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内容
我国纺织家黄道婆对于棉纺业的伟大贡献
冯家昇
一 黄道婆以前的制棉工具
中国境内棉花的种植是有先后的，最早是在云南、广东、福建、新疆，而最后在扬子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制棉的工具和方法也应当是依这样的次序而传播的。
棉花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始种植的，制棉的工具和方法也是在少数民族地区首先应用的。那就是说，汉族对于种植棉花的智识以及制棉的工具和方法都是从少数民族学来的。今天棉花在我们的生活上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原来这是少数民族弟兄们伟大的贡献啊！
汉族对棉花的正确认识远不出五代与北宋①，对制棉工具和方法的认识则远不出南宋②。周去非《岭外代答》云：“南人取其茸絮以铁筋碾去其子，即以手握茸就纺，不烦缉织，以之为布最为坚善。”赵汝适《诸蕃志》曰“南人取其茸絮，以铁筋碾去其子，即以手握茸就纺，不烦缉绩，以之为布……”③周去非在宋孝宗淳熙间试尉桂林，赵汝适也是在淳熙间为福建提举司舶的官。所以他们两个人是同时人。他们所提的“南人”是指雷化廉州南海黎峒的少数民族。其次是方勺的《泊宅编》①也说“闽广……土人摘取出壳，以铁铤捍尽黑子，徐以小弓弹，令纷起，然后纺织为布，名曰吉贝”。周只提碾去棉子一条铁铤，铁铤即铁杖，而方勺又提到弹花的小弓。时代愈后，而汉人对制棉工具和方法的智识也就愈详了。扬子江流域的棉花是由闽广传入的，黄河流域的棉花是由新疆传入的。初传入的制棉工具和方法繁简不同，其时代约在13世纪中叶前后。关于扬子江流域的制棉工具和方法有艾可叔的木棉诗②为证，他是宋度宗咸淳四年（公元1268）进士。这首诗作的年代不明。但总在南宋覆亡之前。他说：“收来老茧倍三春，匹似真棉白一分。车转轻雷秋纺雪，弓湾半月夜弹云。衣裘卒岁吟翁暖，机杼终年织妇勤。闻得上方存节俭，区区欲献野人芹”。他提到纺车、弹弓、织机，这些工具，而说棉花是“野人芹”，可知棉花传入汉族地区不久，工具之为汉人所应用也是不久。其次胡三省通鉴注③木棉云：“木棉江南多有之……土人以铁铤碾去其核，取如棉者以竹为小弓，长尺四五寸许，牵弦以弹棉，令其均细，卷为小筩，就车纺之。自然抽绪如缫丝状，不劳纫缉，织以为布。自闽广来者尤为丽密。”可知这时候棉花已在江南种植不但用铁铤、弹弓这些工具，而且对制作和使用方面也有些法则了。黄河流域（特别是陕西）的制棉和方法特别简陋，试看元世祖至元十年（公元1273）即南宋灭亡的前六年，司农司编的《农桑辑要》④说：待子粒乾取下，用铁杖一条，长二尺粗如指，两端渐细如赶饼杖。用梨木板长三尺，宽五寸，厚二寸，做成床子。逐旋取棉子置于板上用铁杖旋赶出子粒，即为净棉。拈织毛丝，或棉装衣服，特为轻暖”。全书只有碾去棉子的铁杖和木板，其他工具一概不提。至于棉花的用途在拈织粗棉线和棉絮冬衣。大概世祖至元初，黄河流域只由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吐鲁番盆地的畏兀儿）传入此极简的工具和制作方法。其时南宋亡，南北交通还不大容易，所以没有把南方的便利工具和进步方法传入。南方制棉工具的便利和方法的进步是和北方比较而言。实际上，仍然不能说是便利和进步，在制棉过程中，人们还是感觉着苦，陶宗仪说“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闽广）。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掸成剂，厥功甚艰①”。试想用手从棉核剖去棉子是多么麻烦！弹花用线弦竹弧的小弓是多么微弱！所以江东虽然早已种植棉花，因工具和方法的不良，产品粗粝，销售不了，人民生活还是不能改善。
二 黄道婆以后的制棉工具
黄道婆是松江府乌泥泾（上海旧城西南九里）人，年轻的时候流落在崖州（海南岛极南端的崖县），从当地黎人学会运用制棉工具的技能织崖州被的方法②。元成宗元贞间（公元1295—1296），遇顺道海船，复还故乡。她初以织崖州被为生计，其后又教人制棉和作被面，一时乌泥泾被名满国中，好象今日四川的锦被。乌泥泾和附近地方的人民赖以为生的有一千多家，都变得足衣足食。她死后，大家因为感激她的恩德，公共把她埋葬了，顺帝至元三年（公元1337）并为立祠，岁时享祀。后因战乱，她的祠给毁了。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362），有个张守中出来把祠迁到他的祖父墓地南边，并求王逢作诗以为纪念。明熹宗天启六年（公元1622）张之象塑其像致祀宁园寺。清嘉庆年间又有人在上海城内，渡鹤楼西北小巷内也立一小庙享祀她。民国七、八年间她的小庙还在一个学校和一个剧场之间存在着。①
黄道婆传入长江下游乌泥泾的制棉工具据陶宗仪说是“捍、弹、纺、织之具”，没有具体指明是些什么东西。但捍即赶，有《泊宅编》解稀可据，是用铁杖捍尽棉子；弹花用弓振掸轻松；纺花用车；织布用机子。她在制棉工具上的贡献是以当地不完备的工具而令完备了，如由核除去棉子以前是由手剖，她教以用铁杖捍；当地不得劲的工具而使之得劲了，如无力的线弦竹弓而代以强而有力的绳弦竹弓之类。并由碾棉子、弹花、纺花，到织布，立下了一个系统化的手续，使人有所遵循。
黄道婆把崖州少数民族的制棉工具和方法传入之后19年，即元武宗皇庆二年（公元1313）王祯的农书②关于制棉工具有详细的介绍，有图并有解说。一、搅车，即踏车，或作轧车，是去棉子用的。
二、弹弓，长四尺许比胡三省所说的“长尺四五寸许”大了好几倍。弓身以竹为之，弦用绳子，比黄道婆以前乌泥泾人用“线弦”强而有力多了。但不提椎，则此时尚没有椎可知。
三、卷筵，用无节竹条卷棉花成筒，
四、纺车，其制比麻苎纺车小，
五、拔车，将纺讫绵于稀糊盆内度过，稍干即拨于车上。
六、〓车，用以分络棉线，出自福建，
七、线架，将架上线纺于车上。以上的图是由轧子到线准备上织布机的过程。织布机，王祯没有列出来，他说和织䌷类一样。这些东西不必尽是黄道婆传入的，但与她有绝大的联系。有的是由她传入而改制的，有的是传入别地而后改制的。
陶宗仪说乌泥泾“初无椎弓踏车之制”，并没有说黄道婆把这些东西传入。椎弓是椎子和弓，用椎子击弓弦而振掸棉絮。踏车或搅车是轧棉子的，王祯说“昔用辗轴，今用搅车尤便”。大概踏车在王祯写《农书》时才有，而椎子到元末才有。熊辗谷《木棉歌》①云：“尺铁碾去瑶台雪，一弓弹破秋江云，中虚外汛槎成索，昼夜踏车声落落”。此写踏车，弹弓、卷棉筒等事，唯不提椎子。又宗道传《木绵歌》②云：“乌镠笴滑脱绒核，竹弓弦紧翻云涛，挼挲玉箸光夺雪，纺络新丝细如发。”此写踏车、弹弓、以及由花成线的过程，也不提椎子。因此我们不得不疑熊宗二家所写的弓乃是王祯所说的“如弹毡毛法”，用手拨动弦而振掸棉花的弓子。陶宗仪说乌泥泾“初无椎弓”正是反映他那时候有椎弓了。和他差不多同时的李昱有诗③云：“铁轴横中窍，檀椎用两头，倒看星象转，乱卷雪花浮”。所谓檀椎就是用檀木制的椎子，有大小两头，先用小头击弦，使弦上的棉絮顺序了，然后用大头一击，将棉震出，四下飞散。
三 黄道婆提倡棉织业
黄道婆不但由崖州少数民族地区传入制棉工具和方法，并把崖州被面的做法也传入。她教妇女们怎样错纱，怎样配色，怎样综线，怎样挈花，各有一定的法则。“以故织成被、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其后本地人根据她的方法，把技术提高，织造各色各样的布，上绣各色各样的纹理。明成化间，这种布流传到禁中，宫女们甚为爱好。乌泥泾人又织造皇家御用衣袍，上有龙凤、斗牛、麒麟，而用大红、真紫、赭黄等色，一匹有贵至白银百两的①。
乌泥泾本来在元初是个“民食不给”的地区，可是后来因为棉织品的制作，家户殷实。到了明朝，松江一带成了全国产棉布的中心，因此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徐光启说：“尝考宋绍兴中、松郡税粮十八万石，而今平米九十七万石，会计加编，征收耗剩，起解铺垫，诸色役费，当复称是。是十倍宋也。壤地广袤不过百里而遥，农耗之入非能有加于他郡邑也。所繇共百万之赋三百年内而尚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杼而已”。②
黄道婆对于我国棉织品的工业贡献很大，她不但传入制棉工具和方法，而且使制棉的手续从轧子到织布有了一定的规格；由于她的热心教人和提高，使我国的棉织业在扬子江下游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今天我们人人穿衫裤襖褂，饮水思源，不能不对这位从少数民族地区回来的劳动人民起无限的敬仰！
（载《历史教学》1954年第4期）
黄道婆与上海棉纺织业
张家驹
一、上海种植棉花的历史
棉花从印度传入我国，是经过南、北两条道路传入的：
（1）南路：经过南洋的国家传入我国的云南。约在公元一至二世纪之间，即历史上的东汉时代居住在这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哀牢夷”，已经生产出一种名叫“白叠花布”的纺织品。这是我国植棉织布的最早记录①。
（2）北路：经过西域的国家传入我国的新疆。约在公元五至六世纪，即历史上的南、北朝时代，在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哈喇和卓一带建国的高昌，已经采用一种名叫“白叠子”的植物来织布，所织的布很软白，当地人民，在市场上用作商品交换。②
上海地区的植棉业，是由南路逐渐北传的。在未传入江南以前棉花的种植，盛行于福建和两广一带。据三国时魏人孟康注汉书说“闽人以棉花为吉贝”，大约开始种植时比这还早。到11世纪即北宋以后，闽广地区种植棉花渐盛。12世纪后期南宋人的著作，有关这个地区人民种植棉花和纺织的记载渐多。如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记载雷、化、廉等州和海南岛黎族棉织品，有“慢吉贝”“粗吉贝”“黎单”“黎饰”“鞍搭”等名称。他又提到广西的瑶族，生产一种染色的斑布；以及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所织的“朝霞”，异常精美可观。赵汝适所作的“诸蕃志”（卷下）记载海南岛黎族“妇人不事蚕桑，惟织吉贝花被、黎幕。”而这些纺织品，都是泉州商人采购来运销内地的对象。说明当时海南岛一带，是我国著名的棉纺织中心。
从闽广地区传入长江流域，约在南宋末年。到13世纪中叶前后，即宋末元初间，才普遍推广到浙江、江苏、江西、湖南等地。元朝政府在公元1289年（世祖至元26年）“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十万匹。”①在这以前，必定经过一段相当长时期的种植。这时北路的植棉区域，也扩大到陕西。②上海的植棉事业，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
二、上海古代著名纺织家黄道婆
黄道婆，元朝人，生于上海龙华南六公里的乌泥泾（今名华泾镇，当时属松江府，是该府最早栽植棉花的地点），年轻时流落崖州（海南岛崖县）从当地黎族人民学会运用制棉工具和织崖州被的方法。公元1295—1296年（元成宗元贞间）左右，遇顺道海船，从崖州回到故乡，依靠织崖州被维持生活。后来又教人制棉和作被面，使乌泥泾的棉纺织业迅速发展起来，一时乌泥泾被，名闻全国。乌泥泾一带居民，赖此为生的有一千多家，都变成“丰衣足食”。黄道婆死后，乡人为了纪念她的劳绩，共同把她埋葬了。她的坟墓现在华泾镇北的东湾村，因日久荒废，、1957年曾由人民政府拨款修茸。
公元1337年（元顺帝至元三年），有人还替她立祠，岁时烧香礼拜。此后乌泥泾和上海城区，先后为她建立的祠庙，一共有好几处。例如清朝嘉庆年间，县城渡鹤楼西北小巷内，也立了一个小庙享祀她。本地从事纺织妇女，每逢年节，总是成群结队，前往礼拜，称她叫“黄娘娘”。但是这些祠庙，都已先后毁坏，只有港口镇北的黄母祠，现已成为上海境内仅存的黄道婆祠了。祠中黄道婆塑像，头扎布巾，额露皱纹，显出苍老而又慈祥的农家妇女形象。直到今天，华泾镇农民，对于这位伟大的纺织家，依然表示尊敬，不论老幼，几乎没有不晓黄婆婆其人的。人们还在传诵这样一首歌谣，来歌颂她传授和革新纺织技术的巨大贡献：
“黄婆婆！黄婆婆！
教我纱，教我布，
两只筒子两匹布。”
黄道婆传入乌泥泾的制棉工具，据陶宗仪《辍录耕》说是“捍、弹、纺、织之具”。在黄道婆之先，这带棉纺织的技术是异常落后的，“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籽，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掸成剂，厥功甚艰”。①黄道婆教人用铁杖来捍尽棉子，代替用手剖来除去棉子。又以强有力的绳弦竹弓代替线弦竹弓；还有纺花用车，和织布用机子。本来不完备的工具，现在逐渐完备了。并且由辗棉子、弹花、纺花，到织布，形成了一整套程序，使人有所遵循。现在上海历史与建设博物馆里陈列着的一架一手能纺三纱的脚踏纺车，相传就是黄道婆创制。
她不但传入制棉工具和方法，同时把崖州被面的造法也传入。她教妇女们怎样错纱，怎样配色，怎样综线，怎样挈花，各有一定的法则。所以织成的被、褥、带、帨，上织折枝、团凤、棋局、字样，花纹粲然。后来本地人根据她的方法，把技术提高，织造各色各样的布，上绣各色各样纹理。明成化间，这种布流传到皇帝宫中，为宫女们所爱好，乌泥泾人又织造皇家御用衣袍，上有龙凤、斗牛、麒麟等花纹。用大红、真紫、赭黄等染色，皇室购买这种衣料，加上官吏中饱糜费，一匹甚至有贵达白银一百两的。
三、明、清（鸦片战争前）上海的棉纺织业
黄道婆死后，上海的棉纺织业有了更大发展。约14世纪初期，王祯在他所著的农书上记载，当时纺织棉布工具，已有搅车、弹弓、卷筵、纺车、拨车、〓床、线架等。棉纺织业的生产技术，获得更大的进步。这个世纪的中叶，即在元末，又发明了檀木制的椎子，用来敲击弓弦振掸棉絮。生产工具就更加完备了。
明朝（公元1368—1644年）开始，棉花的种植才推广至全国各地。由于种植的普遍和纺织技术的不断提高，至明代中叶（约16世纪），上海地区，已经是全国棉纺织业中心松江府的一个组成部分。及至明代晚期，上海本身也成为一个棉纺织业的重镇了。当时的松江，出产一种标布，盛行各地，它不但是个纺织中心，而且是棉布和棉花的集散地。在这里集聚着很多牙行和商贾，大量收买各村农民所织的棉布。到了清朝（公元1644—1911年）初年，上海的棉纺织业，号称“衣被天下”。说明这个地区出产的棉布，市场遍及全国。这时松江各地“乡村纺织，尤尚精敏，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①上海一带的标布生产虽然没有明朝发达，但在县南的三林塘镇，仍以织造技术的精巧著名，最贵的时候，每匹值银四、五钱。远销至北京和西北山西、陕西等边省。至于行销在南方湖广、江西等地区的，另有一种出品唤中机。本地人称做“新改布”，价值与标布相等。此外还有一种叫小布，销往江西饶州等处。
到18世纪中叶，上海的棉纺织业，在工具上已有很大的改进。这时去棉子用的轧车，通行的有三足、四足两种，据说一人工作，可抵过去三人。弹弓比黄道婆时更大了，“长五尺许，上圆而锐。下方而阔，弦粗如五股线。置弓花衣中，以槌击弦作响，则惊而腾起，散若雪，轻如烟。”①分络棉线的〓床，也改“今一人负之而趋，一人随理其绪，往来数过，顷刻可就”。②比过去便利多了。织机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进步。踏脚从十二〓改良至二〓，随花纹多少而增减。生产过程的分工，更加精细了。光是染工，就有蓝坊、红坊、漂坊、杂色坊等不同作坊。印花的技术，也十分进步。当时的产品，有机布、稀布、飞花布、斜文、正文、高丽等布，种类甚多。
在明、清两代，上海一带的棉纺织业，不仅生产规模与生产技术有相当发展，而且已经有资本主义的萌牙出现。根据可以看到的资料，足以说明商业资本已经侵入当地的棉布生产，并逐渐转化为产业资本。明代的松江，已经不仅是棉花棉布商品生产的中心，而且是棉花棉布贩运聚散之地，当时已有棉布的包买商出现，叶楚珠说，“前朝（指明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①这种动辄携带白银数十万两来到松江，被牙行奉之如王侯的布商，是属于包买商的性质。在府城西郊开设的百多家暑袜店，将原料发给“合郡男妇”制造，制成后交回店中，计件或计时给予报酬。说明当时的商业资本已不限于包买商，而且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侵入再生产。这里商人变成了雇主，而直接生产者也变成工资劳动者了。
结语
棉花的传入我国，首先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种植起来。13世纪中叶以后，才向中原地区大力推广，南北两路会师。棉花的种植和传播，是劳动人民经过无数次的试验与移植，从生产斗争中积累经验的结果。我们今天穿棉布衫裤，饮水思源，应当归功于劳动人民，也应当归功于少数民族，因为这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劳动人民的一个伟大贡献。
黄道婆是一个劳动人民。她因为不堪受蒙古统治者和汉族地主的压迫，用逃亡的方式来作反抗，流落在崖州少数民族地区，学会了先进生产技术，回到故乡，教人不倦，广泛传授技术的结果。乌泥泾在元初本是一个“民食不给”地区，可是后来因为棉织业的发达，形成了“家户殷实”的现象，这种毫不自私的高尚品质，感动和教育了上海人民，以至为她立祠祀享。她不但是“遗爱在桑梓”，而且是“有志覆赤子”，对我国古代棉织业，是有着巨大贡献。因为她除了传入制棉工具和方法，还使制棉手续从轧子到织布。立下了一定的规格。更由于她的热心提倡，使我国棉织业在长江下游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们歌颂黄道婆，也就是对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所引起的无限敬仰。
从上述发展中，可以知道上海棉纺织工业，有着600年的历史传统。16世纪以后，它一直是我国棉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上海之成为我国最大的棉纺织业中心，并不始于近代。那些“上海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以后才建设起来”的谰言，可以不攻自破。相反的我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牙，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①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却把中国变成了他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从黄道婆和后来上海一带棉纺织业发展中，可以看到这个地区的劳动人民，不断在改进制棉和纺织技术，不断地制成许多新的品种，把我国的棉纺织业，推向一个又一个崭新的阶段。棉纺织业的不断进步，说明我国劳动人民，不断发挥他们无比的智慧和创造。这是他们在生产斗争中出现的万丈光芒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今天，社会主义在我国已经取得决定的胜利，劳动人民已经彻底得到解放。上海的工人和农民，八、九年来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作出伟大的贡献。现在全国六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而奋斗。我们更应当进一步发挥这个光荣传统，迎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到来，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
（载《学术月刊》1958年第8期）
历史上黎汉民族团结友谊的光辉篇章
—记我国著名女纺织技术革新家黄道婆向黎族人民学习棉纺织技术的事迹
施联朱 容观琼
在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上，各族人民在共同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互相学习，彼此支援，友好相处，紧密团结，共同创造了祖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我国宋末元初著名女纺织技术革新家黄道婆，向黎族人民学习棉纺织技术，促进了江南地区棉纺织业大发展的业绩，为我国各族人民友好团结的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前闻黄四娘，后称宋五嫂；
道婆异流辈，不肯崖州老。
崖州布被五色缫，组雾〓云粲花草；
片帆鲸海得风归，千柚乌泾夺天造。
这首诗是元代诗人王逢在黄母祠上的题词。它不但以崇敬的心情，表达了当时江南一带人民对黄道婆的深切怀念，而且特别歌颂了黄道婆向海南岛黎族人民勤学苦练棉纺织技术，回到故乡上海乌泥泾后，传授了植棉布技术，教会当地妇女织造出绚丽多采的“崖州布被”，为促进当时江南一带棉纺织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事迹。
关于黄道婆向海南岛黎族人民学习棉纺织技术的事迹，最早见于元人王逢和陶宗仪的著作。王逢的《黄道婆祠诗序》说：“黄道婆，松之乌泥泾人，少沦落崖州。元贞间（公元1295—1296），始遇海舶以归。躬纺木棉花。织崖州被自给，教他姓妇，不少倦。未几，更被乌泾，名天下，仰食者千余家。及卒，乡长者赵如珪为立祠香火”陶宗仪的《辍耕录》说：“闽广多种木棉，纺绩为布名曰吉贝。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各有其法，……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未几，妪卒，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又为立祠，岁时享之”。王、陶皆元末明初人，他们都曾在松江乌泥泾居住过，虽然两个记载，各有详略，可以相互补充，但都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当地人民流传有关黄道婆向黎族人民学习棉纺技术的事迹，与今天黄道婆的故乡仍然保存下来的有关她的故事传说也相吻合，
黄道婆出生在南宋末年。当时南宋小王朝已经腐败不堪，加以北方元大军压境，正处于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境地。南宋小王朝内部，贵族官僚生活腐化，过着文恬武嬉、苟且偷安的日子，大地主大商人同样过着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而广大劳动人民被沉重的封建枷锁束缚着，租税负担繁重到“不可复加”，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当时江南一带土地兼并剧烈，土地迅速集中在地主手中，广大贫苦农民丧失了土地，加以天灾人祸，民不聊生，被迫逃荒，流离失所，飘泊到天涯海角，寻找一个安身落脚、糊口活命的所在，黄道婆就是其中一个。
据调查，黄道婆的故乡——上海县乌泥泾（今华泾镇）迄今仍盛传有关她向海南岛黎族人民学习棉纺织技术的动人故事。黄道婆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劳动人民家庭，幼年当童养媳，受尽封建礼教的虐待。有一次，她在田间辛勤劳动了一天，到晚上回家时，已累得精疲力竭，便上床和衣而睡，她的公婆不问情由，就咒骂不休，并把她打得遍体鳞伤，关在一间柴房里，黄道婆实在忍无可忍，毅然冲破三纲五常的束缚，在半夜里从柴房顶上挖一个洞逃出去，匆忙躲入停泊黄埔江边的一只船，就这样离开了故乡，流落到海南岛崖州（今海南岛西南部，辖境约当于今崖县、白沙、乐东、保亭一带）。当时崖州是个棉纺织业发达的地方。黎族人民十分同情黄道婆的悲惨遭遇，在黎族姐妹的热情关怀和帮助下，她学会了棉纺织技术。晚年回到故乡，把从崖州黎族人民那里学来的棉纺织技术进行传授，并且不断与当地劳动妇女一起，边实践边革新工艺，促使江南一带的棉纺织业迅速发展。①
二
大家都知道，我国丝麻业有悠久的历史，而江南一带在宋代时丝麻织业就已经相当发达了。在中原地区，引进棉种、生产棉布比丝麻晚得多。在“汉、唐之世，木棉虽入贡中国”，但“未有其神，民未以为服，官未以为强。”一些地方只知采桑养蚕、缫丝织绢，还不知木棉的用处。直至宋代，棉纺织业才有所推广和发展，当时人们已认识到棉花的经济价值和实用性超过了丝麻，棉花和丝麻相比，可以省去采桑养蚕和处理麻皮的许多麻烦，可以“不麻而布，不茧而絮”。但当时棉花种植数量不多，棉纺织技术落后，服用者也少，这种现象，在松江一带也不例外。比如，大约在十二、三世纪时，棉花的种植逐渐从闽、广传入长江流域，在上海一带首先传入乌泥泾。在乌泥泾首先种植的地方，是名叫“八千亩”的一块土地（在今沪闵公路三号桥两侧）。由于棉纺织技术相当原始，人们用双手剖去棉子，然后把净棉放在板桌上，“用线弦竹弧”的小弹弓弹松、弹匀，更没有踏车，椎弓的工具，生产效率低，“厥功甚艰”①。出产的棉织品在质量上赶不上从闽、广输入的“丽密”。“文革”中，浙江兰溪县密山公社曾在石椁墓中出土南宋本色棉毯一床，从实物看，它远不及黎族妇女纺织的吉贝布之美。这从侧面反映了在黄道婆回乡之前江南一带的棉纺织技术水平。
与此同时，海南地区的情况则迥然不同。聚居在海南岛的黎族人民，在棉纺织工艺上，其历史之悠久。手艺之精巧，一直为古代志书所称颂。黎族人民称棉花为“贝”，由棉花加工织成的棉布称“吉贝”。当时的棉纺织技术，虽闽、广产者也比不上。“吉贝，……雷、化、廉州及南海黎峒富有”，而“海南所织，则多品矣”其中有：“间以五采，异纹炳然”的黎饰，从汉人那里得到“锦彩”，折取其色丝，“间木棉挑织而成”的“黎幕”，“青红间道，桂林人悉买为卧具”的“黎单”，“用贝饰纺线，以五色绣成若锦的“黎桶”，“五色鲜明”，可以盖文书几案”的“鞍搭”，等等。还有被后人誉之为“东粤棉布之最美者”的“白叠”布，早于12世纪初（北宋时）已在黎族聚居区出现。宋人方勺说过，海南岛黎人有一种织着细字、杂有花卉的“白叠布”。她们的织花技术，十分精巧，所需用的色丝，是通过闽、广客商以沉香、吉贝换来的。总之，黎族人民在棉纺织技术和工艺方面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在我国纺织工艺史上增添了光彩。黄道婆亲临其境，与黎族人民共同生活几十年，在黎族姐妹们的热情帮助下，既学会了一整套棉纺织技术，又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这为她以后逐步地成长为一个著名的棉纺技术革新家，推动松江一带的棉纺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黄道婆晚年回转家乡时，正值元统一中国，这就有利于我国各族人民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发展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友爱合作关系。元朝江南种棉织布，比宋朝发展。元朝政府于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设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管理）司，每年征收木棉布匹①。可见这时木棉布已成为税收物的一种。随着商业的发展，木棉布已逐渐商品化，据马可波罗所记，元初木棉布量少质差，其价格比丝绢高，广大贫苦人民还不能普遍服用。当时江南一带，由于棉纺织生产工具和技术都还是比较落后的，这与人们对棉布需要日益增加相矛盾，问题的解决，有待于棉纺织工具的改革和技术的提高。在统一的局面下，通过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各族人民生产经验的交流，有力地促进了江南一带包括棉纺织业在内的各种手工业产品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元人农学家王祯指出，木棉原产自海南，后来种植和制作的方法，很快向北传播，江淮川蜀，都得到它的利益。这时，黄道婆带着黎族人民的治棉工具、技术和丰富的生产经验，从海南岛崖州回到自己的故乡乌泥泾。
黄道婆回到乌泥泾后，首先着手棉纺织工具的改革，教人“做造捍、弹、纺、织之具”，传授黎族人民擅长“错纱、配色、综线、挈花”之法。并在此基础上，与当地劳动妇女一道，结合生产实践，突出地改进和提高了由去子、弹花、纺线以至织布的生产工具和技术，大大地促进了松江地区棉纺织业的发展，
在治棉工具上，黄道婆依靠当地劳动妇女，发挥自己的聪明智慧，进行大胆改革，特别是运用传统的丝麻纺织工具和技术到棉纺织业上，有效地提高棉纺织生产率。王祯《农书》详细记载了当时江南一带先进的棉纺织生产工具，反映了黄道婆革新棉纺织技术以后江南地区所出现的棉纺织业生产水平提高的情景，当时治棉工具主要有：一，搅车，又叫轧车或踏车，是轧棉子的工具。这种轧车比过去用手剖剥棉子或运用铁筋、铁轴辗压去子，“工利数倍”。二，弹弓，弹松棉花的工具。过去用的是长仅一尺四、五寸“线弦竹弧”的小弓，而且要用手指弹拨，生产效率低。至14世纪初，小弓改为长四尺许的绳弦大弓，工效显著地提高。三，纺车，纺纱用的工具。我国古代用单式手摇纺车绩麻，黄道婆破除迷信，大胆创新，把手摇式，纺一根纱的踏车改进为一手能纺三根纱的三脚踏纺车，速度快，产量多，效率高，功效提高二、三倍。这是一项重大发明，是当时世界上先进的纺纱工具。今天华泾镇附近的老农都认为，陈列在黄母祠塑像神龛里的一架三脚踏纺车，就是一百多年前乌泥泾人继承黄道婆发明创造的三脚踏纺车。四，织，即织布机。特别是有一种提花织机，能织出各种纹样的花布。此外，据传黄道婆对于木棉卷筵〓床、拨车、线架等轧纺工具也加以改进。
值得注意的，直到解放前，黎族人民仍保存着纺织工艺的古老传统。黎族妇女大约自七、八岁开始，就学习纺纱织布，纺织工艺是非常出色的，特别表现在妇女的筒裙上，正如陶宗仪在《辍耕录》中所描述的，“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技艺，完全出诸于黎族妇女的匠心，她们用比较简陋的工具，便能织出绚丽多采、灿然夺目的花布。黄道婆自崖州回到故乡后，发展了黎族人民传统的复杂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技术，使松江一带所纺织的被、褥、带、帨（手巾），上作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等花纹鲜艳活泼，栩栩如生，“粲然若写”。
正由于黄道婆与当地劳动妇女的长期生产实践，使江南一带的棉纺织业生产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当时松江一带，一时弹弓铮铮，布机轧轧，响彻村镇各个角落，以织布为生的，很快增加到千余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棉纺织业的发展，使过去本来是个“民食不给”的乌泥泾，变成为“家既就殷”的富庶之地。“乌泥泾被”更是闻名全国，畅销各地的精品，服用者日多。13世纪末大德年间（1297—1307），松江一带夏秋赋税除米粮外，还增加了丝棉两项①。至14世纪初，长江流域治棉生产的发展速度，已超过闽、广。14世纪中叶，明太祖曾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裁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②。同时规定，不依令种植的罚交重税，“不种桑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匹”③。明政府还把每一户必须种木棉半亩的法令推广到全国，于是棉花的种植遍布全国。至此，棉布才逐步取代了丝、麻织品被人民普遍服用。其时，乌泥泾人继承了元朝以来的棉纺织技术传统，进一步发展了黄道婆的织花技术，织造出象眼、绫文、云朵等美丽的花布，至15世纪明成化年间（1465——1487），江南的棉纺织品甚至发展到供应宫廷之用，“织造龙凤、斗牛、麒麟袍服、而染大红、真紫、赭黄等色，……一匹有费至白金百两者”。以松江府为例，明万历年间的税赋，约十倍于12世纪宋绍兴中，这种赋税的剧增，显然光靠农田收获是不能满足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其中相当大部分靠着棉纺织业的生产①。从明代开始，松江府地一直成为我国棉布生产、加工和集散的中心之一。无论城乡都有从事棉纺织业，“日产万匹”，“北鬻秦晋，南运闽粤”，取得了“衣被天下的誉声，“而民间赋税公私之费，亦赖以济”，故种植木棉之广与“杭稻等”②。这些重大成就，是与黄道婆对黎族人民棉纺织工具、技术的传播以及与当地劳动人民一起大胆革新分不开的。明末徐光启在叙述江南一带“不蚕而绵，不麻而布，利被天下”时，推崇她造福松江一带居民达三百年之久③。清人张春华提到黄道婆从海南岛回来，“携粤中木棉，教人播种，又倡为纺织，数百年利赖实自道婆开之”④。
四
