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内容
一、迎来胜利
一九四五年秋，海南岛的抗日战场上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当时，我们就预感到日本侵略者的日子不会长了。后来，我会见了冯白驹同志，听了他对时局的见解，愈加意识到我们正置身于迎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时刻，海南岛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冯白驹同我见面时的情景，至今依然留在我的记忆里。
那时候，我在琼崖纵队第四支队任支队长。我们第四支队在抗战中一直活动于本岛西部——临高、儋县地区，支队部驻儋县大成乡的乐墩山。当年夏秋以来，西区的形势有明显发展，冯白驹对此十分关注，要我们一位主要干部往琼纵总部汇报并研究工作。于是，我于八月中旬的一天，动身前往总部。
经过八十里跋涉，我来到了琼崖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驻地——白沙县阜龙乡的文豪山，径直往冯白驹同志的住处走去。冯点驹一见到我，便从屋里迎了出来。我高兴地喊道：“冯同志！”①冯白驹笑呵呵地紧握我的手说：“白山，你近来身体更健壮罗！”这时，他的爱人曾惠予同志闻声而来，同我打了招呼。
我们边说话边跨进了屋里。冯白驹身为中国共产党琼崖特委书记，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同战士们一样住结构简易的茅草寮，只不过他的草寮显得稍微宽敞而整洁，那些用树桩、竹子编成的桌子、卧床和几条长凳，摆得井然有序。
进屋坐定以后，曾惠予拿来了开水和一包日本香烟，说：“这烟可能失味啦，近来的战利品很少有香烟，只好拿这个来招待你。”
冯白驹是不常吸烟的，他打开烟盒抽出一支烟递给我，而后说：“林李明、王伯伦和庄田、李振亚都出发了，今天我俩先谈谈吧！”我于是一边吸烟，一边汇报说：“今年夏秋以来，我们连续打了几场胜仗，目前活动地区已大大扩展。日、伪军不仅在战场上一再吃败仗，他们的内部也不断发生分化。在新州城日寇据点里，两名台湾籍士兵经我们策反后，携带两挺机关枪和一批弹药投向我部；在加来墟日寇据点里，一名台籍翻译官携械向我投诚；不久前，一架日机被不明国籍的飞机击中，堕落在我部驻地附近，我们从残机上拆下了机关枪和机关炮，现已改成了陆战兵器。眼下各地鬼子和伪军都龟缩在据点里，不敢轻易出动。总之，这段时间以来，出现了许多可喜的现象。”
听完我的汇报后，冯白驹轻轻合上了笔记本，他的眼里蕴含着愉悦振奋的光芒，语调平缓地说：“目前形势确实很好。
我们各支队在各区战场上都取得了节节胜利，日伪军先后被歼灭了好几千人，现在他们的营垒正发生急剧的变化，他们的败相肯定还会不断显露出来。”说到这里，他打了一个手势，“日本鬼子正在走下坡路，我们则在走上坡路。”尔后他转而问我道：“白山，你还记得云龙改编时候的光景吗？”
我说：“怎么能忘呢！”
那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事情。琼崖国共双方达成联合抗日的协议，将琼崖工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独立队，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五日在琼山县云龙墟召开成立大会，从此举起抗战的大旗。当年情景犹历历在目，想到这里，我说：“那时候，我们只有三百多人咧！”
冯白驹说：“是呀！在党中央的指引下，我们经过六年多浴血奋战，现在已发展到五个支队①五千多人，加上地方武装是七千多人了。而且，自从党中央指派红军干部庄田、李振亚等同志来琼后，我们这支队伍的建设，有了迅速的发展，部队的革命素质、作战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冯白驹拿起一把竹扇，一边扇风一边继续说：“地方工作方面，我们已在十六个县建立了民主政权，成立了琼崖抗日民主政府。全岛三分之二的土地已成为解放区了。”
接着，冯白驹指出：海南出现的这些振奋人心的变化不是偶然的、局部的，它是随着全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全局性的胜利而来的。他说：“眼下我们暂时还未恢复同延安的电讯联系①，未能直接听到党中央的声音，但是，从各方面获得的情报判断，形势确实喜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空前高涨，苏联红军已经对日宣战，德意日法西斯阵线濒临全线崩溃，我国的抗战已进入反攻阶段，最后胜利为期不远了。”
这时，冯白驹站了起来，加强语调说：“在这一有利形势之下，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采取积极行动，迎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到来。我们要乘胜前进，打击敌、伪、顽，同时做好瓦解敌军工作，摧毁一切敌伪政权，发展抗日民主政权，扩大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接着，冯白驹对我们支队的部署作了扼要的提示。
我一边听，一边作重点记录，心里受到的鼓舞是无可言喻的，我仿佛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来临。冯白驹似乎洞察我的心思，他顺应着我的思路，以提问的口吻说：“胜利的到来是无疑的了。然而胜利以后会怎么样？”没等我回答，他便接着说：“胜利以后，历史将进入一个转折时期，我们将面临着战争与和平的两种前途。是战是和，那要看国民党的态度。我们当然要力争和平、民主，但是如果国民党仍然坚持他们的反动独裁政策，未来的斗争就将会是尖锐而复杂的。”
冯白驹对问题的分析深刻而透彻。我想到的，他讲了；我未想到的他也讲了。他的一席话宛如在我的心胸里打开了一道窗户，使我豁然开朗，意识到我们行将进入一个历史的转折时期，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是胜利，而且是胜利之后的艰巨的斗争。
我同冯白驹同志长谈以后，当晚留在总部住宿，会见了机关部门的老战友们。次日一早，我起程返回西区，冯白驹送我上路，他频频挥手说：“白山，胜利的消息料必很快到来的！”
果然，到了八月下旬的一天，总部派来一位干部，给我们带来了日寇投降的消息。原来，几天前，纵队参谋长兼挺进支队长李振亚同志，率领部队在鹦哥岭下同妄图阻拦我前进的国民党保安第六团打了一仗，把顽军打得丢盔弃甲，狼狈逃窜。在缴获的文件里，翻到了一份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关于日寇无条件投降的通令》，说及日皇已于八月十四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了。在此前后，有的支队也曾得到情报或者敌人的报纸，印证了日寇投降的消息是确凿的。至此，漫漫长夜的战斗迎来了胜利的黎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海南人民经历了六年又六个月的艰苦而又英勇的抗战，先后歼灭和俘虏日、伪军五千八百余人，缴获各种武器四千一百多件和一批辎重。灭绝人性、横行一时的日本侵略者宣告失败了！
获悉日寇投降的信息后，特委和总部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总部迅即由白沙县迁出儋县的南丰墟，领导各支队出师受降，收复失地。受降的部署是：第一支队在琼山、澄迈县，逼近府城镇；第二支队在昌江、感恩①县，逼近八所、北黎镇；第三支队从乐会①、万宁县南进，逼近榆林，三亚港；第四支队进据旧州、王五墟，逼近新州城；挺进支队则随领导机关进至南丰，进军和庆、和舍墟，逼近那大；各支队分别执行所在地的受降任务。在没有部队的地方，由当地县政府和地方武装，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进行受降和接管。
特委和总部传来的消息，犹如阵阵春风，吹遍了这里的高山大岭，沉静的山村一下子沸腾起来了。干部、战士们汇成了人流，从四处涌来，大家手舞足蹈、欣喜若狂，许多人激动得流下了热泪，指战员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我和政委吴文龙同志根据上级指示，请来了儋县县委书记李汉、县长吴明，共同研究并确定进军儋县县城新州。当我们逼近新州城时，即向新州城的日寇驻军发出通牒，令其向我交出武器。
新州日寇接到通牒后，要求谈判。我们即派出副支队长潘江汉和政治处主任江田，进入日军驻处会见日寇代表。日寇代表以没有接到上级命令为借口，拒绝向我交出武器；可是，事后日寇却悄悄地带着一切军事装备撤走了。于是，我们开进了新州城。至此，整个儋县的主要市镇，除那大镇尚为日寇所占领外，几乎全为我军所收复。
二、波澜泛起
我军分别向各地进军之时，总部从新闻电台收听的新闻中获悉：毛主席已亲自去重庆谈判，眼前展现着实现和平的可能性。许多同志对这种可能性十分乐观，以为抗战已经胜利，只等着接受日寇投降，国共谈判的协议一签订，今后就是和平建设的问题了。这种情绪，在我们四支队也同样有所反映。我们在进入新州等墟镇前，曾提出“大胆勇为，谨慎从事”作为执行受降任务的指导思想，但由于在行动中过于谨慎而缺乏主动果断，以致失去了一些有可能强行缴获日寇武器的良机，我们正为此深深感到懊恼。
这时，纵队副司令员庄田同志带着总部的两位参谋人员来到了新州。我和政委吴文龙向庄田作了汇报，谈及我们在执行受降任务中的失误。庄田说：“你们四支队的这种情况，在各支队也同样存在，大都是进占了一些城镇，放弃了许多缴获武器的机会。这种失误，反映了我们头脑里还存在等待和平受降的幻想。”停顿了一下，他又说：“不久前日寇驻那大特遣队指挥官曾主动来南丰求见我方领导，我们指派宣传部长罗文洪同志出面会见。在会见中，对方所表现的态度和意图说明，日寇是不会轻易缴出武器的。”
说到这里，吴文龙请庄田讲一讲这次会见的情况。庄田指了指随他同来的同志说：“他们都知道，请他们谈谈。”于是，总部的同志你一言我一语，给我们作了绘声绘色的介绍。
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一个日军大佐和一小队鬼子的卫兵驱车来到南丰。当鬼子来到警戒线上时，我联络人员和警戒战士当即向他们示意：我方领导只会见负责的官佐，武装的士兵不准进入我防区，必须就地放下武器，留在路边等待。于是，日军大佐只好领着一名翻译，跟着我联络人员进入南丰墟，来到了南丰茶店，罗文洪同志在那里会见了他们。双方道了几句客套之后，便展开了以下的对话：
“贵军士兵很认真的，啊？”日军大佐对我警戒战士的严肃行动显然耿耿于怀，带着一种讥讽的意味说了这么一句。
罗文洪同志严正地回答说：“我军战士在各自的岗位上向来都是认真履行职责的。”
日军大佐无可奈何，只得赔上几声干笑，然后，慢腾腾地说：“皇军现在还是继续在那大等地驻防，我们要求贵军对进驻那大周围的部队活动加以节制，否则容易发生误解，对贵我双方都大大的不利。”
这种强盗腔调，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我方的愤慨，罗文洪同志义形于色，说：“日本侵略军早已成为败兵，你们的天皇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你们现在不是什么驻防问题，而是必须立即解除武装，缴出武器，停止一切军事活动。至于我军在自己的国土上的任何行动，那是我们的权利。”
“我们是请求贵军，不是要求，是请求贵军理解我们的立场。”
“你们坚持侵略者的立场，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如果你们敢于挑起事端，一切后果将由你们负责。”
对方理屈词穷，只得叉开话题说：“我们先不谈这个，不谈这个。”尔后，他提出了战俘问题，要求我方将战争中收容的外国人“交还”他们转给盟国。
原来，我军在战争中收容了一批逃出日寇魔掌的外国人，其中有印度人、荷兰人、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按照惯例，战后将通过适当途径遣送他们回国，与日寇并无关系。罗文洪当即回答说：“我军确实收容了一批外国人。这些外国人是你们拉来当炮灰的。现在他们获得了解放，我们将根据其意愿分别把他们遣送回国，用不着你们过问。”
日军大佐显然有些焦躁了，他竟使出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你们不肯交出来，盟军会不高兴的，不排除使用武力要你们交的可能。”
真是岂有此理！罗文洪对此报以轻蔑的一笑，说：“交不交给盟军，那是我们的事情，用不着你费心。至于说到武力，我们是知道怎样对付的。”
周围的空气顿时有些紧张起来，一直陪坐在旁的日寇翻译，害怕他的主子下不了台，马上说：“是不是以后再商量，啊？”
