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内容
一、自卫的号角
白沙会议后，我党政军领导机关根据特委的决定，立即向澄迈县转移。
一九四六年二月间，黄康同志受广东区党委的委派，来琼传达党中央的指示。他向冯白驹等领导同志，传达了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给广东区党委和东纵的电报指示。电报说：“内战不可避免，国民党是势在必打，志在必灭我们，千万不可麻痹。”①黄康在传达上级指示中亦谈到停战与和平问题，强调把队伍伸出去扩大地区壮大力量，作为和谈的条件；并提出要及早分散斗争。②
党中央的指示犹如闪耀着的灯塔，使琼崖特委更加看准了前进的航向。冯白驹等同志一致认为：“中央的指示很及时”，“我们白沙会议所作的分析，是符合中央指示的”。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特委再次讨论了原来所作的决定，进一步确认总的指导方针是：立足于打，时刻准备自卫反击，在斗争中争取和平。
当时，敌人方面有四十六军及原来的保安部队等共约三万余人，占有海南的重要城镇及沿海地区，敌主力部队全系美式武器装备，加上接收了日寇的大批武器，他们在数量上、装备上均占着极大的优势。敌人的部署是：一七五师甘成城部及保安六团驻澄迈、临高、儋县一线；一八八师海竞强部驻琼东①、定安、万宁一线；新编十九师蒋雄部位于昌江、感恩、崖县地区。敌人最大的可能是以其主力一七五师向我白沙根据地分进合击，妄图摧毁我领导中枢和挺进支队。
我军方面，兵力仅有五个支队，连同地方武装在内达七千多人，装备低劣，供给困难，弹药缺乏，摆在我们面前的情况是严酷的，斗争将是艰巨而复杂的。但是，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反动性，我军奋起自卫的正义性，在民心的向背上我们占有优势。而且，我们在长期斗争中不断发展了党政军的组织，建立了许多块根据地，积累了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经验，这些因素决定了我们必定能够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把斗争坚持直至胜利。
鉴于敌我力量的悬殊，敌人企图集中优势兵力、分进合击，一举消灭我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宜从正面与敌人死打硬拚，而必须实行以游击战争为主的方针，以分散对敌集中，伸出外线与敌周旋，避实击虚、克敌制胜。
特委和总部在研究了敌情我情，确定了指导方针之后，作了如下部署：我党政军领导机关迁往澄迈县的六芹山根据地①，挺进支队随领导机关在六芹山周围；原在澄迈县的第一支队挺出琼山、文昌根据地；原在昌、感、崖地区的第二支队除留一个加强中队编为镇南队②继续在南区活动外，支队部率领主力进入定安和澄迈县的边缘地区；原在乐会的第三支队转移至万宁的六连岭根据地；第四支队则继续在儋县、临高根据地；白沙县民主政府增编三个武装中队，结合民兵开展游击战，坚持白沙根据地的斗争。
为了加强各地区各支队的领导，特委决定组成五个区的党的临时委员会。北区临委书记林李明兼第一支队政委，西区临委书记王伯伦兼第四支队政委（原第四支队政委吴文龙调任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东定临委书记陈青山兼第二支队政委，东区临委书记陈乃石，南区临委书记陈克文。
在作出上述部署的同时，特委还决定了下述几项措施：一、进行反内战动员，教育党政军民进一步认清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破除不切实际的和平幻想，积极投入自卫反击战争。二、精简领导机构，充实和加强下层领导，部队要轻装行动。三、广泛发动群众，依靠人民进行战争。整顿原有的后备队，改编为精干的民兵队伍，破坏敌公路、桥梁、电线，配合部队作战，搞好响导、运输、担架、粮食等工作，并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四、贯彻党的统战政策，派干部到各地做好统一战线的工作，争取中间力量和开明人士，团结各族人民共同反对内战。就这样，琼岛大地上吹响了奋起自卫的号角。
随着，王伯伦同志来到西区和第四支队任职。伯伦来到后，立即向我们传达了党中央和上级指示精神。党中央、周恩来同志对形势分析明察秋毫，对敌人阴谋的揭露一针见血，使干部们深受启迪，进一步打消了和平幻想，增强了自卫反击的决心和信念。遵循中央和特委指示精神，我们结合西区的实际情况作了具体的行动部署。当时，我们提出要解决这样几个问题：一是粮食问题，要解决部队粮食供给的困难；二是要吸引和拖住敌人向我根据地进攻的部分兵力，减轻根据地的压力；三是寻找战机打击敌人，打乱敌人进攻的部署；四是恢复地方政权机构，广泛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为此，我们决定时而分散使用兵力，时而集中使用兵力，避实击虚，在儋、临山区与敌周旋，以积极的姿态投入自卫反击战争。
二、“山鹰啄大蟒”
一九四六年二月上旬，全琼内战的烽火燃烧起来了。
海南岛的内战，是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国内战前奏曲中的一个强音谱。日寇投降后，蒋介石就密令广东“尽快消灭全省共党”。一九四五年冬。在国民党粤桂两省绥靖会议上，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张发奎狂叫“两个月内消灭海南的共党”。一九四六年初，蒋介石电召韩练成赴南京参加名为整编会议而实为发动全面内战的会议，韩练成走后由海竟强代理军长。不久，张发奎派广州行营副主任徐景唐、参谋长甘丽初来海南，坐镇四十六军开展“剿匪”工作。徐、甘依据《广州行营剿匪方案》，
把四十六军编为十五至十八个强力突击营，分为两个攻击波，向我白沙根据地分路合围扫荡：第一波九个营，向中心进攻；第二波六至九个营，在外围搜索突围部队①。敌人具体的行动路线是：西路，主力一七五师一个团（三个强力突击营），自那大经南丰指向白沙；中路，一八八师一个团（三个强力突击营）自定安经南闾、岭门、营根进入白沙；南路，新编十九师一个团（三个强力突击营）自昌感、石碌经七坊、光雅向白沙腹地推进；此外，以一八八师及新编十九师各一个团（六至九个营）由万宁、崖县分别向毛洞、乐东进军，配合其主力部队进剿白沙的行动。部署完毕之后，立即行动。于是，海南人民重又陷入了战争的灾难之中。
敌人进入白沙前，我领导机关和挺进支队已向澄迈县转移，白沙根据地由县政府负责干部詹力之、王国兴、王昌等同志领导各族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特委和总部指派许会盛、张绍述、朱跃明、符映星等同志在县政府领导下，组成三个县中队：一中队名为英雄中队，由许会盛、张绍述、朱跃明等同志带领；二中队名为猛进中队，由王正成、符亚祥、符贵赞等同志带领；三中队名为忠仁中队，由符映星、杨亚福等同志带领。与此同时，组成了区乡的常备队和村的后备队，人数达五千人。
王国兴是著名的黎族起义首领，于一九四三年秋率领数万黎族同胞揭竿而起，反抗国民党的残暴统治。起义遭到镇压后，王国兴派出代表寻找共产党和红军，首先与我第四支队和临高县委取得联系，而后，王国兴见到冯白驹同志，找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答伐”①，找到了党，从此王国兴带领黎族人民走上了革命斗争的正确道路。眼下，他是白沙人民自卫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武装队伍组织起来后，王国兴根据县人民政府的决定，在那凡村召开了地方武装和群众代表五百多人参加的动员大会。
这位担任了白沙县副县长、在黎族人民中有很大号召力的起义首领，在动员会上说：“日本鬼子被〓②红军打败了。现在国贼③又要打内战。他们很快就要来攻〓白沙，〓黎人要起来保卫家乡！凡能上山的都上山，牛羊家畜也赶上山，粮、油、盐都藏起来。让国贼来了要人没人，要粮没粮，困死他们。各区、乡常备队、后备队，要配合主力部队，合起力来打敌人！”
英雄中队指导员张绍述和各区乡代表也在会上表示态度，一时间，群情沸腾，纷纷发出战斗的誓言。
动员会后，县的三个中队遵照纵队参谋长李振亚离开白沙前的指示，采取“山鹰啄大蟒”的打法打击敌人。他们在敌人进入白沙的必经之路上，作了部署：许会盛、张绍述、朱耀明带领英雄中队在牙（叉）南（丰）公路一线；王正成带领的猛进中队在营根、红毛至元门一线；符映星带领的忠仁中队在石碌、七坊至霸王一线。沿途选择有利地形，挖陷阱、插竹签、设挂弓、埋地雷，做好准备，严阵以待。
二月六日开始，敌军向白沙合围而来。其主力一七五师师长甘成城亲自指挥兵马，气势汹汹地由西线向白沙腹地杀过来。但是，他们一踏进白沙县境，就遭到我人民武装的打击。一
七五师的一支先头部队沿牙南公路来到阜龙乡时，我英雄中队和乡常备队早已设下了伏兵。敌人一进入我伏击阵地，突然间地雷轰响，枪声四起，弓箭纷飞，四下响起一阵阵呜呜呜的牛角声，一阵阵咚咚咚的皮鼓声，一阵阵“否啊！”①的喊杀声，犹如山洪爆发，滚滚而下。
这突如其来的袭击，一下子就杀伤了数十名敌人。然而他们毕竟是装备精良的部队，稍为清醒后，便组织力量向我疯狂反扑，并仗其优势兵力强行向前推进。这时，我英雄中队与常备队借助于高山密林的掩护，先后安然退去。
敌人好不容易地进入白沙腹地后，非但找不到我领导机关和部队，反而经常受到我地方武装和民兵的袭击，其运输线遭到袭扰，补给困难，经常发生粮荒；再加上白沙系高疟区，敌人被蚊虫叮咬，水土不服，饥饿与疾病交加，非战斗减员不断增加。敌人处境狼狈，恼羞成怒，以加倍疯狂的屠杀来进行报复，他们抓住无辜百姓，开膛破腹，挖眼睛、掏心肝，惨绝人寰。残酷的压迫引起了黎族人民更加激烈的反抗。
然而，敌师长甘成城毕竟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他的主要目标是寻找我领导机关及主力部队。当他对黎族人民的镇压遇到激烈反抗时，便转而采取了“以黎制黎”的阴险手段。国民党白沙县县长李仕新是“以黎制黎”方针的积极推行者。这个家伙随国民党军队回到白沙，搜罗黎族中的败类，扶植反动势力，许多被我驱除的反动奥雅②猬集而来。李仕新还采取政治瓦解的手段，策动不坚定分子叛变，使我方一些乡民主政府被搞
垮，还有些民兵组织也解体了。但是，大多数同志和广大黎族人民一直坚持着斗争。二区红毛乡是王国兴的家乡，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是一座坚强堡垒，李仕新恨得咬牙切齿，纠集反动黎头毛栈乡乡长王裕进，加叉乡乡长王家益，细水乡乡长王其昌等，带领地方反动武装，分东西南三路进攻红毛乡。
王国兴和他在起义中的得力助手王玉锦，猛进队队长王正成，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沉着以对。他们在三路进攻的敌人必经之路上，分别设下了阵势。当三路敌人气势汹汹地杀过来时，遇到了猛进队的阻击。猛进队运用有利的地形和巧妙的打法，抗击敌人的进攻。结果，敌人数路围攻，未能攻破这个红色堡垒，反而丢盔弃甲，告败而归。其他各区乡的敌人也是处处挨打。反动县长李仕新焦头烂额，哀叹“在这里牧民，简直如同牧虎。”
就这样，敌人自二月六日至十八日“进剿”白沙十多天，一无所获，反而因疾病、饥饿和作战死亡而丧失了二百多名官兵，甘成城的“以黎制黎”政策亦宣告破产，于是，不得不掉转尾巴，退出白沙。
三、六芹山苦斗
敌军于二月在白沙地区扑了空，发觉我领导机关及挺进支队已转移至澄迈，迅即于三月初开始了新的围剿部署。他们以澄迈县之六芹山区为重点，配置主力一七五师两个团及保安第六团的全部兵力，企图一举围歼我领导机关及挺进支队；以一
八八师两个团围剿我第三支队所在之万宁县六连岭根据地；另一个团加上地方土顽部队分别进攻活动于琼文地区之第一支队；以一七五师一个团配合地方土顽继续进剿活动于临、儋地区之第四支队；以新编十九师两个团，在南区大举扫荡。
针对这种情况，特委发出了《坚持对敌斗争毫不动摇地寻机打击敌人的指示》，进一步统一干部群众思想，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政治上，广泛发动群众反对内战，抗拒敌人征兵征粮和编组保甲；在军事上，积极寻找战机给猖狂进犯之敌以当头棒击，打好头一仗，以振军心民心，提高士气。
当时，留在特委和纵队总部主持工作的有冯白驹、黄康和李振亚同志。他们紧张地筹划着怎样领导部队奋起反击敌人，打好头一仗，为自卫反击战创造一个良好的开端。