关于黄道婆从海南黎族人民那里引进“捍、弹、纺、织之具”，究竟是什么类型的工具？是否就是王祯《农书》所描述的一套？在这一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认为：第一，在黄道婆回到乌泥泾前的文献资料中，没有发现有关黎人使用搅车、椎弓等治棉工具的记载，说明当时黎族人民还没有使用搅车、椎弓等治棉工具。第二，据清人张庆长的记述，海南黎人一直到清代还使用着比较原始的棉纺织工具和技术。他说，黎族地区的“山岭多木棉树，妇女采实取其棉，用竹弓弹为绒，足纫手引以为线，染红黑等色，杂以山麻及外贩卖彩绒，织而为布，名曰吉贝。……织布法：复其经之两端，各用小园木一条贯之，长出布阔之外，一端以绳系园木，而围于腰间，以双足踏园木两旁伸之，于是加纬焉以渐移其园木而成匹，其亦自有匠心也。”①第三，据我们调查了解，直到解放前，除了乐东、东方、崖县等毗邻汉族地区有一套较先进的棉纺织工具外，大部分黎族地区，妇女摘下棉花，首先放入一个小筐里，用一根小木棒插入棉花椎里，左右搓动，使棉籽脱落在筐子的底层，然后取出棉絮，铺在草席上，用竹弓（有时用藤作弓，以麻线为弦）弹松。其次是纺线。开始是抽纱，把弹松的棉絮一丝丝地接起来，再用卷纱的的小枝条（约七、八寸长）放在腿上一搓，左手提起卷纱小枝。在空中旋转，把纱卷成锭，随后又用一种园形、状似风车卷转式纺线架子，即纺锤来纺成纱卷。最后是织布，当地用的是几根粗细不等的木棒构成的席地式、手脚并用的腰机，先牵好经线，然后加上纬线，就织而成匹。这种情况与上引《黎岐纪闻》中所载的大致相同。此外，黎族地区还有一种手摇式轧花机，形制精巧，但从这种轧花机的黎语称呼“teika∶n的ka∶n（机音）看来，可以断定它是汉族地区传入的。除此以外，别无其他搅车或轧车。另外，黎族妇女使用的纺车有两种：一是木棉纺锤，黎语称weiha∶u，字音与当地汉语方言迥异，倒是黎族人民固有的工具。另一种是脚踏纺车，它与上海郊区黄母祠陈列的三锭脚踏纺车一样，所不同的它是一式的，黎语称这种纺车为eiboi,ei字与海南汉语方言“车”字近似，同时，这种纺车使用的地区也以毗邻汉区的黎族为主，它显然不是黎族人民自己创造的工具。至于解放前在东方县内流行的用一张框的〓染法和高架式穿梭织布机，据黎族人民口述也肯定是汉区儋县传入的。大约在清代以来，由于不断地从汉族地区输入许多棉纺织工具，黎族人民的棉纺织工艺又有所提高。当时妇女们已用“吴绫越锦折取色丝，间以鹅毳之绵，织成人物、花鸟、诗词，浓丽可爱”，达到了“机杼精工，百卉千华，凌乱殷红，疏稀〓暑，密斜弭风”①，“黎锦光辉艳若云”的高度技术水平②。这是黎、汉两族劳动人民密切往来，共同促进的硕果，也是各族人民之间团结友谊的又一例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推断，王祯《农书》上所提的当时江南地区的一整套棉纺织工具，包括搅车、拨车、〓床、线架等，不都是黄道婆从海南岛黎族人民那里传入的，而是在学习黎族妇女治棉技术和经验的基础上，并把当地织丝麻的技术经验和工具运用到棉纺织业方面来，由黄道婆跟松江一带的劳动妇女一道加以革新和发明的。按王祯《农书》成书于1313年，距黄道婆回乡之后不出20年，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他们能创造出较原来先进得多的治棉工具，其聪明才智的确是惊人的。
五
黄道婆对棉纺织业的生产技术革新、创造，作出积极的贡献，对松江一带棉纺织业的发展起着促进的作用。
黄道婆死后，当地人民感恩痛泣，纷纷集资为她举行公葬，并不断塑像、立祠来纪念她的功绩。在当地老农中流传下来当年称赞黄道婆高超精湛的棉纺织技术和歌颂她传授棉纺织技术给当地劳动妇女的两首诗歌：
黄婆婆，
吃是吃，做是做，
一天能织三个（匹）布。
黄婆婆！黄婆婆！
教我纱，教我布，
两只筒子两匹布。
黄道婆的家乡还盛传当时年青姑娘在开始学习纺织时，照例先到黄母祠进香，虔诚礼拜，供奉祭品，祈求庇佑，使身灵手巧，纺好纱，织好布的习俗。可见，黄道婆对当时松江一带棉纺织业发展的积极影响和巨大贡献，因而深得人民的爱戴，不愧为我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女纺织技术革新家。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为了纪念这位纺织技术革新家，于1957年4月，把她的墓地修为墓园，墓前还立了碑，上题：中国古代伟大的女纺织家之墓。中国历史博物馆设有她的塑像。中国科学院出版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一书，把黄道婆列为我国古代优秀的科学家之一。
科学技术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祖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是由各兄弟民族人民共同缔造的。黄道婆的事迹，充分地证明了这个真理。黄道婆的一生，主要活动是在海南岛黎族地区，她居住在崖州，黎族“妇女不事蚕桑，惟织吉贝、花被、曼布、黎幕”为业①，使她有全面学习和掌握一整套治棉和纺织技术的机会。当她晚年回到乌泥泾后，对于我国棉纺织业的革新所作的重大贡献，体现着黎、汉两族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晶，凝结着黎、汉两族人民的深情厚谊。这也充分地说明了我国各族劳动人民有着无穷的智慧和创造才能，共同为我国纺织工艺史谱写了团结友谊的光辉篇章。
（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7年第4期）
黄道婆与黎族棉纺织业
陈光良
黄道婆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棉纺织革新家。她不远万里，飘洋过海来到海南岛黎族地区，学习并且推广了黎族的棉纺织技术，大胆革新创造了一套先进的棉纺织工具，使江南地区的棉纺织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对衣被供给的迫切需要。黄道婆的卓越贡献，充分地证明了这的真理：在封建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阶级”①；我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是各兄弟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
关于黄道婆向黎族人民学习棉纺织技术的事迹，最早见于元人王逢和陶宗仪的著作。王逢《梧溪集》卷二载：“黄道婆，松之乌泥泾人，少沦落崖州。元贞间始遇海舶以归……”陶宗仪《辍耕录》又记：“……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从文献记载，我们知道黄道婆是在年轻的时候沦落崖州，直至年老（公元1295年间）才从崖州归回松江的。也就是说，她的青、壮年时期是在黎族地区度过的。我们认为，这段时期对于她的一生的事业来说，是有重大意义的。
那末，是什么原因促使黄道婆由松江出走而又择留崖州呢？
关于黄道婆出走的起因，在她的故乡乌泥泾（今上海龙华公社）一带历来有这样的传说：
黄道婆自小因家贫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受尽了虐待。有一天，她从地里劳动回来，因精疲力尽，就和衣躺在床上，不知不觉睡着了。她的公婆看见后，不问情由便破口叱骂。黄道婆一下惊醒，起来解释。那知道这么一说，反而引起了公婆更大的恼怒，使她惨遭一顿毒打。她的丈夫不但不加劝阻，反而也动手打她，还把她锁在一间柴房里。半夜里，黄道婆躺在阴湿的柴房内，浑身上下疼痛难忍。她思前想后，觉得再也不能在这样的家庭生活下去了，便拼命从柴房里挖开一个出口逃了出来，偷偷地爬上黄浦江边的一条商船，跑到舱里躲着。第二天，这条商船扬帆出海，她才从舱底钻出来，向船主倾诉她的不幸遭遇，恳求船主把她送到远方去生活。就这样，黄道婆跟着海船远走他乡了。
再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来分析，这些传说是有一定根据的。黄道婆出生在南宋末年，当时南宋小朝廷已经腐败不堪，加上北方蒙古大军压境，正处于国势将亡的境地。南宋小朝廷内部，不但贵族、官僚生活腐化，文恬武嬉，苟且偷安，而且大地主、大商人同样过着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他们为满足其穷奢极欲的生活需要，步步加紧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榨。根据历史记载，在这段时期，江南一带土地兼并剧烈，土地迅速集中在地主手中。广大贫苦农民丧失了土地，加上天旱歉收，米价高涨，租税沉重，只好被迫逃荒，离乡背井，或是寄人篱下，受尽析磨。黄道婆就是处于那样的境遇而毅然离开家乡的。这种情况在当时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
以上我们引述了黄道婆之所以出走的家庭原因和社会背景。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黄道婆搭上了远航的商船，跟着船主在各处港岸停泊，可以肯定，那些港岸多数是兴旺发达，物阜民丰的，远胜于当时的崖州，而黄道为什么要择留崖州这的当时还很荒凉、偏僻的地方呢？这样看并不是出于偶然的。
我们认为，黄道婆为什么要选择崖州为居留地，应该说是与黎族的棉纺织业有密切关系的。
海南岛黎族人民在棉纺织的技术上，其历史之悠久，手艺之精巧，一直为历代志书所称颂。黎族人民称棉布为“吉贝”。黎族当时棉纺织技术较为先进，其产品虽闽、广产者也比不上，据史籍所载：“吉贝”，……，雷、化、廉州及南海黎峒富有”，而海南所织，则多品矣”。其中有：“间以五采，异纹炳然”的“黎饰”；从汉人那里得到“锦彩”，拆其色丝，“间木棉挑织而成”的“黎饰”；“青红间道，桂林人悉买以为卧具”的“黎单”；用贝饰纺线，以五色绣成若锦”的“黎筒”，五色鲜明，可以“差文书几案”的“鞍搭”，等等。还有被后誉之为“东粤棉布之最美者”的“白㲲”，早于十二世纪初的北宋时，已在黎族聚居区出现。
而黄婆道所处的江南一带起初又是怎样的状况呢？陶宗仪《辍耕录》中记载：“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日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掸成剂，厥功甚艰。”从一些史料的记载中我们知道，当时棉花的种植首先是传进乌泥泾。由于棉花具有“比之桑蚕，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功；埒之枲麻，免缉之功，得御寒之益”等优点，很快就被广大劳动人民“纺之为纱，织之为布”。可是，由于当时棉纺织技术十分落后，低下的生产力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也就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根据封建社会男耕女织的特点，黄道婆在少年时期，已经痛切感受到纺纱织布的艰辛，而直到她反抗封建家庭出走，搭船远航踏上崖州的土地，一直接触到黎族地区先进的纺织技术和精巧的手艺，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不可抑制的学习欲望，终于不顾一切困难，决定居住崖州，跟黎族人民共同生活了几十年，总之，象黄道婆这样一个具有理想和坚强意志的青年姑娘，最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她之所以在茫茫旅途中择留崖州居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黎族棉纺织业的吸引。这是可以相信的。
二
黄道婆在海南岛崖州居住了几十年，度过了她人生历程的一半以上。正当她风华正茂、精力充沛的青壮年时期，象她这样一位大有作为的棉纺织革新家，在她学习黎族人民纺织技术的过程中，应该说是要对棉纺织工具做出一些改革以及对织绣工艺有所创新的。然而遗憾的是，由于黎族没有文字记载，加上当时海南岛的阶级压迫和民族矛盾又十分尖锐、复杂，所以，黄道婆虽然在实践过程中，可能会做出过许多贡献，但是，却没有文献资料记录下来。尽管如此，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下结论，说她在海南没有做出过任何贡献，而等到她归回松江之后才开始改革创制出一系列的棉纺织工具呢？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
在宋元以前，海南岛黎族的棉纺织业一直领先于中原地区，所产棉布曾作为“贡品”，其时中原只有丝、麻织物。据《后汉书》记载，汉武帝（公元前140年）末年，珠崖（郡府设在海南岛崖县崖城）太守孙幸，在征调当地的土产“广幅布”时，搜刮过度，激起当地人民（包括汉族在内）的反抗。后来造反的人民攻打太守府，并把孙幸杀掉了。这种“广幅布”就是棉布。“它幅广五尺（约等今3.5尺），洁白不受垢污”。当时海南岛能生产这样好的棉布，说明棉纺织技术的发展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并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了。
让我们再来看看有关记载黄道婆的史料。陶宗仪《辍耕录》载：黄道婆自崖州来，“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灿然若写。人既受教，意相作为，转货他郡，岁既就殷。未几，妪卒……”。褚华《泸城备考》卷一载：“黄道婆，乌泥泾人，少沦落崖州海峤间。元贞间，携踏车、椎弓归，教人以捍、弹、纺、织之法，而木棉之利始溥。”这些记载告诉我们，黄道婆晚年回到家乡后，就将学到的黎族人民的纺织技术传播开来，不但教人制作捍（搅车）、弹（弹弓）、纺（纺车）、织（织机）之具，还传授了织绣崖州被褥带帨的方法，不久，她就去世了。而后，在王祯的《农书》中我们才见到关于棉纺织工具的记载。虽然这些棉纺织工具不一定是黄道婆创造，象脚踏三线纺车，就明显看出是继承前人丝纺的成果应用到棉纺上来。但是，也可以肯定，有些工具象“搅车”、“弹弓”，还有比较先进手摇纺车，在海南岛黎族地区（甚至直到现在）早就使用，有些革新创造也会是黄道婆在崖州几十年岁月与黎族群众共同搞成功的。很难设想，黄道婆年老回到故乡，不久的时间就能创造新出一套由碾籽、弹棉、纺纱到织布的工具。如果把黄道婆对棉纺织工具改革的时间说成是她归回松江之后，或者说在她居留崖州的年代，在黎族地区（主要指开发较早的崖州沿海）没有较为先进的捍、弹、纺、织之具，看来是说不通的。
在这里还要指出一点，黄道婆除了在棉花加工和纺织技术上，继承了黎族和前人的成果，敢作敢为、大胆革新之外，在织绣工艺方面，同样有杰出的建树。她把从黎族群众那里学来的技艺，加上自己的实践，融会贯通，总结成一套比较先进的“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织造技术，“以故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灿然若写”，并广传于人，推动了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从此，“乌泥泾被”名扬天下，松江府曾经成为全国最大的棉纺织中心。这些事实，雄辩地证明：我国各族劳动人民有着无穷智慧和创造才能，共同为我国纺织工艺史谱写了灿烂的篇章。
三
黄道婆晚年为什么要归回松江？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引起关注。普遍的观点认为：她是由于年老思乡，想“叶落归根”才搭船归宿。这种看法当然可以理解为原因之一。
黄道婆归回松江的时间是元贞年间（公元1295年—1296年）这是可以肯定。我们在研究黎族古代历史资料中，发现了一则历史背景材料，从中可以窥探其根由。明代郑廷鹄《平黎疏》记载：
“臣尝考今昔剿除黎患者见二大举焉：元至元辛卯（公元1291年）黎叛，十月度师，又明年七月深入，黎巢尽空；又明年（1293年）春刻石五指、黎婺山而还，中间虽二经变故，而谋不乱，率以成功，可谓捷矣。”①
由此可见，正是黄道婆归回松江前夕，在黎族地区爆发了大起义，迫使封建统治者调兵渡海镇压。从战争规模来看，官军直驱五指山刻石纪念，烧杀掳掠致“黎巢尽空”，可见是十分残酷的。黎族人民在这持续三年之久的暴动中，肯定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和严重牺牲的。生活在黎族人民中间的黄道婆遇上了这场灾难深重的浩劫，看到朝夕相处的黎族兄弟姐妹家破人亡，不能再过安定的生活了，这样便促使她决心归回，为故乡的人民群众传播黎族的棉纺织技术。我们还可以从元人王逢的诗“道婆异流辈，不肯崖州老……”分析推断，黄道婆之所以归回松江，主要是由于阶级压迫、民族矛盾加深和她终身热爱棉纺织事业的原因。这样理解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黄道婆在封建社会里是一位普通劳动妇女。她以坚强的意志，克服重重困难，只身流落海角天涯，跟黎族兄弟姐妹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热心学习和传播了黎族先进的棉纺织技术，改革和创新了一整套棉纺织工具，将自己的一生献给棉纺织事业，人们永远怀着敬仰的心情感激她、怀念她！黄道婆过世之后，人们“莫不感恩洒泪而公葬之”。后来又多处立祠设庵，四时祭祀。元代诗人王逢赋诗赞颂她“片帆鲸海得风归，千柚乌泾夺天造”。明末农学家徐光启在叙述江南一带“不蚕而绵，不麻而布，利被天下”的情况时，推崇她造福松江一带居民达三百年之久。清人张春华提到她从海南归来，“携粤中木棉，教人播种，又倡为纺织，数百年利赖自道婆开之”。黄道婆不愧是我国历史上发展棉纺织业的卓越的革新家，同时她的形象又是黎汉民族团结友爱，共同创造祖国科学技术的一座不朽的丰碑。
（载《广东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
棉纺织故乡与黄道婆
杨嘉祐
在古时江南的平畴沃野间有一乌泥泾，伴随着这个乌泥泾有个村庄，叫宾贤里。村庄西面有大片农田，一直被称作“八千亩”，长年干涸，不能耕种。据说千余年前，这一带土壤硗瘠，农家几乎年年歉收。南宋后期，住在宾贤里被誉为“富甲一乡”的张百万，花钱开了一条长渠，让泾水通入黄浦，引灌“八千亩”，从此这个地方的土壤逐渐肥沃。因为乌泥泾沟通了黄浦，航行便利，宾贤里跟着也就发展成了乌泥泾镇。到元代，这里已成为一个繁盛的大镇。
南宋时候，江南开始种棉，乌泥泾因土壤改良，也种植起木棉。每年收成丰厚，颇获利润。元代初年在这里设立了“江南木棉提举司”，专门管理沿海一带的木棉生产。可是那时的纺织技术十分落后。收下的棉花，没有轧车除棉籽，还要靠十个手指一颗颗地来剥。弹棉花用一个竹条制成的小弓；纺车更是依靠用手摇动，效率很低。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上海立县后的第三、四年有个沦落到崖州（今广东省海南岛崖县一带）30多年的黄道婆，重返故乡乌泥泾，带来了海南岛黎族人民的纺织技术，传授给家乡的妇女。不久“八千亩”地方就开始大种棉花，家家纺纱织布，改变了贫乡面貌。后来遂使松江、上海、嘉定、太仓一带，也变成了国内重要的产棉和纺织地区。
黄道婆是江南人民“福星”，可是对于她的身世，元明以来的文献资料中记载却很少，仅有元人陶宗仪在他的笔记《辍耕录》中，记下了几段简单的文字。文字只谈到元初有个黄道婆，从崖州来，教人民使用捍、弹、纺，织的工具和错纱配色、综线挈花之法，随后广为流传，江南一带受惠者不少。黄道婆死后，农民感泣共葬，立了祠纪念她。封建社会里，对一个劳动妇女能留下这样的事迹记载，确算是不容易的了。与黄道婆同乡同时代的诗人王逢，在他的《梧溪集》里有一首《黄道婆祠》诗，就同样颂扬了她的事迹，足证陶宗仪的记载确非虚说。因为陶宗仪的文章没有说明黄道婆是乌泥泾人，只称她来自崖州，于是有人怀疑她不是上海人。还有人说她是个修道老妇，为了传道才不远千里来的。但王逢诗中明显地有“道婆异流辈，不肯崖州老”之句，这可解释为不愿客死异地，而才远道回故乡。明代万历年间，生长在乌泥泾的张之象，在一篇《黄道婆祠》中，却明确地写道：“道婆者，始黄氏，本镇人也。元初沦落崖州，元元贞间附海舶归。”而民间传说中的黄道婆，又是童养媳，因不堪公婆虐待，逃出家门，躲到一艘来乌泥泾镇装货的海船上，故流落到了海南岛，在黎族地方生活了30多年，从那里学会了去棉籽、弹花以及纺纱、织布的技巧。到她老年时因想到故乡妇女纺纱可能还在使用落后工具，生活一定困苦，于是有一天她搭上了一艘到上海的海船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
黄道婆回到乌泥泾，先向“八千亩”一带的妇女传授了技术，接着又动手改革了纺纱工具。她创造了用碾轴的搅车轧棉籽，用四尺长以绳当弦的大弓弹棉花两种办法，一下子就能弹出一床棉被絮。她又创造了一种三锭脚踏纺车，只要用脚踏木辊，一次装上三个锭子，一手就可纺出三根纱。她又教会妇女们错纱、配色，综线、提花的织布技术。织出的“乌泥泾被”，上面还有棋盘格，或是团凤、人字、卐字纹图案，花样奇巧，很受人们喜爱。
黄道婆的纺织技术由乌泥泾传到了黄浦以东和吴淞江北面。一时之间乌泥泾布和被名声大噪，不胫而走，外地商人也纷纷远道前来收购。乌泥泾的农民因此稍摆脱了困境。饱经忧患的黄道婆回到故乡并未稍得安逸，而是尽心为故乡人劳累，不久因年老多病，也就离开了人世。乡里间无人不感念她的恩惠，妇女们更是痛泣不已。大家出钱为她买棺木收殓，安葬在乌泥泾东湾村的一块高地上。因为黄道婆传授棉纺技术的事迹在上海地区流传了几百年，确是给后世留下了不朽的功绩，所以人们只记着她的功绩，对于她到底是什么身份，研究是何处人民，也就不感到重要了。
黄道婆死后，后世的人总少不了将她给以“神化”，立祠祭祀。最早是乌泥泾人赵如珪为她立了祠，每年春秋两季祭祀。元末兵荒马乱中，祠被战火焚毁。明代成化年间，上海的纺织业已有很大发展，人们仍念及黄道婆的恩赐，不仅民间崇奉她，连一些文人绅士也奉她为神，当时知县官刘琬又为她重建神祠。嘉靖年间江南沿海深受倭患，到处遭到烧杀淫掠，乌泥泾镇被火烧成为一片废虚，黄道婆祠随之再次遭劫。后来万历年间，当地文人张之象捐地重建黄母祠，未及30年，祠又遭颓圮。到了天启年时，曾做过山东右布政使的张所望，兴工发起修理乌泥泾镇的宁国寺，遂将寺的政编殿改建为黄道婆祠。他在《重建黄道婆祠记》中高度称颂黄道婆的功绩说：衣食之源，妪实开之，等于育我，以母道事之，谁曰不然。”从此更加扩大了影响，所以黄道婆的这所祠宇才一直保存到清朝末年。
明清时期，“松郡之布、衣被天下”，所以奉祀黄道婆的地方逐渐增多。道光六年在西门半段泾李氏吾园的红雨楼西；造了一座黄造婆祠，后又在附近造了黄道婆禅院，但祠院中所供奉的塑像却是一个手执梭子的少妇，有人以为这不是黄道婆，而是织女星。《上海县竹技祠》中有一首写道：“治西半段泾，黄婆专祠妥神灵；礼宣请列先棉祀，胜奉黄姑天上星。”说的都是黄道婆。如今，半段泾的祠早毁，黄婆禅院后来改为先棉祠，祠后毁圮，什么也末存留，至今不过只留下了一个先棉祠弄的名字而已。在豫园内的得月楼上，过去也曾供奉过黄道婆像，塑像的模样也不是老人。这里是布业公所商人们对黄道婆表示的一种纪念。
除此以外，虹口曾有一个黄道婆庵；奉贤萧塘刘港有黄姑庵，乡人们还传说黄道婆曾到这里教过他们纺织；浦东、嘉定都出现过黄道婆祠庙；太仓县城内有二处木棉祠，一处在大东门外，一处在海宁寺内，所供的神就是黄道婆。这些都是早已湮没的历史陈迹。
解放后在龙华镇南的喜泰路口，曾发现过一座清代雍正六年（1728年）的黄母祠，是不见诸文字记载的。这地方原叫黄母庙村，有一座四合院式的居房，前进门内有“黄母祠”匾额，后进供奉一座较小的黄道婆塑像。塑像放在一个玻璃神龛内，倒是个老妇人，但身上的衣服，有点富贵气。左右有童女二人。这座塑像是农民塑造的。祠内很简陋，还陈没着一架三纱式小纺车，当地人说这就是黄道婆改革的纺车模型。民间还流传农历四月初六为黄道婆生日，这一天农妇都要到黄道婆祠去烧香祈祷，祈求黄道婆庇佑其所织布能多卖钱；小姑娘则祈求很快学会纺纱织布，能生出一双灵巧的手，织得又快又好。
从明代开始，上海地区的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纺纱织布为副业。每年秋后，田事初毕，“东邻新妇西邻媪”，无不忙着拣花，接下来轧车之声，夜以继日。真是“夜阑何处摇柔橹，欵乃声中听轧车”。贫苦人家的妇女，连夜织成一、二匹布，男子就披星戴月送往城镇出卖。布庄每天都在天没亮时，派伙计出外收布，那就是诗中所说的“远郊灯红早出庄”的情景。
纺纱织布是一种个体生产，可以在家庭中自行操作，而染布、〓布要众多人手同时操作，家庭中无法施展。于是，松江府便趁机出现了大批染布和牙布的作坊。〓坊是用石牙布，工具很简单，却是一种沉重的体力劳动。方法是用一块凹字形的元宝石压在卷着布的木轴上，〓匠足踏两端，两手拉着一根木辊，两脚不停地在下面蹬踩，压在下面的布便会薄而生光。清代中叶，松江府的枫泾、朱泾等几个镇上的染坊、〓坊，有工匠千人，这些都是靠加工布吃饭的人，可见当时棉纺织业发达的盛况了。
上海解放后，由于生产力的解放，纺织技术不断得到革新，纺织工业逢勃向前发展。但是，上海的劳动人民，并没有忘记历史上黄道婆的功绩。1956年，有关方面在龙华公社东湾村（今龙华镇南六公里）的荒冢里，勘查核实了黄道婆墓，遂之加以重修维护，并请魏文伯同志题了墓碑。喜泰路上的黄母祠，也得到了重新修茸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十年内乱中两处遗迹虽遭破坏，但在1983年，坟墓将经过重修复原。黄母祠也将划入上海植物园范围内，计划修茸复原，为的是让后世之人永记着历史人物黄道婆的不朽功业。
（摘自1982年9月顾廷龙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上海风物志》）
黄道婆籍贯考辩
周振东
黄道婆，是我国纺织史上有过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由于功厚身微，史无作传，虽有文献可稽，但又述说有异，致使后人对其生平出籍各执一论：一说是松江乌泥泾人；一说是海南崖州人。到底谁说为准？无疑，这是一宗历史悬案，且此事与海南岛特别是崖州的棉业发展史密切相关，将其理清，事在必要。
黄道婆的事迹甚简略，最早见于陶宗仪的《辍耕录》和王逢的《梧溪集》。这两篇著作关于黄道婆的生平出籍的记述迥然不同，为了追本溯源和叙述方便，摘录两篇著作中有关记载如下，以供所讨。
《辍耕录》卷二十四的记述是：
“闽广多种木棉纺织为布，名曰吉贝。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初无踏车，椎弓之制，卒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掸成剂，厥功甚艰。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技、团凤、棋局，字样，灿然若写。人既受教，竟相作为，转货他郡，岁既就殷。未几，妪卒。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又为立祠，岁时享之，越三十年祠毁，乡人赵愚轩重立，今祠复毁，无人为之创建，道婆之名，渐泯无闻矣。”（见该书第二百九十七条）
《梧溪集》卷三《黄道婆祠有序》：
“黄道婆，松之乌泥泾人。少沦落崖州，元贞间，始遇海舶以归。躬纺木棉花，织崖州被自给。教她姓妇，不少倦，未几，更被乌泾，名天下，仰食者千余家，及卒，乡长者赵如珪为立祠香火；庵后兵毁，至正壬寅，张君守中，迁祠于其祖都水公神道南隙地，俾复祀享。且征逢诗传将来，辞曰：
“前闻黄四娘，后称宋五嫂，道婆异流辈，不肯崖州老，崖州布被五色缫，组雾〓云灿花草。片帆鲸海得风归，千柚乌泾夺天造。天孙漫司巧，仅能制牛衣；邹母真乃贤，训儿喻断机。道婆遗爱在桑梓，道婆有志覆赤子。荒哉唐元万乘君，终蘸长衾共昆弟，赵翁立祠兵久毁，张君慨然继绝祀，我歌落叶秋声里，薄功厚享当愧死。”（摘自清同治·思补楼校印本）
上述两篇著作，同样记的是黄道婆在棉织业中的事迹，但对黄道婆的出籍，《梧溪集》说：“黄道婆，松之乌泥泾人，少沦落崖州，元贞间，始遇海舶以归”。《辍耕录》说：“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虽不直指黄道婆是崖州人，但提示人们：黄道婆的出籍，只能在崖州去寻，一曰“归”，出籍在乌泥泾；一曰“来”，出籍却在崖州。资料不同，说法有异，后人研讨，各有所宗，笔者认为：《辍耕录》的记载较为可靠。其理由如下：
第一，从两文的写作时间和材料获得的情况来看，《辍耕录》此文写成于黄母祠第二次被毁之后，陶宗仪当时的行踪分析，恰是他“至元间（1335—1340）避难亭林里”时的记述，距离黄道婆逝世时最多不超过35年，与黄道婆同时的人都还健在，而且很多是经过黄道婆扶手教艺的民间织女；加上陶宗仪是就地采访考察的，费时长，花工多，接触面广，其文字的真实性较强；而《梧溪集》的诗写成于第三次黄母祠建之日，即至正壬寅（1362）秋，距黄道婆到松江时将近70年，与黄道婆同时的即使是年轻人，也已大部谢世，间或个别仅存，也已是80开外的瞽叟聋妇。加上王逢此时尚未迁居乌泥泾，而是住在青龙江上，吟咏以自娱，没有实地采访，文字的真实性较差。
第二，两书作者，均属元明两代的跨世人，都是弃科举，谢仕途，虽征召而不赴的隐者。但《梧溪集》的作者王逢，生活比较富裕，高居社会上层，是元朝政权的维护者，当时为黄道婆建祠的张守中拜上门来，征诗以显祠，他依据张所提供的情况欣然命笔。反正事的虚实，以尔为信，诗文运笔，尽吾所能。作品所反映的情况，与其说来之于见，毋宁说来之于闻，观其诗和序所涉及的内容，除个别织物例如“被”，可信是作者亲自察看者外，其余情况大抵出自征诗人张守中一人的口述，这就难保其中无虚构成分。虽然，后此五年的丙午，他由家乡的横泖迁居到乌泥泾来，但诗和序即已刊之入庙，成为既成事实，又没有人当真出来争此是非，即使发现有误，凿庙改诗，似也无此必要；而《辍耕录》的作者陶宗仪则不然，他“少试有司，一不中，即弃去。”后来离开家乡黄岩，出游浙东西，访师求学，元惠宗“至元年间避难亭林里”，“家甚贫，教授弟子，力耕以给食”。虽“崎岖离乱二十年”，却不因困厄而移志。从元末至张土诚据吴，至明朝开国，凡先后五次荐召皆谢不出仕，甘居林下，种地诲人阖户著书。《辍耕录》也是他作劳之暇的采访记录。由此观之，陶宗仪是位长期生活在当地劳苦大众中的学者，亲自考察过乌泥泾地区棉织技术的革新全程，观看过织作过程的各项工序，欣尝过各式织物样品，当然对黄道婆的来历和事迹识之必审。所以《辍耕录》此文，与其说是采访笔记，毋宁说是来之亲知的实录。所以从两人的社会地位和治学态度来看，陶宗仪关于黄道婆出籍问题的记录，比王逢更为可靠。第三，从文体的要求来看，王逢的《黄道婆祠》是篇叙事抒情诗，属艺术作品，侧重于典型的塑造、情节的安排和感情的抒发，文字功夫重点放在加强作品的感染力，内容允许有一定的夸张、虚构和润色；而《辍耕录》关于黄道婆事迹的记述，属记叙文，是篇生产技术的调查实录。侧重于过程的叙述，以揭示事件的发生、发展以至终结的全程。文字要求精炼准确，内容必须符台客观实际。笔者实地考察了上海华泾镇（即古之乌泥泾），这群众至今还留传有“捍、弹、纺、织、”四大工具，其形制大小及使用方法，恰与旧崖州地区所见的一模一样，如果不是隔两地，几乎使你疑心这是同匠所造，同师所授！足见其源流之远，血缘之亲了！至于织物样品中的记载：“………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技，团凤、棋局、字样，灿然若写。”只要人们有机会到崖州每一个黎族村落一行，就可赞叹陶宗仪此文并无半点夸张或玩弄词藻之处。类而推之，陶宗仪记“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断非虚笔，而是切实出自当时曾经授业于黄道婆的群众之口的实录。
第四，从两文的写作动机看，《辍耕录》的作者，由于亲自考察过乌泥泾地区的棉纺织业，深知其的确以黄道婆的到来为转机，发生了一场飞跃性的变化：技术上，过去由于工具落后，织作困难，“厥功甚艰”，现在由于技术革新，织艺提高，“竟相作为，转货他郡”；经济上，过去是民食不给”，现在是“岁既就殷”；而黄道婆这位有功于民的崖州织女，却将因祠毁迹灭而“渐民无闻”。同情心油然而生，于是慨然命笔，为其作记，使祠毁而迹在，人逝而事存。行文紧扣黄道婆这一人物的来踪去迹以将近半个世纪的乌泥泾历史为背景，以棉织业的实际变化为转机，寓志于史。故文字具有牢靠的真实性。而《梧溪集》的诗和序，是在张守中把黄母祠迁建到自己祖坟的南面时，“征逢诗传将来”的仓促应邀之作。关于乌泥泾的棉织业和黄道婆的生平出籍问题，一切以征诗人的陈述为依据，难免有失实之处。
二
从上述对《辍耕录》和《梧溪集》两文的比较来看，关于黄道婆的出籍问题，应以《辍耕录》的记述为准。然而，从字面上粗看起来好象《梧溪集》的语气说得很肯定。如果不细加审析，就容易信以为真，附和其说了。因为王逢在这里采用了传记体的笔法，一开头就是“黄道婆，松之乌泾人，少沦落崖州，元贞间，始遇海舶以归。”言筒意赅，毫无半点含糊！难怪明清以来，当地不少文人名宦，为地方修订志书，或给黄道婆祠作记时，总是以此为据，或在文中将王逢原话搬用，或与王逢来个主客易位，改用第一人称复述一番。“黄道婆，本镇人，初沦落崖州，元贞间附海舶归”。由于他们这样创了头，因此带动了后人特别是本籍人，在提到黄道婆时，跟着这些前辈人定卞的调子，一唱到底；随着时间的推移，前传后继，相袭成例，几乎成了定论。这样一来，《辍耕录》关于黄道婆自崖州来的真实记载，就被完全忽视了。那么，陶宗仪写作此文时，为什么不采用传记体而采用记叙体的写法，致使人们觉得黄道婆的生平前挂后悬，不如《梧溪集》所记的有去有还，有始有终呢？看来，要根据作者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来分析。首先，当时的客观条件，不允许作者超越地理的限制，到海南岛的崖州去了解黄道婆的前半生平。其次，作者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由于同情心的驱使而毅然命笔的，目的不外是要使事因人以兴，人因事得彰，让黄道婆名垂后世，不致泯灭无闻罢了！再者，这是件关系人民生活重大变化的大事件，作为热心治史的陶宗仪来说，是一项义不容辞的工作，所以实事求是地由事及人，铺陈叙述。把发端于崖州，成形于乌泥泾的棉纺织业之所以由小至大，由近及远的发展过程，以及黄道婆这个关键人物在这段历史中所起的作用，用史家记事之笔，翔实地、简明地记录无遗，只此而已。
1982年12月《上海风物志》发表杨嘉祐同志的《棉纺故乡与与黄道婆》一文（以下简称《杨文》），指出《辍耕录》此文只“记下了几行简单的文字”从而否定了黄道婆“自崖州来”这一事实，肯定《梧溪集》的说法，其观点值得商榷。
（一）《杨文》提到，王逢是“与黄道婆同乡同时代的诗人。根据资料记载，历史的空间和时间并不支持这种说法，相反，他们是异时异代不同乡。王逢出生地是江苏江阴，虽然他后来于至正丙午（1362）迁居到乌泥泾，但《松江府志》等只把他列为“寓贤”，《明史》注其籍贯云：王逢，江阴人”。而黄道婆的籍贯，陶宗仪最早给她侧笔注明是崖州人。所以在籍贯问题上，王逢根本就与黄道婆沾不上边。难道可以把江阴人和崖州人拉到一起，硬说他们是同乡的吗？退一步说，黄道婆是乌泾人，那么一个在江阴，一个在华亭，也难凑合。再者，王逢出生于元延已末（1319）年，距黄道婆逝世起码都有十多年；而黄道婆的出生年限，依《辍耕录》记时推算，应是南宋末年。一个生于宋朝，是宋元两代的跨世人；一个生于元朝，是元明两代的跨世人；说他们“同乡同时代”，有何依据？
（二）《杨文》引用明人张之象在《黄道婆祠》一文中写的这这段话：“道婆者，姓黄氏，本镇人也。元初沦落崖州，元元贞间附海舶归”。
查当地志书，这位老先生确比王逢、张所望等人多一点枝节。连沦落的时间知道了，还能说她不是“本镇人”？而且此话见于明代本地名人笔下，还不够权威吗？因为按照他所说的时间推算：古以妇女及笄之前为少，那么黄道婆是十三四岁时沦落崖州，元贞间（1295）就回来了。说明她在崖州不过呆了20年左右。这时她不外是个30多岁的青壮少妇，怎么能享得“婆婆”这个尊称？是老死之时的称呼？据当地群众估计，黄道婆到沪十年左右就逝世了，果尔，则黄道婆一生享年不过40多岁，还算是个壮年妇女，称不上“婆婆”。但细审起来，并不说明张之象比王逢、张所望等人多了什么新的发现，而是出于这位老先生一时的想当然，或是由于某种粗心的推论而已。
