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历史记忆中的黄道婆是宋末元初中国伟大的棉纺织技术革新家，生于南宋末年淳佑年间，年少时在海南崖州生活并向黎族人民学习了先进的棉纺织技术，晚年在上海松江乌泥泾推广棉花种植、传授棉纺织技艺、革新棉纺织工具，推动了以松江为中心的江南棉纺织业的发展，为中国的棉纺织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由此，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世界级古代女科学家。承载黄道婆历史记忆的是文字、仪式和标志性建筑物。元、明、清至新中国成立，有关黄道婆历史记忆的媒介主要是祠、墓、碑、诗及史志文献。20世纪80年代，在加强历史文物保护的影响下，黄道婆历史文化的研究被提到了学理的高度，学术界对黄道婆身世、贡献、社会影响及现实意义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世纪初，全世界掀起了一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潮流，世界各国各地展开了调查、收集、整理当地的历史文化名录，通过各种方式打造包装，以便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于此，黄道婆与乌泥泾棉纺织技艺、海南黎锦技艺等都成功地被列为保护目录之中。为了保护和传承它，当地政府重新构建了黄道婆时代的纺织工具，展示着黄道婆时代手工棉纺织品，同时通过文字诠释着黄道婆的创新精神，以示后人学习和借鉴。对黄道婆的研究由纺织技艺、在棉纺织业的贡献转到了文化层面。尽管对黄道婆的研究时间不长，但研究成果丰硕。同时有关黄道婆的籍贯、族属、身世等争议一直困扰着学者们，因无法给世人一个定论而遗憾。本文从诠释学的视角对黄道婆籍贯研究文本进行解读。由于历史记忆因记录者采取了不同的记忆方式，赋予历史记忆以意义、想象和虚构的特点，故而不同的作者采用不同的诠释法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一、黄道婆籍贯不确定说
  胡志新《黄道婆是上海人，还是海南人》一文，先以黄道婆在上海和海南民间流传的传说故事为分析文本，认为黄道婆既可能是上海人，也可能是海南人。像口头传说这种承载历史记忆的媒介，经一代又一代的叙述时，不免增加了叙述者自己的观念，或是为了表述某一特殊意义，而不可能提供绝对的历史存在。据笔者对这些传说故事的识读后，认为这些当地人为了增强一种地域认同而虚构了某些历史细节，是经不起考证的。因此，胡先生得出的也只是模棱两可的答案。同时，胡先生又以王逢《黄道婆祠并序》中诗句“道婆异流辈，不肯崖州老”、“道婆遗爱在桑梓，道婆有志覆赤子”为诠释本文，他采用的是施莱尔马赫的语言诠释方法，即从字面意思理解，道婆为“异流”，遗忘了自己可爱的家乡，又不肯“老”在崖州，而有志于造福炎黄子孙。诗中称黄道婆为“道婆”，而没有冠以黄姓，认为黄道婆也有是海南黎族人的可能。从作者所起用的题目就可以看出，作者一开始对黄道婆的籍贯就有一种模糊的预见，对王逢诗句从字面意思进行诠释后，就得出了一个模糊的结论。
  姜铭《也谈黄道婆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一文，以陶宗仪《辍耕录》和王逢《黄道婆祠并序》为经典文本，采用语法解释技艺对两文献中的某些字词进行了诠释，也得出了黄道婆的籍贯不确定的结果。作者对陶宗仪《辍耕录》中称黄道婆“自崖州来”、清钱大昕咏木棉诗称黄道婆为“崖州老母”，以及清末李维清《上海乡土志》第五十四课“黄道婆者，元时崖州人”等记载中都可以说明黄道婆就是崖州人。另有民间传说，称黄道婆为黎族姑娘，因所爱者系“血缘结亲”而遭族首领幽禁20年，被释时已年老，遂出家为道，随船来沪。①也可推断黄道婆是海南崖州黎族姑娘。但作者又缺乏相关的历史细节来论证自己的这一观点，如：黄道婆为何离开崖州飘泊去上海？海南语言、生活习惯不允许她生活在上海人民生活中，那又怎么教民纺织呢？以及汉族黄姓又何为贯之黎族姑娘黄道婆之名呢？于此，作者又对王逢《黄道婆祠并序》中的某些句子进行诠释，序称“黄道婆，松之乌泥泾人。少沦落崖州，元贞间，始遇海船以归”。诗中有“道婆异流辈，不肯崖州老”等，对这些语言文字的解释完全可以相信黄道婆就是上海人。可黄道婆年青时为何要去崖州？怎么飘海去千里迢迢的崖州呢？可见，最早记载黄道婆的两则文献出现了悖论，也因此使黄道婆籍贯难以得出定论。