日军大佐一时无以应对，只得顺着翻译给他搭好的台阶，变换腔调，东一句西一句地随口搭讪起来，最后灰溜溜地离开了。
总部的同志讲述了罗文洪会见日军大佐的过程之后，又介绍了各支队代表在与日寇交涉中遇到的其他情况。这时，庄田同志神情严肃地说：“敌人是有一个统一口径的，这个口径中蕴藏着的阴谋是：借口拖延时间，阻挠我军受降。看来，很可能日寇统帅部与国民党反动派达成了密约，要让蒋介石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我们可不能不警惕啊！”庄田同志的话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嗣后，这些消息传到了部队，干部战士们思想上泛起了阵阵波澜，议论纷纷，对日寇至今仍坚持侵略者的立场感到非常的愤慨。一些原先等待和平受降的同志，开始感到困惑不解；另一些同志则从中预感到：抗战虽然胜利了，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场艰巨而复杂的斗争。
三、舌战“盟邦”代表
抗战胜利后，形势的发展犹如雨季风云，一会儿晴空万里，转眼间却阴霾满天。人们迎来胜利的时候，心情何等振奋，简直是欣喜若狂！可是随后令人愤慨的消息却接踵而来：蒋介石下令“不准”我军受降，日寇拒绝向我交出武器……这些消息，使大家的满怀喜悦化成了怨恨和愤怒。但是，那时候，部分同志还寄希望于同盟国主持公道。当然，也有部分同志对这种想法嗤之以鼻，认为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所谓的同盟国，究竟能不能主持公道，暂时还是一个谜。直至特委常委、纵队政治部主任王伯伦同志来我部指导工作，谈及冯白驹、庄田同志会见“盟邦”代表的情况后，这个谜才算是揭晓了。
一九四五年九月间，太平洋战区美军司令部派来了两名联络官员，以“盟邦”代表的身份，要求到南丰会见我领导干部。特委经过研究，决定由冯白驹、庄田、罗文洪等同志接待他们，并挑选了一名从石碌矿山中逃来我方的香港同胞当翻译。
“盟邦”代表在日寇驻那大特遣队指挥官的陪同下来到了南丰，这就给了人们一种不祥的预感，美国人怎么同日寇搞到一起来了呢？！来访的两名美军联络官，一副标准的军官打扮，身穿笔挺的棕绿色军服，脚着擦得光亮的马靴，他们肩上分别佩戴着上校和中尉军衔。陪同前来的日军大佐，亦是一身戎装。
与来访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冯白驹、庄田、罗文洪等同志穿着简朴，举止随和，与普通战士并无明显的区别，除了他
们腰间携带的手枪足以表明其军人身份外，外表甚似乡间的老百姓。来访者对此，流露出一种诧异的神情。
经联络人员引见之后，美军上校先开腔：“见到您，很荣幸！”
冯白驹同志含笑点了点头。双方进行了一番应酬。上校带着恭维的口气说：“贵军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坚持孤岛苦斗，赢得了生存和发展，可以说是一宗历史的奇迹，本人无限敬佩！”
静坐一旁的美军中尉，这时毕恭毕敬地递上一张写着英文的便笺，大意是说：“我以最诚挚的心情，向领导海南军民坚持长期斗争的冯白驹将军，致以崇高的敬意！”
冯白驹同志接过便笺，淡淡一笑说：“我们能够长期坚持斗争，战胜日本侵略者，这是中国人民的力量。如果能够说是奇迹的话，正是中国人民所创造的奇迹！”
作为失败者的日寇指挥官，此时十分尴尬，尽力装出一种无所谓的神情问道：“你们琼崖纵队有多少人？”庄田同志从旁作了回答之后，日本人似笑非笑地竖起拇指说：“你们的厉害！我们的那么多人，那么多枪，也没能战胜你们。”对于那些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法西斯强盗们，在其狂妄地推行战争政策的时候，他们是不可能正确估量人民力量的；只有在他们饱尝铁拳，彻底被摧垮之后，才有可能认识到，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一阵闲话过后，谈论进入了正题。两个美国人先后发了言。大意是说：美军来华，系应中国政府之请求。根据波茨坦公告精神，美国对于监督日本执行投降条款，解除日军之武装及遣送回国负有责任。贵国政府目前正在着手受降事宜，在此
之前，日军仍需原地驻防待命。谈到这里，日寇指挥官频频点头表示附和。
美国人的底牌亮出来了，原来是这样一个“盟邦”！
冯白驹同志听了以后，严肃地说：“关于这一点，日军大佐上次来访时，我方代表罗文洪同志已严正申明过：日军现在不是驻防问题，而是必须立即就地解除武装，老老实实地向我们交出武器。”
尽管来访者竭力装出一副友善的面孔，言谈中斟字酌句，措词婉转，但是，这一切都遮掩不住骨子里隐藏着的阴谋。为了揭穿他们的诡计，冯白驹同志用事实驳斥了他们，指出：日寇至今拒绝向我交出武器，以种种借口拖延时间，掩藏军事物资，销毁战争罪证，明里暗里搞日、伪、顽（国民党反动派）合作，顽固地坚持着侵略者的立场，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日寇指挥官连声解释说：“那是误会，误会。敝军尚未接到上司命令，所以不便向贵军交出武器。”
美军上校点了点头，有意避开这一话题，打起一种油腔滑调说：“日本既然投降了，和平已经到来，要武器还有什么用？”
冯白驹同志当即回答道：“上校先生是军人，当然知道武器是干什么的。如果说已经没有什么用的话，为什么日军不肯把武器交出来？”
“呵……呵……这……”上校显然有些语塞，后来勉强地憋出了一句：“这些未必都是真实的吧？！”
冯白驹同志不屑于理睬这种抵赖式的言词，继续说：“我们希望盟邦真正履行作为同盟者的义务，对于我抗战军民的受降问题，应当采取明智的态度。”
上校马上说：“贵军与政府军之间如何划区受降的问题，我们尊重贵国政府作出的妥善安排。”
日本人接着伪善地说：“贵军如果在装备上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出力相助。”他装做开玩笑的模样指着庄田同志腰间挎着的手枪说：“那个，不就是我们的么？”
对于日寇的这种挑衅性的语言，庄田同志随即以轻蔑的口吻回答：“不错，那是我们从侵略者手中夺过来的。”
至此，来访者的意向已清楚地表明：美、日、蒋互相串通，妄图麻痹我们，拖延时间，把受降的权益全盘交给国民党反动派。冯白驹同志义正词严地申明我军的立场，指出：海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抗战，流血牺牲，付出了巨大代价，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现在日寇所属各部队应立即停止一切军事活动，向我们抗日武装交出武器。接着，他强调说：“谁抗日最坚决，谁最有取得胜利果实的权利。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战中袖手旁观，坐等胜利，现在又妄图独吞胜利果实，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冯白驹同志语调平和，但言词间含着一股正义的力量，使美军上校无以应对，连忙找到了几句圆场的话：“那是贵国的内政，我们不便过问，不便过问。”
来访者有意把话题引开，兜了几个圈子之后，提到了我军在战争中收容的外国人问题，要求双方提供合作，妥善地将这批人遣送回国。我方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双方并确定了遣送工作的有关事项。这样一来，算是给来访者搭了一个下台的阶梯，会见就这样结束了。
冯白驹等同志会见“盟邦”代表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机关和部队，又一次引起了同志们的纷纷议论。一些原先以为“盟邦”会
主持公道、监督日寇执行投降条款、合理划分受降区域的同志，无异于服了一剂清醒剂，开始感到寄希望于“盟邦”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一些原先持有不同见解的同志，似乎早就预见了这次会见的必然结果。他们说：所谓“盟邦”，实际上是与蒋邦沆瀣一气的啊！
四、感城血案
当我们听到美蒋串通一气，妄图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的消息时，心里正愤愤不平，不久，特委和总部发下一份通报，传来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我军一个中队进入感恩城等待受降时，遭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歼，九十多名干部战士壮烈殉难。这简直是一个晴天霹雳，它激起了我们对凶恶敌人的满腔怒火，对壮烈牺牲的烈士们的无比悲痛！
感恩城位于本岛西南部沿海公路线上。是石碌、八所至崖城、三亚的一个交通联结点。城内原有日寇一个小队驻扎，附近有当地国民党反动派头目庄继周、张大环的土顽部队活动。日寇投降不久，我南区临时指挥部成立，由琼纵政治部副主任陈石任指挥，二支队长陈武英任副指挥，率领二支队及地方武装收复昌感地区，逼近日寇驻扎的北黎、八所等镇。为了牵制敌人，开展群众工作，指挥部命令新编的八中队随同地方政府在感恩城一带行动。临行前，陈石、陈武英同志曾向他们分析了当地日寇驻军与土顽部队的动态，交代他们不宜擅自进入感恩城，只宜在附近地带飘忽行动，监视敌人并作群众工作。但是，当时昌感县副县长王廷俊等同志，由于对形势估计不足，
存在和平受降的幻想，竟然未经请示就擅自决定带领地方干部和八中队进入感恩城。八中队系刚由县常备队改编过来的队伍，二支队派到这个中队的干部有指导员张愚，中队长李永孝，他们初来乍到，对情况不甚了然，一时提不出异议。于是，一次悲壮的流血事件就这样发生了。
王廷俊领着二十多名地方干部和八中队六十多名指战员，来到了感恩河畔的麦氏宗祠。八中队的中队长李永孝因事未随同队伍进城。指导员张愚在安置好队伍之后，来回观察了驻区周围的地形地物。这里西南面临大海，北边是感恩河，东边有日本鬼子的炮楼，一旦发生情况，背水而战，实在是一个兵家的绝地。他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曾向王廷俊作了汇报，却没有引起王廷俊的足够注意。
次日晨，先后有群众报信说庄继周、张大环的土顽部队出动了，我侦察人员也发现日寇据点里有形迹可疑的便衣出出进进。出现这些情况后，张愚提出迅速撤退的意见，王廷俊却认为：敌人系游杂部队，战斗力不强，未必敢把我们怎么样；再说队伍刚进来不久就撤走，将白白丧失受降机会，定会贻笑于人民群众。
正在争议之时，侦察人员跑来报告，东南方向发现庄继周的队伍达数百人之众，正分几路向我驻地包抄过来。敌人全副武装，而我八中队却只有二十几支枪、几十枚手榴弹和为数不多的子弹。力量对比悬殊，退路已被截断，情况极为严峻。王廷俊和张愚当即带领干部、战士，凭借祠堂四周的坚固围墙拚死抵抗。
敌人尽管兵多势大，由于遇到战士们的猛烈反抗，一时间龟缩着不敢向前靠近。殊不料附近的日寇炮楼竟然向我开炮轰
击，配合土顽部队的进攻。敌人仗着日寇的助战，立即疯狂组织力量向祠堂猛攻。
战斗持续了四、五个小时，子弹都打光了，我方伤亡惨重，副县长王廷俊光荣牺牲，已经到了危急关头。张愚果断地下令砸枪，领着剩余的五名干部战士和女炊事员孙岳退到祠堂右侧厢房，继续拚死与敌人对峙着。后来，敌人一阵豺狼似的吼叫着向右厢房冲来。张愚把手中的手榴弹拉了弦。接着轰隆一声，张愚等五名英雄战士与冲上来的敌人在火光中同归于尽。女炊事员孙岳，却一下子被甩进了尸体群中……
入夜，经历了腥风血雨的感恩城死一般地沉寂。胆子大的乡亲们提着风雨灯陆续来到了麦氏宗祠，他们发现孙岳一息尚存，赶紧把她抢救出来，送到了一个老大娘家里。老大娘为她洗去浑身血污，叫人出去找来草药为她包扎。为了提防坏人的耳目，老大娘还连夜悄悄地把她藏到坡野上的一个小草棚里，尔后一直守在她的身旁。在老大娘的精心料理下，孙岳渐渐清醒过来了。她满怀悲愤的心情向闻讯赶来的部队首长汇报了感恩事件的详细经过。
这一事件发生后，二支队宣传干事吴方定同志奉命前往调查，并向冯白驹、庄田作了汇报，他们听后甚是愤慨和沉痛。庄田说：“烈士们的牺牲是十分壮烈的，但这是一次血的教训，敌人在用枪炮给我们幻想和平受降的同志上了深刻的一课。”冯白驹随即给领导机关全体干部作报告，着重指出这一事件的严重教训，认定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勾结日寇，蓄意制造内战的一个信号。同时指出：王廷俊、张愚等同志在敌众我寡的悬殊条件下，坚定地指挥队伍勇敢战斗到底，壮烈牺牲，这种宁死
不屈的磅礴气概，极其可贵；但是，他们抱着和平受降的幻想，违背军令，擅自带队入城，以致造成不应有的严重损失，教训极其惨痛，必须牢牢记取。嗣后，特委和总部向各地党政军组织发出了通报。
感恩城事件传到部队后，引起了干部战士们无限的悲愤和强烈的震怒。二支队在为九十烈士举行追悼大会后，在支队长陈武英亲自带领下，在东号村附近公路上伏击，打了敌人一辆汽车，缴获一挺机枪，打死了感恩城游击指挥部副指挥张大环，生俘敌副营长杨兆楷，为烈士们报仇雪恨。
五、海口谈判
海南岛的大地上，内战阴云在迅速集聚，给人民带来了忧虑和不安。这种忧虑和不安随着国民党四十六军渡海来琼而加重了。
