的突击队，在地方游击队配合下，向敌人发起攻击。敌人以为遇上了红三团的大队人马，便调转头向我部扑来。卢胜四面受敌，但他十分沉着，终于把敌人吸引过来，并牵着敌人走了几座山头，使特委机关和后方医院得以安全转移。
在靖和浦区反“清剿”斗争中，卢胜镇静、果断，善于开展游击战，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
（三）
为了进一步发展游击战争和扩大红色区域，使闽南和广东韩江以东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共闽粤边特委特派卢胜赴云（霄）、（平）和、诏（安）边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出发之前，卢胜代表全体指战员表示：“保证完成任务，坚持斗争胜利”！为了表明开展云和诏游击战争必胜的信心，他将原名“卢家扬”改为“卢胜”。
1935年秋夏之交，卢胜率部由地下交通带路，从平和欧寮出发，沿途开展群众工作。他们先做小村的工作，然后做大村的工作。开始，群众不了解红军游击队，以为是土匪来了，不敢接近，甚至有的害怕而上山躲避。致使初期红军游击队处境十分困难，常常以野菜、竹笋充饥。这时卢胜一面强调部队要遵守群众纪律、维护群众利益；一面和指战员利用晚上登门拜访，宣传红军的宗旨和共产党的政策。同时介绍靖和浦边区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抗租抗债、建立革命政权的情况，逐步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和革命热情。
那时，云霄县桥仔头的地主张金氏，依仗手中的反动武装，在云诏边区欺压百姓，为非作歹，卢胜决定消灭这股敌人。一天夜晚，他根据游击队侦察组的报告，派连长陈容带七八个战士预先包围张金氏住宅。第二天凌晨，卢胜带领10多个战士赶到。
“不许动！谁敢动就打死谁！”卢胜乘张家佣人开大门时，一马当先冲进房内，把张金氏从睡梦中抓起来，战士们马上将张捆得紧紧的。同时还俘捉11个敌人，缴获长短枪10多支。当天上午9点许，红军游击队在桥仔头召开群众大会。卢胜在会上指出：我们是工农群众的队伍，是进行反日反蒋战争的革命武装。他号召广大群众组织起来，援助红军，参加红军，团结起来打倒地主豪绅阶级。接着，红军游击队公布张金氏的罪行，并将张枪决。然后，红军开仓济贫，当众将地主的契约和帐本烧掉。这时，群众有了革命的要求，卢胜就帮助当地建立农会，发展群众自卫武装，发动当地青年参加红军，并秘密成立党的组织，进一步扩大党和红军游击队在云和诏地区的影响。游击队进村后，在群众家吃饭，每天交伙食费两角。他们分散住宿，多是打地铺、睡厅堂。由于部队组织纪律性较好，从未发生过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不久，红军游击队将活动区域扩展到诏安的北蔗、林畲、龙〓等地，在云和诏边区的陂下、寮安、下寮、梅林、水晶坪、七高〓、银坑、十八间，进水等地建立了革命农会。
1935年9月，特委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云和诏独立营，任命卢胜为营长，并调特委委员吴金担任政委。此后，卢胜在乌山以诏安的北蔗、进水、云霄的桥仔头、水晶坪、半岭为中心建立了云和诏边区游击根据地。红军独立营从此成为威震云和诏三县敌人的一支革命劲旅。
位于诏安金溪圩附近的圆楼灰寨，是敌人在云和诏边区设置的一个极为反动的联防据点。从1936年1月中旬至7月间，卢胜先后三次带领红军独立营和地方赤卫队攻打圆楼。前二次未能奏效。这一年7月间，卢胜决定用挖洞炸楼的战术攻克圆楼。他从独立营选出10名老战士由连长带队，在我火力的掩护下，深入到圆楼旁挖洞。起初敌人蒙在鼓里，只照老规矩打了一阵子枪。当发现红军游击队已挖到中心圆楼，并用棺木装满炸药准备炸楼时，敌人吓得六神无主，团长得知要“炸楼”，马上签写了投降书。这次战斗，游击队缴获100余支长短枪，并处决了其中一个血债累累的反动地主。后来，卢胜又率独立营攻破官陂北坑反动据点枕头楼，云和诏根据地由此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在此之前，国民党八〇师四七团纠集诏安保安团队共千余人“围剿”乌山红军游击队。敌我力量悬殊，卢胜采取化整为零、避敌主力的战术，留陈容等在中心区根据地同敌人周旋，他带领一支由50余人组成的武装向诏饶边区游击。部队经赤竹坪，突进走马塘，打掉了敌人的反动据点。在坪路卢胜与潮澄饶红军游击队取得了联系，然后一起沿诏饶边行进。在诏安的丁洋浦乡，卢胜他们又用调虎离山计，将那里的壮丁队吃掉，并筹足了粮食，后沿白石、长埔回到了北蔗，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不久，国民党第三军第九师邓龙光部以两个团兵力“围剿”广东东江的浮凤根据地。潮澄饶红军游击队寡不敌众，遂向闽南转移，在乌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1936年3月，特委将潮澄饶游击队和云和诏独立营合并，成立闽粤边红军支队，任命卢胜为支队长，李金盛为副支队长，吴金为政委，统一了闽粤边区的武装斗争。闽粤支队原计划打回浮凤地区恢复根据地，因粤军封锁边界，改由李金盛等10余人潜回工作，闽粤支队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闽粤边独立营，卢胜任营长，吴金任政委。粤军黄任寰部获知闽粤边红军支队成立，纠集诏安、云霄、平和三县国民党驻军，及保安团队共三四千人“围剿”乌山根据地。敌人扬言要在10天之内肃清红军游击队。卢胜带着一支三、四十人的武装，白天住进石洞，晚上出来袭击敌人，并且镇压个别替敌人带路的反动分子。由于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他们在乌山坚持了十几天的斗争。
同年8月下旬，敌人正集中兵力进攻平和根据地，云霄城内只驻敌人一个保安团队，而且战斗力不强。卢胜在特委扩大会议上提议采取联合行动，袭击云霄县城，特委接受了他的正确建议。
9月3日这一天上午8时许，卢胜带领一支从独立营和红三团中挑选出来的精干武装，在向导引路下急速行军，他们分成若干小组潜入云霄县城。红三团团长何鸣带领红三团和独立营战士500多名潜伏在云霄城外的甘蔗园和稻田中准备接应。队伍一进城，即分两头行动：陈松连长为一路负责夺款，卢胜带另一路兼总指挥。
原定上午9点钟开始行动，但情况突然起了变化。由于进城的一个游击队员不小心，将枪从腰里掉了出来，于是城中有人叫喊起来。顿时，街上一片混乱。面对此情，卢胜果断地下达命令：马上动手，一定要把钱拿到手。陈连长带领的一路迅速占领了洪利钱庄，并立即用柴捆封锁了路口，构成一道障碍，警惕地注视敌人的动静。很快敌人向卢胜他们冲来，双方发生了激烈战斗。战斗中，卢胜腰部负了轻伤，仍坚持指挥战斗，一直等到陈连长他们夺得款并从北门撤出以后，他才下达撤离的命令。这时，北门已被敌人封锁了，幸好向导提醒，卢胜遂带领大家从西门撤离了云霄城。这一仗，红军游击队共夺缴钞币1万余元，银元300多块，解决了红三团和独立营的经费和冬衣，并取出一部分送给根据地群众。云霄保安团队闻知，立即赶回云霄县城“保驾”，敌人对平和根据地的“清剿”终于被粉碎了。
至此，卢胜带领红军游击队在云和诏地区开创了上接靖和浦，下连潮澄饶，闽粤边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的革命局面。
（四）
1936年10月29日，国民党陆军第一五七师（即粤军一五七师师长黄涛）奉命率部由粤东调驻闽南。翌年初，一五七师不分白天黑夜地“围剿”红军游击队，手段极其狡诈，对云和诏根据地和红军游击队造成很大的威胁。卢胜紧紧依靠根据地人民，利用有利地形，采取灵活战术，同敌人展开了游击战。敌人的主力一来，他们就上山回避；敌人一走，他们就打民团，打地主武装。敌人“围剿”这座山，红军游击队就上那座山，把敌人拖累拖垮，并杀伤了一部分敌人。
正当闽粤边红军游击队进行艰苦卓绝的反“清剿”斗争的时候，全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日创造了条件。
1937年2月间，中共闽粤边特委在山内召开特委扩大会议，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争取一五七师合作抗日，同时向中共南委作了汇报。卢胜和吴金根据特委会议精神，积极推动云和诏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停战议和工作的展开。同年3月5日，中共南委对闽粤边国共两党的和谈作了五点指示，特委再次给一五七师写信，并派卢叨为代表于1937年5月在平和县郭坑村同一五七师的代表进行首次谈判。同时将南委的指示信转给闽西南军政委员会。
从5月下旬起，何鸣、吴金等到漳州继续与粤军代表张光前、李宏达（参谋处长）等谈判。6月23日，特委就合作抗日改编红军游击队问题发表《告闽南同胞书》，同时宣布将闽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卢胜任闽南第一支队支队长，何鸣任第三支队支队长。在特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卢胜和林路、王胜、朱曼平、彭德清等坚决反对何鸣、吴金未经中央和南委同意，要红军游击队离开根据地的错误主张。与会的多数同志都支持卢胜的正确意见。这时，部队中的许多同志提出了“换帽子”（指换戴有国民党党徽的帽子）的问题。卢胜从国家民族存亡这个大局出发，阐明了当前中华民族的头号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换帽子”是为了打败这个大敌的道理，进一步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认识。6月26日，双方谈判成功，在漳州签订了合作抗日的“六二六政治协定”。
协定签定后，何鸣未得南委同意就带领红军游击队离开根据地。7月1日队伍到达小溪镇，2日，经粤军点编后，改编为闽粤保安独立大队。“七七”事变后，在粤军的催促之下，何鸣带领红军游击队于7月13日进驻漳浦县城。与此同时，国民党第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以“纪念第四路军成立一周年”为名，窜到漳州筹划“缴械”。15日，余汉谋、黄涛乘专机到福州与陈仪密谋后回漳。当夜，黄涛以红军游击队“行动越轨”为由，命令驻漳浦的粤军四七一旅于16日对红军执行缴械。接到密电后，四七一旅以集中点名发饷为名，通知红军游击队于第二天上午8时到县城体育场集中。何鸣未将这一重要情况向卢胜和王胜通报。
7月16日上午，何鸣要卢胜将队伍集中到体育场，卢胜责问何：“集中部队干什么”？并坚决表示：“我不干”。后来队伍由值日连长符义山带到体育场。在体育场上，卢胜对国民党的“缴枪”阴谋表示极大的愤慨，他当即示意搞武装反击，但遭到了何鸣的阻止。结果千余名红军游击队被一五七师不发一枪地全部缴了械。
“何鸣事件”是国民党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的反共政策所造成的，而何鸣等的严重右倾麻痹思想，则使国民党的阴谋能够得逞。“何鸣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卢胜和王胜以及林长兴、欧育超、陈高顺、林少克等人在孔庙进行个别商议，决定乘敌人未加岗哨，跑出去重建革命武装。当卢胜将这一情况告诉何鸣时，又遭到何鸣的反对。
当天深夜，卢胜带领约50个老战士迅速潜出漳浦县城。在漳浦党组织的有力配合下，先行到了下布清泉岩。卢胜和何浚、朱曼平等见面后，都感到很沉痛，他们连夜开会，一致决定：不论环境怎样恶劣，一定要重建革命武装。第二天，何浚通报了我地下交通站送来的张敏等被捕的不幸消息，于是决定先成立新的中共闽粤边特委。大家推选何浚任书记，卢胜和林路、朱曼平、王胜等为委员。接着，宣布重建闽南红三团（对外称：闽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三支队），卢胜任团长兼政委，王胜任参谋长。卢胜在集会上表示要尽快恢复革命武装，要和大家一起坚持斗争，直到最后的胜利。同时，他要求指战员以高昂的革命热情，用模范的纪律来发动广大群众参加红军游击队。
为了解决部队吃饭和装备问题，让群众知道红军还在。卢胜首先指挥队伍在漳浦县下楼村镇压了搞反攻倒算的反动保长蔡溪海。然后将部队分赴尪仔石山、乌山、大芹山、狮头山、梁山等地活动。他带着20几人先到尪仔石山，在五南区委的配合下，用锄头挖出了早先埋在山洞里的老式五排枪和旧枪七八支，再从深山进入仙石、梅林、水晶坪，到云和诏地区恢复和发展革命武装。
同年10月间，卢胜带领红军游击队和闽西革命武装到平和四近塘、大沙岗等地进行抗日宣传时，遭到省保安第三旅第三团第二大队张阁部及云霄、诏安、平和三县保安团队共400多人的进攻。为了反击敌人的进攻，卢胜强调共产党员要冲锋在前。他亲自带领一支武装在大沙岗一带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保安团，歼敌70多人，并缴获26支枪和400多发子弹。接着，卢胜抓紧配合当地党组织在这一地区扩大红军，建立政权。年底，红军游击队发展到300多人。三年游击战争中，特别是“何鸣事件”发生后，卢胜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挺身而出，对重建革命武装，恢复与发展闽粤边区的游击战争，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闽粤边区革命斗争十分关怀。“何鸣事件”后，毛泽东指示张云逸找余汉谋，要其迅速将闽粤边红军游击队的人、枪如数归还。同时指示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在与国民党谈判时，必须吸取“何鸣事件”的教训，反对国民党提出的要我们游击队全部集中的要求。后经我方多次抗议与交涉，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不得不归还闽粤边红军游击队300多支步、机枪。
正当闽粤边特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合作抗日问题时，许多同志由于“何鸣事件”对国民党怀有深仇大恨，对和谈还很不理解，担心再受骗上当。卢胜耐心地向指战员们进行说服，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党中央关于合作抗日这一重大决策的深远意义和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的新形势。
1938年2月，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奉命集中于龙岩白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一营，闽西红九团一部为第二营，卢胜任团长，叶道之任副团长，王胜任参谋长，廖海涛任政治部主任。
（五）
1938年3月1日，卢胜率领第四团第一、二营在龙岩后田参加新四军第二支队举行的北上抗日誓师大会后，从龙岩出发，途经下杭、新泉、长汀、瑞金、于都、赣州、樟树等地，于4月中旬，与新四军一、二、三支队胜利会师。粟裕原领导的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改编为第四团的第三营。至此，第四团编制完整。
5月间，卢胜率领四团经安徽太平县，到达泾县田坊后，调新四军军部参谋处工作，由张道庸（即陶勇）接任四团团长，7月19日，卢胜出席了新四军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和出席党的“七大”代表。尔后，他又参加了新四军政治工作会议和新四军参谋会议。期间还参加新四军教导总队第九队学习，这是卢胜从事军事斗争以来第一次较为系统的学习，因此他十分珍惜学习时间。几个月中，他既学政治又学军事，受益很大，对部队的政治教育工作有了更深的认识。他认为，政治思想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因此必须放在连队，并要从实际出发，经常性地进行。同年10月卢胜学习结业后，仍回原四团，改任团政委。不久，卢胜和团长陶勇接受新任务，进入“江句溧边区京津路以东、京杭路西南、溧武路以北及溧武路以南之一部”，担负打击和牵制敌人，破坏敌人交通的任务。
初到这一地区，由于一些顽固分子制造谣言和挑拨离间，当地群众不敢接近四团，区乡保甲长也找不到。卢胜和陶勇执行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坚持进步的正确方针，积极宣传新四军的致治主张，努力团结各党派和各阶层人士，同时揭穿敌人的欺骗阴谋。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消除了隔膜，减少了成见，还帮助当地群众组织区乡动员委员会、各业抗敌会和民众武装游击队。
1939年11月11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派卢胜和陶勇率领四团团部和第二营协助苏鲁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将13万发子弹运送到江北。任务完成后，四团在斯马、大桥地区休整补充。11月下旬，江南指挥部决定四团以“苏皖支队”名义挺进扬州、仪征、六合、天长地区开展抗日斗争，任命陶勇为司令，卢胜为政委。这项任务很艰巨：沿途有纵横交错的天然障碍，还有日伪军的层层岗哨封锁。在苏皖支队党委会上，卢胜强调指出：这是一次不平常的行军，为要保证队伍安全到达目的地，行动要秘密，动作要神速。为了斗争的需要，卢胜改名为李胜，张道庸改名为陶勇。
年底，队伍从朱荡出发，在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帮助下，安全地越过了溧武公路，渡过了陵口附近的运河和日军严密封锁的沪宁铁路，到了挺进纵队第三团驻地——扬州东乡的吴家桥。紧接着，他们又到了邵伯湖畔的六闸，由此渡过邵伯湖。苏皖支队到达扬州西边陈家集一带后，没有公开部队的身份，当地群众见了这支军队既怀疑又害怕。卢胜要政治部的同志深入进行宣传，讲抗日的道理，并自己带头帮助群众挑水拾柴，打扫院子。当地群众高兴地说：“这才是真正的抗日队伍！”期间，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卢胜率领一支队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枪未放，就把大仪集、甘泉山两个最凶恶据点拔掉，推动了我军工作的展开。
苏皖支队移驻仪征以北的月塘集地区后，接连向日伪军发起攻击，不到一个月，全歼伪军两个连和一个伪警所，并一度切断天（长）、扬（州）公路。日军大为震动，遂纠集日伪军800余人（内日军200人）于1940年2月18日分进合击月塘集。卢胜和陶勇在摸准日伪军的意图后，采取外线作战。他们很快地将苏皖支队机动移出月塘集，埋伏在附近地区，然后派出小股部队负责警戒。当敌人刚进入月塘集时，卢胜和陶勇即指挥部队利用夜间再突入，在月塘集与日伪军激战三小时，杀伤日军30余人，伪军60余人，缴枪40余支，迫使日伪军于第二天拂晓仓皇撤回。月塘集战斗的胜利，打击了日军的气焰，震慑了伪军和顽固势力。广大群众拍手称快地说：“有了新四军，打鬼子有奔头了，我们有救了！”卢胜和陶勇率领的苏皖支队从此在皖东站住了脚。
半个月后，卢胜和政治部的同志开始在仪征地区进行建党工作。期间，他和陶勇率领苏皖支队主力配合四、五支队在津浦路西反击进犯的顽敌，取得了高塘铺等战斗的胜利。
正当我主力在路西反击桂系顽军之际，韩德勤部集中8个多团的兵力于3月19日围攻半塔集地区。半塔集第五支队留守机关及部队仅1000人，形势十分危急。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和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闻讯，当即令半塔集部队固守待援；令挺进纵队主力西援；令江北第五支队和苏皖支队东援。接到命令后，卢胜和陶勇日夜兼程带着主力赶回，在王店集、莲塘一带，猛打韩顽的第十九、二十两个团，配合挺进纵队和第五支队粉碎了桂顽、韩顽3000余人的围攻。