三月初，冯白驹命挺进支队副支队长张世英利用六芹山的有利地形和群众基础，在最短时间内打一次出色的战斗，使我们的部队和群众认识到，四十六军虽然是一支强敌，但是，只要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优势，就能战胜敌人，从而提高反围剿的决心和信心。张世英领受任务后，同政治处主任林明、一大队长伍向华进行了讨论，并派人同澄迈县地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根据地方提供的情报，敌一七五师夏越团的几个连队集结于福来墟，正向六芹山进剿。这是一个歼敌的战机，他们于是决定在通往六芹山的仁洞坑摆下阵势，投入五个中队的兵力（其中两个中队警戒，三个中队布在阵地上），打一次伏击战。
三月八日深夜，张世英、林明、伍向华带领队伍进入了阵地。仁洞坑四面是丘陵地，中间一条蜿蜒曲折的田间小道。
张世英布置一大队的一中队（队长魏学良、指导员范运进）打敌正面；二中队（队长黄良德、指导员黄有梧）打敌侧面；四中队由二大队副大队长韩秀山带领，断敌后路。
三月九日晨，敌一七五师夏越团一名副营长带领一个加强连，由福来墟出动，来到了仁洞村。敌人进村后，强迫群众带路进六芹山。这时，我地方党组织早已布置好一名共产党员和一名老民兵，主动应承给敌军带路，而后按预先约定的路线，把敌人引进了仁洞坑。
埋伏在阵地上的我军指战员们，枕戈待旦，终于把敌人等来了。当两个老百姓引着敌人尖兵越过伏击线，敌军队伍踏上田间小道进入我伏击圈时，张世英怒喊一声“打！”一中队长魏学良举枪射向敌人，刹时间仁洞坑里响起了晴天霹雳，敌人一下子懵了头。前面已走出了伏击圈的两名“响导”，闪身窜进了山沟，这时弹雨纷飞，杀声四起，一场激烈的战斗打响了。
我方二中队阵地上的玛克沁重机枪象发怒的火龙似地将子弹喷向敌人，敌人成堆横倒在田埂上；进入一中队阵地的敌人也已伤亡过半；还有一股敌人被四中队一举歼灭，并缴获一挺轻机枪。
这时，敌副营长赶紧领着后边上来的敌人，迅速占领了一处土坡，集中火力向我重机枪阵地进行凶猛的反击。经过一阵激烈的反复交锋，双方互有伤亡，张世英当即调整火力，除了用重机枪杀伤敌人外，并架起了六〇炮，向敌人猛轰，、打得敌人乱了阵脚，但一部分敌人依然凭借田坎下的水沟负隅顽抗。张世英迅即命令以各种火力压住沟坎下的死角之敌，组织手榴弹向死角倾泻，随着发起全线出击，一中队长魏学良冲锋在前，头一个跳下沟坎，紧接着一、二中队的指战员也冲下田坑
来，残敌见势不妙，连忙扭头狼狈逃窜。在这场战斗中，共毙伤敌人五十余名，缴获机枪两挺、冲锋枪、步枪二十余支。我方亦牺牲了九人、负伤十二人。有一姓高的战士，身负九处枪伤，被医护员背下阵地。医护员离开后，他自己爬出去找水喝，不幸中途昏迷过去。当他甦醒过来时，战斗早已结束，同志们一时找不到他，队伍在战斗结束后即撤离阵地。他于是带着浑身伤痛，以野果、草根充饥，在坎坷的山地里爬行了七、八天，经受了难于想象的苦难，终于找到了队伍。但是，就在他刚刚归队时发生了战斗，同志们只好将他安置在一个隐蔽的地方，战斗结束时，这位坚强的战士已经停止了呼吸，光荣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仁洞坑之战震动了敌人，敌一七五师师长甘成城气急败坏地赶到澄迈县中兴墟，召集各团团长开会，重新部署围剿行动，狂妄叫嚣道：“土共在六芹山已被团团围住，我们要象下围棋填方格那样，把他们全部吃掉！”于是，一场更加凶残、刻毒的“填空格”战术在六芹山施展开来了。
挺进支队在仁洞坑战斗取胜之后，特委和总部经过分析判定，敌人将集中兵力向六芹山大举围剿，便决定我党政军领导机关和挺进支队主力撤离六芹山，转移至石孚、加乐一线，留下一大队长伍向华带领一中队坚持在六芹山区。临走时，冯白驹亲自给伍向华交待任务，要求他们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拖住甘成城的主力部队，“用四两换千斤”。随后，命副官处长黄式如拿出一百五十块银洋给伍向华，作为一中队留下来的经费。
伍向华领受任务后，同中队长魏学良、指导员范运进，带领一中队七十多名战士继续坚持在六芹山。与一中队同时留在
山上的，还有医官张妙带领五名医护人员和十五名重伤病员组成的医疗队。
六芹山地处澄迈县南部，毗连北部平原，傍依南渡江畔。这是一片丘陵起伏地，方圆三十余里，山不高而沟坎纵横，到处灌木丛生，山地周围村庄错落，由于历年受到反动统治者的压榨，群众生活贫困。自抗日战争以来，就成为琼崖革命根据地之一。敌人认定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肯定在六芹山中，即集中了三个团的兵力，在地方土顽部队的配合下，采取象下围棋填空格那样的战术，以加倍的疯狂向六芹山进行灭绝人性的围剿。他们在六芹山东南面的南渡江上，控制每个渡口，构成第一道封锁线；在六芹山周围的大小村庄都驻扎部队，修筑堡垒，构成第二道封锁线；在六芹山三十余里方圆的每个路口都设置严密的哨位，并由西向东，由南向北把山地劈出一个十字形通路，由山脚伸进山里，构成第三道封锁线，敌人日日进行砍林、烧山、搜剿；与此同时，对群众实行粮食控制，企图困死我军。
留守在六芹山的一中队的指战员们，面对数十倍于我的敌人，他们须做到既不让敌人知道我领导机关和主力离开六芹山，同时又不让敌人摸到我一中队的虚实，把敌人紧紧拖住。为此，他们采取飘忽的行动，日东夜西，早南晚北，天天都派出游击小组，白天截路伏击，夜晚则敌驻我扰，不分昼夜，枪声不绝。可是，时间一长，敌人似已觉察到我主力不在六芹山，围剿行动逐渐有所冷落。出现这种情况后，伍向华、魏学良、范运进一起研究决定，适当集中兵力，不仅打零星之敌，而且要打小股敌人或敌队伍的一段，用各种办法制造假象，虚虚实实，弄得敌人变成了又聋又瞎的狂牛，在六芹山上四处乱闯。
敌人的围剿不断升级，他们疯狂搜山焚林，搜一处烧一，处，三十里方圆的六芹山火焰遍地，烽火连天。可是那些顽强的热带树木，总是砍不完烧不尽，火烧过的地方不几天又绽出了嫩绿的新芽。一中队的指战员们依凭着这绿色植物的掩护，同敌人进行着巧妙的周旋。
有一天，村庄里的一个青年共产党员冒险上山来，向伍向华报告说：敌人的围剿越来越严，这几天到各村庄强制执行“十家连坐法”。并宣布了“藏匪者杀；接济匪钱粮者杀；为匪带路者杀；为匪制造谣言者杀；为匪送情报者杀；送子参匪者杀；知匪行踪不报者杀；为匪接济病伤药品者杀；违禁令上山者杀”的“十杀”禁令。在这样的情况下，群众对我军的接济和支援非常困难，但是乡亲们心里仍向着共产党，冒着危险凑齐了些粮食，但目前无法送上山来。伍向华请那位党员回去向乡亲们转达子弟兵的谢意，并要求地方配合造舆论，说冯白驹还在六芹山，挺进支队还在六芹山，扛水龙机（即玛克沁重机枪）和六〇炮的队伍还在六芹山，千方百计把敌人死死拖住。
在敌人的重重围困下，一中队指战员与群众的联系暂时中断了，部队留下的粮食早已吃光，靠乡亲们特意留在山上的蕃薯勉强维持了些日子，但被敌人发觉后也几乎糟踏光了队，伍面临着饥饿的威胁，常常三天五天吃不上饭。伍向华、魏学良、范运进不为重重困难所压倒，他们带领战士们采集野菜野果充当粮食。野菜野果可以充饥一时，但是长时间连续食用这些东西就吃不消了。有的野菜，吃了使人拉不出屎来，憋得嗷嗷直叫；有的野菜吃了使人胀肚子拉稀，四肢酸软无力。随着饥饿和风雨而来的是疾病，有的人发冷发热，有的人头昏眼
花，有的人浑身长满疥疮，医护员整天忙着找草药给大家治疗。在艰难困苦的磨炼中，同志们的斗争意志依然十分坚强。
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中队在六芹山已经同敌人周旋了三个月。至五月底，他们获悉特委和总部已由石孚、加乐转移至澄迈、定安交界一带，靠近二支队行动地区。敌一七五师在六芹山三个月的围剿，寻不着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已经被拖得疲惫不堪，准备撤出六芹山，重新进行部署。总部认为，一中队的任务已完成，可相机撤出六芹山，同就近的部队会合。
得到这一信息后，伍向华、魏学良、范运进等经研究后决定立即组织队伍从东南方向突围，越过南渡江，经石孚、加乐至加训洞，同活动在这一带革命老区的第二支队会合。突围在黑夜里进行，队伍选择了一处较隐蔽的渡口涉水渡江，指战员们由于经受饥饿、疾病的折磨，身体衰弱，竟用了两个多小时，才渡过仅三百米宽的江面。过江后，发现前有敌人后有追兵，伍向华一边命队伍隐蔽前进，一边命中队长魏学良带领机枪加强前排火力，如与敌人接火，即拚死杀开血路，强行突围。结果，由于夜幕的掩护，前头敌人未发现我军，指战员们不动声色，乘虚而过；后边的追兵，因摸不清我军虚实，不敢贸然再追。一中队的同志们，就这样昼伏夜行，走了几个晚上，机动灵活地穿越敌人的数道封锁线，终于进入了二支队活动地区——加训洞。
一中队撤离六芹山后，依然隐蔽在山上的医疗队处境越来越恶劣。同志们连日忍受饥渴，伤病员的情况日渐恶化，敌人更加疯狂地纵火烧山。在这极为艰险的环境下，医官张妙和医护员韩惠卿等同志，带领着十几名伤员，顽强地坚持在山上与敌周旋，隐蔽待命。直至六月初，部队派出干部陈培龙上山
来，才带领他们离开了六芹山。这支在敌军重围之中，历尽艰险、坚韧不拔的红色医疗队，终于又回到部队中来了。
特委和纵队领导对一中队和医疗队的斗争给予很高的评价，称赞他们在敌人空前残酷的围剿下，坚持了近百天艰苦卓绝的奋战，以数十人的一支队伍，拖住了敌人的三个团，掩护了领导机关的转移，策应了其他地区的斗争，队伍本身完好无损，圆满完成了任务，在琼纵发展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四、六连岭烽火
内战爆发后，如果把海南战场比做一盘棋的话，那么敌四十六军在这盘棋上是同时使用了两只车，一只车下在北部的六芹山，一只车下在东部的六连岭。在敌军主力一七五师围剿六芹山的时候，敌一八八师自三月下旬开始，以两个团以上的兵力向六连岭根据地发动了进攻。六连岭是五指山的一条支脉，位于万宁县，山势雄浑，树林密布，主峰石猴嘴，山顶地势平坦，终年流水不断，山脚周围有几十个村庄。自一九二七年起，它就成为琼崖革命武装斗争的重要根据地之一。当敌人向白沙根据地进剿时，琼纵第三支队即挺至乐会、万宁一线，以六连岭为中心，当地党政机关、医院、机械厂等均在六连岭上。
三月二十八日，敌军气势汹汹地向六连岭扑来，在六连岭周围的北龙、加荣、上墙、丁九、旧地、大熊、火烧亮、中兴、绿马等村设下了据点，形成了层层包围圈。敌人强迫群众天天上山砍树毁林，从四边山角向上劈出十多米宽的通道，到
山顶交叉成十字路，同时派出部队向山上搜剿，企图用“毁树捉鸟”的办法聚歼我三支队和地方党政机关，捣毁我在东区的重要根据地。
这时，我第三支队长符哥洛，政委陈乃石等同志根据特委的指示，指挥部队挺出敌后，相机歼敌，同时抽调特务中队和原属县武装永胜队组成一个新编大队，驻乐西，活动于六连岭，迷惑、牵制敌人。这个新编的大队由李贤祥任大队长，韩潘元任教导员，支队派作战参谋卢航指导工作。自从敌军围剿六连岭以来，新编大队奉命与敌周旋，牵着敌人鼻子在山上山下转，但是，指战员们对于这种“捉迷藏”觉得很憋气。眼瞅着敌人天天强迫群众上山“毁树捉鸟”，留在山上的地方政府、机械厂和医院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战士们都恨得咬牙切齿。
为了严惩来犯之敌，大队长李贤祥亲自带领两名战士上了山，穿行在密林之中，侦察敌人的动静。他们发现敌军一个连每天早上先派人上山乱扫瞎打一通，然后押着老百姓上山砍树，并将前一天砍倒的树，点起火来烧，使好端端的一片青山变得烽烟滚滚。李贤祥摸清敌人活动“规律”之后，认定敌人的这个连队是可以吃得下去的一块肥肉。随后，他们在离山顶两里路的一处叫槟榔园的地方，找到了一块打伏击的好地形。那是敌人上山顶的必经之路，路还没有全通，倒下的大树小树横七竖八，显然是理想的伏击阵地。
临战前一天晚上，我们的队伍便钻森林攀山道，悄悄登上了六连岭主峰石猴嘴的山顶，露宿至鸡鸣时，进入阵地埋伏起来。
四月六日晨，敌人的那个连队踏着新开的路上来了。敌尖兵班刚搜索过去，不一会，敌人的队伍进入我伏击阵地，这
时，李贤祥一扬手，战士们便向敌人射击，机枪火力好象从云头里射出的闪电、手榴弹犹如半空里响起的疾雷，匪兵被我打得措手不及，成排地应声倒下。其余的乱作一团。敌指挥官慌忙命令敌兵退到旁边的一个土垛子处。但李贤祥早就预见了这一招，事先命两名战士在那里埋设了地雷，当敌军拥上土垛子时，一拉火，轰然一声巨响，就把他们送上了西天。这一仗打得干净利索，只用三十分钟就结束了战斗，毙伤敌六十余人，缴获机枪二挺，六〇炮一门，冲锋枪、步枪二十余支，我方牺牲一人，负伤一人。战斗结束后，当大批敌人扑来时，我军早已无影无踪。这一仗，使我军士气大受鼓舞。同志们说新编的部队能打四十六军，老部队打它就更不成问题了。
槟榔园战斗后，第三支队主力于四月下旬在六甲、石牙伏击战中歼敌数十名，缴获机枪一挺；继而在万（宁）陵（水）公路上伏击敌汽车一辆，毙敌专署财政主任蔡琼以下多人，连连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敌人不得不撤出围剿六连岭的部队，重新安排其作战部署。
