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古村落港门村传奇
  吴强
  明朝成化乙巳年（1485年），钱、白两氏在金鸡岭直下的龙坡上创建港门村，成为开村鼻祖，至今已有535年的历史。
  阳光灿烂，影子静默在村口大门前，眼前的村落，掩映在绿色中，古树老屋，红墙绿瓦，处处可见欣欣向荣，变幻如烟火之美。村民们仿佛看见曾经的烈马或昂首而嘶，或奋力跳跃，黄土扬起，依稀往日时光，历历在目。这里曾沦为废墟，也曾为后人的新家园，脚下的这片土地，有些是乱冢，有些是房宅，英雄与匹夫，贫瘠与膏腴，又恍惚又真实，读来颇具传奇色彩。
  清光绪三十一年，崖州升为直隶州，港门村属临川里管。辛亥革命后，港门村改为临川里港门村闾。民国22年，成立榕港乡，港门村改为崖县第二区榕港乡第闾。民国30年，成立榆亚镇，港门村改为榆亚镇港门村保。日寇侵占三亚后，港门村改为港门村保，设有保甲连坐法。1936年前后，港门村设有父母会、公馆会、教育会、兄弟子会等，为婚葬、就学的人解决困难。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港门村与临春合并一个大保，名为榆亚镇港门村保，设有正副保长、甲长。1950年，全国解放，港门村首先设闾与农会，闾有闾长，会有会长。1952年后，相继成立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蔬菜队、三亚大队、港门村中队、港门村大队（大队是与下洋田合并）、港门村居民委员会等。1986年起，经有关部门批准，设立港门村社区福利促进会，为红白事排忧解难。
  港门村历经明朝、清朝、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三亚历史星空中一颗熠熠生辉的星星，书写中国村落文化的传奇，成为三亚历史长河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据《港门村志》记载，咸丰八年，各地大旱歉收，到处饥饿，迫得山里土人到处抢劫。土人在“困成军，饿成贼”的情况下，宣扬要劫港门村：“吃饱一餐，后死为快”。面对劫村危机，村民们群策群力，商讨对策。他们在村东港水到西港水掘通一条壕沟，使东西港水汇入，形成一个港水包围的小岛屿，整个村庄就像个网袋，一收网袋，入侵者有来无回。那些打家劫舍的死者，全部埋在“过火坡”。新中国成立前，每年元宵过火山、游神作戏，总在那里进行。到了正月十六，又放关公镜屏炮，各地做生意的人，纷纷来祈神劫炮，以保佑平安发财。
  港门村三面环港水，北面连陆。立村前，从金鸡岭直下有一块龙坡，成为最早的村址。村东西南三个方向，港水一退潮便有丰富海鲜可捕食，加上东西两港圯建有盐田，所以村民日常生活的菜与盐是不花钱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富饶远近闻名，而在村的南段，直通三亚港和大海，故定名为“港门村”，一直流传至今。
  港门村的北面与月川、榕根连成一条带，称为“龙舌地”，《崖州志》称为临川里。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港门村绅耆周凤林、洪士英、陈登藩、林寿嵩等，深谋远虑，为村的长治久安，发动群众捐钱垦断该地，使港门村的区域扩至，东以东胺岭顶为界，西至前港水中为界，北至榕根村为界，南至大火岭凸头石王家地为界，有光绪二十九年“奉官勒碑”为证。
  1929年，崖县流行鼠疫，港门村流行天花，村里的淡水井变浓，不干净了。村里没有了燕雀的鸣唱，只有落叶的气息，透过窗户见墙壁上生满尘埃，但苍天不灭，如有神助。瘟疫过后，村中水井又清甜起来。
  1939年，日寇压境，鱼肉人民，实行三光政策。日寇侵占崖县后，按港门村的渡口路线，村东建一座水泥桥叫月见桥；村西建一座木桥叫潮沙桥。桥面以松木板铺盖，他们的车辆可以从榆林直通崖县回辉村前日本鬼子的司令部（现海关驻地）。在建桥时，任意砍伐港门村酸梅豆树不计其数，并抢去关公庙里的两只石狮子、一口铜钟和一个大宝鼎。1940年，日寇以莫须有的罪名强拉村民林公、蔡伯、黄叔等人去派遣队水电下刑，还把今海南中学三亚学校河岸一带做为刑场，杀了百余人，罪恶滔天。在上签园又设有妓院，在今海南中学三亚学校操场处设汽车连、兵工厂。面对残暴，港门村人不惧不屈，和日寇斗智斗勇，每次日机来轰炸，火岭上负责发警报的报警员文里南，会及时发出通知，崖县居民可直通港门村向临春分散逃避。
  1948年，国民党军薛岳部进驻港门村，每家每户都住上国民党军官兵。1949年初，薛岳部逃亡台湾时，抢劫全村群众财物，到处抓壮丁，村民在悲痛中奋起反抗。1950年初，宪兵队最后撤离三亚时，用汽油烧毁后港桥。如今干戈远去，盛世太平，安定家声，诗书世泽，港门村人更珍惜今日繁华。
  新中国成立后，三亚市区加快建设步伐，港门村西港水岸筑一条长达六公里的长堤与公路，东通榆林港，北通现建的金鸡岭大桥，中间有新建的月川、新风两桥。重修扩建了三亚大桥，扩建后港月见桥，新建临春大桥，使港门村四通八达。从1954年起，县一级机关从崖城迁来，在港门村的土地范围内兴建办公设施，如市委、市政府、市教育局等。
  历代以来，港门村民勤劳朴素，懂文明，讲礼貌，品德好，多务于农桑，酿酒，作盐工，捕鱼螺，砍木去卖，当教师，做小贩等，是一个纯朴的村庄。他们积蓄得来的钱，总拿去山区做生意，所以一年四季或多或少从罗蓬、红花、南丁等地，用牛车拖谷出来卖，故月川人常说“港门村是个有钱村”，加上港门村三面环水，是一个避难的好地方。因此，回辉、羊栏、月川的富户，都搬来寓居。
  港门村犹如陈酿的老酒，温润弥香，愈品愈醇。它的历史风华，承载着一代又一代港门人的记忆。
  书香四溢港门村
  吴强
  两千多年前，太史公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有道：“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足见一部著作，保存与传世，并非易事。没有《史记》之恢宏烁古，也没有《崖州志》之弥足珍贵。古村落港门村500多年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村落文化，充满书香气息，一本朴素无华的村史《港门村志》，就像一位睿智的老者，静观着一处村落的沧桑变换。村口的椰树，驮着绿色的鸟鸣，细细阅读古村落田野间的民谣，追寻岁月前行的足迹。