半塔集反顽斗争胜利后，卢胜和陶勇等在耒安、嘉山、盱眙、六合、天长、仪征、高邮、宝应八县建立了联防办事处，按照三三制原则组成县政府。接着，在广大乡村发动减租减息运动，进一步改善群众生活。与此同时，卢胜领导政治部，协同地方政府在各地掀起了参加新四军的热潮。在很短的时间内，苏皖支队充实满员，还扩大了一个特务营。
1940年6月下旬，卢胜他们正在天仪扬地区活动，突然接到陈毅司令员直接发来的急电，说：“苏北韩、李等顽，集结十倍于我兵力，企图歼挺纵于郭村地区，着令苏皖支队火速驰援。”支队党委决定立即出发，新来的未编入的人员边走边调整，卢胜率第二营赶往郭村。时值夏季，酷暑行军，上晒下蒸，闷得叫人透不过气来。卢胜和战士一样，带着全副装备急行赶路，汗水从他的脸上、胸前、脊背上直往下淌，脚被荆棘划伤了，他一点也不在乎。队伍昼夜兼程两天一夜走了200余里路，赶上了先行部队。然后他们夜渡邵伯湖，跨越天扬路，到达郭村西南10余里的杨家桥一带。
郭村位于泰州西北20里，是个不到万人的村镇，挺进纵队机关就驻在这里。卢胜和陶勇将部队安置后，立即进村向挺进纵队司令叶飞和政委吉洛（即姬鹏飞）报到，叶飞详细介绍了敌情。根据当时情况，决定挺纵守住郭村，苏皖支队守住西边的麻村、杨家桥一带。6月28日，敌伪李长江部开始对我发起进攻。卢胜和陶勇指挥部队在杨家桥击退了颜秀五部的猖狂进攻，黄昏后，纵队领导分析了敌情，认为郭村是敌人进攻的重点，决定苏皖支队进入郭村，集中兵力保卫郭村。
当夜，卢胜和陶勇率领苏皖支队进驻郭村以北地区（即北线），连夜加修工事。郭村的老百姓都赶来参加，军民齐动手的场面十分感人。果然第二天，李长江率领其部向北线和南线同时发动了进攻，并叫嚣当天拿下郭村。从拂晓开始，顽敌一批又一批地发动猛攻，卢胜十分沉着地指挥部队进行反击，一次又一次地把顽军打退了。第二天顽军又对南、北两线发动猛攻，但到了下午，顽军的攻势减弱了。卢胜根据当时的情势，趁顽军被打退时，带领小分队来一个“猛虎下山”。一个反击，把顽军冲得晕头转向，拼命逃窜，后退了好几里。
1940年7月3日，陈毅赶到郭村，继续争取“二李”（即李明扬、李长江）中立，孤立韩顽（即韩德勤），打开苏北局面。泰州“两李”在兵败城危和我一再争取下，允守中立。新四军终于取得了政治和军事的双胜利。
郭村保卫战之后，苏皖支队和地方武装改编为第三纵队，卢胜任纵队政治部主任，他随第三纵队继续东进。韩顽发现新四军东进，即令保安第四旅和税警总团实行南北夹击，妄图消灭我东进部队。根据两部敌人的不同情况，卢胜和三纵领导采取不同的对策。三纵首先在北新桥一带将陈泰运部击溃，战后又将俘虏和枪支如数归还，以示团结抗日，然后，立即掉头向南，迎战何克谦部，经过一番激战，将保安四旅歼灭。进入黄桥后，卢胜带领三纵政治部同志立即开展抗日宣传，同时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抗日政权、地方武装和群众团体，逐步建立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同年9月初，韩顽指令驻姜堰的顽军保安第九旅张少华部严密封锁黄桥地区的粮食来源，并挟制鲁皖边游击总指挥部、税警总团，企图将新四军压缩到沿江狭小地带，然后勾引日伪合击。
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采取打开姜堰、突破封锁的战略，把任务交给三纵和二纵。接到任务后，卢胜立即深入部队，协助陶勇挑选优秀战士组成突击队，并亲到突击队进行反顽斗争动员。经过一昼夜的激战，突击队攻克了姜堰，歼灭保九旅100余人，缴获大批装备和军需品，粉碎了韩顽的堡垒封锁政策。
新四军攻占姜堰之后，为了顾全抗战大局，9月30日新四军将姜堰让给李明扬、陈泰运部，韩顽得知后，极为恼恨，自恃兵多粮足，决计进攻黄桥。蒋介石也电令安徽李品仙、江南顾祝同积极策应。为此，韩顽、李守维及“二李”等于1940年10月初倾其主力攻击黄桥。与此同时，日军也加强了对长江的封锁。韩顽扬言“要把新四军赶下江去喝水”。形势十分严峻，苏北指挥部采取以黄桥为轴心，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三纵接到正面阻击顽军、坚守黄桥的任务后，迅速进入黄桥，在黄桥中学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卢胜在会上讲话。他首先指出黄桥决战，我军必胜的三个有利条件。接着，号召全体共产党员要以顽强勇敢的牺牲精神，同顽军决战，一定要在黄桥打一个胜利的歼灭战。大家一致表示：有三纵队就有黄桥，一定要守住黄桥！全纵队指战员斗志昂扬，紧张地进行了战斗准备。卢胜又召集黄桥乡、镇、保、甲长和地方绅士开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他们一致行动，共同保卫黄桥。然后，他又检查了后勤、救护及民运等项工作。黄桥战役之前，他的工作十分繁忙，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10月4日，韩顽的三十三师直逼黄桥东门，在两架飞机的助威下，连续发起了七次冲锋。卢胜在黄桥东门前沿指挥所，配合粟裕和陶勇指挥部队反击顽敌的进攻。当黄桥工事大部被顽敌毁坏，顽军一部突进东门时，卢胜果断地指挥部队，以有我无敌的精神，同敌人展开拼杀，夺回了阵地。到了中午，卢胜又指挥队伍突然出击顽军。敌人退得快的跑掉，来不及退的40余人都当了俘虏。顽军不甘心失败，增加兵力，发动了更残酷的进攻，一直打到黄昏，但黄桥仍在我军手中。激战中，我军付出了很大代价，伤亡甚多。正好这时，新四军第四团三营从江南赶抵黄桥附近。卢胜立即将这一消息向指战员通报，大家斗志倍增，在陶勇司令员的带领下，以锐不可挡之势，正面出击敌人，配合第二纵队聚歼韩顽第三十三师，并俘捉师长孙启人。韩顽另二路敌军于第二天在一、二纵队的反击下，也遭到了同样的下场。韩顽见大势已去，率残部向兴化方向溃逃。陈毅、粟裕命令部队乘胜追击，先后攻占了海安、东台等地。是役，新四军共歼韩顽11000余人。黄桥战役胜利后，第三纵队续向东发展，开创了苏中四分区的抗日新局面。
（六）
1940年10月底，第三纵队东进四分区（即苏中第四行政区，包括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四县，简称通如海启）。这一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第三纵队进驻掘港后，积极地开展对国民党地方上层人物的工作，并协助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还按三三制原则，建立县级抗日民主政府。卢胜带领工作组，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减租减息。他是海南人，普通话说不好，当时韩念龙负责地方工作，能听懂广东话，于是当了卢胜的“特邀”翻译。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第三纵队整编为第一师第三旅，陶勇任旅长，刘先胜任政委，卢胜任政治部主任。苏中地区已由“三角斗争主要形势变为两角斗争形势”了。新四军的主要任务是：“反对敌人和汉奸伪化苏中，保卫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卢胜一面组织政治部同志进行宣传发动，开展对日伪作战；一面积极发展苏四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搞好军队与地方之间的团结。同时，还负责发展新党员、建立党支部等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他还配合陶勇等指挥部队多次袭击日伪军，并对日伪南通县重要据点石港发动攻坚战，全歼守敌5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6挺、长短枪345支。
同年7月20日，乘日军对我华中地区发动大规模夏季扫荡之机，卢胜协助陶勇率领三旅主力向南通、如皋境内的伪军据点和交通沿线展开了袭击，先后攻克金沙、马塘、石庄等重要据点，日伪顾此失彼，不得不于8月初南撤。新四军主力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收复了阜宁、东沟、益林等地。
这一年12月，日军又对苏中根据地发动了冬季大扫荡。根据师部部署，卢胜指挥一部首先于丰利花市街一带对日伪军发起突击，速战速决，全歼伪军一个多团。接着，又和一旅三团合击日军一个大队及伪军500余人，激战17小时，逼使日伪军撤出了三仓河地区。随后，三旅和一旅主力，配合地方武装，以10个团兵力进行反扫荡战斗，在纵横数百里地带，全线出击日伪军，毙伤敌人500余人。这一仗，振奋和坚定了苏中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
进入1942年，苏中敌后斗争形势处于相持状态。这一年2月，日伪军在扫荡强港等地同时，出动了日军300人，伪保安大队约两个营进占一仓河，妄图长期占据。按照四分区的统一部署，卢胜率领二个营，采用围点打援战术，攻打驻一仓河的日伪军。经过一夜激战，毙伤敌人近80人，逼走了日伪军。自5月以来，卢胜平均每两天参加一次战斗。6月，日伪军对四分区再次发动大扫荡，历时一个月。三旅主力共毙伤日伪军430余人，俘日伪军近百人，为此受到师部的嘉奖。
1942年9月，日伪军对四分区发动第三次大扫荡，卢胜亲临南通警卫团布置反“清剿”斗争。针对日伪军的阴谋，他指挥警卫团一部迅速移到日伪军侧后，择其弱点，不失时机地袭击，使日伪军的报复“扫荡”以失败告终。
1943年1月，卢胜在苏中如皋童家店与姜斑华结为革命伴侣。姜斑华，江苏省南通县人，1923年生于一个贫民家庭。在抗日洪流中，15岁的姜斑华毅然离家参加革命，在共产党领导下，投入抗日斗争。1940年到郭村参加新四军，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姜斑华与卢胜志同道合，结婚后，她既是“贤内助”，又是创业者，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她始终坚持斗争，即使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也以坚强的毅力去战胜，从来不拖“后腿”，受到组织和同志们的好评。这一年3月，卢胜前往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出席党的“七大”。途经涟水县大黄庄时，卢胜和部分代表遭到日军的伏击。突围时，他的腿骨被打断，送往新四军军部医院治疗，后转到新四军第二师指挥部养伤。
同年8月29日，苏中区党委发出了《关于整风学习致各地委的电示》，明确提出：“今后应以整风为第一位任务，一切工作必须围绕第一位中心工作”。卢胜在华中党校参加第一期整风运动。他结合四分区的实际，分析分散主义、自由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对部队的侵蚀与影响，还联系因“左”的政策肃“AB”团，而造成严重后果的教训。当时，他负责两个组的整风学习，未发生“左”的偏差。
1944年5月，卢胜调任新四军第一师组织部长。他认真贯彻中共苏中区党委决议，为迎接战略反攻，培养和贮备干部做了大量工作。他管理干部，爱护干部，原则问题毫不含糊。对不同个性的干部，他善于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启发教育，从不摆架子，因此，大家有意见敢提，有心里话敢讲。那时，部队中的高级干部多数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老战士，为更好开展地方工作，卢胜注意吸收苏中地区的新干部，加强了基层政权建设，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尤其是卢胜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部队中注意发挥这支力量的作用。当时，苏中军区文工团芦氏姐弟俩，早期曾在国民党机关做事，参加新四军后，已向组织做了交代，整风运动中，他们又作了深刻的认识。但有的同志仍揪住不放，主张要“算帐”。卢胜一面耐心地说服要“算帐”的同志注意政策界限，不搞过火的斗争；一面坚持重在思想教育，予以留用。
在整风中，一些地方因受康生的所谓“抢救失足者”的影响，在执行政策中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出现过某些偏差，伤害了一批干部。卢胜根据苏中区党委的指示，认真地进行了甄别平反工作。1945年，经华中局批准，卢胜和陈丕显、管文蔚、吉洛等担任苏中区党委委员。这时，因工作需要，卢胜调回四分区，先后担任苏中第四军分区司令、政委兼四分区地委书记。他从四分区的实际出发，制定了群众运动的方针与任务，把农村中的雇农、作坊工人、独立手工业工人等普遍地组织起来，巩固和扩大了四分区解放区。
在四分区，卢胜积极贯彻我党中央和华中局的指示，深入到县参加扩军运动，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如在如皋县一次就有1300人穿上了军装。至1945年5月，四分区除主力得到补充外，各县还组建了新的独立团或警卫团。卢胜还参与领导了以尊干爱民运动为中心的政治整训，组织广大指战员认真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及反对军阀主义倾向等文件，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为战略反攻准备了力量。
1945年8、9月间，为贯彻毛泽东关于《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指示，卢胜和张震东司令指挥四分区部队先后攻克三余、马塘、新港等地，并乘苏中主力部队攻击运河沿线城镇之机，率领四分区军民在串场河沿线发起强大的攻势，一举收复了日伪军占据的安丰、丁溪、白驹、刘庄等10余处。在解放海门、丰利等城镇之后，卢胜和张震东又指挥四分区特务团配合军区特务团攻击盐棉经济重镇——大中集，当场击毙伪十九旅旅长谷振之，俘伪军1500余名，缴获炮14门，轻重机枪43挺，步枪900余支以及其他军用品。这一年中秋节，卢胜与张震东冒着倾盆大雨，率领部队攻克如皋县城，歼灭伪军独立第十九旅等部共3000余人，接着又指挥部队攻打丁埝镇、伍佑等地。同年10月8日，卢胜与张震东率部又攻克了盐城。
在生活方面卢胜一向艰苦俭朴。那时部队打仗，地方给部队送来许多慰劳品，还有从日伪军那儿缴获的战利品。每当组织上将战利品或慰劳品分配给卢胜时，他总是再分送到干部和战士手里。平时，他从来不向后勤部门伸手要东西。对待干部他不但在政治上十分关心爱护，在生活上也关怀备至。那时有一位工农干部，打仗很勇敢，表现很好，可是一直找不到爱人。卢胜知道这件事后，立即指示民运部门与地方党委联系，后来通过妇女会帮助那位干部找到了伴侣。
同年11月10日，为适应反攻后的新形势，新四军原一、四、六师主力组成华中野战军，部队分编为六、七、八、九四个纵队。卢胜担任了第七纵队政治部主任。12月19日，华中野战军发起高邮战役。21日七纵队一举攻克邵伯镇等地，歼灭日伪军1500余名，并切断了高邮日伪军南逃的退路，26日我军胜利攻占了高邮城。13年来，卢胜和指战员们第一次在县城——高邮城欢度春节。至此，苏中地区已大部解放。
（七）
1946年5月8日，华中野战军第一师第一旅在江苏如皋城宣告成立。张震东任旅长，卢胜任政委。全旅共6170人。下辖第1、2、3团。一旅成立后，卢胜和张震东立即组织部队进行紧张的战备整训，并开展拥政爱民活动。整训期间，一旅补充了约400名新兵。
同年6月底，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序幕拉开后，敌人大举进攻泰兴、宣家堡等地，卢胜根据华中野战军一师的指示，于7月13日夜，率部参加苏中战役。这是建旅以来的第一次战役。从7月13日至9月12日的连续六次战斗中，一旅共歼敌人7292人。随后，卢胜带领部队自海安水运北上，先后攻占了吴庄、大孙庄、蒋家庄、高家荡等地，歼敌600余人。至此，涟水保卫战胜利结束。接着，卢胜和张震东等率领第一旅北上山东，参加鲁南战役，取得歼敌3714人、活捉敌中将师长周毓英的辉煌战果。此后，卢胜又指挥一旅，配合三旅，胜利地进行了枣庄战役。
同年11月3日，卢胜率领部队东进徐家休整。期间，在全旅开展了功劳运动，造成“争插红旗”的热潮。新华社为此向全国发了专题报道。
1947年2月7日，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并组成华东野战军，一旅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第10师，卢胜任师长、韩念龙任政委。原辖的一、二、三团依次改为二八、二九、三〇团，全师指战员达7900人。整编后，部队继续北上，在莱芜战役中，歼敌1340人，缴获一部分枪支。
同年5月13日，为粉碎敌人与我在鲁中决战的企图，华野发起了孟良崮战役。第十师接受主攻战斗任务后，卢胜和韩念龙一面抓紧对部队进行战斗动员，加强战场宣传鼓动，准备连续作战；一面指示后勤人员要以高度负责精神，克服一切困难，保证部队有饭吃，有水喝，不丢一个伤员。同时还召开各级干部会议，介绍敌情，使全体指战员信心百倍，斗志昂扬。
战役发起后，卢胜亲临第一线指挥部队围歼“王牌”军，与敌人死打硬拼。副师长俞炳辉积极协助卢胜指挥战斗，不幸身负重伤。当敌人退缩于600高地与孟良崮，并企图作最后挣扎时，卢胜立即调整战斗部署，亲自带领二个营向高地发起强攻，配合各友邻部队攻占高地，造成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七十四师全军覆灭。
孟良崮战役结束后，卢胜和韩念龙率领第十师进驻匡庄，后移驻五口地区休整。同年6月6日第十师奉命西进歼敌，因沂蒙地区敌军慑于被歼，蜷缩一团而未打成。25日，敌人开始发起所谓的“鲁中第三期会战”。30日，卢胜率领第十师向鲁南挺进，奔袭费县。7月7日，攻占费县，全歼守敌。尔后又向津浦路进击，逼使敌人停止对我鲁中山区的进攻。卢胜即转兵南下，配合友邻一纵会攻滕县。时值雨季，暴雨连降，河水突涨，给部队带来巨大的困难，衣服淋透了，凉风一吹，浑身都起鸡皮疙瘩；双脚泡“胖”了，让砂石一磨，出现道道裂口；所剩无几的粮食发霉了，大部分连队断了炊。这时偏偏又遇上了险恶的敌情——陷入了国民党七个整编师，20多万兵力的三面夹击。当时，敌人认为，如果把叶、陶领导的一、四纵队吃掉，整个华东战场的形势就要改变，所以他们下了个大赌注。
7月20日，四纵和一纵停攻滕县向东挺进时，国民党第六十五和八十五两个整编师正并排向我逼近，其先头部队距滕县仅20余里。24日，当我撤到枣庄以东地区时，敌整编第七、四十五、五十七师和新五师又从临沂方向赶来。此外，又急调整编七十五师自泗水南下，于津浦路一线进行阻击。情况异常紧急，能不能从几十万敌军的包围中杀出来？
为了粉碎敌人七个整编师向我追击合围的阴谋，叶飞和陶勇决定留下第十师迷惑、钳制敌人，掩护主力部队调头向西，跨过鲁南，挥师津浦路，进入鲁西地区。总部要求卢胜、韩念龙他们不论付出多大代价，一定要保证主力突围，任务完成后同山东内线兵团汇合。接受任务后，同志们都在掂量这副担子的份量。眼下，全师总共才4600多人。师的主力三十团给调走了，一纵三团是刚补充的新兵团，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在前一段战斗中有很大伤亡。从兵力的调配和使用上看，总部领导是下了最大的决心，万一向东的行动失败，全师是要损失的。卢胜和韩念龙二话没说，就将这一艰巨的任务接受下来。他对组织、军事、政治、后勤等方面的工作，做了仔细、周密的部署，要求部队“咬紧牙关，克服困难，战胜敌人”。为了节省时间，师部领导做了分工，卢胜和韩政委到二十九团、张日清主任、余光茂参谋长分别到二十八团和三团具体传达任务，部署战斗行动。
