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内容
1939年2月，周恩来副主席受中共中央委托，从重庆来到安徽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他先后作了《新阶段的新关键》、《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等重要报告。指出：“我们愈向敌人的后方，愈能够得到发展的机会。愈在困难的条件底下，愈能够显出我们的特长，愈能够锻炼我们。愈坚持，愈能够影响全国全世界。”同时，周副主席还指出：“要把新四军发展起来，加强起来，游击战发展到正规战，把活动的地区一直达到南京、上海，达到敌人的心脏，用你们的英勇战斗配合全国军队，把敌人最后的赶出中国去。”期间，周恩来和项英商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
1939年11月，苏北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因与韩德勤的矛盾比较尖锐，当时有13万子弹在江南急需运回，“两李”致函陈毅，请我方协助其运弹药过江。陈毅遂命令我四团协助李部把子弹护送过江。还从战利品中挑选一匹好马和一把指挥刀，分赠“两李”。四团党委受领任务后立即开会研究，确定由我和陶勇率领团部机关及第二营执行过江北进的任务；廖海涛率领第一、第三营留在江南敌后继续斗争。经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批准之后，我们召开了连以上的干部会议。陶勇指出：进入苏皖边区之后，我们要战胜敌人，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正确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取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必须模范执行纪律，执行党的政策。这也是我们进入新区之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基本条件。会上，我也作了动员，主要使大家明确渡江北进的政治意义和应该坚持的斗争方针，从而为胜利完成挺进苏皖边的任务奠定思想基础。
11月11日，我们从朱荡出发，越过宁杭公路，于丹阳、奔牛之间穿过敌伪严密封锁的宁沪铁路，在地方党组织的大力帮助下，渡过夹江、从三江营上岸，到了江北。一路上，我们几个团领导同战士一样，人人挑着子弹箱，给战士们以极大的鼓舞。运送子弹的任务完成之后，我们进入泰州西南的嘶马、大桥地区与挺纵梅嘉生部会合。部队休整待命，补充给养。我四团利用送子弹之际，留在皖东。
这时，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冷欣部在日军所推行的诱降方针影响下，正千方百计地限制我方抗日，并且不断寻事挑衅。他们以“冬季反攻”为名，把最顽固的忠义救国军张少华部放在江阴、泰兴之间，企图配合苏北的反共头子韩德勤，截断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战略通道，寻找机会与日军前后夹击，消灭我已渡江北进的新四军。为了粉碎顽固派的阴谋，11月下旬，江南指挥部决定我们以苏皖支队的名义，挺进天长、仪征、六合、扬州地区，以策应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东进。并在那里发动群众，发展抗日武装，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江南指挥部同时任命陶勇为司令员，我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年底，我们来到了挺进纵队第三团驻地——扬州东乡的吴家桥，紧接着，又到了邵伯湖畔的六闸。
