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内容
一九四六年春夏之间，挺进支队和第三支队分别于六芹山和六连岭牵着敌人的鼻子转。在此同时，我第一支队相继在文昌的槟榔根及东部沿海地区攻击敌人据点；第二支队先后攻陷定安的龙塘、南闾及琼山的云昌、岭肚等敌人据点；镇南队亦在海尾、海头两港痛歼了敌人的自卫队；我们第四支队先在洛基的黑岭歼敌保六团连长以下六十余名，缴机枪一挺，后又在东成附近之大虎山歼敌数十，缴获机枪一挺。
在我军内外线密切配合下，敌人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反而付出了重大伤亡，至五月止，四十六军第二次清剿计划便告破产了。但是，敌人不甘心失败，倾其全力又向我进行第三次大清剿：一七五师及保六团展开于儋县、白沙、澄迈一线，一八八师展开于万宁、定安、文昌琼山一线，新编十九师展开于陵水、昌感一线，企图“纵横合击”，“张网捕鱼”，全面向我各支队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战场形势依然是十分严峻的。
在频繁的旋战中，冯白驹等领导同志辗转于澄迈和屯昌边缘区，领导全局斗争。
就在这时候，林树兰、符气岱同志带回了上级指示。抗战胜利后，特委和纵队迫切需要沟通与党中央的电讯联系，派林树兰等人，先后分赴广东区党委和东江纵队请示解决重建电台问题。恰逢尹林平等同志到广州与张发奎谈判归来。广东谈判是根据重庆谈判达成的“双十协定”精神进行的。这次谈判达成了三项协议，其中主要的一项是东纵和琼纵北撤问题。为此，广东区党委委托林树兰同志迅速回琼向特委传达有关上述精神。五月初，林树兰、符气岱来到澄迈，向冯白驹等特委和纵队领导同志作了传达。
根据广东谈判达成的三项协议，广东区党委指示琼纵准备北撤山东烟台，名额一千八百人，主要是保存骨干力量；为了搞好北撤，琼纵须立即派负责干部赴广州参加谈判，讨论北撤的具体协议；在准备北撤的同时，要留下一些干部，另建一套班子，坚持今后的工作；除此之外的人员暂时复员，自己设法谋生，以待革命高潮的到来。
冯白驹听完传达之后，同庄田等同志交换了意见，认为：
“双十协定”是毛泽东等同志赴重庆谈判后签定的。在这一协议中，我党为了击破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争取全国人民的同情，在不违背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在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问题上，作出一些让步，让出八个解放区，并将上述地区的军队逐步撤出。这种让步是从全局利益出发的。广东区党委关于准备北撤的指示，是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及和谈协议精神做出的。对于上级党委的指示，琼崖特委当然应该贯彻执行。但是，考虑到海南岛的特殊的地理条件，孤悬海外，而且目前国民党反动派已发动了全琼内战，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安全北撤将成为问题；再则，海南是一个有战略意义的祖国南方大岛，海南的党政军组织经历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群众基础好，把斗争坚持下去是非常必要和完全可能的。
冯白驹将自己的考虑提交特委讨论，特委认为必须作好两手准备，一面准备北撤，力争实现全面和平；一面进行自卫反击，把海南的斗争坚持下去。根据广东区党委的指示，特委决定派庄田、罗文洪同志渡海赴穗参加谈判，并将海南的具体情况向上级党委汇报。特委接着研究了北撤的干部和留下的干部名单，以及骨干撤走后留下人员的任务和活动方法。冯白驹同志强调指出：不能因北撤而发生思想动摇，必须立足于坚持斗争，在没有接到北撤的正式命令之前，只把上级的指示精神传达到支队和县以上领导干部。但是，事后个别同志在传达上级指示过程中，违背了党的原则，把北撤问题泄露到下边，立即引起了一场风波。
北撤的消息在部队传开后，许多干部想不通，有的拍着胸脯说：“你们走吧，给我一支枪两百发子弹，我保证坚持到底。”许多战士则怕骨干调走后，自己复员回乡会遭敌人迫害，特别是无家可归的女同志，越想越苦，因而泪流满面，哭哭啼啼。
北撤的消息风传至地方之后，干部群众思想波动，一些干部消极等待，不大胆开展斗争，一些群众知道部队要走，情绪低落，支前工作也有所放松，地方工作因而受到一定的影响。部队粮食供应不足，非战斗减员增加，兵源补充困难，我军战斗力相对地遭到了削弱。