部队出发之前，陶司令特意把卢胜他们找到纵队部。他们走进陶司令的屋里，桌上早已摆好几盘菜，还有一瓶老酒。卢胜心里清楚，这是送行饭。它既有鼓励、期望之意，又充满着依依惜别之情。陶司令走过来，紧紧握住卢胜他们的手，那双饱含深情的眼睛盯了半天，屋子里的空气沉闷极了。当他端起酒杯时，手颤抖得把杯里的酒都洒了出来。他终于开口说：“老卢、老韩，这次留下你们孤军和几十倍的敌人周旋，必定凶多吉少；但为了大局，必须这样做，你们要多多保重！”陶司令的一举一动和充满深情厚意的话语，感染了卢胜，他的眼光不知不觉地有些模糊了。干杯之后，他立即表示：“请司令员放心，即使剩下一兵一卒，也要掩护主力安全转移！”
25日一早，当卢胜率领部队到达枣庄东侧的鼻子山时，二十九团的前卫连同敌人遭遇了，卢胜立即命令各部，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准备阻击敌人。
当卢胜他们登上山顶后，发现敌人正在山脚下的一条乡村路上成一线展开。卢胜核计，要迷惑、钳制敌人，就要摆出个架式，以顽强的抗击和猛烈的火力吸引敌人。因此，他调整了部署：二十九团居中，东北侧为三团，西南为二十八团，在十里长的鼻子山地区组成一条半月形的防线。
七点多钟，各团刚刚构筑完简易工事，敌人就发起了进攻。成群的炮弹呼啸着飞来，巨大的爆炸声震得两耳胀痛，有几发炮弹落到师指挥所附近。一时，鼻子山上飞砂走石，烟尘冲天。在敌人炮火延伸的同时，敌人满山遍野地冲上来，卢胜立即命令：“各团要狠狠地打，坚决守住阵地，保证主力突围！”顷刻间，整个鼻子山到处响起急骤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这是第十师离开主力部队后第一次同敌人交锋。这一仗很关键。由于卢胜指挥部队打得狠，打得猛，很快就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进攻。紧接着，敌人又发动了第二次、第三次进攻，火力一次比一次猛，连飞机也赶来助战，不时低飞扫射，或投下成批的炸弹。凭多年征战的经验，再顽强的敌人卢胜也不在乎。可这一次，由于关系到能否拖住敌人，完成掩护主力转移的重要任务，他的心情随着枪炮声时紧时松。卢胜让作战参谋每隔10分钟同各团联系一次。他一会儿到电话机旁坐上两三分钟，一会儿又拿起望远镜，仔细观察战场。战斗一直持续到中午12点钟左右，枪声才逐渐地稀落下来。由于大家齐心协力，用钢铁般的战斗意志铸成了一道攻不破的防线。敌人的第二、三次进攻全以失败告终。
经过三次较量，敌人以为真的碰上了我军的主力部队，便调动大量敌军向我逼近。卢胜和韩念龙指挥部队陆续转移到石桥、张家庄、黄连山一带继续阻击敌人。第二天上午八时许，当部队到达山脚时，敌人的先头部队也赶来，我军虽抢先占领了半面山。但敌人依仗强大炮火，猛烈轰击我军阵地，我二十九团有80多人伤亡。
在这关键时刻，卢胜决定使用炮兵。他把所有炮弹都拿出来教训敌人。一下子，敌人被打得丢盔弃甲地退了下去。但20多分钟以后，敌人又穷凶极恶地发起了进攻。当敌人距前沿五六十米远时，卢胜下令战士们把几十斤甚至上百斤重的石头块，接二连三地推下去。刹那间，满山的石头块滚滚而下，吓得敌人“哇哇”乱叫，东躲西藏，动作慢的当即被砸死撞伤……。两天来，部队减员较大，只剩下2500余人，仅伤员就有300多人。再说，粮食也没有了，战士们的鞋子早就跑烂了，许多辎重和多余的武器成了累赘。卢胜和韩念龙等一起研究，决定采取果断措施，轻装前进。他们把伤员交给当地的鲁南独立团，或分散到老百姓家里。粮食让各单位自己解决，但不许违犯群众纪律。笨重的大炮、多余的枪支、物资一律就地埋藏。由于丢掉了包袱，部队的活动能力增强了。
鲁南的仲夏正是雨季，淅淅沥沥的小雨，下起来几天都不停。雨水从光秃秃的石头上源源地流下来，头天过沙河水没小腿，第二天返回来时，水就有齐腰深，遍地泥泞，寸步难行。两只脚整日泡在泥水里，脚趾间让沙石磨来磨去，变得红赤赤的，有的起了黄水泡，每走一步，都疼得象针扎一样。有一天，卢胜到二十八团去了解情况，正巧赶上九连副指导员沈明章在动员一名战士行军。卢胜过去一看，那个战士的双脚磨掉的肉皮，烂得左一块，右一块的，坐在路边苦苦地央求着。“副指导员，我可不走了，你们给我留下个手榴弹就行了，如果碰上敌人，我就跟他们拼！”卢胜告诉沈副指导员，一定想办法把他带上，不能丢下一个战士。
为了解决走路问题，干部们想了不少主意。有的同志把衣服、背包撕成布条包脚，结果顾了下边，就顾不了上边，只好打赤背。有经验的老兵把山东老乡送的留作纪念的“大傻鞋”拿出来，这种鞋，底子又厚又硬，很结实。可是，一双鞋，老兵让给新兵，新兵让给干部，干部又送给病号，谁也不肯穿！那时，营、团干部都有马，可是谁也不肯骑，全让给了伤病员。同志之间的阶级友爱，此时显得特别珍贵。经过六天六夜，大小18次战斗，卢胜他们终于为主力部队的安全转移，争取了时间。
下一步的任务就是选择适当时机，把剩下来的同志全部带出去。部队渡过沙河，驻扎下村的当晚，卢胜派侦察员去抓“舌头”，在了解到准确的消息后，决定部队星夜出发。他们顺利进至九女山、大炉一线。接着，分两路一举穿过临（沂）费（县）公路，直达鲁南解放区费县东侧的岭子后村。然后，到了诸城以西的无忌地区。在那里，卢胜他们总结鲁南行动，开展评功、庆功活动，并为牺牲的烈士开追悼大会。华东军区特发来贺电，表彰卢胜他们顾全大局，战胜艰难险阻，苦战六天六夜，胜利完成掩护主力西进的任务，给全师部队以巨大鼓励。
此后，卢胜和韩念龙率领第十师转战胶东。胶河战役胜利后，卢胜和韩念龙率我第十师南下，解放了诸城。同年12月19日，卢胜和韩念龙率领第十师自饮马地区踏上了归建的征途。
（八）
1947年年底，整个敌我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革命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敌人在连遭失败的形势下，被迫改变其战略计划，特别加强了对中原和华东地区的防御力量。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中央军委对华野作了新的部署，决定我第四纵队和第一、六纵队挺进江南。
1948年5月下旬，位于兰封、菏泽一线妄图阻我南进之敌主力新五军和七十五师、十八军等部正南下黄泛区，仅留五军之四十一旅、骑一师于定陶、曹县一线监视我军行动。根据我华野总部的决定，卢胜于5月28日晚带领部队南进，6月4日抵达定陶东北之新集一线。敌悉我南渡黄河后，即着令五军和七十五师共六个旅火速北返阻击我军前进，并调兵北上向鲁西南集中，企图和我决战。当敌五军踉跄赶到金乡、定陶一线时，发现我已严阵以待，因慑于孤军深入被我歼灭，即就地构筑工事，以待后续部队赶到，再行北犯。卢胜和师政委利用这一间隙，带着政治部人员进行“访苦”活动，并以当地人民遭受敌五军抢掠烧杀的痛苦来教育部队，启发大家的阶级觉悟，点燃同志们仇恨的怒火。通过“诉苦”，大家看到了每个同志都有一本“血泪帐”，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卢胜还深入连队与那些从鲁南战役快速纵队和孟良崮战役解放过来的战士座谈，使他们进一步认清了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才是为着穷苦大众求解放的人民军队。他们纷纷表示，为穷人的解放，要不怕流血牺牲，坚决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从而激发了部队歼灭敌新五军的决心。6月15日第十师西进，至内黄集附近待机。23日，又奉命东进至羊皮砦、多云地带阻击西援之敌。
24日14时，敌五军一三四团在优势炮火、坦克及空军支援下，向我阵地发动疯狂攻击，卢胜深入前沿阵地果断地指挥部队连续三次打退敌人的冲击。后因防守地形不利，且敌坦克及步兵向我侧翼迂回得逞，战至下午4时左右，我被迫撤出。当晚7时30分，卢胜指挥部队向敌发起突然反击，羊皮砦为我复占，歼敌一个营，击溃两个营，俘敌59名，缴轻重机枪6挺，各种枪26支。随后，卢胜带领部队主动撤出羊皮砦，安全返回。羊皮砦反击战的胜利，严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战斗士气。为第十师安全转入二线阵地赢得了时间，因此得到纵队的通令嘉奖。
龙王店是一个200余户的村庄，村庄四周有一条宽约两米多的干壕沟，内壕上面环绕着三米高的土围墙，区寿年兵团自6月26日转入防御后，在壕外又设置了三道鹿砦。并利用壕沟、围墙等地形地物，改造修筑了许多土木结构的地堡群。围墙内，电波形的新堑壕纵横交错，形成了一个多层的交叉火力网。为分割邱（指邱金泉）、区兵团，我总部决定发起睢杞战役，集中兵力围歼区寿年兵团。当晚，卢胜率部经高阳集、杞胺以南，向桃林岗、欧阳岗以东前进。29日晚逼近睢县西北的龙王店前沿。是时，友邻十一师、纵队特务团、一纵二师和六纵十八师亦进至龙王店前沿，对敌形成了包围态势。
7月1日21时30分，卢胜亲自到前线指挥所，在仔细检查部队的攻防设施后，命令“各分队利用堑壕和青纱帐秘密接敌！”刹时，指战员们象离弦的箭，分成三个突击梯队，对龙王店守敌实施摧毁和压制性射击。敌人不惜一切代价拼命进行反扑。在第十师突破敌前沿阵地前后，我友邻部队亦相继突入。敌人的阵地越来越小，军心动摇了。卢胜立即组织向敌展开多种形式的政治攻势，逼使敌纷纷放下武器。7月2日拂晓，龙王店守敌全部被歼。敌第七兵团司令官区寿年及第六旅少将参谋长王守宏、第十六旅少将参谋长李鹤生等，全成了我军的“网中鱼”。
在我围歼区兵团之际，敌除急令邱兵团火速增援外，又急令敌二十五师、第三快速纵队、交警二总队凑成西援兵团，由黄伯韬指挥，转师西进，以解区兵团之危。当该敌赶到距龙王店东约20公里地时，龙王店之敌已被我全歼。鉴于该敌仓促西来，正处于运动之中，华野首长决定乘我胜利之锐气，围歼该敌于帝邱地区。卢胜率部向东急进。7月3日拂晓进至黄德集、楚楼、雷屯一线后，即下令二十九团及二十八团一部分攻刘楼，造成敌伤亡惨重。当敌溃兵逃向何庄、袁庄时，他又指挥我部歼敌近1000名，俘敌600名，缴汽车数十辆，并乘胜攻占袁庄。6日敌东、南、西三路援军逼近，我华野总部为保持战役主动，决定停止攻击。6日晚卢胜带领部队撤出战斗。在安徽涡阳之五里湾一线休整。卢胜全面总结了第十师新式整军后参加首次战役的经验，经过20余天的休整，广大指战员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军事路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战术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不久，卢胜他们率领第十师进入豫东地区。由于部队遵纪爱民，作战勇敢，圆满地完成了豫东作战任务。
豫东战役和津浦路中段战役胜利后，中央军委决定集中主力发起济南战役。8月25日，卢胜奉命率部自涡阳北上，经半个多月行军，到达鲁西嘉祥地区，在出色完成打击援敌的任务后，卢胜于10月7日率部东进，8日抵达兖州西南休整。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淮海战役，卢胜抓紧对部队进行形势教育，提高了部队争取更大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同年10月，卢胜升任为第四纵队副司令员。
10月26日，第四纵队指战员从兖州往东南方，奔向决战的淮海战场。11月3日，卢胜随同陶司令驻进驼阴以南的孟家渊，4日收到了华野总部的作战命令。5日晚间，纵队在指挥所召开了作战会议。
6日，淮海战役开始了。我华东各路大军一齐出动。横扫了陇海路北侧敌军阵地。乘敌慌乱之时，我主攻部队迅疾调转矛头，直指黄伯韬兵团。黄伯韬一见我军来势凶猛，犹如惊弓之鸟，即由新安镇向西狼狈逃窜。华野总部马上号召全军，不怕疲劳，不怕困难，敌人跑到哪里，就追到哪里！卢胜配合陶勇指挥四纵不分昼夜地猛追敌人。11日拂晓，我部在大兴庄、太平庄等处阵地，与黄伯韬兵团交上了火。为保证围歼仗的胜利，卢胜亲自到第十师传达纵队指示，并深入前沿阵地进行动员、察看敌情，部署作战。当卢胜发现部队已有两天两夜没有正式吃过一餐饭，十分疲劳的情况后，立即告诉杜屏师长：“让部队休整两天，认真做个准备，保证攻下大兴庄”。
14日傍晚，我第十师开始对大兴庄发起进攻。至15日拂晓，我部攻占了大兴庄，全歼敌六十四军四六七团。战斗结束后，陶司令、卢胜和梅嘉生一起来到大兴庄，表彰并鼓励将士们更加英勇、顽强地去冲锋、去杀敌。20日清晨，我四纵一部配合友邻部队攻占了敌七兵团指挥部东碾庄，黄伯韬只身逃到尤家湖。当晚，我纵队主力以猛烈的炮火，与敌激战了四个小时，全歼敌二十五军，并攻占尤家湖。22日黄伯韬率残部企图突围，我部当即全线出击。战至星出月上之时，黄伯韬被击毙，该兵团全军覆灭。
歼灭黄伯韬兵团之后，为保证中原野战军歼灭黄维兵团，卢胜他们又轻装前进，急行军两天两夜。临近第三天中午，赶抵大山口。这时，部分同志由于饥渴过度，行走极为艰难，落伍的战士不断增多，部队开始有些凌乱。恰在这时，卢胜催马赶到，听了杜师长的汇报，并征求几位师长的意见后，他指示：部队稍作休息，消除疲劳，吃饱饭后赶快前进……。卢胜就是这样，他对部队出现的问题，从来不独断专行，总要与大家研究，听取各种意见，从中排除困难。由于卢胜他们的有力配合，中原野战军于12月15日在双堆集地区全歼黄维兵团，并俘中将兵团司令官黄维。
黄维兵团被歼后，华野总部命令我部全线停止攻击，对杜聿明集团采取围而不攻，转入战场休整。休整期间，卢胜经常深入连队，和战士们一道加固阵地工事，对部队进行阶级教育和纪律教育，还协助师团调整战斗组织、整理建制。此外，他还组织对敌军展开政治攻势，争取许多蒋军士兵从敌军阵地脱逃起义。特别是当敌军空运断绝，士兵靠马皮、麦苗、树皮充饥时，由于加紧兵运工作，促使敌军成排成连地携械起义。短短20天中，向我军投降的敌兵达8000余人，相当于两个师。
1949年1月6日，我总部对拒绝投降的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卢胜协助陶勇指挥四纵将士以排山倒海之势猛攻敌阵地。不到三天功夫，连克10多个村庄，歼敌万余人，并逼近杜聿明集团的指挥部。接着，陶勇和卢胜以主力部队猛插敌“心脏”，一举攻克陈官庄之屏障——罗庄、李庄、黄庄户。10日清晨，四纵和友邻部队一起攻占了陈官庄，并活捉杜聿明。这时，陶勇、郭化若、卢胜、韩念龙等纵队领导来到了陈官庄。他们在第十一师师部审问杜聿明。当要杜谈谈对今后战局发展的看法时，杜聿明叹气地说：“蒋介石的主力全打光了，本钱也输光了，你们过江没问题了。”
（九）
三大战役胜利后，全国的军事、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国民党妄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滞我军南进。这时，陶勇和卢胜率部东进山东。在峄枣召开了营以上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一月会议和贾汪会议精神，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坚决打过长江去，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才能建立新中国。期间，部队自下而上进行战役总结，开展报功、评功和选模，并召开庆功授奖大会。卢胜在师的庆功授奖大会上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向全国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我们应当以英雄模范为榜样，丝毫不能松懈自己的斗志。在新的形势下，用革命的手段，彻底干净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
1949年1月下旬，华东野战军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四纵队改为第二十三军，归第七兵团建制。陶勇任军长，卢胜任政治委员。所属部队依次改编为第六十七、第六十八、第六十九师。军部还成立了山炮团，武器装备也作了进一步调整。
2月18日，我二十三军奉命结束休整，南进江苏泰州地区集结，进行渡江作战准备。部队自齐村出发，历时22天，行程800多里，是第一次长距离白天行军。部队所经之处，全是解放区。因此，涌现出许多拥政爱民、尊干爱兵、团结互助、遵守纪律、带病坚持行军的动人事迹。3月11日，部队抵达泰州县及其以南地区，展开了紧张的渡江准备。
长江号称“天堑”，是我人民解放军南进的最大天然障碍。国民党反动派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75个师，约45万人，布防于上海至江西省湖口的地段上，其重点置于南京至上海段，直接担任江防的有54个师，并在长江下游集结89艘舰艇，配置250架飞机，组成所谓“立体防线”，妄图阻止我军南进。渡江作战，突破敌滩头阵地，与我军过去进行的战役、战斗不同，是部队遇到的一个新问题。由于部队对渡江作战中的战术难点不了解，产生了不少顾虑和疑问，因此卢胜深入连队，对指战员进行形势与任务的教育，组织大家学习《约法八章》，说明渡江作战的有利条件，并对指战员进行了航渡常识、上下船动作、水上射击、战斗队形、滩头突破、纵深战斗等作战技能的指导，使大家确立了一举登陆、奋勇前进的必胜信心。此外卢胜还带着师部领导到江边动员大批民船和船工，成立了船管指挥部和船管大队，并改制了一些机帆船和木排，全军共拥有大小船只539艘。
在轰轰烈烈的水上练兵运动中，卢胜同战士一块乘船演练。他着重对指战员进行编队航渡、登陆冲击、通信联络等动作的训练。还利用夜间在长江北侧，选择类似南岸的地形，进行综合航渡和登陆演习。
4月10日，我二十三军进入渡江出发地域，这是解放全中国的关键一仗。卢胜和军、师的其他几位领导都感到很光荣，又觉得责任重大，他们决心以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带领部队打过长江去。
4月20日，国共谈判以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条件而破裂。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向全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正当我军即将展开渡江时，英国海军远东舰队悍然出动军舰多艘，侵入我防区，往返游弋，停泊窥视，妄图以此配合国民党阻拦我军渡江。当天下午，竟以舰炮猛轰我渡江出发阵地，打死打伤我指战员多名。我强大炮兵奋勇还击。英舰紫石英号多处中弹起火，被迫停于镇江附近江中，后被我渡江部队俘获，其他舰只狼狈东逃。
4月21日晚七时半，刮起了东北风，真是天遂人意，军民无不雀跃。卢胜和陶勇立刻组织我战船启航南渡。敌人的炮火相当猛烈，不时在我船队周围爆炸。我第二〇七团在团参谋长袁俊的带领下，仅用10分钟，便于王坍港两侧成功登陆。接着各炮兵群按预定计划进行猛烈的压制射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我又连接攻占了四个港口。与此同时，第二〇〇团于乌泥河成功登陆。登陆后，该团主力当即向王坍港、天生港、下三圩港、桃花港敌阵地猛烈进攻，扩大了登陆场。同时，第二〇二团亦按预定计划，在下开沙成功登陆，全歼该岛守敌。渡江战役中，有位团长因指挥失误，受撤职处分，思想负担重。卢胜知道后，立即找他谈话。一面指出他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一面帮助他提高勇气，增强斗志。由于卢胜的关心、爱护，工作深入细致，该团长在后来的战斗中表现很好。
当晚11点30分，卢胜和陶勇带着警卫营，南渡长江指挥部队追歼逃敌。至此，国民党反动派长期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被我渡江大军彻底摧毁了。
4月22日，在江南人民热情支援和坚持江南敌后游击武装的接应下，卢胜和陶勇率领队伍克服阴雨连绵、道路泥泞、桥梁被毁的困难，昼夜兼程，猛追逃敌。