六闸，是大运河和邵伯湖的汇合处。这里湖面狭窄，湖中有浅滩，便于安全渡湖。但敌人汽艇日夜巡逻。我们选择在这里渡湖，是由于这里群众基础较好，渔民群众可靠．我们刚到邵伯湖，侦察员就高兴地跑来报告说：渔船已经准备好了，都在湖边等着。我们立即将队伍带到湖岸上，只见侦察员轻轻一拍手，十几条渔船便轻轻地从芦苇丛中摇了出来。部队分两批渡湖，第一批很顺利地渡过去了；第二批刚到湖中，忽然发现日军的汽艇从南面开来，船民们不慌不忙，迅速地把船划向附近一处浅滩的芦苇丛中，十几条船都藏了进去。敌人的汽艇越来越近了，芦苇丛掠过一道道强烈的光束，紧跟着扫过来一梭子机枪弹，芦苇被打折了掉落在战士们的身上。大家咬着牙，手指扣着扳机，身子一动不动。敌人见声息全无，便熄了灯，慢慢开过去了。我们正想松动身子，船民们忙摇手制止，果然，敌人的汽艇又靠近了。敌人未发现什么动静，便向北驶去。船民们这才轻轻拨开芦苇，把船划了出来。我们都很佩服船民们的沉着老练、机智果断的举动。
至深夜一点钟，我们的第二批部队才过了邵伯湖。大家放开飞毛腿，一口气赶了60里。在行军中，支队领导和各级干部同战士一样，都挑着近百斤重的弹药箱。部队顺利来到了扬州西边的陈家集。当时，苏皖支队没有公开部队的身份，当地群众看到了既怀疑又害怕。我们便进行宣传，讲抗日的道理，并帮助群众挑水拾柴，打扫院子。我们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决定把大仪集、甘泉山两个敌人的反动据点拔掉。
当时，支队党委把任务交给四连和五连。在营长朱传宝和作战参谋黄才胜的带领下，战士们化装成农民模样，一下就打开了大仪集的寨门。接着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警察局，活捉敌人数十名，缴枪10余支。六、七天后，我们又全歼甘泉山的敌军一个连，缴枪30余支．大仪集和甘泉山的乡亲们奔走相告：“昨晚降下天兵天将把敌军捉走了。”这“神话”象风一样，很快吹遍了四邻城镇。
苏皖支队移驻月塘集之后，接连向日伪军发起了攻击，不到一个月，全歼伪军两个连和一个伪警所，并一度切断天（长）、扬（州）公路。当时，我们分析了敌情，认为日军会寻踪“扫荡”月塘集。因此，要部队一面休息，一面做好战斗准备。果然不出我们所料，12月18日，侦察员赶来报告说：扬州、六合两地的800余名日伪军已出动，要围攻月塘集；国民党仪征县大队500余人也集结于月塘集西北侧，企图乘机大捞一把．我们决定采取外线作战，将主力撤出月塘集，转至移家集一带。支部马上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会议由我主持，陶司令作了具体部署，我也讲了话。主要强调月塘集这一仗的重要性。要求全体指战员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一定要打好这一仗，为在月塘集地区打开局面，建立抗日根据地奠定基础。接着，我们迅速把部队带出月塘集，埋伏在移家集附近地区。同时，我们还动员当地群众有组织的进行疏散，以减少损失。那时，基本群众特别是青壮年大都不愿意离开战场，他们有的组织了担架队，有的拿起大刀、长矛，要求参战。他们这种抗战热情，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胜利信心。
这一天中午，进犯月塘集的敌人未遇到抵抗就占领了月塘集。他们以为我军不敢应战，已经“逃窜”，遂派伪军300余人向移家集进犯。我军隐蔽在移家集正面阵地上，在陶司令亲自指挥下，等敌人接近时，突然发起猛烈的反击。一下子撂倒了十几个伪军。伪军被打得惊慌失措，晕头转向。日军全力增援，也遭到我军迎头痛击，被我们击毙了一部分。他们只好退守月塘集。