十月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达成的《双十协定》刚刚发表，国民党四十六军却奉调于十一月来琼。这支美式装备的正规军一踏上海南岛，就违背“双十协定”，肆意掠夺抗战胜利果实，不断向琼崖纵队进行武装挑衅，使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为了从政治上揭露敌人，特委和琼纵根据重庆谈判的精神和人民的愿望，曾先后两次致函国民党琼崖当局，提出了和谈的要求，指岀：“在战后的海南，不应再有痛心的内战。要根据双十协定，实现海南的全面和平。”这些呼吁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国民党琼崖当局鉴于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尚未就绪，同时为了缓和社会舆论，欺骗和麻痹人民，因而作出了种种和平姿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冯白驹收到了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发来的一封信，邀请我方代表赴海口谈判。特委经过讨论，决定派琼崖民主政府成员史丹为谈判代表。
对于这次谈判，同志们都十分关注，后来我和史丹相会时提及这件事，他便原原本本地给我讲述了谈判的始末。
那是十二月初的一天，冯白驹亲自向史丹传达了特委关于和谈的原则和我方的提案，具体地交代了任务。史丹便带上一名警卫员，于十二月中旬上路，第三天进入澄迈县境。在接近联络点的途中，他俩换上了时新服装，不久到了南渡江边，同四十六军派出的一位中尉军官接了头，然后途经澄迈县金江镇，前往海口市。
史丹到达海口后，被韩练成派来负责接待的一名副官安排住进四十六军招待所。过了一天，谈判开始了。谈判在海口市得胜沙路临海边的椰子园里进行。日伪时期，这里是日寇军营，当下成了国民党四十六军军部驻地。
会上，韩练成先一一向史丹介绍了参与谈判的其他随员。这些人表面上客客气气，彬彬有礼，但却掩盖不住那种趾高气扬的傲慢之气。谈判开始后，史丹阐述了琼崖特委对时局的态度和方针，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对琼纵的武装挑衅，共同遵守“双十协定”，实现海南的全面和平。
韩练成并不直接回答史丹提出的问题，他环顾了一下左右的谈判助手，然后说：“我们讨论问题，必须以国家军令、政令之统一为要旨，军队要实行国家化，你们琼崖纵队应由政府统一收编。”
一名校官马上接着说：“你们归编政府军是势在必行，应当早点就此做出积极的准备。”其他人也接着叽叽喳喳的说了
起来。
很明显，对方妄图在所谓“统一军令、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琼崖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和广大的解放区。
史丹同志态度镇定而沉着，他说：“你们邀请我方代表到这里来，是谈判的，不是来听命于谁的。诸位对‘双十协定’的基本精神及和平团结的方针避而不谈，对协定中的十二项条款也没有说及，只片面强调军队国家化问题，显然是缺乏和谈诚意的。关于军队整编问题，目前我党中央正在与国民党当局谈判之中，我们在此讨论这个问题是多余的。”
会场上一阵鼓噪，有人说：“琼纵那么点人马，土枪土炮，不顶用，还是老实归编好。”云云。
史丹说：“我今天远道来海口谈判，并不是因为我们软弱无力，而是要使广大人民群众看到我们争取和平的诚意，如果你们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你们就在人民群众中亏了理。再说，真要打起来，你们未必就能取胜，这一点，请勿谓言之不预。”
看来，谈判难于进行下去了。韩练成以持重的口气圆场，说：“我们的讨论是否暂时到这里，请史先生回去同琼纵的领导商量商量，下次我们再谈。”
会谈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当天晚上，韩练成忽然驱车来到了史丹的寓所。他先向史丹表示一番问候，说了些照顾不周的话。
史丹一时摸不清来意，未知这位军长阁下的突然光临，唱的是哪出戏。
这时，韩练成把副官支使开去，向周围环顾了一番，然后放低声调说：“史先生，我寄琼纵的信函你看到了吧？那些都
是官样文章。”
他稍微停顿之后继续说：“但是，其间有一句是真心话：我韩某决不做对不起海南人民的事。”尔后，他向史丹交了“底”，说：“我和共产党是老朋友，早在大革命时代，我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部队）的时候，曾和许多共产党员一块工作过。我对共产党有认识，党对我也有了解。至今，党和我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
接着，他说自己到四十六军后，处于一种复杂的处境之中。四十六军系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部队，几个师的师长都是桂系的骨干人物，蒋介石也派了些坐探在里边，在这种情况下，他无法有效地控制这个军的活动。他列举了一些事例，说明蒋介石在一边搞谈判，一边积极准备内战，四十六军被派到琼崖，目的在于消灭海南的共产党和琼崖纵队。他还着重告诉史丹：目前正在进行军事部署之中，今天的所谓和平谈判，实际是一种欺骗舆论、麻痹对手的故作姿态罢了。因此请史丹转告琼崖纵队领导，必须提高警惕，做好打仗的充分准备，在目前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应避敌锋芒，注意保存力量。最后，韩练成表示在某个适合的时间，他将以出巡为名义，在某个适宜的地点，希望能够会见琼崖领导人冯白驹。
史丹听着听着，心里泛起种种疑虑，韩练成的表白是假的吗？但是他确有许多发自肺腑的语言，而且揭露了许多国民党的重要机密；说是真的吗？眼下又无法得到确定的佐证。韩练成仿佛看到史丹的这种疑虑，有意询问琼纵有没有电台？史丹回答说有。实际上我们的电台在抗战中遭受破坏以后，就中断了同中央的电讯联系。但是，在当时情况下，当然是不能照直告诉对方的。
“你们如果有电台的话，请示一下党中央，就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韩练成态度恳切地说。
史丹听后说：“感谢韩军长的一番好意，我回去之后将提请特委研究这些意见。”接着，史丹提出要同各界人士进行一些必要的接触。韩练成劝阻说：“目前条件不允许，这里的中统、军统特务和桂系耳目甚多，他们千方百计要算计你，但是碍着我，他们还不敢怎样。为了安全起见，暂时不必抛头露面，争取在近日内我派人送你回去。”
这样一来，史丹原打算召开记者招待会等活动，便成为不可能的了。过了两天，韩练成派车将史丹和警卫员送到澄迈，然后循原路踏上了归途。
六、西线战火
国民党当局一边带上和平的假面具与我方代表进行谈判，一边却凶相毕露地向我各部队进行武装挑衅，特别是在西部地区，已经明里暗里拉开了进攻的架势。
海南岛西部地区，包括澄迈、临高和儋县，与西南部的昌江、感恩地区相接壤。这里面临北部湾，沿海有许多口岸，背靠雅加大山脉，是进入本岛腹地的重要通道。日寇投降后，总部和挺进支队进驻西部重镇那大附近的南丰墟，我们第四支队挺进至儋县和临高县沿海地区，进驻儋县县城新州等墟镇，西线的半壁河山基本在我控制之下。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消灭琼崖的革命力量，实行专制统治，势必以西线为其进攻的突破口。
事态的发展正是这样。国民党四十六军来琼后，除以一八
八师进入东北地区，新编十九师进入西南地区外，以其主力一七五师及保安第六团进入西部澄迈、临高、儋县地区，其兵力部署，显示了以西线为重点，主要矛头指向儋县的态势。一九四五年冬，一七五师及保六团已由澄、临步步逼向儋县，强占曾被我解放了的长坡、木棠等墟镇。国民党的乡政人员和地主豪绅得意忘形地扬言道：“我们的王焕县长快要回新州主政了。”
这时，我们支队部和儋县县委领导同志共同研究了敌情我情，从许多迹象判断，敌人进攻新州势在必行。我们考虑到当时敌人数倍于我，再则新州的地形不利于防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避敌锋芒，保存力量。于是决定支队部和儋县党政机构撤离新州，迁至靠近山地和有利于防守的王五墟；二大队随支队部行动，四大队的两个中队驻旧州墟，一大队在新州、王五、旧州三角地带的农村，随时准备策应王五、旧州的作战。随着，我们按照上述部署进行了转移并报告了总部。
时序进入了一九四六年。一月下旬，传来国共双方签署“停战协定”的消息。一时间，和平麻痹思想在我们党内军内再度抬头，部分干部认为，海南内战的阴云将为“停战协定”所驱散。这时，特委传来指示：为了争取停战后在军事调处中占优势，进驻城镇的部队和党政机关不能擅自撤离。面对着时局所呈现的那种纷纭复杂的情况，我们既不否定但又不相信“停战协定”的约束作用。一纸协定有没有可能迫使四十六军放下屠刀呢？在疑团莫释的情况下，我们一面遵照特委指示，仍继续驻在王五墟和旧州墟，没有立即撤出转入农村机动作战；一面就地加强防卫，应付敌人突然进攻，同时做好撤退的准备。
果然，一月二十日，一七五师一个团和保安六团，突然向
我王五墟发起了进攻。同日，旧州亦遭到了敌人的攻击。
王五墟四周围着又厚又密的刺竹丛，东西南三条路口均有炮楼，防守严密，要进来是不容易的。但是，敌人利用夜间在王五墟东南边秘密砍刺竹劈出一条小通道。
这天凌晨，突然炮声四起，一颗又一颗炮弹尖叫着向支队部驻地文昌阁射来，爆炸声震耳欲聋，文昌阁古老的屋顶瓦片飞溅，墙壁上的沙石哗啦啦地倾泄而下。我火速命令二大队长王山平、政委符致东，组织力量坚守东西两头大街口，抗击敌人的进攻，同时坚守东北高地，严密控制东门通道。王山平、符致东迅速指挥队伍行动。顷刻间，二大队副大队长黄克、四中队长冯位才、指导员冯裕进奉命带领一、二小队四十多人飞快进入街道口防御工事和附近民房。这时敌人如潮水般涌来，黄克一声喊：“打！”我军机枪、步枪一齐吼叫着向敌群射去，敌人一排排地应声倒下，其余敌军一时晕头转向，赶忙向后退去。一阵弹雨过后，敌人凭仗其人多，又分成三路向四中队阵地冲来。冯位才迅即指挥机枪手猛烈反击，机枪射出的子弹顿时成了数道火龙，压住了三路进攻之敌。
敌人几次冲击，无法突破我街道阵地的纵深，即用迫击炮向我疯狂轰击，并以一部分兵力迂回突入街道，登上了居民的楼房，居高临下，对我四中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这时，黄克、冯位才、冯裕进迅速带领队伍转入居民楼房，靠骑楼两边的柱子掩护，顽强地进行反击。敌军在一边街道的楼上，我们的战士在一边街道的楼下，双方对峙着。
战斗至中午十二时，我四中队伤亡二十多人，五中队也伤亡十多人。副大队长黄克，在指挥战斗中中弹伤倒在门口旁边，看护班长黄若媛冒着弹雨，赶紧过来给他包扎，不料一颗
炮弹尖叫着向他的身旁飞来，他猛地把看护班长推进了房门口，而他却挡住了爆炸的弹片，结果，这位年仅二十多岁的指挥员，英勇地献出了生命。
这时，王山平、符致东带伤督战，五、六中队也在顽强地抗击着敌人。在这紧要关头，郭壮强大队在王五墟的外围主动投入作战，阻击向东北高地迂回之敌，战斗在王五墟内外激烈地进行着。
我们支队领导在充分掌握了敌情之后，认为眼前敌我兵力悬殊，为了保存部队有生力量，我们只能暂时放弃王五，于是支队部做了撤退的部署。从下午一时开始，我带领队伍从容撤离王五墟。冯位才的四中队，仍然勇猛顽强地坚守在街道口，这时我派去的通讯员因无法穿过街道传达命令，在远处向冯位才招手示意叫他们撤。可是街道已被敌人火力控制，怎么撤走呢？冯位才赶紧派六班长陈德卿沿着楼房一侧去探路，不料一颗子弹擦过陈德卿的颈部，打伤了他的食道，他一下子扑倒在地，鲜血染红了他的上身。看护班长黄若媛看到后火速跑来抢救。陈德卿指了指一座房子边的一条隐蔽的小通道，看护班长赶快报告中队长，于是，冯位才和冯裕进，带着剩下的同志，背上六班长，顺着这条小通道，穿过了敌人火力控制的地段，尾随支队部之后，撤出了王五墟。六班长陈德卿颈部食道受伤，后来治愈了，喉咙里插上了一条用于进食的小胶管，但他却很乐观，常开玩笑说，阎王爷怕他，不敢收留他，还送了他一条胶管当项链。
我们撤出王五后，退至大成的乐墩山一带，敌人却尾随而来，不断向我袭击。显然，四十六军已在向我发动试探性的进攻，他们开始动手在西线点燃了内战的烟火。事实表明：“停
战协定”不过是一纸空文，它根本束缚不了穷凶极恶的敌人。
王五战斗中，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由于指战员们勇猛作战，抗击了数倍于我的敌人，并从容撤离王五墟，除副大队长黄克牺牲，四中队、五中队有所伤亡外，基本保持了部队原有的战斗力，表明我们的队伍是经得起恶战检验的。但是，这次战事亦暴露了我们领导思想上没有彻底清除和平麻痹思想，以致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教训是深刻的。