5月3日，杭州守敌弃城南逃，卢胜和陶勇率领二十三军进占杭州。至此渡江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杭州解放后，浙江残敌大部逃往沿海岛屿，部分流窜山区。二十三军奉命担任杭州市区及萧山、绍兴、临平、海宁地区的警备任务。这期间，卢胜经常深入检查工作，强调部队要多向群众宣传党的城市政策和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政治部也派出了大批宣传队，深入大街小巷，张贴布告，宣讲政策，因此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同时还派出大批部队，对重要目标进行昼夜警卫，并广泛发动工人群众，组织纠察队，维持社会秩序。由于严密组织城市警备，二十三军担任警备任务期间，杭州的社会秩序良好。
5月12日，上海战役打响。20日，三野总部根据中央军委电示，决定增调二十三军和二十五军及特纵炮兵一部参加攻沪作战。卢胜和陶勇立即召开会议，进行具体部署：留下六十八师二〇四团继续警备杭州，以六十七师为前卫，军部率六十八师为本队，六十九师为后卫，马上向上海挺进。
为使部队早日参战，军部决定首先利用铁路运输。确定六十七师从萧山，军部、六十八师、六十九师从杭州乘火车到沪杭之间的硖石车站。因往前的铁路全被敌炸毁，卢胜及军部的几位领导和指战员一起以每小时12里的速度沿沪杭公路疾进。时值阴雨连绵，道路泥泞，给部队行动带来很多困难。有的人滑倒了又爬起来，浑身沾满泥浆；有的人鞋子陷掉了，干脆打赤脚；有的人脚被沙石磨破，鲜血直流；还有的人，由于过度疲劳，走着走着，一头栽倒在稻田里……既使如此，指战员们的斗志仍很旺盛。
5月23日下午，卢胜和陶军长赶到设在松江县城的第九兵团指挥部领受作战任务。二十三军原属第七兵团建制，参加上海战役，配属第九兵团作战。司令员宋时轮、政委郭化若、参谋长覃健等热情接待了卢胜和陶勇。首先询问了部队的开进情况，接着介绍了战役的发展情形。尔后，由覃健参谋长下达作战任务：命令二十三军当晚接替二十七军之虹桥、七宝镇以东至莘庄一线防务；继而沿沪杭铁路两侧向北攻击前进，扫清沪郊之敌，后进入市区作战。
24日拂晓，我六十七师、六十八师先后赶到莘庄镇一线。翌日，追击敌人至苏州河边。敌人占据河北岸，凭藉河道，拼命抵抗。25日下午，根据兵团命令，卢胜指挥六十七师由梵皇渡强渡，向江湾攻击；令六十八师由周家桥强渡，向真如地区攻击前进，保护六十七师侧后安全。
在上海市区作战中，卢胜一再强调要尽量不用或少用火炮射击和爆破，主要使用步兵武器，以短兵相接，消灭敌人。因此减少了城市设施的破坏和居民的损失。27日拂晓，上海市全部解放。全体指战员模范地执行了城市政策和纪律，进入市区后，一律不进民房，全部露宿街头。特别是六十八师在战斗中，将缴获的两卡车贵重物品，一点不动地全部上交，受到了以陈毅司令员为主任、粟裕副司令员为副主任的上海市军管会的表扬。
上海战役结束后，陶勇、卢胜率部开赴嘉兴地区，卢胜兼任嘉兴市军管会主任。部队进驻嘉兴后，为加强地方政权建设，他从军队选派了大批干部参加地、县、区各级新政权的建设工作。与此同时，还分别对平湖、海盐、乍浦沿海地区和太湖的匪特进行了清剿。至8月底，共歼俘匪特骨干492人，缴获各种枪100支，从而有力地保障了各级新政权的建设。
8月1日，23军奉命归第九兵团建制。卢胜和陶勇参加了兵团党委扩大会议，接受了准备解放台湾的任务。18日，军党委在嘉兴市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陶勇传达了兵团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卢胜作了会议总结。他指出：以最快的速度，坚决、干净、全部地歼灭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当前的总任务。从8月下旬开始，各单位根据军党委第三次扩大会议精神，自上而下地进行动员。9月26日，二十三军奉命移驻沿海一线后，全力进行以航海和登陆突破为主的军事训练。后因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并以武力霸占台湾省，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使该训练任务随之解除。
同年12月13日，为解放舟山群岛，卢胜率领二十三军指战员南进。27日抵达舟山前线龙山地区。接着，卢胜和陈庆先军长抓紧训练部队，并进行实弹演习。舟山群岛之敌面临我强大的军事压力，遂于1950年5月13日，在海空军掩护下，仓皇逃向台湾。5月19日，舟山群岛宣告解放。
（十）
1950年6月中旬，二十三军奉命西移，在慈溪地区集结休整。卢胜组织军、师各级干部认真学习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尔后进行舟山战斗总结。12月间，卢胜按照华东军区党委统一部署，领导了军党委的整风运动。
翌年4月，全军总政治部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提出《关于军队继续执行镇压反革命工作的指示》，要求军队要“认真清理内部、纯洁组织，对反革命分子坚决镇压”。据此，二十三军内部开展了镇反运动。卢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注重调查研究，认真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避免了镇反扩大化。同年12月，在全军开展的“三反运动”，由于卢胜坚决按党的政策办事，重证据、重教育，挽救了许多干部。运动中，他虽然遭人报复诬陷，但能正确对待，深受军内同志敬佩。
1952年7月，二十三军接受了入朝作战的任务。8月初，在嘉定地区按志愿军系列整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三军，卢胜任政委，钟国楚任军长。整编后，师、团、营分别办集训队，进行以掌握国产武器的性能与使用方法为重点的临战训练。同时，加强了强行军和夜行军训练。8月25日，第六十七师、第六十九师由苏州、昆山地区登车北上；第七十三师由福建南安地区出发。9月2日，全军集结丹东，卢胜向指战员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要求全体党、团员要带头做到“五爱”和“六防”。期间还组织部队进行行军、防空、露宿、挖散烟灶等综合训练。
9月5日至8日，卢胜、钟国楚率领第六十七师、第六十九师誓师出征，经安东入朝，开赴抗美前线。部队经过24天徒步行军，于10月1日到达元山西南之丛浦里地区，接替友邻第二十军位于朝鲜东海岸的防务。为了贯彻“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军党委提出“坚守防御，巩固阵地，积极歼敌，提高自己，创造条件，推进阵地”战术指导原则，要求部队认真做好粉碎敌人冒险进攻的一切准备。卢胜立即深入师、团检查工作，采取面对面的领导方法，发现问题就地解决，使部队入朝后，严格遵循毛主席“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教导，在艰难的战斗岁月里，尽最大的努力协助朝鲜人民恢复生产，度过灾荒，重建家园。从而大大加深了与朝鲜人民之间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
卢胜和钟国楚等在朝鲜指挥二十三军进行防御作战中，认真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关于“积极防御”、“寸土必争”等一系列指示，广大指战员以坚决的作战行动，坚固了防御阵地。自“丁字山”首战告捷以来，挫败敌人29次进攻，实施16次反击战，积极开展小部队夜间战斗行动，打响64次，共作战109次，歼敌14768人，其中歼美军7806人，俘敌119人，其中俘美军52人，缴获各种枪炮558件，击落敌机152架，击伤敌机282架；毁伤敌坦克106辆，其中击毁43辆。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冒险进攻，并局部推进了阵地。同时，积极锻炼了部队，提高战术水平，取得了对美军作战的宝贵经验。在赴朝作战中，卢胜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国旗勋章。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抗美援朝战争宣告胜利结束。1954年9月，卢胜离朝回国。回国后，他先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高干文化班学习，后转入战役系学习。由于他认真学习，刻苦钻研，努力克服文化低的困难，文化和理论水平大有提高，对我军战史和战役的研究取得了成绩。1955年9月，卢胜出席南京军区授衔授勋典礼，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将军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8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福建省军区，任命刘永生为司令员，卢胜任政委兼军区党委书记。时值全军正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卢胜到省军区后，即按总政治部的部署，组织军区干部学习社教文件，用摆事实讲道理和回忆对比的方法，进一步提高大家的政治觉悟。同年下半年，卢胜按照总政治部规定，带头下连当兵。在东山岛，他与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还一起站岗放哨。当卢胜发现有的战士鞋子破了，就用自己的钱，为战士买鞋；当他知道有的战士病了，就主动为战士端水送饭。从而进一步密切了官兵关系，加强了连队建设。在省军区期间，卢胜认真执行上级指示，坚持党委集体领导，从不摆架子，也不盛气凌人；他遵循“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既放手让同志大胆工作，又敢于承担责任，团结各方面的干部一道工作。特别是他长期保持红军时代的优良作风，生活上艰苦朴素，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管是坐车，还是住房，他总是先让给别人。他总是说：“你用我用还不是一样！”
原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刘振球、副政委王直和副参谋长林辉才称赞卢胜原则性强，经验丰富，从不骄横，团结同志，能独立掌握一个局面。
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的庐山会议，对于卢胜来说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他对于当时党在工作指导方针上出现的严重失误，未能深刻认识，也不可能去纠正这些失误。但是他经过深入实际，到群众中调查研究，在一定范围内已觉察了这些失误，即如“大跃进”中的浮夸问题。卢胜在“关于1958年大跃进工作总结与1959年工作任务”的报告中已经指出，并强调在今后工作中要注意纠正浮夸风。
1961年1月24日，国防部转发周总理的命令：任命卢胜为福州军区副政委。他分管民兵工作，抓政治思想建设，十分注意群众路线，处处为群众着想。他不辞辛劳，经常下基层，为加强民兵建设，作出了贡献。同年8月31日，福州军区党委批转了卢胜关于民兵工作的调查报告。1963年1月，经党中央批准，卢胜等11位同志担任福州军区党委常委。5月，卢胜在福州军区领导了学习雷锋的运动。
1965年9月，卢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带领福州军区干部在福建省南安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初期才撤回。1966年1月15日，卢胜出席福州军区第三次党代会，被选为福州军区党委常委。
“文化大革命”中，卢胜也受到了冲击。当时有人无理地责问：“你为什么从海南跑到福建”？“漳浦事件时，你为什么要跑出来”？卢胜严肃地回答：“革命不分东西南北，在哪儿都可以干！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要有革命武装才行！”与此同时，他坚持安定团结的方针，认真处理“三支两军”中出现的问题，1970年1月20日，福州军区成立国防工作领导小组，邓克明任组长，卢胜任副组长。他对闽赣两省国防工程建设、沿海边防建设等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和建议。1971年6月23日，卢胜出席福州军区第四次党代会，仍被选为军区党委常委。1974年7月12日，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成立福州军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皮定钧任组长，卢胜任副组长。期间，卢胜经常深入闽赣两省督促检查人民防空工作。1975年8月30日，卢胜退居二线，担任福州军区顾问。
粉碎“四人帮”以后，经中央军委批准，卢胜担任福州军区顾问组组长、福州军区党委纪委常务书记。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工作，对促进和完善部队的军事训练、战备、后勤及国防工业建设等方面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期间，卢胜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拨乱反正，平反了许多因“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错案，也纠正了一些历史遗留的重大问题。对调动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福州军区工作期间，卢胜还出席第四、六届全国人代会。1978年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卢胜多次赴闽南和江苏、广东等地，十分关心老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为老区人民发扬革命传统，帮助老区人民脱贫致富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他不顾年事已高，身体有病，积极参与党史、军史的研究活动，撰写革命回忆录，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力求做到实事求是，立准立好，其认真负责的精神，感人至深。
卢胜从戎一生，忠于革命，骁勇善战，正直无私，团结同志，爱护干部，任劳任怨。尤其是在险恶的境遇中，他总是身先士卒，不屈不挠地战斗，把生死置之度外。他无愧是党的优秀干部，是我军优秀的指挥员。
（一）
卢胜，原名卢家扬，曾用名李胜。1911年10月生于海南省琼海县（原乐会县）芳岭村一个贫农家庭。卢胜兄弟二人，兄两岁夭折。父亲是个海员，经常在外奔波。母亲是位纯朴农妇，在家操持家务。卢胜幼年时，父亲死于海上，瘟疫又夺走了他的母亲，此后便与祖母相依为命。1926年夏，祖母病逝后，卢胜的生活更加艰难。正在此时，他的家乡兴起了农民革命运动，卢胜在乐会县第一区积极参加农会活动。由于他办事认真，吃苦耐劳，1927年春经中共乐会县芳北支部书记卢鸿云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四二二”琼崖反革命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各县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残酷破坏党团组织和革命团体。在白色恐怖中，卢胜仍积极参加农民协会活动，并开始筹款买枪，建立农民自卫武装。同年7月，他积极响应琼崖党的号召，报名参加农民自卫军，投入对敌武装斗争。他多次和农军一起攻打驻博敖港的反动武装，缴获许多装备，充实了农民武装。期间，卢胜还带领农军坚决镇压了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陈和卿。乐会县国民党反动派调驻县城国民党军报复，卢胜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从万泉河游水脱险。
1928年2月，卢胜在参加乐万边境的分界圩战斗后，由于意志坚强，办事果敢、机警，上级调他担任第一区党团组织与乐会县委的交通联络员。这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当时，多是夜间执行任务，经常要走60余里路，时而遇到旱蚂蝗的“袭击”。途经的培兰村一带驻有国民党地方军，环境很险峻，但他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同年夏，国民党第十军第十师配合谭启秀独立团共4000余人对琼崖苏区和红军进行第一次“围剿”。琼崖特委领导红军进行英勇的反“围剿”斗争。最后，我方的据点全部被敌军攻破，红军和农民武装不得不撤出根据地。面对敌人戒备森严形势，区委决定地方革命武装可以采取各种形式分散隐蔽。于是大部分人出走南洋，有的到海陆丰地区。卢胜从叔父那儿得到一笔路费后，渡过万泉河，从南海乘船逃到了新加坡。
在新加坡，卢胜经同乡介绍，在一家制胶厂当工人。尽管他白天干的活又脏又累，而晚上仍坚持到附近的四排坡合星夜校读书。这是一所半工半读学校，名义上是学校，实际上是进行革命活动的秘密地点。卢胜在校既学文化，又学革命理论，更加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9年3月，他在新加坡重新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合星学校由于积极进行革命宣传，支持地下革命活动，引起英国殖民者和地方当局的忌恨。不久学校被关闭，卢胜和进步师生一百多人遭到拘捕，两三天后，多数人被释放。由于他无法交清罚款，被整整关了七天。出狱后，卢胜仍回制胶厂当工人。几个月后，他离开制胶厂，到一艘外国轮船当海员。这期间，卢胜积极从事海员工会活动，组织参加反对包工制的斗争。1932年二三月间，他因带头打伤了黑包工，包工头告发卢胜他们的斗争是“共产党闹事”，串通警方当局，以维持治安为名将卢胜等抓走，关押了三个多月。在狱中，卢胜遭受鞭打、冰刑等，后因查无“共产党”的实据，当局不得不将他释放，但以“危害治安”的罪名，将卢胜驱逐出境。
1932年秋，卢胜回到海南，时值国民党反动派对琼崖根据地和红军游击队发动第二次“围剿”，全岛革命处于低潮。卢胜回到琼海，不能回家。他住在外公家，通过各种渠道，仍无法与党团组织取得联系。在处理好家庭遗留问题后，他从博敖港乘船，几经周折到了厦门。
在厦门海滨的一个咖啡馆，他才与厦门地方党组织接上了联系。尔后，他被安排在厦门的地下交通站（即咖啡馆）工作。当时，厦门白区的斗争环境十分险恶，敌人象疯狗似的到处乱抓人，卢胜毫不畏惧。他积极参加互济会的活动，注意掌握敌人的动向，及时地向上级机关通报敌情，受到组织的赞扬。同年10月，卢胜经杨全明（新加坡早期共产党员）介绍，在厦门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入党后，组织上让卢胜到厦门一家大菜馆当厨师，以此作掩护，开展党的工作。两个月后，根据卢胜的要求，厦门中心市委调他到漳州闽南红三团参加军事斗争。
（二）
1932年12月29日，卢胜由地下交通员引路，进入靖和浦苏区，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当时，红军游击队的斗争条件十分艰苦，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正对红三团和根据地进行残酷“围剿”。卢胜他们住在山寮里，每天要换一个地方，饭、菜要自己煮，而且一夜行军至少要走20-30里路，但他从不掉队。