五、北撤风波
一九四六年春夏之间，挺进支队和第三支队分别于六芹山和六连岭牵着敌人的鼻子转。在此同时，我第一支队相继在文昌的槟榔根及东部沿海地区攻击敌人据点；第二支队先后攻陷定安的龙塘、南闾及琼山的云昌、岭肚等敌人据点；镇南队亦在海尾、海头两港痛歼了敌人的自卫队；我们第四支队先在洛基的黑岭歼敌保六团连长以下六十余名，缴机枪一挺，后又在
东成附近之大虎山歼敌数十，缴获机枪一挺。
在我军内外线密切配合下，敌人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反而付出了重大伤亡，至五月止，四十六军第二次清剿计划便告破产了。但是，敌人不甘心失败，倾其全力又向我进行第三次大清剿：一七五师及保六团展开于儋县、白沙、澄迈一线，一八八师展开于万宁、定安、文昌琼山一线，新编十九师展开于陵水、昌感一线，企图“纵横合击”，“张网捕鱼”，全面向我各支队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战场形势依然是十分严峻的。
在频繁的旋战中，冯白驹等领导同志辗转于澄迈和屯昌边缘区，领导全局斗争。
就在这时候，林树兰、符气岱同志带回了上级指示。抗战胜利后，特委和纵队迫切需要沟通与党中央的电讯联系，派林树兰等人，先后分赴广东区党委和东江纵队请示解决重建电台问题。恰逢尹林平等同志到广州与张发奎谈判归来。广东谈判是根据重庆谈判达成的“双十协定”精神进行的。这次谈判达成了三项协议，其中主要的一项是东纵和琼纵北撤问题。为此，广东区党委委托林树兰同志迅速回琼向特委传达有关上述精神。五月初，林树兰、符气岱来到澄迈，向冯白驹等特委和纵队领导同志作了传达。
根据广东谈判达成的三项协议，广东区党委指示琼纵准备北撤山东烟台，名额一千八百人，主要是保存骨干力量；为了搞好北撤，琼纵须立即派负责干部赴广州参加谈判，讨论北撤的具体协议；在准备北撤的同时，要留下一些干部，另建一套班子，坚持今后的工作；除此之外的人员暂时复员，自己设法谋生，以待革命高潮的到来。
冯白驹听完传达之后，同庄田等同志交换了意见，认为：
“双十协定”是毛泽东等同志赴重庆谈判后签定的。在这一协议中，我党为了击破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争取全国人民的同情，在不违背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在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问题上，作出一些让步，让出八个解放区，并将上述地区的军队逐步撤出。这种让步是从全局利益出发的。广东区党委关于准备北撤的指示，是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及和谈协议精神做出的。对于上级党委的指示，琼崖特委当然应该贯彻执行。但是，考虑到海南岛的特殊的地理条件，孤悬海外，而且目前国民党反动派已发动了全琼内战，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安全北撤将成为问题；再则，海南是一个有战略意义的祖国南方大岛，海南的党政军组织经历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群众基础好，把斗争坚持下去是非常必要和完全可能的。
冯白驹将自己的考虑提交特委讨论，特委认为必须作好两手准备，一面准备北撤，力争实现全面和平；一面进行自卫反击，把海南的斗争坚持下去。根据广东区党委的指示，特委决定派庄田、罗文洪同志渡海赴穗参加谈判，并将海南的具体情况向上级党委汇报。特委接着研究了北撤的干部和留下的干部名单，以及骨干撤走后留下人员的任务和活动方法。冯白驹同志强调指出：不能因北撤而发生思想动摇，必须立足于坚持斗争，在没有接到北撤的正式命令之前，只把上级的指示精神传达到支队和县以上领导干部。但是，事后个别同志在传达上级指示过程中，违背了党的原则，把北撤问题泄露到下边，立即引起了一场风波。
北撤的消息在部队传开后，许多干部想不通，有的拍着胸脯说：“你们走吧，给我一支枪两百发子弹，我保证坚持到底。”许多战士则怕骨干调走后，自己复员回乡会遭敌人迫害，特别
是无家可归的女同志，越想越苦，因而泪流满面，哭哭啼啼。
北撤的消息风传至地方之后，干部群众思想波动，一些干部消极等待，不大胆开展斗争，一些群众知道部队要走，情绪低落，支前工作也有所放松，地方工作因而受到一定的影响。部队粮食供应不足，非战斗减员增加，兵源补充困难，我军战斗力相对地遭到了削弱。
在两个多月的波动中，我曾经写信给冯白驹同志，向他反映上述情况，并提出一些建议。然而他想得比我们更深更远，他当时就思虑着怎样扭转眼前这种不利局面的问题。
这时候，传来消息说广东的国民党头子张发奎不承认共产党领导的海南人民革命武装，破口辱骂琼崖纵队是“土匪”。显然，他这样辱骂，正是为其公开围剿制造口实，企图一举歼灭我琼纵。在这种情况下，广东和谈三项协议成了一纸空文，琼纵北撤的问题更值得重新考虑了。不过，这倒好，张发奎这个家伙从反面给我们的同志上了课，使大家从思想混乱中解脱出来，下决心做好各种准备，把斗争坚持下去。
冯白驹对于继续坚持海南的斗争有着坚定的信念。他深信眼前乌云蔽日的现象是暂时的，终有一天乌云去尽见太阳。他曾经同我谈起过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讲的“红旗始终不倒”的道理，也曾经同我谈起过一九三二年坚持母瑞山斗争的那些艰苦岁月。那一年，广东大军阀陈济棠派杀人魔王陈汉光率警卫旅来琼，疯狂围剿琼崖苏区和红军，使红军遭受巨大的损失，党和苏维埃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全岛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低潮。但是，革命的火种是扑不灭的。在敌人重围下，身为特委书记的冯白驹和琼崖苏维埃主席符明经、秘书长王业熹，带领身边干部和警卫分队，在母瑞山上坚持十个月的斗
争，最后突围下山，同分散各地的革命同志会合，恢复党的组织和扩大红军，革命的火焰又熊熊燃烧起来了。冯白驹正是根据这些历史的经验，坚信如果党中央同意继续在海南坚持斗争的话，是一定能够坚持下去的。
七月下旬，在冯白驹主持下，特委进行了讨论，为了扭转局势，决定发出《坚持自卫斗争的新指示》，在未接党中央新的指示之前，应采取有力措施，从思想上彻底消除和平幻想，打掉等待北撤的消极情绪，坚决把自卫战争进行下去；从组织上作了必要的调整，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从军事上加强主力部队的组织领导和作战指挥，整编部队，使每个支队有一个主力大队，部队整编后开展形势教育，彻底清除和平幻想和等待北撤的影响，开展杀敌立功运动；与此同时，在群众工作方面广泛开展反清乡，反征粮，反劳役，反抽丁，反迫害的斗争。
这样，笼罩在广大干部群众心头的迷雾渐渐散开了。那些哭哭啼啼的女战士们笑逐颜开了，那些发牢骚的干部战士纷纷要求杀敌立功接受考验；人民群众的情绪又复高涨起来，积极输送公粮，支援前线。
六、延安声音
在那些艰难困苦的斗争岁月里，冯白驹等领导同志，时时盼望着能够得到党中央的指示和帮助。特别是自从“美合事变”而暂时中断了与中央的电讯联系之后，特委就更加渴望着能够听到党中央的亲切声音。这个问题，是我多次听到冯白驹同志提起过的。
为了沟通联络，特委曾先后派出干部王筠、陈大贵、陈琴等同志潜渡被敌人严密封锁着的琼州海峡，到广东区党委和东纵寻求援助解决电台问题，但是他们都没有到达目的地就壮烈牺牲了。多次的失败，都没有动摇特委寻求解决电台问题的决心。抗日战争刚结束，特委立即派林树兰、张创等同志，趁着日寇投降，国民党尚未完全接防的间隙时机，渡过海峡，途经香港而后到达九龙马兰头，找到了广东区党委和东江纵队。
党中央一直在关怀着海南岛的斗争，曾一再指示广东区党委迅速恢复与琼崖特委的电讯联系。林树兰、张创等同志到达后，尹林平同志立即派人从香港买到了电台，然后转移至澳门，搁置于我地下交通站，等待时机秘密运回海南。
这时已是一九四六年初，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加强对琼州海峡来往船只、人员的盘查，怎样把电台运回去，成了一项急待解决而又十分困难的任务。林树兰和张创因为还有其他公务在身，这项任务便落到了我方活动于琼州至湛江地区的联络员陈香钊身上。因为陈香钊前几年曾在香港、澳门活动过，熟悉这一带的地理人情和政治情况。
陈香钊把任务接过手以后，打扮成一个在海上跑买卖的生意人，来到澳门沿海的码头上，经过一番艰苦的工作，买通了看守码头的一名葡萄牙士兵，通过这名士兵再给当局打通了“关节”，把装着电台部件的几只皮箱送上了一只运货的机帆船上，几经风险返回海南。
船抵文昌县抱虎港登岸后，又机智地闯过敌人的封锁线，辗转到了冯坡乡，在文北县①县委书记符思之同志的帮助下，终于把电台送到纵队司令部。
后来，陈香钊等同志又机智地往返于海上，继续运回了几部电台，为琼崖特委恢复与党中央的电讯联系作出了贡献。
为了使海南能够听到延安的声音，广东区党委在帮助解决电台的同时，还派出了操作电台的配套班子。组成这个班子的人员是：电台台长张婉玲、报务员黄方明、陈焕楷，机要员叶佐平和王磊。
一九四五年底，电台人员接受任务后开始登程。叶佐平与王磊是夫妇，他俩被安排先走，其公开身份是华侨夫妇。他们先从大鹏半岛到香港，接受了林青从延安带来的密码，继而取道澳门、湛江，渡过琼州海峡，到达文昌县抱虎港附近登陆，尔后在我交通站的接应下，在沿海的红树林里（群众称之为“枷椗山”）隐蔽等待。不久，张创同志领着张婉玲、黄方明、陈焕楷也渡海过来了。人员齐集后，便动身往澄迈县找琼崖特委和琼纵机关，六月间到达了目的地。当时电台安在南渡江边的一个葫芦湾上。他们到来后，便不分昼夜地投入了紧张繁忙的工作中。
党中央深切关怀着海南的斗争，抗战胜利以来，每天晚上新华社广播电台发布新闻后公开以明码呼叫：“冯白驹同志，……请你们用×××波长×××呼号与我们联络。”
电台的同志在守机中听到新华社广播电台亲切的呼唤，心情激动，真恨不得马上能和延安电台沟通联络，直接听到党中央的声音。冯白驹同志也常来电台看望大家，他的心里同样热切地向往着延安。
九月间的一个深夜，张婉玲守机，听到了延安电台呼叫海南的呼号。小张高兴得跳起来，连夜跑去报告冯白驹同志，一
时轰动了整个机关，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嚷着“通了！通了！”
这时，电台收到了党中央发来的一份电报，但是叶佐平和王磊用带来的密码本译不出来，于是报告了冯白驹同志。冯白驹兴奋得睡不着觉，连说：“我这皮包里有密码，是中央送来的。”他把保存多日的密码交给叶佐平。密码中有一把“钥匙”，叫“密匙”，找到了这把“密匙”，才知道用的是《孙中山遗嘱》，按此法将中央的电文译了出来，电文大意说：不知道你们还保存什么密码？即报中央。我方随即向中央发了一份电报。
接着，党中央拍来电报向我们致贺。这贺电象强劲的东风，吹动了一池清水，整个领导机关沸腾起来了。冯白驹等领导同志连连同电台的同志握手致谢，大家也互相表示祝贺。领导特许杀猪加菜，当天晚上开庆祝晚会，有的同志唱起了黎族山歌，有的同志跳起了海南盅盘舞，同志们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之中。
沟通了联络，直接听到党中央的声音，海南的革命队伍犹如茫茫夜海中航行的船只，得到了光芒四射的灯塔的指引，沿着正确的航道向前疾进。
七、关键一着
正当琼崖特委同中央沟通电讯联络，坚持海南斗争的信念更强的时候，一次新的考验到来了。
九月初，联络员张创远道归来，在南坤见到了冯白驹和林李明。张创是回来传达广东区党委关于“南撤”的指示的。
原来，庄田与罗文洪四月间受命赴穗准备参加北撤问题的谈判，到了广东区党委后，获悉张发奎不承认琼崖纵队，阴谋以闪电式的手段把琼纵消灭在孤岛上，国民党反动派对琼纵“势在必打，志在必灭”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在这种情况下，琼纵北撤已不可能。广东区党委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拟将琼纵撤到越南北方去。指示的大意是：内战展开后，敌人大军压境，海南的斗争将会遇到更加严重的困难，为了保存力量，琼纵必须将干部撤退到越南北方去。留下的人员亦要改变斗争方式，有的可以复员或出洋，平原地区的同志要转入地下活动。
庄田对这一指示保留个人意见，不同意“南撤”。但是，按照组织原则，必须向琼崖特委传达，由特委作决定。庄田与罗文洪因为还要到南京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和请示，所以回琼传达的任务便由张创负责。