敌人的猖狂进犯，激起了同志们的满腔义愤，同志们磨拳擦掌，决心狠狠回击敌人。但是四十六军系全套美式装备的十分蛮悍的部队，在兵力上占着极大的优势。对这样一个敌人，能不能战胜它，还需要实践的检验。
就在这时候，二支队传来了捷报，支队长陈武英和政治处主任陈岩率部在石碌铁路上伏击四十六军过往的列车，毙敌上校军官以下三十多名，俘敌县级地方官员一名，缴获轻机枪二挺，给挑起战火的敌人当头一棒。这一胜利消息，大大地振奋了全岛各地的军心民心。我们第四支队指战员亦受到很大鼓舞，当时虽然处于守势，但是，我们在防御中采取了积极的军事行动，寻机袭敌，给敌人以有力的反击。
七、第二次谈判
史丹赴海口与韩练成谈判之后，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上旬归来，将情况向特委作了汇报。特委认为史丹的海口之行，以实际行动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污蔑我党不要和平的谎言，有利于
教育各界人士和广大人民；同时，在与韩练成的接触中，初步了解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意图，有利于我们做好应付敌人发动内战的准备。但是，韩练成的政治面貌如何，由于我们不了解他的情况，所以仍然是一个解不开的谜。为了表明我们对和谈的诚意，尽一切努力实现国共谈判达成的“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力争实现琼崖的全面和平，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了解敌人的动向，并对韩练成作再次的考察，特委决定史丹重赴海口，与韩练成进行第二次谈判。
史丹受命之后，带着警卫员于二月中旬重又登上去海口的途程。他们循原道来到了金江镇联络点，只见国民党部队调动频繁，来往匆匆，风声吃紧。在联络点里，接待他们的还是那位中尉军官，他一见到史丹就悄悄说：“史先生此次去海口恐怕不是时候啊。”史丹听了，预感到此行将会是困难而艰险的。
住了两天，史丹乘坐保六团的车到了海口，被安置在得胜沙路的侨安旅社二楼住宿。史丹他们住下后，受到的接待显然没有上次来时那样客气和周到了。几天后，开始进行第二次谈判，地点仍在老地方——椰子园。
史丹在椰子园里会见了韩练成。韩练成半卧在沙发里，点头示意请史丹坐下。看样子他行走有些不便。史丹环顾左右，见在座的大体是上次参加谈判的那些人，但个个表情冷淡，周围呈现一片肃杀的气氛。
韩练成先开口说道：“上一次谈判，我们提出了意见，史先生回去汇报以后，琼纵领导作何考虑？”
史丹回答说：“我们认为，关于军队整编问题，目前国共两党中央的代表正在谈判之中，我们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是不
适宜的。”
在座的一位校官接着说：“史先生此言差矣！抗战胜利以后，外患已经消除，而内忧却愈见严重。这主要是由于国家军令政令之不统一，这样我们就根本无法实现国父孙中山的‘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教。总之，谋求军队国家化的实现，不唯是全国的需要，亦是海南的当务之急。海南要实现和平，必须首先解决这个问题。”
史丹道：“不然！所谓军队国家化问题，实际上是企图取消人民武装，把军队变为国民党一党私有的工具，这样做，对于和平的实现是南其辕而北其辙。我们认为，当前要实现海南的和平，必须认真执行‘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
说到这里，韩练成高声插话道：“违背‘停战协定’的是你们！你们口口声声讲和平，为什么却动手打我们？”左右那一班参与谈判的人，个个扳起面孔，有的露出凶相，活似阎罗殿里的夜叉。
史丹却不慌不忙，冷笑道：“一边讲和平一边动手的是你们，而不是我们。你们四十六军渡琼后，夺取了海南人民长期抗战的胜利果实，进占了琼纵从日伪手中解放了的许多重要城镇据点，事实俱在，我方均一一记录在案，你们想抵赖是不成的。”
韩练成“啪”地一声拍着桌子说：“你……血口喷人！我这次出巡石碌，乘火车遭到你们暗算，几乎丧命，幸好我躲藏起来，未被你们发现。现在我腰伤未愈，这是铁一样的事实，就凭这一点，我就可以处置你这个谈判代表。”
旁边的那些家伙，有的竟霍地站起来，很有点剑拔弩张的味道。
史丹一听，才知道原来在石碌铁路伏击战中，韩练成竟挨了打，这倒是原来所未曾料及的事情。史丹当即理直气壮地说道：
“我军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对你们的猖狂进犯给予回击，完全是正当的。至于说，处置谈判代表，你们国民党是有这个先例的，过去琼崖国共谈判时，我党代表林耀簇就惨遭你们杀害，但是，杀了一个林耀簇，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你们国民党的狰狞面目，如果你们硬要做这笔政治上的赔本生意，那就悉听尊便。”
谈判就这样在双方的舌战中不欢而散了。
第二个晚上，韩练成微服来到侨安旅社独自会见史丹，见面之后，他嘱咐随从人员说：“有人找我，就说我不在。”
韩练成满面和颜悦色，同谈判时那副严肃的面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亲切地问候了史丹，尔后低声说：“我过去对上对下说过，你们琼纵力量不大，不敢动手。可是这次你们在石碌伏击，缴了机枪，又打到我这个军长的头上，上上下下不少人利用这个来做话题，上边对我催得很紧，海南的内战是一定要打的了，你们得做好充分的应变准备。”停顿了一下之后，他又说：“这里不是你久留之地，那些家伙心毒手狠，我想法尽快送你回去。”说完，他便匆匆告辞，史丹本来想提出的一些问题，也就话到口边而无法说了。
同韩练成的接触，给史丹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但是，他一时却找不出确凿的证据足以说明韩的真实面貌，只好带着问题归去。当时，内战的帷幕已经拉开，特委、琼府和琼纵的领导精力集中于应付敌人的进攻，无法进一步弄清韩的身份，暂时把它当成一个存疑的问题搁置下来了。一直到解放后，我们得
知韩练成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兰州军区副司令员时，才完全看清了韩练成的“庐山真面目”，解开了心头之谜。
八、思想转折
内战的烽火在西线燃起之时，特委和总部已由儋县的南丰迁回白沙县的牙叉。前线的战报不时从各地纷飞而来。但是，在特委和领导机关内部，部分同志的和平麻痹思想几经起伏，《停战协定》以后，他们的和平幻想又复抬头，常与那些积极主张准备应付内战的同志发生激烈的论争，影响到特委在决定重大问题时处于犹豫不决的被动状态。这种情况传到下边，引起各级干部的诸多议论。
身为琼崖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的冯白驹同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多次走访了机关干部和就近部队指战员，听取他们的见解和建议。他特别倚重来自延安的老红军庄田、李振亚等同志的意见。庄田、李振亚长时间在斗争的第一线，来海南后又亲自经历过“美合事变”①，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一直认为内战是难于避免的。这种见解，使冯白驹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看法。
为了集思广益，统一认识，在冯白驹的提议下，特委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下旬在牙叉召开党政军机关科以上干部和就近支队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议题围绕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提出：海南的形势，究竟战争是主流还是和平是主流？会上，同志们争着发言，各抒己见。
庄田首先发言说：“我们看问题不能凭主观愿望，而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实际出发。”他接着指出：抗战胜利以来，国内不断发生局部战争，在我们琼崖则一直枪声不绝，四十六军来琼后，形势越来越恶化，敌人已经拉开了全面进攻的架势，全岛规模的内战已经是意料中的事情了。但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并没正视这一现实，三、四个月来，和平麻痹思想反复出现，使我们吃了不少亏，教训是沉痛的。这种情况再也不能重复出现了。
庄田的意见得到了多数同志的赞同，但，特委及机关中也有的同志持不同看法，一位负责同志在发言中认为：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都渴望和平建国，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正是顺乎民心的大事，《双十协定》正是以和平建国方针为基础的。国内一些地区以及海南所出现的不利于和平的矛盾冲突，毕竟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一月十日的《停战协定》就是针对这些局部的矛盾冲突而签订的。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在没有得到中央的指示之前，我们不能轻易采取一些不利于和平的步骤。
这些意见，也得到了部分同志的默认和支持。一时间，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争论得十分激烈。纵队司政机关的同志，大多数赞同庄田的意见。参谋长李振亚、政治部组织部长陈青山、宣传部长罗文洪等同志，相继发表了许多中肯的意见，指出：必须充分估计内战的危险性，在大敌当前的紧要关头，如果仍然模棱两可、犹豫不决，必将带来严重的后果；眼下的正确方针应是立足于打，并应立即采取果断行动，奋起自卫。
在历时几天的争论中，冯白驹用心倾听了双方的意见，经
过深思熟虑之后，最后作了总结性的发言。他回顾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海南反共反人民的历史，历数了抗战胜利以来国民党反动派掠夺胜利果实的一系列罪行，继而列举了国民党反动派向我发动进攻的一系列严重事件：一九四五年九月，国民党反动派勾结日、伪军，围攻我进驻感恩城的琼纵二支队新编八中队，制造了震动全岛的感恩事件；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国民党四十六军渡琼后，一边放出和平空气，一边频频向我发动军事挑衅，相继抢占了我军从日伪手中解放了的许多市镇；一九四六年一月份，四十六军向我西部地区发动进攻，进占了临高、和舍、那大、新州、旧州，王五及北黎等市镇；目前，四十六军正从东、西、南三路指向我白沙根据地。
最后，冯白驹同志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和平我们是要力争的，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依我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目前情况表明，并不是什么和平为主流的问题，而是急需准备战争、应付战争的问题。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和提出问题，我们就会犯错误。”
冯白驹同志的讲话犹如层层剥笋，以其充足的逻辑力量使人们不得不心悦诚服。这场争论引导人们正视了现实，使领导机关的大多数同志开始了思想上的转折。
经过这次会议，特委确认必须充分做好应变的准备，立足于打；采取的方针是避敌锋芒，挺出外线，与敌周旋，相机歼敌。并且作出了以下决定：立即精简领导机关，暂时离开白沙根据地，向澄迈地区转移；挺进支队随领导机关挺出白沙外围，争取主动，待机歼敌；相应地调整和安排各支队驻地和斗争任务；白沙根据地主要依靠扩编的白沙县中队的兵力配合民兵开展游击战；动员人民群众坚壁清野。
此次会议的精神传达到我们四支队后，干部们精神为之一振，一致认为白沙会议是一次有重要意义的会议，标志着我们的指导思想从犹豫不决的被动状态转变为积极迎战的主动状态。这个思想转折，是我们进行自卫战争夺取胜利的良好开端。
一九四五年秋，海南岛的抗日战场上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当时，我们就预感到日本侵略者的日子不会长了。后来，我会见了冯白驹同志，听了他对时局的见解，愈加意识到我们正置身于迎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时刻，海南岛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冯白驹同我见面时的情景，至今依然留在我的记忆里。