  二、海南崖州说
  周振东在《黄道婆籍贯考辨》一文中，对陶宗仪的《辍耕录》和王逢的《梧溪集》从两文的写作时间、写作动机、文本体例以及两位作者的社会地位和治学态度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诠释，得出了黄道婆为崖州人的肯定答案。第一，周先生推算出陶宗仪《辍耕录》早于王逢的《梧溪集》，其写作于黄道婆逝世后的三十五年，此时，与黄道婆同时在世的年轻人还有健在者，而且很多是经过黄道婆扶手教艺的民间织女，从她们中间获得的资料应该较为真实。第二，陶宗仪是亲自考察过乌泥泾的棉纺织业的，的确以黄道婆的到来为转机，使该地的经济和棉纺织技术发生了一场飞跃性的变化。于此，记下该文。而王逢应张守中之邀为黄道婆祠写序时，主要注重斟章酌句，推敲韵律，而无心关注黄道婆与乌泥泾、与棉织业的真实性。第三，从两篇作品的文体上看，王逢的《黄道婆祠并序》是篇叙事抒情诗，属艺术作品，而陶宗仪的《辍耕录》是一篇生产技术的调查实录。第四，从陶宗仪和王逢两位作者当时的社会地位和治学态度看，陶宗仪关于黄道婆出籍问题的记录比王逢更为可靠。两位作者都为弃科举、谢仕途、虽征召而不赴的隐者。王逢居社会上层，是个元政权的维护者。在为黄道婆祠作序时，根据张守中提供的信息而作，因王是清高自负的诗人，脱离群众，得不到第一手资料。而《辍耕录》是陶宗仪劳作之暇的采访记录。
  可见周先生是将自己置身于文本产生的社会之中，即回到了陶宗仪和王逢思想产生的根源，重新建构了一部作品的原本思想。因为历史上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已经脱离了原来的世界，我们要理解那些属于过去的作品时，就必须在理解中进行一种恢复和重建工作。施莱尔马赫认为，无论是创作文本的作者，还是对文本进行理解的诠释者都是一种心灵的存在，而心灵与心灵之间是可以沟通的，通过文本与理解者的这种沟通，我们便能正确地理解、把握和解释文本的意义。②这就是施氏所倡导的心理学的解释技艺，这个普遍诠释方法论在周先生这里得到了实践，得出了黄道婆的籍贯必是海南崖州的定论。
  三、上海乌泥泾说
  杨嘉佑在《黄道婆研究三题》一文中，首先按语言诠释技艺法对陶宗仪《辍耕录》中称黄道婆“自崖州来”解释为黄道婆来自崖州，既并不能说明她是崖州人，但也不能明确她就是上海人。③然后又采用心理学诠释技艺分析封建社会“落叶归根”的思想观念对人们的影响很大，来诠释《梧溪集》中诗句“道婆异流辈，不肯崖州老”是黄道婆不愿老死于他乡，而由此就认为黄道婆的籍贯在上海。诗句“道婆遗爱在桑梓，道婆有志覆赤子”中，桑梓即故乡的意思，认为记录者王逢主要想告诉人们黄道婆为家乡做了好事。之后，作者还从两则文献的记录者的生活环境进行了逻辑推理，认为陶宗仪和王逢都是元末明初人，也都没见过黄道婆。陶宗仪隐居在松江泗泾之滨、凤凰山一带，距乌泥泾有几十里地。王逢则由青龙镇迁居乌泥泾，至正二十二年（1362）张守中修黄道婆祠，向王逢征诗以传后世之目的就是要告示黄道婆的身世和功绩，因此王逢在祠序中直接明了地记叙了“黄道婆，松之乌泾人，少沦落崖州，元贞间，始遇海舶以归”。由此，作者应用施莱尔马赫的普遍诠释法中语言法则和心理法则对陶宗义《辍耕录》和王逢《梧溪集》两个文本进行了诠释，认为黄道婆的籍贯应该在上海乌泥泾。
  黎兴汤在《黄道婆籍贯族属之我见》文中，从两方面阐明了黄道婆籍贯在上海的缘因。一是认为《辍耕录》写于《黄道婆祠并序》之后，应以王逢记叙为准。王逢《黄道婆祠并序》中载：“未几……及卒，乡长者赵如圭为立祠香火庵，后兵毁，至正壬寅（1362），张君守中迁祠于其祖水公神道南隙地，俾复祀享。且征逢诗，传将来。”作者从上文记载的字面意义推断出，王逢所记是乡长者赵如圭第一次为黄道婆立饲，后因“兵毁”，由张守中第二次在他的祖坟南边的空地上重建。即王逢的《黄道婆祠并序》写于黄遣婆祠第二次建成之时。而陶宗仪《辍耕录》记：“未几，妪卒，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又为立祠，岁时享之。越三十年，祠毁，乡人赵愚轩重立。今祠复毁，无人为之创建。黄道婆之名，日渐泯灭无闻矣。”作者对这段文字的理解是，陶宗仪写这篇《黄道婆》记之时，是第二次所立之祠又被毁掉，而无人为之第三次创建，因此黄道婆的名字就逐渐被遗忘而无人提及了。于是，作者认为陶宗仪的“黄道婆”记作于第二次为黄道婆所立之祠“复毁”之后，晚于王逢《黄道婆祠并序》第二次建成之时。