冯白驹听完了张创的传达后，回顾酝酿北撤时引起的阵阵风波，认定如果要“南撤”，干部群众的思想同样是通不过的。再说，目前敌人正向我猖狂围剿，我军尚无力有效地控制沿海港口，又没有船只，怎么能渡过北部湾？
作为琼崖党组织负责人冯白驹，向来贯彻上级指示的态度是坚决的，而且又是严谨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使他学会了从实际出发来考虑问题，必须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来对待上级指示，如果已经发现行不通，当然不能盲目地、机械地执行，应当及时向上级反映情况，并阐明自己的意见，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他经过一番思考之后，断然说：琼纵撤到越南北方，不但是途程走不得，实际上就是把全部力量丢在海中！如在海南坚持下去，我相信，环境再严重，也不会统统被敌人消灭掉。尔
后，他向张创提出了要求，这个指示要保密，不允许再传给任何人。
过后不久，联络员张瑞民返琼，又一次传达了“南撤”的指示，不过这次指示强调由海南视实际情况而定，这就给琼崖特委以机动的余地。
冯白驹对这个问题几经思索，并且下部队、到农村作了查访，进一步认定坚持海南斗争是军心、民心所向，“南撤”显然是广大军民所不赞成的。于是，经过特委讨论后，冯白驹、林李明、黄康共同签发了一份电报，向中央请示报告。电报是这样写的：
“我们一致认为如执行此指示（指“南撤”的指示），不但碰到无港口、少船只的困难，而且整个工作要垮台。因为我们有一个经验，就是当传达粤三项协议准备北撤时，一般士兵与工作人员以至下级干部，都感到悲观与不安……这一来琼崖斗争不堪设想。为琼崖革命前途计，不得不请示中央，倘中央认为今后的粤琼必更黑暗，为保存干部，应即大批撤退，我们必坚决执行，但中央认为，自卫战争之结局，只要琼崖坚持得好，中央至少必须争取粤三项协议的实现或更大的成果，那么，我们有坚强的信心与办法，坚持斗争，绝不给敌人打垮。”①电报发出后，冯白驹等特委领导同志，热切地盼望着中央的回音。
党中央时刻关怀着海南的革命斗争。当庄田、罗文洪前往参加北撤谈判未成而滞留香港时，中央即通过广东区党委通知他们赴南京向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汇报请示。
庄、罗于八月间到达南京梅园新村三十号，会见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廖承志、刘宁一等同志，汇报了琼崖人民坚持六年多抗日战争的概况和抗战胜利后的海南局势。
谈话间，周恩来同志提到根据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将南方部分部队北撤的问题，接着听取庄田同志的汇报。庄田同志提出：“党中央从全局出发、调整我军战略部署，是正确的。但是，党中央、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要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我们的方针。我们海南的革命斗争，尽管环境十分艰苦，但由于海南的党组织坚决而灵活地执行党中央指示，紧紧依靠人民，战胜了许多艰难险阻，红旗始终不倒。党领导的海南的人民军队经过长期斗争的考验，已经发展壮大起来，目前斗争形势是好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撤出海南的部队，对今后坚持海南的革命斗争，势必造成严重影响；同时如果在这时把部队集中起来北撤，在国民党大举进攻面前，就有被歼灭的危险。因此，琼崖党政军民要求继续坚持海南的武装斗争，直到最后胜利，请中央考虑。”
周恩来同志听完汇报后，指示庄、罗写成书面材料，呈报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庄、罗经过认真研究，写成了详尽的书面报告，经周恩来同志审阅修改后，当即送往延安。
不久，周恩来同志告诉庄田、罗文洪说：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批准你们的建议啦！周恩来同志还告诉他们，延安与海南的电讯联络已经恢复，并已将中央指示精神电告海南，但还需庄、罗立即返琼进行详尽的传达。
行前，周恩来及代表团其他同志，分别找庄田、罗文洪谈了话，对坚持琼崖斗争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
庄、罗回到广东后，庄田接受了新的任务，党中央派何濬同志参加琼崖特委工作，同罗文洪一道回海南，他俩在途中辗
转了两、三个月，至十二月底才抵达特委机关所在地。
在何濬、罗文洪返琼途中，中央接到琼崖特委十月二十六日来电，随即于十月三十日发来由毛泽东同志亲自拟稿并经朱德、彭德怀、廖承志等同志签阅的复电：“琼特冯白驹同志：西宥（即十月二十六日）电悉，你们意见很对。你们应当坚持斗争、扩大军队、扩大解放区、学会集中主力打运动战，争取每次歼敌军一营一团；同时发展民兵游击队配合作战。你们应以占领整个琼崖为目标，将来再向南路（即雷州半岛）发展。你们的《坚持自卫反击决议》是正确的。”①
这一复电给琼崖特委带来了巨大的力量。在冯白驹的主持下，特委连日讨论了中央的指示，作出了《为坚决执行中央指示而奋斗的决议》，强调指出：“中央的指示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南。为了完成中央给我们的任务，必须彻底扫除和平幻想，扩大部队、扩大解放区，恢复和扩大军火生产……积极出击，歼灭敌人，展开工作。”
中央的指示、特委的决议，成了当时工作的强大动力。各级党政干部，琼纵指战员和解放区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各支队的战斗活动频繁，小战获胜的次数越来越多。全岛解放区参军参战形成热潮，群众支前工作也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八、十个月总结
我军坚决进行自卫反击，各地不断传来捷报，使人民群众深受鼓舞和激励。至十一月份，我方获悉敌四十六军调离海南的消息，革命军民异常高兴，犹如打了一场大胜仗，到处欢呼雀跃。各部队则抓住敌人撤离的时机，主动出击，给敌人以狠狠的打击。
四十六军来琼一年间，仗着装备精良的优势兵力，向我围攻扫荡，确实给海南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我军奋起自卫反击的十个月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饥饿、疾病、伤残给我们造成了重大的损失，许多优秀的同志在这场斗争中献出了可贵的生命。
就在这个时间里，特委常委、西区临委书记、第四支队政委王伯伦同志因病医治无效而去世，我为此深深感到悲痛。
王伯伦同志出身贫苦，年幼失学，曾到南洋当过船工，一九二四年回乡参加革命活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后参加红军，曾任特委委员、代理特委书记、琼纵政治部主任。伯伦经历了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立场坚定，斗志坚强，作风朴实，善于团结同志，不愧为一个优秀的革命领导干部。他的逝世，是海南党政军民的一大损失。冯白驹同志为失去这位战友而异常悲痛，他亲笔写了悼文，号召革命军民“擦干眼泪，握紧拳头，结束这场光明与黑暗的决斗，当阳光普照全琼的时候，再让我们到伯伦同志的墓前报告人民解放的喜讯。”
伯伦同志逝世后不久，冯白驹同志在澄迈召开了特委会议，对十个月的自卫反击战争作了总结。
特委的同志们认为：海南形势的发展，是全国形势发展所带来的结果。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于一九四六年七月掀起了全国内战。国民党内一小撮战争狂人，曾经口出狂言，声言一年半载甚至三五个月内就可以“消灭”共
军，国民党的参谋总长陈诚就曾经得意忘形地向记者吹牛说：“如果迫不得已而作战，我想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解决。”蒋介石的胃口很大，他要夺中原，打东北进而夺取晋冀鲁豫和苏皖等地解放区，总之他要把全国解放区统统吞下肚去。但是，他的野心大而力不足，战略意图与兵力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他当时拥有的兵力是九十一个军，二百五十三个师，全部投入八个战场的内战前线的兵力占百分之八十五，即二百零几个师，余下的四十九个师中，有十五个师在新疆对付少数民族以及青海的马步芳军等等，二十九个师防守后方的十五、六个省份。全面内战一爆发，蒋军就显出了捉襟见肘，顾此失彼，四面受敌，穷于应付的狼狈相。这一年七至十月间，蒋军对解放区的进攻达到了高潮时期，但是，敌人受到了我人民解放军英勇顽强的反击，损兵折将达三十三个旅（原为师），近三十万人。①为了弥补其主战场上兵力之不足，将四十六军往北调动。四十六军接令后，于十一月份卷起行囊滚出海南岛。
四十六军离琼，宣告其对海南岛十个月围攻扫荡的彻底破产。四十六军是从一九四六年二月开始对我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其第一个“清剿计划”宣称：“一个月内剿灭土共主力。”此时期围剿的重点是我白沙根据地。但是，打了一个月，他们所获甚微，反而留下了二百多具尸体而退出了白沙。接着来了第二个“清剿计划”，宣称：“三个月内（即三至五月份）摧毁土共领导中枢及其主力部队。”但是，打了三个月，他们依然得不偿失，损兵一千六百多人而告退。当敌人两次围剿被粉碎后，
张发奎气急败坏地飞抵海南，提出“政治瓦解与军事围剿并举”的方针，倾其全力向我解放区进行全面的大扫荡。其第三个“清剿计划”又一次宣称：“五个月内（即五至九月份）消灭全琼土共。”但是，敌人的全面进攻造成了兵力部署分散，空隙甚多，给我军提供了许多良好战机，多次遭到我军的打击，直至四十六军北调，其全面扫荡便告破产了。
特委的同志们回顾了这十个月的历程后，畅谈了反击四十六军的战果及主要的经验教训。
在这十个月中，我军共作战近三百次，歼敌有生力量三千二百二十七名（其中击毙一九五〇名，打伤九四二名，俘虏三三五名）。缴获六〇炮两门、轻机枪二十六挺、长短枪五百余支，攻克市镇据点四十余座。
在这十个月过程中，我军亦付出了相当代价，战场上牺牲和受伤者达五百多名，特别是在敌人残酷围剿下，因病、饿致死和逃亡而造成的非战斗减员达一千六百余人。
总结这十个月的斗争，大家认为有这样几条主要的经验：
一、面对现实，丢掉和平幻想。抗战胜利后，部分领导干部思想上存在不切实际的和平幻想，在严酷的现实中接受了经验教训后，才开始了思想上的转折；特别是得到党中央的明确的指示后，进一步作出了自卫反击战的再决定和部署，这是十个月里反围剿斗争获胜的起点；
二、敌人的力量虽然强大，进攻虽然猖狂，但我们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可靠的根据地和坚实的群众基础，紧紧依靠党，依靠人民，我们就有广阔的天地和无穷的力量，就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与敌周旋，克敌制胜；
三、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精神。正确地对待和
贯彻党中央和上级党委关于北撤与南撤的指示，这是海南的斗争能够坚持下来，并且不断得到发展的关键一着；
四、在军事上，正确贯彻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不以保守地盘为目标，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大范围巧妙迂回，行动如疾风流水，忽南忽北，声东击西，把敌人拖得疲于奔命；机动灵活地使用兵力，时而化整为零，时而化零为整，散得开收得拢，避实击虚，相机歼敌，争取了战术上的主动。这些战略战术思想，现在回想起来是符合毛主席的军事思想的。
在经过特委充分讨论之后，冯白驹、林李明、黄康等同志于十一月份签发了一份《自卫反击战总结》的电文，向中央作了报告。
白沙会议后，我党政军领导机关根据特委的决定，立即向澄迈县转移。
一九四六年二月间，黄康同志受广东区党委的委派，来琼传达党中央的指示。他向冯白驹等领导同志，传达了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给广东区党委和东纵的电报指示。电报说：“内战不可避免，国民党是势在必打，志在必灭我们，千万不可麻痹。”①黄康在传达上级指示中亦谈到停战与和平问题，强调把队伍伸出去扩大地区壮大力量，作为和谈的条件；并提出要及早分散斗争。②