  据村志记载，从福建省蒲田县移民来的始祖，终于定根，安家乐业，在此漫长的岁月中，保生求存，历尽了辛酸和苦难，在上村一带开荒造园，种番薯、西瓜；在上签园种坡稻、番薯来维持生活，留下遗产，也留下了文化的传承。《港门村志》的纂修，就是让村中子孙们，世代知道本村的历史事迹，使他们知道前人建设乡村的苦衷，明白“创业唯艰，守成不易”的古训，让下一代人吸取有益教训，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新一代居民，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时光的蜕变，穿过前朝的光影，童子在梦境中醒来，疾步走向文昌庙，先跪拜关云长（关圣帝君），次拜先师至圣孔夫子之神位，再拜先生代开入学名，完成了入学手续，开启一生的启蒙……这就是港门村开堂启蒙的时光缩影。让人热爱着的经霜历雪的村落，依旧有文气默然流淌。
  明末，港门村创办起一所小学（文昌庙），校址设在港门下村（今榆亚盐场木工厂），因年长日久，已损坏崩塌，但村民内心的深处，总有一丛不熄的微火，把未来暖了又暖。不论经历过多少屈辱、无知、落后和莽荒，这个村落的每个人都有精神支柱。
  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六月，先辈洪士英、周凤林、陈登藩等人，都炯炯注视，关心儿童的失学。他们清楚：生命的意义，是让生命延续下去，让文化传承下去。诸公用博爱与睿智发起倡议，召开全村群众大会，动员募捐重建一所文武帝庙，作为村私塾小学（今市委大楼后面）。小学坐北向南，总面积300多平方米，捐献款姓氏立碑铭记。沧海桑田，如今港门村人才辈出，桃李天下，皆缘于碑铭中那些有远见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眼光的乡梓。
  新中国成立前，适龄儿童在未入学之前，家长先向管理学校的校董及私塾教师汇报儿童将入学的情况，家长择好吉日，买办香、宝、烛、炮等物品，并杀鸡，做好饭菜，趁夜深人静，带自己的孩子到文武帝庙私塾小学，完成入学手续。从此，琅琅书声，响彻村里村外，翻开书本扉页，清新的书香气息扑面而来，读出这个村落的未来与往昔。
  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有些经济困难的家庭无法供孩子上学，乡绅人士梁焕奎、黄国辅、洪家隆、蔡恩寄、欧玉龙、欧玉芳等人和先辈一样，把自己变成一盏灯，将一点微光从一双手，传递给万千只手，替无数人照亮，给后人希望、热暖和光辉。他们提议召开村民大会，动员捐款，支持办学，减轻学生学费负担。于是全村共捐款2800铜文，还将游元宵灯会剩下的700铜文，共3500铜文作为村教育基金会，并选出专人负责管理，此款每年借给村里的群众子女结婚、安葬和困难户，年利息二厘，规定于每年农历二月十日，本利一次性还清，以此作为长期解决学生学费减轻的负担，直至解放后初期。
  日本侵琼之后，1939年，文武帝庙小学也被日本台拓公司占领，学生失学。那一刻，没有一丝风，所有的树都静止了。惊恐于猛兽一般的鬼子，让学生们仿佛整个人被吞噬，惶惶不可终日。为此，梁焕奎、洪家隆为了解决学生读书问题，经商讨后，由洪家隆亲自前往荔枝沟海罗村购买茅草、木材运回，建起一所临时小学，校址为现市委大门附近，当时男学生约30多人，分为甲、乙二班，梁焕奎任校长，教员由黄瑞明担任。是他们，一直陪伴着学生们，纵然不着一言，也是无边的安慰，学生们的心逐渐温暖起来，生命有了驰骋感。
  1941年，日本人要求村里的保长指定合龄的学生18人，去三亚港日语学校读书，课程有日文、中文、算学和图画。1943年，三亚港居民被日本人迁去红沙，该校才解散，学生复返回村学校就读。1945年日本投降后，年底文武帝庙小学恢复，榕港乡乡长林瑞隆曾派李克让、黄学谦、林庆丰任教，在校就读学生约60人。1947年文武帝庙小学改为榆亚盐工子弟学校，学生来自本村盐田坡、临春、月川、榕根、三亚港、鹿回头、下洋田、欧家园共有250人左右，分为一至六年级，校长是国民党一名军官，教导是乐东县的杜杰华，教员由林庆丰、黄学谦担任，1949年该校解散。在岁月的不知不觉中，那些曾在校读书的学子们，渐渐学会做事做人，如一缕亮光照耀着宁静的夜色，照耀着生于斯长于斯的小村庄，也照亮了他们通向黎明的路途。
  院子里有小儿学步，几个老人坐在树墩上晒太阳，对面别墅门楹上有春联：“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谷丰登万事如意”。港门村从墨香古卷间散发新时代风采，祈福村民幸福安康，子孙祥和。在写满乡情往事里，品读所有盛放的绚丽，那是一种信念，一种永恒。愿荫庇后世的荣光，给乡亲们送来永日的欢声，给桑烟家园升起生命不息的图腾。用文化书写传承的衣皈，字迹里的骨血风神历历在焉。资源可枯，唯文化生生不息，将是这座美丽村落的千年守望者，传承久远。
  港门村的婚誓奇缘
  吴强
  飘雨江南，舟子身披蓑衣站在迷幻的烟雨中，等候那场千年之恋的上演。董永容光焕发，七仙女娇美多情，一帧郎情妾意的美好画面。从此，你耕田来我织布，窗外梅花开，儿女堂前嬉，千年婚誓源远流长，美丽到今天。
  淡墨染出的青墙，院内似锦繁花，一轮乡村的圆月，皎洁温润斜挂在天上。“我们成亲了”，一缕异香穿越千年的时空，让爱有了完美的归宿。那是传承的民俗，至今生死不渝，是龙坡上的爱情故事。
  古时，港门村男女婚姻由双方家长指腹为婚，如生出来的两个都是男孩则做朋友或兄弟；如生出来两个都是女孩则做姐妹；如生出来一个是男孩，一个是女孩，女方向男方家报喜，男方家派人送礼物登门贺喜，婚事就这样定下来，等男女都长大了，就按“三礼”办婚事。主人邀佳客，有酒有茶，为梅花醉不归，为佳人赋新词，开始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生活。
  一切皆缘于命，港门村人信命信好运，所以讨命是步入婚姻殿堂的第一步，把女方出生年月日时送到男方家，请算命先生择日，送槟榔，送糯米糖糕、包子、饼干、糖果；女方家则通知兄弟姐妹，村乡邻里人来吃槟榔等。
  千回百转，多少年，港门村人不曾有片刻懈怠，那就是过“礼”，由男方给女方挑去槟榔、酒、米、猪肉等并通知结婚日子。
  在春风的序曲中，像阳春的一抹酥胸，乍泄那美丽时光，这是最幸福的一刻，绽放得灿烂多姿。这一刻，是港门村人人生图腾升华的开始，桂花酒醉了那枚圆月，我们结婚吧，于是男方给女方家送去通门帖，上写开脸淋水时间（即女方美容时间），出入门时间，回门时间。