（三）《杨文》又介绍了当地“民间流传农历四月初六为黄道婆生日”这件事，说“这一天农妇都要到黄道婆祠去烧香祈祷”，一求保佑“布能多卖钱，二求姑娘很快成能工巧手”。看，连黄道婆的生日都掌握了，这不比张之象用“元初”这个概数词更准确吗？而且最关键的是，民间以惯例支持了这个传说，最真知者是人民，还有什么可争的？然而，经过实地查对，原来是作者把民间在植棉季节多年相袭成例的“拜神社日”说成“生日”；与此同时，又把导致这个例日之所以形成的主要精神支柱：“祈婆庇佑当年获个好收成”的祝愿抽走了。写到这里，、不禁使人脑子里浮起了一个联想：这件事，如果今天不加以澄清，再过若干年，《杨文》这条“记述”，不就成为后人佐证王逢之说的有力论据吗？
所在黄道婆出籍问题上坚持或同情王逢之说者，都在不同程度上犯有形而上学的错误。我们查看了一些书面材料，不管是写上志书的还是题在黄道婆祠里的，是编入教科书的还是发表在报刊上的，它们的通病大致分为两种“其一是左手采用《梧溪集》的提法，以注明黄道婆的生平出籍，右手截取《辍耕录》的记述，作为解释黄道婆对棉纺织业的贡献。一句话，就是剪右补左，补缺求全。其二是与《杨文》一样，除了采用上述方法外，还要加上黄道婆曾是童养媳的所谓“传说”，作为持之有据的论点。可是，从来就未有人从上面对其在《辍耕录》和《梧溪集》两者之间所以作出选择的理由，进行过使人析服的阐述。
不过，话也要说回来，不赞成王逢的说法的也大有人在。清人包世臣、日人小叶田淳、今人金性尧在他们的著述中则直接采用了《辍耕录》的说法，说黄道婆是崖州人。解放后，许多专家学者们对我国棉纺织史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虽然他们在接触到黄道婆这一历史人物时，以为前人已经解决了的史题，所跟着采用了王逢的说法，但他们对古今中外大量的棉纺资料，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从而系统地阐明了我国棉纺业的发展规律，使人们对我国棉纺织业发展史和黄道婆的贡献，得到了更深入的了解。上海纺织科学院编的《纺织史话》，严中平著的《中国棉纺织史稿》，中国农科院棉花研究所编的《中国棉花载培学》等，可以说是解放以来较为出色的专著。值得一提的是，施联朱和容观琼两位教授，他们除了广为搜集各种史料外，还深入到海南岛黎族苗族自治州辖下的几个县找寻我国棉纺织业的源头，从而以醒目的标题，第一个把黄道婆与上海人民对纺织业的贡献看做是“历史上黎汉民族团结友谊的光辉篇章”！尽管其中有些问题的阐述，我们不尽同意，但这个结论是高瞻远瞩的，也是符合史实的。
三
前文已就《辍耕录》和《梧溪集》两篇著作写作的时间，体载和内容进行比较和分析，说明黄道婆的出籍应以《辍耕录》的记载“自崖州来”为准。然而，当时引起《梧溪集》是提法上失实的原因除了作品体载和艺术构想等的可能性外，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再者，解放后披露乌泥泾地区的“传说”，到底又是怎么回事？能否当作史实载入史册？
本来，作为第三次为黄母建祠而又世居乌泥泾的张守中其人，对黄道婆的来历照理应该是清楚的，但为什么偏要在这个问题上把事情弄走样了呢？还有待作进一步的探讨。
首先，我们姑信其说，即黄道婆是乌泥泾人，少沦落崖州。晚年遇海舶以归。果尔，则黄道婆这个一辈子处在贫贱地位的底层妇女，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下，能够免费往返在松江和崖州之间吗？不要说归，只说去，也是不可能的。逃荒吗，还是避难？航程经过泉州、广州两大中途港，是商船海舶必泊之地，舍船登陆，已可达到或逃或避的目的，何必非到迢迢几千里外的崖州去不可？且勿论当时远航商船种种禁忌，即使多呆时日，从而增加对船上所备粮水的额外消耗，于情于理也是行不通的。崖州何处，小小沦落者何厚爱之深而必到方休？是船人怜其遭遇，欲排其难而度其生吗？何不择泉、广繁荣之地，资以遗之，却要把她引渡到当时号称穷荒之地的崖州，无乃深其难而速其死？可见此说断难成立。
至于解放后披露黄道婆原先是童养媳的传说，无非也是囿于《梧溪集》的说法，从而衍生出来的故事罢了。尽管故事的阶级性较强，有教育意义，但事与实背。勉强为之也难了结此案；载入史册，权作解人，也非治史之道！1978年上海出版的《纺织史话》，更把这个故事完善化了。据说黄道婆这位童养媳当年到崖州去原因是受不了公婆的虐待之苦，才趁暴风雨之夜出走的开始，她不是直奔停泊在黄浦江畔的海船而是借一道观作中转站，以后，才由另一位自崖州云游回此寻访师妹的道姑，把她带到崖州去，晚年由于想念苦难的乡亲们，才带艺北归，引起乌泥泾地区棉纺技术的革新云云。这样一来，道姑大可以免费乘船，随缘渡海了。不过，这又增多了一层麻烦。且勿论道姑孤身渡海担不担风险，碍不碍清规戎律；即使按此推算，这位带黄道婆到崖州去的道姑，起码得在上海和崖州之间来回走三趟。试想，迢迢几千里的帆船航程，需时又要几个月，当时竟能这样频繁地往还，何等轻松！有此可能吗？而且这也太巧合了。黄道婆恰恰就躲入这个道观，这位道姑又恰恰云游回此，真是巧而又巧。然而，这类戏剧性的事件，连舞台上也不多见呢！而且这样的传说，解放前就从未见于任何载籍。是俗不上书吗？未必吧。据资料记载，明清以还，黄道婆祠递迁递毁，随损随修，而每次的修建，当地土民都积极参加，“争舍资财，不劝而集”，祠成之后，附近郡邑，泥首膜拜者，竟达到“肩踵相摩”的程度。黄道婆确实被神化了。果真有此传说，士民必向主事人反映，碑记中也必有文字涉及。但我们遍查当地志书中收载的明清碑记，除与王逢易位，改用第一人称转录《梧溪集》的原语者外，别无只字涉及童养媳的传说：即目前仅存华泾镇黄母祠里的一块楣匾，其记文也唯郡邑志的前例是从，不提及什么传说〔此祠建于雍正八年（1730），修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如果真要从碑记中找寻所谓“传说”的话，道光六年（1826）〕，包世臣为黄婆专祠写的一篇长达千字以上的碑记，好象就有点近似的迹象，不过他不说黄道婆是童养媳沦落崖州后重回上海，他却说：“天怜沪民，乃遗黄婆，浮海来臻”因为那时“沪非谷地，不得治法，棉种空树”。幸得“黄婆先知，制为奇器，教民治之”。从此以后，沪布就“风行郡国”，使得人民“昔苦饥寒，今乐腹裹”，上海也因此成为“东南乐土”了。看，这里他说的黄道婆，是上天派遣她浮海来臻上海的“先知”神仙使者，由于她，上海人民才由穷变富甚至羽化升天之后，连海运的安全发达，都要借助于她的神力庇护呢，这不等于神话传说吗？而且据说这事“沪人深此为然”！我们有机会访华泾镇一些年逾古稀的民间织女，她们各自介绍了12岁起就学会纺纱织布的生平，以及当地人民对黄道婆是如何的崇敬等等。为了证明这一点，还给我们介绍了三首最流行而又带有祝辞性质民谣：
（一）、布机头上出金银，纺车头上聚宝盆，吃不完来用不尽。
（二）、黄婆婆，黄婆婆，不会纱，不会布，教我纱教我布。
（三）、黄婆婆，黄婆婆，三个筒子两个布。然而使人失望的是，当询及关于黄道婆崖州去还这一故事时，她们却说：“未曾听见”。是她们健忘吗？怎么谈起话来，却精神矍铄，情感奔放，连儿时学到民谣也一字不漏背出。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她们各以其一生身世证明自己是黄道婆的直系传徒，其要求知道黄道婆来历的心情，恐怕比谁都要迫切吧，怎的反而在这个方面，耳朵却有如聋子？大凡所谓传说也者，莫非前传后说，源远流长，妇孺皆知：它的媒介物是口风，不是书纸，说者方便，听者陶然。如今，这些“三朝元老”们耳不闻，口不说，后人突尔传说起来，这不是令人费解的吗？可见，解放后披露所谓童养媳的这些传说，无非水面浮萍，后浪涛花，将触岸迷踪！欲弥补几百年前《梧溪集》的说法，从而引起别扭的事，不在今始。1937年小学国语教材编写者就开了个先例。不过，他却不托赖于什么故事传说，而是关其门来造车，对《辍耕录》和《梧溪集》大动手术，首先，抡斧砍断了黄道婆与崖州的联系，说她“生长江南黄浦边，闻知木棉有用处，长途跋涉去福建”。接着，又把“干高数丈”的班枝红棉，代去了“茎高七八尺”的吉贝木棉，又把“垫褥”代去了《梧溪集》的“布被”，真可谓随心所欲了！本来，为文以供欣赏则可，为文乱史，又要编入教科书无乃过分了吗？
由此考辩，《辍耕录》关于黄道婆籍出崖州的说法，更是可信！应该说：黄道婆，崖州人也！
（摘自1987年广东民族研究所、广东民族研究会合编的《广东民族研究论丛》）
黄道婆究竟向谁学艺
梁敏
在我国的纺织史上，有一位著名的纺织技术革新家黄道婆。史志和各种辞书都有详略不等的记载，大致说：她是宋末元初松江乌泥泾人，年轻时曾流落海南岛崖州（今崖县），在当地居住数十年，向黎族人民学习了棉纺织技术。公元1295年左右回到故乡，给当地妇女传授从黎族妇女那里学来的一套纺织技术，如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并改进了搅车、弹弓、纺车等纺织机具，制造出当时最先进的能同时纺三根纱的三脚踏纺车。推动了江南地区棉纺织业的发展。“死后，邑人感泣而共葬之。又立祠，日先棉祠，岁时享祭”。
黄道婆对我国棉纺织技术发展贡献确实很大，值得后人称颂。但她果真是向黎族人民学习纺织技术的吗？我对此说有怀疑。现将个人所见陈述于后，以就正于海内学者。
黎族妇女织出的黎幕（又称黎单或黎被）、头帕、筒裙、绦带等非常精巧、美观，历代史志记载甚多。作者50年代到黎族地区调查时，也曾见过不少精美的头帕、筒裙、认为可与壮锦比美。并曾考察、参观黎锦的织造方法。如果不是亲见目睹，我真不敢相信那些斑斓悦目的织物是用那么简陋、粗糙的织机织出来的。保亭、琼中一带的织机几乎只有一些绦带和木片片、竹棍之类的东西，人们甚至很难把它称为“织布机”。织布的妇女把这些绦带的一端系在一株树的根部，另一端拴在自己的腰上，人离树三、四尺左右，伸直双脚席地而坐，利用身躯一俯一仰的活动使绦带和经线一驰一张，同时熟练地用竹棍挑起部份经线，然后把卷有纬线的“梭子”穿过去，再用木片把纬线压紧，这样周而复始地进行着，织一小段后，又用交叉的竹棍把布幅撑开，使之保持一定的幅宽，继续再织。随着布幅的增长，一串串美丽的花纹、图案便跃然布上。我真为她们高超的技艺所倾倒，但也为这种过分简陋的机具叹息。由于织机的简陋，她们只能织出幅宽一尺左右的头巾和筒裙布或一、两寸宽的绦带，速度也非常慢，一条又窄又短的筒裙就得织上一、两个月。她们没有纺车，而用硬木制成的纺锤来纺制粗粗的纬线，经线和部分纬线都是用从百货商店买来的红布、蓝布等一丝一丝地拆出来使用。我问随行的黎族同志，她们为什么不直接买棉纱来织布呢？据说是百货商店没有棉纱供应，拆色布的线也可以免去染纱的手续。我当时还以为岐黎地区的生产比较落后，所以没有纺车和像样的织机，其他地区的情况可能跟保亭、琼中不一样，及至后来看到德国民族学家H·史图博的《海南岛民族志》和历代有关著作之后，才知道各地黎族的纺织机具都是那么原始的。史图博是这样描述的：
“线和棉布是从汉人买来的，但黎族妇女自己能纺织，作纺织原料用的纤维植物有木棉、各地都有种植的苧麻，以及从梧桐科的灌木‘牙安巴尔’胡麻树的靭皮加工出来的野生大麻，还有罕见的剑麻等。木棉树在海南岛几乎到处都常见。海南岛汉族把它叫做‘木棉’。纺锤（黎语叫Woi）是长约22厘米的薄木棒，在一头有两，三个开孔铜钱和涂有少许蜡来当作坠子，要把纺线绕起来时，是用豪猪的粗毛（黎语叫Min-dai）来绕的”①
“白沙峒黎的织物与其他所有黎族的情况一样，是专门由妇女来织造的。织物从技术来看虽是原始的，从艺术上来看却是极其高超的。制作妇女的宽衣和男子的腰布的这种简单的棉布是从汉人买入的，制作妇女的裙这种艺术的、漂亮的织物是黎族妇女自己织造的。此外，织有美丽花纹的狭窄的布带，如猎囊的背带、腰带等也是自己织造的。
织机（blum-Lin）是极其简单的，但有漂亮的雕刻，织布的妇女是伸直脚，坐在铺在地上的棕榈叶或席子上织的。”②
“使用野生麻（黎语叫dan）作纺纱原料，这在海南岛各处都能看到。同时岐和侾也使用很多木棉。纺锤（黎语叫Wei）是简单的木棍，在棍的两端各吊一个开孔钱和一根小铁钩。”
“岐的织物比白沙峒黎粗糙得多，织机（黎语叫fug）也以相同的原理做成，但没有做得那么精巧。”③
“黎族为自己生产着美丽的编织品。黎族妇女是极其擅长于纺织和刺绣的。但黎族的织机却是令人惊奇的那末原始。”④
在1982年出版的《广东少数民族》一书第11页也写道：
“黎族妇女用简单的工具，纺织出日常穿用的头巾、筒裙、被单、花带等织品。”这里说的是“简单的工具”，而没有使用“纺纱机”、“织布机”等词，大概也认为它们简单到还够不上“机”的水平吧！
至于黎族人民从汉人那里买现成的色布再拆成纱线来织布，并非始自今日，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器一节就说：
“黎幕出海南黎峒，人得中国锦彩，拆取色丝，间木棉挑织而成，每以四幅联成一幕。”这里用“挑织”一词，可见当时制作的方法大概也像我所见的那样用竹棍挑起部分经纱而织制的。
清·陆次云《峒谿纤志》曰：
“黎人取中国彩帛，拆取色丝，和吉贝（笔者按——即棉花）织之，成锦。”
清·乾隆《广州府志》亦云：
“黎锦，出琼州，以吴绫越锦，拆取色丝，间以鹅毛丝线，织成人物花鸟诗字，浓丽灿烂可为衾褥幛幕，以有金丝间错者为上。”
从上面摘引的材料和我个人考察见到的情况来看，黎族人民的纺织机具是相当简单、原始的。在黄道婆生活的宋末元初，黎族人民的纺织机具决不会比今天更高明，染色技术也不见得很出色。否则就无需乎“以吴绫越锦，拆取色丝”了。由此可以证明黄道婆不是跟黎族人民学习纺织技术的。但为什么众多的志书都言之凿凿，乐此不疲呢？我认为黄道婆在崖州学习纺织技术是确有其事，但她的师傅不是黎族人民而是“临高人”（这里说的“临高人”是泛指操与临高话相同语言的另一支越人后裔。请参看拙著《临高人——百粤子孙的一支》，载《民族研究》1981年第4期）。由于过去人们都认为海南岛居民“非汉即黎”，故把另一支越人的子孙——“临高人”也当作黎族，但又觉得他们与五指山区的黎族不同而往往称之为“熟黎”。以讹传讹，黄道婆从黎人学习纺织技术的记载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
“临高人”果真是黄道婆习艺的师傅？回答是肯定的。这一支越人从大陆迁到海南岛的时间比黎族要晚，而且到达的时间有先有后。早的约在战国时期，因为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设立儋耳、珠崖郡时，当地的人民已经很多，否则必无郡县之设，而且“民皆服布，如被单，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禾稻苧麻，女子桑蚕织绩，无马与虎，民有五畜，山多麈猄，兵则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为镞”。①这说明他们的生产已达相当高的水平。过去，学者们大都认为这段文字说的是黎族人民当时的情况。但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当时珠崖郡治在今琼山县遵瞫乡东瞫村，儋耳郡治在今儋县三都乡南滩村（旧名南滩铺），这一带地方向为“临高人”的住地。“贯头服”并不是黎族人民的“专利品”，《后汉书》卷一百一十六记叙骆越人的服饰时说：“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可见古代两广的骆越人，当然也包括“临高人”的先民都穿过贯头服。而后面说的：“女子桑蚕织绩”则只能是对“临高人”先民的叙述，因为直到解放后，我们到海南岛调查时，还没有发现黎族人民有种桑养蚕的。如果黎人自古就种桑养蚕，又何必“取中国彩帛，拆取色丝”呢？而“临高人”一向都把种桑养蚕当作一个重要的生产手段。临高的丝绸曾闻名遐迩。《临高县志》卷三记载：
“妇女业蚕桑，司纺织。……田畴错壤，桑麻蓊蔚，皆可耕可织。一夫力耕，岁可得米百斛，一妇纺织，年终得缣三匹。所谓临高丝者，其货可居也。”
“临高人”纺织技术也是比较先进的。“临高人”的先民从大陆迁来时就带来了西瓯骆越较先进的织染技术，临高话织布机叫dek8，卷纱筒叫lut7，线叫mei1，蓝靛草叫tsam2，跟壮语都是同源词。早在汉武帝的时候，“临高人”先民织出的广幅布就很受汉皇的赏识，珠崖太守孙幸横征暴敛广幅布来贡献给汉王朝，结果还激起民变。①可见当时“临高人”先民的织造技术是相当高明的。要织出广幅布，就得有结构精良的纺织机具。又经过一千多年，到宋末元初时，“临高人”的纺织机具及技术之发展当然又更高一筹了。所以黄道婆在崖州学艺的师傅只能是“临高人”，而不可能是纺织机具比较原始落后的黎族人民。
人们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临高人”主要分布在临高、琼山及澄迈、儋县和海口市的部分地区。崖县（即崖州）主要的居民是黎族和汉族，没有多少“临高人”，那么黄道婆又怎能向“临高人”学艺呢？这个问题涉及古今民族分布的不同格局与民族成分的演变。唐宋以前，海南岛的人民以骆越（后来称为俚、僚）居多。汉人是唐、宋以后才大量迁往的。在骆越（俚、僚）中，黎族是最早迁往的，据估计已有五六千年的历史了。而“临高人”的先民除了秦以前大批迁到海南岛外，还有一些也可能是后来陆续迁往的。例如梁、隋之际，出生在广东西南部高凉郡的冯冼氏，据史学家考证为当地的俚人，当时她雄据粤西、桂南和海南岛大部分地区。隋高祖为了表彰她除暴安良，卫护国家统一之功而封她为谯国夫人、赐给她临振县汤沐邑一千五百户，并任其子冯仆为崖州总管。①所以当时从广东西南部和广西南部迁往的俚人不少，后来大都跟早先迁去的“临高人”先民融合在一起了，他们分布的地区远比现在“临高人”的住地宽广。当时珠崖郡统属的瞫都县、玳瑁县（均今琼山县）、苟中县（今澄迈县）、紫贝县（今文昌县）和临振县（今崖县）以及儋耳郡属的儋耳县（今儋县）的主要居民都是“临高人”的先民。直到明朝时崖县的汉人还不算多，《明府志》卷二十，海黎志，村峒条说：
“崖州黎分三种，日生黎，曰熟黎，曰生熟各半黎。生黎者，即乾脚岐之类也，……环居五指山下，与人民隔绝，不为人害。熟黎者归化既久之黎也，饮食衣服，与人民同，惟束发于顶，其俗未改，日往来城市中，有无相易，言语相通，间有读书识字者，其户口编入图甲，有司得而治之，故亦不为人害。生熟各半者谓可生可熟之黎也，治则为熟黎，乱则为生黎。……崖州黎人如此者十居其七，且与民杂处，黎峒中有民人，民村中亦有黎人，不能分其畛域。约计三种黎人其众多于民人一倍。”
熟黎是不是黎族呢？《明府志》和清·乾隆·肖应植的《琼州府志》都说：
“熟黎本南思藤梧高化州人，多王、符二姓，其先世因从征至此，利其山水田地，创为村峒，以先入者为峒首，同入共力者为头目，父死子继，夫亡妇主，亦多闽广亡命杂居其中。有纳粮当差之峒，有纳粮不当差之峒。”
可见熟黎并不是真正的黎族，除少部分为从征至此的两广人和亡命的闽广人外，可能大多数都是另一支越人的子孙——即“临高人”。明朝时崖州的汉人只占三分之一。在所谓的“黎人”中，生熟各半黎又占十分之七，那么真正的黎人，即所谓“生黎”的，不过十分之一、二。可想而知，在隋朝时，汉族就更少了。隋高祖赐给冼夫人的一千五百户必为“临高人”的先民无疑。否则，既不入版籍，又不供赋役，“迁徙不常，村落聚散糜定”①的黎族又怎能作为“汤沐邑”赐人呢？画饼岂能充饥，冼夫人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既然崖县、文昌等地过去都是“临高人”先民的居地，那么，如今他们又安在呢？原来，在明朝中叶以后，海南岛的汉族大增，势力强盛，到处大兴修族谱之风，民族歧视压迫的现象也日益增多，于是上述地区“语言相通”，汉化程度较深的“熟黎”（即“临高人”）都纷纷改为汉族。这种情况在海南岛各地都很普遍。这就是现在崖县、文昌等地没有或很少“临高人”的缘故。甚至在临高、琼山、澄迈仍然保留自己语言的“临高人”也都报作汉族。
从上面的情况来看，宋末元初黄道婆在崖州所从学艺的只能是“临高人”，而不是到明朝时还刀耕火种，迁徙无常的崖州黎人。
——摘自《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
棉纺织革新家黄道婆
《纺织史话》编写组
夜幕笼罩着大地。电闪雷鸣，风雨交加。一个人影从一间柴屋里跌跌撞撞地跑了出来，在雷电闪光下，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她满腔怒火，紧握双拳，向那泥泞的小路奔去。她是谁，往何处去？
冲破牢笼走崖州
这个年青的姑娘就是后来的棉纺织革新家黄道婆。她是13世纪后半叶，松江乌泥泾镇（在今上海县龙华公社）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为生活所逼，十二、三岁就做了童养媳。她白天割草砍柴，夜里舂米纺纱，起早摸黑，忍饥挨饿，还要遭到公婆的恶骂和毒打。姑娘抚摸着身上的条条伤痕，满怀着对吃人礼教的旧恨新仇，决心逃出这封建的牢笼。但是，茫茫人间，何处可安身？当时昏庸腐朽的南宋统治已经摇摇欲坠，一小撮统治者依然过着醉生梦死、苟且偷安的日子，穷苦百姓身受封建压迫和剥削，加上连年灾害，已无法生活下去。偌大一个世界，几乎没有她的栖身之地。她日躲夜奔，历经了千辛万苦，逃到一座道观，谎说自己是从外地逃荒来的，终于被道观主收留下来。因她姓黄，人家就叫她黄道姑。过了一段时间，打听得道观离婆家并不太远，她意识到自己还没有脱离险境。这时正好观主的师姐从海南岛的崖州云游来此，黄道姑就乘机恳求这位师父带她出去。这样，黄道姑跟着出海，经闽广，漂泊到了崖州。
美丽的海南岛，南海的一颗明珠，我们的兄弟民族世世代代在那里繁衍生息。海岛天气炎热，土壤肥沃，并略带碱性，尤以崖州一带，最宜棉花生长，是我国棉花原产地之一。每当棉桃成熟季节，花絮怒放，到处白茫茫一片。崖州的兄弟民族妇女采摘新棉，用细长铁轴辗出棉籽，接着“以手握茸就纺”。棉纱纺成后，又染色织布。据当时记载，崖州棉布，“洁白细密”，名闻全国，更有“杂花”间以五彩的“黎幕”、“黎单”、“黎锦”、“花被”等，品种繁多，富有民族风格和生活气息，受到内地人民的欢迎，招来了远近商贾，转销内地。这说明，海南岛的兄弟民族，很早就掌握了一套利用棉花纺纱织布的技术，并有了简单的工具，如棉花去籽用的辗轴，纺纱用的纺车和提花机等。
年轻的黄道姑来到崖州以后，以道观为家，劳动生活在兄弟民族姐妹之中，并很快和她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由于她勤学好问，很快就从兄弟民族姐妹那里学到了“捍棉”（即去籽）、纺纱和织布的技术。
时间如流水，一晃30多年过了，黄道姑此时年已年过半百，人们已开始叫她黄道婆了。她想念故乡乌泥泾和生活在苦难中的乡亲们，在她出逃的时候，家乡已种上了棉花，现在如果回去，把学得的棉纺织技术带给乡亲们该多好啊！就这样，在公元1295年左右，黄道婆终于告别了兄弟民族姐妹，回到了故乡乌泥泾。
鸟泥泾畔闹革新
道婆扬帆重返乌泥泾时，元朝已统一了中国。这之前，1289年元世祖时已设立“江南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十万匹”，植棉业已大为普及；但当时长江流域一带的纺织技术仍然很落后。
从一堆堆雪白的棉花，到一匹匹颜色鲜艳的棉布，这中间要经过好多道工序。单是棉花加工就有三道，先是去除棉籽，接着是弹松，再用竹杆卷成棉条（当时叫棉筒），才可拿来纺纱。当时松江地区的棉纺织技术还很落后，比不上闽广，《辍耕录》上曾说那时松江一带“初无踏车，椎弓”之具，棉花全“用手剖去籽”，弹棉用放在桌上的小竹弓，功效低。而官方每年要征收那么多棉布，落后的棉花加工技术，低下的生产力，赶不上社会的需要，就连供应纺纱也来不及，这就形成了尖锐的矛盾。“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5）。就在这个时候，黄道婆千里迢迢回到乌泥泾。她看到家乡的纺织技术处于落后状态，决心努力革新棉纺织工具。黄道婆首先使用崖州的辗轴来去除棉籽，但这样还是赶不上生产的需要，必须进一步革新。经过黄道婆和广大劳动人民不断实践和改革，最后出现了如王祯《农书》所记载的，名叫搅车的轧棉工具。它是利用回转方向相反的两轴之间喂入棉花之后互相挤压、摩擦的原理，二人摇轴，一人喂棉，摇动柄则“籽落于内，绵出于外”，生产效率高，比用辗轴“功利数倍”。搅车去棉籽的办法一经推广，轧棉供应不上纺纱的问题迅速解决。这种木棉搅车操作时需要三人同时进行，后人在黄道婆革新搅车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形制如同现今云南省博物馆保存的一人操作的轧棉车。后来有的地方又发展成了一人操作的脚踏轧车。据宋应星《天工开物》介绍，这种轧车，每天可轧带籽棉花十斤，出净棉三，四斤，这在当时已相当可观了。
解决了轧棉工具以后，在黄道婆和广大弹棉和纺织能手的努力下，出现了一种四尺多长的“绳弦大弓”，代替原来一尺多长的小竹弓。并用弹椎来敲击绳弦。由于敲击时振幅大，强劲有力，每日可弹棉6～8斤，弹出的棉花既松散又洁净。到元末明初，经过不断改进，最后出现了木制的弹弓，和用檀木制的椎子，线弦改用蜡线，弹棉的功效又进一步提高。这种弹弓，于15世纪传入日本，当地叫做“唐弓”。
捍弹工具的革新，使手工棉纺织出现了一个新面貌，为当时松江、上海一带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关于纺车，当时乌泥泾一带原是单锭手摇纺车。织布已有脚踏布机。用单锭纺车，须要三到四个人纺纱，才能供应一架织布机需要。当时有一种纺麻和丝的三锭脚踏纺车，这种纺车能不能用来纺棉呢？进行试纺时，一开始纺车大竹轮还没有转一圈，棉纱就断了，好不容易接上，纱又断了。这是什么道理呢？原来麻纺车主要是加拈麻缕用，牵伸作用不大。大竹轮直径比较大。当大竹轮转一圈，被它带动的锭子要转八、九十圈，二者的速比很高。用来纺棉纱时，牵伸来不及，棉纱拈度却已很高，容易崩断。症结找到了，木工师傅和黄道婆把自己从生产实践中得到的体会加以总结，着手改制纺车，把竹轮的直径改小，脚踏木辊的支点和竹轮的偏心距也都作了合理的调整。既省力，功效又有提高，因此很快在松江一带得到推广，甚至六百年后的今天，在一些农民的家中还可以见到它。
黄道婆除了在棉花加工和纺纱技术上敢为，大胆革新以外表现在织造方面，同样有杰出的建树。她把从兄弟民族那里学来的织造技术，加上自己的实践，融会贯通，总结成一套比较先进的“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织造技术，并广传于人。由于乌泥泾和松江一带人民迅速掌握了先进的织造技术，一时“乌泥泾被”不胫而走，广传于大江南北。当时的上海、太仓等县都加以仿效棉纺织品五光十色，呈现空前盛况。
“衣被天下”忆道婆
黄道婆过世以后，松江府曾经成为全国最大的棉纺织中心。有一时期松江及其附近一带人民，大都靠植棉、纺纱和织布过活。各地富商巨贾，带着大批白银，争相购买松江布，并运销十余省。15世纪后期，这些产品一度流入宫庭，被皇室看中。精致的松江布，有龙凤、斗牛、麒麟等花纹，染上大红、真紫、赭黄，一匹所耗有达白银百两之多。18世纪后期，松江布与江南一种紫花布以“南京布”的名称从广州出口，在1819年曾经达到330万匹以上。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土布供给我们祖先以衣料”，真可谓“衣被天下”。
松江布“衣被天下”，这是广大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其中也凝聚着黄道婆的心血，闪烁着黄道婆和广大劳动人民智慧与力量的光芒。
时代在前进，纺织技术也在不断发展。“新陈代谢”这是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松江布曾经风行一时，但终究走完了它的历程，被近代的机器纺织所取代。然而勇于向旧礼教进行反抗的黄道婆的形象，她那敢于革新和热心传授技术的精神，以及她在棉纺织技术上所作的历史贡献却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中。在黄道婆的故乡乌泥泾，至今还传颂着“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二只筒子二匹布”的民谣，可见黄道婆精神感人之深。
（摘自1978年上海市纺织科学
研究院编写的《纺织史话》）
改革纺织技术的黄道婆
徐宏兵
黄道婆年轻时叫黄道姑，是松江乌泥泾（今上海县华泾镇）人，她生于南宋末年（约在13世纪中叶），主要活动在元朝初年（约在13世纪末）。
黄道婆早年在崖州向黎族妇女学习先进的纺织技术，后来又努力实践改制棉纺织工具。她先后改制的工具有清除棉籽用的轧车，弹花用的木制弹弓和纺纱用的脚踏式三纺车。另外她在织造方面也同样有杰出的贡献，她总结了一套比较先进的错纱、配色等织造技术。使松江出产的棉布驶名中外，被人们称为“衣被天下”。
一
夜，已经很深了。松江乌泥泾一片寂静。一间紧锁的柴房里躺着一个不满20岁的女子。她脸色惟悴，身上布满伤痕。她，就是黄道姑。
十年前，黄道姑的父母迫于穷困，把她送给人家当了童养媳。童养媳的日子可真不好过呀！公、婆、丈夫都把她当成个花钱买来的丫头使唤。黄道姑一年忙到头，一天做到晚，鸡叫头遍就要起床做饭，夜深人静还要纺纱织布稍不称公、婆和丈夫的心，还要遭受毒打和痛骂。这天傍晚，刁刻的婆婆从她剥好的籽棉中捏出了两颗棉籽，就无休无止地痛骂起来，黄道姑实在忍不住顶了几句，结果又招来了一顿毒打。天黑以后，她被关进了这间又冷又湿的柴房。
夜，静悄悄的，远处传来阵阵狗吠声。黄道姑躺在柴房里，思前想后，没有一丝睡意。这种屈辱的生活，黄道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她决心逃出这个“家”。
这间柴房的墙是土坯垒的，顶是茅草盖的。屋顶的茅草被风吹没了不少，明亮的月光透过破缝洒落下来，给黄道姑带来了生活的希望。黄道姑忍着疼痛站起来，爬上木柴堆。她一只手使劲攀住屋梁，另一只手把屋顶上的茅草一把又一把地扯下来，很快就在屋顶上挖了一个大洞。黄道姑用力向上一纵，整个身子就从洞中跃上了屋顶。
黄道姑顺着屋旁的一棵桑树轻轻地滑落到地上，蹑手蹑脚地走出大门。这时，她象一只冲出牢笼的飞鸟，感到无比自由。夜色茫茫，黄道姑分不清东西南北，沿着乡间小道走着，直到东方出现了鱼肚白，她才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黄浦江边。
天还没有大亮，但在微弱的晨曦下，黄道姑看见江边停着一艘很大的海船。四周没有一个人影，只有潮水拍击江岸的声音。黄道姑怀着对故乡的依恋之情，沿着船舷，躲进了堆满货物的船舱。
过了一会儿，海船就启航了。当天，黄道姑就被前来查货的水手发现了。这时，她才知道，原来这是一艘到广东贩卖棉布的商船。
船上的水手都很同情黄道姑的不幸遭遇，大家向船主求情，把她留了下来。
水手粗声粗气地说：我们从海南岛买了棉布，就要返回松江，你可怎么办呢？”
“我有两只手，我可以用劳动来养活自己！”黄道姑倔强地回答。
“可你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呀！”
“哪儿离乌泥泾远我就上哪儿！”
水手们禁不住笑了起来，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说“要说远哪，再没有比海南岛更远的了。你就干脆在那里落户吧！”
那个老水手眼睛一亮，马上对黄道姑说：“你不是会纺纱织布吗？”“是！”黄道姑回答道，“我十岁就上布机了。”
老水手高兴地说：“那好，我们这条船正好去海南岛崖州，那儿的黎族妇女都会纺纱织布，织出来的‘崖州被’呀，‘黎单’、‘黎饰’、‘鞍搭’呀，都是皇宫里用的上品，举世闻名呢！你到崖州去落户，不怕没饭吃。”
黄道姑第一次听到这么多纺织品的名称，感到十分新奇，她连忙问道：“什么叫‘崖州被’呀？还有那些‘黎’什么的，比咱们乌泥泾的布还好吗？”
水手们又笑了。那个年轻的水手说：“你们乌泥泾出的布呀，粗得和麻袋差不多，怎能跟人家崖州地方的相比！”他接着说：“你等等，我去船主那里看看，他那儿好象有些样品，我去拿来给你见识见识。”
精美的纺织品。这“崖州被”，棉纱洁白，质地细软，花纹美丽，是一种门幅很宽的被单，在当时是专供地主官僚享用的，一般老百姓很少见到。“黎单”，是与“崖州被”相似的一种棉织品，它以门幅阔和色彩鲜明著称于世。而“黎饰”、“鞍搭”等，则是地主官僚家用来做门帘或窗帘的一种棉织品。
黄道姑看着这些棉织品，真是爱不释手。在乌泥泾的时候，黄道姑是村里有名的纺织能手，可是织出来的布与崖州的相比，却差远啦！她对崖州先进的纺织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决定听从水手们的劝告，到海南岛崖州去落户谋生，学习那儿的先进纺织技术。
二
黎族人民热情地收留了黄道姑。她在一个临海的小村庄里住了下来。人们帮她在靠山临水的山脚下搭了一个小寮棚（黎族人民居住的一种竹木结构的小屋），还帮她在山坡上开了一小块荒地。黄道姑从此有了一个自己的家。
黄道姑聪明好学，很快就掌握了当地的语言，适应了黎族人民的生活习惯。后来，连她穿的服装，也和黎族妇女一样了。
崖州的气候温和湿润，适宜棉花生长。黄道姑就在那块山坡上种了棉花。她又跟当地的老棉农学会了点种、施肥、间苗、整技等各种植棉技术。黄道姑起早摸黑、精耕细作，小小一块地一次就收获了几十斤雪白的籽棉。
最使黄道姑感兴趣的，是黎族妇女使用的一种搅车。搅车又叫轧车，是一种专门用来轧棉花的木轴组成的。每根轴上，带着一根木把。使用时，一个人抓住木把摇动转轴，另一个人将籽棉放到两轴之间，两轴相轧，棉籽就被挤落在后面，而皮棉则被带到了前面。用这种搅车轧棉，又快又省力。这比起江南一带用手来剥棉籽，不知要快多少倍！黄道姑每次看到搅车，都禁不住要回忆起自己当年乌泥泾剥棉籽，把十个手指剥肿的辛酸情景。黄道姑想，如果自己的家乡能用上这样的搅车，那里的妇女不就可以少受些苦了吗？
黄道姑虚心向黎族妇女学习，很快学会了使用搅车的技术。不久，她又发现黎族妇女弹棉花使用的弹弓也跟乌泥泾的不一样。乌泥泾的弓只有一尺四五寸长，而且是用一根细细的线作弓弦，所以弹力轻微，效率很低。而这里的弓，有四五尺长，用几股线编成的粗绳作弦弹起来强而有力，效率相当于小弓的三四倍。在黎族妇女的帮助下，黄道姑又学会了用大弹弓弹棉的技术。
黄道姑并不以此为满足，她还想进一步学会制作纺织工具。有一次，她请村里的木匠做了一架搅车，等木匠一走，她就把搅车拆了开来。黄道姑细细地琢磨着搅车的内部构造，再一样一样地把零件安装起来，这样，她基本上掌握了搅车的构造和制作原理。从此，黄道姑不仅可以使用搅车，而且也会修理搅车了。
黄道姑在崖州住了30多年。她30年如一日勤奋学习，掌握了黎族妇女先进的纺织技术。
三
公元1295年—1296年之间，黄道姑离开崖州，回到了阔别30多年的故乡乌泥泾。这时，黄道姑已经成了一个两鬓斑白的五十多发的妇女。因此，人们就称她为黄道婆了。
黄道婆回到故乡，住在亲戚家的一间小草屋里。她虽然久别故乡，但对乡亲们仍然充满深厚的感情。回乌泥泾后的第二天，黄道婆就去探望那些当年和自己在一起纺纱织布的伙伴们。
走了几家，黄道婆发现，这里的纺织技术仍然和30多年前一样落后，织出来的布仍然跟麻袋一样粗糙。但即使是这样粗糙的棉布，也由于产量太少而供不应求，许多老百姓还是只能穿那些苎麻织成的又厚又重又扎人的麻布。更使黄道婆不安的是，30多年来，乌泥泾的妇女们仍然在用红肿的手指剥着棉籽。许多老年妇女连指甲也没有了，指头下结了一层厚厚的老茧，那都是剥棉籽剥出来的呀！黄道婆还看到，乌泥泾的妇女们仍然用那小小的弹弓，在棉花堆上有气无力地拍打着，弹出来的棉花既不松软，又不干净，而弹花的妇女却要弯着腰，非常费劲。看到这一切，黄道婆又难过又焦急，她暗下决心：一定要让海南岛黎族妇女的先进纺织技术，在乌泥泾开花结果，让乌泥泾的布机，也织出精致美丽的“崖州被”来！