另一路从扬州来犯之敌，也遭到我们的坚决阻击。太阳快落山时，敌人被迫撤往月塘集。我们即跟踪追击，将敌人包围起来，利用夜间突入月塘集。进入月塘集后，我军与日伪军激战三个小时，杀伤杀死日军30人、伪军60余人，缴枪40余支。我军没有一人阵亡，但有些战士负了伤，卫生队把他们送后方包扎。当炊事员挑来饭菜时，战士们的肚子正饿得咕咕叫，大家一见都欢跳起来。正忙着盛饭吃时，只听得有人喊着过来：“同志们慢吃，我们的白米饭香，我们的小菜味道好，快吃我们的！”四乡的群众也担饭送菜来了。他们不由分说地夺下战士手里的碗就去盛饭，整个阵地一下子沸腾起来了。
此时，日伪军全部被压缩于月塘集北侧的一座三进大庙里，他们企图凭险顽抗。鉴于日伪军兵力较多，我若发起强攻，损失会较大，于是我们主动撤出了战斗。第二天拂晓，日伪军便仓惶撤走了。月塘集又回到我抗日军民的手中。
月塘集战斗胜利结束后，日伪军因不知我军虚实，一时不敢轻举妄动。我们抓紧时间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把群众动员起来了，到处是一片抗日救国之声。
大约过了半个月，我们开始在仪征地区进行建党工作。我们以办事处的名义，成立中共仪征县委，由民运股长周爱民担任县委书记。同时在陈集、谢集、东沟、月塘集、甘泉山等地成立区委。接着，又建立起了各种抗日的群众组织。此外，我们注意发展群众的抗日武装。年轻人一听说参加抗日自卫队，能拿枪打日伪军，个个争先报名参加。不久，我们在各乡都建立了一支拥有三四十人的地方抗日武装。
1940年1月，日伪军1500余人分数路进犯我皖东根据地。我们奉命北上配合挺纵等兄弟部队进行反“扫荡”。在天长以南的横山地区，我苏皖支队与日军遭遇，敌人抢先占踞横山主峰，并向我开火．我第二营猛打猛冲，经反复拼杀，终于夺取主峰。尔后，我们又用白刃格斗，击溃了日军的疯狂反扑．在这次战斗中，我军歼灭日伪军100余人。对于粉碎日军进攻皖东根据地，起了重要的作用。
横山战斗胜利结束后，我们返回移家集休整，进行战斗总结，同时补充新兵员。那时，我们扩军要先做调查工作，进行细致的考查、教育后，才能吸收。这期间，我们还果断、坚决地镇压了国民党反动派策动和挑起的“大刀会”、“红枪会”发动的武装暴乱。同时惩办了个别民愤极大的严重失职的“税收人员”，纠正了自己在工作中的失误，从而挽回了政治影响。
在移家集，根据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命令，梅嘉生率领挺进纵队两个营编入苏皖支队。同时任命梅嘉生任副司令员，张震东任参谋长，吴载文任政治部副主任。支队下辖三个营和一个特务大队，共有1200余名指战员。
同年3月，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广西军一部越过淮南铁路向我新四军进逼，企图围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我第四支队。苏北的韩德勤也加紧调兵遣将，准备进攻驻津浦路东的我第五支队。形势十分严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向广西军呼吁团结抗战无效的情形下，调集我七个主力团于津浦路西，向对我威胁最大、而战斗力较弱的地方反动武装进行反击。我和陶勇司令奉命率领我第一、三两个营星夜开赴津浦路西，参加反顽战役。梅嘉生副司令和张震东参谋长率第二营留守月塘集地区。在我军的沉重打击下，桂顽一七一师一个营大部被歼，反顽战役取得了胜利。
这时，韩德勤乘我主力西进，路东空虚之际，出动八个团的兵力，围攻我路东根据地中心区——半塔集。当时半塔集仅有第五支队的后方机关和第八团的两个连，总共约1000人。他们坚决执行指挥部“固守待援”的命令，同十倍于我的顽军进行奋战，击退顽军十余次猛攻，坚守半塔集主要阵地。为增援半塔集，上级急调我们和挺进纵队等部星夜开进。梅嘉生和张震东率领第二营在马家集一举歼灭敌人一个营。当他们追击敌人将到莲塘时，忽听前面枪声大作，原来是我和陶司令带着主力正在猛打痛歼韩顽的十九、二十两个团。战士们见陶司令回来了，个个高兴得跳起来。我和陶司令上前紧紧握住梅嘉生、张震东的手，好象分别了几年又重逢似的。
下午，敌人溃退了，我们乘胜追击。途中，得悉刘少奇同志已亲率路西主力来路东了，广大指战员高兴极了，脚底下不由得加了劲，一边打，一边追，直抵三河南岸。是役，新四军共歼灭桂顽、韩顽3000余人。