  翻越万水千山，今生就是为了娶你。在那间布满红绸的房子里，你正倚门深情望着这个世界，等候那个迎你的人，于是那个接你的人在迎亲人群中早己怦然心动。男方家要雇用新郎、新娘、迎亲、接亲、陪郎坐的五顶轿，雇请一队乐队，出入门都吹吹打打，好生热闹。迎亲回男家，新郎要过彩门，进入大厅拜堂：一拜天地，二拜公婆，三是夫妻对拜后送入洞房，兄弟亲戚朋友喝喜酒。到了晚上喝兄弟子酒（即新郎的青年男女同学和朋友），新郎、新娘坐正席，东宾西朋、兄弟姐妹等各坐两旁。由比较出色的东宾西朋请新郎、新娘介绍自己恋爱的过程和经验，于是新郎、新娘两人对吸京粉、抽烟子、吃墨鱼脚和吻，周围站满了观热闹的群众，真是喜气盈门。青年男女互相唱歌，唱土歌、唱剧或是对歌对剧。
  第二天出拜，新娘要早早起来，由接亲引导生火放温水，泡茗茶，请伯叔、伯叔母等长辈们洗脸，并端茶、送烟，长辈们要给新娘红包后才能上席喝酒。新娘在接亲的介绍下，相认伯、叔父母，知道哪个是兄嫂、舅父母、姨父母等。
  第三天回门，就是新郎、陪郎到新娘家去喝酒，到娘家时要燃炮，要点喜烛，要拜祖公，给新娘母、伯、叔母等长辈双手送上槟榔后才喝酒。
  这时陪郎要善于观察一切，处理一切突然出现的问题，如喝酒夹吃京粉，发现京粉长，夹起来时要当机立断的说吉利的话：“京粉长哪如新郎新娘百年恩爱的时间长。”
  陪郎如夹菜夹着香蕉叶或茎韧难咀嚼时，就说：“新郎新娘的意志很坚强，敢于斗争，战胜一切。”
  如发现饭里有块大骨头，陪郎要迅速站起来，夹着骨头当着席下的来客说：“做人要有硬骨头精神，才能克服一切困难，才能创家立业。”
  如发现饭里有块大肥肉，陪郎立即站起来夹着肥肉当众说：“人人都勤劳，瘦田变肥田，贫家变富户，自贫做富人会夸，富落回贫人看低。”如能这样对答，不但群众齐夸，甚至姐妹们都称赞新娘命好，嫁着好郎家，嫁着好才郎，有福气。新娘心里感到很满足，很甜蜜。
  令人唇齿留香的婚誓，就是这样连着古今，拉着情感，牵着故乡，让一抹如烟月色烙上幸福的记忆。然平凡的人间烟火中，也有乡野泥土中的别样芬芳，那就是私订终身。男女在随嫁来往、游军坡、看游灯、看戏、参加婚礼对土歌、听唱琼剧等产生感情就私订终身，由男方托亲人要求父母同意，请媒讲亲。私订终身，大多数父母是同意和支持的，但也有极少数双方父母不同意。这样，男女双方就出逃到别的地方去，以表示抗婚。
  私订终身也有许多传说，如3个男孩追求一个经常玩在一起又有一定感情的女孩，女孩很为难地说：“你们3个人我都喜欢，都肯嫁，恐怕你们闹起桃色事件，我提出一个办法去解决，请你们3人一定要支持我。”
  3个男孩异口同声地问：“什么办法，我们支持。”
  女孩说：“我唱土歌给你们对，那个对着就嫁谁，你们反不反悔，支不支持？”
  3个男孩一齐回答：“不反悔，都支持，你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
  女孩清了清嗓子唱：“钢打铁钳钳夹钢，柴刻公成柴轿杠，没发作鬃拿爽替（爽：用长发编成的辫子），爽也是毛鬃是毛。”
  那3个男孩中只有一个会对：“钢打铁钳钳夹钢，柴刻公成柴轿杠，铜锣都是拿钱做，做乜拿钱去买锣。”
  女孩说：“对了。”
  另外2个男孩不服：“再唱一首来对，假如他都对着了，我俩愿意放弃这门亲事。”
  女孩又唱：“一枝花针拿去钢（用火熔的意思），钢去钢来拿打刀，打得十把斧，还剩斤零打锯砣。”
  还是那个男孩对：“一个鱼鳞只拾着，拿来做楼给妹看，盖得九十九间九幢屋，还剩些来盖灶廊。”
  最后，他赢了。
  另2个男孩不甘心又提出唱琼剧来对，如实在对不出，就甘心情愿认输了。
  女孩说：“再借口反悔怎么办？”
  2个男孩说：“你再唱我们答不上，决不反悔自动退出。”
  女孩一连唱出几首，那2个男孩都答不上，只好退出离开。
  最后那个答对的男孩和女孩牵手，相视而笑，用琼剧铸就爱情宣言：
  女唱：哥知乜水没鱼虾，乜树大高不分枝。
  哥对：檐沟滴水没鱼虾，椰子树高不分枝。
  女唱：乜果落土不出芽，乜果出土叶不青。
  哥对：香蕉落土不出芽，蘑菇出土叶不青。
  女唱：哥都读书日与夜，横直多少个子曰。
  哥对：你都纺纱日与夜，横直有多少枝纱。
  女唱：我都问人千与百，人考一句我就哑。
  从此，轻捻灯花，柔倾香茗，袅袅炊烟熏醉了乡野的风景，唱不完的情歌让民俗的舞台永远出彩。人，会一代一代逝去，但情俗却世世代代流传。
  孙惠公：战士本色诗人情怀
  罗灯光
  葱郁的杨桃树铺下一片荫凉，孙惠公戴着眼镜，端坐树下，气定神闲，手里拿着一卷书，身边椅子上放置一块小黑板，凝神静思片刻，站起来用颤抖的手拿粉笔在小黑板上写写改改，赋诗作词，“逢时就景生情兴，感事抒怀亦古今。”这是一个地厅级干部离休后在吉阳区港门村社区自家庭院里，“闲敲俚句常三酌”的雅兴与风采。
  在战争年代，孙惠公则是另一种形象。
  琼崖纵队战史上著名的九所之战，围歼守敌国民党要塞军270多人，并在梅山消灭从榆林、崖城出动增援九所的敌军一个加强连。前线指挥部作战参谋吴之，向骑着高头大马来到梅山视察阻击阵地的琼纵副司令兼前线总指挥吴克之报告战况，见到带队支前操心劳累的孙惠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孙惠公和吴克之策马同行，精神抖擞，气宇轩昂。他身穿一套洗得发白的四口袋衣服，右裤脚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刮破了，头发有些零乱，那张刚毅的脸透着英俊，一对眼睛布满血丝却炯炯有神，紧抿着的坚毅的嘴唇微微露着掩饰不住的喜悦……
  孙惠公1911年出生于今三亚市崖州区梅东村一个书香世家，先后就读崖县中学及其附设乡村师范班和广东教师进修学校，当过小学教师、校长等。“七七事变”爆发，“尸山血海遍前方”，他热血沸腾，希冀“指日挥戈上战场”。1939年，日寇侵琼，崖县沦陷，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和梅山乡第一个党支部——梅东党支部首任书记、后来的崖县县委组织部长孙维青等人，搜集民间枪械，组建梅山抗日游击队，参与创建梅山革命根据地，敢冒枪林弹雨．不惧赴汤蹈火。
  1941年秋，琼纵第三支队奉琼崖特委命令，从澄迈美合根据地沿岛西各县南下，经崖县（今三亚市）向岛东万宁六连岭转移，途径尖峰岭地区的黑眉山，遭到日军重兵围攻，第三支队浴血奋战七天七夜。这是海南抗战史上一次惨烈的战役，第三支队打死打伤日伪军数十人，日军指挥官、骄横一时的第十六警备队少将司令被击毙，第三支队伤亡也较大，第一大队长陈永泰在战斗中负伤，后因无药医治而身亡。必须尽快甩开日军，情况万分危急。中共崖县县委立即派出孙惠公和李大和赶赴黑眉山，任务是带第三支队冲出重围，脱离险境。
  孙惠公俩人临危受命，一刻也不停留，连夜紧急赶路。夜黑如漆，阴雨连绵，蛇兽出没，人生地疏，为确保安全，争取时间，他们不便问路，不能投宿，憋足劲朝着枪炮声方向摸索前进。
