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内容
一、上海种植棉花的历史
棉花从印度传入我国，是经过南、北两条道路传入的：
（1）南路：经过南洋的国家传入我国的云南。约在公元一至二世纪之间，即历史上的东汉时代居住在这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哀牢夷”，已经生产出一种名叫“白叠花布”的纺织品。这是我国植棉织布的最早记录①。
（2）北路：经过西域的国家传入我国的新疆。约在公元五至六世纪，即历史上的南、北朝时代，在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哈喇和卓一带建国的高昌，已经采用一种名叫“白叠子”的植物来织布，所织的布很软白，当地人民，在市场上用作商品交换。②
上海地区的植棉业，是由南路逐渐北传的。在未传入江南以前棉花的种植，盛行于福建和两广一带。据三国时魏人孟康注汉书说“闽人以棉花为吉贝”，大约开始种植时比这还早。到11世纪即北宋以后，闽广地区种植棉花渐盛。12世纪后期南宋人的著作，有关这个地区人民种植棉花和纺织的记载渐多。如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记载雷、化、廉等州和海南岛黎族棉织品，有“慢吉贝”“粗吉贝”“黎单”“黎饰”“鞍搭”等名称。他又提到广西的瑶族，生产一种染色的斑布；以及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所织的“朝霞”，异常精美可观。赵汝适所作的“诸蕃志”（卷下）记载海南岛黎族“妇人不事蚕桑，惟织吉贝花被、黎幕。”而这些纺织品，都是泉州商人采购来运销内地的对象。说明当时海南岛一带，是我国著名的棉纺织中心。
从闽广地区传入长江流域，约在南宋末年。到13世纪中叶前后，即宋末元初间，才普遍推广到浙江、江苏、江西、湖南等地。元朝政府在公元1289年（世祖至元26年）“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十万匹。”①在这以前，必定经过一段相当长时期的种植。这时北路的植棉区域，也扩大到陕西。②上海的植棉事业，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
二、上海古代著名纺织家黄道婆
黄道婆，元朝人，生于上海龙华南六公里的乌泥泾（今名华泾镇，当时属松江府，是该府最早栽植棉花的地点），年轻时流落崖州（海南岛崖县）从当地黎族人民学会运用制棉工具和织崖州被的方法。公元1295—1296年（元成宗元贞间）左右，遇顺道海船，从崖州回到故乡，依靠织崖州被维持生活。后来又教人制棉和作被面，使乌泥泾的棉纺织业迅速发展起来，一时乌泥泾被，名闻全国。乌泥泾一带居民，赖此为生的有一千多家，都变成“丰衣足食”。黄道婆死后，乡人为了纪念她的劳绩，共同把她埋葬了。她的坟墓现在华泾镇北的东湾村，因日久荒废，、1957年曾由人民政府拨款修茸。
公元1337年（元顺帝至元三年），有人还替她立祠，岁时烧香礼拜。此后乌泥泾和上海城区，先后为她建立的祠庙，一共有好几处。例如清朝嘉庆年间，县城渡鹤楼西北小巷内，也立了一个小庙享祀她。本地从事纺织妇女，每逢年节，总是成群结队，前往礼拜，称她叫“黄娘娘”。但是这些祠庙，都已先后毁坏，只有港口镇北的黄母祠，现已成为上海境内仅存的黄道婆祠了。祠中黄道婆塑像，头扎布巾，额露皱纹，显出苍老而又慈祥的农家妇女形象。直到今天，华泾镇农民，对于这位伟大的纺织家，依然表示尊敬，不论老幼，几乎没有不晓黄婆婆其人的。人们还在传诵这样一首歌谣，来歌颂她传授和革新纺织技术的巨大贡献：
“黄婆婆！黄婆婆！
教我纱，教我布，
两只筒子两匹布。”
黄道婆传入乌泥泾的制棉工具，据陶宗仪《辍录耕》说是“捍、弹、纺、织之具”。在黄道婆之先，这带棉纺织的技术是异常落后的，“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籽，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掸成剂，厥功甚艰”。①黄道婆教人用铁杖来捍尽棉子，代替用手剖来除去棉子。又以强有力的绳弦竹弓代替线弦竹弓；还有纺花用车，和织布用机子。本来不完备的工具，现在逐渐完备了。并且由辗棉子、弹花、纺花，到织布，形成了一整套程序，使人有所遵循。现在上海历史与建设博物馆里陈列着的一架一手能纺三纱的脚踏纺车，相传就是黄道婆创制。
她不但传入制棉工具和方法，同时把崖州被面的造法也传入。她教妇女们怎样错纱，怎样配色，怎样综线，怎样挈花，各有一定的法则。所以织成的被、褥、带、帨，上织折枝、团凤、棋局、字样，花纹粲然。后来本地人根据她的方法，把技术提高，织造各色各样的布，上绣各色各样纹理。明成化间，这种布流传到皇帝宫中，为宫女们所爱好，乌泥泾人又织造皇家御用衣袍，上有龙凤、斗牛、麒麟等花纹。用大红、真紫、赭黄等染色，皇室购买这种衣料，加上官吏中饱糜费，一匹甚至有贵达白银一百两的。