依据文献时序有效性，最早的文献记载越具可靠性。不过，在黄道婆研究成果中仍有大量研究者认为陶宗仪的写作时间早于王逢。④二是作者将陶宗仪《辍耕录》中“自崖州来”的“来”字进行了追根溯源式的阐解。从《说文解字》、《辞海》、《词源》、《中文形音义综合大辞典》诠释了“来”的本义和引申义，“来”字产生于周朝初期，它的本义是“麦”。后来逐渐演变，引申为动词“行来之来”，甚至“凡来之属皆称来”。又做由彼至此，由远及近，与去、往相对的趋向动词，常当做“回”和“还”使用。同时，引用众多宋末时期文学作品中的例句来加以论证。由此作者以为陶宗仪《辍耕录》所记“黄道婆自崖州来”，实际是从崖州返回之意，恰好历史地真实地记述了黄道婆在晚年失去丈夫后孤身一人返回娘家的特殊身世。此与王逢《黄道婆祠并序》称“黄道婆，松之乌泥泾人”一致，只是两作者的表达方式不一样罢了。
  细读原文便知，作者虽然遵循了语言诠释方法，但却具有很强的主体意识，即在作者的潜意识里已断定黄道婆就是上海人，然后在陶和王的经典文本中找出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论点而已。将古文中“来”之意“回来”作今天之思，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嫌。不同时代的人对同一文献，以及同一时代不同阶层、不同观点的人对同一文献都会有不尽相同的识读方式和阐释结果，当在人们理解之中。但同时必须遵循不得过度诠释文本，否则会有适得其反的结果。与黎兴汤先生持同一观点采用同一诠释方法的还有周建新先生，他在《关于黄道婆的籍贯问题——与周振东先生商榷》一文中，通过推翻周振东先生对陶、王文本的诠释结果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即黄道婆的籍贯必为上海乌泥泾。
  四、小结与反思
  在人类社会中，记忆不仅属于人的个体官能，而且还存在叫做社会记忆的现象。⑤20世纪3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提出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这一经典概念，并将记忆分为个体记忆、社会记忆和历史记忆三种类型。⑥接着美国著名学者保罗·康纳顿出版《社会如何记忆》之后，社会记忆在当代学术界，特别是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中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话题。在此基础之上，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提出了“文化记忆”理论，它是对于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的细化。⑦由于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关注集体记忆中的历史事件，正是在这一时期，历史人类学意识到历史和记忆的关系：历史记忆是集体记忆的一种。“历史人类学强调，历史与记忆的互动是非常重要的。”⑧人们在记忆中唤醒过去，也在记忆中遗忘过去。作为一种民间知识，记忆总是存在于人们处理过去与现在关系的过程中，它曲折而且隐晦地反映着现实的需要，被想象、虚构、叙事和重组。阿丹姆森把历史记忆区分为三种不同的记忆形式：分别为实录记忆、认识记忆和批评记忆。实录记忆认为，历史是客观存在的过去，记忆是人们用来复原历史的心智能力。记忆的目的是按过去事件的原样再现和记录它们，是否能达到这一目的便是验测记忆有效性和正当性的标准。为了实录，记忆者必须忠实地发掘过去确实存在过的社会文化现实。对于认识记忆来说，历史是不可能再现的，历史只能通过释义去把握。记忆者的任务不是记录历史，而是去阅读和解释历史遗迹中关于历史的意义。而批评记忆所寻找的既不是实在的过去，也不是比过去当事人更好的理解，而是“不同”的理解。批评记忆并不把“真实过去”和“更佳解释”本身当作记忆的目的，而是把追寻真实或解释的目的定位于改变记忆者当下的生存处境。批评记忆具有现实的求变意向和批判目的，它因此成为文化批评记忆不可或缺的基本因素。⑨
