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内容
内战的烽火在西线燃起之时，特委和总部已由儋县的南丰迁回白沙县的牙叉。前线的战报不时从各地纷飞而来。但是，在特委和领导机关内部，部分同志的和平麻痹思想几经起伏，《停战协定》以后，他们的和平幻想又复抬头，常与那些积极主张准备应付内战的同志发生激烈的论争，影响到特委在决定重大问题时处于犹豫不决的被动状态。这种情况传到下边，引起各级干部的诸多议论。
身为琼崖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的冯白驹同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多次走访了机关干部和就近部队指战员，听取他们的见解和建议。他特别倚重来自延安的老红军庄田、李振亚等同志的意见。庄田、李振亚长时间在斗争的第一线，来海南后又亲自经历过“美合事变”①，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一直认为内战是难于避免的。这种见解，使冯白驹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看法。
为了集思广益，统一认识，在冯白驹的提议下，特委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下旬在牙叉召开党政军机关科以上干部和就近支队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议题围绕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提出：海南的形势，究竟战争是主流还是和平是主流？会上，同志们争着发言，各抒己见。
庄田首先发言说：“我们看问题不能凭主观愿望，而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实际出发。”他接着指出：抗战胜利以来，国内不断发生局部战争，在我们琼崖则一直枪声不绝，四十六军来琼后，形势越来越恶化，敌人已经拉开了全面进攻的架势，全岛规模的内战已经是意料中的事情了。但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并没正视这一现实，三、四个月来，和平麻痹思想反复出现，使我们吃了不少亏，教训是沉痛的。这种情况再也不能重复出现了。
庄田的意见得到了多数同志的赞同，但，特委及机关中也有的同志持不同看法，一位负责同志在发言中认为：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都渴望和平建国，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正是顺乎民心的大事，《双十协定》正是以和平建国方针为基础的。国内一些地区以及海南所出现的不利于和平的矛盾冲突，毕竟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一月十日的《停战协定》就是针对这些局部的矛盾冲突而签订的。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在没有得到中央的指示之前，我们不能轻易采取一些不利于和平的步骤。
这些意见，也得到了部分同志的默认和支持。一时间，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争论得十分激烈。纵队司政机关的同志，大多数赞同庄田的意见。参谋长李振亚、政治部组织部长陈青山、宣传部长罗文洪等同志，相继发表了许多中肯的意见，指出：必须充分估计内战的危险性，在大敌当前的紧要关头，如果仍然模棱两可、犹豫不决，必将带来严重的后果；眼下的正确方针应是立足于打，并应立即采取果断行动，奋起自卫。
在历时几天的争论中，冯白驹用心倾听了双方的意见，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最后作了总结性的发言。他回顾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海南反共反人民的历史，历数了抗战胜利以来国民党反动派掠夺胜利果实的一系列罪行，继而列举了国民党反动派向我发动进攻的一系列严重事件：一九四五年九月，国民党反动派勾结日、伪军，围攻我进驻感恩城的琼纵二支队新编八中队，制造了震动全岛的感恩事件；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国民党四十六军渡琼后，一边放出和平空气，一边频频向我发动军事挑衅，相继抢占了我军从日伪手中解放了的许多市镇；一九四六年一月份，四十六军向我西部地区发动进攻，进占了临高、和舍、那大、新州、旧州，王五及北黎等市镇；目前，四十六军正从东、西、南三路指向我白沙根据地。
最后，冯白驹同志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和平我们是要力争的，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依我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目前情况表明，并不是什么和平为主流的问题，而是急需准备战争、应付战争的问题。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和提出问题，我们就会犯错误。”
冯白驹同志的讲话犹如层层剥笋，以其充足的逻辑力量使人们不得不心悦诚服。这场争论引导人们正视了现实，使领导机关的大多数同志开始了思想上的转折。
经过这次会议，特委确认必须充分做好应变的准备，立足于打；采取的方针是避敌锋芒，挺出外线，与敌周旋，相机歼敌。并且作出了以下决定：立即精简领导机关，暂时离开白沙根据地，向澄迈地区转移；挺进支队随领导机关挺出白沙外围，争取主动，待机歼敌；相应地调整和安排各支队驻地和斗争任务；白沙根据地主要依靠扩编的白沙县中队的兵力配合民兵开展游击战；动员人民群众坚壁清野。