三、明、清（鸦片战争前）上海的棉纺织业
黄道婆死后，上海的棉纺织业有了更大发展。约14世纪初期，王祯在他所著的农书上记载，当时纺织棉布工具，已有搅车、弹弓、卷筵、纺车、拨车、〓床、线架等。棉纺织业的生产技术，获得更大的进步。这个世纪的中叶，即在元末，又发明了檀木制的椎子，用来敲击弓弦振掸棉絮。生产工具就更加完备了。
明朝（公元1368—1644年）开始，棉花的种植才推广至全国各地。由于种植的普遍和纺织技术的不断提高，至明代中叶（约16世纪），上海地区，已经是全国棉纺织业中心松江府的一个组成部分。及至明代晚期，上海本身也成为一个棉纺织业的重镇了。当时的松江，出产一种标布，盛行各地，它不但是个纺织中心，而且是棉布和棉花的集散地。在这里集聚着很多牙行和商贾，大量收买各村农民所织的棉布。到了清朝（公元1644—1911年）初年，上海的棉纺织业，号称“衣被天下”。说明这个地区出产的棉布，市场遍及全国。这时松江各地“乡村纺织，尤尚精敏，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①上海一带的标布生产虽然没有明朝发达，但在县南的三林塘镇，仍以织造技术的精巧著名，最贵的时候，每匹值银四、五钱。远销至北京和西北山西、陕西等边省。至于行销在南方湖广、江西等地区的，另有一种出品唤中机。本地人称做“新改布”，价值与标布相等。此外还有一种叫小布，销往江西饶州等处。
到18世纪中叶，上海的棉纺织业，在工具上已有很大的改进。这时去棉子用的轧车，通行的有三足、四足两种，据说一人工作，可抵过去三人。弹弓比黄道婆时更大了，“长五尺许，上圆而锐。下方而阔，弦粗如五股线。置弓花衣中，以槌击弦作响，则惊而腾起，散若雪，轻如烟。”①分络棉线的〓床，也改“今一人负之而趋，一人随理其绪，往来数过，顷刻可就”。②比过去便利多了。织机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进步。踏脚从十二〓改良至二〓，随花纹多少而增减。生产过程的分工，更加精细了。光是染工，就有蓝坊、红坊、漂坊、杂色坊等不同作坊。印花的技术，也十分进步。当时的产品，有机布、稀布、飞花布、斜文、正文、高丽等布，种类甚多。
在明、清两代，上海一带的棉纺织业，不仅生产规模与生产技术有相当发展，而且已经有资本主义的萌牙出现。根据可以看到的资料，足以说明商业资本已经侵入当地的棉布生产，并逐渐转化为产业资本。明代的松江，已经不仅是棉花棉布商品生产的中心，而且是棉花棉布贩运聚散之地，当时已有棉布的包买商出现，叶楚珠说，“前朝（指明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①这种动辄携带白银数十万两来到松江，被牙行奉之如王侯的布商，是属于包买商的性质。在府城西郊开设的百多家暑袜店，将原料发给“合郡男妇”制造，制成后交回店中，计件或计时给予报酬。说明当时的商业资本已不限于包买商，而且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侵入再生产。这里商人变成了雇主，而直接生产者也变成工资劳动者了。
结语
棉花的传入我国，首先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种植起来。13世纪中叶以后，才向中原地区大力推广，南北两路会师。棉花的种植和传播，是劳动人民经过无数次的试验与移植，从生产斗争中积累经验的结果。我们今天穿棉布衫裤，饮水思源，应当归功于劳动人民，也应当归功于少数民族，因为这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劳动人民的一个伟大贡献。
黄道婆是一个劳动人民。她因为不堪受蒙古统治者和汉族地主的压迫，用逃亡的方式来作反抗，流落在崖州少数民族地区，学会了先进生产技术，回到故乡，教人不倦，广泛传授技术的结果。乌泥泾在元初本是一个“民食不给”地区，可是后来因为棉织业的发达，形成了“家户殷实”的现象，这种毫不自私的高尚品质，感动和教育了上海人民，以至为她立祠祀享。她不但是“遗爱在桑梓”，而且是“有志覆赤子”，对我国古代棉织业，是有着巨大贡献。因为她除了传入制棉工具和方法，还使制棉手续从轧子到织布。立下了一定的规格。更由于她的热心提倡，使我国棉织业在长江下游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们歌颂黄道婆，也就是对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所引起的无限敬仰。