  两个人走着，偶尔也交流，并以诗词互相鼓励。提起打鬼子，孙惠公浑身来劲。前不久，日军到梅东村他家捉捕他未果，一把火将他家房屋及其财物烧为灰烬。他异常愤怒，又显得理智，“原知国破家难幸”，而铁骨铮铮，“尚有心灵节不摧”，因此表明心迹，“同仇敌忾旌旗奋”，“沙场暴骨等闲看”。俩人踏坎坷，涉崎岖，与时间赛跑，早一分钟找到第三支队，就早减少一分险情。
  翌日，太阳出来了，尖峰岭方向好辨认了，但还得避开村庄、人群，免得遇上敌特汉奸。渴了，捧喝溪涧流水；饿了，摘吃山中野果。正是“时艰草泽知忠烈”，凭着完成任务的坚定信念，凭着而立之年强壮的体魄和长期山区工作的经验，俩人走了一夜一日，来到尖峰岭东南一个大山沟，得到当地一位黎族群众的帮助，找到了刚刚从火线上退下来的第三支队。
  身上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还来不及整理一下，孙惠公俩人就和支队长兼政委张开泰、政治处主任吴浪度等支队领导一起研究从尖峰岭到梅山根据地的路线。
  尖峰岭东面是国民党占领的乐东、崖县山区，南面是日军占领的崖县四五区平原。必须向崖县东路挺进。如果路线选择不当，就可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孙惠公提出了一条快捷而大胆的路线：向东从国民党顽军盘踞的抱善穿过！
  孙惠公阐述，我们既要绕开日寇的围追堵阻，又要避免跟国民党顽军交火，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通过顽军窝点抱善一带。这会不会遭遇危险呢？孙惠公判断，顽军有恐日症，刚刚被摆出架势杀气腾腾的日军吓逃，惊惊魂未定，抱善一带老窝还未敢回顾，正是空虚之时。这是一个大胆而准确的判断，这是经历长期革命斗争获取的智慧！张开泰采纳了他的意见，率领第三支队包括许多伤员顺利通过抱善到达长溪。
  彼时的第三支队，尚未走出困境，又遭受饥饿的袭击，迫切需要粮食补给。孙惠公立即打开他家盖在长溪的粮仓，将库存的两造粮食慷慨奉献，除供这支疲惫之师当日吃饱外，每人还把米袋装满，并把部分粮食分给当地黎族群众，特别是多分一些给前来帮助碾米做饭的人家，这才引领第三支队星夜行军进入梅山根据地。第三支队在梅山获得了短暂的休整，恢复战斗力，再踏新征程。
  黑眉山令孙惠公此生魂牵梦萦。20世纪80年代初，应邀与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的领导上尖峰岭考察，他就乘此机会拜谒当年鏖战遗迹。“三十六年别梦悠，战场旧地再来游”，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感天动地的拼杀，历历在目。他心潮澎湃，“电光石火怀先烈”，久久不能平静，百感交集，洒泪祭忠魂，虔诚告慰，如今“云端有路天堂近，碧血当年未白流。”此行他赋诗两首，只字不提自己当年的作为与奉献。
  纵观孙惠公一生，除黑眉山之战外，他参加了昌（江）感（恩）交界大槐山抗击日寇之战、石碌美孚村突围之战、石碌老马村截击火车攻打韩练成部之战、青岭仔伏击战、梅山夜袭关公庙、九所解放之战等近百次战斗，勋业显赫。然而，他淡泊名利，虚怀若谷，气量恢宏，宽厚忠诚，一生交给党安排，“导航有党指前程”“同心同德紧跟党”，基层机关，部队地方，军事行政，前线后方，上下历练，文武互动，职务几经变化，角色多次转换，造就了他的能文能武、智勇双全，却始终保持着战士本色、诗人情怀。
  “二战”中，盟军与日军曾逐鹿南海，双方战舰就在崖县近海厮杀，日军一艘战舰被击沉，一个巨大的水雷冲上梅山西南边海沙滩，没有爆炸。这对于缺乏武器弹药的梅山根据地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机智勇敢的梅山民兵闻讯喜不自胜，巧妙地躲过日军封锁梅山的高土墩和白土园据点，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水雷抬走，小心拆开，取出了几十公斤炸药，秘密收藏，于1947年春交给了驻在梅山的中共崖县县委，派上了大用场。
  孙惠公从1946年10月起，担任崖县县委书记，他在琼崖纵队学到的一手制造地雷的技术，正好用来指导崖县地方武装前进队和梅山民兵，制造了一大批地雷。这些地雷在孙惠公参与并指挥的一系列战斗中大显神威。正是：“梅山儿女多英雄，火海刀山立战功。”
  梅山与今属乐东县的九所毗邻，九所有公路直通乐东县城，崖县前进队在九乐公路上伏击国民党军乐东机枪连，其连长罗以恕被地雷炸死。前进队发动千家、石门战斗，用地雷大量杀伤敌人，使敌人在这一地区不敢轻举妄动。敌军抱用据点对我军威胁较大，必须拔除这个据点。我军用地雷致敌兵死伤惨重，敌人惊慌撤走，我军建立山区根据地的障碍因此扫清。这些战斗被趣称为“地雷战”。
  1948年春夏之交，孙惠公于琼崖纵队围攻乐东县城之时，奉命出任共产党乐东县县长。没有任何欢送仪式，只有几名随员一起从梅山芙蓉峰抄羊肠小道，经落马村黎族英雄唐天祥火拼日军的战场，向千家、乐城方向走去。他穿一件旧而整洁的四口袋衣服，一顶琼纵军帽戴在没空打理的凌乱的头发上，一边走一边思索着面对的形势和紧迫的任务，譬如坚壁清野以至配合琼纵歼灭乐城顽敌等。
  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几乎与中共任命县长的同时，为了守住乐东县城，守住这块富庶的山区“地盘”，国民党不惜任命少将韩超云为乐东县新县长。这位少将县长带着榆林要塞军一个大队远道而来，准备进入被围中的乐城负隅顽抗！得到情报后，琼纵除留下围城的必须力量外，迅速把相当部分人马部署到九所转乐城的必经之路青岭仔设伏，布下了“口袋阵”。孙惠公县长随部队行动，参加战斗并负责后勤指挥。“围点打援”是解放军的拿手好戏，琼崖纵队虽孤岛作战同样成熟运用。全美械装备的要塞军趾高气扬，威风凛凛，大摇大摆地走进青岭仔，钻进“口袋”里。琼纵把“口袋”一收紧，要塞军猝不及防，仓促应战。可怜这位少将县长，尚未到位，竟在混乱中被地雷炸死了。共产党县长孙惠公见证了这一场面。
  海南解放初期，孙惠公带队开发建设“阳光海水资源富”的莺歌海盐场，居沥青毡棚屋，穿缀补丁衣服，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历经三年建成这一华南最大盐场。他按捺不住胸中豪情，赋诗纪念“开渠筑堤修畛域，纳潮蒸发建盐场。”洒下的汗水和心血终有结果，“手辟南荒传捷报，国计民生喜增强。”盐场投产了，他又马不停蹄上任指挥修建安（由）黄（流）铁路，与八千民工同流一样汗，同吃一灶饭，依然保持战士本色、诗人情怀。