黄道婆首先把自己带回来的搅车介绍给大家。在她的帮助下，镇上的木匠马上仿制起来，试用一下，完全和海南岛黎族妇女使用的一样。不到一年，乌泥泾的妇女全都用上了搅车，从此，她们再也不用手来剥棉籽了。
黄道婆带回的大弹弓也同样被普遍使用。经过黄道婆的改装，弹弓的结构已比当初黎族妇女使用的更为精巧了。除了用四尺多长的竹片作弓身和用粗绳作弦外，黄道婆还发明了使用弹弓的两道新工序——用檀木做成一个椎子，一端大一端小，先用小端击弓弦数次，将棉絮弹松，起开棉的作用，再用木椎的大头向弓弦猛击一次，松散的棉花纤维由于分量轻被震出飞散较远，而棉絮中的杂质则因分量重而落在近处，这样可以起清除杂质的作用。这样小端击弦数次，大端击弦一次，反复几次，棉絮就变得又干净松软了。这种弹花技术，在乌泥泾很快也传播开了。
当时，不但在乌泥泾，就是在海南岛崖州，使用的纺车也是单锭脚踏式的，而且一般是手摇的。也就是说，一辆纺车只能纺一根纱。黄道婆在海南岛时，曾经跟当地的黎族姐妹一起研究过，能不能一辆纺车纺两根，甚至三根纱。当时有的说行，可以试试，有的却笑着说，人只有两只手，一只手摇动纺车的轮子，剩下另一只手来捻线，怎么能纺两根或三根纱呢？这个改革纺车的设想当时并没有实现。黄道婆回到乌泥泾后，当初的设想又一次涌上心头。她决心再尝试一下。
晚上，黄道婆经常坐在纺车前，默默地思考着，怎样才能使一辆车同时纺几根纱。她想，第一步得先将那只用来摇轮子的手腾出来。怎样才能腾出手来呢？黄道婆立刻想到了脚。对！用脚来代替手。她开始动手试制一种用脚踏来牵动纺轮的纺车，经过几次试制，最后终于成功了。接着，她又改装了纺车的锭子，她把三个锭子并排挂在车轮上方的圆柱上，然后用左手握住棉筒，右手指分拈三根细纱，脚下踏动纺轮，手脚配合，一辆纺车同时纺出三根纱来的设想，终于实现了！
黄道婆制成三锭脚踏纺车的消息一传开，附近各村来学习的人就更多了。年过五十的黄道婆，不厌其烦手把手地教着那些年轻的姑娘和妇女们。她不但向大家传授弹、纺的经验，还参照黎族妇女织“崖州被”的经验，改装布机，有的能织出宽幅带棋局图案的被单布，有的可以织出折技团凤等花样，产品的工艺水平大大提高。两年以后，乌泥泾一带的棉布不但质量大大提高，而且棉布花色品种增多，花纹色彩鲜艳，深受大家欢迎，甚至远销到北方各省。“乌泥泾被面”成了与“崖州被”齐名的上好棉织品。
黄道婆的先进技术和工具很快推广到各地。几年以后，江南一带的纺织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松江成了“衣被天下”的富庶之乡。
黄道婆的辛勤劳动和她的重大贡献，受到了江南人民的衷心的爱戴。她在世时，乌泥泾就流传着好几首赞颂她的民歌。如：“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两只筒子两匹布。”“黄婆婆，吃管吃，做管做，一天还织两匹布。”她死后，当地人民主动捐钱把她埋葬了。还为她建了祠庙，以纪念她的功绩。她的墓地就在现在上海县的曹行公社。
1957年4月，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重新修整了黄道婆的陵墓。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里，还陈列有松江乌泥泾布以及黄道婆的塑像。
（摘自《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发明》）
纺织家——黄道婆
樊树志
“前闻黄四娘，后称宋五嫂；
道婆异流辈，不肯崖州老。
崖州布被五色缫，组雾〓云粲花草：
片帆鲸海得风归，千柚乌泾夺天造。”
（王逢：《梧溪集》卷三）
这是元人王逢的黄道婆祠题诗中的一段。作者以崇敬的心情，表达了当时人民对黄道婆的深切怀念。
黄道婆，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棉纺织技术革新家。她是松江乌泥泾人，出身在一个贫苦的劳动人民家庭。她生活在宋末元初，即13世纪后半期。少年时曾沦落到海南岛的崖州（今崖县）。当时崖州有十分出名的棉纺织技术。当地黎族人民所织的布上有细字、花卉，十分工巧（方勺：《泊宅》卷中）。有名的“黎幕”、“黎饰”、“花被”、“曼布”等纺织品都已运销内地。黄道婆和黎族人民生活在一起，学会了黎族人民的制棉工具和闻名内地的崖州棉织品的操作方法。元成宗元贞年间（1295—1296年），她在热爱故乡的心情驱使下，渡海归来。她一回到乌泥泾，便立即把在崖州学来的技术传授出去，并且着手进行许多技术革新。
棉花，大约在公元一、二世纪（即东汉时代），云南已经有棉花织成的花布，称为“白叠布”。到了13世纪中叶，棉花由闽广地区传入长江流域。当时松江一带，土地贫瘠，“民食不给”。棉种的输入很受欢迎，当地农民乐于种植。接着棉纺织业也就逐渐在松江一带兴起了。但因为技术简陋，棉纺织业还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据陶宗仪记载，“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掸成剂，厥功甚艰。”（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四）当时迫切需要改进纺织技术，以适应棉纺织生产发展的需要。
就在这个时候，黄道婆带着黎族人民先进的纺织技术回来了。她教会了妇女们制造捍、弹、纺、织等工具。据王祯《农书》记载，捍，就是搅车，也称轧车，应用辗轴、曲柄的机械原理，使用时十分方便，而且“功利数倍”；弹，即弹松棉花的椎弓，原有的小型竹弓仅一尺四五寸，而且要用手弹指，黄道婆制造了四尺多长的大弓，利用弹椎来击弦弹棉，效率大大提高；纺，即纺车，黄道婆将旧有的一个纱锭的手摇纺车加以革新，速度快，产量多，效率高；织，是织布机，其中有一种是提花织机，能织各种纹样的花布。黄道婆还创造了一套从辗子、弹花、纺纱到织布的工艺规程；还向当地人民传授了复杂的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技术。因此，乌泥泾织成的被、褥、带、帨（手巾）等纺织品，都有折技、团凤、棋局、字样等花纹，鲜艳活泼，“粲然若写”（《辍耕录》卷二十四）。有名的“乌泥泾被”更是当时闻名全国的精品。
乌泥泾人民从黄道婆那里学习技术，从事纺织业的有一千余家（王逢：《梧溪集》卷三）。由于织成品销往各地，都大受欢迎，因此家家户户丰衣足食。黄道婆死后，松江的棉纺织业有了很大的进展，到明初，就已经成为全国的棉纺织中心了。正德间，即十六世纪初，当地农民在农暇期间织出的布匹，就有“日以万计”之多，其中以“线绫”和“三棱布”两种纺织品最受各地人民的喜爱。因此有“衣被天下”虽苏杭所不及”之称（宋如林《松江府志》）。这一切，与杰出的纺织家黄道婆对于棉纺织工具和技术的革新是分不开的。
后人为了纪念黄道婆，曾为她建立了许多祠庙。现在上海县的黄母庙宅地方还有“黄母祠”一座，内有黄道婆的塑像。当地农民中，至今还流传着歌颂黄道婆的歌谣：
黄婆婆，黄婆婆！
教我纱，教我布，
两只筒子两匹布，
（摘自1961年6月25日《人民日报》，历史人物）
我国古代杰出的纺织家黄道婆
延培
黄道婆是我国古代杰出的纺织家——棉纺织手工业的革新者，她对我国棉纺织事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是值得我们永恒纪念的。
遗憾的是只知道她大概是宋末元初的人，其详细的生卒年代已无从查考。但在上海县的民间，却至今还流传着她的动人事迹：黄道婆是上海县乌泥泾人（现在曹行乡），幼年时是童养媳，年青时仍旧受着公婆和丈夫的虐待。有一次，她在田野里劳动了一天，晚上回家觉得很疲倦，就和衣睡了。她公婆见后，不问情由就咒骂了她半天，黄道婆回了几句嘴，于是公婆就把她拖下床来，横蛮毒打，她的丈夫不但不加劝阻，反而帮着打她，并把她锁在一间柴房里。这时，她觉得不能在家里生活下去了，半夜里就狠命的在茅草屋面上拉了一个洞，逃了出去，奔到了一条停靠在黄埔江边的航行闽广的海船上，躲在舱底里。次日，这条海船起碇出海，她才从舱底里钻出来，向船主倾吐了她痛苦的遭遇，恳求带她到远方去生活。这样，她就到了崖州（海南岛），在那里跟着当地人——主要是黎族妇女们学习种棉和纺织的技术。到了1295年（元代元贞元年），她年纪老了，感到沦落天涯，终非久计。因此就在当年携带了新式纺织工具，搭海船返回故乡。
那时，闽广棉种虽已输到江南，但耕作和纺织的技术仍很落后，正如元末陶宗仪所著“辍耕录”记载的“乌泥泾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掸成剂，厥功甚艰。”所以生产力很低，据说乌泥泾一带虽有棉田八千亩，而一千多户人家，都过着贫苦的生活。黄道婆回来以后，就教当地人制造去籽的轧车、弹棉的椎弓以及纺纱车和织布机，她又将纺织工具加以改进，把先进的技术传授给妇女们。如原来用小型竹弓和手指弹棉花，她改用大弓椎击法来代替；过去纺车上只有一锭一线，黄道婆却把它改进为一手纺三纱。并且在织被褥帨带之类的布匹上，还能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织出了团凤、棋盘、折枝、花卉、文字等美丽图案，粲然若画。不到一、二年，上海、松江、青浦以及苏杭等地，尽传其法，江南地域的纺织手工业也随之逐渐发达起来，出产的土布，远销到北方。明徐光启著《农政全书》称；“我邑（指上海）供百万之赋，赖一机一杼，今北土吉贝（按即木棉）贱而布贵，南方反是”。上海有句老话叫做“松郡棉布，衣被天下”，可见当时上海等地棉纺织业的繁荣景象了（松郡就是现在江苏松江专区各县和上海市）。
黄道婆死后，当地人民感恩痛泣，他们集资替她公葬，又替她在镇上造了一所祠宇，提名叫“先棉”。封建时代，非达官贵人，是没有资格建立专祠的，惟有一个劳动妇女的祠庙，却遍设各地。在当时，每年四月黄道婆诞辰，各地人民均往其祠庙致祭，并演剧敬神，士女云集热闹异常。
黄道婆的坟墓，就在现在的上海县曹行乡，在扈闵南拓路之东，约当钱粮庙附近东湾村与平桥村之间。百余年来，该墓已荒废不成样子。去年三月，经上海市文化局和江苏省文化局派人查核证实后，由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拨款加以修建。现墓地占两亩余，植有龙柏、松树、冬青，几近湮没的一坯黄土，已成为庄严秀丽的墓园了。
黄道婆祠，现存的已不多，在龙华喜泰路附近有三间二进的黄母祠，重建于雍正八年，进门处悬有“黄母祠”横匾，上面写着她的出身事迹，屋子中间，塑有黄道婆神像，惜因年久失修，已破烂不堪。相传从前凡当地姑娘要学纺纱织布，先要到黄母祠去烧香，这样才能学得好。所以老年人至今还能传诵“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二只筒子，二匹布”的歌谣。上海旧城区内有创建于清道光年间的黄道婆禅院，该院一楼一底。比较完整，底层中间有黄道婆年轻神像。此外，已毁的祠有乌泥泾镇的黄母祠，现只留下清初高不赛的一首“乌泥泾夜寻黄母祠”诗，诗云“吉贝蛮方物，分栽此地多，织成资赤子，取法自黄婆，报本祠安在，称功石可磨，听莺桥畔月，犹照玉人梭”。已毁的祠还有逢莱路南首吾园街先棉祠；虹口黄婆庵：浦东临浦乡黄婆庙；太仓营建门木棉神祠等。可见，这位古代技术革新者、也可说是纺织工人的祖先黄道婆，是多么受人崇敬啊！
（摘自1958年3期《旅行家》）
黄道婆和丁娘
拱枢
从很早的年代起，沪郊各县就有一种习俗：家家姑娘们都会用木机自织几匹厚实的棉布，作为嫁时粧奁中装箱的可爱的东西。这种淳厚的风俗，可以想见棉布纺织在上海有它悠久的历史。但棉纺织在上海得到发展，则由元代黄道婆开始。
黄道婆是我国13世纪杰出的纺织手工业的技术革新者。据说她在幼年是一个童养媳，生活很苦，沦落琼州（即今海南岛），从当地学得纺织技术。后来她在元贞年间回到故乡乌泥泾（就是现在的曹行乡），不但改进了植棉方法，并且把捍、弹、纺、织的工具加以改革，同时把错纱、综线、配色、挈花等技术，教授给群众，织成花色鲜艳的被褥和其他纺织品，一时行销广远，织户激增。至明初，上海一带已成为一个棉纺织业的中心了。她的墓在上海县曹行乡华泾，两年前已经重修，现在四周添种的花木又都披上新绿。
黄道婆的遗迹，除了墓以外，还有1730年（清壅正八年）人民为了纪念她而在上海县港口镇建立起来的黄母祠。但据说在明万历年间，早有张之象在张家浜为她立的祠，现在已无迹可寻。清道光间，在南市吾园旁，也建有一座先棉祠，如今留下的也仅有一条狭隘的棉祠弄了。另外，在那附近的梅溪弄，有一黄姑庵，却有许多人误认为黄道婆的祠，实际所祀乃是织女。
有功于纺织手工业的劳动者，除黄道婆外，在清初还有一位丁娘。丁娘居住松江东门外，她善于弹花、织布，织成的布匹细密软净，新颍可爱，因此就称做“丁娘布”，也叫“飞花布”。后来这种纺织技术传到浦东三林塘，出产丰盛。时人有诗咏黄道婆和丁娘云：
“吉贝黄道婆力补，剪灯今见纸笼纱；
天公巧试丁娘手，新样开成顷刻花。”
这位富于创造的纺织能手丁娘的史料，可惜流传很少，相传她的墓在松江西郊，但已无法辩认了。
（载1959年4月12日《文汇报》）
黄道婆的故事
胡志新 搜集整理
距离现在约摸七百年前，上海春申江（即黄浦江）附近，乌泥泾（现华泾）村子里，有一个童养媳，姓黄，因为从小死去爹娘，呒没名字，村上人都叫她黄小姑。
讲起黄小姑做童养媳，生活可实在苦呵！春天，小姑一时勿能落早起，婆阿妈就扯耳揪头发。夏天，小姑想去树荫下透口气，婆阿妈一棒头把她赶下水田里。秋天，小姑想把单衣翻成夹衣，婆阿妈却把一捆稻草塞到她手里，恶狠狠地说：“先搓绳，慢翻衣，等到落雪来得及。”冬天，下雪了，小姑见婆阿妈穿起了新棉衣，也想把自己夹衣翻棉衣，婆阿妈却拿出几罗筐棉花对她说：“落雪还是烊雪冷，先剥棉花再翻衣。”过了几天，雪烊了，小姑想，㖠末总可翻棉衣了。谁知婆阿妈脸一板，眼一弹：“害？！烊雪勿是出太阳，再翻棉衣无用场。”黄小姑只好挨冻受饿剥棉籽，十只手指冻得红肿发紫，冻疮烂得像胡蜂窝。一年做到头，说人勿像人，说鬼像三分，
可是，事情还不这样简单，这时正遇上朝廷招雇官妓，地保见小姑已经长大成人，便同她婆母商定身价，不日就要拐骗小姑送官，这消息被隔壁三婶婶晓得了，偷偷地指点小姑，还是早想出路为好。一天，小姑趁着婆阿妈外出未归，就逃离虎口，来到了江边。只见江潮翻滚，白浪滔天，北风呼啸，天色就要黑下来了。可是，眼前没有摆渡船，害怕后面有人追来，那能办？！这时，幸亏开来一艘过路客船，帮她摆渡到了江对岸。
天黑下来了。小姑心想，㖠未到，啥地方去过夜呢？忽然，听得附近传来“叮——笃”“叮——笃”的声音。她就顺着声音寻过去，见有一所道院，山门还半掩着。小姑趁势挨了进去，走到佛殿大门口，见里面有一位老师太在敲罄诵经。她不敢惊动老师太，轻脚轻手地走到佛像前供桌边坐了下来。老师太念完经，回到佛像前跪拜祀祷时，突然看见困着一个人，吓了一跳，想啥人胆敢在黄昏黑夜进修道院！再仔细一看，像是个小姑娘，老师太这才定心，轻轻地把她叫醒，老师太是个好人，非常同情小姑的遭遇，就把她收留下来。从此，这修道院里多了一位道女，大家叫她黄道姑。
冬去春来一年很快过去了。黄道姑的心不能平静下来。她想，离婆家虽有一江之隔，但天长日久，万一给婆家晓得了，非但自己又要吃苦，还要连累人家，那能办？！
瓶口好封，人口难封。黄小姑落庵做尼姑的事，终于她婆阿妈晓得了。婆阿妈几次上门寻找，多亏老师太帮忙，把黄道姑关在禅房内，拒绝了婆阿妈的搜寻。
一天，道院里来了一位40来岁的妇女。黄道姑又匆匆躲进了禅房。可是不到半指香的功夫，老师太叫人把黄道姑从禅房领到住院，要道姑拜见新来的这位师父，还要道姑叫她师姨。黄道姑这时才知道，这位师姨是从海南岛崖州出发，千里云游，到此探亲的。黄道姑听师姨谈论海南风光，听出了神。她想，原来我伲国家还有这么好的地方？特别听到崖州盛产棉花、棉布，又看见师姨穿的一身衣服，的确同本地棉花不同。她想到自己在婆家用手剥棉花，剥得指甲脱离的痛苦情景，很想亲自去看一看崖州百姓是怎样种棉织布的。她想：要是我能去崖州，既可避开婆阿妈的追查，又能学到种棉织布的本领，那该有多好啊！她把这个想法向师太、师姨提了出来，得到了她俩的同意。于是，拣了个好日期，黄道姑是跟师姨，不远千里追求她美好的理想去了。
黄道姑来到崖州一看，确是另一番天地，富饶美丽的海南岛，一望无际的南海风光。高大碧绿的椰林深处，居住着我们勤劳勇敢的兄弟民族人民，他们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岛上天气炎热，土壤肥沃，特别在崖州一带，广种棉花。黄道姑就以师姨的道观为家，很快就和兄弟民族姐妹，特别同黎家姐妹结下了深厚的友情。黄道姑和她们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和她们一起种棉、摘棉、轧棉纺纱、染色，织布。黎家姐妹织出五彩缤纷的“黎锦”花被，她更是爱不释手。黄道婆认真学习，刻苦钻研，后来还同黎家姐妹们共同研究改进纺织技术……
黄道婆在崖州定居下来，一住就住了30多年。她也从一个孤苦伶仃的小姑娘，变成为鬓发斑白、年过半百的老婆婆了。
一年春天，她和姐妹们一起在地里种棉花，突然，一个小姐妹叫了声：“黄道婆，你看呀，天上那些鸟儿飞得多整齐呀！”黄道婆抬头一看，原来一群鸿雁结伴北归，顿时勾起了她思乡之情。她一面随口回答了一声这是“雁鹅北归”一面想起了自己的遭遇．可恨南宋朝廷，腐败无能，兵荒马乱，逼女为娼，弄得我远离乡井，幸亏黎家姐妹帮助，学了点手，艺………唉，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现在我该回去看看家乡的变化，把我学得的这点织棉本领向乡邻亲友传授，也算我一点借花献佛的心意吧！她主意打定，就告别了兄弟民族姐妹，回故乡上海乌泥泾来了。
黄道婆千里迢迢，餐风饮露，半路上得知元朝统一了中国，元世祖设立了“江南木棉提举司”征收棉布，家乡松江一带已广种棉花的事，心里非常高兴。黄道婆回到乌泥泾，还认得几条老路，幸喜隔壁三婶婶还在。不过人们已叫她“三阿婆”，她的老男人也叫三公公了。三阿婆见黄道婆回来，免不了要畅叙旧情，从小姑出逃讲起，讲到官府限令一年要向朝廷交纳十万匹棉布和逼租催税的悲惨情景，三阿婆说：“小姑阿！你想想，老百姓起早落夜连用手剥棉去籽都来不及怎么能织得出那么多布啊！……”黄道婆听到这里，不觉叹了一口气，问道：“怎么，日子还是那样难过？”三阿婆说：“有舍办法呢？官府只知道要布收税，勿管百姓死活。”黄道婆听了三阿婆讲的一番苦情，就同她这样长、那样短地商量如何改革轧棉纺纱的事情来了。黄道婆要改革纺织技术的消息，很快便传到四邻八舍，乡亲们也都来向她求教。
三阿婆的老男人是个老木匠，听得黄道婆有一手纺织本领，心里很高兴，主动来帮助。黄道婆见有老木匠来协助自己，就决定先从改进轧棉籽这道工序着手。她根据崖州用两根细长铁棍转动，轧去棉籽的方法，同老木匠一起商量，画出了图样。老木匠看了十分佩服：一个没读书、不识字的孤女，在外头走了几十年，居然会设计画图！他对黄道婆讲：“黄道婆你真是木匠师傅的墨斗线——班母。”黄道婆摇摇手说：“咳，我不过是班门弄斧，只是急乡亲们所急罢了。”老木匠按照图纸加工制造，黄道婆又忙着去串邻走乡了。
三天以后，黄道婆又来到了老木匠家，见木制手摇轧棉车已经做好，两人手摇，一人下籽棉，功效既高，剥得又干净，又省力。（后来，根据农民家庭的需要，改进为一人手摇车）黄道婆很高兴，向老木匠拱手作揖，表示感谢；急得老木匠连喊．不敢，不敢。”这时，门外匆匆走来一个壮年男子，手里拿着一张四尺多长的木制弹弓，看见黄道婆，就连声呼唤：“黄婆婆，你教我制造的弹棉绳弦大弓做好了，一天能弹十多斤棉花。你看！……”
原来，黄道婆一面叫老木匠改制轧棉车，一面又勒拉动脑筋。她想如果轧棉车改制成功，那么再用原来一尺来长的小竹弓来弹棉花，仍旧是老牛拖车，步子缓慢。所以她趁老木匠制造轧棉车时，又去找弹棉的师傅，商量改革弹棉工具了。
老木匠接过四尺多长的木制绳弦大弓，看了又看，壮年人站在轧棉车前，也用手摸了又摸，两个人对对方新制作的家什都很感兴趣。这时，三阿婆也走过来看。老木匠看着壮年，壮年望着老木匠，心里想：伲做了半辈子的木匠，弹了一二十年的棉花，为什么没有想到把这落后家什改一改呢？倒勿及一个童养媳出身的老婆婆，心里感到惭愧。两人对黄道婆都更加敬重，连忙躬身致意，异口同声地说：“黄道婆，你的本事真高啊！”两人抬头一看，面前站着的勿是黄道婆，而是三阿婆。咦！黄道婆又到啥地方去了呢？
黄道婆没有走远，就在隔壁纺纱妇女家里。黄道婆想，现在轧棉车、弹棉弓已改制成功了，接下来的是纺纱这道工序了，要是再这样一只手拉一根纱，那末行船逢到顶头风，要快勿出。所以她又大胆设想，同纺纱妇女一同商量，把原来的一只锭子的手摇纺纱车，改制成为三只锭子的脚踏纺纱车。经过多次实验，又从三锭加到五锭。后来，黄道婆又把崖州人民的纺织技术加以改进，织出“错纱”、“配色”、“提花”等五光十色的棉布，和“乌泥泾被”这样一些富有乡土风格的特产，很快传遍了松江府一带。
“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两只筒子两匹布。”这个民谣，也跟着流传开来了。
我国人民深切怀念这位在纺织史上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在黄婆的故乡上海县华泾村，至今还建有“元故纺织革新家黄道婆墓”，作为永久纪念。
口述：顾世明，龙华乡东湾村人，72岁。
黄道婆在崖州的传说
符策超
七百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寒冷的冬夜，崖州（今崖县）的内草村忽然来了一位陌生的姑娘。她衣着褴褛，站在一位黎族老大妈的屋檐下躲避风雨，冷得浑身发抖。守门的黄狗汪汪吼叫，吓得她神慌心惶，正想拔腿逃走，黎族老大妈开门出来，看见是位贫苦农民打扮的姑娘，就一手把她拉进屋里，给她换上黎族自己编织的统裙，请她喝几口山兰酒驱寒，问其家境身世。姑娘被黎族大妈热情亲切的接待所感动，毫无保留地诉说了自己的苦难遭遇。
原来姑娘名叫黄道婆，出身于松江乌泾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她八岁当童养媳，受尽虐待和欺凌，有一天，她到地里干了一整天活，回到家已是上灯时分，由于没有及时做饭，竟遭公婆和丈夫的毒打，被锁在柴房里。她决心冲出婆家的禁锢，当天深夜挖洞破墙出逃，悄悄躲进黄浦江边一艘海船舱底里。等船开出吴淞口外，她才从舱底里出来，向船工们诉说自己的悲惨身世，请求船工们把她带到远方谋生。经过数月的海上飘泊，海船终于来到海南岛南端的崖州。
黎族老大妈听了她的哭泣诉说，流下了同情的眼泪，认她为女儿，不仅在生活上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还给她传授纺纱织布的技术。黄道婆看见黎族妇女的棉纺织技术和工具都比她家乡的先进得多。在她家乡，要用手剥棉子，工效很低，弹花只用小竹弓，弹出的棉絮不够松，而黎族妇女使用的纺织工具踏车既轻巧，织出的布又精细美观。心灵手巧的黄道婆立志虚心向黎族妇女学习，很快就掌握了黎族的纺织技术和工艺，织出了色彩鲜艳、有奇花异草、飞禽走兽等花纹图案的统裙、被面，令人尝心悦目，啧啧称赞。
室内载花墙外香，黄道婆的美名传四方。有一天，突然一位自称富翁的外地商人串进家里，要用高价跟她购买纺织品，说是要作为贡品献给皇朝。黄道婆见来者不善，婉言谢绝说：“咱织布不够自己穿着，那里有来出卖？”商人威胁说：“宁愿自己没有穿的，献给皇朝的贡品却不可少，否则怕担罪不起。”黄道婆毫不客气地答道：“你有钱人只知跟皇朝就自己织布去。”那商人老羞成怒，冷笑着说：“这也是这里头人的旨意，你如不答应，别想有站脚之地。”黄道婆也毫不示弱，下了逐客令：“这里是我的家，也没有你的站脚之地，快给我滚！”那商人无可奈何，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过了几天，头人果然来了命令：“不准黄道婆在内草村安家落户。”乡亲们舍不得黄道婆离开，都劝说道：“你到我家里躲避，不要出头露面。”黄道婆感动得热泪横流。对乡亲们说：鸡蛋碰不过石头，我不愿连累大家，我还是自己另找避身之所。”一个漆黑的夜里，认她为女儿的黎族老大妈给她准备了干粮和行李，带她悄悄上路，到远离内草村二百多里的保定村（今乐东县），安置在亲戚家里。
好珍珠在哪里都闪光，好种子在哪里都生长。很快，黄道婆又跟保定村的姐妹们打成一片，经常在一块琢磨纺纱织布工艺，取长补短，精益求精，纺织技术又提高了一步。人怕出名猪怕壮。一天，多建峒的头人又忽然登门道：“黄道婆，你要在三天之内，给我织出当代最美的崖州被，我要作为贡品献给皇帝。”哎呀，真是天下乌鸦一样黑，有钱人总是爱巴结皇帝。这回她没有当面拒绝，说道：“好吧，请明天来取。”当天晚上，她忙了一整夜，织出了一幅崖州被，染上了植物染料，表面看鲜艳极了。第二天，多建峒的头人依约而来，看见了美丽的崖州被便得意忘形的离开了。回到家里，大摆酒席，宴请各村头人，夸耀自己的贡品献给皇帝，定得重尝，说不定自此可以飞黄腾达，被召入朝当政。那天，大伙开怀大饮，个个酒醉如泥。第二天醒来，穿上入朝礼服，命差人击鼓鸣号，准备起程上京献贡品。当差人从橱中取出贡品——崖州被时，他大吃一惊，目瞪口呆，美丽的崖州被却变成了一幅粗黑布。他气得牙齿咬得格格响，命令差人马上把黄道婆抓来处死。差人来到保定村时，黄道婆早已出逃，只好扫兴而归。原来，黄道婆有意捉弄他，把容易变色的植物染料染上崖州被，当天看来十分鲜艳美丽，隔天却全变成了黑色。黄道婆知道头人一定会来抓她处罪，便在黎胞姐妹的伴同下逃进了五指山腹地里去了。不知在那里住了多长时间，她才重返自己的家乡，把黎族的先进纺织技术传授给乡亲，并在原基础上加予改进，织出的产品驰名中外。
——摘自1982年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文化局和群众艺术馆合编花城出版社出版的《黎族民间故事集》
黄道婆在保定村的传说
王开贤
小时候常听老人讲黄道婆故事，现整理出来供研究黄道婆参考。
黄道婆是崖州南山村人，黎族，1245年生，1295年随夫去上海松江乌泥泾镇。黄道婆出身贫苦，父亲叫黄南壮，母亲陈氏。黄南壮生了二男二女，黄道婆排列第四。小名叫黄四妹。宋朝淳祐八年冬，有一天知吉阳军毛奎、吉阳军学录陈继先等人，带领大帮兵马窜入南山村，强迫黎族人民缴交赋税，迫钱迫粮。由于当时黎族人刀耕火种，生产落后，加上自然灾害繁多，连自己也养活不起，哪有钱粮交赋税？知军毛奎就令官兵牵牛拉羊，把全村的牛羊一抢而光，这激起了黎族人民的愤怒。黄四妹的的父亲黄南壮和四个黎族男人出面向毛奎下跪求情，要求退回耕牛，给百姓耕田。毛奎不依，官民之间发生争执，毛奎就叫官兵把黄南壮等五人捆绑起来。拉到宁远河边杀害。当时，黄四妹仅有四岁。父亲被害后，全家生活全靠母亲一人操劳，哥哥姐姐还尚年小，生活贫寒。黄四妹从小养成热爱劳动，勤俭节约的好品德，经常跟着母亲学习纺纱织布，织吉贝、织花被、幔布、黎单、黎锦，还学习绣花、缝补衣服。四妹很聪明，智力过人，十五六岁时就学会黎族的纺纱织布和绣花、裁剪衣服的全套技术，是当时崖州南山一带第一流的织布能手。在旧社会男耕女织的年代里，黎族妇女人人都能纺纱织布裁剪衣物，供自家的成员使用。黄四妹织的最好最快。她织的花被有花草、鸟兽、树木、仙女等图案花纹，光彩夺目，栩栩如生，灿烂如画。甚得当时人们的喜爱；开荒种地搞生产黄四妹也样样能干。村里的婶嫂叫她黄巧姑。因她生得美丽，所以有歌传唱：
黄四妹长得帅，
丹凤眼配清秀眉。
半圆脸蛋笑相随，
肤如豆芽刚出蕊。
身苗腰细骏马腿，
跑路轻如燕子飞。
害得后生流口水，
村里村外都来追。
上百后生她不随，
四妹心里装是谁？
母亲早已定婚配，
情人就是董阿魁。
家住上村槟榔园，
同饮宁远一江水。
阿魁年方二十岁，
身体壮实人可爱。
打猎捕鱼样样会，
开荒种粮种吉贝。
品行端庄心诚实，
村里老少都敬佩。
黄四妹与董阿魁，
恰是生来好一对。
景定三年，黄四妹十八岁时，有一天她同姐姐把自己织的花被挑到街上出售。由于她的被子很有特色，许多人都抢着要买，还有许多同她约定以后织好被子就卖给他。当时正在街上巡查的官兵，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两个姑娘不知何因，便挤上去看个究竟。当他们看见黄四妹的被子时，个个伸出拇子称绝。又看到黄四妹长得一副均称的身材，有些人死死围着看个够，久久不愿离去。官兵回到州城后几天几夜议论说黄四妹的被子如何如何好看，卖被子的姑娘怎样怎样的漂亮。黄四妹是崖州人。被子产于崖州，后来商人就把黄四妹织的被子取名为崖州被。从此崖州被就出名了，而最会织崖州被的黄四妹也同她的被子一样扬了名。有歌传扬：
黄四妹象天仙，
织出被子不平凡。
春天盖它志气增，
夏天盖它身凉爽。
秋天盖它免着凉，
冬天盖它暖洋洋。
小孩盖它快成长，
老人盖它身健康。
学生盖它振前程，
农夫盖它谷满仓。
商人盖它财源广，
官兵盖它防身伤。
黄四妹与崖州被，
世世代代人颂扬。
人怕出名猪怕壮。黄四妹出名后，她的灾难也随之而来了。城镇村里的许多人，尤其是年青人都想找机会去见见黄四妹，饱饱眼福。地方上的许多官吏乡绅都想取她为妾。当时崖州有一个朱崖军（后改吉阳军）学录名叫陈继先，他是崖州人，是“家累万金犀，（角）象（牙）玳瑁仓库数百”的崖州首富之家陈武振的曾孙。陈继先这个名字，顾名思义就是要继承他祖先的衣钵。他当上了珠崖军学录以后横行霸道，霸占村女成性。有一天，他派兵去把黄四妹抓进了城，强迫四妹嫁给他，四妹不从；陈继光派人去街上买新衣服给四妹换，四妹不换；给四妹饭吃四妹不吃。陈继光为了达到他的目的，打发住在隔壁房间的士兵搬出别处去，便把黄四妹关在卫兵的房间里。有一个夜晚。陈继先窜入黄四妹的房间企图奸污她，四妹拚命反抗，两人进行搏斗。黄四妹对准陈继光的眼眶打下两个巴掌。乘着黑夜逃回内草村外婆家躲藏起来。陈继光恼羞成怒派兵追捕了整年整月。有歌传唱：
四妹太美遭大祸，
官人看见流口沫。
抓进州城坐班窝，
白天黑夜受拆磨。
四妹拚死来反抗。
逃回内草村躲藏。
官府派兵去追捉，
继先不死不放过。
由于官府横征暴敛，给黎族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激起了黎族人民强烈反抗，宋代咸淳元年（公元1285—1274年）汉人陈公发、陈明甫领导武装起义时，崖州的黎族人民纷纷起来响应，积极参加起义队伍。他们占领了崖州临川镇。黄四妹的两个哥哥和她的丈夫董阿魁也参加了起义队伍。咸淳皇帝采取以武力征剿的政策“斩尽杀绝，以绝后患”。于咸淳六年（1270年），指派钦州太守马成旺带兵征剿。马成旺与其子马抚机从大陆调来数十万大兵和几百艘战船对起义队伍实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和镇压。琼州安抚使赵与珞、海北海南道宣慰云从龙、知吉阳军王赞、刘富、佥判邢梦璜、周丕承、吉阳军学录陈继先带领了冉安国、黄之杰，、谢明、谢富等诸将和大批兵马、战船打前锋，经过几年（1270—1274年）的数百次战斗，终于把起义队伍镇压下去了。咸淳十年（1274年）四月，陈公发在上江峒被捕，五月陈明甫父子和六个孙子在黄流峒被俘。六月马抚机把陈公发、陈明甫以及被俘的亲属去桂府给诏广右帅杀害。黄四妹的丈夫董阿魁在南山铺战死，四妹的两个哥哥在临川镇战死，姐姐在战乱中逃散失踪，母亲在逃避官兵中过宁远河时被河水淹死，马成旺对起义军的被俘人员，采用了钩脊悬竿，穴手钉足，烙肤脍肉，脞胸破肚，割颈挖眼，实行大屠杀。对广大黎族人民则抓去做苦工。咸淳十年七月，黄四妹再次被马抚机，云从龙、吉阳知军刘富抓去了。四妹被抓去后，饭不想吃，水不想喝，整天哭哭啼啼，想念她的亲人，她放声大骂马抚机，云从龙、刘富的残暴罪恶。云从龙一气之下就令其打手把黄四妹打得死去活来，遍体鳞伤，后便把黄四妹押到黄屋庙关了起来。（据传，黄屋庙是在唐代开元年间修建起来的寺庙，叫做“开元寺”。到了宋代修建时，全用黄色瓦片盖顶，故叫黄屋庙）。黄四妹被关进黄屋庙以后，在黄屋庙里有一个会做铁工和木工的男道人名叫宗阿当很可怜她。经常采草药给她治伤，还送水送饭给她吃。黄四妹很感激他。黄四妹伤好以后也在黄屋庙里当道姑，人们都叫她黄道姑。黄道姑和宗阿当在黄屋庙里经常接触，双方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亲如兄妹一样，黄道姑看见宗阿当没有被子就织被子送给他，黄道姑要缝补衣物没有针线，宗阿当就上街去替她买。宗阿当是江苏松江乌泥泾镇人，他的家乡因靠近松江水，世世代代以船业营生。宗阿当有五兄弟，他是老五，他们的船艘经常从上海来广州、湛江、海南、崖州搞海运生意。咸淳八年秋九月（公元1272年）当他们的船艘运货至崖州保平港的海面上时，就被马抚机，云从龙定为支持陈公发、陈明甫作乱的罪名，令其官兵将船毁坏击沉，把船上的人（里面有阿当的父亲、哥哥和叔父）全部杀死。幸存宗阿当年轻力壮跳海潜游上岸躲进山村去。后来进黄屋庙剃头当道人，他见到黄四妹也有自己一样的遭遇，很是同情。
元朝至元十六年十一月（公元1279年），琼州宣慰马成旺下令叫海南四州县投降元朝。琼州安抚使赵与珞不听，拒绝投降并率领谢明、谢富、冉安国、黄之杰等人在白沙口与元兵极力死战。元兵将领阿里海崖下令把顽抗者全部杀掉。从此，海南四州县统归元朝。宋朝灾亡后，黄道姑和宗阿当也得了自由。黄道姑和宗阿当离开了黄屋庙，同去黎峒寻找她的亲人。他们先去南山村，南山村已变成一片荒原了。他们又去内草村找外婆。内草村的人早已逃散了。她又到别村去了解外婆家人的去向。有一位老人告诉黄道姑说外婆家已逃去保定村了。于是他们又日夜兼程行了三百多里路去到保定村，在保定村找到她的外婆家，但外婆在不久前已经去世了，家里只存一个舅舅和舅母。她在保定村舅舅家里住下一些日子。这样黄道姑的故事就在保定村传开了。黄道姑从保定村返回崖州以后就决定嫁给她多年患难之交、救命恩人宗阿当做妻子。宗阿当在崖州城的街上办了铁木小工坊。黄道姑也到黎村去购置纺纱织布工具，开展织布生产。他们的工坊办得很兴旺。宗阿当的铁工木工都很在行，天天打制铁木小农具出卖换钱换物，还经常帮助黄道姑修理、仿造改革纺纱织布工具，使黄道姑的织布技术精益求精。她织的黎布、黎幔、黎单、黎锦、崖州被很畅销。她的崖州被就曾销到湛江、合浦、桂林。当时左邻右舍都称赞她有四会；一会生小孩；二会织布绣花；三会待人接物；四会勤俭发家。黄道姑同宗阿当结合了十六年就生育了四个男孩。由于黄道姑的同龄人都有了孙子，那些孙子都把黄道姑叫做阿婆，从此后人们都叫她黄道婆。黄道婆是她的法名而不是真名。
树高万丈，落叶归根。宗阿当老早想回老家去，但没有钱也没有船，他积累了十六年的钱财买了一艘双帆木船（当时木材很多，船价不象现在的贵），带上了妻子黄道婆和孩子，带上了黄道婆的全部织布工具和家产，乘着自己新买的木帆船，于1295年春返回上海松江乌泥泾镇。经过了千难万苦绕过层层暗礁，越过重重浪尖，避过千百股海盗，终于在1298年秋才回到松江乌泥泾镇老家。黄道婆到上海后，经常在家纺纱织布，当地的群众看见她很会织布，花色品种又特别好看，纷纷向黄道婆请教，于是黄道婆就把黎族的织布技术毫不保留地向当地群众传授，促使松江乌泥泾镇的纺织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人们都很尊重和爱戴黄道婆，她死后她的孩子和乡亲们，给她建了黄母祠做纪念。
黄道婆在水南村的传说
陈斯林 整理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在崖州（现三亚市）的水南村住有一户汉族黄姓人家，膝下有一女儿名叫黄道婆。她有一个黎族“同年”名叫王亚妹，家住在水南河那边的大丹村。