从上述发展中，可以知道上海棉纺织工业，有着600年的历史传统。16世纪以后，它一直是我国棉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上海之成为我国最大的棉纺织业中心，并不始于近代。那些“上海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以后才建设起来”的谰言，可以不攻自破。相反的我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牙，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①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却把中国变成了他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从黄道婆和后来上海一带棉纺织业发展中，可以看到这个地区的劳动人民，不断在改进制棉和纺织技术，不断地制成许多新的品种，把我国的棉纺织业，推向一个又一个崭新的阶段。棉纺织业的不断进步，说明我国劳动人民，不断发挥他们无比的智慧和创造。这是他们在生产斗争中出现的万丈光芒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今天，社会主义在我国已经取得决定的胜利，劳动人民已经彻底得到解放。上海的工人和农民，八、九年来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作出伟大的贡献。现在全国六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而奋斗。我们更应当进一步发挥这个光荣传统，迎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到来，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
（载《学术月刊》1958年第8期）
棉花从印度传入我国，是经过南、北两条道路传入的：
（1）南路：经过南洋的国家传入我国的云南。约在公元一至二世纪之间，即历史上的东汉时代居住在这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哀牢夷”，已经生产出一种名叫“白叠花布”的纺织品。这是我国植棉织布的最早记录①。
（2）北路：经过西域的国家传入我国的新疆。约在公元五至六世纪，即历史上的南、北朝时代，在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哈喇和卓一带建国的高昌，已经采用一种名叫“白叠子”的植物来织布，所织的布很软白，当地人民，在市场上用作商品交换。②
上海地区的植棉业，是由南路逐渐北传的。在未传入江南以前棉花的种植，盛行于福建和两广一带。据三国时魏人孟康注汉书说“闽人以棉花为吉贝”，大约开始种植时比这还早。到11世纪即北宋以后，闽广地区种植棉花渐盛。12世纪后期南宋人的著作，有关这个地区人民种植棉花和纺织的记载渐多。如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记载雷、化、廉等州和海南岛黎族棉织品，有“慢吉贝”“粗吉贝”“黎单”“黎饰”“鞍搭”等名称。他又提到广西的瑶族，生产一种染色的斑布；以及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所织的“朝霞”，异常精美可观。赵汝适所作的“诸蕃志”（卷下）记载海南岛黎族“妇人不事蚕桑，惟织吉贝花被、黎幕。”而这些纺织品，都是泉州商人采购来运销内地的对象。说明当时海南岛一带，是我国著名的棉纺织中心。
从闽广地区传入长江流域，约在南宋末年。到13世纪中叶前后，即宋末元初间，才普遍推广到浙江、江苏、江西、湖南等地。元朝政府在公元1289年（世祖至元26年）“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十万匹。”①在这以前，必定经过一段相当长时期的种植。这时北路的植棉区域，也扩大到陕西。②上海的植棉事业，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
二、上海古代著名纺织家黄道婆
黄道婆，元朝人，生于上海龙华南六公里的乌泥泾（今名华泾镇，当时属松江府，是该府最早栽植棉花的地点），年轻时流落崖州（海南岛崖县）从当地黎族人民学会运用制棉工具和织崖州被的方法。公元1295—1296年（元成宗元贞间）左右，遇顺道海船，从崖州回到故乡，依靠织崖州被维持生活。后来又教人制棉和作被面，使乌泥泾的棉纺织业迅速发展起来，一时乌泥泾被，名闻全国。乌泥泾一带居民，赖此为生的有一千多家，都变成“丰衣足食”。黄道婆死后，乡人为了纪念她的劳绩，共同把她埋葬了。她的坟墓现在华泾镇北的东湾村，因日久荒废，、1957年曾由人民政府拨款修茸。