  乐东，这块与崖县毗邻的热土，孙惠公一直牵挂着。乐东县城解放40年之际，他欣然前往，旧地重来，感慨万千，赋诗一首，“驱除虎豹思当日，改造山河喜眼前。赫赫战功光史册，粼粼奇迹著新篇。”乐东各族人民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幸福”，用勤劳智慧的双手创造“南国春深遍地妍”，他感到格外欣慰。
  从读师范开始，孙惠公就写诗作赋了，解放后夙夜在公，旰食宵衣，偶有闲暇则喜自为之，“枪林弹雨思当日，虎帐谈兵感至今”。离休后，港门村新居“傍临菜圃留春色，坐览河山展画题”，在此颐养天年，心旷神怡，吟诗读书成了日常规范，“明月清风催雅句，长街曲巷系遐思”，收获丰硕。海南建省前，他已加入中华诗词学会，是三亚最早的四名会员之一。79岁那年，他兴致勃勃上海口参加海南省诗词学会成立大会。82岁时，他出版诗集《梅山吟草》，尽管“拙稿深憎频付劫，残篇未舍再搜寻”，仍然收诗190首，后《梅山吟草续集》收录50首，最近发现了8首，计有诗词248首行世。
  孙惠公二儿子、暨南大学教授孙有康曾著文述及父亲诗作，称“有文章赞叹父亲国学功底深厚，能文，工诗，善画，擅书法，对古诗词造诣尤深。这些，我这个中文教授自愧不如。”弃武从文的广东作家吴之也如是评价：“惠公诗词情景交融，内涵深邃，教人敬仰。”
  孙惠公用诗词讴歌改革开放，赞美壮丽山河，记述革命史迹，缅怀英烈功德，揭露日寇罪行，弘扬光荣传统，尤其对梅山老区长期关注，体现其赤子之心、拳拳之情。
  1995年2月，梅山镇通电了，他描述“银河一浑入梅山”“老区欣见换新颜”。地方政府为了老区发展生产，在“当年奋战留遗迹”的梅山芒棚兴建水库，他称赞“此后丰收始定基”。他前往参观梅山岭落水库，由衷赞叹：“临渊意不在观鱼，且喜梅山旱患除。片片瘠坡成沃地，家家仓廪可屯馀。”在《戊辰年重阳节有感》一诗中欣然坦露：“且为秋成歌一曲，菊花哪比稻花香。”他不是要抒发个人的咏秋情绪，而是放声歌唱老区今岁秋成好，父老乡亲喜获丰收！境界之高，令人赞叹。
  吴之指出：“看着他的作品，如同在镜子里看见他那颗跟人民共呼吸、同跳动的心，那颗对党的事业绝对忠诚的纯粹的心。”
  港门村犹忆，这里曾生活着一位德高望重、和蔼可亲的琼纵老战士、三亚老诗人。他的足音虽已逝去，但诗声尚在，诗心恒热。
  梅东村犹忆，他归于故里，与他所挚爱的热土相伴，守望着他为之奋斗过的革命老区一点一滴的新变化。
  三亚市犹忆，他的德行功勋，永载史册，彪炳千秋，启迪后人。
  有这样一副对联深切怀念他，正好是对他战士诗人一生的诠释，令人品读再三，回味无穷：
  求真理，舍家园，浴血黑眉山，党龄六十七，几度死生，铸德行典范；
  辟盐田，修铁路，笑语中南海，岁月九十五，一身正气，留诗意浩然。
  蔡明康：收藏创作宝刀不老
  罗灯光
  古埠港门村，一身书卷气的蔡明康先生，居于斯，乐于斯，热爱于斯，年届耄耋，心身俱健，精神矍铄。他这棵湖南作家聂鑫森所称的棕榈树，何以郁郁葱葱？除了社区的和风蕙雨，应是得益于浓郁书香和高雅爱好的哺育。
  明康先生先前的家居“无门宅”，有个小庭院，依傍几块山石，植几株瘦竹，配几丛热带花草，置一口微型池塘，养着几尾游鱼，墙角处，一棵莲雾绿意稠酽。树荫下，他常常品一壶鹧鸪茶，唱几曲崖州民歌，兴致来了，便挥笔书写，沉浸其中，不亦乐乎。
  他写诗词，写散文，诗集《天涯吟草》是他最早收获的笔耕成果，与后续的诗词成果《无门选集》相呼应。他的诗相当部分关注民生，针砭时弊，诙谐幽默，既有唐宋余韵，又有崖州民歌的风味，为读者所津津乐道。他写得比较多的是散文，题材广泛，视野开阔，描摹山水，品嚼人文，钩沉史实，寻流溯源，无不给人启迪和新的认知。《李德裕贬崖州路线考》一文，纠正了认为“李德裕从陆路来”的历史误解。《满清没有国歌》《红楼梦传入苏联小考》在《海南日报》发表后，分别为吉林《文摘旬刊》和《人民日报》（海外版）转载。其散文创作成果《竹心集》《斑竹横吹》《春水绿波》《海天漫笔》陆续被出版社推出。
  作为作家、文史专家和收藏家，创作，他所爱也，收藏，也他所爱也。
  年轻时，明康先生工作于三亚文化部门，常遵命陪同并导游到访名家，诚笃而殷勤，客人执意作书画赠谢，这是他收藏生涯无意的起步。这些书画编入《三亚收藏名人入崖书画选》付梓面世，渐渐地，收藏成了他雅致生涯的一种状态。
  1993年3月10日，他信步走到老文化宫处，见摆一旧书摊，便凑过去，淘到一函六册的《康熙字典》。这是清朝康熙皇帝令张玉书等人所编篡，成书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被确认为中国第一部字典。他如获至宝，掏了30元，即刻携书回家。
  2003年5月12日，三亚港华市场一家书摊，他竟淘出陈序经的《疍民的研究》，喜出望外。陈序经系文昌人，我国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的名家。该书是他年富力强时的学术成果，今人研究疍民绕不过的必读著作。三亚又是疍民的聚居地，他也希冀对疍民有所了解，正是踏破铁鞋，千载难逢，而仅付1元便抱爱而归。
  就这样，明康先生以深厚的文化素养，独具慧眼，日复一日地在三亚文化田野上发掘，锲而不舍，乐此不倦。
  他自建档案，以《书事备忘》记载所淘到的收获，心无旁骛，情真意笃，亲朋好友为之感动，纷纷给他热诚馈赠。
  医生孙有经，诊治一方，煞费心机，查访寻找，收获颇丰，如数捧送。教师尹溱渊，则把仅存的《崖县中学校刊》创刊号给予奉献。崖县中学（今三亚市第一中学）于民国20年创办校刊，其创刊号载有校歌、校训和校史等，是研究中国名校市一中的珍贵史料。
  日积月累，林林总总，计有从古代到20世纪50年代的古旧书籍报刊225件，从清康熙到民国末年的古契票据102件，以及古玩、钱币、文具和日常用物等，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为地域文化研究提供另一层面的参考。
  2010年后，孩子们在“无门宅”原址建起“蔡家小院”，他不惜动用一层，开办三亚民间文化博物馆，将收藏品分门别类精心布展。镇馆之物有蒋中正佩剑和侵崖日寇东洋剑。港门村社区内外均可自由参观，让人开阔视野，给人探本穷源、探索时代沧桑之便。到访文史专家均认为展品“可作为正史佐证”。无论是躬身民间的搜寻，还是自掏存蓄的馆展，都与名利无关，明康先生之所为，仅仅是表达一个天涯人对热土家园的挚爱，“收的是历史，藏的是情怀”，他笑着向采访他的媒体人坦诚相告。
  三亚市图书馆慧眼识宝，两度与他合作，把他的收藏品通过该馆平台，举办全市性专题展览，即2015年三亚市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图片展，2020年纪念解放海南岛70周年图片展。这些来自民间的鲜活的史料，难得一见，颇获佳评，而他以古稀之身操心劳累，更令人击节赞叹。