  历史记忆的三种不同记忆形式告诉我们，相对于过去的历史事实来说，历史记忆是一种包含虚假内容的社会事实，它在人们的记忆中被附加意义，在想象中重建。笔者以为，陶宗仪是以实录记忆的形式记下自崖州来到松江乌泥泾的黄道婆，传授了从黎族人民那里学习的棉纺织技术，并革新了棉纺织工具，改善了当地百姓生活，以至推动江南一带棉纺织业的发展。陶文侧重宣扬黄道婆对纺织业的贡献。而王逢则用批判记忆方式应张守中的邀请，为黄道婆祠作诗写序，这是当时上海棉纺织业发展的需要，需要黄道婆的庇护和保佑。可见，承载黄道婆历史记忆的两则文献采用了两种不同的记忆方式，渗透着记录者的想象和虚构。
  依前文分析，所有对黄道婆籍贯的研究者都是以陶宗仪《辍耕录》和王逢《黄道婆祠序》为经典文本，从文字的字面意思进行诠释，同时对陶、王两位历史记录者所处的社会背景、社会地位以及各自的知识体系进行心理诠释所隐含的逻辑推理，以及站在先验哲学的立场上诠释出了不同的结果，即黄道婆籍贯的不确定性和二元说。它既符合历史记忆方式的多元性，又与历史记忆具有意义、想象和重构的特点相契合，还是多元诠释理论的实践。这就是黄道婆籍贯二元说一直存在的原因，以及合理存在的缘由。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新的考据没有被发掘出来之前，黄道婆的籍贯从历史考证上已无法得到定论。面对当下社会发展，我们不妨从文化认同理论去阐明黄道婆既是海南人也是上海人，黄道婆文化是海南黎族棉纺织技艺与上海松江乌泥泾棉纺织技艺相结合的物质文化，以及她勇敢好学、刻苦钻研、大胆革新、无私奉献的精神文化的总和，由此它既属于海南也属于上海更属于中国，都有责任和义务保存和传承它。
  谭晓静，女，土家族，中共党员，湖北省恩施市人，1975年11月出生，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博士研究生。已发表的论文有《共存与共赢：民族共生发展模式的构建与实践》（《新疆社会科学》2010.1）、《城市互动中的“80后”女工》（《青年研究》2009.6）、《少数民族大学生闲暇教育对策研究》（《当代教育论坛》2009.7）、《从参与机会解读少数民族大学生的闲暇教育》（《当代教育论坛》2009.10）、《大学生的闲暇需要及其价值》（《当代教育论坛》2010.5）、《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教学改革与思考》（《边疆经济与文化》2007.4）；参编《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专著一部。

①胡志新．黄道婆是上海人，还是海南人．载《千古之迹 中国文化史500疑案》，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②李建盛．理解事件与文本意义：文学诠释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③杨嘉佑．棉纺故乡与黄道婆．载《上海风物志》，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 ④［德］戴埃特·库恩《黄道婆若干问题质疑》、《关于十三世纪的黄道婆的传说》；钟一《海南读本》、李桥《中国民众造神运动研究行业神崇拜》、上海市南市区志编纂委员会《南市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纪念上海建城七百周年》、陈光良《海南经济史研究》、李剑平《中国神话人物辞典》、羊中兴《黄道婆评传》、秦弓《黄道婆事迹的最早记录者陶宗仪》等等。 ⑤保罗·康纳顿，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P8 ⑥马成俊．基于历史记忆的文化生产与族群建构［J］．青海民族研究，2008(1） ⑦哈拉尔德？韦尔策编，李斌，王立君，白锡堃译．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P13 ⑧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J］．姚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⑨Walter Adamson,Marx and the Disillusionment of Marxism.Berkeley,CA:University广西of广西Californrnia广西Press,1985,P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