党中央的指示犹如闪耀着的灯塔，使琼崖特委更加看准了前进的航向。冯白驹等同志一致认为：“中央的指示很及时”，“我们白沙会议所作的分析，是符合中央指示的”。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特委再次讨论了原来所作的决定，进一步确认总的指导方针是：立足于打，时刻准备自卫反击，在斗争中争取和平。
当时，敌人方面有四十六军及原来的保安部队等共约三万余人，占有海南的重要城镇及沿海地区，敌主力部队全系美式武器装备，加上接收了日寇的大批武器，他们在数量上、装备上均占着极大的优势。敌人的部署是：一七五师甘成城部及保安六团驻澄迈、临高、儋县一线；一八八师海竞强部驻琼东①、定安、万宁一线；新编十九师蒋雄部位于昌江、感恩、崖县地区。敌人最大的可能是以其主力一七五师向我白沙根据地分进合击，妄图摧毁我领导中枢和挺进支队。
我军方面，兵力仅有五个支队，连同地方武装在内达七千多人，装备低劣，供给困难，弹药缺乏，摆在我们面前的情况是严酷的，斗争将是艰巨而复杂的。但是，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反动性，我军奋起自卫的正义性，在民心的向背上我们占有优势。而且，我们在长期斗争中不断发展了党政军的组织，建立了许多块根据地，积累了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经验，这些因素决定了我们必定能够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把斗争坚持直至胜利。
鉴于敌我力量的悬殊，敌人企图集中优势兵力、分进合击，一举消灭我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宜从正面与敌人死打硬拚，而必须实行以游击战争为主的方针，以分散对敌集中，伸出外线与敌周旋，避实击虚、克敌制胜。
特委和总部在研究了敌情我情，确定了指导方针之后，作了如下部署：我党政军领导机关迁往澄迈县的六芹山根据地①，挺进支队随领导机关在六芹山周围；原在澄迈县的第一支队挺出琼山、文昌根据地；原在昌、感、崖地区的第二支队除留一个加强中队编为镇南队②继续在南区活动外，支队部率领主力进入定安和澄迈县的边缘地区；原在乐会的第三支队转移至万宁的六连岭根据地；第四支队则继续在儋县、临高根据地；白沙县民主政府增编三个武装中队，结合民兵开展游击战，坚持白沙根据地的斗争。
为了加强各地区各支队的领导，特委决定组成五个区的党的临时委员会。北区临委书记林李明兼第一支队政委，西区临委书记王伯伦兼第四支队政委（原第四支队政委吴文龙调任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东定临委书记陈青山兼第二支队政委，东区临委书记陈乃石，南区临委书记陈克文。
在作出上述部署的同时，特委还决定了下述几项措施：一、进行反内战动员，教育党政军民进一步认清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破除不切实际的和平幻想，积极投入自卫反击战争。二、精简领导机构，充实和加强下层领导，部队要轻装行动。三、广泛发动群众，依靠人民进行战争。整顿原有的后备队，改编为精干的民兵队伍，破坏敌公路、桥梁、电线，配合部队作战，搞好响导、运输、担架、粮食等工作，并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四、贯彻党的统战政策，派干部到各地做好统一战线的工作，争取中间力量和开明人士，团结各族人民共同反对内战。就这样，琼岛大地上吹响了奋起自卫的号角。
随着，王伯伦同志来到西区和第四支队任职。伯伦来到后，立即向我们传达了党中央和上级指示精神。党中央、周恩来同志对形势分析明察秋毫，对敌人阴谋的揭露一针见血，使干部们深受启迪，进一步打消了和平幻想，增强了自卫反击的决心和信念。遵循中央和特委指示精神，我们结合西区的实际情况作了具体的行动部署。当时，我们提出要解决这样几个问题：一是粮食问题，要解决部队粮食供给的困难；二是要吸引和拖住敌人向我根据地进攻的部分兵力，减轻根据地的压力；三是寻找战机打击敌人，打乱敌人进攻的部署；四是恢复地方政权机构，广泛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为此，我们决定时而分散使用兵力，时而集中使用兵力，避实击虚，在儋、临山区与敌周旋，以积极的姿态投入自卫反击战争。
二、“山鹰啄大蟒”
一九四六年二月上旬，全琼内战的烽火燃烧起来了。
海南岛的内战，是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国内战前奏曲中的一个强音谱。日寇投降后，蒋介石就密令广东“尽快消灭全省共党”。一九四五年冬。在国民党粤桂两省绥靖会议上，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张发奎狂叫“两个月内消灭海南的共党”。一九四六年初，蒋介石电召韩练成赴南京参加名为整编会议而实为发动全面内战的会议，韩练成走后由海竟强代理军长。不久，张发奎派广州行营副主任徐景唐、参谋长甘丽初来海南，坐镇四十六军开展“剿匪”工作。徐、甘依据《广州行营剿匪方案》，
把四十六军编为十五至十八个强力突击营，分为两个攻击波，向我白沙根据地分路合围扫荡：第一波九个营，向中心进攻；第二波六至九个营，在外围搜索突围部队①。敌人具体的行动路线是：西路，主力一七五师一个团（三个强力突击营），自那大经南丰指向白沙；中路，一八八师一个团（三个强力突击营）自定安经南闾、岭门、营根进入白沙；南路，新编十九师一个团（三个强力突击营）自昌感、石碌经七坊、光雅向白沙腹地推进；此外，以一八八师及新编十九师各一个团（六至九个营）由万宁、崖县分别向毛洞、乐东进军，配合其主力部队进剿白沙的行动。部署完毕之后，立即行动。于是，海南人民重又陷入了战争的灾难之中。
敌人进入白沙前，我领导机关和挺进支队已向澄迈县转移，白沙根据地由县政府负责干部詹力之、王国兴、王昌等同志领导各族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特委和总部指派许会盛、张绍述、朱跃明、符映星等同志在县政府领导下，组成三个县中队：一中队名为英雄中队，由许会盛、张绍述、朱跃明等同志带领；二中队名为猛进中队，由王正成、符亚祥、符贵赞等同志带领；三中队名为忠仁中队，由符映星、杨亚福等同志带领。与此同时，组成了区乡的常备队和村的后备队，人数达五千人。
王国兴是著名的黎族起义首领，于一九四三年秋率领数万黎族同胞揭竿而起，反抗国民党的残暴统治。起义遭到镇压后，王国兴派出代表寻找共产党和红军，首先与我第四支队和临高县委取得联系，而后，王国兴见到冯白驹同志，找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答伐”①，找到了党，从此王国兴带领黎族人民走上了革命斗争的正确道路。眼下，他是白沙人民自卫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武装队伍组织起来后，王国兴根据县人民政府的决定，在那凡村召开了地方武装和群众代表五百多人参加的动员大会。
这位担任了白沙县副县长、在黎族人民中有很大号召力的起义首领，在动员会上说：“日本鬼子被〓②红军打败了。现在国贼③又要打内战。他们很快就要来攻〓白沙，〓黎人要起来保卫家乡！凡能上山的都上山，牛羊家畜也赶上山，粮、油、盐都藏起来。让国贼来了要人没人，要粮没粮，困死他们。各区、乡常备队、后备队，要配合主力部队，合起力来打敌人！”
英雄中队指导员张绍述和各区乡代表也在会上表示态度，一时间，群情沸腾，纷纷发出战斗的誓言。
动员会后，县的三个中队遵照纵队参谋长李振亚离开白沙前的指示，采取“山鹰啄大蟒”的打法打击敌人。他们在敌人进入白沙的必经之路上，作了部署：许会盛、张绍述、朱耀明带领英雄中队在牙（叉）南（丰）公路一线；王正成带领的猛进中队在营根、红毛至元门一线；符映星带领的忠仁中队在石碌、七坊至霸王一线。沿途选择有利地形，挖陷阱、插竹签、设挂弓、埋地雷，做好准备，严阵以待。
二月六日开始，敌军向白沙合围而来。其主力一七五师师长甘成城亲自指挥兵马，气势汹汹地由西线向白沙腹地杀过来。但是，他们一踏进白沙县境，就遭到我人民武装的打击。一
七五师的一支先头部队沿牙南公路来到阜龙乡时，我英雄中队和乡常备队早已设下了伏兵。敌人一进入我伏击阵地，突然间地雷轰响，枪声四起，弓箭纷飞，四下响起一阵阵呜呜呜的牛角声，一阵阵咚咚咚的皮鼓声，一阵阵“否啊！”①的喊杀声，犹如山洪爆发，滚滚而下。
这突如其来的袭击，一下子就杀伤了数十名敌人。然而他们毕竟是装备精良的部队，稍为清醒后，便组织力量向我疯狂反扑，并仗其优势兵力强行向前推进。这时，我英雄中队与常备队借助于高山密林的掩护，先后安然退去。
敌人好不容易地进入白沙腹地后，非但找不到我领导机关和部队，反而经常受到我地方武装和民兵的袭击，其运输线遭到袭扰，补给困难，经常发生粮荒；再加上白沙系高疟区，敌人被蚊虫叮咬，水土不服，饥饿与疾病交加，非战斗减员不断增加。敌人处境狼狈，恼羞成怒，以加倍疯狂的屠杀来进行报复，他们抓住无辜百姓，开膛破腹，挖眼睛、掏心肝，惨绝人寰。残酷的压迫引起了黎族人民更加激烈的反抗。
然而，敌师长甘成城毕竟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他的主要目标是寻找我领导机关及主力部队。当他对黎族人民的镇压遇到激烈反抗时，便转而采取了“以黎制黎”的阴险手段。国民党白沙县县长李仕新是“以黎制黎”方针的积极推行者。这个家伙随国民党军队回到白沙，搜罗黎族中的败类，扶植反动势力，许多被我驱除的反动奥雅②猬集而来。李仕新还采取政治瓦解的手段，策动不坚定分子叛变，使我方一些乡民主政府被搞
垮，还有些民兵组织也解体了。但是，大多数同志和广大黎族人民一直坚持着斗争。二区红毛乡是王国兴的家乡，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是一座坚强堡垒，李仕新恨得咬牙切齿，纠集反动黎头毛栈乡乡长王裕进，加叉乡乡长王家益，细水乡乡长王其昌等，带领地方反动武装，分东西南三路进攻红毛乡。
王国兴和他在起义中的得力助手王玉锦，猛进队队长王正成，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沉着以对。他们在三路进攻的敌人必经之路上，分别设下了阵势。当三路敌人气势汹汹地杀过来时，遇到了猛进队的阻击。猛进队运用有利的地形和巧妙的打法，抗击敌人的进攻。结果，敌人数路围攻，未能攻破这个红色堡垒，反而丢盔弃甲，告败而归。其他各区乡的敌人也是处处挨打。反动县长李仕新焦头烂额，哀叹“在这里牧民，简直如同牧虎。”
就这样，敌人自二月六日至十八日“进剿”白沙十多天，一无所获，反而因疾病、饥饿和作战死亡而丧失了二百多名官兵，甘成城的“以黎制黎”政策亦宣告破产，于是，不得不掉转尾巴，退出白沙。
三、六芹山苦斗
敌军于二月在白沙地区扑了空，发觉我领导机关及挺进支队已转移至澄迈，迅即于三月初开始了新的围剿部署。他们以澄迈县之六芹山区为重点，配置主力一七五师两个团及保安第六团的全部兵力，企图一举围歼我领导机关及挺进支队；以一
八八师两个团围剿我第三支队所在之万宁县六连岭根据地；另一个团加上地方土顽部队分别进攻活动于琼文地区之第一支队；以一七五师一个团配合地方土顽继续进剿活动于临、儋地区之第四支队；以新编十九师两个团，在南区大举扫荡。
针对这种情况，特委发出了《坚持对敌斗争毫不动摇地寻机打击敌人的指示》，进一步统一干部群众思想，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政治上，广泛发动群众反对内战，抗拒敌人征兵征粮和编组保甲；在军事上，积极寻找战机给猖狂进犯之敌以当头棒击，打好头一仗，以振军心民心，提高士气。
当时，留在特委和纵队总部主持工作的有冯白驹、黄康和李振亚同志。他们紧张地筹划着怎样领导部队奋起反击敌人，打好头一仗，为自卫反击战创造一个良好的开端。
三月初，冯白驹命挺进支队副支队长张世英利用六芹山的有利地形和群众基础，在最短时间内打一次出色的战斗，使我们的部队和群众认识到，四十六军虽然是一支强敌，但是，只要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优势，就能战胜敌人，从而提高反围剿的决心和信心。张世英领受任务后，同政治处主任林明、一大队长伍向华进行了讨论，并派人同澄迈县地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根据地方提供的情报，敌一七五师夏越团的几个连队集结于福来墟，正向六芹山进剿。这是一个歼敌的战机，他们于是决定在通往六芹山的仁洞坑摆下阵势，投入五个中队的兵力（其中两个中队警戒，三个中队布在阵地上），打一次伏击战。