  收藏使他生活充实，使他心地祥和，使他的创作峰回路转，别有洞天，开辟出以文化随笔样式阐述文史内容的新天地。近几年来，辽宁人民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等先后出版了他的三部专著，共计55万字。老骥伏枥，硕果累累。
  《三亚民间书契寻真》《三亚史物今存》这两部书风格相似，每篇均从一件史物切入，叙其来历，证其源流，剖析文化内蕴，评析历史价值，有理有据，有识有趣，配上若干实物照片，图文并茂，互相映照。对本土史物，他细致考订，对非本土史物，他一样兴趣盎然。行文朴质，真实，生动。细究之下，两部书又各具特点。
  《三亚民间书契寻真》是对所搜求到的古旧书籍报刊和旧契约、老契据的阐述。民国10年孙文、陈炯明委任三亚羊栏人王鸣亚为中国国民党广东崖县分部部长的委任状，民国29年民间手抄《模范作文》上下册，民国37年卖田葬母契书，民间优秀作品《梁桂芳寄其夫陈圣屿书》，琼崖纵队前线战报《人民报》，中共崖县县委机关报刊《崖县农民报》《前哨》杂志，琼崖临时民主政府支援前线借粮收据，罗马村妇女、小学生为抗美援朝捐款收据等，湖南作家聂鑫森认为“可以看出时代的沧桑之变，看出社会形态、政治格局、经济状况、日常生活的种种演化，是为难得！”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认为“可以明晰地看出近代史中三亚社会的人情事态及政治格局，芸芸众生日常生活的艰辛。”
  《三亚史物今存》所述说的三寸金莲鞋子、瓷器麒麟脉枕、丹凤朝阳床裙、崖州姑娘陪嫁巾、民国崖四区警察署传票、崖县民主政府训令、崖县南进队花名册、民国11年毕业证书、1930年代罗马村教育基金会捐碑、解放海南岛纪念章和黎族龙被、黎族峒长奥袍与帔衣、黎家女短筒裙，以及唐玄宗开元通宝、宋代崇宁古钱、孙中山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蒋介石双帆银币、蒋中正短剑、侵崖日寇军刀等，“积存着各个不同时期历史与文化的大量信息，触物而感岁月的流逝，考物而知政治、军事、经济、民俗诸多方面的史乘与演变，发人深思，亦感慨万千。”
  至于《三亚逸事耐人寻》，则主要讲述三亚旧事。抗日、教育部分的史料，多是明康先生亲见、亲闻、亲身经历的“三亲”史料，非“三亲”史料也言之有据，弥足珍贵，可供正史借鉴。譬如，苏东坡替崖州人民要“米酱”，钟芳嫁女，王熀棺吊榕树，林缵统参与公车上书，唐镜沅、程哲等功德清风，张云逸在三亚组织讨袁护国军，冯白驹来榆林指导抗美援朝，刘少奇椰庄读书，周恩来携名画赠椰庄，李宗仁泪洒鹿回头，斯特朗尝吃酸梅豆，崖州士林蓝婚装，市区北黎街下雨穿绣鞋，崖县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真是三亚往事知多少？
  聂鑫森指出，明康先生上述三部书均融文史性、知识性、文学性于一体，可读亦耐藏。
  随着岁月不断添加，作品不断涌现，他曾经的名头三亚市文化局长、三亚市文联主席，被逐渐淡忘了，但读者总记得他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身份，记得他的海南文学开拓者十佳称号。
  孙有康：追回当年放飞的梦想
  罗灯光
  暨南大学孙有康教授，家住三亚市吉阳区港门村。一年之中，重大的和民俗的节日等，他都会回到港门村来，与兄弟姐妹团聚，参观考察家乡的发展变化，向粉丝们阐述他的理论与成果。他乃暨大中文专业硕士生导师，已出版专著和教材《文章构成法新讲》《大学写作》《现代公关技巧》等16部（参编不计）。他的语文理论和形成的体系与传统沿袭大相径庭，著作、教材被国内（包括台湾、香港地区）众多权威图书馆收藏。其中，黎族创世史诗《五指山传》入选中华大国学经典文库，《周恩来总理对我说：做自己该做的事》被中共中央文献室收藏。
  孙有康自幼生长在崖州区梅东村，他的原创歌曲《故乡的歌》唱道：“故乡的坡，故乡的河，回荡我童年的欢乐，是我起飞的窝。”他少年便要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放牛、拔秧、插秧、撒粪、割稻、修水利……必须有生产大队的证明才能在开学时报名，因为他家庭出身地主。1959年上初中，遇到粮食紧张，每星期要步行18公里回家带口粮。他知道，母亲在家难得余粮，于是，沿途遇上埋在地里出了芽的甘蔗、番薯，挖起来用手擦擦就吃了。肚子饿，管得了那么多吗？每星期要向学校交烧火柴，在砍柴的路上，与小伙伴陈光栋几次差点就死在宁远河里。艰难啊！但是他心里充满着梦想：读书一条路，跑出山外去！
  很感谢，崖县中学在孙有康高考前夕根据县委的证明，给他改变了家庭成分：革命干部。于是，在全国招生指标只有4％的1965年，孙有康考上大学了！可惜，“文化大革命”给他父亲孙惠公扣上了莫须有的叛徒、特务、走资派的罪名，1970年毕业分配又回到更深的山沟：尖峰岭林业局最遥远的卫东林场，重重青山望不断的原始森林。
  那是个“大干快上”的火红年代。每天清晨5点多广播响起，穿起工作服、山蜞袜，到饭堂喝一碗白稀饭，领上4两米、两块冬瓜、一汤匙猪油，拎着煮饭的提煲就雄赳赳气昂昂地上采伐工地了，那都是山蚂蟥的世界。孙有康的主要工作是归堆、装车。归堆是将截成4米长的原木一根根像小山一样堆积起来，等到集材车一来，在车上架起两根大木棍，四五个人拿着撬棍将直径五六十公分的原木一根根推上汽车。马虎不得，木头要砸死人的。上午大概10点多，大家在自己的饭锅里装入山水，用棍子挑着放到烧好的炭火上。中午大约1点休息，躺在架着石头的撬棍上睡觉，晚上常常要加班到十一二点。傍晚收工时如果装车，可以坐在汽车上回林场。
  这是叫作“便道”的车路，这座山砍完了，这条路也就废了，因此不必花太多钱去修“便道”。路宽与汽车轮差不多，几十个人坐在装满原木的车上摇摇晃晃回家去了。这些装满原木的汽车在便道上、干线上“冲下山腰，冲上山腰，陡壁悬崖百丈高”（孙有康词），即使惊险恐怖，还得要有面子，司机允许才能乘坐。没办法，除了这些集材车就没有其他交通工具了。说也奇怪，在便道上、干线上，这些装了4吨原木，坐上二三十人的车辆没有听说出过什么事，出事往往是下山之后的平地上。孙有康乘坐的油罐车就是在一个叫“丁司”的黎族村旁翻倒，是不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孙有康在他的《周恩来总理对我说：做自己该做的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6〕41号文批准）中说：“你相不相信命运？你不信反正我信。”