那时候，我在琼崖纵队第四支队任支队长。我们第四支队在抗战中一直活动于本岛西部——临高、儋县地区，支队部驻儋县大成乡的乐墩山。当年夏秋以来，西区的形势有明显发展，冯白驹对此十分关注，要我们一位主要干部往琼纵总部汇报并研究工作。于是，我于八月中旬的一天，动身前往总部。
经过八十里跋涉，我来到了琼崖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驻地——白沙县阜龙乡的文豪山，径直往冯白驹同志的住处走去。冯点驹一见到我，便从屋里迎了出来。我高兴地喊道：“冯同志！”①冯白驹笑呵呵地紧握我的手说：“白山，你近来身体更健壮罗！”这时，他的爱人曾惠予同志闻声而来，同我打了招呼。
我们边说话边跨进了屋里。冯白驹身为中国共产党琼崖特委书记，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同战士们一样住结构简易的茅草寮，只不过他的草寮显得稍微宽敞而整洁，那些用树桩、竹子编成的桌子、卧床和几条长凳，摆得井然有序。
进屋坐定以后，曾惠予拿来了开水和一包日本香烟，说：“这烟可能失味啦，近来的战利品很少有香烟，只好拿这个来招待你。”
冯白驹是不常吸烟的，他打开烟盒抽出一支烟递给我，而后说：“林李明、王伯伦和庄田、李振亚都出发了，今天我俩先谈谈吧！”我于是一边吸烟，一边汇报说：“今年夏秋以来，我们连续打了几场胜仗，目前活动地区已大大扩展。日、伪军不仅在战场上一再吃败仗，他们的内部也不断发生分化。在新州城日寇据点里，两名台湾籍士兵经我们策反后，携带两挺机关枪和一批弹药投向我部；在加来墟日寇据点里，一名台籍翻译官携械向我投诚；不久前，一架日机被不明国籍的飞机击中，堕落在我部驻地附近，我们从残机上拆下了机关枪和机关炮，现已改成了陆战兵器。眼下各地鬼子和伪军都龟缩在据点里，不敢轻易出动。总之，这段时间以来，出现了许多可喜的现象。”
听完我的汇报后，冯白驹轻轻合上了笔记本，他的眼里蕴含着愉悦振奋的光芒，语调平缓地说：“目前形势确实很好。
我们各支队在各区战场上都取得了节节胜利，日伪军先后被歼灭了好几千人，现在他们的营垒正发生急剧的变化，他们的败相肯定还会不断显露出来。”说到这里，他打了一个手势，“日本鬼子正在走下坡路，我们则在走上坡路。”尔后他转而问我道：“白山，你还记得云龙改编时候的光景吗？”
我说：“怎么能忘呢！”
那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事情。琼崖国共双方达成联合抗日的协议，将琼崖工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独立队，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五日在琼山县云龙墟召开成立大会，从此举起抗战的大旗。当年情景犹历历在目，想到这里，我说：“那时候，我们只有三百多人咧！”
冯白驹说：“是呀！在党中央的指引下，我们经过六年多浴血奋战，现在已发展到五个支队①五千多人，加上地方武装是七千多人了。而且，自从党中央指派红军干部庄田、李振亚等同志来琼后，我们这支队伍的建设，有了迅速的发展，部队的革命素质、作战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冯白驹拿起一把竹扇，一边扇风一边继续说：“地方工作方面，我们已在十六个县建立了民主政权，成立了琼崖抗日民主政府。全岛三分之二的土地已成为解放区了。”
接着，冯白驹指出：海南出现的这些振奋人心的变化不是偶然的、局部的，它是随着全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全局性的胜利而来的。他说：“眼下我们暂时还未恢复同延安的电讯联系①，未能直接听到党中央的声音，但是，从各方面获得的情报判断，形势确实喜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空前高涨，苏联红军已经对日宣战，德意日法西斯阵线濒临全线崩溃，我国的抗战已进入反攻阶段，最后胜利为期不远了。”
这时，冯白驹站了起来，加强语调说：“在这一有利形势之下，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采取积极行动，迎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到来。我们要乘胜前进，打击敌、伪、顽，同时做好瓦解敌军工作，摧毁一切敌伪政权，发展抗日民主政权，扩大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接着，冯白驹对我们支队的部署作了扼要的提示。
我一边听，一边作重点记录，心里受到的鼓舞是无可言喻的，我仿佛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来临。冯白驹似乎洞察我的心思，他顺应着我的思路，以提问的口吻说：“胜利的到来是无疑的了。然而胜利以后会怎么样？”没等我回答，他便接着说：“胜利以后，历史将进入一个转折时期，我们将面临着战争与和平的两种前途。是战是和，那要看国民党的态度。我们当然要力争和平、民主，但是如果国民党仍然坚持他们的反动独裁政策，未来的斗争就将会是尖锐而复杂的。”
冯白驹对问题的分析深刻而透彻。我想到的，他讲了；我未想到的他也讲了。他的一席话宛如在我的心胸里打开了一道窗户，使我豁然开朗，意识到我们行将进入一个历史的转折时期，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是胜利，而且是胜利之后的艰巨的斗争。
我同冯白驹同志长谈以后，当晚留在总部住宿，会见了机关部门的老战友们。次日一早，我起程返回西区，冯白驹送我上路，他频频挥手说：“白山，胜利的消息料必很快到来的！”
果然，到了八月下旬的一天，总部派来一位干部，给我们带来了日寇投降的消息。原来，几天前，纵队参谋长兼挺进支队长李振亚同志，率领部队在鹦哥岭下同妄图阻拦我前进的国民党保安第六团打了一仗，把顽军打得丢盔弃甲，狼狈逃窜。在缴获的文件里，翻到了一份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关于日寇无条件投降的通令》，说及日皇已于八月十四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了。在此前后，有的支队也曾得到情报或者敌人的报纸，印证了日寇投降的消息是确凿的。至此，漫漫长夜的战斗迎来了胜利的黎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海南人民经历了六年又六个月的艰苦而又英勇的抗战，先后歼灭和俘虏日、伪军五千八百余人，缴获各种武器四千一百多件和一批辎重。灭绝人性、横行一时的日本侵略者宣告失败了！
获悉日寇投降的信息后，特委和总部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总部迅即由白沙县迁出儋县的南丰墟，领导各支队出师受降，收复失地。受降的部署是：第一支队在琼山、澄迈县，逼近府城镇；第二支队在昌江、感恩①县，逼近八所、北黎镇；第三支队从乐会①、万宁县南进，逼近榆林，三亚港；第四支队进据旧州、王五墟，逼近新州城；挺进支队则随领导机关进至南丰，进军和庆、和舍墟，逼近那大；各支队分别执行所在地的受降任务。在没有部队的地方，由当地县政府和地方武装，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进行受降和接管。
特委和总部传来的消息，犹如阵阵春风，吹遍了这里的高山大岭，沉静的山村一下子沸腾起来了。干部、战士们汇成了人流，从四处涌来，大家手舞足蹈、欣喜若狂，许多人激动得流下了热泪，指战员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我和政委吴文龙同志根据上级指示，请来了儋县县委书记李汉、县长吴明，共同研究并确定进军儋县县城新州。当我们逼近新州城时，即向新州城的日寇驻军发出通牒，令其向我交出武器。
新州日寇接到通牒后，要求谈判。我们即派出副支队长潘江汉和政治处主任江田，进入日军驻处会见日寇代表。日寇代表以没有接到上级命令为借口，拒绝向我交出武器；可是，事后日寇却悄悄地带着一切军事装备撤走了。于是，我们开进了新州城。至此，整个儋县的主要市镇，除那大镇尚为日寇所占领外，几乎全为我军所收复。
二、波澜泛起
我军分别向各地进军之时，总部从新闻电台收听的新闻中获悉：毛主席已亲自去重庆谈判，眼前展现着实现和平的可能性。许多同志对这种可能性十分乐观，以为抗战已经胜利，只等着接受日寇投降，国共谈判的协议一签订，今后就是和平建设的问题了。这种情绪，在我们四支队也同样有所反映。我们在进入新州等墟镇前，曾提出“大胆勇为，谨慎从事”作为执行受降任务的指导思想，但由于在行动中过于谨慎而缺乏主动果断，以致失去了一些有可能强行缴获日寇武器的良机，我们正为此深深感到懊恼。
这时，纵队副司令员庄田同志带着总部的两位参谋人员来到了新州。我和政委吴文龙向庄田作了汇报，谈及我们在执行受降任务中的失误。庄田说：“你们四支队的这种情况，在各支队也同样存在，大都是进占了一些城镇，放弃了许多缴获武器的机会。这种失误，反映了我们头脑里还存在等待和平受降的幻想。”停顿了一下，他又说：“不久前日寇驻那大特遣队指挥官曾主动来南丰求见我方领导，我们指派宣传部长罗文洪同志出面会见。在会见中，对方所表现的态度和意图说明，日寇是不会轻易缴出武器的。”
说到这里，吴文龙请庄田讲一讲这次会见的情况。庄田指了指随他同来的同志说：“他们都知道，请他们谈谈。”于是，总部的同志你一言我一语，给我们作了绘声绘色的介绍。
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一个日军大佐和一小队鬼子的卫兵驱车来到南丰。当鬼子来到警戒线上时，我联络人员和警戒战士当即向他们示意：我方领导只会见负责的官佐，武装的士兵不准进入我防区，必须就地放下武器，留在路边等待。于是，日军大佐只好领着一名翻译，跟着我联络人员进入南丰墟，来到了南丰茶店，罗文洪同志在那里会见了他们。双方道了几句客套之后，便展开了以下的对话：
“贵军士兵很认真的，啊？”日军大佐对我警戒战士的严肃行动显然耿耿于怀，带着一种讥讽的意味说了这么一句。
罗文洪同志严正地回答说：“我军战士在各自的岗位上向来都是认真履行职责的。”
日军大佐无可奈何，只得赔上几声干笑，然后，慢腾腾地说：“皇军现在还是继续在那大等地驻防，我们要求贵军对进驻那大周围的部队活动加以节制，否则容易发生误解，对贵我双方都大大的不利。”
这种强盗腔调，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我方的愤慨，罗文洪同志义形于色，说：“日本侵略军早已成为败兵，你们的天皇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你们现在不是什么驻防问题，而是必须立即解除武装，缴出武器，停止一切军事活动。至于我军在自己的国土上的任何行动，那是我们的权利。”
“我们是请求贵军，不是要求，是请求贵军理解我们的立场。”
“你们坚持侵略者的立场，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如果你们敢于挑起事端，一切后果将由你们负责。”
对方理屈词穷，只得叉开话题说：“我们先不谈这个，不谈这个。”尔后，他提出了战俘问题，要求我方将战争中收容的外国人“交还”他们转给盟国。
原来，我军在战争中收容了一批逃出日寇魔掌的外国人，其中有印度人、荷兰人、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按照惯例，战后将通过适当途径遣送他们回国，与日寇并无关系。罗文洪当即回答说：“我军确实收容了一批外国人。这些外国人是你们拉来当炮灰的。现在他们获得了解放，我们将根据其意愿分别把他们遣送回国，用不着你们过问。”
日军大佐显然有些焦躁了，他竟使出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你们不肯交出来，盟军会不高兴的，不排除使用武力要你们交的可能。”
真是岂有此理！罗文洪对此报以轻蔑的一笑，说：“交不交给盟军，那是我们的事情，用不着你费心。至于说到武力，我们是知道怎样对付的。”
周围的空气顿时有些紧张起来，一直陪坐在旁的日寇翻译，害怕他的主子下不了台，马上说：“是不是以后再商量，啊？”
日军大佐一时无以应对，只得顺着翻译给他搭好的台阶，变换腔调，东一句西一句地随口搭讪起来，最后灰溜溜地离开了。
总部的同志讲述了罗文洪会见日军大佐的过程之后，又介绍了各支队代表在与日寇交涉中遇到的其他情况。这时，庄田同志神情严肃地说：“敌人是有一个统一口径的，这个口径中蕴藏着的阴谋是：借口拖延时间，阻挠我军受降。看来，很可能日寇统帅部与国民党反动派达成了密约，要让蒋介石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我们可不能不警惕啊！”庄田同志的话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嗣后，这些消息传到了部队，干部战士们思想上泛起了阵阵波澜，议论纷纷，对日寇至今仍坚持侵略者的立场感到非常的愤慨。一些原先等待和平受降的同志，开始感到困惑不解；另一些同志则从中预感到：抗战虽然胜利了，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场艰巨而复杂的斗争。