三月八日深夜，张世英、林明、伍向华带领队伍进入了阵地。仁洞坑四面是丘陵地，中间一条蜿蜒曲折的田间小道。
张世英布置一大队的一中队（队长魏学良、指导员范运进）打敌正面；二中队（队长黄良德、指导员黄有梧）打敌侧面；四中队由二大队副大队长韩秀山带领，断敌后路。
三月九日晨，敌一七五师夏越团一名副营长带领一个加强连，由福来墟出动，来到了仁洞村。敌人进村后，强迫群众带路进六芹山。这时，我地方党组织早已布置好一名共产党员和一名老民兵，主动应承给敌军带路，而后按预先约定的路线，把敌人引进了仁洞坑。
埋伏在阵地上的我军指战员们，枕戈待旦，终于把敌人等来了。当两个老百姓引着敌人尖兵越过伏击线，敌军队伍踏上田间小道进入我伏击圈时，张世英怒喊一声“打！”一中队长魏学良举枪射向敌人，刹时间仁洞坑里响起了晴天霹雳，敌人一下子懵了头。前面已走出了伏击圈的两名“响导”，闪身窜进了山沟，这时弹雨纷飞，杀声四起，一场激烈的战斗打响了。
我方二中队阵地上的玛克沁重机枪象发怒的火龙似地将子弹喷向敌人，敌人成堆横倒在田埂上；进入一中队阵地的敌人也已伤亡过半；还有一股敌人被四中队一举歼灭，并缴获一挺轻机枪。
这时，敌副营长赶紧领着后边上来的敌人，迅速占领了一处土坡，集中火力向我重机枪阵地进行凶猛的反击。经过一阵激烈的反复交锋，双方互有伤亡，张世英当即调整火力，除了用重机枪杀伤敌人外，并架起了六〇炮，向敌人猛轰，、打得敌人乱了阵脚，但一部分敌人依然凭借田坎下的水沟负隅顽抗。张世英迅即命令以各种火力压住沟坎下的死角之敌，组织手榴弹向死角倾泻，随着发起全线出击，一中队长魏学良冲锋在前，头一个跳下沟坎，紧接着一、二中队的指战员也冲下田坑
来，残敌见势不妙，连忙扭头狼狈逃窜。在这场战斗中，共毙伤敌人五十余名，缴获机枪两挺、冲锋枪、步枪二十余支。我方亦牺牲了九人、负伤十二人。有一姓高的战士，身负九处枪伤，被医护员背下阵地。医护员离开后，他自己爬出去找水喝，不幸中途昏迷过去。当他甦醒过来时，战斗早已结束，同志们一时找不到他，队伍在战斗结束后即撤离阵地。他于是带着浑身伤痛，以野果、草根充饥，在坎坷的山地里爬行了七、八天，经受了难于想象的苦难，终于找到了队伍。但是，就在他刚刚归队时发生了战斗，同志们只好将他安置在一个隐蔽的地方，战斗结束时，这位坚强的战士已经停止了呼吸，光荣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仁洞坑之战震动了敌人，敌一七五师师长甘成城气急败坏地赶到澄迈县中兴墟，召集各团团长开会，重新部署围剿行动，狂妄叫嚣道：“土共在六芹山已被团团围住，我们要象下围棋填方格那样，把他们全部吃掉！”于是，一场更加凶残、刻毒的“填空格”战术在六芹山施展开来了。
挺进支队在仁洞坑战斗取胜之后，特委和总部经过分析判定，敌人将集中兵力向六芹山大举围剿，便决定我党政军领导机关和挺进支队主力撤离六芹山，转移至石孚、加乐一线，留下一大队长伍向华带领一中队坚持在六芹山区。临走时，冯白驹亲自给伍向华交待任务，要求他们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拖住甘成城的主力部队，“用四两换千斤”。随后，命副官处长黄式如拿出一百五十块银洋给伍向华，作为一中队留下来的经费。
伍向华领受任务后，同中队长魏学良、指导员范运进，带领一中队七十多名战士继续坚持在六芹山。与一中队同时留在
山上的，还有医官张妙带领五名医护人员和十五名重伤病员组成的医疗队。
六芹山地处澄迈县南部，毗连北部平原，傍依南渡江畔。这是一片丘陵起伏地，方圆三十余里，山不高而沟坎纵横，到处灌木丛生，山地周围村庄错落，由于历年受到反动统治者的压榨，群众生活贫困。自抗日战争以来，就成为琼崖革命根据地之一。敌人认定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肯定在六芹山中，即集中了三个团的兵力，在地方土顽部队的配合下，采取象下围棋填空格那样的战术，以加倍的疯狂向六芹山进行灭绝人性的围剿。他们在六芹山东南面的南渡江上，控制每个渡口，构成第一道封锁线；在六芹山周围的大小村庄都驻扎部队，修筑堡垒，构成第二道封锁线；在六芹山三十余里方圆的每个路口都设置严密的哨位，并由西向东，由南向北把山地劈出一个十字形通路，由山脚伸进山里，构成第三道封锁线，敌人日日进行砍林、烧山、搜剿；与此同时，对群众实行粮食控制，企图困死我军。
留守在六芹山的一中队的指战员们，面对数十倍于我的敌人，他们须做到既不让敌人知道我领导机关和主力离开六芹山，同时又不让敌人摸到我一中队的虚实，把敌人紧紧拖住。为此，他们采取飘忽的行动，日东夜西，早南晚北，天天都派出游击小组，白天截路伏击，夜晚则敌驻我扰，不分昼夜，枪声不绝。可是，时间一长，敌人似已觉察到我主力不在六芹山，围剿行动逐渐有所冷落。出现这种情况后，伍向华、魏学良、范运进一起研究决定，适当集中兵力，不仅打零星之敌，而且要打小股敌人或敌队伍的一段，用各种办法制造假象，虚虚实实，弄得敌人变成了又聋又瞎的狂牛，在六芹山上四处乱闯。
敌人的围剿不断升级，他们疯狂搜山焚林，搜一处烧一，处，三十里方圆的六芹山火焰遍地，烽火连天。可是那些顽强的热带树木，总是砍不完烧不尽，火烧过的地方不几天又绽出了嫩绿的新芽。一中队的指战员们依凭着这绿色植物的掩护，同敌人进行着巧妙的周旋。
有一天，村庄里的一个青年共产党员冒险上山来，向伍向华报告说：敌人的围剿越来越严，这几天到各村庄强制执行“十家连坐法”。并宣布了“藏匪者杀；接济匪钱粮者杀；为匪带路者杀；为匪制造谣言者杀；为匪送情报者杀；送子参匪者杀；知匪行踪不报者杀；为匪接济病伤药品者杀；违禁令上山者杀”的“十杀”禁令。在这样的情况下，群众对我军的接济和支援非常困难，但是乡亲们心里仍向着共产党，冒着危险凑齐了些粮食，但目前无法送上山来。伍向华请那位党员回去向乡亲们转达子弟兵的谢意，并要求地方配合造舆论，说冯白驹还在六芹山，挺进支队还在六芹山，扛水龙机（即玛克沁重机枪）和六〇炮的队伍还在六芹山，千方百计把敌人死死拖住。
在敌人的重重围困下，一中队指战员与群众的联系暂时中断了，部队留下的粮食早已吃光，靠乡亲们特意留在山上的蕃薯勉强维持了些日子，但被敌人发觉后也几乎糟踏光了队，伍面临着饥饿的威胁，常常三天五天吃不上饭。伍向华、魏学良、范运进不为重重困难所压倒，他们带领战士们采集野菜野果充当粮食。野菜野果可以充饥一时，但是长时间连续食用这些东西就吃不消了。有的野菜，吃了使人拉不出屎来，憋得嗷嗷直叫；有的野菜吃了使人胀肚子拉稀，四肢酸软无力。随着饥饿和风雨而来的是疾病，有的人发冷发热，有的人头昏眼
花，有的人浑身长满疥疮，医护员整天忙着找草药给大家治疗。在艰难困苦的磨炼中，同志们的斗争意志依然十分坚强。
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中队在六芹山已经同敌人周旋了三个月。至五月底，他们获悉特委和总部已由石孚、加乐转移至澄迈、定安交界一带，靠近二支队行动地区。敌一七五师在六芹山三个月的围剿，寻不着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已经被拖得疲惫不堪，准备撤出六芹山，重新进行部署。总部认为，一中队的任务已完成，可相机撤出六芹山，同就近的部队会合。
得到这一信息后，伍向华、魏学良、范运进等经研究后决定立即组织队伍从东南方向突围，越过南渡江，经石孚、加乐至加训洞，同活动在这一带革命老区的第二支队会合。突围在黑夜里进行，队伍选择了一处较隐蔽的渡口涉水渡江，指战员们由于经受饥饿、疾病的折磨，身体衰弱，竟用了两个多小时，才渡过仅三百米宽的江面。过江后，发现前有敌人后有追兵，伍向华一边命队伍隐蔽前进，一边命中队长魏学良带领机枪加强前排火力，如与敌人接火，即拚死杀开血路，强行突围。结果，由于夜幕的掩护，前头敌人未发现我军，指战员们不动声色，乘虚而过；后边的追兵，因摸不清我军虚实，不敢贸然再追。一中队的同志们，就这样昼伏夜行，走了几个晚上，机动灵活地穿越敌人的数道封锁线，终于进入了二支队活动地区——加训洞。
一中队撤离六芹山后，依然隐蔽在山上的医疗队处境越来越恶劣。同志们连日忍受饥渴，伤病员的情况日渐恶化，敌人更加疯狂地纵火烧山。在这极为艰险的环境下，医官张妙和医护员韩惠卿等同志，带领着十几名伤员，顽强地坚持在山上与敌周旋，隐蔽待命。直至六月初，部队派出干部陈培龙上山
来，才带领他们离开了六芹山。这支在敌军重围之中，历尽艰险、坚韧不拔的红色医疗队，终于又回到部队中来了。
特委和纵队领导对一中队和医疗队的斗争给予很高的评价，称赞他们在敌人空前残酷的围剿下，坚持了近百天艰苦卓绝的奋战，以数十人的一支队伍，拖住了敌人的三个团，掩护了领导机关的转移，策应了其他地区的斗争，队伍本身完好无损，圆满完成了任务，在琼纵发展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四、六连岭烽火
内战爆发后，如果把海南战场比做一盘棋的话，那么敌四十六军在这盘棋上是同时使用了两只车，一只车下在北部的六芹山，一只车下在东部的六连岭。在敌军主力一七五师围剿六芹山的时候，敌一八八师自三月下旬开始，以两个团以上的兵力向六连岭根据地发动了进攻。六连岭是五指山的一条支脉，位于万宁县，山势雄浑，树林密布，主峰石猴嘴，山顶地势平坦，终年流水不断，山脚周围有几十个村庄。自一九二七年起，它就成为琼崖革命武装斗争的重要根据地之一。当敌人向白沙根据地进剿时，琼纵第三支队即挺至乐会、万宁一线，以六连岭为中心，当地党政机关、医院、机械厂等均在六连岭上。
三月二十八日，敌军气势汹汹地向六连岭扑来，在六连岭周围的北龙、加荣、上墙、丁九、旧地、大熊、火烧亮、中兴、绿马等村设下了据点，形成了层层包围圈。敌人强迫群众天天上山砍树毁林，从四边山角向上劈出十多米宽的通道，到
山顶交叉成十字路，同时派出部队向山上搜剿，企图用“毁树捉鸟”的办法聚歼我三支队和地方党政机关，捣毁我在东区的重要根据地。
这时，我第三支队长符哥洛，政委陈乃石等同志根据特委的指示，指挥部队挺出敌后，相机歼敌，同时抽调特务中队和原属县武装永胜队组成一个新编大队，驻乐西，活动于六连岭，迷惑、牵制敌人。这个新编的大队由李贤祥任大队长，韩潘元任教导员，支队派作战参谋卢航指导工作。自从敌军围剿六连岭以来，新编大队奉命与敌周旋，牵着敌人鼻子在山上山下转，但是，指战员们对于这种“捉迷藏”觉得很憋气。眼瞅着敌人天天强迫群众上山“毁树捉鸟”，留在山上的地方政府、机械厂和医院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战士们都恨得咬牙切齿。
为了严惩来犯之敌，大队长李贤祥亲自带领两名战士上了山，穿行在密林之中，侦察敌人的动静。他们发现敌军一个连每天早上先派人上山乱扫瞎打一通，然后押着老百姓上山砍树，并将前一天砍倒的树，点起火来烧，使好端端的一片青山变得烽烟滚滚。李贤祥摸清敌人活动“规律”之后，认定敌人的这个连队是可以吃得下去的一块肥肉。随后，他们在离山顶两里路的一处叫槟榔园的地方，找到了一块打伏击的好地形。那是敌人上山顶的必经之路，路还没有全通，倒下的大树小树横七竖八，显然是理想的伏击阵地。
临战前一天晚上，我们的队伍便钻森林攀山道，悄悄登上了六连岭主峰石猴嘴的山顶，露宿至鸡鸣时，进入阵地埋伏起来。
四月六日晨，敌人的那个连队踏着新开的路上来了。敌尖兵班刚搜索过去，不一会，敌人的队伍进入我伏击阵地，这
时，李贤祥一扬手，战士们便向敌人射击，机枪火力好象从云头里射出的闪电、手榴弹犹如半空里响起的疾雷，匪兵被我打得措手不及，成排地应声倒下。其余的乱作一团。敌指挥官慌忙命令敌兵退到旁边的一个土垛子处。但李贤祥早就预见了这一招，事先命两名战士在那里埋设了地雷，当敌军拥上土垛子时，一拉火，轰然一声巨响，就把他们送上了西天。这一仗打得干净利索，只用三十分钟就结束了战斗，毙伤敌六十余人，缴获机枪二挺，六〇炮一门，冲锋枪、步枪二十余支，我方牺牲一人，负伤一人。战斗结束后，当大批敌人扑来时，我军早已无影无踪。这一仗，使我军士气大受鼓舞。同志们说新编的部队能打四十六军，老部队打它就更不成问题了。
槟榔园战斗后，第三支队主力于四月下旬在六甲、石牙伏击战中歼敌数十名，缴获机枪一挺；继而在万（宁）陵（水）公路上伏击敌汽车一辆，毙敌专署财政主任蔡琼以下多人，连连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敌人不得不撤出围剿六连岭的部队，重新安排其作战部署。
五、北撤风波
一九四六年春夏之间，挺进支队和第三支队分别于六芹山和六连岭牵着敌人的鼻子转。在此同时，我第一支队相继在文昌的槟榔根及东部沿海地区攻击敌人据点；第二支队先后攻陷定安的龙塘、南闾及琼山的云昌、岭肚等敌人据点；镇南队亦在海尾、海头两港痛歼了敌人的自卫队；我们第四支队先在洛基的黑岭歼敌保六团连长以下六十余名，缴机枪一挺，后又在
东成附近之大虎山歼敌数十，缴获机枪一挺。