  1978年，孙有康乘船过海，同房坐在对面的中年人与孙有康天南地北地聊了一天一夜，就这样将孙有康调到了广东民族学院（今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然后又调入暨南大学。于是，孙有康迈开了新的一步。
  首先，他与黎族学生李和弟整理了黎族创世史诗《五指山传》，以油印本、印刷本广泛征求意见，然后于1990年正式出版，2016年入选“中华大国学经典文库”，由国家专项资金成套重版（其中有16个民族，42种）。孙有康认为：图腾崇拜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标志，没有图腾的民族只能叫作野蛮人群。鸡蛋不是动物，不能成为图腾标志，而一个强悍的民族是不可能去崇拜鸡蛋的。图腾是原始人的行为，牛则是明代才在黎族社会出现，黎族不是农耕民族，不可能崇拜牛。黎族是生活在山林中的游猎民族，必须依靠狗才能猎取食物。没有狗，黎家无法生存这么多年之久。因此，黎族先民们崇拜狗是十分自然的，黎族社会中流传的许许多多关于狗的传说和古歌便是证明。图腾对象必须是动物，而在所有的动物中，狗与人类的关系最为亲密，狗是人类忠实的朋友！
  孙有康在大学里主要传授写作学。这是一门古老的学科，该说的前人都说了。学生从小学到大学都学写作，听得耳朵都生茧了。孙有康的写作理论却是独树一帜。试举几例说明：
  其一，什么是语文？《现代汉语词典》认为：语文，①语言和文字；②语言和文学。孙有康认为，凡有人的地方就有语文。讲话便涉及语文，但不能说他们正在语言，而是运用语言对话、做报告。写文章，总不能说正在文字吧？是运用文字写作。语文是语言文字及其运用的一门学问，与文学创作、语言研究的活动不是同等的概念。这个概念在学术界的影响是，语言学成了语文界权威，包揽了语文的所有。其实，语言只是说话和写作的一种工具罢了。
  其二，许多教材、论著普遍认为“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孙有康说：《西游记》是不是文章？伪劣商品说明书也是文章。任何一篇文章都一定经过作者的思维，作者有意图才写文章，这就不可能客观。这个定义容易让读者受骗上当。孙有康认为，文章是作者表达自己思维过程的书面语言形式，不管真的、假的、好的、坏的，一定如此。
  其三，“写作是作者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活动”，这个长期公认的定义，孙有康认为错了，还有另一种，文章需要的感情占有的分量更大。因而，他下的定义是：“写作是作者沿着自己的思路运用语言文字的活动”，哪怕是一句留言，也是作者沿着自己的思路运用语言文字的结果，却不一定表达了他真正的思想感情。
  其四，“生活是写作的源泉”？不是！孙有康认为，生活中可以找到哲学、美学，矛盾无处不在，山美水美人更美！但是生活中找不到写作，因为写作是一种行为。不要认为深入生活就会写文章了，没有感悟，没有思路，生活时间再长也写不出文章来。
  其五，20世纪初文章分段以来，“一段一段写”“一段一个意思”成了定论，语文老师必讲“归纳段意”“段落中心”。孙有康认为，段落只是作者使用的手段，想强调意旨，加强感情，尽可将所强调的句子甚至是一个字、一个词单列成段，这些段落是归纳不出“段意”来的。要过渡、要意联，可以将下面内容的一句话拉到上一段末尾，也可以将上面内容的一句拉到下面一段的开头。手段任随作者，段落的形式也难于言尽。从手段中去归纳“意”是荒唐的。
  《写作》杂志1992年第十期文章评论说，孙有康的《文章构成法新讲》“是一本见解独到、理论建构新颖、颇具特色的好书”，“是对传统写作理论从根本上给予否定的认识；它为现代写作理论体系的完善砌下了一块较坚实的基石。”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素以严谨著称的诸孝正老师竟然在《文章构成法新讲》“序”中这样评价：“从《文心雕龙》开始，一直到现代文章学和现代写作学理论，无一例外的都论述过这个问题，但是都不能令人十分满意……我个人认为，‘意位’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有建设意义的，它可以弥补结构分析中的缺陷，对一些问题作出比较合理的解释。从‘意位’到‘层次’到‘篇章’，利用这几个概念，就可以分析文章的内容结构了。”
  诸孝正教授的话耐人寻味，评价极高，怪不得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图书馆以及香港、台湾等地权威图书馆的书架上都摆有孙有康的文章和著作，有的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图书馆等几乎收藏了他所有的书刊。
  孙有康终于追回了当年放飞的梦想！
  蔡葩：潜心找回南洋
  罗灯光
  她家住三亚市吉阳区港门村，是《海南日报》高级记者，担任海南省文联副主席、海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尽管不亦忙乎，但总能在一些节假日回家看望父母，孝心可嘉，人们也喜欢把她和父亲连在一起称说：蔡明康、蔡葩，中国作家协会父女会员。
  蔡葩被誉为“重新找回南洋”的作家。她至今已出版“南洋三部曲”以及《天下琼侨》《海南华侨与东南亚》《那些南洋往事》（合著）等六部作品。三部曲之《南洋船歌》夺得了海南出版社2019年度优秀图书奖之后，又获得2018—2019年度“海南文学双年奖·作品奖”。“南洋，船歌，星星索；骑楼，咖啡，洋装，那被遮蔽的人生，那被珍藏的爱情，那不能忘却的往事”，在她的书中得以复活。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北京大学东南亚学研究中心邀请她进校演讲南洋文化的挖掘和写作，两个小时富有激情、充满自信的表述感动了现场北大学子。
  对于蔡葩骄人成绩的取得，有必要做些探寻，我们可从中获得有益的启迪。
  其一，选准题材，认定目标。