三、舌战“盟邦”代表
抗战胜利后，形势的发展犹如雨季风云，一会儿晴空万里，转眼间却阴霾满天。人们迎来胜利的时候，心情何等振奋，简直是欣喜若狂！可是随后令人愤慨的消息却接踵而来：蒋介石下令“不准”我军受降，日寇拒绝向我交出武器……这些消息，使大家的满怀喜悦化成了怨恨和愤怒。但是，那时候，部分同志还寄希望于同盟国主持公道。当然，也有部分同志对这种想法嗤之以鼻，认为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所谓的同盟国，究竟能不能主持公道，暂时还是一个谜。直至特委常委、纵队政治部主任王伯伦同志来我部指导工作，谈及冯白驹、庄田同志会见“盟邦”代表的情况后，这个谜才算是揭晓了。
一九四五年九月间，太平洋战区美军司令部派来了两名联络官员，以“盟邦”代表的身份，要求到南丰会见我领导干部。特委经过研究，决定由冯白驹、庄田、罗文洪等同志接待他们，并挑选了一名从石碌矿山中逃来我方的香港同胞当翻译。
“盟邦”代表在日寇驻那大特遣队指挥官的陪同下来到了南丰，这就给了人们一种不祥的预感，美国人怎么同日寇搞到一起来了呢？！来访的两名美军联络官，一副标准的军官打扮，身穿笔挺的棕绿色军服，脚着擦得光亮的马靴，他们肩上分别佩戴着上校和中尉军衔。陪同前来的日军大佐，亦是一身戎装。
与来访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冯白驹、庄田、罗文洪等同志穿着简朴，举止随和，与普通战士并无明显的区别，除了他
们腰间携带的手枪足以表明其军人身份外，外表甚似乡间的老百姓。来访者对此，流露出一种诧异的神情。
经联络人员引见之后，美军上校先开腔：“见到您，很荣幸！”
冯白驹同志含笑点了点头。双方进行了一番应酬。上校带着恭维的口气说：“贵军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坚持孤岛苦斗，赢得了生存和发展，可以说是一宗历史的奇迹，本人无限敬佩！”
静坐一旁的美军中尉，这时毕恭毕敬地递上一张写着英文的便笺，大意是说：“我以最诚挚的心情，向领导海南军民坚持长期斗争的冯白驹将军，致以崇高的敬意！”
冯白驹同志接过便笺，淡淡一笑说：“我们能够长期坚持斗争，战胜日本侵略者，这是中国人民的力量。如果能够说是奇迹的话，正是中国人民所创造的奇迹！”
作为失败者的日寇指挥官，此时十分尴尬，尽力装出一种无所谓的神情问道：“你们琼崖纵队有多少人？”庄田同志从旁作了回答之后，日本人似笑非笑地竖起拇指说：“你们的厉害！我们的那么多人，那么多枪，也没能战胜你们。”对于那些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法西斯强盗们，在其狂妄地推行战争政策的时候，他们是不可能正确估量人民力量的；只有在他们饱尝铁拳，彻底被摧垮之后，才有可能认识到，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一阵闲话过后，谈论进入了正题。两个美国人先后发了言。大意是说：美军来华，系应中国政府之请求。根据波茨坦公告精神，美国对于监督日本执行投降条款，解除日军之武装及遣送回国负有责任。贵国政府目前正在着手受降事宜，在此
之前，日军仍需原地驻防待命。谈到这里，日寇指挥官频频点头表示附和。
美国人的底牌亮出来了，原来是这样一个“盟邦”！
冯白驹同志听了以后，严肃地说：“关于这一点，日军大佐上次来访时，我方代表罗文洪同志已严正申明过：日军现在不是驻防问题，而是必须立即就地解除武装，老老实实地向我们交出武器。”
尽管来访者竭力装出一副友善的面孔，言谈中斟字酌句，措词婉转，但是，这一切都遮掩不住骨子里隐藏着的阴谋。为了揭穿他们的诡计，冯白驹同志用事实驳斥了他们，指出：日寇至今拒绝向我交出武器，以种种借口拖延时间，掩藏军事物资，销毁战争罪证，明里暗里搞日、伪、顽（国民党反动派）合作，顽固地坚持着侵略者的立场，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日寇指挥官连声解释说：“那是误会，误会。敝军尚未接到上司命令，所以不便向贵军交出武器。”
美军上校点了点头，有意避开这一话题，打起一种油腔滑调说：“日本既然投降了，和平已经到来，要武器还有什么用？”
冯白驹同志当即回答道：“上校先生是军人，当然知道武器是干什么的。如果说已经没有什么用的话，为什么日军不肯把武器交出来？”
“呵……呵……这……”上校显然有些语塞，后来勉强地憋出了一句：“这些未必都是真实的吧？！”
冯白驹同志不屑于理睬这种抵赖式的言词，继续说：“我们希望盟邦真正履行作为同盟者的义务，对于我抗战军民的受降问题，应当采取明智的态度。”
上校马上说：“贵军与政府军之间如何划区受降的问题，我们尊重贵国政府作出的妥善安排。”
日本人接着伪善地说：“贵军如果在装备上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出力相助。”他装做开玩笑的模样指着庄田同志腰间挎着的手枪说：“那个，不就是我们的么？”
对于日寇的这种挑衅性的语言，庄田同志随即以轻蔑的口吻回答：“不错，那是我们从侵略者手中夺过来的。”
至此，来访者的意向已清楚地表明：美、日、蒋互相串通，妄图麻痹我们，拖延时间，把受降的权益全盘交给国民党反动派。冯白驹同志义正词严地申明我军的立场，指出：海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抗战，流血牺牲，付出了巨大代价，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现在日寇所属各部队应立即停止一切军事活动，向我们抗日武装交出武器。接着，他强调说：“谁抗日最坚决，谁最有取得胜利果实的权利。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战中袖手旁观，坐等胜利，现在又妄图独吞胜利果实，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冯白驹同志语调平和，但言词间含着一股正义的力量，使美军上校无以应对，连忙找到了几句圆场的话：“那是贵国的内政，我们不便过问，不便过问。”
来访者有意把话题引开，兜了几个圈子之后，提到了我军在战争中收容的外国人问题，要求双方提供合作，妥善地将这批人遣送回国。我方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双方并确定了遣送工作的有关事项。这样一来，算是给来访者搭了一个下台的阶梯，会见就这样结束了。
冯白驹等同志会见“盟邦”代表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机关和部队，又一次引起了同志们的纷纷议论。一些原先以为“盟邦”会
主持公道、监督日寇执行投降条款、合理划分受降区域的同志，无异于服了一剂清醒剂，开始感到寄希望于“盟邦”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一些原先持有不同见解的同志，似乎早就预见了这次会见的必然结果。他们说：所谓“盟邦”，实际上是与蒋邦沆瀣一气的啊！
四、感城血案
当我们听到美蒋串通一气，妄图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的消息时，心里正愤愤不平，不久，特委和总部发下一份通报，传来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我军一个中队进入感恩城等待受降时，遭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歼，九十多名干部战士壮烈殉难。这简直是一个晴天霹雳，它激起了我们对凶恶敌人的满腔怒火，对壮烈牺牲的烈士们的无比悲痛！
感恩城位于本岛西南部沿海公路线上。是石碌、八所至崖城、三亚的一个交通联结点。城内原有日寇一个小队驻扎，附近有当地国民党反动派头目庄继周、张大环的土顽部队活动。日寇投降不久，我南区临时指挥部成立，由琼纵政治部副主任陈石任指挥，二支队长陈武英任副指挥，率领二支队及地方武装收复昌感地区，逼近日寇驻扎的北黎、八所等镇。为了牵制敌人，开展群众工作，指挥部命令新编的八中队随同地方政府在感恩城一带行动。临行前，陈石、陈武英同志曾向他们分析了当地日寇驻军与土顽部队的动态，交代他们不宜擅自进入感恩城，只宜在附近地带飘忽行动，监视敌人并作群众工作。但是，当时昌感县副县长王廷俊等同志，由于对形势估计不足，
存在和平受降的幻想，竟然未经请示就擅自决定带领地方干部和八中队进入感恩城。八中队系刚由县常备队改编过来的队伍，二支队派到这个中队的干部有指导员张愚，中队长李永孝，他们初来乍到，对情况不甚了然，一时提不出异议。于是，一次悲壮的流血事件就这样发生了。
王廷俊领着二十多名地方干部和八中队六十多名指战员，来到了感恩河畔的麦氏宗祠。八中队的中队长李永孝因事未随同队伍进城。指导员张愚在安置好队伍之后，来回观察了驻区周围的地形地物。这里西南面临大海，北边是感恩河，东边有日本鬼子的炮楼，一旦发生情况，背水而战，实在是一个兵家的绝地。他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曾向王廷俊作了汇报，却没有引起王廷俊的足够注意。
次日晨，先后有群众报信说庄继周、张大环的土顽部队出动了，我侦察人员也发现日寇据点里有形迹可疑的便衣出出进进。出现这些情况后，张愚提出迅速撤退的意见，王廷俊却认为：敌人系游杂部队，战斗力不强，未必敢把我们怎么样；再说队伍刚进来不久就撤走，将白白丧失受降机会，定会贻笑于人民群众。
正在争议之时，侦察人员跑来报告，东南方向发现庄继周的队伍达数百人之众，正分几路向我驻地包抄过来。敌人全副武装，而我八中队却只有二十几支枪、几十枚手榴弹和为数不多的子弹。力量对比悬殊，退路已被截断，情况极为严峻。王廷俊和张愚当即带领干部、战士，凭借祠堂四周的坚固围墙拚死抵抗。
敌人尽管兵多势大，由于遇到战士们的猛烈反抗，一时间龟缩着不敢向前靠近。殊不料附近的日寇炮楼竟然向我开炮轰
击，配合土顽部队的进攻。敌人仗着日寇的助战，立即疯狂组织力量向祠堂猛攻。
战斗持续了四、五个小时，子弹都打光了，我方伤亡惨重，副县长王廷俊光荣牺牲，已经到了危急关头。张愚果断地下令砸枪，领着剩余的五名干部战士和女炊事员孙岳退到祠堂右侧厢房，继续拚死与敌人对峙着。后来，敌人一阵豺狼似的吼叫着向右厢房冲来。张愚把手中的手榴弹拉了弦。接着轰隆一声，张愚等五名英雄战士与冲上来的敌人在火光中同归于尽。女炊事员孙岳，却一下子被甩进了尸体群中……
入夜，经历了腥风血雨的感恩城死一般地沉寂。胆子大的乡亲们提着风雨灯陆续来到了麦氏宗祠，他们发现孙岳一息尚存，赶紧把她抢救出来，送到了一个老大娘家里。老大娘为她洗去浑身血污，叫人出去找来草药为她包扎。为了提防坏人的耳目，老大娘还连夜悄悄地把她藏到坡野上的一个小草棚里，尔后一直守在她的身旁。在老大娘的精心料理下，孙岳渐渐清醒过来了。她满怀悲愤的心情向闻讯赶来的部队首长汇报了感恩事件的详细经过。
这一事件发生后，二支队宣传干事吴方定同志奉命前往调查，并向冯白驹、庄田作了汇报，他们听后甚是愤慨和沉痛。庄田说：“烈士们的牺牲是十分壮烈的，但这是一次血的教训，敌人在用枪炮给我们幻想和平受降的同志上了深刻的一课。”冯白驹随即给领导机关全体干部作报告，着重指出这一事件的严重教训，认定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勾结日寇，蓄意制造内战的一个信号。同时指出：王廷俊、张愚等同志在敌众我寡的悬殊条件下，坚定地指挥队伍勇敢战斗到底，壮烈牺牲，这种宁死
不屈的磅礴气概，极其可贵；但是，他们抱着和平受降的幻想，违背军令，擅自带队入城，以致造成不应有的严重损失，教训极其惨痛，必须牢牢记取。嗣后，特委和总部向各地党政军组织发出了通报。
感恩城事件传到部队后，引起了干部战士们无限的悲愤和强烈的震怒。二支队在为九十烈士举行追悼大会后，在支队长陈武英亲自带领下，在东号村附近公路上伏击，打了敌人一辆汽车，缴获一挺机枪，打死了感恩城游击指挥部副指挥张大环，生俘敌副营长杨兆楷，为烈士们报仇雪恨。
五、海口谈判
海南岛的大地上，内战阴云在迅速集聚，给人民带来了忧虑和不安。这种忧虑和不安随着国民党四十六军渡海来琼而加重了。
十月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达成的《双十协定》刚刚发表，国民党四十六军却奉调于十一月来琼。这支美式装备的正规军一踏上海南岛，就违背“双十协定”，肆意掠夺抗战胜利果实，不断向琼崖纵队进行武装挑衅，使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为了从政治上揭露敌人，特委和琼纵根据重庆谈判的精神和人民的愿望，曾先后两次致函国民党琼崖当局，提出了和谈的要求，指岀：“在战后的海南，不应再有痛心的内战。要根据双十协定，实现海南的全面和平。”这些呼吁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国民党琼崖当局鉴于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尚未就绪，同时为了缓和社会舆论，欺骗和麻痹人民，因而作出了种种和平姿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冯白驹收到了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发来的一封信，邀请我方代表赴海口谈判。特委经过讨论，决定派琼崖民主政府成员史丹为谈判代表。