在两个多月的波动中，我曾经写信给冯白驹同志，向他反映上述情况，并提出一些建议。然而他想得比我们更深更远，他当时就思虑着怎样扭转眼前这种不利局面的问题。
这时候，传来消息说广东的国民党头子张发奎不承认共产党领导的海南人民革命武装，破口辱骂琼崖纵队是“土匪”。显然，他这样辱骂，正是为其公开围剿制造口实，企图一举歼灭我琼纵。在这种情况下，广东和谈三项协议成了一纸空文，琼纵北撤的问题更值得重新考虑了。不过，这倒好，张发奎这个家伙从反面给我们的同志上了课，使大家从思想混乱中解脱出来，下决心做好各种准备，把斗争坚持下去。
冯白驹对于继续坚持海南的斗争有着坚定的信念。他深信眼前乌云蔽日的现象是暂时的，终有一天乌云去尽见太阳。他曾经同我谈起过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讲的“红旗始终不倒”的道理，也曾经同我谈起过一九三二年坚持母瑞山斗争的那些艰苦岁月。那一年，广东大军阀陈济棠派杀人魔王陈汉光率警卫旅来琼，疯狂围剿琼崖苏区和红军，使红军遭受巨大的损失，党和苏维埃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全岛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低潮。但是，革命的火种是扑不灭的。在敌人重围下，身为特委书记的冯白驹和琼崖苏维埃主席符明经、秘书长王业熹，带领身边干部和警卫分队，在母瑞山上坚持十个月的斗争，最后突围下山，同分散各地的革命同志会合，恢复党的组织和扩大红军，革命的火焰又熊熊燃烧起来了。冯白驹正是根据这些历史的经验，坚信如果党中央同意继续在海南坚持斗争的话，是一定能够坚持下去的。
七月下旬，在冯白驹主持下，特委进行了讨论，为了扭转局势，决定发出《坚持自卫斗争的新指示》，在未接党中央新的指示之前，应采取有力措施，从思想上彻底消除和平幻想，打掉等待北撤的消极情绪，坚决把自卫战争进行下去；从组织上作了必要的调整，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从军事上加强主力部队的组织领导和作战指挥，整编部队，使每个支队有一个主力大队，部队整编后开展形势教育，彻底清除和平幻想和等待北撤的影响，开展杀敌立功运动；与此同时，在群众工作方面广泛开展反清乡，反征粮，反劳役，反抽丁，反迫害的斗争。
这样，笼罩在广大干部群众心头的迷雾渐渐散开了。那些哭哭啼啼的女战士们笑逐颜开了，那些发牢骚的干部战士纷纷要求杀敌立功接受考验；人民群众的情绪又复高涨起来，积极输送公粮，支援前线。
在我军内外线密切配合下，敌人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反而付出了重大伤亡，至五月止，四十六军第二次清剿计划便告破产了。但是，敌人不甘心失败，倾其全力又向我进行第三次大清剿：一七五师及保六团展开于儋县、白沙、澄迈一线，一八八师展开于万宁、定安、文昌琼山一线，新编十九师展开于陵水、昌感一线，企图“纵横合击”，“张网捕鱼”，全面向我各支队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战场形势依然是十分严峻的。
在频繁的旋战中，冯白驹等领导同志辗转于澄迈和屯昌边缘区，领导全局斗争。
就在这时候，林树兰、符气岱同志带回了上级指示。抗战胜利后，特委和纵队迫切需要沟通与党中央的电讯联系，派林树兰等人，先后分赴广东区党委和东江纵队请示解决重建电台问题。恰逢尹林平等同志到广州与张发奎谈判归来。广东谈判是根据重庆谈判达成的“双十协定”精神进行的。这次谈判达成了三项协议，其中主要的一项是东纵和琼纵北撤问题。为此，广东区党委委托林树兰同志迅速回琼向特委传达有关上述精神。五月初，林树兰、符气岱来到澄迈，向冯白驹等特委和纵队领导同志作了传达。
根据广东谈判达成的三项协议，广东区党委指示琼纵准备北撤山东烟台，名额一千八百人，主要是保存骨干力量；为了搞好北撤，琼纵须立即派负责干部赴广州参加谈判，讨论北撤的具体协议；在准备北撤的同时，要留下一些干部，另建一套班子，坚持今后的工作；除此之外的人员暂时复员，自己设法谋生，以待革命高潮的到来。
冯白驹听完传达之后，同庄田等同志交换了意见，认为：
