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五十三岁，一个炉火纯青的饱满年龄，一个成熟收获的季节。
  上午他像往常一样出外散散步，然后到学校图书馆翻了一回杂志，午睡后在家里与孩子玩扑克，谁知只见他将手中的牌一丢，歪过头去，竟这样地走了……
  教书匠，一支照亮别人而燃烧自己的蜡烛；一台清除心灵污尘播种文明的机器，在别人眼里简单而又平凡，没有闪光的头衔，没有丰厚的收入，甚至还有些卑微。但他热爱这份工作，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给了这个光荣的称号。
  像他那个年代的千千万万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他走过了一条漫长而又曲折艰难的路。
  1946年夏，他出生在一个穷苦人家的破茅屋里，父亲早年参加革命，母亲不堪忍受孤独而改嫁，他是吃着祖母舂的薯糊糊长大的。从小他就显得过早的成熟，仅几岁的孩子就懂得主动替祖母分担一些农活，喂猪养牛，跟大人们一起到地里去种番薯。上学后读书非常用功，夜里没有海棠油，他就用萤火虫装在瓶子里照明看书，因此在班里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的。平日里，他好静寡动，不像一般村童那样喜欢玩耍，又懂得尊敬长辈，爱护公物，因此乡邻近里无一不夸奖这孩子日后必大有出息。
  风里来雨里去，吃着米糠和薯干度过了3年困难时期，他终于熬到了高中毕业。眼看就要跨入大学的校门，可这时文化大革命来了，像所有的青年人一样，他带着一股热情和冲动参加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斗争。运动中，他冲冲杀杀干得很起劲，被同学们推举为“红旗”总部的小头头，在那个燃烧着烈焰的年代里，他像一块烧红了的铁那样炙手可热。
  可是狂热和无知最后以付出沉重的代价而告终。
  那是一个让人颤栗的夜晚，炮车沉重的轮子碾着寒冷的水泥路开进了三亚，已被迫龟缩到水产码头里的“旗”派组织，在一些人的挑唆和怂恿下，用砖头和木料构筑工事，企图与上城镇压的民兵决一死战。
  武斗开始了，轰隆隆的炮弹从食品公司方向甩出去，大地在颤抖，天空在燃烧，水产码头一片火海，毫无一点抵抗能力的“旗”派武装土崩瓦解，纷纷堕海逃命。
  他在漆黑的海里游了一夜，天亮时才爬上了长满仙人掌的海滩，饥饿和寒冷使他疲惫不堪，当他采着仙人掌果吃的时候，被搜索的民兵捉住了。
  他被关押在城建的一间又脏又黑的屋子里，每天晚上被用卡车装到旧机场那块阴森森的马尾松林里，蒙上眼睛，拳打脚踢，大口大口的鲜血从他那朗诵着毛主席语录的嘴里吐出来，从此他落下了头痛病。
  几个月的非人折磨后，他被放了出来。一副强壮的身体只剩下了一把骨头，他蓬头垢脸，茫然不知所措。祖母已因他逃海无消息忧郁过度病故了，父母又在崖城被抓了起来，他孓然一身，靠着亲戚和乡亲们的帮助，在梅山老家安下了身。
  老家人不因他被打成反革命而嫌弃他，那浓浓的乡情像甘露一样滋润了他那颗干枯的心。从此他在乡下老老实实务农，像小时候一样什么重活脏活都挺着腰杆去干，并且用他在学校所学到的知识为农村文化服务。不久便入了党，并且当上了梅西大队副书记。
  他满可以本本份份在农村当一辈子农民，可命运的列车偏偏让他在人生的旅途中转轨。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他那颗期待已久的心又升腾起了新的希望。这时他已过了而立之年，而且已有了妻室和孩子，老三才刚刚出世，他不顾家庭的负累，毅然捧起弃荒了10年的旧课本，并且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华南师范学院。还没等刚出世的孩子张开眼睛看看这父亲，他已踏上了求学的路。
  在大学里，他如饥似渴像一块海绵那样不断地吸取着知识的水份，那刻苦的劲头好像要将10年所荒废的时间一昼夜里补回来。羊城的秀色没有引起他的兴趣，光怪陆离的生活没有打动他那颗执着的心，课堂里林荫下常见他读书的身影。他的家庭很困难，学习上的费用是年老的父母省吃俭用寄给他的。因此，几年的大学生活他没有下过一回馆子，没有添过一件新衣，节省下来的钱全部用于购买书籍。因此，每年从学校里寄回的成绩表和那戳着红印子的各种奖状说明了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1982年，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到了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中学当一名语文教师。他好像已找到了人生的真正位置，把全部心血都奉献给了这个光荣的事业。教学上精益求精，感情上他热爱学生胜过热爱自己的孩子。他那狭小的屋子里经常挤满了上门求教的学生，他总是满脸春风，循循善诱，从他嘴中流露出的语言是那样热情、生动，能够一下子把人吸引过去。经他教诲过的学生无一不敬佩他那敏捷的思维和条理清晰的表达能力。逢年过节，学生们送给他的贺年卡放了一大柜，说明他在学生们心中的地位。然而，他的生活很困难，屋子里最好的家具是那个用了多年的书柜，及至今天他离开了人世，家里仍一贫如洗，那台旧电视机也还是十多年前父亲用离休金替他买的……
  他走了，永远定格在不老的岁月里。他像大海里的一滴小浪花，太渺小太平凡了。但他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挣扎了几十年，就像长空中的一颗流星，也有过瞬间的闪亮。做为他的弟弟，他最亲近和信任的人，我用我这支笨拙的笔将他那淡如清水的人生勾画出来，做为我对他永久永久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