半塔集反顽胜利结束后，我苏皖支队仍返回移家集、月塘集一带整训，加强了团结，调整了组织。接着，在来安、加山、盱眙、六合、天长、仪征等县建立了联防办事处。尔后，协同地方党组织继续发动群众，按照“三三制”原则，组成县政府，建立起第一批抗日民主政权，开创了皖东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1939年11月，苏北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因与韩德勤的矛盾比较尖锐，当时有13万子弹在江南急需运回，“两李”致函陈毅，请我方协助其运弹药过江。陈毅遂命令我四团协助李部把子弹护送过江。还从战利品中挑选一匹好马和一把指挥刀，分赠“两李”。四团党委受领任务后立即开会研究，确定由我和陶勇率领团部机关及第二营执行过江北进的任务；廖海涛率领第一、第三营留在江南敌后继续斗争。经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批准之后，我们召开了连以上的干部会议。陶勇指出：进入苏皖边区之后，我们要战胜敌人，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正确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取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必须模范执行纪律，执行党的政策。这也是我们进入新区之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基本条件。会上，我也作了动员，主要使大家明确渡江北进的政治意义和应该坚持的斗争方针，从而为胜利完成挺进苏皖边的任务奠定思想基础。
11月11日，我们从朱荡出发，越过宁杭公路，于丹阳、奔牛之间穿过敌伪严密封锁的宁沪铁路，在地方党组织的大力帮助下，渡过夹江、从三江营上岸，到了江北。一路上，我们几个团领导同战士一样，人人挑着子弹箱，给战士们以极大的鼓舞。运送子弹的任务完成之后，我们进入泰州西南的嘶马、大桥地区与挺纵梅嘉生部会合。部队休整待命，补充给养。我四团利用送子弹之际，留在皖东。
这时，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冷欣部在日军所推行的诱降方针影响下，正千方百计地限制我方抗日，并且不断寻事挑衅。他们以“冬季反攻”为名，把最顽固的忠义救国军张少华部放在江阴、泰兴之间，企图配合苏北的反共头子韩德勤，截断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战略通道，寻找机会与日军前后夹击，消灭我已渡江北进的新四军。为了粉碎顽固派的阴谋，11月下旬，江南指挥部决定我们以苏皖支队的名义，挺进天长、仪征、六合、扬州地区，以策应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东进。并在那里发动群众，发展抗日武装，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江南指挥部同时任命陶勇为司令员，我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年底，我们来到了挺进纵队第三团驻地——扬州东乡的吴家桥，紧接着，又到了邵伯湖畔的六闸。