有一天，黄道婆的父母带着黄道婆看望“同年”来了。“同年”的爹拿出埋了三年的山兰酒款待他们，席上，亚妹闹着要她爹留黄道婆和她作伴几天。她爹答应了，日头西斜时，黄道婆的父母亲就回家了。
第二天早晨，一个不幸的消息传到亚妹家：黄道婆的父母亲过河回家被水淹死冲走了。父母亲死后，亚妹爹就将她当亲生儿女一样收养着，逢年过节，就带黄道婆烧香点烛。有一年“清明节”，黄道婆与王亚妹回到家里，见有香烟袅袅，香炉里插满了烧余的香脚。她俩感到蹊跷，想看个究竟。不久，就见一个与她俩年龄相仿的小伙子从外面进来了。经询问才得知小伙子名叫张亚当，是从大陆那边漂海过来的，他见此宅无人就在这里住下来，并每天烧香点烛。黄道婆听后，感动地对亚当说；“亚当哥，感谢你了，以后你就在这宅里长住下吧”！说完，她偷看了亚当一眼，拉起亚妹就往回走。
回到亚妹家，黄道婆就忙着织起布来，她被“同年”家收养后，亚妹娘不仅在生活上给她好的照顾，还给她传授纺纱织布的技术，心灵手巧的黄道婆很快就掌握了黎族纺织技术和工艺，织出了彩色鲜艳，图案大方，有奇花异草、飞禽走兽等花纹的筒裙和锦被来。
不久，黄道婆的美名传开了。有一天，大丹村“头人”的家丁忽然登门道：“黄道婆，头人命你在三天之内给他织出最美丽的崖州七彩锦被来，他要作为贡品送给皇帝”。黄道婆见来者口气很大，就婉转地说：“织布都不够自己穿，那里有来做贡品，头人要贡品就自己去织，我不会织”。“头人”家丁见状就跳了起来道：“好吧，你不答应，就等着瞧吧！”说后就气愤的回报头人去了。几天后，头人果然下令：不准黄道婆在大丹村落户。一个漆黑的夜里，亚妹娘就带着黄道婆到南山村附近的一个旧庙里躲藏下来。后来，亚妹娘要给她找个婆家，黄道婆流着眼泪对她说：“同年娘，你的心情我是知道的，但我得等亚当哥回来。”原来黄道婆自从那次和亚当相遇后就产生了爱慕之情，不久，他俩就成了一对不可分开的恋人。几个月后，张亚当突然得讯他父母亲病重，就回大陆去了。临走前，亚当和黄道婆还在海边双双立誓：火烧雷打，永不分离。
黄道婆等啊！等啊！二年过去了还见不到亚当的形影。原来亚当回到大陆后，他父母亲不久就相继去世了。因无钱买棺材安葬双亲，亚当只好与一船家卖身打工二年来葬双亲。
二年后，亚当回来了。他找到了黄道婆，不久就带着黄道婆回大陆去了。黄道婆回大陆后，就把崖州的纺织技术传授给乡亲，并在原来的崖州纺织基础上，加予改进，纺出的产品闻名天下。
讲述：邢亚春，汉族，女，75岁，冲坡镇冲坡村人。
记录：陈斯林，福报文化站干部。
（摘自《乐东少数民族古籍》第一辑）
联邦德国库恩博士来信谈黄道婆
从纺织能手到种艺英雄
（本报讯）自去年9月本县召开黄道婆学术研讨会的消息发布后，有关黄道婆的研究已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联邦德国汉学家库恩博士也寄来一篇论文，题为《关于13世纪的黄道婆的传说——从纺织能手到种艺英雄》。
库恩是联邦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研所研究员，对中国纺织史有专门研究，曾翻译中国古代的纺织机专著《梓人遗著》（薛景石著）为德文。英国李约瑟博士编撰《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中《纺织分册》即由库恩写著。其他著作有《中国宋代文化史》（1988年联邦德国出版）、论文有《商代的丝织物工场》（刊纪念李约瑟八十寿辰论文集《中国科技史探索》，1982年上海出版）。库恩的文章，已经译成中文，并经胡道静先生校订。今摘要介绍如下。
库恩博士在文章的开头写道：“当胡道静教授约我撰写一篇为纪念黄道婆的文章时，我了解到，在黄道婆纪念馆里已陈列着我的中国同行们讲述黄道婆身世、籍贯、姓名及其在棉纺织业方面的创新、功绩等等所有可资用的史料和文献。”他认真地查阅了上海县寄去的有关黄道婆的研究论文资料，并参阅了其他书刊论文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黄道婆是怎样被人们视为女恩人的？又如何被当作种艺英雄的？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初步的、尝试性的回答。是谁最初把纺织技术革新归功于黄道婆的。”
库恩认为，有关黄道婆的最早记载是陶宗仪的《辍录耕》和王逢的《梧溪集》，特别是《辍耕录》里有关黄道婆改进、革新棉纺加工工具的记载。至今尚未发现别的更早的史料能否认这些革新归功于黄道婆。但是，库恩在分折了王祯的《农书》里对轧花机改进和弹弓的描写提出，这两种工具定已在王祯生活的时代普遍地使用了。由此他推测，黄道婆或许不是作了改革的纺织专家。至于称黄道婆是纺织专家的中国传说是怎样形成的？库恩认为，要确切地讲出这一传说怎么会变为真的存在，则是不可能的，但可以推想出其形成的缘由：
一是松江府地区的实际起因。当黄道婆从据说是使她学到了所有先进的植棉及棉纺织技术的海南岛，回到了想象中的祖籍松江府地区，那里的农民们很穷，谷类庄稼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别的副业收入也不妙。黄道婆知道怎样栽培棉花，怎样用弓弹棉花，怎样纺纱和织布。因此，她使乡里人信服了棉花的优点，并把所有的棉纺织加工技术教给他们。随着这里的生活状况改善了，黄道婆的名声很快传遍四方。这一由黄道婆教的“新技术”，为松江府地区开创了更美好的生活前景，使原来贫穷的地区成为富庶的植棉区。不久，这里以其富裕生活获得声望。黄道婆的技术经验对广大农村具有普遍的教育意义，并有其实用效益。
当地的人们钦佩她。在她去世后，乡人敬慕她。人们开始讲这一经济成功的事实应归功于黄道婆的足智多谋的“发明创造能力”。于是逐渐就有了松江府地区人民的女恩人黄道婆的传说。为了表达感激之情，1337年，乡人为她建立了一所纪念性的“先棉黄道婆祠”1362年又重建一次。从那时起，便有了许多有关她的纪念活动。这种纪念活动得到了政府官员们的认可。于是，一位纺织能手成了一位女恩人，而有关女恩人的传说又以种艺女杰而完成。
二是类似中国“第一位养蚕家”螺祖传说的后期起因。在中国，有西陵氏（即螺祖，相传为黄帝元妃）发明丝绸及成功地把蚕丝用于实践的传说，一位传说中黄帝的“正宫娘娘”成了“先蚕”，实际上这是对一位妇女起到这种作用的称赞。
人们为了维护祠堂并使其增光，敬慕女恩人和养殖英雄们是毫无疑义的。西陵氏的传说与黄道婆的传说不同之处，不仅是两位人物的居住区域不同，而且是各个传说为什么会变成现实的原因也各异。西陵氏其人很可能从未存在过，但她作为“先蚕”的象征，成为偶象。黄道婆乃是一位普通妇女，此后她的故事属于传记型的传说，由于她被尊为“先棉”，故也加入了种艺英雄之列。
尽管两者的传说有重要的不同，但也有相同之处，即形成中国人的信仰方式：人们向她提供牛、羊等牺牲供品，以祈求有好的收成。这显然是把此举作为把握和提高自己生活水平的经济基础。由此可见，农业技术被作为农业的一部分而受到重视就不难理解了。从这两个传说中英雄的故事，我们可以了解到，西陵氏和黄道婆为何被作为纺织生产领域中崇高的神圣来礼拜，并深深地扎根于中国所有重要的经济区。
（摘自上海县文化馆编1990年第4期《春申潮》）
沟通黎、汉两族文化的伟大使者
王国全
黄道婆是我国元代杰出的棉纺织革新家。关于她的籍贯、身世，由于历史文献的记载少又简略，以致有不同的说法。在海南岛特别是黎族聚居区，有关黄道婆的民间口头传说，流传较广的有三种；一种说道婆出籍崖州，是黎族民间织锦艺妪。随着“黎锦”的销路水道，北上松江府，后在乌泥泾一带传授棉纺技术。另一种说道婆是从江南来的，是一位到崖州府任职官员之家眷，后因夫亡故，落籍崖州，靠织黎锦谋生，年老时带艺归故乡。还有一种说法，朝廷为生产岁贡黎锦，招募天下艺手，道婆以艺高入选，派在松江府传艺。以上各种传说，都是民间口传，未见于文献，只供研究者参考。
不管怎样说法，对黄道婆的业绩、历史贡献是看法一致的。她是沟通黎、汉两族文化的伟大使者，为中华民族作出了杰出贡献。所以，今天我们都在纪念她。黄道婆的主要业绩，就是把海南黎族的棉纺织染在当时较先进的技术，结合汉族的情况加以总结提高，传授给松江府上海县乌泥泾人民，又由上海人民向大江南北乃至全国传播，从而推动了棉纺织业的发展。由此几百年来上海地区一直是我国棉纺织业的中心，展示出黎族棉纺织工艺的伟大创造力，在江南开花结果。
黄道婆与上海人民对棉纺织业的贡献，是中华民族历史上黎汉两族科学技术文化交流的典范，也是黎汉民族团结友谊的灿烂篇章。愿今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团结合作，使黄道婆培植的民族团结友谊之树常青。
附：上海纪念研究黄道婆动态：
○黄道婆墓地又添绿化
○黄道婆塑像下筹建花园
○上海县加强黄道婆研究交流
○上海舞蹈界关注黄道婆题材
为改善黄道婆墓地的环境，最近，上海县文物管理都门已在墓地照壁后种植了一批高大的树木，使墓地更显肃穆庄重。
莘庄镇东首沪闵路口的黄道婆塑象，经过进一步扩建，已基本形成风景点。上海县有关部门已着手在那里建设一个9000平方米的小花园，因地处横沥河边，现取名为“横沥花园”。此项工程计划在年内完成。
自去年9月，上海县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召开了黄道婆学术研讨会后，县文化部门已整理出数十万字的研究资料，除与联邦德国、海南省有关学者交流了研究信息外，最近，县文化馆组织人员先后走访了海上白云观、南市布业公所旧址（现称黄道婆接待室）松江博物馆等处，搜集有关史料，交流研究成果。
黄道婆的生平及影响已引起上海舞蹈界的关注，据悉，已有舞剧编导选此题材着手创作。以前，曾有艺术家选此题材编写了京剧、越剧等剧本有的已发表，有的也搬上了舞台但均不理想，影响不大。自著名艺术家夏衍在去年年末重新提出应创作电影《黄道婆》的问题后，此题材正引起艺术家们的再次关注。
（摘自上海县《春申潮》报第23期）
冯家昇
一 黄道婆以前的制棉工具
中国境内棉花的种植是有先后的，最早是在云南、广东、福建、新疆，而最后在扬子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制棉的工具和方法也应当是依这样的次序而传播的。
棉花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始种植的，制棉的工具和方法也是在少数民族地区首先应用的。那就是说，汉族对于种植棉花的智识以及制棉的工具和方法都是从少数民族学来的。今天棉花在我们的生活上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原来这是少数民族弟兄们伟大的贡献啊！
汉族对棉花的正确认识远不出五代与北宋①，对制棉工具和方法的认识则远不出南宋②。周去非《岭外代答》云：“南人取其茸絮以铁筋碾去其子，即以手握茸就纺，不烦缉织，以之为布最为坚善。”赵汝适《诸蕃志》曰“南人取其茸絮，以铁筋碾去其子，即以手握茸就纺，不烦缉绩，以之为布……”③周去非在宋孝宗淳熙间试尉桂林，赵汝适也是在淳熙间为福建提举司舶的官。所以他们两个人是同时人。他们所提的“南人”是指雷化廉州南海黎峒的少数民族。其次是方勺的《泊宅编》①也说“闽广……土人摘取出壳，以铁铤捍尽黑子，徐以小弓弹，令纷起，然后纺织为布，名曰吉贝”。周只提碾去棉子一条铁铤，铁铤即铁杖，而方勺又提到弹花的小弓。时代愈后，而汉人对制棉工具和方法的智识也就愈详了。扬子江流域的棉花是由闽广传入的，黄河流域的棉花是由新疆传入的。初传入的制棉工具和方法繁简不同，其时代约在13世纪中叶前后。关于扬子江流域的制棉工具和方法有艾可叔的木棉诗②为证，他是宋度宗咸淳四年（公元1268）进士。这首诗作的年代不明。但总在南宋覆亡之前。他说：“收来老茧倍三春，匹似真棉白一分。车转轻雷秋纺雪，弓湾半月夜弹云。衣裘卒岁吟翁暖，机杼终年织妇勤。闻得上方存节俭，区区欲献野人芹”。他提到纺车、弹弓、织机，这些工具，而说棉花是“野人芹”，可知棉花传入汉族地区不久，工具之为汉人所应用也是不久。其次胡三省通鉴注③木棉云：“木棉江南多有之……土人以铁铤碾去其核，取如棉者以竹为小弓，长尺四五寸许，牵弦以弹棉，令其均细，卷为小筩，就车纺之。自然抽绪如缫丝状，不劳纫缉，织以为布。自闽广来者尤为丽密。”可知这时候棉花已在江南种植不但用铁铤、弹弓这些工具，而且对制作和使用方面也有些法则了。黄河流域（特别是陕西）的制棉和方法特别简陋，试看元世祖至元十年（公元1273）即南宋灭亡的前六年，司农司编的《农桑辑要》④说：待子粒乾取下，用铁杖一条，长二尺粗如指，两端渐细如赶饼杖。用梨木板长三尺，宽五寸，厚二寸，做成床子。逐旋取棉子置于板上用铁杖旋赶出子粒，即为净棉。拈织毛丝，或棉装衣服，特为轻暖”。全书只有碾去棉子的铁杖和木板，其他工具一概不提。至于棉花的用途在拈织粗棉线和棉絮冬衣。大概世祖至元初，黄河流域只由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吐鲁番盆地的畏兀儿）传入此极简的工具和制作方法。其时南宋亡，南北交通还不大容易，所以没有把南方的便利工具和进步方法传入。南方制棉工具的便利和方法的进步是和北方比较而言。实际上，仍然不能说是便利和进步，在制棉过程中，人们还是感觉着苦，陶宗仪说“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闽广）。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掸成剂，厥功甚艰①”。试想用手从棉核剖去棉子是多么麻烦！弹花用线弦竹弧的小弓是多么微弱！所以江东虽然早已种植棉花，因工具和方法的不良，产品粗粝，销售不了，人民生活还是不能改善。
二 黄道婆以后的制棉工具
黄道婆是松江府乌泥泾（上海旧城西南九里）人，年轻的时候流落在崖州（海南岛极南端的崖县），从当地黎人学会运用制棉工具的技能织崖州被的方法②。元成宗元贞间（公元1295—1296），遇顺道海船，复还故乡。她初以织崖州被为生计，其后又教人制棉和作被面，一时乌泥泾被名满国中，好象今日四川的锦被。乌泥泾和附近地方的人民赖以为生的有一千多家，都变得足衣足食。她死后，大家因为感激她的恩德，公共把她埋葬了，顺帝至元三年（公元1337）并为立祠，岁时享祀。后因战乱，她的祠给毁了。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362），有个张守中出来把祠迁到他的祖父墓地南边，并求王逢作诗以为纪念。明熹宗天启六年（公元1622）张之象塑其像致祀宁园寺。清嘉庆年间又有人在上海城内，渡鹤楼西北小巷内也立一小庙享祀她。民国七、八年间她的小庙还在一个学校和一个剧场之间存在着。①
黄道婆传入长江下游乌泥泾的制棉工具据陶宗仪说是“捍、弹、纺、织之具”，没有具体指明是些什么东西。但捍即赶，有《泊宅编》解稀可据，是用铁杖捍尽棉子；弹花用弓振掸轻松；纺花用车；织布用机子。她在制棉工具上的贡献是以当地不完备的工具而令完备了，如由核除去棉子以前是由手剖，她教以用铁杖捍；当地不得劲的工具而使之得劲了，如无力的线弦竹弓而代以强而有力的绳弦竹弓之类。并由碾棉子、弹花、纺花，到织布，立下了一个系统化的手续，使人有所遵循。
黄道婆把崖州少数民族的制棉工具和方法传入之后19年，即元武宗皇庆二年（公元1313）王祯的农书②关于制棉工具有详细的介绍，有图并有解说。一、搅车，即踏车，或作轧车，是去棉子用的。
二、弹弓，长四尺许比胡三省所说的“长尺四五寸许”大了好几倍。弓身以竹为之，弦用绳子，比黄道婆以前乌泥泾人用“线弦”强而有力多了。但不提椎，则此时尚没有椎可知。
三、卷筵，用无节竹条卷棉花成筒，
四、纺车，其制比麻苎纺车小，
五、拔车，将纺讫绵于稀糊盆内度过，稍干即拨于车上。
六、〓车，用以分络棉线，出自福建，
七、线架，将架上线纺于车上。以上的图是由轧子到线准备上织布机的过程。织布机，王祯没有列出来，他说和织䌷类一样。这些东西不必尽是黄道婆传入的，但与她有绝大的联系。有的是由她传入而改制的，有的是传入别地而后改制的。
陶宗仪说乌泥泾“初无椎弓踏车之制”，并没有说黄道婆把这些东西传入。椎弓是椎子和弓，用椎子击弓弦而振掸棉絮。踏车或搅车是轧棉子的，王祯说“昔用辗轴，今用搅车尤便”。大概踏车在王祯写《农书》时才有，而椎子到元末才有。熊辗谷《木棉歌》①云：“尺铁碾去瑶台雪，一弓弹破秋江云，中虚外汛槎成索，昼夜踏车声落落”。此写踏车，弹弓、卷棉筒等事，唯不提椎子。又宗道传《木绵歌》②云：“乌镠笴滑脱绒核，竹弓弦紧翻云涛，挼挲玉箸光夺雪，纺络新丝细如发。”此写踏车、弹弓、以及由花成线的过程，也不提椎子。因此我们不得不疑熊宗二家所写的弓乃是王祯所说的“如弹毡毛法”，用手拨动弦而振掸棉花的弓子。陶宗仪说乌泥泾“初无椎弓”正是反映他那时候有椎弓了。和他差不多同时的李昱有诗③云：“铁轴横中窍，檀椎用两头，倒看星象转，乱卷雪花浮”。所谓檀椎就是用檀木制的椎子，有大小两头，先用小头击弦，使弦上的棉絮顺序了，然后用大头一击，将棉震出，四下飞散。
三 黄道婆提倡棉织业
黄道婆不但由崖州少数民族地区传入制棉工具和方法，并把崖州被面的做法也传入。她教妇女们怎样错纱，怎样配色，怎样综线，怎样挈花，各有一定的法则。“以故织成被、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其后本地人根据她的方法，把技术提高，织造各色各样的布，上绣各色各样的纹理。明成化间，这种布流传到禁中，宫女们甚为爱好。乌泥泾人又织造皇家御用衣袍，上有龙凤、斗牛、麒麟，而用大红、真紫、赭黄等色，一匹有贵至白银百两的①。
乌泥泾本来在元初是个“民食不给”的地区，可是后来因为棉织品的制作，家户殷实。到了明朝，松江一带成了全国产棉布的中心，因此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徐光启说：“尝考宋绍兴中、松郡税粮十八万石，而今平米九十七万石，会计加编，征收耗剩，起解铺垫，诸色役费，当复称是。是十倍宋也。壤地广袤不过百里而遥，农耗之入非能有加于他郡邑也。所繇共百万之赋三百年内而尚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杼而已”。②
黄道婆对于我国棉织品的工业贡献很大，她不但传入制棉工具和方法，而且使制棉的手续从轧子到织布有了一定的规格；由于她的热心教人和提高，使我国的棉织业在扬子江下游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今天我们人人穿衫裤襖褂，饮水思源，不能不对这位从少数民族地区回来的劳动人民起无限的敬仰！
（载《历史教学》1954年第4期）
黄道婆与上海棉纺织业
张家驹
一、上海种植棉花的历史
棉花从印度传入我国，是经过南、北两条道路传入的：
（1）南路：经过南洋的国家传入我国的云南。约在公元一至二世纪之间，即历史上的东汉时代居住在这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哀牢夷”，已经生产出一种名叫“白叠花布”的纺织品。这是我国植棉织布的最早记录①。
（2）北路：经过西域的国家传入我国的新疆。约在公元五至六世纪，即历史上的南、北朝时代，在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哈喇和卓一带建国的高昌，已经采用一种名叫“白叠子”的植物来织布，所织的布很软白，当地人民，在市场上用作商品交换。②
上海地区的植棉业，是由南路逐渐北传的。在未传入江南以前棉花的种植，盛行于福建和两广一带。据三国时魏人孟康注汉书说“闽人以棉花为吉贝”，大约开始种植时比这还早。到11世纪即北宋以后，闽广地区种植棉花渐盛。12世纪后期南宋人的著作，有关这个地区人民种植棉花和纺织的记载渐多。如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记载雷、化、廉等州和海南岛黎族棉织品，有“慢吉贝”“粗吉贝”“黎单”“黎饰”“鞍搭”等名称。他又提到广西的瑶族，生产一种染色的斑布；以及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所织的“朝霞”，异常精美可观。赵汝适所作的“诸蕃志”（卷下）记载海南岛黎族“妇人不事蚕桑，惟织吉贝花被、黎幕。”而这些纺织品，都是泉州商人采购来运销内地的对象。说明当时海南岛一带，是我国著名的棉纺织中心。
从闽广地区传入长江流域，约在南宋末年。到13世纪中叶前后，即宋末元初间，才普遍推广到浙江、江苏、江西、湖南等地。元朝政府在公元1289年（世祖至元26年）“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十万匹。”①在这以前，必定经过一段相当长时期的种植。这时北路的植棉区域，也扩大到陕西。②上海的植棉事业，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
二、上海古代著名纺织家黄道婆
黄道婆，元朝人，生于上海龙华南六公里的乌泥泾（今名华泾镇，当时属松江府，是该府最早栽植棉花的地点），年轻时流落崖州（海南岛崖县）从当地黎族人民学会运用制棉工具和织崖州被的方法。公元1295—1296年（元成宗元贞间）左右，遇顺道海船，从崖州回到故乡，依靠织崖州被维持生活。后来又教人制棉和作被面，使乌泥泾的棉纺织业迅速发展起来，一时乌泥泾被，名闻全国。乌泥泾一带居民，赖此为生的有一千多家，都变成“丰衣足食”。黄道婆死后，乡人为了纪念她的劳绩，共同把她埋葬了。她的坟墓现在华泾镇北的东湾村，因日久荒废，、1957年曾由人民政府拨款修茸。
公元1337年（元顺帝至元三年），有人还替她立祠，岁时烧香礼拜。此后乌泥泾和上海城区，先后为她建立的祠庙，一共有好几处。例如清朝嘉庆年间，县城渡鹤楼西北小巷内，也立了一个小庙享祀她。本地从事纺织妇女，每逢年节，总是成群结队，前往礼拜，称她叫“黄娘娘”。但是这些祠庙，都已先后毁坏，只有港口镇北的黄母祠，现已成为上海境内仅存的黄道婆祠了。祠中黄道婆塑像，头扎布巾，额露皱纹，显出苍老而又慈祥的农家妇女形象。直到今天，华泾镇农民，对于这位伟大的纺织家，依然表示尊敬，不论老幼，几乎没有不晓黄婆婆其人的。人们还在传诵这样一首歌谣，来歌颂她传授和革新纺织技术的巨大贡献：
“黄婆婆！黄婆婆！
教我纱，教我布，
两只筒子两匹布。”
黄道婆传入乌泥泾的制棉工具，据陶宗仪《辍录耕》说是“捍、弹、纺、织之具”。在黄道婆之先，这带棉纺织的技术是异常落后的，“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籽，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掸成剂，厥功甚艰”。①黄道婆教人用铁杖来捍尽棉子，代替用手剖来除去棉子。又以强有力的绳弦竹弓代替线弦竹弓；还有纺花用车，和织布用机子。本来不完备的工具，现在逐渐完备了。并且由辗棉子、弹花、纺花，到织布，形成了一整套程序，使人有所遵循。现在上海历史与建设博物馆里陈列着的一架一手能纺三纱的脚踏纺车，相传就是黄道婆创制。
她不但传入制棉工具和方法，同时把崖州被面的造法也传入。她教妇女们怎样错纱，怎样配色，怎样综线，怎样挈花，各有一定的法则。所以织成的被、褥、带、帨，上织折枝、团凤、棋局、字样，花纹粲然。后来本地人根据她的方法，把技术提高，织造各色各样的布，上绣各色各样纹理。明成化间，这种布流传到皇帝宫中，为宫女们所爱好，乌泥泾人又织造皇家御用衣袍，上有龙凤、斗牛、麒麟等花纹。用大红、真紫、赭黄等染色，皇室购买这种衣料，加上官吏中饱糜费，一匹甚至有贵达白银一百两的。
三、明、清（鸦片战争前）上海的棉纺织业
黄道婆死后，上海的棉纺织业有了更大发展。约14世纪初期，王祯在他所著的农书上记载，当时纺织棉布工具，已有搅车、弹弓、卷筵、纺车、拨车、〓床、线架等。棉纺织业的生产技术，获得更大的进步。这个世纪的中叶，即在元末，又发明了檀木制的椎子，用来敲击弓弦振掸棉絮。生产工具就更加完备了。
明朝（公元1368—1644年）开始，棉花的种植才推广至全国各地。由于种植的普遍和纺织技术的不断提高，至明代中叶（约16世纪），上海地区，已经是全国棉纺织业中心松江府的一个组成部分。及至明代晚期，上海本身也成为一个棉纺织业的重镇了。当时的松江，出产一种标布，盛行各地，它不但是个纺织中心，而且是棉布和棉花的集散地。在这里集聚着很多牙行和商贾，大量收买各村农民所织的棉布。到了清朝（公元1644—1911年）初年，上海的棉纺织业，号称“衣被天下”。说明这个地区出产的棉布，市场遍及全国。这时松江各地“乡村纺织，尤尚精敏，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①上海一带的标布生产虽然没有明朝发达，但在县南的三林塘镇，仍以织造技术的精巧著名，最贵的时候，每匹值银四、五钱。远销至北京和西北山西、陕西等边省。至于行销在南方湖广、江西等地区的，另有一种出品唤中机。本地人称做“新改布”，价值与标布相等。此外还有一种叫小布，销往江西饶州等处。
到18世纪中叶，上海的棉纺织业，在工具上已有很大的改进。这时去棉子用的轧车，通行的有三足、四足两种，据说一人工作，可抵过去三人。弹弓比黄道婆时更大了，“长五尺许，上圆而锐。下方而阔，弦粗如五股线。置弓花衣中，以槌击弦作响，则惊而腾起，散若雪，轻如烟。”①分络棉线的〓床，也改“今一人负之而趋，一人随理其绪，往来数过，顷刻可就”。②比过去便利多了。织机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进步。踏脚从十二〓改良至二〓，随花纹多少而增减。生产过程的分工，更加精细了。光是染工，就有蓝坊、红坊、漂坊、杂色坊等不同作坊。印花的技术，也十分进步。当时的产品，有机布、稀布、飞花布、斜文、正文、高丽等布，种类甚多。
在明、清两代，上海一带的棉纺织业，不仅生产规模与生产技术有相当发展，而且已经有资本主义的萌牙出现。根据可以看到的资料，足以说明商业资本已经侵入当地的棉布生产，并逐渐转化为产业资本。明代的松江，已经不仅是棉花棉布商品生产的中心，而且是棉花棉布贩运聚散之地，当时已有棉布的包买商出现，叶楚珠说，“前朝（指明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①这种动辄携带白银数十万两来到松江，被牙行奉之如王侯的布商，是属于包买商的性质。在府城西郊开设的百多家暑袜店，将原料发给“合郡男妇”制造，制成后交回店中，计件或计时给予报酬。说明当时的商业资本已不限于包买商，而且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侵入再生产。这里商人变成了雇主，而直接生产者也变成工资劳动者了。
结语
棉花的传入我国，首先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种植起来。13世纪中叶以后，才向中原地区大力推广，南北两路会师。棉花的种植和传播，是劳动人民经过无数次的试验与移植，从生产斗争中积累经验的结果。我们今天穿棉布衫裤，饮水思源，应当归功于劳动人民，也应当归功于少数民族，因为这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劳动人民的一个伟大贡献。
黄道婆是一个劳动人民。她因为不堪受蒙古统治者和汉族地主的压迫，用逃亡的方式来作反抗，流落在崖州少数民族地区，学会了先进生产技术，回到故乡，教人不倦，广泛传授技术的结果。乌泥泾在元初本是一个“民食不给”地区，可是后来因为棉织业的发达，形成了“家户殷实”的现象，这种毫不自私的高尚品质，感动和教育了上海人民，以至为她立祠祀享。她不但是“遗爱在桑梓”，而且是“有志覆赤子”，对我国古代棉织业，是有着巨大贡献。因为她除了传入制棉工具和方法，还使制棉手续从轧子到织布。立下了一定的规格。更由于她的热心提倡，使我国棉织业在长江下游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们歌颂黄道婆，也就是对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所引起的无限敬仰。
从上述发展中，可以知道上海棉纺织工业，有着600年的历史传统。16世纪以后，它一直是我国棉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上海之成为我国最大的棉纺织业中心，并不始于近代。那些“上海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以后才建设起来”的谰言，可以不攻自破。相反的我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牙，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①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却把中国变成了他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从黄道婆和后来上海一带棉纺织业发展中，可以看到这个地区的劳动人民，不断在改进制棉和纺织技术，不断地制成许多新的品种，把我国的棉纺织业，推向一个又一个崭新的阶段。棉纺织业的不断进步，说明我国劳动人民，不断发挥他们无比的智慧和创造。这是他们在生产斗争中出现的万丈光芒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今天，社会主义在我国已经取得决定的胜利，劳动人民已经彻底得到解放。上海的工人和农民，八、九年来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作出伟大的贡献。现在全国六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而奋斗。我们更应当进一步发挥这个光荣传统，迎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到来，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
（载《学术月刊》1958年第8期）
历史上黎汉民族团结友谊的光辉篇章
—记我国著名女纺织技术革新家黄道婆向黎族人民学习棉纺织技术的事迹
施联朱 容观琼
在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上，各族人民在共同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互相学习，彼此支援，友好相处，紧密团结，共同创造了祖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我国宋末元初著名女纺织技术革新家黄道婆，向黎族人民学习棉纺织技术，促进了江南地区棉纺织业大发展的业绩，为我国各族人民友好团结的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前闻黄四娘，后称宋五嫂；
道婆异流辈，不肯崖州老。
崖州布被五色缫，组雾〓云粲花草；
片帆鲸海得风归，千柚乌泾夺天造。
这首诗是元代诗人王逢在黄母祠上的题词。它不但以崇敬的心情，表达了当时江南一带人民对黄道婆的深切怀念，而且特别歌颂了黄道婆向海南岛黎族人民勤学苦练棉纺织技术，回到故乡上海乌泥泾后，传授了植棉布技术，教会当地妇女织造出绚丽多采的“崖州布被”，为促进当时江南一带棉纺织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事迹。
关于黄道婆向海南岛黎族人民学习棉纺织技术的事迹，最早见于元人王逢和陶宗仪的著作。王逢的《黄道婆祠诗序》说：“黄道婆，松之乌泥泾人，少沦落崖州。元贞间（公元1295—1296），始遇海舶以归。躬纺木棉花。织崖州被自给，教他姓妇，不少倦。未几，更被乌泾，名天下，仰食者千余家。及卒，乡长者赵如珪为立祠香火”陶宗仪的《辍耕录》说：“闽广多种木棉，纺绩为布名曰吉贝。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各有其法，……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未几，妪卒，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又为立祠，岁时享之”。王、陶皆元末明初人，他们都曾在松江乌泥泾居住过，虽然两个记载，各有详略，可以相互补充，但都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当地人民流传有关黄道婆向黎族人民学习棉纺技术的事迹，与今天黄道婆的故乡仍然保存下来的有关她的故事传说也相吻合，
黄道婆出生在南宋末年。当时南宋小王朝已经腐败不堪，加以北方元大军压境，正处于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境地。南宋小王朝内部，贵族官僚生活腐化，过着文恬武嬉、苟且偷安的日子，大地主大商人同样过着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而广大劳动人民被沉重的封建枷锁束缚着，租税负担繁重到“不可复加”，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当时江南一带土地兼并剧烈，土地迅速集中在地主手中，广大贫苦农民丧失了土地，加以天灾人祸，民不聊生，被迫逃荒，流离失所，飘泊到天涯海角，寻找一个安身落脚、糊口活命的所在，黄道婆就是其中一个。
据调查，黄道婆的故乡——上海县乌泥泾（今华泾镇）迄今仍盛传有关她向海南岛黎族人民学习棉纺织技术的动人故事。黄道婆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劳动人民家庭，幼年当童养媳，受尽封建礼教的虐待。有一次，她在田间辛勤劳动了一天，到晚上回家时，已累得精疲力竭，便上床和衣而睡，她的公婆不问情由，就咒骂不休，并把她打得遍体鳞伤，关在一间柴房里，黄道婆实在忍无可忍，毅然冲破三纲五常的束缚，在半夜里从柴房顶上挖一个洞逃出去，匆忙躲入停泊黄埔江边的一只船，就这样离开了故乡，流落到海南岛崖州（今海南岛西南部，辖境约当于今崖县、白沙、乐东、保亭一带）。当时崖州是个棉纺织业发达的地方。黎族人民十分同情黄道婆的悲惨遭遇，在黎族姐妹的热情关怀和帮助下，她学会了棉纺织技术。晚年回到故乡，把从崖州黎族人民那里学来的棉纺织技术进行传授，并且不断与当地劳动妇女一起，边实践边革新工艺，促使江南一带的棉纺织业迅速发展。①
二
大家都知道，我国丝麻业有悠久的历史，而江南一带在宋代时丝麻织业就已经相当发达了。在中原地区，引进棉种、生产棉布比丝麻晚得多。在“汉、唐之世，木棉虽入贡中国”，但“未有其神，民未以为服，官未以为强。”一些地方只知采桑养蚕、缫丝织绢，还不知木棉的用处。直至宋代，棉纺织业才有所推广和发展，当时人们已认识到棉花的经济价值和实用性超过了丝麻，棉花和丝麻相比，可以省去采桑养蚕和处理麻皮的许多麻烦，可以“不麻而布，不茧而絮”。但当时棉花种植数量不多，棉纺织技术落后，服用者也少，这种现象，在松江一带也不例外。比如，大约在十二、三世纪时，棉花的种植逐渐从闽、广传入长江流域，在上海一带首先传入乌泥泾。在乌泥泾首先种植的地方，是名叫“八千亩”的一块土地（在今沪闵公路三号桥两侧）。由于棉纺织技术相当原始，人们用双手剖去棉子，然后把净棉放在板桌上，“用线弦竹弧”的小弹弓弹松、弹匀，更没有踏车，椎弓的工具，生产效率低，“厥功甚艰”①。出产的棉织品在质量上赶不上从闽、广输入的“丽密”。“文革”中，浙江兰溪县密山公社曾在石椁墓中出土南宋本色棉毯一床，从实物看，它远不及黎族妇女纺织的吉贝布之美。这从侧面反映了在黄道婆回乡之前江南一带的棉纺织技术水平。