1933年上半年，红三团在几次战斗中均告失利，队伍大量减员。卢胜主动要求下连队，担任班长，参加了攻打漳浦县小山城民团等战斗。尔后，他随团政治部主任李克己转入平和县尪仔石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这时，敌十九路军李竞波团跟踪我红军游击队，使我腹背受敌，疲备不堪。由于游击队的群众基础好，一面筹款备粮，克服经济上的困难，一面进行休整，扩充队伍，很快就打破了敌人的封锁。不久，卢胜调任红四连任排长。此后，他带领一支20余人的游击队活跃在平和县南胜、五寨地区，打击地主民团武装，帮助地方建立革命政权，成果显著。
“福建事变”以后，闽南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卢胜配合地方党组织，在五南区与尪仔石山根据地之间日夜奔忙，在各乡村积极组织农会，进行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的斗争。因此壮大了红军游击队的声威，为南靖、平和、漳浦三县游击区域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在为时半年的游击战争中，卢胜在军事和政治上得到锻炼和提高，被升任为红四连政委。
尪仔石山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形成，使敌人惊恐万状。国民党保安团沈东海部、陈坤部配合地主武装不断进犯五南区。卢胜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果断地指挥红军游击队在石门、坎头、东楼等处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从而奠定了尪仔石山根据地的基础。
1934年4月下旬，驻平和县保安团韩柳添部纠集靖和浦各地民团共1000多人再次进攻五南区根据地。卢胜带领红四连配合团部特务排预先埋伏于敌人必经之路。当黑压压的敌军一过，他即指挥部队集中火力截击敌人尾部。敌人如惊弓之鸟，乱成一团，红军游击队乘机消灭了韩匪一部，俘敌30多人，缴获长短枪近百支，子弹千余发。几天后敌人再次纠集千余武装“围剿”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卢胜和李克己立即带领红四连赶到南胜与五寨之间的地带伏击敌人。由于消息泄露，敌人增兵并分两路偷袭游击队。游击队数人受伤，被迫撤出战斗。撤退时，李克己英勇牺牲，卢胜的腰部也负了伤，但他仍坚持指挥部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同年11月间，敌沈东海部500多人偷袭中共闽粤边特委机关，企图破坏秋收。特委立即召开联席会议，决定采用“布袋嘴”打法，“引猪入槽”，在埔尖山围歼敌人。卢胜负责正面阻击敌人的战斗任务。战前，卢胜向连队作了动员。指出：这是一次重要的战斗，只能打胜仗。要做到：人在阵地在！同时还历数了红军游击队在平和、漳浦、南靖县曾打败过沈东海部的战绩，进一步提高了大家的信心。
沈东海部是一支以摧残闽南老苏区而闻名的反革命别动队。老区人民特别三坪人民对沈东海深恶痛绝，一听说要围歼沈敌，纷纷磨拳擦掌，要求参战。卢胜按团部原定的行动计划诱敌上山。沈东海不知是计，带着保安团窜进我预定的包围圈时，团部发出了战斗信号，卢胜立即指挥战士向敌人猛烈射击。敌人一时还摸不着头脑，就遭到埋伏两旁的红军游击队和地方游击队的夹击，被打得晕头转向。沈东海亲自指挥敌人向我方阵地发动猛攻。卢胜指挥红军游击队坚决击退了敌人的三次进攻，整个战斗进行了九个钟头。沈东海被打伤，仓皇逃命。敌人由于失去了指挥，顿时乱作一团，于是红军游击队乘胜反击。是役，红军游击队歼敌100余人，缴获重机枪2挺，各种枪支100余支和军用品30余担。时值秋冬，山高气寒，指战员们有了冬衣，心里非常高兴，斗志大大增强了。
在1935年初开始的闽粤边区反“清剿”斗争中，卢胜带领红军游击队在（南）靖、（平）和、（漳）浦根据地，同敌人进行了反复的较量。敌人首先占领靖和浦边区的战略要地，强迫移走苏区群众，将小村并入大村，制造“无人区”，然后采用“分进合击”战术，集中兵力对红军游击队进行“围剿”。同时实行经济封锁，他们控制圩场，限定群众只能买一定数量的粮、油、盐和日用品，多买者以“通匪”论罪。此外，还设立各种关卡，不让粮、油、盐和日用品进入根据地。在缺粮少吃的情况下，卢胜和大家同甘共苦，坚持斗争。
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特委决定兵分二路，大部分的武装打到外线，开展游击战争。卢胜和朱曼平、林路等带领部分武装留在根据地坚持战斗。他将队伍分编，以班为单位，协同地方党组织，开展小规模的游击战。1935年3月，当他们获知国民党驻漳浦县象牙庄第八师某部要调防时，卢胜带领一支30多人的武装，袭击象牙庄、三坪的敌人，逼使国民党第八〇师增派二三九旅驰援靖和浦三县保安团队。当时平和县南胜圩的反动基础很雄厚，是敌人进攻根据地的前哨站。有一次，敌人兵分两路进攻尪仔石山根据地，卢胜立即指挥红四连神速出击南胜圩，仅十几分钟就摧毁了敌人的反动据点。敌人闻知，慌忙将进攻根据地的队伍调回，同时急调八〇师四七九团两个营驻守平和县城。因此，粉碎了敌人对根据地的进攻。
1935年4月，山城乡苏维埃主席被捕后叛变，带着敌人“进剿”我特委机关和红军后方医院。情况十分危急，卢胜置生死于度外，带着一支30多人组成的突击队，在地方游击队配合下，向敌人发起攻击。敌人以为遇上了红三团的大队人马，便调转头向我部扑来。卢胜四面受敌，但他十分沉着，终于把敌人吸引过来，并牵着敌人走了几座山头，使特委机关和后方医院得以安全转移。
在靖和浦区反“清剿”斗争中，卢胜镇静、果断，善于开展游击战，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
（三）
为了进一步发展游击战争和扩大红色区域，使闽南和广东韩江以东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共闽粤边特委特派卢胜赴云（霄）、（平）和、诏（安）边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出发之前，卢胜代表全体指战员表示：“保证完成任务，坚持斗争胜利”！为了表明开展云和诏游击战争必胜的信心，他将原名“卢家扬”改为“卢胜”。
1935年秋夏之交，卢胜率部由地下交通带路，从平和欧寮出发，沿途开展群众工作。他们先做小村的工作，然后做大村的工作。开始，群众不了解红军游击队，以为是土匪来了，不敢接近，甚至有的害怕而上山躲避。致使初期红军游击队处境十分困难，常常以野菜、竹笋充饥。这时卢胜一面强调部队要遵守群众纪律、维护群众利益；一面和指战员利用晚上登门拜访，宣传红军的宗旨和共产党的政策。同时介绍靖和浦边区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抗租抗债、建立革命政权的情况，逐步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和革命热情。
那时，云霄县桥仔头的地主张金氏，依仗手中的反动武装，在云诏边区欺压百姓，为非作歹，卢胜决定消灭这股敌人。一天夜晚，他根据游击队侦察组的报告，派连长陈容带七八个战士预先包围张金氏住宅。第二天凌晨，卢胜带领10多个战士赶到。
“不许动！谁敢动就打死谁！”卢胜乘张家佣人开大门时，一马当先冲进房内，把张金氏从睡梦中抓起来，战士们马上将张捆得紧紧的。同时还俘捉11个敌人，缴获长短枪10多支。当天上午9点许，红军游击队在桥仔头召开群众大会。卢胜在会上指出：我们是工农群众的队伍，是进行反日反蒋战争的革命武装。他号召广大群众组织起来，援助红军，参加红军，团结起来打倒地主豪绅阶级。接着，红军游击队公布张金氏的罪行，并将张枪决。然后，红军开仓济贫，当众将地主的契约和帐本烧掉。这时，群众有了革命的要求，卢胜就帮助当地建立农会，发展群众自卫武装，发动当地青年参加红军，并秘密成立党的组织，进一步扩大党和红军游击队在云和诏地区的影响。游击队进村后，在群众家吃饭，每天交伙食费两角。他们分散住宿，多是打地铺、睡厅堂。由于部队组织纪律性较好，从未发生过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不久，红军游击队将活动区域扩展到诏安的北蔗、林畲、龙〓等地，在云和诏边区的陂下、寮安、下寮、梅林、水晶坪、七高〓、银坑、十八间，进水等地建立了革命农会。
1935年9月，特委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云和诏独立营，任命卢胜为营长，并调特委委员吴金担任政委。此后，卢胜在乌山以诏安的北蔗、进水、云霄的桥仔头、水晶坪、半岭为中心建立了云和诏边区游击根据地。红军独立营从此成为威震云和诏三县敌人的一支革命劲旅。
位于诏安金溪圩附近的圆楼灰寨，是敌人在云和诏边区设置的一个极为反动的联防据点。从1936年1月中旬至7月间，卢胜先后三次带领红军独立营和地方赤卫队攻打圆楼。前二次未能奏效。这一年7月间，卢胜决定用挖洞炸楼的战术攻克圆楼。他从独立营选出10名老战士由连长带队，在我火力的掩护下，深入到圆楼旁挖洞。起初敌人蒙在鼓里，只照老规矩打了一阵子枪。当发现红军游击队已挖到中心圆楼，并用棺木装满炸药准备炸楼时，敌人吓得六神无主，团长得知要“炸楼”，马上签写了投降书。这次战斗，游击队缴获100余支长短枪，并处决了其中一个血债累累的反动地主。后来，卢胜又率独立营攻破官陂北坑反动据点枕头楼，云和诏根据地由此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在此之前，国民党八〇师四七团纠集诏安保安团队共千余人“围剿”乌山红军游击队。敌我力量悬殊，卢胜采取化整为零、避敌主力的战术，留陈容等在中心区根据地同敌人周旋，他带领一支由50余人组成的武装向诏饶边区游击。部队经赤竹坪，突进走马塘，打掉了敌人的反动据点。在坪路卢胜与潮澄饶红军游击队取得了联系，然后一起沿诏饶边行进。在诏安的丁洋浦乡，卢胜他们又用调虎离山计，将那里的壮丁队吃掉，并筹足了粮食，后沿白石、长埔回到了北蔗，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不久，国民党第三军第九师邓龙光部以两个团兵力“围剿”广东东江的浮凤根据地。潮澄饶红军游击队寡不敌众，遂向闽南转移，在乌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1936年3月，特委将潮澄饶游击队和云和诏独立营合并，成立闽粤边红军支队，任命卢胜为支队长，李金盛为副支队长，吴金为政委，统一了闽粤边区的武装斗争。闽粤支队原计划打回浮凤地区恢复根据地，因粤军封锁边界，改由李金盛等10余人潜回工作，闽粤支队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闽粤边独立营，卢胜任营长，吴金任政委。粤军黄任寰部获知闽粤边红军支队成立，纠集诏安、云霄、平和三县国民党驻军，及保安团队共三四千人“围剿”乌山根据地。敌人扬言要在10天之内肃清红军游击队。卢胜带着一支三、四十人的武装，白天住进石洞，晚上出来袭击敌人，并且镇压个别替敌人带路的反动分子。由于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他们在乌山坚持了十几天的斗争。
同年8月下旬，敌人正集中兵力进攻平和根据地，云霄城内只驻敌人一个保安团队，而且战斗力不强。卢胜在特委扩大会议上提议采取联合行动，袭击云霄县城，特委接受了他的正确建议。
9月3日这一天上午8时许，卢胜带领一支从独立营和红三团中挑选出来的精干武装，在向导引路下急速行军，他们分成若干小组潜入云霄县城。红三团团长何鸣带领红三团和独立营战士500多名潜伏在云霄城外的甘蔗园和稻田中准备接应。队伍一进城，即分两头行动：陈松连长为一路负责夺款，卢胜带另一路兼总指挥。
原定上午9点钟开始行动，但情况突然起了变化。由于进城的一个游击队员不小心，将枪从腰里掉了出来，于是城中有人叫喊起来。顿时，街上一片混乱。面对此情，卢胜果断地下达命令：马上动手，一定要把钱拿到手。陈连长带领的一路迅速占领了洪利钱庄，并立即用柴捆封锁了路口，构成一道障碍，警惕地注视敌人的动静。很快敌人向卢胜他们冲来，双方发生了激烈战斗。战斗中，卢胜腰部负了轻伤，仍坚持指挥战斗，一直等到陈连长他们夺得款并从北门撤出以后，他才下达撤离的命令。这时，北门已被敌人封锁了，幸好向导提醒，卢胜遂带领大家从西门撤离了云霄城。这一仗，红军游击队共夺缴钞币1万余元，银元300多块，解决了红三团和独立营的经费和冬衣，并取出一部分送给根据地群众。云霄保安团队闻知，立即赶回云霄县城“保驾”，敌人对平和根据地的“清剿”终于被粉碎了。
至此，卢胜带领红军游击队在云和诏地区开创了上接靖和浦，下连潮澄饶，闽粤边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的革命局面。
（四）
1936年10月29日，国民党陆军第一五七师（即粤军一五七师师长黄涛）奉命率部由粤东调驻闽南。翌年初，一五七师不分白天黑夜地“围剿”红军游击队，手段极其狡诈，对云和诏根据地和红军游击队造成很大的威胁。卢胜紧紧依靠根据地人民，利用有利地形，采取灵活战术，同敌人展开了游击战。敌人的主力一来，他们就上山回避；敌人一走，他们就打民团，打地主武装。敌人“围剿”这座山，红军游击队就上那座山，把敌人拖累拖垮，并杀伤了一部分敌人。
正当闽粤边红军游击队进行艰苦卓绝的反“清剿”斗争的时候，全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日创造了条件。
1937年2月间，中共闽粤边特委在山内召开特委扩大会议，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争取一五七师合作抗日，同时向中共南委作了汇报。卢胜和吴金根据特委会议精神，积极推动云和诏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停战议和工作的展开。同年3月5日，中共南委对闽粤边国共两党的和谈作了五点指示，特委再次给一五七师写信，并派卢叨为代表于1937年5月在平和县郭坑村同一五七师的代表进行首次谈判。同时将南委的指示信转给闽西南军政委员会。
从5月下旬起，何鸣、吴金等到漳州继续与粤军代表张光前、李宏达（参谋处长）等谈判。6月23日，特委就合作抗日改编红军游击队问题发表《告闽南同胞书》，同时宣布将闽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卢胜任闽南第一支队支队长，何鸣任第三支队支队长。在特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卢胜和林路、王胜、朱曼平、彭德清等坚决反对何鸣、吴金未经中央和南委同意，要红军游击队离开根据地的错误主张。与会的多数同志都支持卢胜的正确意见。这时，部队中的许多同志提出了“换帽子”（指换戴有国民党党徽的帽子）的问题。卢胜从国家民族存亡这个大局出发，阐明了当前中华民族的头号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换帽子”是为了打败这个大敌的道理，进一步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认识。6月26日，双方谈判成功，在漳州签订了合作抗日的“六二六政治协定”。
协定签定后，何鸣未得南委同意就带领红军游击队离开根据地。7月1日队伍到达小溪镇，2日，经粤军点编后，改编为闽粤保安独立大队。“七七”事变后，在粤军的催促之下，何鸣带领红军游击队于7月13日进驻漳浦县城。与此同时，国民党第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以“纪念第四路军成立一周年”为名，窜到漳州筹划“缴械”。15日，余汉谋、黄涛乘专机到福州与陈仪密谋后回漳。当夜，黄涛以红军游击队“行动越轨”为由，命令驻漳浦的粤军四七一旅于16日对红军执行缴械。接到密电后，四七一旅以集中点名发饷为名，通知红军游击队于第二天上午8时到县城体育场集中。何鸣未将这一重要情况向卢胜和王胜通报。
7月16日上午，何鸣要卢胜将队伍集中到体育场，卢胜责问何：“集中部队干什么”？并坚决表示：“我不干”。后来队伍由值日连长符义山带到体育场。在体育场上，卢胜对国民党的“缴枪”阴谋表示极大的愤慨，他当即示意搞武装反击，但遭到了何鸣的阻止。结果千余名红军游击队被一五七师不发一枪地全部缴了械。
“何鸣事件”是国民党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的反共政策所造成的，而何鸣等的严重右倾麻痹思想，则使国民党的阴谋能够得逞。“何鸣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卢胜和王胜以及林长兴、欧育超、陈高顺、林少克等人在孔庙进行个别商议，决定乘敌人未加岗哨，跑出去重建革命武装。当卢胜将这一情况告诉何鸣时，又遭到何鸣的反对。
当天深夜，卢胜带领约50个老战士迅速潜出漳浦县城。在漳浦党组织的有力配合下，先行到了下布清泉岩。卢胜和何浚、朱曼平等见面后，都感到很沉痛，他们连夜开会，一致决定：不论环境怎样恶劣，一定要重建革命武装。第二天，何浚通报了我地下交通站送来的张敏等被捕的不幸消息，于是决定先成立新的中共闽粤边特委。大家推选何浚任书记，卢胜和林路、朱曼平、王胜等为委员。接着，宣布重建闽南红三团（对外称：闽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三支队），卢胜任团长兼政委，王胜任参谋长。卢胜在集会上表示要尽快恢复革命武装，要和大家一起坚持斗争，直到最后的胜利。同时，他要求指战员以高昂的革命热情，用模范的纪律来发动广大群众参加红军游击队。
为了解决部队吃饭和装备问题，让群众知道红军还在。卢胜首先指挥队伍在漳浦县下楼村镇压了搞反攻倒算的反动保长蔡溪海。然后将部队分赴尪仔石山、乌山、大芹山、狮头山、梁山等地活动。他带着20几人先到尪仔石山，在五南区委的配合下，用锄头挖出了早先埋在山洞里的老式五排枪和旧枪七八支，再从深山进入仙石、梅林、水晶坪，到云和诏地区恢复和发展革命武装。
同年10月间，卢胜带领红军游击队和闽西革命武装到平和四近塘、大沙岗等地进行抗日宣传时，遭到省保安第三旅第三团第二大队张阁部及云霄、诏安、平和三县保安团队共400多人的进攻。为了反击敌人的进攻，卢胜强调共产党员要冲锋在前。他亲自带领一支武装在大沙岗一带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保安团，歼敌70多人，并缴获26支枪和400多发子弹。接着，卢胜抓紧配合当地党组织在这一地区扩大红军，建立政权。年底，红军游击队发展到300多人。三年游击战争中，特别是“何鸣事件”发生后，卢胜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挺身而出，对重建革命武装，恢复与发展闽粤边区的游击战争，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闽粤边区革命斗争十分关怀。“何鸣事件”后，毛泽东指示张云逸找余汉谋，要其迅速将闽粤边红军游击队的人、枪如数归还。同时指示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在与国民党谈判时，必须吸取“何鸣事件”的教训，反对国民党提出的要我们游击队全部集中的要求。后经我方多次抗议与交涉，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不得不归还闽粤边红军游击队300多支步、机枪。
正当闽粤边特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合作抗日问题时，许多同志由于“何鸣事件”对国民党怀有深仇大恨，对和谈还很不理解，担心再受骗上当。卢胜耐心地向指战员们进行说服，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党中央关于合作抗日这一重大决策的深远意义和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的新形势。
1938年2月，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奉命集中于龙岩白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一营，闽西红九团一部为第二营，卢胜任团长，叶道之任副团长，王胜任参谋长，廖海涛任政治部主任。