“双十协定”是毛泽东等同志赴重庆谈判后签定的。在这一协议中，我党为了击破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争取全国人民的同情，在不违背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在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问题上，作出一些让步，让出八个解放区，并将上述地区的军队逐步撤出。这种让步是从全局利益出发的。广东区党委关于准备北撤的指示，是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及和谈协议精神做出的。对于上级党委的指示，琼崖特委当然应该贯彻执行。但是，考虑到海南岛的特殊的地理条件，孤悬海外，而且目前国民党反动派已发动了全琼内战，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安全北撤将成为问题；再则，海南是一个有战略意义的祖国南方大岛，海南的党政军组织经历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群众基础好，把斗争坚持下去是非常必要和完全可能的。
冯白驹将自己的考虑提交特委讨论，特委认为必须作好两手准备，一面准备北撤，力争实现全面和平；一面进行自卫反击，把海南的斗争坚持下去。根据广东区党委的指示，特委决定派庄田、罗文洪同志渡海赴穗参加谈判，并将海南的具体情况向上级党委汇报。特委接着研究了北撤的干部和留下的干部名单，以及骨干撤走后留下人员的任务和活动方法。冯白驹同志强调指出：不能因北撤而发生思想动摇，必须立足于坚持斗争，在没有接到北撤的正式命令之前，只把上级的指示精神传达到支队和县以上领导干部。但是，事后个别同志在传达上级指示过程中，违背了党的原则，把北撤问题泄露到下边，立即引起了一场风波。
北撤的消息在部队传开后，许多干部想不通，有的拍着胸脯说：“你们走吧，给我一支枪两百发子弹，我保证坚持到底。”许多战士则怕骨干调走后，自己复员回乡会遭敌人迫害，特别是无家可归的女同志，越想越苦，因而泪流满面，哭哭啼啼。
北撤的消息风传至地方之后，干部群众思想波动，一些干部消极等待，不大胆开展斗争，一些群众知道部队要走，情绪低落，支前工作也有所放松，地方工作因而受到一定的影响。部队粮食供应不足，非战斗减员增加，兵源补充困难，我军战斗力相对地遭到了削弱。
在两个多月的波动中，我曾经写信给冯白驹同志，向他反映上述情况，并提出一些建议。然而他想得比我们更深更远，他当时就思虑着怎样扭转眼前这种不利局面的问题。
这时候，传来消息说广东的国民党头子张发奎不承认共产党领导的海南人民革命武装，破口辱骂琼崖纵队是“土匪”。显然，他这样辱骂，正是为其公开围剿制造口实，企图一举歼灭我琼纵。在这种情况下，广东和谈三项协议成了一纸空文，琼纵北撤的问题更值得重新考虑了。不过，这倒好，张发奎这个家伙从反面给我们的同志上了课，使大家从思想混乱中解脱出来，下决心做好各种准备，把斗争坚持下去。
冯白驹对于继续坚持海南的斗争有着坚定的信念。他深信眼前乌云蔽日的现象是暂时的，终有一天乌云去尽见太阳。他曾经同我谈起过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讲的“红旗始终不倒”的道理，也曾经同我谈起过一九三二年坚持母瑞山斗争的那些艰苦岁月。那一年，广东大军阀陈济棠派杀人魔王陈汉光率警卫旅来琼，疯狂围剿琼崖苏区和红军，使红军遭受巨大的损失，党和苏维埃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全岛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低潮。但是，革命的火种是扑不灭的。在敌人重围下，身为特委书记的冯白驹和琼崖苏维埃主席符明经、秘书长王业熹，带领身边干部和警卫分队，在母瑞山上坚持十个月的斗争，最后突围下山，同分散各地的革命同志会合，恢复党的组织和扩大红军，革命的火焰又熊熊燃烧起来了。冯白驹正是根据这些历史的经验，坚信如果党中央同意继续在海南坚持斗争的话，是一定能够坚持下去的。
七月下旬，在冯白驹主持下，特委进行了讨论，为了扭转局势，决定发出《坚持自卫斗争的新指示》，在未接党中央新的指示之前，应采取有力措施，从思想上彻底消除和平幻想，打掉等待北撤的消极情绪，坚决把自卫战争进行下去；从组织上作了必要的调整，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从军事上加强主力部队的组织领导和作战指挥，整编部队，使每个支队有一个主力大队，部队整编后开展形势教育，彻底清除和平幻想和等待北撤的影响，开展杀敌立功运动；与此同时，在群众工作方面广泛开展反清乡，反征粮，反劳役，反抽丁，反迫害的斗争。
这样，笼罩在广大干部群众心头的迷雾渐渐散开了。那些哭哭啼啼的女战士们笑逐颜开了，那些发牢骚的干部战士纷纷要求杀敌立功接受考验；人民群众的情绪又复高涨起来，积极输送公粮，支援前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