公元1337年（元顺帝至元三年），有人还替她立祠，岁时烧香礼拜。此后乌泥泾和上海城区，先后为她建立的祠庙，一共有好几处。例如清朝嘉庆年间，县城渡鹤楼西北小巷内，也立了一个小庙享祀她。本地从事纺织妇女，每逢年节，总是成群结队，前往礼拜，称她叫“黄娘娘”。但是这些祠庙，都已先后毁坏，只有港口镇北的黄母祠，现已成为上海境内仅存的黄道婆祠了。祠中黄道婆塑像，头扎布巾，额露皱纹，显出苍老而又慈祥的农家妇女形象。直到今天，华泾镇农民，对于这位伟大的纺织家，依然表示尊敬，不论老幼，几乎没有不晓黄婆婆其人的。人们还在传诵这样一首歌谣，来歌颂她传授和革新纺织技术的巨大贡献：
“黄婆婆！黄婆婆！
教我纱，教我布，
两只筒子两匹布。”
黄道婆传入乌泥泾的制棉工具，据陶宗仪《辍录耕》说是“捍、弹、纺、织之具”。在黄道婆之先，这带棉纺织的技术是异常落后的，“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籽，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掸成剂，厥功甚艰”。①黄道婆教人用铁杖来捍尽棉子，代替用手剖来除去棉子。又以强有力的绳弦竹弓代替线弦竹弓；还有纺花用车，和织布用机子。本来不完备的工具，现在逐渐完备了。并且由辗棉子、弹花、纺花，到织布，形成了一整套程序，使人有所遵循。现在上海历史与建设博物馆里陈列着的一架一手能纺三纱的脚踏纺车，相传就是黄道婆创制。
她不但传入制棉工具和方法，同时把崖州被面的造法也传入。她教妇女们怎样错纱，怎样配色，怎样综线，怎样挈花，各有一定的法则。所以织成的被、褥、带、帨，上织折枝、团凤、棋局、字样，花纹粲然。后来本地人根据她的方法，把技术提高，织造各色各样的布，上绣各色各样纹理。明成化间，这种布流传到皇帝宫中，为宫女们所爱好，乌泥泾人又织造皇家御用衣袍，上有龙凤、斗牛、麒麟等花纹。用大红、真紫、赭黄等染色，皇室购买这种衣料，加上官吏中饱糜费，一匹甚至有贵达白银一百两的。
三、明、清（鸦片战争前）上海的棉纺织业
黄道婆死后，上海的棉纺织业有了更大发展。约14世纪初期，王祯在他所著的农书上记载，当时纺织棉布工具，已有搅车、弹弓、卷筵、纺车、拨车、〓床、线架等。棉纺织业的生产技术，获得更大的进步。这个世纪的中叶，即在元末，又发明了檀木制的椎子，用来敲击弓弦振掸棉絮。生产工具就更加完备了。
明朝（公元1368—1644年）开始，棉花的种植才推广至全国各地。由于种植的普遍和纺织技术的不断提高，至明代中叶（约16世纪），上海地区，已经是全国棉纺织业中心松江府的一个组成部分。及至明代晚期，上海本身也成为一个棉纺织业的重镇了。当时的松江，出产一种标布，盛行各地，它不但是个纺织中心，而且是棉布和棉花的集散地。在这里集聚着很多牙行和商贾，大量收买各村农民所织的棉布。到了清朝（公元1644—1911年）初年，上海的棉纺织业，号称“衣被天下”。说明这个地区出产的棉布，市场遍及全国。这时松江各地“乡村纺织，尤尚精敏，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①上海一带的标布生产虽然没有明朝发达，但在县南的三林塘镇，仍以织造技术的精巧著名，最贵的时候，每匹值银四、五钱。远销至北京和西北山西、陕西等边省。至于行销在南方湖广、江西等地区的，另有一种出品唤中机。本地人称做“新改布”，价值与标布相等。此外还有一种叫小布，销往江西饶州等处。
到18世纪中叶，上海的棉纺织业，在工具上已有很大的改进。这时去棉子用的轧车，通行的有三足、四足两种，据说一人工作，可抵过去三人。弹弓比黄道婆时更大了，“长五尺许，上圆而锐。下方而阔，弦粗如五股线。置弓花衣中，以槌击弦作响，则惊而腾起，散若雪，轻如烟。”①分络棉线的〓床，也改“今一人负之而趋，一人随理其绪，往来数过，顷刻可就”。②比过去便利多了。织机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进步。踏脚从十二〓改良至二〓，随花纹多少而增减。生产过程的分工，更加精细了。光是染工，就有蓝坊、红坊、漂坊、杂色坊等不同作坊。印花的技术，也十分进步。当时的产品，有机布、稀布、飞花布、斜文、正文、高丽等布，种类甚多。