六闸，是大运河和邵伯湖的汇合处。这里湖面狭窄，湖中有浅滩，便于安全渡湖。但敌人汽艇日夜巡逻。我们选择在这里渡湖，是由于这里群众基础较好，渔民群众可靠．我们刚到邵伯湖，侦察员就高兴地跑来报告说：渔船已经准备好了，都在湖边等着。我们立即将队伍带到湖岸上，只见侦察员轻轻一拍手，十几条渔船便轻轻地从芦苇丛中摇了出来。部队分两批渡湖，第一批很顺利地渡过去了；第二批刚到湖中，忽然发现日军的汽艇从南面开来，船民们不慌不忙，迅速地把船划向附近一处浅滩的芦苇丛中，十几条船都藏了进去。敌人的汽艇越来越近了，芦苇丛掠过一道道强烈的光束，紧跟着扫过来一梭子机枪弹，芦苇被打折了掉落在战士们的身上。大家咬着牙，手指扣着扳机，身子一动不动。敌人见声息全无，便熄了灯，慢慢开过去了。我们正想松动身子，船民们忙摇手制止，果然，敌人的汽艇又靠近了。敌人未发现什么动静，便向北驶去。船民们这才轻轻拨开芦苇，把船划了出来。我们都很佩服船民们的沉着老练、机智果断的举动。
至深夜一点钟，我们的第二批部队才过了邵伯湖。大家放开飞毛腿，一口气赶了60里。在行军中，支队领导和各级干部同战士一样，都挑着近百斤重的弹药箱。部队顺利来到了扬州西边的陈家集。当时，苏皖支队没有公开部队的身份，当地群众看到了既怀疑又害怕。我们便进行宣传，讲抗日的道理，并帮助群众挑水拾柴，打扫院子。我们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决定把大仪集、甘泉山两个敌人的反动据点拔掉。
当时，支队党委把任务交给四连和五连。在营长朱传宝和作战参谋黄才胜的带领下，战士们化装成农民模样，一下就打开了大仪集的寨门。接着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警察局，活捉敌人数十名，缴枪10余支。六、七天后，我们又全歼甘泉山的敌军一个连，缴枪30余支．大仪集和甘泉山的乡亲们奔走相告：“昨晚降下天兵天将把敌军捉走了。”这“神话”象风一样，很快吹遍了四邻城镇。
苏皖支队移驻月塘集之后，接连向日伪军发起了攻击，不到一个月，全歼伪军两个连和一个伪警所，并一度切断天（长）、扬（州）公路。当时，我们分析了敌情，认为日军会寻踪“扫荡”月塘集。因此，要部队一面休息，一面做好战斗准备。果然不出我们所料，12月18日，侦察员赶来报告说：扬州、六合两地的800余名日伪军已出动，要围攻月塘集；国民党仪征县大队500余人也集结于月塘集西北侧，企图乘机大捞一把．我们决定采取外线作战，将主力撤出月塘集，转至移家集一带。支部马上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会议由我主持，陶司令作了具体部署，我也讲了话。主要强调月塘集这一仗的重要性。要求全体指战员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一定要打好这一仗，为在月塘集地区打开局面，建立抗日根据地奠定基础。接着，我们迅速把部队带出月塘集，埋伏在移家集附近地区。同时，我们还动员当地群众有组织的进行疏散，以减少损失。那时，基本群众特别是青壮年大都不愿意离开战场，他们有的组织了担架队，有的拿起大刀、长矛，要求参战。他们这种抗战热情，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胜利信心。
这一天中午，进犯月塘集的敌人未遇到抵抗就占领了月塘集。他们以为我军不敢应战，已经“逃窜”，遂派伪军300余人向移家集进犯。我军隐蔽在移家集正面阵地上，在陶司令亲自指挥下，等敌人接近时，突然发起猛烈的反击。一下子撂倒了十几个伪军。伪军被打得惊慌失措，晕头转向。日军全力增援，也遭到我军迎头痛击，被我们击毙了一部分。他们只好退守月塘集。
另一路从扬州来犯之敌，也遭到我们的坚决阻击。太阳快落山时，敌人被迫撤往月塘集。我们即跟踪追击，将敌人包围起来，利用夜间突入月塘集。进入月塘集后，我军与日伪军激战三个小时，杀伤杀死日军30人、伪军60余人，缴枪40余支。我军没有一人阵亡，但有些战士负了伤，卫生队把他们送后方包扎。当炊事员挑来饭菜时，战士们的肚子正饿得咕咕叫，大家一见都欢跳起来。正忙着盛饭吃时，只听得有人喊着过来：“同志们慢吃，我们的白米饭香，我们的小菜味道好，快吃我们的！”四乡的群众也担饭送菜来了。他们不由分说地夺下战士手里的碗就去盛饭，整个阵地一下子沸腾起来了。
此时，日伪军全部被压缩于月塘集北侧的一座三进大庙里，他们企图凭险顽抗。鉴于日伪军兵力较多，我若发起强攻，损失会较大，于是我们主动撤出了战斗。第二天拂晓，日伪军便仓惶撤走了。月塘集又回到我抗日军民的手中。