  摆在一个有志于给海岛勒石立碑的写作者面前的选题具有多样性，譬如海岛的沧桑、谪臣的悲歌、建省的壮举、南海的风云、黎族苗族的风情、国家战略的垦殖等，而蔡葩挣脱了曾经涉足的题材常常袭上心头的缠绕，选择了既熟悉又陌生的南洋题材，对此进行发掘整理。那么，“南洋”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著名作家韩少功指出：“所谓‘南洋’，是一个跨国性的人文地理概念，旧指东南亚广阔的环海地域。广义的南洋文化圈，似乎也包括中国岭南的一脉近海城乡，如香港、澳门、广州、海南等。”评论家单正平也指出：“她要寻找的南洋，其实是先前被忽略和遗忘的现代海南文化的另一面。”如此，蔡葩也就是将海南文化置身于南洋文化中考量，一心要把南洋过去的时光唤醒，把如今面目已模糊不清的南洋重新找回来。目标就是旗帜，就是方向，就是动力。于是她走上了与时间相逆的旅程，去追怀那些宏大历史叙事遮蔽下的个体命运，去探寻每一扇窗、每一扇门后面隐藏多年的故事。
  其二，坚持不懈，锲而不舍。
  始自2002年，蔡葩为所在的《海南日报》开辟的《似水流年》专栏撰稿，以连载形式推出《海口名媛吴玉琴》，获得读者的热情关注，并得到同行和学者的鼓励与支持，其后国内有影响的读物《老照片》连续4期推出她追怀往事的文章，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这些年，某些文化时尚诸多喧哗，她不为所动，坚守在所选择的追求上辛勤耕耘，抛洒汗水，持续收获金黄一片。2005年，她推出南洋三部曲的开篇力作《有多少优雅可以重现》，书写了10余篇相对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故事，将海南与南洋的血肉紧紧扣在一起。2009年，推出《风从南洋来》，再现发生在南洋文化圈的家族故事和人生沧桑，展示这一地区百年来的文化余脉、风土人情。2019年，推出《南洋船歌》，继续钩沉往事，寻找远去的南洋，重现风起云涌的浪潮割不断的文化余脉，以及饱蘸着热带海洋气息的民风民俗。
  韩少功在她南洋系列第一部出版时就说过：“蔡葩的写作，也许就是重新找回南洋的一个开端。”她还将沿着“这个开端所指向的各种人生远岸”去做进一步的探寻。她认为如此探寻必将丰富我们的历史研究版图，丰富我们的思想内涵，补史之缺，续史之遗，辨史之正误，颇有意义。
  其三，热情真诚，赢得认同。
  蔡葩不断走向历史深处，探寻和辨析历史的残迹，而视点最终落在人的身上。在再现的既往氛围中，展示人的经历、人的奋斗、人的命运，并且以图文相映衬，珍贵的老照片既作为文字叙述的印证，又是往事追忆的亮点，形成她南洋系列作品集的一个特点。
  多年来，这位本土女作家，带着记录本和录音笔，一个人穿行于骑楼老街，出入于侨乡老宅，走访耆老遗民、亲属后裔，垂询记录，整理核对，不厌其烦，不惧艰辛和不便，热情超乎常人。那些受访者风烛之年的面容经常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她感到她的世界已经和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抢救他们的记忆已成为她和他们之间的默契，而对过往时代从未谋面的人的命运有了一分关切，对那些远去的灵魂有了莫名的牵挂。她与历史对话，与她笔下的人物对话，深入人物的思想和情感的纵深，舒展着她爱憎分明的真诚。作家孔见说：“特别是涉及人道主义灾难的时候，她的手和那些受害者紧紧地握在一起，愤慨之情难以掩抑。”因而她的采写便赋予了感人肺腑的力量。
  蔡葩的热情和真诚得到读者特别是那些被采写对象及其亲友的认同，形成她文章的持续的关注度和难能可贵的阅读效应，诸多有故事的当事人或者他们的后人主动将那些不好公开的秘密托付给她，素材源源不断，惯性一旦形成就不会轻易停下来。
  其四，真实再现，以情感人。
  蔡葩遵从于她内心的情怀与良知，潜心打捞沉滞已久的记忆，小心拨开历史的烟尘，还原一个个真实，就是场景和细节的再现，也做到事情本质的真实，逻辑的真实，并以渗透字里行间的情愫感动人，彰显非虚构文学的力量，这也就是读者想知道真相的阅读需求。
  《繁花凋落黎明前》一文，写的是海南新中国成立前夜琼崖地下学联的冤案。请看地下学联领袖之一的林云烈士和爱侣吴慰君烈士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被自己人拉去处死的这一段描写：
  临刑前，林云已经不能行走，他的双脚双手被铐住，双臂中间有一根木棍穿过去，看起来好像是村里人准备拿去杀掉的狗，叫人不忍回望。而他的爱侣、琼崖师范学生领袖之一的吴慰君，一个秀丽端庄才情横溢的女子也在这一天被行刑。那天，她美丽的双眸被蒙上一块黑布，她白皙的脸庞伤痕斑驳。当她听人悄悄说她的情侣林云被打得动弹不得时，一向温文尔雅的她大声地要求揭去那块蒙冤的黑布，好让她看一看爱人最后一眼。两人相见，失声痛哭，高喊着：“冤枉啊！”其声之凄烈，却不能感动主办案者失去理性的良知。
  读到这里，令人无不动容，无比震惊，义愤填膺，尔后又陷入沉思：如此草菅人命的悲剧为何得以上演？！这些都源于作家描写的真实——当时氛围、人物、场面和细节的逼真所产生的强烈的震撼！
  再看同一文章写到的另一华侨姑娘的悲剧。她叫韩惠敏，美丽单纯，热情奔放，放弃泰国优越的生活，回国参加琼崖纵队文工团，1年3个月后被当作敌特分子肃反对象。被行刑时，她21岁的生命已经孕育了3个月的另一个小生命。作家写道：
  那一天她穿着一件从泰国带回来的浅蓝色翻小白领上衣，下身是一条崭新的素色长裤，看起来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南洋中学生的模样。
  临刑前，惠敏忽然脱下那双雪白的皮鞋，将它们整整齐齐地放在一棵树底下。她光着脚丫子，一步一个脚印向前方走去……
  真的不忍卒读，每一个字都饱蘸着作家浓郁的情感。惠敏该有几多不舍？几多无奈？几多迷茫？她身为文工团团长的丈夫就在身旁，眼睁睁看着她被押向死亡，束手无策，悲痛欲绝，而她却来不及也不能够跟他诉说，哪怕是说一句话！天底下的残酷莫过于此。面对着她所热爱的人向她举起的冰冷枪口，她喊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倒下，身后那双白鞋子和她异样的举动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谜，刺痛了读者的心，掩卷之余，久久不能释怀。
  捧回《南洋船歌》的“海南文学双年奖·作品奖”，蔡葩接着出任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设立的口述历史（海南）研究中心名家工作室主任（领衔人），又忙开了，身上像装着马达一样，总是生气勃勃。而三亚读者、港门村居民，期待她再次回到三亚，回到港门村社区，举办讲座，与邻里乡亲零距离互动，共话对那些人、那些事、那些记忆的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