在我军内外线密切配合下，敌人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反而付出了重大伤亡，至五月止，四十六军第二次清剿计划便告破产了。但是，敌人不甘心失败，倾其全力又向我进行第三次大清剿：一七五师及保六团展开于儋县、白沙、澄迈一线，一八八师展开于万宁、定安、文昌琼山一线，新编十九师展开于陵水、昌感一线，企图“纵横合击”，“张网捕鱼”，全面向我各支队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战场形势依然是十分严峻的。
在频繁的旋战中，冯白驹等领导同志辗转于澄迈和屯昌边缘区，领导全局斗争。
就在这时候，林树兰、符气岱同志带回了上级指示。抗战胜利后，特委和纵队迫切需要沟通与党中央的电讯联系，派林树兰等人，先后分赴广东区党委和东江纵队请示解决重建电台问题。恰逢尹林平等同志到广州与张发奎谈判归来。广东谈判是根据重庆谈判达成的“双十协定”精神进行的。这次谈判达成了三项协议，其中主要的一项是东纵和琼纵北撤问题。为此，广东区党委委托林树兰同志迅速回琼向特委传达有关上述精神。五月初，林树兰、符气岱来到澄迈，向冯白驹等特委和纵队领导同志作了传达。
根据广东谈判达成的三项协议，广东区党委指示琼纵准备北撤山东烟台，名额一千八百人，主要是保存骨干力量；为了搞好北撤，琼纵须立即派负责干部赴广州参加谈判，讨论北撤的具体协议；在准备北撤的同时，要留下一些干部，另建一套班子，坚持今后的工作；除此之外的人员暂时复员，自己设法谋生，以待革命高潮的到来。
冯白驹听完传达之后，同庄田等同志交换了意见，认为：
“双十协定”是毛泽东等同志赴重庆谈判后签定的。在这一协议中，我党为了击破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争取全国人民的同情，在不违背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在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问题上，作出一些让步，让出八个解放区，并将上述地区的军队逐步撤出。这种让步是从全局利益出发的。广东区党委关于准备北撤的指示，是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及和谈协议精神做出的。对于上级党委的指示，琼崖特委当然应该贯彻执行。但是，考虑到海南岛的特殊的地理条件，孤悬海外，而且目前国民党反动派已发动了全琼内战，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安全北撤将成为问题；再则，海南是一个有战略意义的祖国南方大岛，海南的党政军组织经历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群众基础好，把斗争坚持下去是非常必要和完全可能的。
冯白驹将自己的考虑提交特委讨论，特委认为必须作好两手准备，一面准备北撤，力争实现全面和平；一面进行自卫反击，把海南的斗争坚持下去。根据广东区党委的指示，特委决定派庄田、罗文洪同志渡海赴穗参加谈判，并将海南的具体情况向上级党委汇报。特委接着研究了北撤的干部和留下的干部名单，以及骨干撤走后留下人员的任务和活动方法。冯白驹同志强调指出：不能因北撤而发生思想动摇，必须立足于坚持斗争，在没有接到北撤的正式命令之前，只把上级的指示精神传达到支队和县以上领导干部。但是，事后个别同志在传达上级指示过程中，违背了党的原则，把北撤问题泄露到下边，立即引起了一场风波。
北撤的消息在部队传开后，许多干部想不通，有的拍着胸脯说：“你们走吧，给我一支枪两百发子弹，我保证坚持到底。”许多战士则怕骨干调走后，自己复员回乡会遭敌人迫害，特别
是无家可归的女同志，越想越苦，因而泪流满面，哭哭啼啼。
北撤的消息风传至地方之后，干部群众思想波动，一些干部消极等待，不大胆开展斗争，一些群众知道部队要走，情绪低落，支前工作也有所放松，地方工作因而受到一定的影响。部队粮食供应不足，非战斗减员增加，兵源补充困难，我军战斗力相对地遭到了削弱。
在两个多月的波动中，我曾经写信给冯白驹同志，向他反映上述情况，并提出一些建议。然而他想得比我们更深更远，他当时就思虑着怎样扭转眼前这种不利局面的问题。
这时候，传来消息说广东的国民党头子张发奎不承认共产党领导的海南人民革命武装，破口辱骂琼崖纵队是“土匪”。显然，他这样辱骂，正是为其公开围剿制造口实，企图一举歼灭我琼纵。在这种情况下，广东和谈三项协议成了一纸空文，琼纵北撤的问题更值得重新考虑了。不过，这倒好，张发奎这个家伙从反面给我们的同志上了课，使大家从思想混乱中解脱出来，下决心做好各种准备，把斗争坚持下去。
冯白驹对于继续坚持海南的斗争有着坚定的信念。他深信眼前乌云蔽日的现象是暂时的，终有一天乌云去尽见太阳。他曾经同我谈起过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讲的“红旗始终不倒”的道理，也曾经同我谈起过一九三二年坚持母瑞山斗争的那些艰苦岁月。那一年，广东大军阀陈济棠派杀人魔王陈汉光率警卫旅来琼，疯狂围剿琼崖苏区和红军，使红军遭受巨大的损失，党和苏维埃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全岛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低潮。但是，革命的火种是扑不灭的。在敌人重围下，身为特委书记的冯白驹和琼崖苏维埃主席符明经、秘书长王业熹，带领身边干部和警卫分队，在母瑞山上坚持十个月的斗
争，最后突围下山，同分散各地的革命同志会合，恢复党的组织和扩大红军，革命的火焰又熊熊燃烧起来了。冯白驹正是根据这些历史的经验，坚信如果党中央同意继续在海南坚持斗争的话，是一定能够坚持下去的。
七月下旬，在冯白驹主持下，特委进行了讨论，为了扭转局势，决定发出《坚持自卫斗争的新指示》，在未接党中央新的指示之前，应采取有力措施，从思想上彻底消除和平幻想，打掉等待北撤的消极情绪，坚决把自卫战争进行下去；从组织上作了必要的调整，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从军事上加强主力部队的组织领导和作战指挥，整编部队，使每个支队有一个主力大队，部队整编后开展形势教育，彻底清除和平幻想和等待北撤的影响，开展杀敌立功运动；与此同时，在群众工作方面广泛开展反清乡，反征粮，反劳役，反抽丁，反迫害的斗争。
这样，笼罩在广大干部群众心头的迷雾渐渐散开了。那些哭哭啼啼的女战士们笑逐颜开了，那些发牢骚的干部战士纷纷要求杀敌立功接受考验；人民群众的情绪又复高涨起来，积极输送公粮，支援前线。
六、延安声音
在那些艰难困苦的斗争岁月里，冯白驹等领导同志，时时盼望着能够得到党中央的指示和帮助。特别是自从“美合事变”而暂时中断了与中央的电讯联系之后，特委就更加渴望着能够听到党中央的亲切声音。这个问题，是我多次听到冯白驹同志提起过的。
为了沟通联络，特委曾先后派出干部王筠、陈大贵、陈琴等同志潜渡被敌人严密封锁着的琼州海峡，到广东区党委和东纵寻求援助解决电台问题，但是他们都没有到达目的地就壮烈牺牲了。多次的失败，都没有动摇特委寻求解决电台问题的决心。抗日战争刚结束，特委立即派林树兰、张创等同志，趁着日寇投降，国民党尚未完全接防的间隙时机，渡过海峡，途经香港而后到达九龙马兰头，找到了广东区党委和东江纵队。
党中央一直在关怀着海南岛的斗争，曾一再指示广东区党委迅速恢复与琼崖特委的电讯联系。林树兰、张创等同志到达后，尹林平同志立即派人从香港买到了电台，然后转移至澳门，搁置于我地下交通站，等待时机秘密运回海南。
这时已是一九四六年初，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加强对琼州海峡来往船只、人员的盘查，怎样把电台运回去，成了一项急待解决而又十分困难的任务。林树兰和张创因为还有其他公务在身，这项任务便落到了我方活动于琼州至湛江地区的联络员陈香钊身上。因为陈香钊前几年曾在香港、澳门活动过，熟悉这一带的地理人情和政治情况。
陈香钊把任务接过手以后，打扮成一个在海上跑买卖的生意人，来到澳门沿海的码头上，经过一番艰苦的工作，买通了看守码头的一名葡萄牙士兵，通过这名士兵再给当局打通了“关节”，把装着电台部件的几只皮箱送上了一只运货的机帆船上，几经风险返回海南。
船抵文昌县抱虎港登岸后，又机智地闯过敌人的封锁线，辗转到了冯坡乡，在文北县①县委书记符思之同志的帮助下，终于把电台送到纵队司令部。
后来，陈香钊等同志又机智地往返于海上，继续运回了几部电台，为琼崖特委恢复与党中央的电讯联系作出了贡献。
为了使海南能够听到延安的声音，广东区党委在帮助解决电台的同时，还派出了操作电台的配套班子。组成这个班子的人员是：电台台长张婉玲、报务员黄方明、陈焕楷，机要员叶佐平和王磊。
一九四五年底，电台人员接受任务后开始登程。叶佐平与王磊是夫妇，他俩被安排先走，其公开身份是华侨夫妇。他们先从大鹏半岛到香港，接受了林青从延安带来的密码，继而取道澳门、湛江，渡过琼州海峡，到达文昌县抱虎港附近登陆，尔后在我交通站的接应下，在沿海的红树林里（群众称之为“枷椗山”）隐蔽等待。不久，张创同志领着张婉玲、黄方明、陈焕楷也渡海过来了。人员齐集后，便动身往澄迈县找琼崖特委和琼纵机关，六月间到达了目的地。当时电台安在南渡江边的一个葫芦湾上。他们到来后，便不分昼夜地投入了紧张繁忙的工作中。
党中央深切关怀着海南的斗争，抗战胜利以来，每天晚上新华社广播电台发布新闻后公开以明码呼叫：“冯白驹同志，……请你们用×××波长×××呼号与我们联络。”
电台的同志在守机中听到新华社广播电台亲切的呼唤，心情激动，真恨不得马上能和延安电台沟通联络，直接听到党中央的声音。冯白驹同志也常来电台看望大家，他的心里同样热切地向往着延安。
九月间的一个深夜，张婉玲守机，听到了延安电台呼叫海南的呼号。小张高兴得跳起来，连夜跑去报告冯白驹同志，一
时轰动了整个机关，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嚷着“通了！通了！”
这时，电台收到了党中央发来的一份电报，但是叶佐平和王磊用带来的密码本译不出来，于是报告了冯白驹同志。冯白驹兴奋得睡不着觉，连说：“我这皮包里有密码，是中央送来的。”他把保存多日的密码交给叶佐平。密码中有一把“钥匙”，叫“密匙”，找到了这把“密匙”，才知道用的是《孙中山遗嘱》，按此法将中央的电文译了出来，电文大意说：不知道你们还保存什么密码？即报中央。我方随即向中央发了一份电报。
接着，党中央拍来电报向我们致贺。这贺电象强劲的东风，吹动了一池清水，整个领导机关沸腾起来了。冯白驹等领导同志连连同电台的同志握手致谢，大家也互相表示祝贺。领导特许杀猪加菜，当天晚上开庆祝晚会，有的同志唱起了黎族山歌，有的同志跳起了海南盅盘舞，同志们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之中。
沟通了联络，直接听到党中央的声音，海南的革命队伍犹如茫茫夜海中航行的船只，得到了光芒四射的灯塔的指引，沿着正确的航道向前疾进。
七、关键一着
正当琼崖特委同中央沟通电讯联络，坚持海南斗争的信念更强的时候，一次新的考验到来了。
九月初，联络员张创远道归来，在南坤见到了冯白驹和林李明。张创是回来传达广东区党委关于“南撤”的指示的。
原来，庄田与罗文洪四月间受命赴穗准备参加北撤问题的谈判，到了广东区党委后，获悉张发奎不承认琼崖纵队，阴谋以闪电式的手段把琼纵消灭在孤岛上，国民党反动派对琼纵“势在必打，志在必灭”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在这种情况下，琼纵北撤已不可能。广东区党委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拟将琼纵撤到越南北方去。指示的大意是：内战展开后，敌人大军压境，海南的斗争将会遇到更加严重的困难，为了保存力量，琼纵必须将干部撤退到越南北方去。留下的人员亦要改变斗争方式，有的可以复员或出洋，平原地区的同志要转入地下活动。
庄田对这一指示保留个人意见，不同意“南撤”。但是，按照组织原则，必须向琼崖特委传达，由特委作决定。庄田与罗文洪因为还要到南京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和请示，所以回琼传达的任务便由张创负责。
冯白驹听完了张创的传达后，回顾酝酿北撤时引起的阵阵风波，认定如果要“南撤”，干部群众的思想同样是通不过的。再说，目前敌人正向我猖狂围剿，我军尚无力有效地控制沿海港口，又没有船只，怎么能渡过北部湾？
作为琼崖党组织负责人冯白驹，向来贯彻上级指示的态度是坚决的，而且又是严谨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使他学会了从实际出发来考虑问题，必须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来对待上级指示，如果已经发现行不通，当然不能盲目地、机械地执行，应当及时向上级反映情况，并阐明自己的意见，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他经过一番思考之后，断然说：琼纵撤到越南北方，不但是途程走不得，实际上就是把全部力量丢在海中！如在海南坚持下去，我相信，环境再严重，也不会统统被敌人消灭掉。尔