与此同时，海南地区的情况则迥然不同。聚居在海南岛的黎族人民，在棉纺织工艺上，其历史之悠久。手艺之精巧，一直为古代志书所称颂。黎族人民称棉花为“贝”，由棉花加工织成的棉布称“吉贝”。当时的棉纺织技术，虽闽、广产者也比不上。“吉贝，……雷、化、廉州及南海黎峒富有”，而“海南所织，则多品矣”其中有：“间以五采，异纹炳然”的黎饰，从汉人那里得到“锦彩”，折取其色丝，“间木棉挑织而成”的“黎幕”，“青红间道，桂林人悉买为卧具”的“黎单”，“用贝饰纺线，以五色绣成若锦的“黎桶”，“五色鲜明”，可以盖文书几案”的“鞍搭”，等等。还有被后人誉之为“东粤棉布之最美者”的“白叠”布，早于12世纪初（北宋时）已在黎族聚居区出现。宋人方勺说过，海南岛黎人有一种织着细字、杂有花卉的“白叠布”。她们的织花技术，十分精巧，所需用的色丝，是通过闽、广客商以沉香、吉贝换来的。总之，黎族人民在棉纺织技术和工艺方面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在我国纺织工艺史上增添了光彩。黄道婆亲临其境，与黎族人民共同生活几十年，在黎族姐妹们的热情帮助下，既学会了一整套棉纺织技术，又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这为她以后逐步地成长为一个著名的棉纺技术革新家，推动松江一带的棉纺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黄道婆晚年回转家乡时，正值元统一中国，这就有利于我国各族人民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发展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友爱合作关系。元朝江南种棉织布，比宋朝发展。元朝政府于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设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管理）司，每年征收木棉布匹①。可见这时木棉布已成为税收物的一种。随着商业的发展，木棉布已逐渐商品化，据马可波罗所记，元初木棉布量少质差，其价格比丝绢高，广大贫苦人民还不能普遍服用。当时江南一带，由于棉纺织生产工具和技术都还是比较落后的，这与人们对棉布需要日益增加相矛盾，问题的解决，有待于棉纺织工具的改革和技术的提高。在统一的局面下，通过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各族人民生产经验的交流，有力地促进了江南一带包括棉纺织业在内的各种手工业产品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元人农学家王祯指出，木棉原产自海南，后来种植和制作的方法，很快向北传播，江淮川蜀，都得到它的利益。这时，黄道婆带着黎族人民的治棉工具、技术和丰富的生产经验，从海南岛崖州回到自己的故乡乌泥泾。
黄道婆回到乌泥泾后，首先着手棉纺织工具的改革，教人“做造捍、弹、纺、织之具”，传授黎族人民擅长“错纱、配色、综线、挈花”之法。并在此基础上，与当地劳动妇女一道，结合生产实践，突出地改进和提高了由去子、弹花、纺线以至织布的生产工具和技术，大大地促进了松江地区棉纺织业的发展，
在治棉工具上，黄道婆依靠当地劳动妇女，发挥自己的聪明智慧，进行大胆改革，特别是运用传统的丝麻纺织工具和技术到棉纺织业上，有效地提高棉纺织生产率。王祯《农书》详细记载了当时江南一带先进的棉纺织生产工具，反映了黄道婆革新棉纺织技术以后江南地区所出现的棉纺织业生产水平提高的情景，当时治棉工具主要有：一，搅车，又叫轧车或踏车，是轧棉子的工具。这种轧车比过去用手剖剥棉子或运用铁筋、铁轴辗压去子，“工利数倍”。二，弹弓，弹松棉花的工具。过去用的是长仅一尺四、五寸“线弦竹弧”的小弓，而且要用手指弹拨，生产效率低。至14世纪初，小弓改为长四尺许的绳弦大弓，工效显著地提高。三，纺车，纺纱用的工具。我国古代用单式手摇纺车绩麻，黄道婆破除迷信，大胆创新，把手摇式，纺一根纱的踏车改进为一手能纺三根纱的三脚踏纺车，速度快，产量多，效率高，功效提高二、三倍。这是一项重大发明，是当时世界上先进的纺纱工具。今天华泾镇附近的老农都认为，陈列在黄母祠塑像神龛里的一架三脚踏纺车，就是一百多年前乌泥泾人继承黄道婆发明创造的三脚踏纺车。四，织，即织布机。特别是有一种提花织机，能织出各种纹样的花布。此外，据传黄道婆对于木棉卷筵〓床、拨车、线架等轧纺工具也加以改进。
值得注意的，直到解放前，黎族人民仍保存着纺织工艺的古老传统。黎族妇女大约自七、八岁开始，就学习纺纱织布，纺织工艺是非常出色的，特别表现在妇女的筒裙上，正如陶宗仪在《辍耕录》中所描述的，“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技艺，完全出诸于黎族妇女的匠心，她们用比较简陋的工具，便能织出绚丽多采、灿然夺目的花布。黄道婆自崖州回到故乡后，发展了黎族人民传统的复杂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技术，使松江一带所纺织的被、褥、带、帨（手巾），上作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等花纹鲜艳活泼，栩栩如生，“粲然若写”。
正由于黄道婆与当地劳动妇女的长期生产实践，使江南一带的棉纺织业生产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当时松江一带，一时弹弓铮铮，布机轧轧，响彻村镇各个角落，以织布为生的，很快增加到千余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棉纺织业的发展，使过去本来是个“民食不给”的乌泥泾，变成为“家既就殷”的富庶之地。“乌泥泾被”更是闻名全国，畅销各地的精品，服用者日多。13世纪末大德年间（1297—1307），松江一带夏秋赋税除米粮外，还增加了丝棉两项①。至14世纪初，长江流域治棉生产的发展速度，已超过闽、广。14世纪中叶，明太祖曾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裁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②。同时规定，不依令种植的罚交重税，“不种桑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匹”③。明政府还把每一户必须种木棉半亩的法令推广到全国，于是棉花的种植遍布全国。至此，棉布才逐步取代了丝、麻织品被人民普遍服用。其时，乌泥泾人继承了元朝以来的棉纺织技术传统，进一步发展了黄道婆的织花技术，织造出象眼、绫文、云朵等美丽的花布，至15世纪明成化年间（1465——1487），江南的棉纺织品甚至发展到供应宫廷之用，“织造龙凤、斗牛、麒麟袍服、而染大红、真紫、赭黄等色，……一匹有费至白金百两者”。以松江府为例，明万历年间的税赋，约十倍于12世纪宋绍兴中，这种赋税的剧增，显然光靠农田收获是不能满足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其中相当大部分靠着棉纺织业的生产①。从明代开始，松江府地一直成为我国棉布生产、加工和集散的中心之一。无论城乡都有从事棉纺织业，“日产万匹”，“北鬻秦晋，南运闽粤”，取得了“衣被天下的誉声，“而民间赋税公私之费，亦赖以济”，故种植木棉之广与“杭稻等”②。这些重大成就，是与黄道婆对黎族人民棉纺织工具、技术的传播以及与当地劳动人民一起大胆革新分不开的。明末徐光启在叙述江南一带“不蚕而绵，不麻而布，利被天下”时，推崇她造福松江一带居民达三百年之久③。清人张春华提到黄道婆从海南岛回来，“携粤中木棉，教人播种，又倡为纺织，数百年利赖实自道婆开之”④。
四
关于黄道婆从海南黎族人民那里引进“捍、弹、纺、织之具”，究竟是什么类型的工具？是否就是王祯《农书》所描述的一套？在这一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认为：第一，在黄道婆回到乌泥泾前的文献资料中，没有发现有关黎人使用搅车、椎弓等治棉工具的记载，说明当时黎族人民还没有使用搅车、椎弓等治棉工具。第二，据清人张庆长的记述，海南黎人一直到清代还使用着比较原始的棉纺织工具和技术。他说，黎族地区的“山岭多木棉树，妇女采实取其棉，用竹弓弹为绒，足纫手引以为线，染红黑等色，杂以山麻及外贩卖彩绒，织而为布，名曰吉贝。……织布法：复其经之两端，各用小园木一条贯之，长出布阔之外，一端以绳系园木，而围于腰间，以双足踏园木两旁伸之，于是加纬焉以渐移其园木而成匹，其亦自有匠心也。”①第三，据我们调查了解，直到解放前，除了乐东、东方、崖县等毗邻汉族地区有一套较先进的棉纺织工具外，大部分黎族地区，妇女摘下棉花，首先放入一个小筐里，用一根小木棒插入棉花椎里，左右搓动，使棉籽脱落在筐子的底层，然后取出棉絮，铺在草席上，用竹弓（有时用藤作弓，以麻线为弦）弹松。其次是纺线。开始是抽纱，把弹松的棉絮一丝丝地接起来，再用卷纱的的小枝条（约七、八寸长）放在腿上一搓，左手提起卷纱小枝。在空中旋转，把纱卷成锭，随后又用一种园形、状似风车卷转式纺线架子，即纺锤来纺成纱卷。最后是织布，当地用的是几根粗细不等的木棒构成的席地式、手脚并用的腰机，先牵好经线，然后加上纬线，就织而成匹。这种情况与上引《黎岐纪闻》中所载的大致相同。此外，黎族地区还有一种手摇式轧花机，形制精巧，但从这种轧花机的黎语称呼“teika∶n的ka∶n（机音）看来，可以断定它是汉族地区传入的。除此以外，别无其他搅车或轧车。另外，黎族妇女使用的纺车有两种：一是木棉纺锤，黎语称weiha∶u，字音与当地汉语方言迥异，倒是黎族人民固有的工具。另一种是脚踏纺车，它与上海郊区黄母祠陈列的三锭脚踏纺车一样，所不同的它是一式的，黎语称这种纺车为eiboi,ei字与海南汉语方言“车”字近似，同时，这种纺车使用的地区也以毗邻汉区的黎族为主，它显然不是黎族人民自己创造的工具。至于解放前在东方县内流行的用一张框的〓染法和高架式穿梭织布机，据黎族人民口述也肯定是汉区儋县传入的。大约在清代以来，由于不断地从汉族地区输入许多棉纺织工具，黎族人民的棉纺织工艺又有所提高。当时妇女们已用“吴绫越锦折取色丝，间以鹅毳之绵，织成人物、花鸟、诗词，浓丽可爱”，达到了“机杼精工，百卉千华，凌乱殷红，疏稀〓暑，密斜弭风”①，“黎锦光辉艳若云”的高度技术水平②。这是黎、汉两族劳动人民密切往来，共同促进的硕果，也是各族人民之间团结友谊的又一例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推断，王祯《农书》上所提的当时江南地区的一整套棉纺织工具，包括搅车、拨车、〓床、线架等，不都是黄道婆从海南岛黎族人民那里传入的，而是在学习黎族妇女治棉技术和经验的基础上，并把当地织丝麻的技术经验和工具运用到棉纺织业方面来，由黄道婆跟松江一带的劳动妇女一道加以革新和发明的。按王祯《农书》成书于1313年，距黄道婆回乡之后不出20年，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他们能创造出较原来先进得多的治棉工具，其聪明才智的确是惊人的。
五
黄道婆对棉纺织业的生产技术革新、创造，作出积极的贡献，对松江一带棉纺织业的发展起着促进的作用。
黄道婆死后，当地人民感恩痛泣，纷纷集资为她举行公葬，并不断塑像、立祠来纪念她的功绩。在当地老农中流传下来当年称赞黄道婆高超精湛的棉纺织技术和歌颂她传授棉纺织技术给当地劳动妇女的两首诗歌：
黄婆婆，
吃是吃，做是做，
一天能织三个（匹）布。
黄婆婆！黄婆婆！
教我纱，教我布，
两只筒子两匹布。
黄道婆的家乡还盛传当时年青姑娘在开始学习纺织时，照例先到黄母祠进香，虔诚礼拜，供奉祭品，祈求庇佑，使身灵手巧，纺好纱，织好布的习俗。可见，黄道婆对当时松江一带棉纺织业发展的积极影响和巨大贡献，因而深得人民的爱戴，不愧为我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女纺织技术革新家。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为了纪念这位纺织技术革新家，于1957年4月，把她的墓地修为墓园，墓前还立了碑，上题：中国古代伟大的女纺织家之墓。中国历史博物馆设有她的塑像。中国科学院出版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一书，把黄道婆列为我国古代优秀的科学家之一。
科学技术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祖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是由各兄弟民族人民共同缔造的。黄道婆的事迹，充分地证明了这个真理。黄道婆的一生，主要活动是在海南岛黎族地区，她居住在崖州，黎族“妇女不事蚕桑，惟织吉贝、花被、曼布、黎幕”为业①，使她有全面学习和掌握一整套治棉和纺织技术的机会。当她晚年回到乌泥泾后，对于我国棉纺织业的革新所作的重大贡献，体现着黎、汉两族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晶，凝结着黎、汉两族人民的深情厚谊。这也充分地说明了我国各族劳动人民有着无穷的智慧和创造才能，共同为我国纺织工艺史谱写了团结友谊的光辉篇章。
（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7年第4期）
黄道婆与黎族棉纺织业
陈光良
黄道婆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棉纺织革新家。她不远万里，飘洋过海来到海南岛黎族地区，学习并且推广了黎族的棉纺织技术，大胆革新创造了一套先进的棉纺织工具，使江南地区的棉纺织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对衣被供给的迫切需要。黄道婆的卓越贡献，充分地证明了这的真理：在封建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阶级”①；我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是各兄弟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
关于黄道婆向黎族人民学习棉纺织技术的事迹，最早见于元人王逢和陶宗仪的著作。王逢《梧溪集》卷二载：“黄道婆，松之乌泥泾人，少沦落崖州。元贞间始遇海舶以归……”陶宗仪《辍耕录》又记：“……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从文献记载，我们知道黄道婆是在年轻的时候沦落崖州，直至年老（公元1295年间）才从崖州归回松江的。也就是说，她的青、壮年时期是在黎族地区度过的。我们认为，这段时期对于她的一生的事业来说，是有重大意义的。
那末，是什么原因促使黄道婆由松江出走而又择留崖州呢？
关于黄道婆出走的起因，在她的故乡乌泥泾（今上海龙华公社）一带历来有这样的传说：
黄道婆自小因家贫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受尽了虐待。有一天，她从地里劳动回来，因精疲力尽，就和衣躺在床上，不知不觉睡着了。她的公婆看见后，不问情由便破口叱骂。黄道婆一下惊醒，起来解释。那知道这么一说，反而引起了公婆更大的恼怒，使她惨遭一顿毒打。她的丈夫不但不加劝阻，反而也动手打她，还把她锁在一间柴房里。半夜里，黄道婆躺在阴湿的柴房内，浑身上下疼痛难忍。她思前想后，觉得再也不能在这样的家庭生活下去了，便拼命从柴房里挖开一个出口逃了出来，偷偷地爬上黄浦江边的一条商船，跑到舱里躲着。第二天，这条商船扬帆出海，她才从舱底钻出来，向船主倾诉她的不幸遭遇，恳求船主把她送到远方去生活。就这样，黄道婆跟着海船远走他乡了。
再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来分析，这些传说是有一定根据的。黄道婆出生在南宋末年，当时南宋小朝廷已经腐败不堪，加上北方蒙古大军压境，正处于国势将亡的境地。南宋小朝廷内部，不但贵族、官僚生活腐化，文恬武嬉，苟且偷安，而且大地主、大商人同样过着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他们为满足其穷奢极欲的生活需要，步步加紧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榨。根据历史记载，在这段时期，江南一带土地兼并剧烈，土地迅速集中在地主手中。广大贫苦农民丧失了土地，加上天旱歉收，米价高涨，租税沉重，只好被迫逃荒，离乡背井，或是寄人篱下，受尽析磨。黄道婆就是处于那样的境遇而毅然离开家乡的。这种情况在当时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
以上我们引述了黄道婆之所以出走的家庭原因和社会背景。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黄道婆搭上了远航的商船，跟着船主在各处港岸停泊，可以肯定，那些港岸多数是兴旺发达，物阜民丰的，远胜于当时的崖州，而黄道为什么要择留崖州这的当时还很荒凉、偏僻的地方呢？这样看并不是出于偶然的。
我们认为，黄道婆为什么要选择崖州为居留地，应该说是与黎族的棉纺织业有密切关系的。
海南岛黎族人民在棉纺织的技术上，其历史之悠久，手艺之精巧，一直为历代志书所称颂。黎族人民称棉布为“吉贝”。黎族当时棉纺织技术较为先进，其产品虽闽、广产者也比不上，据史籍所载：“吉贝”，……，雷、化、廉州及南海黎峒富有”，而海南所织，则多品矣”。其中有：“间以五采，异纹炳然”的“黎饰”；从汉人那里得到“锦彩”，拆其色丝，“间木棉挑织而成”的“黎饰”；“青红间道，桂林人悉买以为卧具”的“黎单”；用贝饰纺线，以五色绣成若锦”的“黎筒”，五色鲜明，可以“差文书几案”的“鞍搭”，等等。还有被后誉之为“东粤棉布之最美者”的“白㲲”，早于十二世纪初的北宋时，已在黎族聚居区出现。
而黄婆道所处的江南一带起初又是怎样的状况呢？陶宗仪《辍耕录》中记载：“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日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掸成剂，厥功甚艰。”从一些史料的记载中我们知道，当时棉花的种植首先是传进乌泥泾。由于棉花具有“比之桑蚕，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功；埒之枲麻，免缉之功，得御寒之益”等优点，很快就被广大劳动人民“纺之为纱，织之为布”。可是，由于当时棉纺织技术十分落后，低下的生产力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也就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根据封建社会男耕女织的特点，黄道婆在少年时期，已经痛切感受到纺纱织布的艰辛，而直到她反抗封建家庭出走，搭船远航踏上崖州的土地，一直接触到黎族地区先进的纺织技术和精巧的手艺，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不可抑制的学习欲望，终于不顾一切困难，决定居住崖州，跟黎族人民共同生活了几十年，总之，象黄道婆这样一个具有理想和坚强意志的青年姑娘，最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她之所以在茫茫旅途中择留崖州居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黎族棉纺织业的吸引。这是可以相信的。
二
黄道婆在海南岛崖州居住了几十年，度过了她人生历程的一半以上。正当她风华正茂、精力充沛的青壮年时期，象她这样一位大有作为的棉纺织革新家，在她学习黎族人民纺织技术的过程中，应该说是要对棉纺织工具做出一些改革以及对织绣工艺有所创新的。然而遗憾的是，由于黎族没有文字记载，加上当时海南岛的阶级压迫和民族矛盾又十分尖锐、复杂，所以，黄道婆虽然在实践过程中，可能会做出过许多贡献，但是，却没有文献资料记录下来。尽管如此，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下结论，说她在海南没有做出过任何贡献，而等到她归回松江之后才开始改革创制出一系列的棉纺织工具呢？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
在宋元以前，海南岛黎族的棉纺织业一直领先于中原地区，所产棉布曾作为“贡品”，其时中原只有丝、麻织物。据《后汉书》记载，汉武帝（公元前140年）末年，珠崖（郡府设在海南岛崖县崖城）太守孙幸，在征调当地的土产“广幅布”时，搜刮过度，激起当地人民（包括汉族在内）的反抗。后来造反的人民攻打太守府，并把孙幸杀掉了。这种“广幅布”就是棉布。“它幅广五尺（约等今3.5尺），洁白不受垢污”。当时海南岛能生产这样好的棉布，说明棉纺织技术的发展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并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了。
让我们再来看看有关记载黄道婆的史料。陶宗仪《辍耕录》载：黄道婆自崖州来，“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灿然若写。人既受教，意相作为，转货他郡，岁既就殷。未几，妪卒……”。褚华《泸城备考》卷一载：“黄道婆，乌泥泾人，少沦落崖州海峤间。元贞间，携踏车、椎弓归，教人以捍、弹、纺、织之法，而木棉之利始溥。”这些记载告诉我们，黄道婆晚年回到家乡后，就将学到的黎族人民的纺织技术传播开来，不但教人制作捍（搅车）、弹（弹弓）、纺（纺车）、织（织机）之具，还传授了织绣崖州被褥带帨的方法，不久，她就去世了。而后，在王祯的《农书》中我们才见到关于棉纺织工具的记载。虽然这些棉纺织工具不一定是黄道婆创造，象脚踏三线纺车，就明显看出是继承前人丝纺的成果应用到棉纺上来。但是，也可以肯定，有些工具象“搅车”、“弹弓”，还有比较先进手摇纺车，在海南岛黎族地区（甚至直到现在）早就使用，有些革新创造也会是黄道婆在崖州几十年岁月与黎族群众共同搞成功的。很难设想，黄道婆年老回到故乡，不久的时间就能创造新出一套由碾籽、弹棉、纺纱到织布的工具。如果把黄道婆对棉纺织工具改革的时间说成是她归回松江之后，或者说在她居留崖州的年代，在黎族地区（主要指开发较早的崖州沿海）没有较为先进的捍、弹、纺、织之具，看来是说不通的。
在这里还要指出一点，黄道婆除了在棉花加工和纺织技术上，继承了黎族和前人的成果，敢作敢为、大胆革新之外，在织绣工艺方面，同样有杰出的建树。她把从黎族群众那里学来的技艺，加上自己的实践，融会贯通，总结成一套比较先进的“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织造技术，“以故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灿然若写”，并广传于人，推动了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从此，“乌泥泾被”名扬天下，松江府曾经成为全国最大的棉纺织中心。这些事实，雄辩地证明：我国各族劳动人民有着无穷智慧和创造才能，共同为我国纺织工艺史谱写了灿烂的篇章。
三
黄道婆晚年为什么要归回松江？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引起关注。普遍的观点认为：她是由于年老思乡，想“叶落归根”才搭船归宿。这种看法当然可以理解为原因之一。
黄道婆归回松江的时间是元贞年间（公元1295年—1296年）这是可以肯定。我们在研究黎族古代历史资料中，发现了一则历史背景材料，从中可以窥探其根由。明代郑廷鹄《平黎疏》记载：
“臣尝考今昔剿除黎患者见二大举焉：元至元辛卯（公元1291年）黎叛，十月度师，又明年七月深入，黎巢尽空；又明年（1293年）春刻石五指、黎婺山而还，中间虽二经变故，而谋不乱，率以成功，可谓捷矣。”①
由此可见，正是黄道婆归回松江前夕，在黎族地区爆发了大起义，迫使封建统治者调兵渡海镇压。从战争规模来看，官军直驱五指山刻石纪念，烧杀掳掠致“黎巢尽空”，可见是十分残酷的。黎族人民在这持续三年之久的暴动中，肯定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和严重牺牲的。生活在黎族人民中间的黄道婆遇上了这场灾难深重的浩劫，看到朝夕相处的黎族兄弟姐妹家破人亡，不能再过安定的生活了，这样便促使她决心归回，为故乡的人民群众传播黎族的棉纺织技术。我们还可以从元人王逢的诗“道婆异流辈，不肯崖州老……”分析推断，黄道婆之所以归回松江，主要是由于阶级压迫、民族矛盾加深和她终身热爱棉纺织事业的原因。这样理解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黄道婆在封建社会里是一位普通劳动妇女。她以坚强的意志，克服重重困难，只身流落海角天涯，跟黎族兄弟姐妹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热心学习和传播了黎族先进的棉纺织技术，改革和创新了一整套棉纺织工具，将自己的一生献给棉纺织事业，人们永远怀着敬仰的心情感激她、怀念她！黄道婆过世之后，人们“莫不感恩洒泪而公葬之”。后来又多处立祠设庵，四时祭祀。元代诗人王逢赋诗赞颂她“片帆鲸海得风归，千柚乌泾夺天造”。明末农学家徐光启在叙述江南一带“不蚕而绵，不麻而布，利被天下”的情况时，推崇她造福松江一带居民达三百年之久。清人张春华提到她从海南归来，“携粤中木棉，教人播种，又倡为纺织，数百年利赖自道婆开之”。黄道婆不愧是我国历史上发展棉纺织业的卓越的革新家，同时她的形象又是黎汉民族团结友爱，共同创造祖国科学技术的一座不朽的丰碑。
（载《广东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
棉纺织故乡与黄道婆
杨嘉祐
在古时江南的平畴沃野间有一乌泥泾，伴随着这个乌泥泾有个村庄，叫宾贤里。村庄西面有大片农田，一直被称作“八千亩”，长年干涸，不能耕种。据说千余年前，这一带土壤硗瘠，农家几乎年年歉收。南宋后期，住在宾贤里被誉为“富甲一乡”的张百万，花钱开了一条长渠，让泾水通入黄浦，引灌“八千亩”，从此这个地方的土壤逐渐肥沃。因为乌泥泾沟通了黄浦，航行便利，宾贤里跟着也就发展成了乌泥泾镇。到元代，这里已成为一个繁盛的大镇。
南宋时候，江南开始种棉，乌泥泾因土壤改良，也种植起木棉。每年收成丰厚，颇获利润。元代初年在这里设立了“江南木棉提举司”，专门管理沿海一带的木棉生产。可是那时的纺织技术十分落后。收下的棉花，没有轧车除棉籽，还要靠十个手指一颗颗地来剥。弹棉花用一个竹条制成的小弓；纺车更是依靠用手摇动，效率很低。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上海立县后的第三、四年有个沦落到崖州（今广东省海南岛崖县一带）30多年的黄道婆，重返故乡乌泥泾，带来了海南岛黎族人民的纺织技术，传授给家乡的妇女。不久“八千亩”地方就开始大种棉花，家家纺纱织布，改变了贫乡面貌。后来遂使松江、上海、嘉定、太仓一带，也变成了国内重要的产棉和纺织地区。
黄道婆是江南人民“福星”，可是对于她的身世，元明以来的文献资料中记载却很少，仅有元人陶宗仪在他的笔记《辍耕录》中，记下了几段简单的文字。文字只谈到元初有个黄道婆，从崖州来，教人民使用捍、弹、纺，织的工具和错纱配色、综线挈花之法，随后广为流传，江南一带受惠者不少。黄道婆死后，农民感泣共葬，立了祠纪念她。封建社会里，对一个劳动妇女能留下这样的事迹记载，确算是不容易的了。与黄道婆同乡同时代的诗人王逢，在他的《梧溪集》里有一首《黄道婆祠》诗，就同样颂扬了她的事迹，足证陶宗仪的记载确非虚说。因为陶宗仪的文章没有说明黄道婆是乌泥泾人，只称她来自崖州，于是有人怀疑她不是上海人。还有人说她是个修道老妇，为了传道才不远千里来的。但王逢诗中明显地有“道婆异流辈，不肯崖州老”之句，这可解释为不愿客死异地，而才远道回故乡。明代万历年间，生长在乌泥泾的张之象，在一篇《黄道婆祠》中，却明确地写道：“道婆者，始黄氏，本镇人也。元初沦落崖州，元元贞间附海舶归。”而民间传说中的黄道婆，又是童养媳，因不堪公婆虐待，逃出家门，躲到一艘来乌泥泾镇装货的海船上，故流落到了海南岛，在黎族地方生活了30多年，从那里学会了去棉籽、弹花以及纺纱、织布的技巧。到她老年时因想到故乡妇女纺纱可能还在使用落后工具，生活一定困苦，于是有一天她搭上了一艘到上海的海船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
黄道婆回到乌泥泾，先向“八千亩”一带的妇女传授了技术，接着又动手改革了纺纱工具。她创造了用碾轴的搅车轧棉籽，用四尺长以绳当弦的大弓弹棉花两种办法，一下子就能弹出一床棉被絮。她又创造了一种三锭脚踏纺车，只要用脚踏木辊，一次装上三个锭子，一手就可纺出三根纱。她又教会妇女们错纱、配色，综线、提花的织布技术。织出的“乌泥泾被”，上面还有棋盘格，或是团凤、人字、卐字纹图案，花样奇巧，很受人们喜爱。
黄道婆的纺织技术由乌泥泾传到了黄浦以东和吴淞江北面。一时之间乌泥泾布和被名声大噪，不胫而走，外地商人也纷纷远道前来收购。乌泥泾的农民因此稍摆脱了困境。饱经忧患的黄道婆回到故乡并未稍得安逸，而是尽心为故乡人劳累，不久因年老多病，也就离开了人世。乡里间无人不感念她的恩惠，妇女们更是痛泣不已。大家出钱为她买棺木收殓，安葬在乌泥泾东湾村的一块高地上。因为黄道婆传授棉纺技术的事迹在上海地区流传了几百年，确是给后世留下了不朽的功绩，所以人们只记着她的功绩，对于她到底是什么身份，研究是何处人民，也就不感到重要了。
黄道婆死后，后世的人总少不了将她给以“神化”，立祠祭祀。最早是乌泥泾人赵如珪为她立了祠，每年春秋两季祭祀。元末兵荒马乱中，祠被战火焚毁。明代成化年间，上海的纺织业已有很大发展，人们仍念及黄道婆的恩赐，不仅民间崇奉她，连一些文人绅士也奉她为神，当时知县官刘琬又为她重建神祠。嘉靖年间江南沿海深受倭患，到处遭到烧杀淫掠，乌泥泾镇被火烧成为一片废虚，黄道婆祠随之再次遭劫。后来万历年间，当地文人张之象捐地重建黄母祠，未及30年，祠又遭颓圮。到了天启年时，曾做过山东右布政使的张所望，兴工发起修理乌泥泾镇的宁国寺，遂将寺的政编殿改建为黄道婆祠。他在《重建黄道婆祠记》中高度称颂黄道婆的功绩说：衣食之源，妪实开之，等于育我，以母道事之，谁曰不然。”从此更加扩大了影响，所以黄道婆的这所祠宇才一直保存到清朝末年。
明清时期，“松郡之布、衣被天下”，所以奉祀黄道婆的地方逐渐增多。道光六年在西门半段泾李氏吾园的红雨楼西；造了一座黄造婆祠，后又在附近造了黄道婆禅院，但祠院中所供奉的塑像却是一个手执梭子的少妇，有人以为这不是黄道婆，而是织女星。《上海县竹技祠》中有一首写道：“治西半段泾，黄婆专祠妥神灵；礼宣请列先棉祀，胜奉黄姑天上星。”说的都是黄道婆。如今，半段泾的祠早毁，黄婆禅院后来改为先棉祠，祠后毁圮，什么也末存留，至今不过只留下了一个先棉祠弄的名字而已。在豫园内的得月楼上，过去也曾供奉过黄道婆像，塑像的模样也不是老人。这里是布业公所商人们对黄道婆表示的一种纪念。
除此以外，虹口曾有一个黄道婆庵；奉贤萧塘刘港有黄姑庵，乡人们还传说黄道婆曾到这里教过他们纺织；浦东、嘉定都出现过黄道婆祠庙；太仓县城内有二处木棉祠，一处在大东门外，一处在海宁寺内，所供的神就是黄道婆。这些都是早已湮没的历史陈迹。
解放后在龙华镇南的喜泰路口，曾发现过一座清代雍正六年（1728年）的黄母祠，是不见诸文字记载的。这地方原叫黄母庙村，有一座四合院式的居房，前进门内有“黄母祠”匾额，后进供奉一座较小的黄道婆塑像。塑像放在一个玻璃神龛内，倒是个老妇人，但身上的衣服，有点富贵气。左右有童女二人。这座塑像是农民塑造的。祠内很简陋，还陈没着一架三纱式小纺车，当地人说这就是黄道婆改革的纺车模型。民间还流传农历四月初六为黄道婆生日，这一天农妇都要到黄道婆祠去烧香祈祷，祈求黄道婆庇佑其所织布能多卖钱；小姑娘则祈求很快学会纺纱织布，能生出一双灵巧的手，织得又快又好。
从明代开始，上海地区的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纺纱织布为副业。每年秋后，田事初毕，“东邻新妇西邻媪”，无不忙着拣花，接下来轧车之声，夜以继日。真是“夜阑何处摇柔橹，欵乃声中听轧车”。贫苦人家的妇女，连夜织成一、二匹布，男子就披星戴月送往城镇出卖。布庄每天都在天没亮时，派伙计出外收布，那就是诗中所说的“远郊灯红早出庄”的情景。
纺纱织布是一种个体生产，可以在家庭中自行操作，而染布、〓布要众多人手同时操作，家庭中无法施展。于是，松江府便趁机出现了大批染布和牙布的作坊。〓坊是用石牙布，工具很简单，却是一种沉重的体力劳动。方法是用一块凹字形的元宝石压在卷着布的木轴上，〓匠足踏两端，两手拉着一根木辊，两脚不停地在下面蹬踩，压在下面的布便会薄而生光。清代中叶，松江府的枫泾、朱泾等几个镇上的染坊、〓坊，有工匠千人，这些都是靠加工布吃饭的人，可见当时棉纺织业发达的盛况了。
上海解放后，由于生产力的解放，纺织技术不断得到革新，纺织工业逢勃向前发展。但是，上海的劳动人民，并没有忘记历史上黄道婆的功绩。1956年，有关方面在龙华公社东湾村（今龙华镇南六公里）的荒冢里，勘查核实了黄道婆墓，遂之加以重修维护，并请魏文伯同志题了墓碑。喜泰路上的黄母祠，也得到了重新修茸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十年内乱中两处遗迹虽遭破坏，但在1983年，坟墓将经过重修复原。黄母祠也将划入上海植物园范围内，计划修茸复原，为的是让后世之人永记着历史人物黄道婆的不朽功业。
（摘自1982年9月顾廷龙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上海风物志》）
黄道婆籍贯考辩
周振东
黄道婆，是我国纺织史上有过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由于功厚身微，史无作传，虽有文献可稽，但又述说有异，致使后人对其生平出籍各执一论：一说是松江乌泥泾人；一说是海南崖州人。到底谁说为准？无疑，这是一宗历史悬案，且此事与海南岛特别是崖州的棉业发展史密切相关，将其理清，事在必要。
黄道婆的事迹甚简略，最早见于陶宗仪的《辍耕录》和王逢的《梧溪集》。这两篇著作关于黄道婆的生平出籍的记述迥然不同，为了追本溯源和叙述方便，摘录两篇著作中有关记载如下，以供所讨。
《辍耕录》卷二十四的记述是：