在明、清两代，上海一带的棉纺织业，不仅生产规模与生产技术有相当发展，而且已经有资本主义的萌牙出现。根据可以看到的资料，足以说明商业资本已经侵入当地的棉布生产，并逐渐转化为产业资本。明代的松江，已经不仅是棉花棉布商品生产的中心，而且是棉花棉布贩运聚散之地，当时已有棉布的包买商出现，叶楚珠说，“前朝（指明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①这种动辄携带白银数十万两来到松江，被牙行奉之如王侯的布商，是属于包买商的性质。在府城西郊开设的百多家暑袜店，将原料发给“合郡男妇”制造，制成后交回店中，计件或计时给予报酬。说明当时的商业资本已不限于包买商，而且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侵入再生产。这里商人变成了雇主，而直接生产者也变成工资劳动者了。
结语
棉花的传入我国，首先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种植起来。13世纪中叶以后，才向中原地区大力推广，南北两路会师。棉花的种植和传播，是劳动人民经过无数次的试验与移植，从生产斗争中积累经验的结果。我们今天穿棉布衫裤，饮水思源，应当归功于劳动人民，也应当归功于少数民族，因为这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劳动人民的一个伟大贡献。
黄道婆是一个劳动人民。她因为不堪受蒙古统治者和汉族地主的压迫，用逃亡的方式来作反抗，流落在崖州少数民族地区，学会了先进生产技术，回到故乡，教人不倦，广泛传授技术的结果。乌泥泾在元初本是一个“民食不给”地区，可是后来因为棉织业的发达，形成了“家户殷实”的现象，这种毫不自私的高尚品质，感动和教育了上海人民，以至为她立祠祀享。她不但是“遗爱在桑梓”，而且是“有志覆赤子”，对我国古代棉织业，是有着巨大贡献。因为她除了传入制棉工具和方法，还使制棉手续从轧子到织布。立下了一定的规格。更由于她的热心提倡，使我国棉织业在长江下游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们歌颂黄道婆，也就是对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所引起的无限敬仰。
从上述发展中，可以知道上海棉纺织工业，有着600年的历史传统。16世纪以后，它一直是我国棉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上海之成为我国最大的棉纺织业中心，并不始于近代。那些“上海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以后才建设起来”的谰言，可以不攻自破。相反的我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牙，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①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却把中国变成了他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从黄道婆和后来上海一带棉纺织业发展中，可以看到这个地区的劳动人民，不断在改进制棉和纺织技术，不断地制成许多新的品种，把我国的棉纺织业，推向一个又一个崭新的阶段。棉纺织业的不断进步，说明我国劳动人民，不断发挥他们无比的智慧和创造。这是他们在生产斗争中出现的万丈光芒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今天，社会主义在我国已经取得决定的胜利，劳动人民已经彻底得到解放。上海的工人和农民，八、九年来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作出伟大的贡献。现在全国六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而奋斗。我们更应当进一步发挥这个光荣传统，迎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到来，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
（载《学术月刊》1958年第8期）
附注
①《后汉书》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传”。
②《梁书》卷一百五十四“高昌传”。
①《元史》卷十五，《世祖纪》。
②《农桑辑要》卷二。
①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四。
①康熙《松江府志》卷五。
①②褚华：《木棉谱》。
①叶楚珠：《间世编》卷七。
①《毛泽东选集》卷二，页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