对于这次谈判，同志们都十分关注，后来我和史丹相会时提及这件事，他便原原本本地给我讲述了谈判的始末。
那是十二月初的一天，冯白驹亲自向史丹传达了特委关于和谈的原则和我方的提案，具体地交代了任务。史丹便带上一名警卫员，于十二月中旬上路，第三天进入澄迈县境。在接近联络点的途中，他俩换上了时新服装，不久到了南渡江边，同四十六军派出的一位中尉军官接了头，然后途经澄迈县金江镇，前往海口市。
史丹到达海口后，被韩练成派来负责接待的一名副官安排住进四十六军招待所。过了一天，谈判开始了。谈判在海口市得胜沙路临海边的椰子园里进行。日伪时期，这里是日寇军营，当下成了国民党四十六军军部驻地。
会上，韩练成先一一向史丹介绍了参与谈判的其他随员。这些人表面上客客气气，彬彬有礼，但却掩盖不住那种趾高气扬的傲慢之气。谈判开始后，史丹阐述了琼崖特委对时局的态度和方针，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对琼纵的武装挑衅，共同遵守“双十协定”，实现海南的全面和平。
韩练成并不直接回答史丹提出的问题，他环顾了一下左右的谈判助手，然后说：“我们讨论问题，必须以国家军令、政令之统一为要旨，军队要实行国家化，你们琼崖纵队应由政府统一收编。”
一名校官马上接着说：“你们归编政府军是势在必行，应当早点就此做出积极的准备。”其他人也接着叽叽喳喳的说了
起来。
很明显，对方妄图在所谓“统一军令、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琼崖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和广大的解放区。
史丹同志态度镇定而沉着，他说：“你们邀请我方代表到这里来，是谈判的，不是来听命于谁的。诸位对‘双十协定’的基本精神及和平团结的方针避而不谈，对协定中的十二项条款也没有说及，只片面强调军队国家化问题，显然是缺乏和谈诚意的。关于军队整编问题，目前我党中央正在与国民党当局谈判之中，我们在此讨论这个问题是多余的。”
会场上一阵鼓噪，有人说：“琼纵那么点人马，土枪土炮，不顶用，还是老实归编好。”云云。
史丹说：“我今天远道来海口谈判，并不是因为我们软弱无力，而是要使广大人民群众看到我们争取和平的诚意，如果你们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你们就在人民群众中亏了理。再说，真要打起来，你们未必就能取胜，这一点，请勿谓言之不预。”
看来，谈判难于进行下去了。韩练成以持重的口气圆场，说：“我们的讨论是否暂时到这里，请史先生回去同琼纵的领导商量商量，下次我们再谈。”
会谈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当天晚上，韩练成忽然驱车来到了史丹的寓所。他先向史丹表示一番问候，说了些照顾不周的话。
史丹一时摸不清来意，未知这位军长阁下的突然光临，唱的是哪出戏。
这时，韩练成把副官支使开去，向周围环顾了一番，然后放低声调说：“史先生，我寄琼纵的信函你看到了吧？那些都
是官样文章。”
他稍微停顿之后继续说：“但是，其间有一句是真心话：我韩某决不做对不起海南人民的事。”尔后，他向史丹交了“底”，说：“我和共产党是老朋友，早在大革命时代，我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部队）的时候，曾和许多共产党员一块工作过。我对共产党有认识，党对我也有了解。至今，党和我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
接着，他说自己到四十六军后，处于一种复杂的处境之中。四十六军系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部队，几个师的师长都是桂系的骨干人物，蒋介石也派了些坐探在里边，在这种情况下，他无法有效地控制这个军的活动。他列举了一些事例，说明蒋介石在一边搞谈判，一边积极准备内战，四十六军被派到琼崖，目的在于消灭海南的共产党和琼崖纵队。他还着重告诉史丹：目前正在进行军事部署之中，今天的所谓和平谈判，实际是一种欺骗舆论、麻痹对手的故作姿态罢了。因此请史丹转告琼崖纵队领导，必须提高警惕，做好打仗的充分准备，在目前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应避敌锋芒，注意保存力量。最后，韩练成表示在某个适合的时间，他将以出巡为名义，在某个适宜的地点，希望能够会见琼崖领导人冯白驹。
史丹听着听着，心里泛起种种疑虑，韩练成的表白是假的吗？但是他确有许多发自肺腑的语言，而且揭露了许多国民党的重要机密；说是真的吗？眼下又无法得到确定的佐证。韩练成仿佛看到史丹的这种疑虑，有意询问琼纵有没有电台？史丹回答说有。实际上我们的电台在抗战中遭受破坏以后，就中断了同中央的电讯联系。但是，在当时情况下，当然是不能照直告诉对方的。
“你们如果有电台的话，请示一下党中央，就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韩练成态度恳切地说。
史丹听后说：“感谢韩军长的一番好意，我回去之后将提请特委研究这些意见。”接着，史丹提出要同各界人士进行一些必要的接触。韩练成劝阻说：“目前条件不允许，这里的中统、军统特务和桂系耳目甚多，他们千方百计要算计你，但是碍着我，他们还不敢怎样。为了安全起见，暂时不必抛头露面，争取在近日内我派人送你回去。”
这样一来，史丹原打算召开记者招待会等活动，便成为不可能的了。过了两天，韩练成派车将史丹和警卫员送到澄迈，然后循原路踏上了归途。
六、西线战火
国民党当局一边带上和平的假面具与我方代表进行谈判，一边却凶相毕露地向我各部队进行武装挑衅，特别是在西部地区，已经明里暗里拉开了进攻的架势。
海南岛西部地区，包括澄迈、临高和儋县，与西南部的昌江、感恩地区相接壤。这里面临北部湾，沿海有许多口岸，背靠雅加大山脉，是进入本岛腹地的重要通道。日寇投降后，总部和挺进支队进驻西部重镇那大附近的南丰墟，我们第四支队挺进至儋县和临高县沿海地区，进驻儋县县城新州等墟镇，西线的半壁河山基本在我控制之下。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消灭琼崖的革命力量，实行专制统治，势必以西线为其进攻的突破口。
事态的发展正是这样。国民党四十六军来琼后，除以一八
八师进入东北地区，新编十九师进入西南地区外，以其主力一七五师及保安第六团进入西部澄迈、临高、儋县地区，其兵力部署，显示了以西线为重点，主要矛头指向儋县的态势。一九四五年冬，一七五师及保六团已由澄、临步步逼向儋县，强占曾被我解放了的长坡、木棠等墟镇。国民党的乡政人员和地主豪绅得意忘形地扬言道：“我们的王焕县长快要回新州主政了。”
这时，我们支队部和儋县县委领导同志共同研究了敌情我情，从许多迹象判断，敌人进攻新州势在必行。我们考虑到当时敌人数倍于我，再则新州的地形不利于防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避敌锋芒，保存力量。于是决定支队部和儋县党政机构撤离新州，迁至靠近山地和有利于防守的王五墟；二大队随支队部行动，四大队的两个中队驻旧州墟，一大队在新州、王五、旧州三角地带的农村，随时准备策应王五、旧州的作战。随着，我们按照上述部署进行了转移并报告了总部。
时序进入了一九四六年。一月下旬，传来国共双方签署“停战协定”的消息。一时间，和平麻痹思想在我们党内军内再度抬头，部分干部认为，海南内战的阴云将为“停战协定”所驱散。这时，特委传来指示：为了争取停战后在军事调处中占优势，进驻城镇的部队和党政机关不能擅自撤离。面对着时局所呈现的那种纷纭复杂的情况，我们既不否定但又不相信“停战协定”的约束作用。一纸协定有没有可能迫使四十六军放下屠刀呢？在疑团莫释的情况下，我们一面遵照特委指示，仍继续驻在王五墟和旧州墟，没有立即撤出转入农村机动作战；一面就地加强防卫，应付敌人突然进攻，同时做好撤退的准备。
果然，一月二十日，一七五师一个团和保安六团，突然向
我王五墟发起了进攻。同日，旧州亦遭到了敌人的攻击。
王五墟四周围着又厚又密的刺竹丛，东西南三条路口均有炮楼，防守严密，要进来是不容易的。但是，敌人利用夜间在王五墟东南边秘密砍刺竹劈出一条小通道。
这天凌晨，突然炮声四起，一颗又一颗炮弹尖叫着向支队部驻地文昌阁射来，爆炸声震耳欲聋，文昌阁古老的屋顶瓦片飞溅，墙壁上的沙石哗啦啦地倾泄而下。我火速命令二大队长王山平、政委符致东，组织力量坚守东西两头大街口，抗击敌人的进攻，同时坚守东北高地，严密控制东门通道。王山平、符致东迅速指挥队伍行动。顷刻间，二大队副大队长黄克、四中队长冯位才、指导员冯裕进奉命带领一、二小队四十多人飞快进入街道口防御工事和附近民房。这时敌人如潮水般涌来，黄克一声喊：“打！”我军机枪、步枪一齐吼叫着向敌群射去，敌人一排排地应声倒下，其余敌军一时晕头转向，赶忙向后退去。一阵弹雨过后，敌人凭仗其人多，又分成三路向四中队阵地冲来。冯位才迅即指挥机枪手猛烈反击，机枪射出的子弹顿时成了数道火龙，压住了三路进攻之敌。
敌人几次冲击，无法突破我街道阵地的纵深，即用迫击炮向我疯狂轰击，并以一部分兵力迂回突入街道，登上了居民的楼房，居高临下，对我四中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这时，黄克、冯位才、冯裕进迅速带领队伍转入居民楼房，靠骑楼两边的柱子掩护，顽强地进行反击。敌军在一边街道的楼上，我们的战士在一边街道的楼下，双方对峙着。
战斗至中午十二时，我四中队伤亡二十多人，五中队也伤亡十多人。副大队长黄克，在指挥战斗中中弹伤倒在门口旁边，看护班长黄若媛冒着弹雨，赶紧过来给他包扎，不料一颗
炮弹尖叫着向他的身旁飞来，他猛地把看护班长推进了房门口，而他却挡住了爆炸的弹片，结果，这位年仅二十多岁的指挥员，英勇地献出了生命。
这时，王山平、符致东带伤督战，五、六中队也在顽强地抗击着敌人。在这紧要关头，郭壮强大队在王五墟的外围主动投入作战，阻击向东北高地迂回之敌，战斗在王五墟内外激烈地进行着。
我们支队领导在充分掌握了敌情之后，认为眼前敌我兵力悬殊，为了保存部队有生力量，我们只能暂时放弃王五，于是支队部做了撤退的部署。从下午一时开始，我带领队伍从容撤离王五墟。冯位才的四中队，仍然勇猛顽强地坚守在街道口，这时我派去的通讯员因无法穿过街道传达命令，在远处向冯位才招手示意叫他们撤。可是街道已被敌人火力控制，怎么撤走呢？冯位才赶紧派六班长陈德卿沿着楼房一侧去探路，不料一颗子弹擦过陈德卿的颈部，打伤了他的食道，他一下子扑倒在地，鲜血染红了他的上身。看护班长黄若媛看到后火速跑来抢救。陈德卿指了指一座房子边的一条隐蔽的小通道，看护班长赶快报告中队长，于是，冯位才和冯裕进，带着剩下的同志，背上六班长，顺着这条小通道，穿过了敌人火力控制的地段，尾随支队部之后，撤出了王五墟。六班长陈德卿颈部食道受伤，后来治愈了，喉咙里插上了一条用于进食的小胶管，但他却很乐观，常开玩笑说，阎王爷怕他，不敢收留他，还送了他一条胶管当项链。
我们撤出王五后，退至大成的乐墩山一带，敌人却尾随而来，不断向我袭击。显然，四十六军已在向我发动试探性的进攻，他们开始动手在西线点燃了内战的烟火。事实表明：“停
战协定”不过是一纸空文，它根本束缚不了穷凶极恶的敌人。
王五战斗中，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由于指战员们勇猛作战，抗击了数倍于我的敌人，并从容撤离王五墟，除副大队长黄克牺牲，四中队、五中队有所伤亡外，基本保持了部队原有的战斗力，表明我们的队伍是经得起恶战检验的。但是，这次战事亦暴露了我们领导思想上没有彻底清除和平麻痹思想，以致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教训是深刻的。
敌人的猖狂进犯，激起了同志们的满腔义愤，同志们磨拳擦掌，决心狠狠回击敌人。但是四十六军系全套美式装备的十分蛮悍的部队，在兵力上占着极大的优势。对这样一个敌人，能不能战胜它，还需要实践的检验。
就在这时候，二支队传来了捷报，支队长陈武英和政治处主任陈岩率部在石碌铁路上伏击四十六军过往的列车，毙敌上校军官以下三十多名，俘敌县级地方官员一名，缴获轻机枪二挺，给挑起战火的敌人当头一棒。这一胜利消息，大大地振奋了全岛各地的军心民心。我们第四支队指战员亦受到很大鼓舞，当时虽然处于守势，但是，我们在防御中采取了积极的军事行动，寻机袭敌，给敌人以有力的反击。
七、第二次谈判