“闽广多种木棉纺织为布，名曰吉贝。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初无踏车，椎弓之制，卒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掸成剂，厥功甚艰。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技、团凤、棋局，字样，灿然若写。人既受教，竟相作为，转货他郡，岁既就殷。未几，妪卒。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又为立祠，岁时享之，越三十年祠毁，乡人赵愚轩重立，今祠复毁，无人为之创建，道婆之名，渐泯无闻矣。”（见该书第二百九十七条）
《梧溪集》卷三《黄道婆祠有序》：
“黄道婆，松之乌泥泾人。少沦落崖州，元贞间，始遇海舶以归。躬纺木棉花，织崖州被自给。教她姓妇，不少倦，未几，更被乌泾，名天下，仰食者千余家，及卒，乡长者赵如珪为立祠香火；庵后兵毁，至正壬寅，张君守中，迁祠于其祖都水公神道南隙地，俾复祀享。且征逢诗传将来，辞曰：
“前闻黄四娘，后称宋五嫂，道婆异流辈，不肯崖州老，崖州布被五色缫，组雾〓云灿花草。片帆鲸海得风归，千柚乌泾夺天造。天孙漫司巧，仅能制牛衣；邹母真乃贤，训儿喻断机。道婆遗爱在桑梓，道婆有志覆赤子。荒哉唐元万乘君，终蘸长衾共昆弟，赵翁立祠兵久毁，张君慨然继绝祀，我歌落叶秋声里，薄功厚享当愧死。”（摘自清同治·思补楼校印本）
上述两篇著作，同样记的是黄道婆在棉织业中的事迹，但对黄道婆的出籍，《梧溪集》说：“黄道婆，松之乌泥泾人，少沦落崖州，元贞间，始遇海舶以归”。《辍耕录》说：“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虽不直指黄道婆是崖州人，但提示人们：黄道婆的出籍，只能在崖州去寻，一曰“归”，出籍在乌泥泾；一曰“来”，出籍却在崖州。资料不同，说法有异，后人研讨，各有所宗，笔者认为：《辍耕录》的记载较为可靠。其理由如下：
第一，从两文的写作时间和材料获得的情况来看，《辍耕录》此文写成于黄母祠第二次被毁之后，陶宗仪当时的行踪分析，恰是他“至元间（1335—1340）避难亭林里”时的记述，距离黄道婆逝世时最多不超过35年，与黄道婆同时的人都还健在，而且很多是经过黄道婆扶手教艺的民间织女；加上陶宗仪是就地采访考察的，费时长，花工多，接触面广，其文字的真实性较强；而《梧溪集》的诗写成于第三次黄母祠建之日，即至正壬寅（1362）秋，距黄道婆到松江时将近70年，与黄道婆同时的即使是年轻人，也已大部谢世，间或个别仅存，也已是80开外的瞽叟聋妇。加上王逢此时尚未迁居乌泥泾，而是住在青龙江上，吟咏以自娱，没有实地采访，文字的真实性较差。
第二，两书作者，均属元明两代的跨世人，都是弃科举，谢仕途，虽征召而不赴的隐者。但《梧溪集》的作者王逢，生活比较富裕，高居社会上层，是元朝政权的维护者，当时为黄道婆建祠的张守中拜上门来，征诗以显祠，他依据张所提供的情况欣然命笔。反正事的虚实，以尔为信，诗文运笔，尽吾所能。作品所反映的情况，与其说来之于见，毋宁说来之于闻，观其诗和序所涉及的内容，除个别织物例如“被”，可信是作者亲自察看者外，其余情况大抵出自征诗人张守中一人的口述，这就难保其中无虚构成分。虽然，后此五年的丙午，他由家乡的横泖迁居到乌泥泾来，但诗和序即已刊之入庙，成为既成事实，又没有人当真出来争此是非，即使发现有误，凿庙改诗，似也无此必要；而《辍耕录》的作者陶宗仪则不然，他“少试有司，一不中，即弃去。”后来离开家乡黄岩，出游浙东西，访师求学，元惠宗“至元年间避难亭林里”，“家甚贫，教授弟子，力耕以给食”。虽“崎岖离乱二十年”，却不因困厄而移志。从元末至张土诚据吴，至明朝开国，凡先后五次荐召皆谢不出仕，甘居林下，种地诲人阖户著书。《辍耕录》也是他作劳之暇的采访记录。由此观之，陶宗仪是位长期生活在当地劳苦大众中的学者，亲自考察过乌泥泾地区棉织技术的革新全程，观看过织作过程的各项工序，欣尝过各式织物样品，当然对黄道婆的来历和事迹识之必审。所以《辍耕录》此文，与其说是采访笔记，毋宁说是来之亲知的实录。所以从两人的社会地位和治学态度来看，陶宗仪关于黄道婆出籍问题的记录，比王逢更为可靠。第三，从文体的要求来看，王逢的《黄道婆祠》是篇叙事抒情诗，属艺术作品，侧重于典型的塑造、情节的安排和感情的抒发，文字功夫重点放在加强作品的感染力，内容允许有一定的夸张、虚构和润色；而《辍耕录》关于黄道婆事迹的记述，属记叙文，是篇生产技术的调查实录。侧重于过程的叙述，以揭示事件的发生、发展以至终结的全程。文字要求精炼准确，内容必须符台客观实际。笔者实地考察了上海华泾镇（即古之乌泥泾），这群众至今还留传有“捍、弹、纺、织、”四大工具，其形制大小及使用方法，恰与旧崖州地区所见的一模一样，如果不是隔两地，几乎使你疑心这是同匠所造，同师所授！足见其源流之远，血缘之亲了！至于织物样品中的记载：“………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技，团凤、棋局、字样，灿然若写。”只要人们有机会到崖州每一个黎族村落一行，就可赞叹陶宗仪此文并无半点夸张或玩弄词藻之处。类而推之，陶宗仪记“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断非虚笔，而是切实出自当时曾经授业于黄道婆的群众之口的实录。
第四，从两文的写作动机看，《辍耕录》的作者，由于亲自考察过乌泥泾地区的棉纺织业，深知其的确以黄道婆的到来为转机，发生了一场飞跃性的变化：技术上，过去由于工具落后，织作困难，“厥功甚艰”，现在由于技术革新，织艺提高，“竟相作为，转货他郡”；经济上，过去是民食不给”，现在是“岁既就殷”；而黄道婆这位有功于民的崖州织女，却将因祠毁迹灭而“渐民无闻”。同情心油然而生，于是慨然命笔，为其作记，使祠毁而迹在，人逝而事存。行文紧扣黄道婆这一人物的来踪去迹以将近半个世纪的乌泥泾历史为背景，以棉织业的实际变化为转机，寓志于史。故文字具有牢靠的真实性。而《梧溪集》的诗和序，是在张守中把黄母祠迁建到自己祖坟的南面时，“征逢诗传将来”的仓促应邀之作。关于乌泥泾的棉织业和黄道婆的生平出籍问题，一切以征诗人的陈述为依据，难免有失实之处。
二
从上述对《辍耕录》和《梧溪集》两文的比较来看，关于黄道婆的出籍问题，应以《辍耕录》的记述为准。然而，从字面上粗看起来好象《梧溪集》的语气说得很肯定。如果不细加审析，就容易信以为真，附和其说了。因为王逢在这里采用了传记体的笔法，一开头就是“黄道婆，松之乌泾人，少沦落崖州，元贞间，始遇海舶以归。”言筒意赅，毫无半点含糊！难怪明清以来，当地不少文人名宦，为地方修订志书，或给黄道婆祠作记时，总是以此为据，或在文中将王逢原话搬用，或与王逢来个主客易位，改用第一人称复述一番。“黄道婆，本镇人，初沦落崖州，元贞间附海舶归”。由于他们这样创了头，因此带动了后人特别是本籍人，在提到黄道婆时，跟着这些前辈人定卞的调子，一唱到底；随着时间的推移，前传后继，相袭成例，几乎成了定论。这样一来，《辍耕录》关于黄道婆自崖州来的真实记载，就被完全忽视了。那么，陶宗仪写作此文时，为什么不采用传记体而采用记叙体的写法，致使人们觉得黄道婆的生平前挂后悬，不如《梧溪集》所记的有去有还，有始有终呢？看来，要根据作者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来分析。首先，当时的客观条件，不允许作者超越地理的限制，到海南岛的崖州去了解黄道婆的前半生平。其次，作者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由于同情心的驱使而毅然命笔的，目的不外是要使事因人以兴，人因事得彰，让黄道婆名垂后世，不致泯灭无闻罢了！再者，这是件关系人民生活重大变化的大事件，作为热心治史的陶宗仪来说，是一项义不容辞的工作，所以实事求是地由事及人，铺陈叙述。把发端于崖州，成形于乌泥泾的棉纺织业之所以由小至大，由近及远的发展过程，以及黄道婆这个关键人物在这段历史中所起的作用，用史家记事之笔，翔实地、简明地记录无遗，只此而已。
1982年12月《上海风物志》发表杨嘉祐同志的《棉纺故乡与与黄道婆》一文（以下简称《杨文》），指出《辍耕录》此文只“记下了几行简单的文字”从而否定了黄道婆“自崖州来”这一事实，肯定《梧溪集》的说法，其观点值得商榷。
（一）《杨文》提到，王逢是“与黄道婆同乡同时代的诗人。根据资料记载，历史的空间和时间并不支持这种说法，相反，他们是异时异代不同乡。王逢出生地是江苏江阴，虽然他后来于至正丙午（1362）迁居到乌泥泾，但《松江府志》等只把他列为“寓贤”，《明史》注其籍贯云：王逢，江阴人”。而黄道婆的籍贯，陶宗仪最早给她侧笔注明是崖州人。所以在籍贯问题上，王逢根本就与黄道婆沾不上边。难道可以把江阴人和崖州人拉到一起，硬说他们是同乡的吗？退一步说，黄道婆是乌泾人，那么一个在江阴，一个在华亭，也难凑合。再者，王逢出生于元延已末（1319）年，距黄道婆逝世起码都有十多年；而黄道婆的出生年限，依《辍耕录》记时推算，应是南宋末年。一个生于宋朝，是宋元两代的跨世人；一个生于元朝，是元明两代的跨世人；说他们“同乡同时代”，有何依据？
（二）《杨文》引用明人张之象在《黄道婆祠》一文中写的这这段话：“道婆者，姓黄氏，本镇人也。元初沦落崖州，元元贞间附海舶归”。
查当地志书，这位老先生确比王逢、张所望等人多一点枝节。连沦落的时间知道了，还能说她不是“本镇人”？而且此话见于明代本地名人笔下，还不够权威吗？因为按照他所说的时间推算：古以妇女及笄之前为少，那么黄道婆是十三四岁时沦落崖州，元贞间（1295）就回来了。说明她在崖州不过呆了20年左右。这时她不外是个30多岁的青壮少妇，怎么能享得“婆婆”这个尊称？是老死之时的称呼？据当地群众估计，黄道婆到沪十年左右就逝世了，果尔，则黄道婆一生享年不过40多岁，还算是个壮年妇女，称不上“婆婆”。但细审起来，并不说明张之象比王逢、张所望等人多了什么新的发现，而是出于这位老先生一时的想当然，或是由于某种粗心的推论而已。
（三）《杨文》又介绍了当地“民间流传农历四月初六为黄道婆生日”这件事，说“这一天农妇都要到黄道婆祠去烧香祈祷”，一求保佑“布能多卖钱，二求姑娘很快成能工巧手”。看，连黄道婆的生日都掌握了，这不比张之象用“元初”这个概数词更准确吗？而且最关键的是，民间以惯例支持了这个传说，最真知者是人民，还有什么可争的？然而，经过实地查对，原来是作者把民间在植棉季节多年相袭成例的“拜神社日”说成“生日”；与此同时，又把导致这个例日之所以形成的主要精神支柱：“祈婆庇佑当年获个好收成”的祝愿抽走了。写到这里，、不禁使人脑子里浮起了一个联想：这件事，如果今天不加以澄清，再过若干年，《杨文》这条“记述”，不就成为后人佐证王逢之说的有力论据吗？
所在黄道婆出籍问题上坚持或同情王逢之说者，都在不同程度上犯有形而上学的错误。我们查看了一些书面材料，不管是写上志书的还是题在黄道婆祠里的，是编入教科书的还是发表在报刊上的，它们的通病大致分为两种“其一是左手采用《梧溪集》的提法，以注明黄道婆的生平出籍，右手截取《辍耕录》的记述，作为解释黄道婆对棉纺织业的贡献。一句话，就是剪右补左，补缺求全。其二是与《杨文》一样，除了采用上述方法外，还要加上黄道婆曾是童养媳的所谓“传说”，作为持之有据的论点。可是，从来就未有人从上面对其在《辍耕录》和《梧溪集》两者之间所以作出选择的理由，进行过使人析服的阐述。
不过，话也要说回来，不赞成王逢的说法的也大有人在。清人包世臣、日人小叶田淳、今人金性尧在他们的著述中则直接采用了《辍耕录》的说法，说黄道婆是崖州人。解放后，许多专家学者们对我国棉纺织史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虽然他们在接触到黄道婆这一历史人物时，以为前人已经解决了的史题，所跟着采用了王逢的说法，但他们对古今中外大量的棉纺资料，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从而系统地阐明了我国棉纺业的发展规律，使人们对我国棉纺织业发展史和黄道婆的贡献，得到了更深入的了解。上海纺织科学院编的《纺织史话》，严中平著的《中国棉纺织史稿》，中国农科院棉花研究所编的《中国棉花载培学》等，可以说是解放以来较为出色的专著。值得一提的是，施联朱和容观琼两位教授，他们除了广为搜集各种史料外，还深入到海南岛黎族苗族自治州辖下的几个县找寻我国棉纺织业的源头，从而以醒目的标题，第一个把黄道婆与上海人民对纺织业的贡献看做是“历史上黎汉民族团结友谊的光辉篇章”！尽管其中有些问题的阐述，我们不尽同意，但这个结论是高瞻远瞩的，也是符合史实的。
三
前文已就《辍耕录》和《梧溪集》两篇著作写作的时间，体载和内容进行比较和分析，说明黄道婆的出籍应以《辍耕录》的记载“自崖州来”为准。然而，当时引起《梧溪集》是提法上失实的原因除了作品体载和艺术构想等的可能性外，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再者，解放后披露乌泥泾地区的“传说”，到底又是怎么回事？能否当作史实载入史册？
本来，作为第三次为黄母建祠而又世居乌泥泾的张守中其人，对黄道婆的来历照理应该是清楚的，但为什么偏要在这个问题上把事情弄走样了呢？还有待作进一步的探讨。
首先，我们姑信其说，即黄道婆是乌泥泾人，少沦落崖州。晚年遇海舶以归。果尔，则黄道婆这个一辈子处在贫贱地位的底层妇女，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下，能够免费往返在松江和崖州之间吗？不要说归，只说去，也是不可能的。逃荒吗，还是避难？航程经过泉州、广州两大中途港，是商船海舶必泊之地，舍船登陆，已可达到或逃或避的目的，何必非到迢迢几千里外的崖州去不可？且勿论当时远航商船种种禁忌，即使多呆时日，从而增加对船上所备粮水的额外消耗，于情于理也是行不通的。崖州何处，小小沦落者何厚爱之深而必到方休？是船人怜其遭遇，欲排其难而度其生吗？何不择泉、广繁荣之地，资以遗之，却要把她引渡到当时号称穷荒之地的崖州，无乃深其难而速其死？可见此说断难成立。
至于解放后披露黄道婆原先是童养媳的传说，无非也是囿于《梧溪集》的说法，从而衍生出来的故事罢了。尽管故事的阶级性较强，有教育意义，但事与实背。勉强为之也难了结此案；载入史册，权作解人，也非治史之道！1978年上海出版的《纺织史话》，更把这个故事完善化了。据说黄道婆这位童养媳当年到崖州去原因是受不了公婆的虐待之苦，才趁暴风雨之夜出走的开始，她不是直奔停泊在黄浦江畔的海船而是借一道观作中转站，以后，才由另一位自崖州云游回此寻访师妹的道姑，把她带到崖州去，晚年由于想念苦难的乡亲们，才带艺北归，引起乌泥泾地区棉纺技术的革新云云。这样一来，道姑大可以免费乘船，随缘渡海了。不过，这又增多了一层麻烦。且勿论道姑孤身渡海担不担风险，碍不碍清规戎律；即使按此推算，这位带黄道婆到崖州去的道姑，起码得在上海和崖州之间来回走三趟。试想，迢迢几千里的帆船航程，需时又要几个月，当时竟能这样频繁地往还，何等轻松！有此可能吗？而且这也太巧合了。黄道婆恰恰就躲入这个道观，这位道姑又恰恰云游回此，真是巧而又巧。然而，这类戏剧性的事件，连舞台上也不多见呢！而且这样的传说，解放前就从未见于任何载籍。是俗不上书吗？未必吧。据资料记载，明清以还，黄道婆祠递迁递毁，随损随修，而每次的修建，当地土民都积极参加，“争舍资财，不劝而集”，祠成之后，附近郡邑，泥首膜拜者，竟达到“肩踵相摩”的程度。黄道婆确实被神化了。果真有此传说，士民必向主事人反映，碑记中也必有文字涉及。但我们遍查当地志书中收载的明清碑记，除与王逢易位，改用第一人称转录《梧溪集》的原语者外，别无只字涉及童养媳的传说：即目前仅存华泾镇黄母祠里的一块楣匾，其记文也唯郡邑志的前例是从，不提及什么传说〔此祠建于雍正八年（1730），修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如果真要从碑记中找寻所谓“传说”的话，道光六年（1826）〕，包世臣为黄婆专祠写的一篇长达千字以上的碑记，好象就有点近似的迹象，不过他不说黄道婆是童养媳沦落崖州后重回上海，他却说：“天怜沪民，乃遗黄婆，浮海来臻”因为那时“沪非谷地，不得治法，棉种空树”。幸得“黄婆先知，制为奇器，教民治之”。从此以后，沪布就“风行郡国”，使得人民“昔苦饥寒，今乐腹裹”，上海也因此成为“东南乐土”了。看，这里他说的黄道婆，是上天派遣她浮海来臻上海的“先知”神仙使者，由于她，上海人民才由穷变富甚至羽化升天之后，连海运的安全发达，都要借助于她的神力庇护呢，这不等于神话传说吗？而且据说这事“沪人深此为然”！我们有机会访华泾镇一些年逾古稀的民间织女，她们各自介绍了12岁起就学会纺纱织布的生平，以及当地人民对黄道婆是如何的崇敬等等。为了证明这一点，还给我们介绍了三首最流行而又带有祝辞性质民谣：
（一）、布机头上出金银，纺车头上聚宝盆，吃不完来用不尽。
（二）、黄婆婆，黄婆婆，不会纱，不会布，教我纱教我布。
（三）、黄婆婆，黄婆婆，三个筒子两个布。然而使人失望的是，当询及关于黄道婆崖州去还这一故事时，她们却说：“未曾听见”。是她们健忘吗？怎么谈起话来，却精神矍铄，情感奔放，连儿时学到民谣也一字不漏背出。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她们各以其一生身世证明自己是黄道婆的直系传徒，其要求知道黄道婆来历的心情，恐怕比谁都要迫切吧，怎的反而在这个方面，耳朵却有如聋子？大凡所谓传说也者，莫非前传后说，源远流长，妇孺皆知：它的媒介物是口风，不是书纸，说者方便，听者陶然。如今，这些“三朝元老”们耳不闻，口不说，后人突尔传说起来，这不是令人费解的吗？可见，解放后披露所谓童养媳的这些传说，无非水面浮萍，后浪涛花，将触岸迷踪！欲弥补几百年前《梧溪集》的说法，从而引起别扭的事，不在今始。1937年小学国语教材编写者就开了个先例。不过，他却不托赖于什么故事传说，而是关其门来造车，对《辍耕录》和《梧溪集》大动手术，首先，抡斧砍断了黄道婆与崖州的联系，说她“生长江南黄浦边，闻知木棉有用处，长途跋涉去福建”。接着，又把“干高数丈”的班枝红棉，代去了“茎高七八尺”的吉贝木棉，又把“垫褥”代去了《梧溪集》的“布被”，真可谓随心所欲了！本来，为文以供欣赏则可，为文乱史，又要编入教科书无乃过分了吗？
由此考辩，《辍耕录》关于黄道婆籍出崖州的说法，更是可信！应该说：黄道婆，崖州人也！
（摘自1987年广东民族研究所、广东民族研究会合编的《广东民族研究论丛》）
黄道婆究竟向谁学艺
梁敏
在我国的纺织史上，有一位著名的纺织技术革新家黄道婆。史志和各种辞书都有详略不等的记载，大致说：她是宋末元初松江乌泥泾人，年轻时曾流落海南岛崖州（今崖县），在当地居住数十年，向黎族人民学习了棉纺织技术。公元1295年左右回到故乡，给当地妇女传授从黎族妇女那里学来的一套纺织技术，如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并改进了搅车、弹弓、纺车等纺织机具，制造出当时最先进的能同时纺三根纱的三脚踏纺车。推动了江南地区棉纺织业的发展。“死后，邑人感泣而共葬之。又立祠，日先棉祠，岁时享祭”。
黄道婆对我国棉纺织技术发展贡献确实很大，值得后人称颂。但她果真是向黎族人民学习纺织技术的吗？我对此说有怀疑。现将个人所见陈述于后，以就正于海内学者。
黎族妇女织出的黎幕（又称黎单或黎被）、头帕、筒裙、绦带等非常精巧、美观，历代史志记载甚多。作者50年代到黎族地区调查时，也曾见过不少精美的头帕、筒裙、认为可与壮锦比美。并曾考察、参观黎锦的织造方法。如果不是亲见目睹，我真不敢相信那些斑斓悦目的织物是用那么简陋、粗糙的织机织出来的。保亭、琼中一带的织机几乎只有一些绦带和木片片、竹棍之类的东西，人们甚至很难把它称为“织布机”。织布的妇女把这些绦带的一端系在一株树的根部，另一端拴在自己的腰上，人离树三、四尺左右，伸直双脚席地而坐，利用身躯一俯一仰的活动使绦带和经线一驰一张，同时熟练地用竹棍挑起部份经线，然后把卷有纬线的“梭子”穿过去，再用木片把纬线压紧，这样周而复始地进行着，织一小段后，又用交叉的竹棍把布幅撑开，使之保持一定的幅宽，继续再织。随着布幅的增长，一串串美丽的花纹、图案便跃然布上。我真为她们高超的技艺所倾倒，但也为这种过分简陋的机具叹息。由于织机的简陋，她们只能织出幅宽一尺左右的头巾和筒裙布或一、两寸宽的绦带，速度也非常慢，一条又窄又短的筒裙就得织上一、两个月。她们没有纺车，而用硬木制成的纺锤来纺制粗粗的纬线，经线和部分纬线都是用从百货商店买来的红布、蓝布等一丝一丝地拆出来使用。我问随行的黎族同志，她们为什么不直接买棉纱来织布呢？据说是百货商店没有棉纱供应，拆色布的线也可以免去染纱的手续。我当时还以为岐黎地区的生产比较落后，所以没有纺车和像样的织机，其他地区的情况可能跟保亭、琼中不一样，及至后来看到德国民族学家H·史图博的《海南岛民族志》和历代有关著作之后，才知道各地黎族的纺织机具都是那么原始的。史图博是这样描述的：
“线和棉布是从汉人买来的，但黎族妇女自己能纺织，作纺织原料用的纤维植物有木棉、各地都有种植的苧麻，以及从梧桐科的灌木‘牙安巴尔’胡麻树的靭皮加工出来的野生大麻，还有罕见的剑麻等。木棉树在海南岛几乎到处都常见。海南岛汉族把它叫做‘木棉’。纺锤（黎语叫Woi）是长约22厘米的薄木棒，在一头有两，三个开孔铜钱和涂有少许蜡来当作坠子，要把纺线绕起来时，是用豪猪的粗毛（黎语叫Min-dai）来绕的”①
“白沙峒黎的织物与其他所有黎族的情况一样，是专门由妇女来织造的。织物从技术来看虽是原始的，从艺术上来看却是极其高超的。制作妇女的宽衣和男子的腰布的这种简单的棉布是从汉人买入的，制作妇女的裙这种艺术的、漂亮的织物是黎族妇女自己织造的。此外，织有美丽花纹的狭窄的布带，如猎囊的背带、腰带等也是自己织造的。
织机（blum-Lin）是极其简单的，但有漂亮的雕刻，织布的妇女是伸直脚，坐在铺在地上的棕榈叶或席子上织的。”②
“使用野生麻（黎语叫dan）作纺纱原料，这在海南岛各处都能看到。同时岐和侾也使用很多木棉。纺锤（黎语叫Wei）是简单的木棍，在棍的两端各吊一个开孔钱和一根小铁钩。”
“岐的织物比白沙峒黎粗糙得多，织机（黎语叫fug）也以相同的原理做成，但没有做得那么精巧。”③
“黎族为自己生产着美丽的编织品。黎族妇女是极其擅长于纺织和刺绣的。但黎族的织机却是令人惊奇的那末原始。”④
在1982年出版的《广东少数民族》一书第11页也写道：
“黎族妇女用简单的工具，纺织出日常穿用的头巾、筒裙、被单、花带等织品。”这里说的是“简单的工具”，而没有使用“纺纱机”、“织布机”等词，大概也认为它们简单到还够不上“机”的水平吧！
至于黎族人民从汉人那里买现成的色布再拆成纱线来织布，并非始自今日，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器一节就说：
“黎幕出海南黎峒，人得中国锦彩，拆取色丝，间木棉挑织而成，每以四幅联成一幕。”这里用“挑织”一词，可见当时制作的方法大概也像我所见的那样用竹棍挑起部分经纱而织制的。
清·陆次云《峒谿纤志》曰：
“黎人取中国彩帛，拆取色丝，和吉贝（笔者按——即棉花）织之，成锦。”
清·乾隆《广州府志》亦云：
“黎锦，出琼州，以吴绫越锦，拆取色丝，间以鹅毛丝线，织成人物花鸟诗字，浓丽灿烂可为衾褥幛幕，以有金丝间错者为上。”
从上面摘引的材料和我个人考察见到的情况来看，黎族人民的纺织机具是相当简单、原始的。在黄道婆生活的宋末元初，黎族人民的纺织机具决不会比今天更高明，染色技术也不见得很出色。否则就无需乎“以吴绫越锦，拆取色丝”了。由此可以证明黄道婆不是跟黎族人民学习纺织技术的。但为什么众多的志书都言之凿凿，乐此不疲呢？我认为黄道婆在崖州学习纺织技术是确有其事，但她的师傅不是黎族人民而是“临高人”（这里说的“临高人”是泛指操与临高话相同语言的另一支越人后裔。请参看拙著《临高人——百粤子孙的一支》，载《民族研究》1981年第4期）。由于过去人们都认为海南岛居民“非汉即黎”，故把另一支越人的子孙——“临高人”也当作黎族，但又觉得他们与五指山区的黎族不同而往往称之为“熟黎”。以讹传讹，黄道婆从黎人学习纺织技术的记载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
“临高人”果真是黄道婆习艺的师傅？回答是肯定的。这一支越人从大陆迁到海南岛的时间比黎族要晚，而且到达的时间有先有后。早的约在战国时期，因为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设立儋耳、珠崖郡时，当地的人民已经很多，否则必无郡县之设，而且“民皆服布，如被单，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禾稻苧麻，女子桑蚕织绩，无马与虎，民有五畜，山多麈猄，兵则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为镞”。①这说明他们的生产已达相当高的水平。过去，学者们大都认为这段文字说的是黎族人民当时的情况。但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当时珠崖郡治在今琼山县遵瞫乡东瞫村，儋耳郡治在今儋县三都乡南滩村（旧名南滩铺），这一带地方向为“临高人”的住地。“贯头服”并不是黎族人民的“专利品”，《后汉书》卷一百一十六记叙骆越人的服饰时说：“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可见古代两广的骆越人，当然也包括“临高人”的先民都穿过贯头服。而后面说的：“女子桑蚕织绩”则只能是对“临高人”先民的叙述，因为直到解放后，我们到海南岛调查时，还没有发现黎族人民有种桑养蚕的。如果黎人自古就种桑养蚕，又何必“取中国彩帛，拆取色丝”呢？而“临高人”一向都把种桑养蚕当作一个重要的生产手段。临高的丝绸曾闻名遐迩。《临高县志》卷三记载：
“妇女业蚕桑，司纺织。……田畴错壤，桑麻蓊蔚，皆可耕可织。一夫力耕，岁可得米百斛，一妇纺织，年终得缣三匹。所谓临高丝者，其货可居也。”
“临高人”纺织技术也是比较先进的。“临高人”的先民从大陆迁来时就带来了西瓯骆越较先进的织染技术，临高话织布机叫dek8，卷纱筒叫lut7，线叫mei1，蓝靛草叫tsam2，跟壮语都是同源词。早在汉武帝的时候，“临高人”先民织出的广幅布就很受汉皇的赏识，珠崖太守孙幸横征暴敛广幅布来贡献给汉王朝，结果还激起民变。①可见当时“临高人”先民的织造技术是相当高明的。要织出广幅布，就得有结构精良的纺织机具。又经过一千多年，到宋末元初时，“临高人”的纺织机具及技术之发展当然又更高一筹了。所以黄道婆在崖州学艺的师傅只能是“临高人”，而不可能是纺织机具比较原始落后的黎族人民。
人们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临高人”主要分布在临高、琼山及澄迈、儋县和海口市的部分地区。崖县（即崖州）主要的居民是黎族和汉族，没有多少“临高人”，那么黄道婆又怎能向“临高人”学艺呢？这个问题涉及古今民族分布的不同格局与民族成分的演变。唐宋以前，海南岛的人民以骆越（后来称为俚、僚）居多。汉人是唐、宋以后才大量迁往的。在骆越（俚、僚）中，黎族是最早迁往的，据估计已有五六千年的历史了。而“临高人”的先民除了秦以前大批迁到海南岛外，还有一些也可能是后来陆续迁往的。例如梁、隋之际，出生在广东西南部高凉郡的冯冼氏，据史学家考证为当地的俚人，当时她雄据粤西、桂南和海南岛大部分地区。隋高祖为了表彰她除暴安良，卫护国家统一之功而封她为谯国夫人、赐给她临振县汤沐邑一千五百户，并任其子冯仆为崖州总管。①所以当时从广东西南部和广西南部迁往的俚人不少，后来大都跟早先迁去的“临高人”先民融合在一起了，他们分布的地区远比现在“临高人”的住地宽广。当时珠崖郡统属的瞫都县、玳瑁县（均今琼山县）、苟中县（今澄迈县）、紫贝县（今文昌县）和临振县（今崖县）以及儋耳郡属的儋耳县（今儋县）的主要居民都是“临高人”的先民。直到明朝时崖县的汉人还不算多，《明府志》卷二十，海黎志，村峒条说：
“崖州黎分三种，日生黎，曰熟黎，曰生熟各半黎。生黎者，即乾脚岐之类也，……环居五指山下，与人民隔绝，不为人害。熟黎者归化既久之黎也，饮食衣服，与人民同，惟束发于顶，其俗未改，日往来城市中，有无相易，言语相通，间有读书识字者，其户口编入图甲，有司得而治之，故亦不为人害。生熟各半者谓可生可熟之黎也，治则为熟黎，乱则为生黎。……崖州黎人如此者十居其七，且与民杂处，黎峒中有民人，民村中亦有黎人，不能分其畛域。约计三种黎人其众多于民人一倍。”
熟黎是不是黎族呢？《明府志》和清·乾隆·肖应植的《琼州府志》都说：
“熟黎本南思藤梧高化州人，多王、符二姓，其先世因从征至此，利其山水田地，创为村峒，以先入者为峒首，同入共力者为头目，父死子继，夫亡妇主，亦多闽广亡命杂居其中。有纳粮当差之峒，有纳粮不当差之峒。”
可见熟黎并不是真正的黎族，除少部分为从征至此的两广人和亡命的闽广人外，可能大多数都是另一支越人的子孙——即“临高人”。明朝时崖州的汉人只占三分之一。在所谓的“黎人”中，生熟各半黎又占十分之七，那么真正的黎人，即所谓“生黎”的，不过十分之一、二。可想而知，在隋朝时，汉族就更少了。隋高祖赐给冼夫人的一千五百户必为“临高人”的先民无疑。否则，既不入版籍，又不供赋役，“迁徙不常，村落聚散糜定”①的黎族又怎能作为“汤沐邑”赐人呢？画饼岂能充饥，冼夫人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既然崖县、文昌等地过去都是“临高人”先民的居地，那么，如今他们又安在呢？原来，在明朝中叶以后，海南岛的汉族大增，势力强盛，到处大兴修族谱之风，民族歧视压迫的现象也日益增多，于是上述地区“语言相通”，汉化程度较深的“熟黎”（即“临高人”）都纷纷改为汉族。这种情况在海南岛各地都很普遍。这就是现在崖县、文昌等地没有或很少“临高人”的缘故。甚至在临高、琼山、澄迈仍然保留自己语言的“临高人”也都报作汉族。
从上面的情况来看，宋末元初黄道婆在崖州所从学艺的只能是“临高人”，而不是到明朝时还刀耕火种，迁徙无常的崖州黎人。
——摘自《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
棉纺织革新家黄道婆
《纺织史话》编写组
夜幕笼罩着大地。电闪雷鸣，风雨交加。一个人影从一间柴屋里跌跌撞撞地跑了出来，在雷电闪光下，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她满腔怒火，紧握双拳，向那泥泞的小路奔去。她是谁，往何处去？
冲破牢笼走崖州
这个年青的姑娘就是后来的棉纺织革新家黄道婆。她是13世纪后半叶，松江乌泥泾镇（在今上海县龙华公社）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为生活所逼，十二、三岁就做了童养媳。她白天割草砍柴，夜里舂米纺纱，起早摸黑，忍饥挨饿，还要遭到公婆的恶骂和毒打。姑娘抚摸着身上的条条伤痕，满怀着对吃人礼教的旧恨新仇，决心逃出这封建的牢笼。但是，茫茫人间，何处可安身？当时昏庸腐朽的南宋统治已经摇摇欲坠，一小撮统治者依然过着醉生梦死、苟且偷安的日子，穷苦百姓身受封建压迫和剥削，加上连年灾害，已无法生活下去。偌大一个世界，几乎没有她的栖身之地。她日躲夜奔，历经了千辛万苦，逃到一座道观，谎说自己是从外地逃荒来的，终于被道观主收留下来。因她姓黄，人家就叫她黄道姑。过了一段时间，打听得道观离婆家并不太远，她意识到自己还没有脱离险境。这时正好观主的师姐从海南岛的崖州云游来此，黄道姑就乘机恳求这位师父带她出去。这样，黄道姑跟着出海，经闽广，漂泊到了崖州。
美丽的海南岛，南海的一颗明珠，我们的兄弟民族世世代代在那里繁衍生息。海岛天气炎热，土壤肥沃，并略带碱性，尤以崖州一带，最宜棉花生长，是我国棉花原产地之一。每当棉桃成熟季节，花絮怒放，到处白茫茫一片。崖州的兄弟民族妇女采摘新棉，用细长铁轴辗出棉籽，接着“以手握茸就纺”。棉纱纺成后，又染色织布。据当时记载，崖州棉布，“洁白细密”，名闻全国，更有“杂花”间以五彩的“黎幕”、“黎单”、“黎锦”、“花被”等，品种繁多，富有民族风格和生活气息，受到内地人民的欢迎，招来了远近商贾，转销内地。这说明，海南岛的兄弟民族，很早就掌握了一套利用棉花纺纱织布的技术，并有了简单的工具，如棉花去籽用的辗轴，纺纱用的纺车和提花机等。
年轻的黄道姑来到崖州以后，以道观为家，劳动生活在兄弟民族姐妹之中，并很快和她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由于她勤学好问，很快就从兄弟民族姐妹那里学到了“捍棉”（即去籽）、纺纱和织布的技术。
时间如流水，一晃30多年过了，黄道姑此时年已年过半百，人们已开始叫她黄道婆了。她想念故乡乌泥泾和生活在苦难中的乡亲们，在她出逃的时候，家乡已种上了棉花，现在如果回去，把学得的棉纺织技术带给乡亲们该多好啊！就这样，在公元1295年左右，黄道婆终于告别了兄弟民族姐妹，回到了故乡乌泥泾。
鸟泥泾畔闹革新
道婆扬帆重返乌泥泾时，元朝已统一了中国。这之前，1289年元世祖时已设立“江南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十万匹”，植棉业已大为普及；但当时长江流域一带的纺织技术仍然很落后。
从一堆堆雪白的棉花，到一匹匹颜色鲜艳的棉布，这中间要经过好多道工序。单是棉花加工就有三道，先是去除棉籽，接着是弹松，再用竹杆卷成棉条（当时叫棉筒），才可拿来纺纱。当时松江地区的棉纺织技术还很落后，比不上闽广，《辍耕录》上曾说那时松江一带“初无踏车，椎弓”之具，棉花全“用手剖去籽”，弹棉用放在桌上的小竹弓，功效低。而官方每年要征收那么多棉布，落后的棉花加工技术，低下的生产力，赶不上社会的需要，就连供应纺纱也来不及，这就形成了尖锐的矛盾。“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5）。就在这个时候，黄道婆千里迢迢回到乌泥泾。她看到家乡的纺织技术处于落后状态，决心努力革新棉纺织工具。黄道婆首先使用崖州的辗轴来去除棉籽，但这样还是赶不上生产的需要，必须进一步革新。经过黄道婆和广大劳动人民不断实践和改革，最后出现了如王祯《农书》所记载的，名叫搅车的轧棉工具。它是利用回转方向相反的两轴之间喂入棉花之后互相挤压、摩擦的原理，二人摇轴，一人喂棉，摇动柄则“籽落于内，绵出于外”，生产效率高，比用辗轴“功利数倍”。搅车去棉籽的办法一经推广，轧棉供应不上纺纱的问题迅速解决。这种木棉搅车操作时需要三人同时进行，后人在黄道婆革新搅车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形制如同现今云南省博物馆保存的一人操作的轧棉车。后来有的地方又发展成了一人操作的脚踏轧车。据宋应星《天工开物》介绍，这种轧车，每天可轧带籽棉花十斤，出净棉三，四斤，这在当时已相当可观了。
解决了轧棉工具以后，在黄道婆和广大弹棉和纺织能手的努力下，出现了一种四尺多长的“绳弦大弓”，代替原来一尺多长的小竹弓。并用弹椎来敲击绳弦。由于敲击时振幅大，强劲有力，每日可弹棉6～8斤，弹出的棉花既松散又洁净。到元末明初，经过不断改进，最后出现了木制的弹弓，和用檀木制的椎子，线弦改用蜡线，弹棉的功效又进一步提高。这种弹弓，于15世纪传入日本，当地叫做“唐弓”。
捍弹工具的革新，使手工棉纺织出现了一个新面貌，为当时松江、上海一带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关于纺车，当时乌泥泾一带原是单锭手摇纺车。织布已有脚踏布机。用单锭纺车，须要三到四个人纺纱，才能供应一架织布机需要。当时有一种纺麻和丝的三锭脚踏纺车，这种纺车能不能用来纺棉呢？进行试纺时，一开始纺车大竹轮还没有转一圈，棉纱就断了，好不容易接上，纱又断了。这是什么道理呢？原来麻纺车主要是加拈麻缕用，牵伸作用不大。大竹轮直径比较大。当大竹轮转一圈，被它带动的锭子要转八、九十圈，二者的速比很高。用来纺棉纱时，牵伸来不及，棉纱拈度却已很高，容易崩断。症结找到了，木工师傅和黄道婆把自己从生产实践中得到的体会加以总结，着手改制纺车，把竹轮的直径改小，脚踏木辊的支点和竹轮的偏心距也都作了合理的调整。既省力，功效又有提高，因此很快在松江一带得到推广，甚至六百年后的今天，在一些农民的家中还可以见到它。