后，他向张创提出了要求，这个指示要保密，不允许再传给任何人。
过后不久，联络员张瑞民返琼，又一次传达了“南撤”的指示，不过这次指示强调由海南视实际情况而定，这就给琼崖特委以机动的余地。
冯白驹对这个问题几经思索，并且下部队、到农村作了查访，进一步认定坚持海南斗争是军心、民心所向，“南撤”显然是广大军民所不赞成的。于是，经过特委讨论后，冯白驹、林李明、黄康共同签发了一份电报，向中央请示报告。电报是这样写的：
“我们一致认为如执行此指示（指“南撤”的指示），不但碰到无港口、少船只的困难，而且整个工作要垮台。因为我们有一个经验，就是当传达粤三项协议准备北撤时，一般士兵与工作人员以至下级干部，都感到悲观与不安……这一来琼崖斗争不堪设想。为琼崖革命前途计，不得不请示中央，倘中央认为今后的粤琼必更黑暗，为保存干部，应即大批撤退，我们必坚决执行，但中央认为，自卫战争之结局，只要琼崖坚持得好，中央至少必须争取粤三项协议的实现或更大的成果，那么，我们有坚强的信心与办法，坚持斗争，绝不给敌人打垮。”①电报发出后，冯白驹等特委领导同志，热切地盼望着中央的回音。
党中央时刻关怀着海南的革命斗争。当庄田、罗文洪前往参加北撤谈判未成而滞留香港时，中央即通过广东区党委通知他们赴南京向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汇报请示。
庄、罗于八月间到达南京梅园新村三十号，会见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廖承志、刘宁一等同志，汇报了琼崖人民坚持六年多抗日战争的概况和抗战胜利后的海南局势。
谈话间，周恩来同志提到根据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将南方部分部队北撤的问题，接着听取庄田同志的汇报。庄田同志提出：“党中央从全局出发、调整我军战略部署，是正确的。但是，党中央、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要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我们的方针。我们海南的革命斗争，尽管环境十分艰苦，但由于海南的党组织坚决而灵活地执行党中央指示，紧紧依靠人民，战胜了许多艰难险阻，红旗始终不倒。党领导的海南的人民军队经过长期斗争的考验，已经发展壮大起来，目前斗争形势是好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撤出海南的部队，对今后坚持海南的革命斗争，势必造成严重影响；同时如果在这时把部队集中起来北撤，在国民党大举进攻面前，就有被歼灭的危险。因此，琼崖党政军民要求继续坚持海南的武装斗争，直到最后胜利，请中央考虑。”
周恩来同志听完汇报后，指示庄、罗写成书面材料，呈报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庄、罗经过认真研究，写成了详尽的书面报告，经周恩来同志审阅修改后，当即送往延安。
不久，周恩来同志告诉庄田、罗文洪说：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批准你们的建议啦！周恩来同志还告诉他们，延安与海南的电讯联络已经恢复，并已将中央指示精神电告海南，但还需庄、罗立即返琼进行详尽的传达。
行前，周恩来及代表团其他同志，分别找庄田、罗文洪谈了话，对坚持琼崖斗争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
庄、罗回到广东后，庄田接受了新的任务，党中央派何濬同志参加琼崖特委工作，同罗文洪一道回海南，他俩在途中辗
转了两、三个月，至十二月底才抵达特委机关所在地。
在何濬、罗文洪返琼途中，中央接到琼崖特委十月二十六日来电，随即于十月三十日发来由毛泽东同志亲自拟稿并经朱德、彭德怀、廖承志等同志签阅的复电：“琼特冯白驹同志：西宥（即十月二十六日）电悉，你们意见很对。你们应当坚持斗争、扩大军队、扩大解放区、学会集中主力打运动战，争取每次歼敌军一营一团；同时发展民兵游击队配合作战。你们应以占领整个琼崖为目标，将来再向南路（即雷州半岛）发展。你们的《坚持自卫反击决议》是正确的。”①
这一复电给琼崖特委带来了巨大的力量。在冯白驹的主持下，特委连日讨论了中央的指示，作出了《为坚决执行中央指示而奋斗的决议》，强调指出：“中央的指示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南。为了完成中央给我们的任务，必须彻底扫除和平幻想，扩大部队、扩大解放区，恢复和扩大军火生产……积极出击，歼灭敌人，展开工作。”
中央的指示、特委的决议，成了当时工作的强大动力。各级党政干部，琼纵指战员和解放区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各支队的战斗活动频繁，小战获胜的次数越来越多。全岛解放区参军参战形成热潮，群众支前工作也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八、十个月总结
我军坚决进行自卫反击，各地不断传来捷报，使人民群众深受鼓舞和激励。至十一月份，我方获悉敌四十六军调离海南的消息，革命军民异常高兴，犹如打了一场大胜仗，到处欢呼雀跃。各部队则抓住敌人撤离的时机，主动出击，给敌人以狠狠的打击。
四十六军来琼一年间，仗着装备精良的优势兵力，向我围攻扫荡，确实给海南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我军奋起自卫反击的十个月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饥饿、疾病、伤残给我们造成了重大的损失，许多优秀的同志在这场斗争中献出了可贵的生命。
就在这个时间里，特委常委、西区临委书记、第四支队政委王伯伦同志因病医治无效而去世，我为此深深感到悲痛。
王伯伦同志出身贫苦，年幼失学，曾到南洋当过船工，一九二四年回乡参加革命活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后参加红军，曾任特委委员、代理特委书记、琼纵政治部主任。伯伦经历了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立场坚定，斗志坚强，作风朴实，善于团结同志，不愧为一个优秀的革命领导干部。他的逝世，是海南党政军民的一大损失。冯白驹同志为失去这位战友而异常悲痛，他亲笔写了悼文，号召革命军民“擦干眼泪，握紧拳头，结束这场光明与黑暗的决斗，当阳光普照全琼的时候，再让我们到伯伦同志的墓前报告人民解放的喜讯。”
伯伦同志逝世后不久，冯白驹同志在澄迈召开了特委会议，对十个月的自卫反击战争作了总结。
特委的同志们认为：海南形势的发展，是全国形势发展所带来的结果。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于一九四六年七月掀起了全国内战。国民党内一小撮战争狂人，曾经口出狂言，声言一年半载甚至三五个月内就可以“消灭”共
军，国民党的参谋总长陈诚就曾经得意忘形地向记者吹牛说：“如果迫不得已而作战，我想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解决。”蒋介石的胃口很大，他要夺中原，打东北进而夺取晋冀鲁豫和苏皖等地解放区，总之他要把全国解放区统统吞下肚去。但是，他的野心大而力不足，战略意图与兵力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他当时拥有的兵力是九十一个军，二百五十三个师，全部投入八个战场的内战前线的兵力占百分之八十五，即二百零几个师，余下的四十九个师中，有十五个师在新疆对付少数民族以及青海的马步芳军等等，二十九个师防守后方的十五、六个省份。全面内战一爆发，蒋军就显出了捉襟见肘，顾此失彼，四面受敌，穷于应付的狼狈相。这一年七至十月间，蒋军对解放区的进攻达到了高潮时期，但是，敌人受到了我人民解放军英勇顽强的反击，损兵折将达三十三个旅（原为师），近三十万人。①为了弥补其主战场上兵力之不足，将四十六军往北调动。四十六军接令后，于十一月份卷起行囊滚出海南岛。
四十六军离琼，宣告其对海南岛十个月围攻扫荡的彻底破产。四十六军是从一九四六年二月开始对我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其第一个“清剿计划”宣称：“一个月内剿灭土共主力。”此时期围剿的重点是我白沙根据地。但是，打了一个月，他们所获甚微，反而留下了二百多具尸体而退出了白沙。接着来了第二个“清剿计划”，宣称：“三个月内（即三至五月份）摧毁土共领导中枢及其主力部队。”但是，打了三个月，他们依然得不偿失，损兵一千六百多人而告退。当敌人两次围剿被粉碎后，
张发奎气急败坏地飞抵海南，提出“政治瓦解与军事围剿并举”的方针，倾其全力向我解放区进行全面的大扫荡。其第三个“清剿计划”又一次宣称：“五个月内（即五至九月份）消灭全琼土共。”但是，敌人的全面进攻造成了兵力部署分散，空隙甚多，给我军提供了许多良好战机，多次遭到我军的打击，直至四十六军北调，其全面扫荡便告破产了。
特委的同志们回顾了这十个月的历程后，畅谈了反击四十六军的战果及主要的经验教训。
在这十个月中，我军共作战近三百次，歼敌有生力量三千二百二十七名（其中击毙一九五〇名，打伤九四二名，俘虏三三五名）。缴获六〇炮两门、轻机枪二十六挺、长短枪五百余支，攻克市镇据点四十余座。
在这十个月过程中，我军亦付出了相当代价，战场上牺牲和受伤者达五百多名，特别是在敌人残酷围剿下，因病、饿致死和逃亡而造成的非战斗减员达一千六百余人。
总结这十个月的斗争，大家认为有这样几条主要的经验：
一、面对现实，丢掉和平幻想。抗战胜利后，部分领导干部思想上存在不切实际的和平幻想，在严酷的现实中接受了经验教训后，才开始了思想上的转折；特别是得到党中央的明确的指示后，进一步作出了自卫反击战的再决定和部署，这是十个月里反围剿斗争获胜的起点；
二、敌人的力量虽然强大，进攻虽然猖狂，但我们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可靠的根据地和坚实的群众基础，紧紧依靠党，依靠人民，我们就有广阔的天地和无穷的力量，就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与敌周旋，克敌制胜；
三、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精神。正确地对待和
贯彻党中央和上级党委关于北撤与南撤的指示，这是海南的斗争能够坚持下来，并且不断得到发展的关键一着；
四、在军事上，正确贯彻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不以保守地盘为目标，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大范围巧妙迂回，行动如疾风流水，忽南忽北，声东击西，把敌人拖得疲于奔命；机动灵活地使用兵力，时而化整为零，时而化零为整，散得开收得拢，避实击虚，相机歼敌，争取了战术上的主动。这些战略战术思想，现在回想起来是符合毛主席的军事思想的。
在经过特委充分讨论之后，冯白驹、林李明、黄康等同志于十一月份签发了一份《自卫反击战总结》的电文，向中央作了报告。
附注
①参照海南军区编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发展史》和黄康撰写的《二十三年红旗不倒》一文所述。
②参阅《琼崖军事斗争工作的报告》。
①今位于琼海县境内。
①六芹山，又称绿现山，今属澄迈县中兴公社和仁兴公社一带。
②镇南队队长张应环，政委陈岩。
①：参阅《韩练成同志谈话记录》。
①“答伐”：黎语，红色的米的意思。黎胞用以称呼红军。
②〓：黎语，我们的意思。
③国贼：黎胞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统称。
①“否啊”：黎语，“剌啊”、“砍啊”的意思。
②“奥雅”：黎语，头人。
①文北县——今属文昌县北部。
①引自琼崖特委给党中央的请示报告（1946年10月26日）。
①引自党中央给琼崖特委的复电。（1946年10月30日）
①参阅1946年8月19口新华社电《蒋介石军事上的五大弱点》及1946年12月6日《解放日报》社论《战局在开始变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