（五）
1938年3月1日，卢胜率领第四团第一、二营在龙岩后田参加新四军第二支队举行的北上抗日誓师大会后，从龙岩出发，途经下杭、新泉、长汀、瑞金、于都、赣州、樟树等地，于4月中旬，与新四军一、二、三支队胜利会师。粟裕原领导的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改编为第四团的第三营。至此，第四团编制完整。
5月间，卢胜率领四团经安徽太平县，到达泾县田坊后，调新四军军部参谋处工作，由张道庸（即陶勇）接任四团团长，7月19日，卢胜出席了新四军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和出席党的“七大”代表。尔后，他又参加了新四军政治工作会议和新四军参谋会议。期间还参加新四军教导总队第九队学习，这是卢胜从事军事斗争以来第一次较为系统的学习，因此他十分珍惜学习时间。几个月中，他既学政治又学军事，受益很大，对部队的政治教育工作有了更深的认识。他认为，政治思想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因此必须放在连队，并要从实际出发，经常性地进行。同年10月卢胜学习结业后，仍回原四团，改任团政委。不久，卢胜和团长陶勇接受新任务，进入“江句溧边区京津路以东、京杭路西南、溧武路以北及溧武路以南之一部”，担负打击和牵制敌人，破坏敌人交通的任务。
初到这一地区，由于一些顽固分子制造谣言和挑拨离间，当地群众不敢接近四团，区乡保甲长也找不到。卢胜和陶勇执行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坚持进步的正确方针，积极宣传新四军的致治主张，努力团结各党派和各阶层人士，同时揭穿敌人的欺骗阴谋。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消除了隔膜，减少了成见，还帮助当地群众组织区乡动员委员会、各业抗敌会和民众武装游击队。
1939年11月11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派卢胜和陶勇率领四团团部和第二营协助苏鲁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将13万发子弹运送到江北。任务完成后，四团在斯马、大桥地区休整补充。11月下旬，江南指挥部决定四团以“苏皖支队”名义挺进扬州、仪征、六合、天长地区开展抗日斗争，任命陶勇为司令，卢胜为政委。这项任务很艰巨：沿途有纵横交错的天然障碍，还有日伪军的层层岗哨封锁。在苏皖支队党委会上，卢胜强调指出：这是一次不平常的行军，为要保证队伍安全到达目的地，行动要秘密，动作要神速。为了斗争的需要，卢胜改名为李胜，张道庸改名为陶勇。
年底，队伍从朱荡出发，在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帮助下，安全地越过了溧武公路，渡过了陵口附近的运河和日军严密封锁的沪宁铁路，到了挺进纵队第三团驻地——扬州东乡的吴家桥。紧接着，他们又到了邵伯湖畔的六闸，由此渡过邵伯湖。苏皖支队到达扬州西边陈家集一带后，没有公开部队的身份，当地群众见了这支军队既怀疑又害怕。卢胜要政治部的同志深入进行宣传，讲抗日的道理，并自己带头帮助群众挑水拾柴，打扫院子。当地群众高兴地说：“这才是真正的抗日队伍！”期间，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卢胜率领一支队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枪未放，就把大仪集、甘泉山两个最凶恶据点拔掉，推动了我军工作的展开。
苏皖支队移驻仪征以北的月塘集地区后，接连向日伪军发起攻击，不到一个月，全歼伪军两个连和一个伪警所，并一度切断天（长）、扬（州）公路。日军大为震动，遂纠集日伪军800余人（内日军200人）于1940年2月18日分进合击月塘集。卢胜和陶勇在摸准日伪军的意图后，采取外线作战。他们很快地将苏皖支队机动移出月塘集，埋伏在附近地区，然后派出小股部队负责警戒。当敌人刚进入月塘集时，卢胜和陶勇即指挥部队利用夜间再突入，在月塘集与日伪军激战三小时，杀伤日军30余人，伪军60余人，缴枪40余支，迫使日伪军于第二天拂晓仓皇撤回。月塘集战斗的胜利，打击了日军的气焰，震慑了伪军和顽固势力。广大群众拍手称快地说：“有了新四军，打鬼子有奔头了，我们有救了！”卢胜和陶勇率领的苏皖支队从此在皖东站住了脚。
半个月后，卢胜和政治部的同志开始在仪征地区进行建党工作。期间，他和陶勇率领苏皖支队主力配合四、五支队在津浦路西反击进犯的顽敌，取得了高塘铺等战斗的胜利。
正当我主力在路西反击桂系顽军之际，韩德勤部集中8个多团的兵力于3月19日围攻半塔集地区。半塔集第五支队留守机关及部队仅1000人，形势十分危急。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和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闻讯，当即令半塔集部队固守待援；令挺进纵队主力西援；令江北第五支队和苏皖支队东援。接到命令后，卢胜和陶勇日夜兼程带着主力赶回，在王店集、莲塘一带，猛打韩顽的第十九、二十两个团，配合挺进纵队和第五支队粉碎了桂顽、韩顽3000余人的围攻。
半塔集反顽斗争胜利后，卢胜和陶勇等在耒安、嘉山、盱眙、六合、天长、仪征、高邮、宝应八县建立了联防办事处，按照三三制原则组成县政府。接着，在广大乡村发动减租减息运动，进一步改善群众生活。与此同时，卢胜领导政治部，协同地方政府在各地掀起了参加新四军的热潮。在很短的时间内，苏皖支队充实满员，还扩大了一个特务营。
1940年6月下旬，卢胜他们正在天仪扬地区活动，突然接到陈毅司令员直接发来的急电，说：“苏北韩、李等顽，集结十倍于我兵力，企图歼挺纵于郭村地区，着令苏皖支队火速驰援。”支队党委决定立即出发，新来的未编入的人员边走边调整，卢胜率第二营赶往郭村。时值夏季，酷暑行军，上晒下蒸，闷得叫人透不过气来。卢胜和战士一样，带着全副装备急行赶路，汗水从他的脸上、胸前、脊背上直往下淌，脚被荆棘划伤了，他一点也不在乎。队伍昼夜兼程两天一夜走了200余里路，赶上了先行部队。然后他们夜渡邵伯湖，跨越天扬路，到达郭村西南10余里的杨家桥一带。
郭村位于泰州西北20里，是个不到万人的村镇，挺进纵队机关就驻在这里。卢胜和陶勇将部队安置后，立即进村向挺进纵队司令叶飞和政委吉洛（即姬鹏飞）报到，叶飞详细介绍了敌情。根据当时情况，决定挺纵守住郭村，苏皖支队守住西边的麻村、杨家桥一带。6月28日，敌伪李长江部开始对我发起进攻。卢胜和陶勇指挥部队在杨家桥击退了颜秀五部的猖狂进攻，黄昏后，纵队领导分析了敌情，认为郭村是敌人进攻的重点，决定苏皖支队进入郭村，集中兵力保卫郭村。
当夜，卢胜和陶勇率领苏皖支队进驻郭村以北地区（即北线），连夜加修工事。郭村的老百姓都赶来参加，军民齐动手的场面十分感人。果然第二天，李长江率领其部向北线和南线同时发动了进攻，并叫嚣当天拿下郭村。从拂晓开始，顽敌一批又一批地发动猛攻，卢胜十分沉着地指挥部队进行反击，一次又一次地把顽军打退了。第二天顽军又对南、北两线发动猛攻，但到了下午，顽军的攻势减弱了。卢胜根据当时的情势，趁顽军被打退时，带领小分队来一个“猛虎下山”。一个反击，把顽军冲得晕头转向，拼命逃窜，后退了好几里。
1940年7月3日，陈毅赶到郭村，继续争取“二李”（即李明扬、李长江）中立，孤立韩顽（即韩德勤），打开苏北局面。泰州“两李”在兵败城危和我一再争取下，允守中立。新四军终于取得了政治和军事的双胜利。
郭村保卫战之后，苏皖支队和地方武装改编为第三纵队，卢胜任纵队政治部主任，他随第三纵队继续东进。韩顽发现新四军东进，即令保安第四旅和税警总团实行南北夹击，妄图消灭我东进部队。根据两部敌人的不同情况，卢胜和三纵领导采取不同的对策。三纵首先在北新桥一带将陈泰运部击溃，战后又将俘虏和枪支如数归还，以示团结抗日，然后，立即掉头向南，迎战何克谦部，经过一番激战，将保安四旅歼灭。进入黄桥后，卢胜带领三纵政治部同志立即开展抗日宣传，同时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抗日政权、地方武装和群众团体，逐步建立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同年9月初，韩顽指令驻姜堰的顽军保安第九旅张少华部严密封锁黄桥地区的粮食来源，并挟制鲁皖边游击总指挥部、税警总团，企图将新四军压缩到沿江狭小地带，然后勾引日伪合击。
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采取打开姜堰、突破封锁的战略，把任务交给三纵和二纵。接到任务后，卢胜立即深入部队，协助陶勇挑选优秀战士组成突击队，并亲到突击队进行反顽斗争动员。经过一昼夜的激战，突击队攻克了姜堰，歼灭保九旅100余人，缴获大批装备和军需品，粉碎了韩顽的堡垒封锁政策。
新四军攻占姜堰之后，为了顾全抗战大局，9月30日新四军将姜堰让给李明扬、陈泰运部，韩顽得知后，极为恼恨，自恃兵多粮足，决计进攻黄桥。蒋介石也电令安徽李品仙、江南顾祝同积极策应。为此，韩顽、李守维及“二李”等于1940年10月初倾其主力攻击黄桥。与此同时，日军也加强了对长江的封锁。韩顽扬言“要把新四军赶下江去喝水”。形势十分严峻，苏北指挥部采取以黄桥为轴心，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三纵接到正面阻击顽军、坚守黄桥的任务后，迅速进入黄桥，在黄桥中学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卢胜在会上讲话。他首先指出黄桥决战，我军必胜的三个有利条件。接着，号召全体共产党员要以顽强勇敢的牺牲精神，同顽军决战，一定要在黄桥打一个胜利的歼灭战。大家一致表示：有三纵队就有黄桥，一定要守住黄桥！全纵队指战员斗志昂扬，紧张地进行了战斗准备。卢胜又召集黄桥乡、镇、保、甲长和地方绅士开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他们一致行动，共同保卫黄桥。然后，他又检查了后勤、救护及民运等项工作。黄桥战役之前，他的工作十分繁忙，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10月4日，韩顽的三十三师直逼黄桥东门，在两架飞机的助威下，连续发起了七次冲锋。卢胜在黄桥东门前沿指挥所，配合粟裕和陶勇指挥部队反击顽敌的进攻。当黄桥工事大部被顽敌毁坏，顽军一部突进东门时，卢胜果断地指挥部队，以有我无敌的精神，同敌人展开拼杀，夺回了阵地。到了中午，卢胜又指挥队伍突然出击顽军。敌人退得快的跑掉，来不及退的40余人都当了俘虏。顽军不甘心失败，增加兵力，发动了更残酷的进攻，一直打到黄昏，但黄桥仍在我军手中。激战中，我军付出了很大代价，伤亡甚多。正好这时，新四军第四团三营从江南赶抵黄桥附近。卢胜立即将这一消息向指战员通报，大家斗志倍增，在陶勇司令员的带领下，以锐不可挡之势，正面出击敌人，配合第二纵队聚歼韩顽第三十三师，并俘捉师长孙启人。韩顽另二路敌军于第二天在一、二纵队的反击下，也遭到了同样的下场。韩顽见大势已去，率残部向兴化方向溃逃。陈毅、粟裕命令部队乘胜追击，先后攻占了海安、东台等地。是役，新四军共歼韩顽11000余人。黄桥战役胜利后，第三纵队续向东发展，开创了苏中四分区的抗日新局面。
（六）
1940年10月底，第三纵队东进四分区（即苏中第四行政区，包括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四县，简称通如海启）。这一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第三纵队进驻掘港后，积极地开展对国民党地方上层人物的工作，并协助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还按三三制原则，建立县级抗日民主政府。卢胜带领工作组，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减租减息。他是海南人，普通话说不好，当时韩念龙负责地方工作，能听懂广东话，于是当了卢胜的“特邀”翻译。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第三纵队整编为第一师第三旅，陶勇任旅长，刘先胜任政委，卢胜任政治部主任。苏中地区已由“三角斗争主要形势变为两角斗争形势”了。新四军的主要任务是：“反对敌人和汉奸伪化苏中，保卫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卢胜一面组织政治部同志进行宣传发动，开展对日伪作战；一面积极发展苏四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搞好军队与地方之间的团结。同时，还负责发展新党员、建立党支部等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他还配合陶勇等指挥部队多次袭击日伪军，并对日伪南通县重要据点石港发动攻坚战，全歼守敌5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6挺、长短枪345支。
同年7月20日，乘日军对我华中地区发动大规模夏季扫荡之机，卢胜协助陶勇率领三旅主力向南通、如皋境内的伪军据点和交通沿线展开了袭击，先后攻克金沙、马塘、石庄等重要据点，日伪顾此失彼，不得不于8月初南撤。新四军主力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收复了阜宁、东沟、益林等地。
这一年12月，日军又对苏中根据地发动了冬季大扫荡。根据师部部署，卢胜指挥一部首先于丰利花市街一带对日伪军发起突击，速战速决，全歼伪军一个多团。接着，又和一旅三团合击日军一个大队及伪军500余人，激战17小时，逼使日伪军撤出了三仓河地区。随后，三旅和一旅主力，配合地方武装，以10个团兵力进行反扫荡战斗，在纵横数百里地带，全线出击日伪军，毙伤敌人500余人。这一仗，振奋和坚定了苏中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
进入1942年，苏中敌后斗争形势处于相持状态。这一年2月，日伪军在扫荡强港等地同时，出动了日军300人，伪保安大队约两个营进占一仓河，妄图长期占据。按照四分区的统一部署，卢胜率领二个营，采用围点打援战术，攻打驻一仓河的日伪军。经过一夜激战，毙伤敌人近80人，逼走了日伪军。自5月以来，卢胜平均每两天参加一次战斗。6月，日伪军对四分区再次发动大扫荡，历时一个月。三旅主力共毙伤日伪军430余人，俘日伪军近百人，为此受到师部的嘉奖。
1942年9月，日伪军对四分区发动第三次大扫荡，卢胜亲临南通警卫团布置反“清剿”斗争。针对日伪军的阴谋，他指挥警卫团一部迅速移到日伪军侧后，择其弱点，不失时机地袭击，使日伪军的报复“扫荡”以失败告终。
1943年1月，卢胜在苏中如皋童家店与姜斑华结为革命伴侣。姜斑华，江苏省南通县人，1923年生于一个贫民家庭。在抗日洪流中，15岁的姜斑华毅然离家参加革命，在共产党领导下，投入抗日斗争。1940年到郭村参加新四军，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姜斑华与卢胜志同道合，结婚后，她既是“贤内助”，又是创业者，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她始终坚持斗争，即使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也以坚强的毅力去战胜，从来不拖“后腿”，受到组织和同志们的好评。这一年3月，卢胜前往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出席党的“七大”。途经涟水县大黄庄时，卢胜和部分代表遭到日军的伏击。突围时，他的腿骨被打断，送往新四军军部医院治疗，后转到新四军第二师指挥部养伤。
同年8月29日，苏中区党委发出了《关于整风学习致各地委的电示》，明确提出：“今后应以整风为第一位任务，一切工作必须围绕第一位中心工作”。卢胜在华中党校参加第一期整风运动。他结合四分区的实际，分析分散主义、自由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对部队的侵蚀与影响，还联系因“左”的政策肃“AB”团，而造成严重后果的教训。当时，他负责两个组的整风学习，未发生“左”的偏差。
1944年5月，卢胜调任新四军第一师组织部长。他认真贯彻中共苏中区党委决议，为迎接战略反攻，培养和贮备干部做了大量工作。他管理干部，爱护干部，原则问题毫不含糊。对不同个性的干部，他善于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启发教育，从不摆架子，因此，大家有意见敢提，有心里话敢讲。那时，部队中的高级干部多数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老战士，为更好开展地方工作，卢胜注意吸收苏中地区的新干部，加强了基层政权建设，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尤其是卢胜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部队中注意发挥这支力量的作用。当时，苏中军区文工团芦氏姐弟俩，早期曾在国民党机关做事，参加新四军后，已向组织做了交代，整风运动中，他们又作了深刻的认识。但有的同志仍揪住不放，主张要“算帐”。卢胜一面耐心地说服要“算帐”的同志注意政策界限，不搞过火的斗争；一面坚持重在思想教育，予以留用。
在整风中，一些地方因受康生的所谓“抢救失足者”的影响，在执行政策中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出现过某些偏差，伤害了一批干部。卢胜根据苏中区党委的指示，认真地进行了甄别平反工作。1945年，经华中局批准，卢胜和陈丕显、管文蔚、吉洛等担任苏中区党委委员。这时，因工作需要，卢胜调回四分区，先后担任苏中第四军分区司令、政委兼四分区地委书记。他从四分区的实际出发，制定了群众运动的方针与任务，把农村中的雇农、作坊工人、独立手工业工人等普遍地组织起来，巩固和扩大了四分区解放区。
在四分区，卢胜积极贯彻我党中央和华中局的指示，深入到县参加扩军运动，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如在如皋县一次就有1300人穿上了军装。至1945年5月，四分区除主力得到补充外，各县还组建了新的独立团或警卫团。卢胜还参与领导了以尊干爱民运动为中心的政治整训，组织广大指战员认真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及反对军阀主义倾向等文件，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为战略反攻准备了力量。
1945年8、9月间，为贯彻毛泽东关于《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指示，卢胜和张震东司令指挥四分区部队先后攻克三余、马塘、新港等地，并乘苏中主力部队攻击运河沿线城镇之机，率领四分区军民在串场河沿线发起强大的攻势，一举收复了日伪军占据的安丰、丁溪、白驹、刘庄等10余处。在解放海门、丰利等城镇之后，卢胜和张震东又指挥四分区特务团配合军区特务团攻击盐棉经济重镇——大中集，当场击毙伪十九旅旅长谷振之，俘伪军1500余名，缴获炮14门，轻重机枪43挺，步枪900余支以及其他军用品。这一年中秋节，卢胜与张震东冒着倾盆大雨，率领部队攻克如皋县城，歼灭伪军独立第十九旅等部共3000余人，接着又指挥部队攻打丁埝镇、伍佑等地。同年10月8日，卢胜与张震东率部又攻克了盐城。
在生活方面卢胜一向艰苦俭朴。那时部队打仗，地方给部队送来许多慰劳品，还有从日伪军那儿缴获的战利品。每当组织上将战利品或慰劳品分配给卢胜时，他总是再分送到干部和战士手里。平时，他从来不向后勤部门伸手要东西。对待干部他不但在政治上十分关心爱护，在生活上也关怀备至。那时有一位工农干部，打仗很勇敢，表现很好，可是一直找不到爱人。卢胜知道这件事后，立即指示民运部门与地方党委联系，后来通过妇女会帮助那位干部找到了伴侣。