史丹赴海口与韩练成谈判之后，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上旬归来，将情况向特委作了汇报。特委认为史丹的海口之行，以实际行动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污蔑我党不要和平的谎言，有利于
教育各界人士和广大人民；同时，在与韩练成的接触中，初步了解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意图，有利于我们做好应付敌人发动内战的准备。但是，韩练成的政治面貌如何，由于我们不了解他的情况，所以仍然是一个解不开的谜。为了表明我们对和谈的诚意，尽一切努力实现国共谈判达成的“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力争实现琼崖的全面和平，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了解敌人的动向，并对韩练成作再次的考察，特委决定史丹重赴海口，与韩练成进行第二次谈判。
史丹受命之后，带着警卫员于二月中旬重又登上去海口的途程。他们循原道来到了金江镇联络点，只见国民党部队调动频繁，来往匆匆，风声吃紧。在联络点里，接待他们的还是那位中尉军官，他一见到史丹就悄悄说：“史先生此次去海口恐怕不是时候啊。”史丹听了，预感到此行将会是困难而艰险的。
住了两天，史丹乘坐保六团的车到了海口，被安置在得胜沙路的侨安旅社二楼住宿。史丹他们住下后，受到的接待显然没有上次来时那样客气和周到了。几天后，开始进行第二次谈判，地点仍在老地方——椰子园。
史丹在椰子园里会见了韩练成。韩练成半卧在沙发里，点头示意请史丹坐下。看样子他行走有些不便。史丹环顾左右，见在座的大体是上次参加谈判的那些人，但个个表情冷淡，周围呈现一片肃杀的气氛。
韩练成先开口说道：“上一次谈判，我们提出了意见，史先生回去汇报以后，琼纵领导作何考虑？”
史丹回答说：“我们认为，关于军队整编问题，目前国共两党中央的代表正在谈判之中，我们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是不
适宜的。”
在座的一位校官接着说：“史先生此言差矣！抗战胜利以后，外患已经消除，而内忧却愈见严重。这主要是由于国家军令政令之不统一，这样我们就根本无法实现国父孙中山的‘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教。总之，谋求军队国家化的实现，不唯是全国的需要，亦是海南的当务之急。海南要实现和平，必须首先解决这个问题。”
史丹道：“不然！所谓军队国家化问题，实际上是企图取消人民武装，把军队变为国民党一党私有的工具，这样做，对于和平的实现是南其辕而北其辙。我们认为，当前要实现海南的和平，必须认真执行‘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
说到这里，韩练成高声插话道：“违背‘停战协定’的是你们！你们口口声声讲和平，为什么却动手打我们？”左右那一班参与谈判的人，个个扳起面孔，有的露出凶相，活似阎罗殿里的夜叉。
史丹却不慌不忙，冷笑道：“一边讲和平一边动手的是你们，而不是我们。你们四十六军渡琼后，夺取了海南人民长期抗战的胜利果实，进占了琼纵从日伪手中解放了的许多重要城镇据点，事实俱在，我方均一一记录在案，你们想抵赖是不成的。”
韩练成“啪”地一声拍着桌子说：“你……血口喷人！我这次出巡石碌，乘火车遭到你们暗算，几乎丧命，幸好我躲藏起来，未被你们发现。现在我腰伤未愈，这是铁一样的事实，就凭这一点，我就可以处置你这个谈判代表。”
旁边的那些家伙，有的竟霍地站起来，很有点剑拔弩张的味道。
史丹一听，才知道原来在石碌铁路伏击战中，韩练成竟挨了打，这倒是原来所未曾料及的事情。史丹当即理直气壮地说道：
“我军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对你们的猖狂进犯给予回击，完全是正当的。至于说，处置谈判代表，你们国民党是有这个先例的，过去琼崖国共谈判时，我党代表林耀簇就惨遭你们杀害，但是，杀了一个林耀簇，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你们国民党的狰狞面目，如果你们硬要做这笔政治上的赔本生意，那就悉听尊便。”
谈判就这样在双方的舌战中不欢而散了。
第二个晚上，韩练成微服来到侨安旅社独自会见史丹，见面之后，他嘱咐随从人员说：“有人找我，就说我不在。”
韩练成满面和颜悦色，同谈判时那副严肃的面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亲切地问候了史丹，尔后低声说：“我过去对上对下说过，你们琼纵力量不大，不敢动手。可是这次你们在石碌伏击，缴了机枪，又打到我这个军长的头上，上上下下不少人利用这个来做话题，上边对我催得很紧，海南的内战是一定要打的了，你们得做好充分的应变准备。”停顿了一下之后，他又说：“这里不是你久留之地，那些家伙心毒手狠，我想法尽快送你回去。”说完，他便匆匆告辞，史丹本来想提出的一些问题，也就话到口边而无法说了。
同韩练成的接触，给史丹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但是，他一时却找不出确凿的证据足以说明韩的真实面貌，只好带着问题归去。当时，内战的帷幕已经拉开，特委、琼府和琼纵的领导精力集中于应付敌人的进攻，无法进一步弄清韩的身份，暂时把它当成一个存疑的问题搁置下来了。一直到解放后，我们得
知韩练成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兰州军区副司令员时，才完全看清了韩练成的“庐山真面目”，解开了心头之谜。
八、思想转折
内战的烽火在西线燃起之时，特委和总部已由儋县的南丰迁回白沙县的牙叉。前线的战报不时从各地纷飞而来。但是，在特委和领导机关内部，部分同志的和平麻痹思想几经起伏，《停战协定》以后，他们的和平幻想又复抬头，常与那些积极主张准备应付内战的同志发生激烈的论争，影响到特委在决定重大问题时处于犹豫不决的被动状态。这种情况传到下边，引起各级干部的诸多议论。
身为琼崖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的冯白驹同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多次走访了机关干部和就近部队指战员，听取他们的见解和建议。他特别倚重来自延安的老红军庄田、李振亚等同志的意见。庄田、李振亚长时间在斗争的第一线，来海南后又亲自经历过“美合事变”①，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一直认为内战是难于避免的。这种见解，使冯白驹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看法。
为了集思广益，统一认识，在冯白驹的提议下，特委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下旬在牙叉召开党政军机关科以上干部和就近支队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议题围绕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提出：海南的形势，究竟战争是主流还是和平是主流？会上，同志们争着发言，各抒己见。
庄田首先发言说：“我们看问题不能凭主观愿望，而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实际出发。”他接着指出：抗战胜利以来，国内不断发生局部战争，在我们琼崖则一直枪声不绝，四十六军来琼后，形势越来越恶化，敌人已经拉开了全面进攻的架势，全岛规模的内战已经是意料中的事情了。但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并没正视这一现实，三、四个月来，和平麻痹思想反复出现，使我们吃了不少亏，教训是沉痛的。这种情况再也不能重复出现了。
庄田的意见得到了多数同志的赞同，但，特委及机关中也有的同志持不同看法，一位负责同志在发言中认为：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都渴望和平建国，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正是顺乎民心的大事，《双十协定》正是以和平建国方针为基础的。国内一些地区以及海南所出现的不利于和平的矛盾冲突，毕竟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一月十日的《停战协定》就是针对这些局部的矛盾冲突而签订的。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在没有得到中央的指示之前，我们不能轻易采取一些不利于和平的步骤。
这些意见，也得到了部分同志的默认和支持。一时间，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争论得十分激烈。纵队司政机关的同志，大多数赞同庄田的意见。参谋长李振亚、政治部组织部长陈青山、宣传部长罗文洪等同志，相继发表了许多中肯的意见，指出：必须充分估计内战的危险性，在大敌当前的紧要关头，如果仍然模棱两可、犹豫不决，必将带来严重的后果；眼下的正确方针应是立足于打，并应立即采取果断行动，奋起自卫。
在历时几天的争论中，冯白驹用心倾听了双方的意见，经
过深思熟虑之后，最后作了总结性的发言。他回顾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海南反共反人民的历史，历数了抗战胜利以来国民党反动派掠夺胜利果实的一系列罪行，继而列举了国民党反动派向我发动进攻的一系列严重事件：一九四五年九月，国民党反动派勾结日、伪军，围攻我进驻感恩城的琼纵二支队新编八中队，制造了震动全岛的感恩事件；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国民党四十六军渡琼后，一边放出和平空气，一边频频向我发动军事挑衅，相继抢占了我军从日伪手中解放了的许多市镇；一九四六年一月份，四十六军向我西部地区发动进攻，进占了临高、和舍、那大、新州、旧州，王五及北黎等市镇；目前，四十六军正从东、西、南三路指向我白沙根据地。
最后，冯白驹同志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和平我们是要力争的，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依我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目前情况表明，并不是什么和平为主流的问题，而是急需准备战争、应付战争的问题。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和提出问题，我们就会犯错误。”
冯白驹同志的讲话犹如层层剥笋，以其充足的逻辑力量使人们不得不心悦诚服。这场争论引导人们正视了现实，使领导机关的大多数同志开始了思想上的转折。
经过这次会议，特委确认必须充分做好应变的准备，立足于打；采取的方针是避敌锋芒，挺出外线，与敌周旋，相机歼敌。并且作出了以下决定：立即精简领导机关，暂时离开白沙根据地，向澄迈地区转移；挺进支队随领导机关挺出白沙外围，争取主动，待机歼敌；相应地调整和安排各支队驻地和斗争任务；白沙根据地主要依靠扩编的白沙县中队的兵力配合民兵开展游击战；动员人民群众坚壁清野。
此次会议的精神传达到我们四支队后，干部们精神为之一振，一致认为白沙会议是一次有重要意义的会议，标志着我们的指导思想从犹豫不决的被动状态转变为积极迎战的主动状态。这个思想转折，是我们进行自卫战争夺取胜利的良好开端。
附注
①战争年代里，我们一般都不称冯白驹同志的职务而叫他老冯或冯同志。
①这时，琼崖纵队的全称是广东省琼崖人民抗日游击独立纵队，其序列为：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冯白驹，副司令员庄田，参谋长李振亚，政治部主任王伯伦，副主任陈石。第一支队长吴克之，政委林豪，副支队长陈求光，参谋长郑章，政治处主任符路，第二支队长陈武英，政委陈石（兼），参谋长陆和，政治处主任陈岩；第三支队长符哥洛，政委莫逊，副支队长林和平，政治处主任祝菊芬；第四支队长马白山，政委吴文龙，副支队长潘江汉，政治处主任江田；挺进支队长李振亚（兼），政委符荣鼎，副支队长张世英，政治处主任林明。
①一九四〇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美合事变”，我总部在撤出美合后不久失去了电台，暂时中断了同中央的电讯联络。
①今位于东方县境内。
①今位于琼海县境内。
①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国民党顽固派曾向我美合根据地发动突然进攻。我们为了保存力量，退出美合根据地。这就是海南历史上有名的“美合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