月塘集战斗胜利结束后，日伪军因不知我军虚实，一时不敢轻举妄动。我们抓紧时间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把群众动员起来了，到处是一片抗日救国之声。
大约过了半个月，我们开始在仪征地区进行建党工作。我们以办事处的名义，成立中共仪征县委，由民运股长周爱民担任县委书记。同时在陈集、谢集、东沟、月塘集、甘泉山等地成立区委。接着，又建立起了各种抗日的群众组织。此外，我们注意发展群众的抗日武装。年轻人一听说参加抗日自卫队，能拿枪打日伪军，个个争先报名参加。不久，我们在各乡都建立了一支拥有三四十人的地方抗日武装。
1940年1月，日伪军1500余人分数路进犯我皖东根据地。我们奉命北上配合挺纵等兄弟部队进行反“扫荡”。在天长以南的横山地区，我苏皖支队与日军遭遇，敌人抢先占踞横山主峰，并向我开火．我第二营猛打猛冲，经反复拼杀，终于夺取主峰。尔后，我们又用白刃格斗，击溃了日军的疯狂反扑．在这次战斗中，我军歼灭日伪军100余人。对于粉碎日军进攻皖东根据地，起了重要的作用。
横山战斗胜利结束后，我们返回移家集休整，进行战斗总结，同时补充新兵员。那时，我们扩军要先做调查工作，进行细致的考查、教育后，才能吸收。这期间，我们还果断、坚决地镇压了国民党反动派策动和挑起的“大刀会”、“红枪会”发动的武装暴乱。同时惩办了个别民愤极大的严重失职的“税收人员”，纠正了自己在工作中的失误，从而挽回了政治影响。
在移家集，根据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命令，梅嘉生率领挺进纵队两个营编入苏皖支队。同时任命梅嘉生任副司令员，张震东任参谋长，吴载文任政治部副主任。支队下辖三个营和一个特务大队，共有1200余名指战员。
同年3月，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广西军一部越过淮南铁路向我新四军进逼，企图围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我第四支队。苏北的韩德勤也加紧调兵遣将，准备进攻驻津浦路东的我第五支队。形势十分严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向广西军呼吁团结抗战无效的情形下，调集我七个主力团于津浦路西，向对我威胁最大、而战斗力较弱的地方反动武装进行反击。我和陶勇司令奉命率领我第一、三两个营星夜开赴津浦路西，参加反顽战役。梅嘉生副司令和张震东参谋长率第二营留守月塘集地区。在我军的沉重打击下，桂顽一七一师一个营大部被歼，反顽战役取得了胜利。
这时，韩德勤乘我主力西进，路东空虚之际，出动八个团的兵力，围攻我路东根据地中心区——半塔集。当时半塔集仅有第五支队的后方机关和第八团的两个连，总共约1000人。他们坚决执行指挥部“固守待援”的命令，同十倍于我的顽军进行奋战，击退顽军十余次猛攻，坚守半塔集主要阵地。为增援半塔集，上级急调我们和挺进纵队等部星夜开进。梅嘉生和张震东率领第二营在马家集一举歼灭敌人一个营。当他们追击敌人将到莲塘时，忽听前面枪声大作，原来是我和陶司令带着主力正在猛打痛歼韩顽的十九、二十两个团。战士们见陶司令回来了，个个高兴得跳起来。我和陶司令上前紧紧握住梅嘉生、张震东的手，好象分别了几年又重逢似的。
下午，敌人溃退了，我们乘胜追击。途中，得悉刘少奇同志已亲率路西主力来路东了，广大指战员高兴极了，脚底下不由得加了劲，一边打，一边追，直抵三河南岸。是役，新四军共歼灭桂顽、韩顽3000余人。
半塔集反顽胜利结束后，我苏皖支队仍返回移家集、月塘集一带整训，加强了团结，调整了组织。接着，在来安、加山、盱眙、六合、天长、仪征等县建立了联防办事处。尔后，协同地方党组织继续发动群众，按照“三三制”原则，组成县政府，建立起第一批抗日民主政权，开创了皖东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