此次会议的精神传达到我们四支队后，干部们精神为之一振，一致认为白沙会议是一次有重要意义的会议，标志着我们的指导思想从犹豫不决的被动状态转变为积极迎战的主动状态。这个思想转折，是我们进行自卫战争夺取胜利的良好开端。
身为琼崖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的冯白驹同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多次走访了机关干部和就近部队指战员，听取他们的见解和建议。他特别倚重来自延安的老红军庄田、李振亚等同志的意见。庄田、李振亚长时间在斗争的第一线，来海南后又亲自经历过“美合事变”①，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一直认为内战是难于避免的。这种见解，使冯白驹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看法。
为了集思广益，统一认识，在冯白驹的提议下，特委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下旬在牙叉召开党政军机关科以上干部和就近支队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议题围绕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提出：海南的形势，究竟战争是主流还是和平是主流？会上，同志们争着发言，各抒己见。
庄田首先发言说：“我们看问题不能凭主观愿望，而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实际出发。”他接着指出：抗战胜利以来，国内不断发生局部战争，在我们琼崖则一直枪声不绝，四十六军来琼后，形势越来越恶化，敌人已经拉开了全面进攻的架势，全岛规模的内战已经是意料中的事情了。但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并没正视这一现实，三、四个月来，和平麻痹思想反复出现，使我们吃了不少亏，教训是沉痛的。这种情况再也不能重复出现了。
庄田的意见得到了多数同志的赞同，但，特委及机关中也有的同志持不同看法，一位负责同志在发言中认为：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都渴望和平建国，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正是顺乎民心的大事，《双十协定》正是以和平建国方针为基础的。国内一些地区以及海南所出现的不利于和平的矛盾冲突，毕竟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一月十日的《停战协定》就是针对这些局部的矛盾冲突而签订的。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在没有得到中央的指示之前，我们不能轻易采取一些不利于和平的步骤。
这些意见，也得到了部分同志的默认和支持。一时间，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争论得十分激烈。纵队司政机关的同志，大多数赞同庄田的意见。参谋长李振亚、政治部组织部长陈青山、宣传部长罗文洪等同志，相继发表了许多中肯的意见，指出：必须充分估计内战的危险性，在大敌当前的紧要关头，如果仍然模棱两可、犹豫不决，必将带来严重的后果；眼下的正确方针应是立足于打，并应立即采取果断行动，奋起自卫。
在历时几天的争论中，冯白驹用心倾听了双方的意见，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最后作了总结性的发言。他回顾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海南反共反人民的历史，历数了抗战胜利以来国民党反动派掠夺胜利果实的一系列罪行，继而列举了国民党反动派向我发动进攻的一系列严重事件：一九四五年九月，国民党反动派勾结日、伪军，围攻我进驻感恩城的琼纵二支队新编八中队，制造了震动全岛的感恩事件；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国民党四十六军渡琼后，一边放出和平空气，一边频频向我发动军事挑衅，相继抢占了我军从日伪手中解放了的许多市镇；一九四六年一月份，四十六军向我西部地区发动进攻，进占了临高、和舍、那大、新州、旧州，王五及北黎等市镇；目前，四十六军正从东、西、南三路指向我白沙根据地。
最后，冯白驹同志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和平我们是要力争的，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依我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目前情况表明，并不是什么和平为主流的问题，而是急需准备战争、应付战争的问题。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和提出问题，我们就会犯错误。”
冯白驹同志的讲话犹如层层剥笋，以其充足的逻辑力量使人们不得不心悦诚服。这场争论引导人们正视了现实，使领导机关的大多数同志开始了思想上的转折。
经过这次会议，特委确认必须充分做好应变的准备，立足于打；采取的方针是避敌锋芒，挺出外线，与敌周旋，相机歼敌。并且作出了以下决定：立即精简领导机关，暂时离开白沙根据地，向澄迈地区转移；挺进支队随领导机关挺出白沙外围，争取主动，待机歼敌；相应地调整和安排各支队驻地和斗争任务；白沙根据地主要依靠扩编的白沙县中队的兵力配合民兵开展游击战；动员人民群众坚壁清野。
此次会议的精神传达到我们四支队后，干部们精神为之一振，一致认为白沙会议是一次有重要意义的会议，标志着我们的指导思想从犹豫不决的被动状态转变为积极迎战的主动状态。这个思想转折，是我们进行自卫战争夺取胜利的良好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