同年11月10日，为适应反攻后的新形势，新四军原一、四、六师主力组成华中野战军，部队分编为六、七、八、九四个纵队。卢胜担任了第七纵队政治部主任。12月19日，华中野战军发起高邮战役。21日七纵队一举攻克邵伯镇等地，歼灭日伪军1500余名，并切断了高邮日伪军南逃的退路，26日我军胜利攻占了高邮城。13年来，卢胜和指战员们第一次在县城——高邮城欢度春节。至此，苏中地区已大部解放。
（七）
1946年5月8日，华中野战军第一师第一旅在江苏如皋城宣告成立。张震东任旅长，卢胜任政委。全旅共6170人。下辖第1、2、3团。一旅成立后，卢胜和张震东立即组织部队进行紧张的战备整训，并开展拥政爱民活动。整训期间，一旅补充了约400名新兵。
同年6月底，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序幕拉开后，敌人大举进攻泰兴、宣家堡等地，卢胜根据华中野战军一师的指示，于7月13日夜，率部参加苏中战役。这是建旅以来的第一次战役。从7月13日至9月12日的连续六次战斗中，一旅共歼敌人7292人。随后，卢胜带领部队自海安水运北上，先后攻占了吴庄、大孙庄、蒋家庄、高家荡等地，歼敌600余人。至此，涟水保卫战胜利结束。接着，卢胜和张震东等率领第一旅北上山东，参加鲁南战役，取得歼敌3714人、活捉敌中将师长周毓英的辉煌战果。此后，卢胜又指挥一旅，配合三旅，胜利地进行了枣庄战役。
同年11月3日，卢胜率领部队东进徐家休整。期间，在全旅开展了功劳运动，造成“争插红旗”的热潮。新华社为此向全国发了专题报道。
1947年2月7日，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并组成华东野战军，一旅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第10师，卢胜任师长、韩念龙任政委。原辖的一、二、三团依次改为二八、二九、三〇团，全师指战员达7900人。整编后，部队继续北上，在莱芜战役中，歼敌1340人，缴获一部分枪支。
同年5月13日，为粉碎敌人与我在鲁中决战的企图，华野发起了孟良崮战役。第十师接受主攻战斗任务后，卢胜和韩念龙一面抓紧对部队进行战斗动员，加强战场宣传鼓动，准备连续作战；一面指示后勤人员要以高度负责精神，克服一切困难，保证部队有饭吃，有水喝，不丢一个伤员。同时还召开各级干部会议，介绍敌情，使全体指战员信心百倍，斗志昂扬。
战役发起后，卢胜亲临第一线指挥部队围歼“王牌”军，与敌人死打硬拼。副师长俞炳辉积极协助卢胜指挥战斗，不幸身负重伤。当敌人退缩于600高地与孟良崮，并企图作最后挣扎时，卢胜立即调整战斗部署，亲自带领二个营向高地发起强攻，配合各友邻部队攻占高地，造成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七十四师全军覆灭。
孟良崮战役结束后，卢胜和韩念龙率领第十师进驻匡庄，后移驻五口地区休整。同年6月6日第十师奉命西进歼敌，因沂蒙地区敌军慑于被歼，蜷缩一团而未打成。25日，敌人开始发起所谓的“鲁中第三期会战”。30日，卢胜率领第十师向鲁南挺进，奔袭费县。7月7日，攻占费县，全歼守敌。尔后又向津浦路进击，逼使敌人停止对我鲁中山区的进攻。卢胜即转兵南下，配合友邻一纵会攻滕县。时值雨季，暴雨连降，河水突涨，给部队带来巨大的困难，衣服淋透了，凉风一吹，浑身都起鸡皮疙瘩；双脚泡“胖”了，让砂石一磨，出现道道裂口；所剩无几的粮食发霉了，大部分连队断了炊。这时偏偏又遇上了险恶的敌情——陷入了国民党七个整编师，20多万兵力的三面夹击。当时，敌人认为，如果把叶、陶领导的一、四纵队吃掉，整个华东战场的形势就要改变，所以他们下了个大赌注。
7月20日，四纵和一纵停攻滕县向东挺进时，国民党第六十五和八十五两个整编师正并排向我逼近，其先头部队距滕县仅20余里。24日，当我撤到枣庄以东地区时，敌整编第七、四十五、五十七师和新五师又从临沂方向赶来。此外，又急调整编七十五师自泗水南下，于津浦路一线进行阻击。情况异常紧急，能不能从几十万敌军的包围中杀出来？
为了粉碎敌人七个整编师向我追击合围的阴谋，叶飞和陶勇决定留下第十师迷惑、钳制敌人，掩护主力部队调头向西，跨过鲁南，挥师津浦路，进入鲁西地区。总部要求卢胜、韩念龙他们不论付出多大代价，一定要保证主力突围，任务完成后同山东内线兵团汇合。接受任务后，同志们都在掂量这副担子的份量。眼下，全师总共才4600多人。师的主力三十团给调走了，一纵三团是刚补充的新兵团，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在前一段战斗中有很大伤亡。从兵力的调配和使用上看，总部领导是下了最大的决心，万一向东的行动失败，全师是要损失的。卢胜和韩念龙二话没说，就将这一艰巨的任务接受下来。他对组织、军事、政治、后勤等方面的工作，做了仔细、周密的部署，要求部队“咬紧牙关，克服困难，战胜敌人”。为了节省时间，师部领导做了分工，卢胜和韩政委到二十九团、张日清主任、余光茂参谋长分别到二十八团和三团具体传达任务，部署战斗行动。
部队出发之前，陶司令特意把卢胜他们找到纵队部。他们走进陶司令的屋里，桌上早已摆好几盘菜，还有一瓶老酒。卢胜心里清楚，这是送行饭。它既有鼓励、期望之意，又充满着依依惜别之情。陶司令走过来，紧紧握住卢胜他们的手，那双饱含深情的眼睛盯了半天，屋子里的空气沉闷极了。当他端起酒杯时，手颤抖得把杯里的酒都洒了出来。他终于开口说：“老卢、老韩，这次留下你们孤军和几十倍的敌人周旋，必定凶多吉少；但为了大局，必须这样做，你们要多多保重！”陶司令的一举一动和充满深情厚意的话语，感染了卢胜，他的眼光不知不觉地有些模糊了。干杯之后，他立即表示：“请司令员放心，即使剩下一兵一卒，也要掩护主力安全转移！”
25日一早，当卢胜率领部队到达枣庄东侧的鼻子山时，二十九团的前卫连同敌人遭遇了，卢胜立即命令各部，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准备阻击敌人。
当卢胜他们登上山顶后，发现敌人正在山脚下的一条乡村路上成一线展开。卢胜核计，要迷惑、钳制敌人，就要摆出个架式，以顽强的抗击和猛烈的火力吸引敌人。因此，他调整了部署：二十九团居中，东北侧为三团，西南为二十八团，在十里长的鼻子山地区组成一条半月形的防线。
七点多钟，各团刚刚构筑完简易工事，敌人就发起了进攻。成群的炮弹呼啸着飞来，巨大的爆炸声震得两耳胀痛，有几发炮弹落到师指挥所附近。一时，鼻子山上飞砂走石，烟尘冲天。在敌人炮火延伸的同时，敌人满山遍野地冲上来，卢胜立即命令：“各团要狠狠地打，坚决守住阵地，保证主力突围！”顷刻间，整个鼻子山到处响起急骤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这是第十师离开主力部队后第一次同敌人交锋。这一仗很关键。由于卢胜指挥部队打得狠，打得猛，很快就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进攻。紧接着，敌人又发动了第二次、第三次进攻，火力一次比一次猛，连飞机也赶来助战，不时低飞扫射，或投下成批的炸弹。凭多年征战的经验，再顽强的敌人卢胜也不在乎。可这一次，由于关系到能否拖住敌人，完成掩护主力转移的重要任务，他的心情随着枪炮声时紧时松。卢胜让作战参谋每隔10分钟同各团联系一次。他一会儿到电话机旁坐上两三分钟，一会儿又拿起望远镜，仔细观察战场。战斗一直持续到中午12点钟左右，枪声才逐渐地稀落下来。由于大家齐心协力，用钢铁般的战斗意志铸成了一道攻不破的防线。敌人的第二、三次进攻全以失败告终。
经过三次较量，敌人以为真的碰上了我军的主力部队，便调动大量敌军向我逼近。卢胜和韩念龙指挥部队陆续转移到石桥、张家庄、黄连山一带继续阻击敌人。第二天上午八时许，当部队到达山脚时，敌人的先头部队也赶来，我军虽抢先占领了半面山。但敌人依仗强大炮火，猛烈轰击我军阵地，我二十九团有80多人伤亡。
在这关键时刻，卢胜决定使用炮兵。他把所有炮弹都拿出来教训敌人。一下子，敌人被打得丢盔弃甲地退了下去。但20多分钟以后，敌人又穷凶极恶地发起了进攻。当敌人距前沿五六十米远时，卢胜下令战士们把几十斤甚至上百斤重的石头块，接二连三地推下去。刹那间，满山的石头块滚滚而下，吓得敌人“哇哇”乱叫，东躲西藏，动作慢的当即被砸死撞伤……。两天来，部队减员较大，只剩下2500余人，仅伤员就有300多人。再说，粮食也没有了，战士们的鞋子早就跑烂了，许多辎重和多余的武器成了累赘。卢胜和韩念龙等一起研究，决定采取果断措施，轻装前进。他们把伤员交给当地的鲁南独立团，或分散到老百姓家里。粮食让各单位自己解决，但不许违犯群众纪律。笨重的大炮、多余的枪支、物资一律就地埋藏。由于丢掉了包袱，部队的活动能力增强了。
鲁南的仲夏正是雨季，淅淅沥沥的小雨，下起来几天都不停。雨水从光秃秃的石头上源源地流下来，头天过沙河水没小腿，第二天返回来时，水就有齐腰深，遍地泥泞，寸步难行。两只脚整日泡在泥水里，脚趾间让沙石磨来磨去，变得红赤赤的，有的起了黄水泡，每走一步，都疼得象针扎一样。有一天，卢胜到二十八团去了解情况，正巧赶上九连副指导员沈明章在动员一名战士行军。卢胜过去一看，那个战士的双脚磨掉的肉皮，烂得左一块，右一块的，坐在路边苦苦地央求着。“副指导员，我可不走了，你们给我留下个手榴弹就行了，如果碰上敌人，我就跟他们拼！”卢胜告诉沈副指导员，一定想办法把他带上，不能丢下一个战士。
为了解决走路问题，干部们想了不少主意。有的同志把衣服、背包撕成布条包脚，结果顾了下边，就顾不了上边，只好打赤背。有经验的老兵把山东老乡送的留作纪念的“大傻鞋”拿出来，这种鞋，底子又厚又硬，很结实。可是，一双鞋，老兵让给新兵，新兵让给干部，干部又送给病号，谁也不肯穿！那时，营、团干部都有马，可是谁也不肯骑，全让给了伤病员。同志之间的阶级友爱，此时显得特别珍贵。经过六天六夜，大小18次战斗，卢胜他们终于为主力部队的安全转移，争取了时间。
下一步的任务就是选择适当时机，把剩下来的同志全部带出去。部队渡过沙河，驻扎下村的当晚，卢胜派侦察员去抓“舌头”，在了解到准确的消息后，决定部队星夜出发。他们顺利进至九女山、大炉一线。接着，分两路一举穿过临（沂）费（县）公路，直达鲁南解放区费县东侧的岭子后村。然后，到了诸城以西的无忌地区。在那里，卢胜他们总结鲁南行动，开展评功、庆功活动，并为牺牲的烈士开追悼大会。华东军区特发来贺电，表彰卢胜他们顾全大局，战胜艰难险阻，苦战六天六夜，胜利完成掩护主力西进的任务，给全师部队以巨大鼓励。
此后，卢胜和韩念龙率领第十师转战胶东。胶河战役胜利后，卢胜和韩念龙率我第十师南下，解放了诸城。同年12月19日，卢胜和韩念龙率领第十师自饮马地区踏上了归建的征途。
（八）
1947年年底，整个敌我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革命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敌人在连遭失败的形势下，被迫改变其战略计划，特别加强了对中原和华东地区的防御力量。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中央军委对华野作了新的部署，决定我第四纵队和第一、六纵队挺进江南。
1948年5月下旬，位于兰封、菏泽一线妄图阻我南进之敌主力新五军和七十五师、十八军等部正南下黄泛区，仅留五军之四十一旅、骑一师于定陶、曹县一线监视我军行动。根据我华野总部的决定，卢胜于5月28日晚带领部队南进，6月4日抵达定陶东北之新集一线。敌悉我南渡黄河后，即着令五军和七十五师共六个旅火速北返阻击我军前进，并调兵北上向鲁西南集中，企图和我决战。当敌五军踉跄赶到金乡、定陶一线时，发现我已严阵以待，因慑于孤军深入被我歼灭，即就地构筑工事，以待后续部队赶到，再行北犯。卢胜和师政委利用这一间隙，带着政治部人员进行“访苦”活动，并以当地人民遭受敌五军抢掠烧杀的痛苦来教育部队，启发大家的阶级觉悟，点燃同志们仇恨的怒火。通过“诉苦”，大家看到了每个同志都有一本“血泪帐”，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卢胜还深入连队与那些从鲁南战役快速纵队和孟良崮战役解放过来的战士座谈，使他们进一步认清了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才是为着穷苦大众求解放的人民军队。他们纷纷表示，为穷人的解放，要不怕流血牺牲，坚决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从而激发了部队歼灭敌新五军的决心。6月15日第十师西进，至内黄集附近待机。23日，又奉命东进至羊皮砦、多云地带阻击西援之敌。
24日14时，敌五军一三四团在优势炮火、坦克及空军支援下，向我阵地发动疯狂攻击，卢胜深入前沿阵地果断地指挥部队连续三次打退敌人的冲击。后因防守地形不利，且敌坦克及步兵向我侧翼迂回得逞，战至下午4时左右，我被迫撤出。当晚7时30分，卢胜指挥部队向敌发起突然反击，羊皮砦为我复占，歼敌一个营，击溃两个营，俘敌59名，缴轻重机枪6挺，各种枪26支。随后，卢胜带领部队主动撤出羊皮砦，安全返回。羊皮砦反击战的胜利，严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战斗士气。为第十师安全转入二线阵地赢得了时间，因此得到纵队的通令嘉奖。
龙王店是一个200余户的村庄，村庄四周有一条宽约两米多的干壕沟，内壕上面环绕着三米高的土围墙，区寿年兵团自6月26日转入防御后，在壕外又设置了三道鹿砦。并利用壕沟、围墙等地形地物，改造修筑了许多土木结构的地堡群。围墙内，电波形的新堑壕纵横交错，形成了一个多层的交叉火力网。为分割邱（指邱金泉）、区兵团，我总部决定发起睢杞战役，集中兵力围歼区寿年兵团。当晚，卢胜率部经高阳集、杞胺以南，向桃林岗、欧阳岗以东前进。29日晚逼近睢县西北的龙王店前沿。是时，友邻十一师、纵队特务团、一纵二师和六纵十八师亦进至龙王店前沿，对敌形成了包围态势。
7月1日21时30分，卢胜亲自到前线指挥所，在仔细检查部队的攻防设施后，命令“各分队利用堑壕和青纱帐秘密接敌！”刹时，指战员们象离弦的箭，分成三个突击梯队，对龙王店守敌实施摧毁和压制性射击。敌人不惜一切代价拼命进行反扑。在第十师突破敌前沿阵地前后，我友邻部队亦相继突入。敌人的阵地越来越小，军心动摇了。卢胜立即组织向敌展开多种形式的政治攻势，逼使敌纷纷放下武器。7月2日拂晓，龙王店守敌全部被歼。敌第七兵团司令官区寿年及第六旅少将参谋长王守宏、第十六旅少将参谋长李鹤生等，全成了我军的“网中鱼”。
在我围歼区兵团之际，敌除急令邱兵团火速增援外，又急令敌二十五师、第三快速纵队、交警二总队凑成西援兵团，由黄伯韬指挥，转师西进，以解区兵团之危。当该敌赶到距龙王店东约20公里地时，龙王店之敌已被我全歼。鉴于该敌仓促西来，正处于运动之中，华野首长决定乘我胜利之锐气，围歼该敌于帝邱地区。卢胜率部向东急进。7月3日拂晓进至黄德集、楚楼、雷屯一线后，即下令二十九团及二十八团一部分攻刘楼，造成敌伤亡惨重。当敌溃兵逃向何庄、袁庄时，他又指挥我部歼敌近1000名，俘敌600名，缴汽车数十辆，并乘胜攻占袁庄。6日敌东、南、西三路援军逼近，我华野总部为保持战役主动，决定停止攻击。6日晚卢胜带领部队撤出战斗。在安徽涡阳之五里湾一线休整。卢胜全面总结了第十师新式整军后参加首次战役的经验，经过20余天的休整，广大指战员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军事路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战术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不久，卢胜他们率领第十师进入豫东地区。由于部队遵纪爱民，作战勇敢，圆满地完成了豫东作战任务。
豫东战役和津浦路中段战役胜利后，中央军委决定集中主力发起济南战役。8月25日，卢胜奉命率部自涡阳北上，经半个多月行军，到达鲁西嘉祥地区，在出色完成打击援敌的任务后，卢胜于10月7日率部东进，8日抵达兖州西南休整。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淮海战役，卢胜抓紧对部队进行形势教育，提高了部队争取更大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同年10月，卢胜升任为第四纵队副司令员。
10月26日，第四纵队指战员从兖州往东南方，奔向决战的淮海战场。11月3日，卢胜随同陶司令驻进驼阴以南的孟家渊，4日收到了华野总部的作战命令。5日晚间，纵队在指挥所召开了作战会议。
6日，淮海战役开始了。我华东各路大军一齐出动。横扫了陇海路北侧敌军阵地。乘敌慌乱之时，我主攻部队迅疾调转矛头，直指黄伯韬兵团。黄伯韬一见我军来势凶猛，犹如惊弓之鸟，即由新安镇向西狼狈逃窜。华野总部马上号召全军，不怕疲劳，不怕困难，敌人跑到哪里，就追到哪里！卢胜配合陶勇指挥四纵不分昼夜地猛追敌人。11日拂晓，我部在大兴庄、太平庄等处阵地，与黄伯韬兵团交上了火。为保证围歼仗的胜利，卢胜亲自到第十师传达纵队指示，并深入前沿阵地进行动员、察看敌情，部署作战。当卢胜发现部队已有两天两夜没有正式吃过一餐饭，十分疲劳的情况后，立即告诉杜屏师长：“让部队休整两天，认真做个准备，保证攻下大兴庄”。
14日傍晚，我第十师开始对大兴庄发起进攻。至15日拂晓，我部攻占了大兴庄，全歼敌六十四军四六七团。战斗结束后，陶司令、卢胜和梅嘉生一起来到大兴庄，表彰并鼓励将士们更加英勇、顽强地去冲锋、去杀敌。20日清晨，我四纵一部配合友邻部队攻占了敌七兵团指挥部东碾庄，黄伯韬只身逃到尤家湖。当晚，我纵队主力以猛烈的炮火，与敌激战了四个小时，全歼敌二十五军，并攻占尤家湖。22日黄伯韬率残部企图突围，我部当即全线出击。战至星出月上之时，黄伯韬被击毙，该兵团全军覆灭。
歼灭黄伯韬兵团之后，为保证中原野战军歼灭黄维兵团，卢胜他们又轻装前进，急行军两天两夜。临近第三天中午，赶抵大山口。这时，部分同志由于饥渴过度，行走极为艰难，落伍的战士不断增多，部队开始有些凌乱。恰在这时，卢胜催马赶到，听了杜师长的汇报，并征求几位师长的意见后，他指示：部队稍作休息，消除疲劳，吃饱饭后赶快前进……。卢胜就是这样，他对部队出现的问题，从来不独断专行，总要与大家研究，听取各种意见，从中排除困难。由于卢胜他们的有力配合，中原野战军于12月15日在双堆集地区全歼黄维兵团，并俘中将兵团司令官黄维。
黄维兵团被歼后，华野总部命令我部全线停止攻击，对杜聿明集团采取围而不攻，转入战场休整。休整期间，卢胜经常深入连队，和战士们一道加固阵地工事，对部队进行阶级教育和纪律教育，还协助师团调整战斗组织、整理建制。此外，他还组织对敌军展开政治攻势，争取许多蒋军士兵从敌军阵地脱逃起义。特别是当敌军空运断绝，士兵靠马皮、麦苗、树皮充饥时，由于加紧兵运工作，促使敌军成排成连地携械起义。短短20天中，向我军投降的敌兵达8000余人，相当于两个师。
1949年1月6日，我总部对拒绝投降的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卢胜协助陶勇指挥四纵将士以排山倒海之势猛攻敌阵地。不到三天功夫，连克10多个村庄，歼敌万余人，并逼近杜聿明集团的指挥部。接着，陶勇和卢胜以主力部队猛插敌“心脏”，一举攻克陈官庄之屏障——罗庄、李庄、黄庄户。10日清晨，四纵和友邻部队一起攻占了陈官庄，并活捉杜聿明。这时，陶勇、郭化若、卢胜、韩念龙等纵队领导来到了陈官庄。他们在第十一师师部审问杜聿明。当要杜谈谈对今后战局发展的看法时，杜聿明叹气地说：“蒋介石的主力全打光了，本钱也输光了，你们过江没问题了。”
（九）
三大战役胜利后，全国的军事、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国民党妄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滞我军南进。这时，陶勇和卢胜率部东进山东。在峄枣召开了营以上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一月会议和贾汪会议精神，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坚决打过长江去，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才能建立新中国。期间，部队自下而上进行战役总结，开展报功、评功和选模，并召开庆功授奖大会。卢胜在师的庆功授奖大会上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向全国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我们应当以英雄模范为榜样，丝毫不能松懈自己的斗志。在新的形势下，用革命的手段，彻底干净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
1949年1月下旬，华东野战军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四纵队改为第二十三军，归第七兵团建制。陶勇任军长，卢胜任政治委员。所属部队依次改编为第六十七、第六十八、第六十九师。军部还成立了山炮团，武器装备也作了进一步调整。
2月18日，我二十三军奉命结束休整，南进江苏泰州地区集结，进行渡江作战准备。部队自齐村出发，历时22天，行程800多里，是第一次长距离白天行军。部队所经之处，全是解放区。因此，涌现出许多拥政爱民、尊干爱兵、团结互助、遵守纪律、带病坚持行军的动人事迹。3月11日，部队抵达泰州县及其以南地区，展开了紧张的渡江准备。
长江号称“天堑”，是我人民解放军南进的最大天然障碍。国民党反动派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75个师，约45万人，布防于上海至江西省湖口的地段上，其重点置于南京至上海段，直接担任江防的有54个师，并在长江下游集结89艘舰艇，配置250架飞机，组成所谓“立体防线”，妄图阻止我军南进。渡江作战，突破敌滩头阵地，与我军过去进行的战役、战斗不同，是部队遇到的一个新问题。由于部队对渡江作战中的战术难点不了解，产生了不少顾虑和疑问，因此卢胜深入连队，对指战员进行形势与任务的教育，组织大家学习《约法八章》，说明渡江作战的有利条件，并对指战员进行了航渡常识、上下船动作、水上射击、战斗队形、滩头突破、纵深战斗等作战技能的指导，使大家确立了一举登陆、奋勇前进的必胜信心。此外卢胜还带着师部领导到江边动员大批民船和船工，成立了船管指挥部和船管大队，并改制了一些机帆船和木排，全军共拥有大小船只539艘。
在轰轰烈烈的水上练兵运动中，卢胜同战士一块乘船演练。他着重对指战员进行编队航渡、登陆冲击、通信联络等动作的训练。还利用夜间在长江北侧，选择类似南岸的地形，进行综合航渡和登陆演习。
4月10日，我二十三军进入渡江出发地域，这是解放全中国的关键一仗。卢胜和军、师的其他几位领导都感到很光荣，又觉得责任重大，他们决心以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带领部队打过长江去。
4月20日，国共谈判以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条件而破裂。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向全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正当我军即将展开渡江时，英国海军远东舰队悍然出动军舰多艘，侵入我防区，往返游弋，停泊窥视，妄图以此配合国民党阻拦我军渡江。当天下午，竟以舰炮猛轰我渡江出发阵地，打死打伤我指战员多名。我强大炮兵奋勇还击。英舰紫石英号多处中弹起火，被迫停于镇江附近江中，后被我渡江部队俘获，其他舰只狼狈东逃。
4月21日晚七时半，刮起了东北风，真是天遂人意，军民无不雀跃。卢胜和陶勇立刻组织我战船启航南渡。敌人的炮火相当猛烈，不时在我船队周围爆炸。我第二〇七团在团参谋长袁俊的带领下，仅用10分钟，便于王坍港两侧成功登陆。接着各炮兵群按预定计划进行猛烈的压制射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我又连接攻占了四个港口。与此同时，第二〇〇团于乌泥河成功登陆。登陆后，该团主力当即向王坍港、天生港、下三圩港、桃花港敌阵地猛烈进攻，扩大了登陆场。同时，第二〇二团亦按预定计划，在下开沙成功登陆，全歼该岛守敌。渡江战役中，有位团长因指挥失误，受撤职处分，思想负担重。卢胜知道后，立即找他谈话。一面指出他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一面帮助他提高勇气，增强斗志。由于卢胜的关心、爱护，工作深入细致，该团长在后来的战斗中表现很好。
当晚11点30分，卢胜和陶勇带着警卫营，南渡长江指挥部队追歼逃敌。至此，国民党反动派长期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被我渡江大军彻底摧毁了。
4月22日，在江南人民热情支援和坚持江南敌后游击武装的接应下，卢胜和陶勇率领队伍克服阴雨连绵、道路泥泞、桥梁被毁的困难，昼夜兼程，猛追逃敌。
5月3日，杭州守敌弃城南逃，卢胜和陶勇率领二十三军进占杭州。至此渡江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杭州解放后，浙江残敌大部逃往沿海岛屿，部分流窜山区。二十三军奉命担任杭州市区及萧山、绍兴、临平、海宁地区的警备任务。这期间，卢胜经常深入检查工作，强调部队要多向群众宣传党的城市政策和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政治部也派出了大批宣传队，深入大街小巷，张贴布告，宣讲政策，因此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同时还派出大批部队，对重要目标进行昼夜警卫，并广泛发动工人群众，组织纠察队，维持社会秩序。由于严密组织城市警备，二十三军担任警备任务期间，杭州的社会秩序良好。
5月12日，上海战役打响。20日，三野总部根据中央军委电示，决定增调二十三军和二十五军及特纵炮兵一部参加攻沪作战。卢胜和陶勇立即召开会议，进行具体部署：留下六十八师二〇四团继续警备杭州，以六十七师为前卫，军部率六十八师为本队，六十九师为后卫，马上向上海挺进。
为使部队早日参战，军部决定首先利用铁路运输。确定六十七师从萧山，军部、六十八师、六十九师从杭州乘火车到沪杭之间的硖石车站。因往前的铁路全被敌炸毁，卢胜及军部的几位领导和指战员一起以每小时12里的速度沿沪杭公路疾进。时值阴雨连绵，道路泥泞，给部队行动带来很多困难。有的人滑倒了又爬起来，浑身沾满泥浆；有的人鞋子陷掉了，干脆打赤脚；有的人脚被沙石磨破，鲜血直流；还有的人，由于过度疲劳，走着走着，一头栽倒在稻田里……既使如此，指战员们的斗志仍很旺盛。
5月23日下午，卢胜和陶军长赶到设在松江县城的第九兵团指挥部领受作战任务。二十三军原属第七兵团建制，参加上海战役，配属第九兵团作战。司令员宋时轮、政委郭化若、参谋长覃健等热情接待了卢胜和陶勇。首先询问了部队的开进情况，接着介绍了战役的发展情形。尔后，由覃健参谋长下达作战任务：命令二十三军当晚接替二十七军之虹桥、七宝镇以东至莘庄一线防务；继而沿沪杭铁路两侧向北攻击前进，扫清沪郊之敌，后进入市区作战。
24日拂晓，我六十七师、六十八师先后赶到莘庄镇一线。翌日，追击敌人至苏州河边。敌人占据河北岸，凭藉河道，拼命抵抗。25日下午，根据兵团命令，卢胜指挥六十七师由梵皇渡强渡，向江湾攻击；令六十八师由周家桥强渡，向真如地区攻击前进，保护六十七师侧后安全。
在上海市区作战中，卢胜一再强调要尽量不用或少用火炮射击和爆破，主要使用步兵武器，以短兵相接，消灭敌人。因此减少了城市设施的破坏和居民的损失。27日拂晓，上海市全部解放。全体指战员模范地执行了城市政策和纪律，进入市区后，一律不进民房，全部露宿街头。特别是六十八师在战斗中，将缴获的两卡车贵重物品，一点不动地全部上交，受到了以陈毅司令员为主任、粟裕副司令员为副主任的上海市军管会的表扬。
上海战役结束后，陶勇、卢胜率部开赴嘉兴地区，卢胜兼任嘉兴市军管会主任。部队进驻嘉兴后，为加强地方政权建设，他从军队选派了大批干部参加地、县、区各级新政权的建设工作。与此同时，还分别对平湖、海盐、乍浦沿海地区和太湖的匪特进行了清剿。至8月底，共歼俘匪特骨干492人，缴获各种枪100支，从而有力地保障了各级新政权的建设。
8月1日，23军奉命归第九兵团建制。卢胜和陶勇参加了兵团党委扩大会议，接受了准备解放台湾的任务。18日，军党委在嘉兴市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陶勇传达了兵团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卢胜作了会议总结。他指出：以最快的速度，坚决、干净、全部地歼灭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当前的总任务。从8月下旬开始，各单位根据军党委第三次扩大会议精神，自上而下地进行动员。9月26日，二十三军奉命移驻沿海一线后，全力进行以航海和登陆突破为主的军事训练。后因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并以武力霸占台湾省，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使该训练任务随之解除。
同年12月13日，为解放舟山群岛，卢胜率领二十三军指战员南进。27日抵达舟山前线龙山地区。接着，卢胜和陈庆先军长抓紧训练部队，并进行实弹演习。舟山群岛之敌面临我强大的军事压力，遂于1950年5月13日，在海空军掩护下，仓皇逃向台湾。5月19日，舟山群岛宣告解放。
（十）
1950年6月中旬，二十三军奉命西移，在慈溪地区集结休整。卢胜组织军、师各级干部认真学习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尔后进行舟山战斗总结。12月间，卢胜按照华东军区党委统一部署，领导了军党委的整风运动。
翌年4月，全军总政治部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提出《关于军队继续执行镇压反革命工作的指示》，要求军队要“认真清理内部、纯洁组织，对反革命分子坚决镇压”。据此，二十三军内部开展了镇反运动。卢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注重调查研究，认真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避免了镇反扩大化。同年12月，在全军开展的“三反运动”，由于卢胜坚决按党的政策办事，重证据、重教育，挽救了许多干部。运动中，他虽然遭人报复诬陷，但能正确对待，深受军内同志敬佩。
1952年7月，二十三军接受了入朝作战的任务。8月初，在嘉定地区按志愿军系列整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三军，卢胜任政委，钟国楚任军长。整编后，师、团、营分别办集训队，进行以掌握国产武器的性能与使用方法为重点的临战训练。同时，加强了强行军和夜行军训练。8月25日，第六十七师、第六十九师由苏州、昆山地区登车北上；第七十三师由福建南安地区出发。9月2日，全军集结丹东，卢胜向指战员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要求全体党、团员要带头做到“五爱”和“六防”。期间还组织部队进行行军、防空、露宿、挖散烟灶等综合训练。
9月5日至8日，卢胜、钟国楚率领第六十七师、第六十九师誓师出征，经安东入朝，开赴抗美前线。部队经过24天徒步行军，于10月1日到达元山西南之丛浦里地区，接替友邻第二十军位于朝鲜东海岸的防务。为了贯彻“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军党委提出“坚守防御，巩固阵地，积极歼敌，提高自己，创造条件，推进阵地”战术指导原则，要求部队认真做好粉碎敌人冒险进攻的一切准备。卢胜立即深入师、团检查工作，采取面对面的领导方法，发现问题就地解决，使部队入朝后，严格遵循毛主席“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教导，在艰难的战斗岁月里，尽最大的努力协助朝鲜人民恢复生产，度过灾荒，重建家园。从而大大加深了与朝鲜人民之间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
卢胜和钟国楚等在朝鲜指挥二十三军进行防御作战中，认真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关于“积极防御”、“寸土必争”等一系列指示，广大指战员以坚决的作战行动，坚固了防御阵地。自“丁字山”首战告捷以来，挫败敌人29次进攻，实施16次反击战，积极开展小部队夜间战斗行动，打响64次，共作战109次，歼敌14768人，其中歼美军7806人，俘敌119人，其中俘美军52人，缴获各种枪炮558件，击落敌机152架，击伤敌机282架；毁伤敌坦克106辆，其中击毁43辆。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冒险进攻，并局部推进了阵地。同时，积极锻炼了部队，提高战术水平，取得了对美军作战的宝贵经验。在赴朝作战中，卢胜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国旗勋章。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抗美援朝战争宣告胜利结束。1954年9月，卢胜离朝回国。回国后，他先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高干文化班学习，后转入战役系学习。由于他认真学习，刻苦钻研，努力克服文化低的困难，文化和理论水平大有提高，对我军战史和战役的研究取得了成绩。1955年9月，卢胜出席南京军区授衔授勋典礼，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将军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8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福建省军区，任命刘永生为司令员，卢胜任政委兼军区党委书记。时值全军正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卢胜到省军区后，即按总政治部的部署，组织军区干部学习社教文件，用摆事实讲道理和回忆对比的方法，进一步提高大家的政治觉悟。同年下半年，卢胜按照总政治部规定，带头下连当兵。在东山岛，他与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还一起站岗放哨。当卢胜发现有的战士鞋子破了，就用自己的钱，为战士买鞋；当他知道有的战士病了，就主动为战士端水送饭。从而进一步密切了官兵关系，加强了连队建设。在省军区期间，卢胜认真执行上级指示，坚持党委集体领导，从不摆架子，也不盛气凌人；他遵循“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既放手让同志大胆工作，又敢于承担责任，团结各方面的干部一道工作。特别是他长期保持红军时代的优良作风，生活上艰苦朴素，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管是坐车，还是住房，他总是先让给别人。他总是说：“你用我用还不是一样！”
原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刘振球、副政委王直和副参谋长林辉才称赞卢胜原则性强，经验丰富，从不骄横，团结同志，能独立掌握一个局面。
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的庐山会议，对于卢胜来说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他对于当时党在工作指导方针上出现的严重失误，未能深刻认识，也不可能去纠正这些失误。但是他经过深入实际，到群众中调查研究，在一定范围内已觉察了这些失误，即如“大跃进”中的浮夸问题。卢胜在“关于1958年大跃进工作总结与1959年工作任务”的报告中已经指出，并强调在今后工作中要注意纠正浮夸风。
1961年1月24日，国防部转发周总理的命令：任命卢胜为福州军区副政委。他分管民兵工作，抓政治思想建设，十分注意群众路线，处处为群众着想。他不辞辛劳，经常下基层，为加强民兵建设，作出了贡献。同年8月31日，福州军区党委批转了卢胜关于民兵工作的调查报告。1963年1月，经党中央批准，卢胜等11位同志担任福州军区党委常委。5月，卢胜在福州军区领导了学习雷锋的运动。
1965年9月，卢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带领福州军区干部在福建省南安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初期才撤回。1966年1月15日，卢胜出席福州军区第三次党代会，被选为福州军区党委常委。
“文化大革命”中，卢胜也受到了冲击。当时有人无理地责问：“你为什么从海南跑到福建”？“漳浦事件时，你为什么要跑出来”？卢胜严肃地回答：“革命不分东西南北，在哪儿都可以干！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要有革命武装才行！”与此同时，他坚持安定团结的方针，认真处理“三支两军”中出现的问题，1970年1月20日，福州军区成立国防工作领导小组，邓克明任组长，卢胜任副组长。他对闽赣两省国防工程建设、沿海边防建设等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和建议。1971年6月23日，卢胜出席福州军区第四次党代会，仍被选为军区党委常委。1974年7月12日，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成立福州军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皮定钧任组长，卢胜任副组长。期间，卢胜经常深入闽赣两省督促检查人民防空工作。1975年8月30日，卢胜退居二线，担任福州军区顾问。
粉碎“四人帮”以后，经中央军委批准，卢胜担任福州军区顾问组组长、福州军区党委纪委常务书记。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工作，对促进和完善部队的军事训练、战备、后勤及国防工业建设等方面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期间，卢胜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拨乱反正，平反了许多因“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错案，也纠正了一些历史遗留的重大问题。对调动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福州军区工作期间，卢胜还出席第四、六届全国人代会。1978年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卢胜多次赴闽南和江苏、广东等地，十分关心老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为老区人民发扬革命传统，帮助老区人民脱贫致富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他不顾年事已高，身体有病，积极参与党史、军史的研究活动，撰写革命回忆录，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力求做到实事求是，立准立好，其认真负责的精神，感人至深。
卢胜从戎一生，忠于革命，骁勇善战，正直无私，团结同志，爱护干部，任劳任怨。尤其是在险恶的境遇中，他总是身先士卒，不屈不挠地战斗，把生死置之度外。他无愧是党的优秀干部，是我军优秀的指挥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