黄道婆除了在棉花加工和纺纱技术上敢为，大胆革新以外表现在织造方面，同样有杰出的建树。她把从兄弟民族那里学来的织造技术，加上自己的实践，融会贯通，总结成一套比较先进的“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织造技术，并广传于人。由于乌泥泾和松江一带人民迅速掌握了先进的织造技术，一时“乌泥泾被”不胫而走，广传于大江南北。当时的上海、太仓等县都加以仿效棉纺织品五光十色，呈现空前盛况。
“衣被天下”忆道婆
黄道婆过世以后，松江府曾经成为全国最大的棉纺织中心。有一时期松江及其附近一带人民，大都靠植棉、纺纱和织布过活。各地富商巨贾，带着大批白银，争相购买松江布，并运销十余省。15世纪后期，这些产品一度流入宫庭，被皇室看中。精致的松江布，有龙凤、斗牛、麒麟等花纹，染上大红、真紫、赭黄，一匹所耗有达白银百两之多。18世纪后期，松江布与江南一种紫花布以“南京布”的名称从广州出口，在1819年曾经达到330万匹以上。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土布供给我们祖先以衣料”，真可谓“衣被天下”。
松江布“衣被天下”，这是广大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其中也凝聚着黄道婆的心血，闪烁着黄道婆和广大劳动人民智慧与力量的光芒。
时代在前进，纺织技术也在不断发展。“新陈代谢”这是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松江布曾经风行一时，但终究走完了它的历程，被近代的机器纺织所取代。然而勇于向旧礼教进行反抗的黄道婆的形象，她那敢于革新和热心传授技术的精神，以及她在棉纺织技术上所作的历史贡献却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中。在黄道婆的故乡乌泥泾，至今还传颂着“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二只筒子二匹布”的民谣，可见黄道婆精神感人之深。
（摘自1978年上海市纺织科学
研究院编写的《纺织史话》）
改革纺织技术的黄道婆
徐宏兵
黄道婆年轻时叫黄道姑，是松江乌泥泾（今上海县华泾镇）人，她生于南宋末年（约在13世纪中叶），主要活动在元朝初年（约在13世纪末）。
黄道婆早年在崖州向黎族妇女学习先进的纺织技术，后来又努力实践改制棉纺织工具。她先后改制的工具有清除棉籽用的轧车，弹花用的木制弹弓和纺纱用的脚踏式三纺车。另外她在织造方面也同样有杰出的贡献，她总结了一套比较先进的错纱、配色等织造技术。使松江出产的棉布驶名中外，被人们称为“衣被天下”。
一
夜，已经很深了。松江乌泥泾一片寂静。一间紧锁的柴房里躺着一个不满20岁的女子。她脸色惟悴，身上布满伤痕。她，就是黄道姑。
十年前，黄道姑的父母迫于穷困，把她送给人家当了童养媳。童养媳的日子可真不好过呀！公、婆、丈夫都把她当成个花钱买来的丫头使唤。黄道姑一年忙到头，一天做到晚，鸡叫头遍就要起床做饭，夜深人静还要纺纱织布稍不称公、婆和丈夫的心，还要遭受毒打和痛骂。这天傍晚，刁刻的婆婆从她剥好的籽棉中捏出了两颗棉籽，就无休无止地痛骂起来，黄道姑实在忍不住顶了几句，结果又招来了一顿毒打。天黑以后，她被关进了这间又冷又湿的柴房。
夜，静悄悄的，远处传来阵阵狗吠声。黄道姑躺在柴房里，思前想后，没有一丝睡意。这种屈辱的生活，黄道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她决心逃出这个“家”。
这间柴房的墙是土坯垒的，顶是茅草盖的。屋顶的茅草被风吹没了不少，明亮的月光透过破缝洒落下来，给黄道姑带来了生活的希望。黄道姑忍着疼痛站起来，爬上木柴堆。她一只手使劲攀住屋梁，另一只手把屋顶上的茅草一把又一把地扯下来，很快就在屋顶上挖了一个大洞。黄道姑用力向上一纵，整个身子就从洞中跃上了屋顶。
黄道姑顺着屋旁的一棵桑树轻轻地滑落到地上，蹑手蹑脚地走出大门。这时，她象一只冲出牢笼的飞鸟，感到无比自由。夜色茫茫，黄道姑分不清东西南北，沿着乡间小道走着，直到东方出现了鱼肚白，她才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黄浦江边。
天还没有大亮，但在微弱的晨曦下，黄道姑看见江边停着一艘很大的海船。四周没有一个人影，只有潮水拍击江岸的声音。黄道姑怀着对故乡的依恋之情，沿着船舷，躲进了堆满货物的船舱。
过了一会儿，海船就启航了。当天，黄道姑就被前来查货的水手发现了。这时，她才知道，原来这是一艘到广东贩卖棉布的商船。
船上的水手都很同情黄道姑的不幸遭遇，大家向船主求情，把她留了下来。
水手粗声粗气地说：我们从海南岛买了棉布，就要返回松江，你可怎么办呢？”
“我有两只手，我可以用劳动来养活自己！”黄道姑倔强地回答。
“可你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呀！”
“哪儿离乌泥泾远我就上哪儿！”
水手们禁不住笑了起来，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说“要说远哪，再没有比海南岛更远的了。你就干脆在那里落户吧！”
那个老水手眼睛一亮，马上对黄道姑说：“你不是会纺纱织布吗？”“是！”黄道姑回答道，“我十岁就上布机了。”
老水手高兴地说：“那好，我们这条船正好去海南岛崖州，那儿的黎族妇女都会纺纱织布，织出来的‘崖州被’呀，‘黎单’、‘黎饰’、‘鞍搭’呀，都是皇宫里用的上品，举世闻名呢！你到崖州去落户，不怕没饭吃。”
黄道姑第一次听到这么多纺织品的名称，感到十分新奇，她连忙问道：“什么叫‘崖州被’呀？还有那些‘黎’什么的，比咱们乌泥泾的布还好吗？”
水手们又笑了。那个年轻的水手说：“你们乌泥泾出的布呀，粗得和麻袋差不多，怎能跟人家崖州地方的相比！”他接着说：“你等等，我去船主那里看看，他那儿好象有些样品，我去拿来给你见识见识。”
精美的纺织品。这“崖州被”，棉纱洁白，质地细软，花纹美丽，是一种门幅很宽的被单，在当时是专供地主官僚享用的，一般老百姓很少见到。“黎单”，是与“崖州被”相似的一种棉织品，它以门幅阔和色彩鲜明著称于世。而“黎饰”、“鞍搭”等，则是地主官僚家用来做门帘或窗帘的一种棉织品。
黄道姑看着这些棉织品，真是爱不释手。在乌泥泾的时候，黄道姑是村里有名的纺织能手，可是织出来的布与崖州的相比，却差远啦！她对崖州先进的纺织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决定听从水手们的劝告，到海南岛崖州去落户谋生，学习那儿的先进纺织技术。
二
黎族人民热情地收留了黄道姑。她在一个临海的小村庄里住了下来。人们帮她在靠山临水的山脚下搭了一个小寮棚（黎族人民居住的一种竹木结构的小屋），还帮她在山坡上开了一小块荒地。黄道姑从此有了一个自己的家。
黄道姑聪明好学，很快就掌握了当地的语言，适应了黎族人民的生活习惯。后来，连她穿的服装，也和黎族妇女一样了。
崖州的气候温和湿润，适宜棉花生长。黄道姑就在那块山坡上种了棉花。她又跟当地的老棉农学会了点种、施肥、间苗、整技等各种植棉技术。黄道姑起早摸黑、精耕细作，小小一块地一次就收获了几十斤雪白的籽棉。
最使黄道姑感兴趣的，是黎族妇女使用的一种搅车。搅车又叫轧车，是一种专门用来轧棉花的木轴组成的。每根轴上，带着一根木把。使用时，一个人抓住木把摇动转轴，另一个人将籽棉放到两轴之间，两轴相轧，棉籽就被挤落在后面，而皮棉则被带到了前面。用这种搅车轧棉，又快又省力。这比起江南一带用手来剥棉籽，不知要快多少倍！黄道姑每次看到搅车，都禁不住要回忆起自己当年乌泥泾剥棉籽，把十个手指剥肿的辛酸情景。黄道姑想，如果自己的家乡能用上这样的搅车，那里的妇女不就可以少受些苦了吗？
黄道姑虚心向黎族妇女学习，很快学会了使用搅车的技术。不久，她又发现黎族妇女弹棉花使用的弹弓也跟乌泥泾的不一样。乌泥泾的弓只有一尺四五寸长，而且是用一根细细的线作弓弦，所以弹力轻微，效率很低。而这里的弓，有四五尺长，用几股线编成的粗绳作弦弹起来强而有力，效率相当于小弓的三四倍。在黎族妇女的帮助下，黄道姑又学会了用大弹弓弹棉的技术。
黄道姑并不以此为满足，她还想进一步学会制作纺织工具。有一次，她请村里的木匠做了一架搅车，等木匠一走，她就把搅车拆了开来。黄道姑细细地琢磨着搅车的内部构造，再一样一样地把零件安装起来，这样，她基本上掌握了搅车的构造和制作原理。从此，黄道姑不仅可以使用搅车，而且也会修理搅车了。
黄道姑在崖州住了30多年。她30年如一日勤奋学习，掌握了黎族妇女先进的纺织技术。
三
公元1295年—1296年之间，黄道姑离开崖州，回到了阔别30多年的故乡乌泥泾。这时，黄道姑已经成了一个两鬓斑白的五十多发的妇女。因此，人们就称她为黄道婆了。
黄道婆回到故乡，住在亲戚家的一间小草屋里。她虽然久别故乡，但对乡亲们仍然充满深厚的感情。回乌泥泾后的第二天，黄道婆就去探望那些当年和自己在一起纺纱织布的伙伴们。
走了几家，黄道婆发现，这里的纺织技术仍然和30多年前一样落后，织出来的布仍然跟麻袋一样粗糙。但即使是这样粗糙的棉布，也由于产量太少而供不应求，许多老百姓还是只能穿那些苎麻织成的又厚又重又扎人的麻布。更使黄道婆不安的是，30多年来，乌泥泾的妇女们仍然在用红肿的手指剥着棉籽。许多老年妇女连指甲也没有了，指头下结了一层厚厚的老茧，那都是剥棉籽剥出来的呀！黄道婆还看到，乌泥泾的妇女们仍然用那小小的弹弓，在棉花堆上有气无力地拍打着，弹出来的棉花既不松软，又不干净，而弹花的妇女却要弯着腰，非常费劲。看到这一切，黄道婆又难过又焦急，她暗下决心：一定要让海南岛黎族妇女的先进纺织技术，在乌泥泾开花结果，让乌泥泾的布机，也织出精致美丽的“崖州被”来！
黄道婆首先把自己带回来的搅车介绍给大家。在她的帮助下，镇上的木匠马上仿制起来，试用一下，完全和海南岛黎族妇女使用的一样。不到一年，乌泥泾的妇女全都用上了搅车，从此，她们再也不用手来剥棉籽了。
黄道婆带回的大弹弓也同样被普遍使用。经过黄道婆的改装，弹弓的结构已比当初黎族妇女使用的更为精巧了。除了用四尺多长的竹片作弓身和用粗绳作弦外，黄道婆还发明了使用弹弓的两道新工序——用檀木做成一个椎子，一端大一端小，先用小端击弓弦数次，将棉絮弹松，起开棉的作用，再用木椎的大头向弓弦猛击一次，松散的棉花纤维由于分量轻被震出飞散较远，而棉絮中的杂质则因分量重而落在近处，这样可以起清除杂质的作用。这样小端击弦数次，大端击弦一次，反复几次，棉絮就变得又干净松软了。这种弹花技术，在乌泥泾很快也传播开了。
当时，不但在乌泥泾，就是在海南岛崖州，使用的纺车也是单锭脚踏式的，而且一般是手摇的。也就是说，一辆纺车只能纺一根纱。黄道婆在海南岛时，曾经跟当地的黎族姐妹一起研究过，能不能一辆纺车纺两根，甚至三根纱。当时有的说行，可以试试，有的却笑着说，人只有两只手，一只手摇动纺车的轮子，剩下另一只手来捻线，怎么能纺两根或三根纱呢？这个改革纺车的设想当时并没有实现。黄道婆回到乌泥泾后，当初的设想又一次涌上心头。她决心再尝试一下。
晚上，黄道婆经常坐在纺车前，默默地思考着，怎样才能使一辆车同时纺几根纱。她想，第一步得先将那只用来摇轮子的手腾出来。怎样才能腾出手来呢？黄道婆立刻想到了脚。对！用脚来代替手。她开始动手试制一种用脚踏来牵动纺轮的纺车，经过几次试制，最后终于成功了。接着，她又改装了纺车的锭子，她把三个锭子并排挂在车轮上方的圆柱上，然后用左手握住棉筒，右手指分拈三根细纱，脚下踏动纺轮，手脚配合，一辆纺车同时纺出三根纱来的设想，终于实现了！
黄道婆制成三锭脚踏纺车的消息一传开，附近各村来学习的人就更多了。年过五十的黄道婆，不厌其烦手把手地教着那些年轻的姑娘和妇女们。她不但向大家传授弹、纺的经验，还参照黎族妇女织“崖州被”的经验，改装布机，有的能织出宽幅带棋局图案的被单布，有的可以织出折技团凤等花样，产品的工艺水平大大提高。两年以后，乌泥泾一带的棉布不但质量大大提高，而且棉布花色品种增多，花纹色彩鲜艳，深受大家欢迎，甚至远销到北方各省。“乌泥泾被面”成了与“崖州被”齐名的上好棉织品。
黄道婆的先进技术和工具很快推广到各地。几年以后，江南一带的纺织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松江成了“衣被天下”的富庶之乡。
黄道婆的辛勤劳动和她的重大贡献，受到了江南人民的衷心的爱戴。她在世时，乌泥泾就流传着好几首赞颂她的民歌。如：“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两只筒子两匹布。”“黄婆婆，吃管吃，做管做，一天还织两匹布。”她死后，当地人民主动捐钱把她埋葬了。还为她建了祠庙，以纪念她的功绩。她的墓地就在现在上海县的曹行公社。
1957年4月，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重新修整了黄道婆的陵墓。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里，还陈列有松江乌泥泾布以及黄道婆的塑像。
（摘自《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发明》）
纺织家——黄道婆
樊树志
“前闻黄四娘，后称宋五嫂；
道婆异流辈，不肯崖州老。
崖州布被五色缫，组雾〓云粲花草：
片帆鲸海得风归，千柚乌泾夺天造。”
（王逢：《梧溪集》卷三）
这是元人王逢的黄道婆祠题诗中的一段。作者以崇敬的心情，表达了当时人民对黄道婆的深切怀念。
黄道婆，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棉纺织技术革新家。她是松江乌泥泾人，出身在一个贫苦的劳动人民家庭。她生活在宋末元初，即13世纪后半期。少年时曾沦落到海南岛的崖州（今崖县）。当时崖州有十分出名的棉纺织技术。当地黎族人民所织的布上有细字、花卉，十分工巧（方勺：《泊宅》卷中）。有名的“黎幕”、“黎饰”、“花被”、“曼布”等纺织品都已运销内地。黄道婆和黎族人民生活在一起，学会了黎族人民的制棉工具和闻名内地的崖州棉织品的操作方法。元成宗元贞年间（1295—1296年），她在热爱故乡的心情驱使下，渡海归来。她一回到乌泥泾，便立即把在崖州学来的技术传授出去，并且着手进行许多技术革新。
棉花，大约在公元一、二世纪（即东汉时代），云南已经有棉花织成的花布，称为“白叠布”。到了13世纪中叶，棉花由闽广地区传入长江流域。当时松江一带，土地贫瘠，“民食不给”。棉种的输入很受欢迎，当地农民乐于种植。接着棉纺织业也就逐渐在松江一带兴起了。但因为技术简陋，棉纺织业还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据陶宗仪记载，“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掸成剂，厥功甚艰。”（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四）当时迫切需要改进纺织技术，以适应棉纺织生产发展的需要。
就在这个时候，黄道婆带着黎族人民先进的纺织技术回来了。她教会了妇女们制造捍、弹、纺、织等工具。据王祯《农书》记载，捍，就是搅车，也称轧车，应用辗轴、曲柄的机械原理，使用时十分方便，而且“功利数倍”；弹，即弹松棉花的椎弓，原有的小型竹弓仅一尺四五寸，而且要用手弹指，黄道婆制造了四尺多长的大弓，利用弹椎来击弦弹棉，效率大大提高；纺，即纺车，黄道婆将旧有的一个纱锭的手摇纺车加以革新，速度快，产量多，效率高；织，是织布机，其中有一种是提花织机，能织各种纹样的花布。黄道婆还创造了一套从辗子、弹花、纺纱到织布的工艺规程；还向当地人民传授了复杂的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技术。因此，乌泥泾织成的被、褥、带、帨（手巾）等纺织品，都有折技、团凤、棋局、字样等花纹，鲜艳活泼，“粲然若写”（《辍耕录》卷二十四）。有名的“乌泥泾被”更是当时闻名全国的精品。
乌泥泾人民从黄道婆那里学习技术，从事纺织业的有一千余家（王逢：《梧溪集》卷三）。由于织成品销往各地，都大受欢迎，因此家家户户丰衣足食。黄道婆死后，松江的棉纺织业有了很大的进展，到明初，就已经成为全国的棉纺织中心了。正德间，即十六世纪初，当地农民在农暇期间织出的布匹，就有“日以万计”之多，其中以“线绫”和“三棱布”两种纺织品最受各地人民的喜爱。因此有“衣被天下”虽苏杭所不及”之称（宋如林《松江府志》）。这一切，与杰出的纺织家黄道婆对于棉纺织工具和技术的革新是分不开的。
后人为了纪念黄道婆，曾为她建立了许多祠庙。现在上海县的黄母庙宅地方还有“黄母祠”一座，内有黄道婆的塑像。当地农民中，至今还流传着歌颂黄道婆的歌谣：
黄婆婆，黄婆婆！
教我纱，教我布，
两只筒子两匹布，
（摘自1961年6月25日《人民日报》，历史人物）
我国古代杰出的纺织家黄道婆
延培
黄道婆是我国古代杰出的纺织家——棉纺织手工业的革新者，她对我国棉纺织事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是值得我们永恒纪念的。
遗憾的是只知道她大概是宋末元初的人，其详细的生卒年代已无从查考。但在上海县的民间，却至今还流传着她的动人事迹：黄道婆是上海县乌泥泾人（现在曹行乡），幼年时是童养媳，年青时仍旧受着公婆和丈夫的虐待。有一次，她在田野里劳动了一天，晚上回家觉得很疲倦，就和衣睡了。她公婆见后，不问情由就咒骂了她半天，黄道婆回了几句嘴，于是公婆就把她拖下床来，横蛮毒打，她的丈夫不但不加劝阻，反而帮着打她，并把她锁在一间柴房里。这时，她觉得不能在家里生活下去了，半夜里就狠命的在茅草屋面上拉了一个洞，逃了出去，奔到了一条停靠在黄埔江边的航行闽广的海船上，躲在舱底里。次日，这条海船起碇出海，她才从舱底里钻出来，向船主倾吐了她痛苦的遭遇，恳求带她到远方去生活。这样，她就到了崖州（海南岛），在那里跟着当地人——主要是黎族妇女们学习种棉和纺织的技术。到了1295年（元代元贞元年），她年纪老了，感到沦落天涯，终非久计。因此就在当年携带了新式纺织工具，搭海船返回故乡。
那时，闽广棉种虽已输到江南，但耕作和纺织的技术仍很落后，正如元末陶宗仪所著“辍耕录”记载的“乌泥泾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掸成剂，厥功甚艰。”所以生产力很低，据说乌泥泾一带虽有棉田八千亩，而一千多户人家，都过着贫苦的生活。黄道婆回来以后，就教当地人制造去籽的轧车、弹棉的椎弓以及纺纱车和织布机，她又将纺织工具加以改进，把先进的技术传授给妇女们。如原来用小型竹弓和手指弹棉花，她改用大弓椎击法来代替；过去纺车上只有一锭一线，黄道婆却把它改进为一手纺三纱。并且在织被褥帨带之类的布匹上，还能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织出了团凤、棋盘、折枝、花卉、文字等美丽图案，粲然若画。不到一、二年，上海、松江、青浦以及苏杭等地，尽传其法，江南地域的纺织手工业也随之逐渐发达起来，出产的土布，远销到北方。明徐光启著《农政全书》称；“我邑（指上海）供百万之赋，赖一机一杼，今北土吉贝（按即木棉）贱而布贵，南方反是”。上海有句老话叫做“松郡棉布，衣被天下”，可见当时上海等地棉纺织业的繁荣景象了（松郡就是现在江苏松江专区各县和上海市）。
黄道婆死后，当地人民感恩痛泣，他们集资替她公葬，又替她在镇上造了一所祠宇，提名叫“先棉”。封建时代，非达官贵人，是没有资格建立专祠的，惟有一个劳动妇女的祠庙，却遍设各地。在当时，每年四月黄道婆诞辰，各地人民均往其祠庙致祭，并演剧敬神，士女云集热闹异常。
黄道婆的坟墓，就在现在的上海县曹行乡，在扈闵南拓路之东，约当钱粮庙附近东湾村与平桥村之间。百余年来，该墓已荒废不成样子。去年三月，经上海市文化局和江苏省文化局派人查核证实后，由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拨款加以修建。现墓地占两亩余，植有龙柏、松树、冬青，几近湮没的一坯黄土，已成为庄严秀丽的墓园了。
黄道婆祠，现存的已不多，在龙华喜泰路附近有三间二进的黄母祠，重建于雍正八年，进门处悬有“黄母祠”横匾，上面写着她的出身事迹，屋子中间，塑有黄道婆神像，惜因年久失修，已破烂不堪。相传从前凡当地姑娘要学纺纱织布，先要到黄母祠去烧香，这样才能学得好。所以老年人至今还能传诵“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二只筒子，二匹布”的歌谣。上海旧城区内有创建于清道光年间的黄道婆禅院，该院一楼一底。比较完整，底层中间有黄道婆年轻神像。此外，已毁的祠有乌泥泾镇的黄母祠，现只留下清初高不赛的一首“乌泥泾夜寻黄母祠”诗，诗云“吉贝蛮方物，分栽此地多，织成资赤子，取法自黄婆，报本祠安在，称功石可磨，听莺桥畔月，犹照玉人梭”。已毁的祠还有逢莱路南首吾园街先棉祠；虹口黄婆庵：浦东临浦乡黄婆庙；太仓营建门木棉神祠等。可见，这位古代技术革新者、也可说是纺织工人的祖先黄道婆，是多么受人崇敬啊！
（摘自1958年3期《旅行家》）
黄道婆和丁娘
拱枢
从很早的年代起，沪郊各县就有一种习俗：家家姑娘们都会用木机自织几匹厚实的棉布，作为嫁时粧奁中装箱的可爱的东西。这种淳厚的风俗，可以想见棉布纺织在上海有它悠久的历史。但棉纺织在上海得到发展，则由元代黄道婆开始。
黄道婆是我国13世纪杰出的纺织手工业的技术革新者。据说她在幼年是一个童养媳，生活很苦，沦落琼州（即今海南岛），从当地学得纺织技术。后来她在元贞年间回到故乡乌泥泾（就是现在的曹行乡），不但改进了植棉方法，并且把捍、弹、纺、织的工具加以改革，同时把错纱、综线、配色、挈花等技术，教授给群众，织成花色鲜艳的被褥和其他纺织品，一时行销广远，织户激增。至明初，上海一带已成为一个棉纺织业的中心了。她的墓在上海县曹行乡华泾，两年前已经重修，现在四周添种的花木又都披上新绿。
黄道婆的遗迹，除了墓以外，还有1730年（清壅正八年）人民为了纪念她而在上海县港口镇建立起来的黄母祠。但据说在明万历年间，早有张之象在张家浜为她立的祠，现在已无迹可寻。清道光间，在南市吾园旁，也建有一座先棉祠，如今留下的也仅有一条狭隘的棉祠弄了。另外，在那附近的梅溪弄，有一黄姑庵，却有许多人误认为黄道婆的祠，实际所祀乃是织女。
有功于纺织手工业的劳动者，除黄道婆外，在清初还有一位丁娘。丁娘居住松江东门外，她善于弹花、织布，织成的布匹细密软净，新颍可爱，因此就称做“丁娘布”，也叫“飞花布”。后来这种纺织技术传到浦东三林塘，出产丰盛。时人有诗咏黄道婆和丁娘云：
“吉贝黄道婆力补，剪灯今见纸笼纱；
天公巧试丁娘手，新样开成顷刻花。”
这位富于创造的纺织能手丁娘的史料，可惜流传很少，相传她的墓在松江西郊，但已无法辩认了。
（载1959年4月12日《文汇报》）
黄道婆的故事
胡志新 搜集整理
距离现在约摸七百年前，上海春申江（即黄浦江）附近，乌泥泾（现华泾）村子里，有一个童养媳，姓黄，因为从小死去爹娘，呒没名字，村上人都叫她黄小姑。
讲起黄小姑做童养媳，生活可实在苦呵！春天，小姑一时勿能落早起，婆阿妈就扯耳揪头发。夏天，小姑想去树荫下透口气，婆阿妈一棒头把她赶下水田里。秋天，小姑想把单衣翻成夹衣，婆阿妈却把一捆稻草塞到她手里，恶狠狠地说：“先搓绳，慢翻衣，等到落雪来得及。”冬天，下雪了，小姑见婆阿妈穿起了新棉衣，也想把自己夹衣翻棉衣，婆阿妈却拿出几罗筐棉花对她说：“落雪还是烊雪冷，先剥棉花再翻衣。”过了几天，雪烊了，小姑想，㖠末总可翻棉衣了。谁知婆阿妈脸一板，眼一弹：“害？！烊雪勿是出太阳，再翻棉衣无用场。”黄小姑只好挨冻受饿剥棉籽，十只手指冻得红肿发紫，冻疮烂得像胡蜂窝。一年做到头，说人勿像人，说鬼像三分，
可是，事情还不这样简单，这时正遇上朝廷招雇官妓，地保见小姑已经长大成人，便同她婆母商定身价，不日就要拐骗小姑送官，这消息被隔壁三婶婶晓得了，偷偷地指点小姑，还是早想出路为好。一天，小姑趁着婆阿妈外出未归，就逃离虎口，来到了江边。只见江潮翻滚，白浪滔天，北风呼啸，天色就要黑下来了。可是，眼前没有摆渡船，害怕后面有人追来，那能办？！这时，幸亏开来一艘过路客船，帮她摆渡到了江对岸。
天黑下来了。小姑心想，㖠未到，啥地方去过夜呢？忽然，听得附近传来“叮——笃”“叮——笃”的声音。她就顺着声音寻过去，见有一所道院，山门还半掩着。小姑趁势挨了进去，走到佛殿大门口，见里面有一位老师太在敲罄诵经。她不敢惊动老师太，轻脚轻手地走到佛像前供桌边坐了下来。老师太念完经，回到佛像前跪拜祀祷时，突然看见困着一个人，吓了一跳，想啥人胆敢在黄昏黑夜进修道院！再仔细一看，像是个小姑娘，老师太这才定心，轻轻地把她叫醒，老师太是个好人，非常同情小姑的遭遇，就把她收留下来。从此，这修道院里多了一位道女，大家叫她黄道姑。
冬去春来一年很快过去了。黄道姑的心不能平静下来。她想，离婆家虽有一江之隔，但天长日久，万一给婆家晓得了，非但自己又要吃苦，还要连累人家，那能办？！
瓶口好封，人口难封。黄小姑落庵做尼姑的事，终于她婆阿妈晓得了。婆阿妈几次上门寻找，多亏老师太帮忙，把黄道姑关在禅房内，拒绝了婆阿妈的搜寻。
一天，道院里来了一位40来岁的妇女。黄道姑又匆匆躲进了禅房。可是不到半指香的功夫，老师太叫人把黄道姑从禅房领到住院，要道姑拜见新来的这位师父，还要道姑叫她师姨。黄道姑这时才知道，这位师姨是从海南岛崖州出发，千里云游，到此探亲的。黄道姑听师姨谈论海南风光，听出了神。她想，原来我伲国家还有这么好的地方？特别听到崖州盛产棉花、棉布，又看见师姨穿的一身衣服，的确同本地棉花不同。她想到自己在婆家用手剥棉花，剥得指甲脱离的痛苦情景，很想亲自去看一看崖州百姓是怎样种棉织布的。她想：要是我能去崖州，既可避开婆阿妈的追查，又能学到种棉织布的本领，那该有多好啊！她把这个想法向师太、师姨提了出来，得到了她俩的同意。于是，拣了个好日期，黄道姑是跟师姨，不远千里追求她美好的理想去了。
黄道姑来到崖州一看，确是另一番天地，富饶美丽的海南岛，一望无际的南海风光。高大碧绿的椰林深处，居住着我们勤劳勇敢的兄弟民族人民，他们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岛上天气炎热，土壤肥沃，特别在崖州一带，广种棉花。黄道姑就以师姨的道观为家，很快就和兄弟民族姐妹，特别同黎家姐妹结下了深厚的友情。黄道姑和她们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和她们一起种棉、摘棉、轧棉纺纱、染色，织布。黎家姐妹织出五彩缤纷的“黎锦”花被，她更是爱不释手。黄道婆认真学习，刻苦钻研，后来还同黎家姐妹们共同研究改进纺织技术……
黄道婆在崖州定居下来，一住就住了30多年。她也从一个孤苦伶仃的小姑娘，变成为鬓发斑白、年过半百的老婆婆了。
一年春天，她和姐妹们一起在地里种棉花，突然，一个小姐妹叫了声：“黄道婆，你看呀，天上那些鸟儿飞得多整齐呀！”黄道婆抬头一看，原来一群鸿雁结伴北归，顿时勾起了她思乡之情。她一面随口回答了一声这是“雁鹅北归”一面想起了自己的遭遇．可恨南宋朝廷，腐败无能，兵荒马乱，逼女为娼，弄得我远离乡井，幸亏黎家姐妹帮助，学了点手，艺………唉，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现在我该回去看看家乡的变化，把我学得的这点织棉本领向乡邻亲友传授，也算我一点借花献佛的心意吧！她主意打定，就告别了兄弟民族姐妹，回故乡上海乌泥泾来了。
黄道婆千里迢迢，餐风饮露，半路上得知元朝统一了中国，元世祖设立了“江南木棉提举司”征收棉布，家乡松江一带已广种棉花的事，心里非常高兴。黄道婆回到乌泥泾，还认得几条老路，幸喜隔壁三婶婶还在。不过人们已叫她“三阿婆”，她的老男人也叫三公公了。三阿婆见黄道婆回来，免不了要畅叙旧情，从小姑出逃讲起，讲到官府限令一年要向朝廷交纳十万匹棉布和逼租催税的悲惨情景，三阿婆说：“小姑阿！你想想，老百姓起早落夜连用手剥棉去籽都来不及怎么能织得出那么多布啊！……”黄道婆听到这里，不觉叹了一口气，问道：“怎么，日子还是那样难过？”三阿婆说：“有舍办法呢？官府只知道要布收税，勿管百姓死活。”黄道婆听了三阿婆讲的一番苦情，就同她这样长、那样短地商量如何改革轧棉纺纱的事情来了。黄道婆要改革纺织技术的消息，很快便传到四邻八舍，乡亲们也都来向她求教。
三阿婆的老男人是个老木匠，听得黄道婆有一手纺织本领，心里很高兴，主动来帮助。黄道婆见有老木匠来协助自己，就决定先从改进轧棉籽这道工序着手。她根据崖州用两根细长铁棍转动，轧去棉籽的方法，同老木匠一起商量，画出了图样。老木匠看了十分佩服：一个没读书、不识字的孤女，在外头走了几十年，居然会设计画图！他对黄道婆讲：“黄道婆你真是木匠师傅的墨斗线——班母。”黄道婆摇摇手说：“咳，我不过是班门弄斧，只是急乡亲们所急罢了。”老木匠按照图纸加工制造，黄道婆又忙着去串邻走乡了。
三天以后，黄道婆又来到了老木匠家，见木制手摇轧棉车已经做好，两人手摇，一人下籽棉，功效既高，剥得又干净，又省力。（后来，根据农民家庭的需要，改进为一人手摇车）黄道婆很高兴，向老木匠拱手作揖，表示感谢；急得老木匠连喊．不敢，不敢。”这时，门外匆匆走来一个壮年男子，手里拿着一张四尺多长的木制弹弓，看见黄道婆，就连声呼唤：“黄婆婆，你教我制造的弹棉绳弦大弓做好了，一天能弹十多斤棉花。你看！……”
原来，黄道婆一面叫老木匠改制轧棉车，一面又勒拉动脑筋。她想如果轧棉车改制成功，那么再用原来一尺来长的小竹弓来弹棉花，仍旧是老牛拖车，步子缓慢。所以她趁老木匠制造轧棉车时，又去找弹棉的师傅，商量改革弹棉工具了。
老木匠接过四尺多长的木制绳弦大弓，看了又看，壮年人站在轧棉车前，也用手摸了又摸，两个人对对方新制作的家什都很感兴趣。这时，三阿婆也走过来看。老木匠看着壮年，壮年望着老木匠，心里想：伲做了半辈子的木匠，弹了一二十年的棉花，为什么没有想到把这落后家什改一改呢？倒勿及一个童养媳出身的老婆婆，心里感到惭愧。两人对黄道婆都更加敬重，连忙躬身致意，异口同声地说：“黄道婆，你的本事真高啊！”两人抬头一看，面前站着的勿是黄道婆，而是三阿婆。咦！黄道婆又到啥地方去了呢？
黄道婆没有走远，就在隔壁纺纱妇女家里。黄道婆想，现在轧棉车、弹棉弓已改制成功了，接下来的是纺纱这道工序了，要是再这样一只手拉一根纱，那末行船逢到顶头风，要快勿出。所以她又大胆设想，同纺纱妇女一同商量，把原来的一只锭子的手摇纺纱车，改制成为三只锭子的脚踏纺纱车。经过多次实验，又从三锭加到五锭。后来，黄道婆又把崖州人民的纺织技术加以改进，织出“错纱”、“配色”、“提花”等五光十色的棉布，和“乌泥泾被”这样一些富有乡土风格的特产，很快传遍了松江府一带。
“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两只筒子两匹布。”这个民谣，也跟着流传开来了。
我国人民深切怀念这位在纺织史上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在黄婆的故乡上海县华泾村，至今还建有“元故纺织革新家黄道婆墓”，作为永久纪念。
口述：顾世明，龙华乡东湾村人，72岁。
黄道婆在崖州的传说
符策超
七百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寒冷的冬夜，崖州（今崖县）的内草村忽然来了一位陌生的姑娘。她衣着褴褛，站在一位黎族老大妈的屋檐下躲避风雨，冷得浑身发抖。守门的黄狗汪汪吼叫，吓得她神慌心惶，正想拔腿逃走，黎族老大妈开门出来，看见是位贫苦农民打扮的姑娘，就一手把她拉进屋里，给她换上黎族自己编织的统裙，请她喝几口山兰酒驱寒，问其家境身世。姑娘被黎族大妈热情亲切的接待所感动，毫无保留地诉说了自己的苦难遭遇。
原来姑娘名叫黄道婆，出身于松江乌泾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她八岁当童养媳，受尽虐待和欺凌，有一天，她到地里干了一整天活，回到家已是上灯时分，由于没有及时做饭，竟遭公婆和丈夫的毒打，被锁在柴房里。她决心冲出婆家的禁锢，当天深夜挖洞破墙出逃，悄悄躲进黄浦江边一艘海船舱底里。等船开出吴淞口外，她才从舱底里出来，向船工们诉说自己的悲惨身世，请求船工们把她带到远方谋生。经过数月的海上飘泊，海船终于来到海南岛南端的崖州。
黎族老大妈听了她的哭泣诉说，流下了同情的眼泪，认她为女儿，不仅在生活上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还给她传授纺纱织布的技术。黄道婆看见黎族妇女的棉纺织技术和工具都比她家乡的先进得多。在她家乡，要用手剥棉子，工效很低，弹花只用小竹弓，弹出的棉絮不够松，而黎族妇女使用的纺织工具踏车既轻巧，织出的布又精细美观。心灵手巧的黄道婆立志虚心向黎族妇女学习，很快就掌握了黎族的纺织技术和工艺，织出了色彩鲜艳、有奇花异草、飞禽走兽等花纹图案的统裙、被面，令人尝心悦目，啧啧称赞。
室内载花墙外香，黄道婆的美名传四方。有一天，突然一位自称富翁的外地商人串进家里，要用高价跟她购买纺织品，说是要作为贡品献给皇朝。黄道婆见来者不善，婉言谢绝说：“咱织布不够自己穿着，那里有来出卖？”商人威胁说：“宁愿自己没有穿的，献给皇朝的贡品却不可少，否则怕担罪不起。”黄道婆毫不客气地答道：“你有钱人只知跟皇朝就自己织布去。”那商人老羞成怒，冷笑着说：“这也是这里头人的旨意，你如不答应，别想有站脚之地。”黄道婆也毫不示弱，下了逐客令：“这里是我的家，也没有你的站脚之地，快给我滚！”那商人无可奈何，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过了几天，头人果然来了命令：“不准黄道婆在内草村安家落户。”乡亲们舍不得黄道婆离开，都劝说道：“你到我家里躲避，不要出头露面。”黄道婆感动得热泪横流。对乡亲们说：鸡蛋碰不过石头，我不愿连累大家，我还是自己另找避身之所。”一个漆黑的夜里，认她为女儿的黎族老大妈给她准备了干粮和行李，带她悄悄上路，到远离内草村二百多里的保定村（今乐东县），安置在亲戚家里。
好珍珠在哪里都闪光，好种子在哪里都生长。很快，黄道婆又跟保定村的姐妹们打成一片，经常在一块琢磨纺纱织布工艺，取长补短，精益求精，纺织技术又提高了一步。人怕出名猪怕壮。一天，多建峒的头人又忽然登门道：“黄道婆，你要在三天之内，给我织出当代最美的崖州被，我要作为贡品献给皇帝。”哎呀，真是天下乌鸦一样黑，有钱人总是爱巴结皇帝。这回她没有当面拒绝，说道：“好吧，请明天来取。”当天晚上，她忙了一整夜，织出了一幅崖州被，染上了植物染料，表面看鲜艳极了。第二天，多建峒的头人依约而来，看见了美丽的崖州被便得意忘形的离开了。回到家里，大摆酒席，宴请各村头人，夸耀自己的贡品献给皇帝，定得重尝，说不定自此可以飞黄腾达，被召入朝当政。那天，大伙开怀大饮，个个酒醉如泥。第二天醒来，穿上入朝礼服，命差人击鼓鸣号，准备起程上京献贡品。当差人从橱中取出贡品——崖州被时，他大吃一惊，目瞪口呆，美丽的崖州被却变成了一幅粗黑布。他气得牙齿咬得格格响，命令差人马上把黄道婆抓来处死。差人来到保定村时，黄道婆早已出逃，只好扫兴而归。原来，黄道婆有意捉弄他，把容易变色的植物染料染上崖州被，当天看来十分鲜艳美丽，隔天却全变成了黑色。黄道婆知道头人一定会来抓她处罪，便在黎胞姐妹的伴同下逃进了五指山腹地里去了。不知在那里住了多长时间，她才重返自己的家乡，把黎族的先进纺织技术传授给乡亲，并在原基础上加予改进，织出的产品驰名中外。
——摘自1982年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文化局和群众艺术馆合编花城出版社出版的《黎族民间故事集》
黄道婆在保定村的传说
王开贤
小时候常听老人讲黄道婆故事，现整理出来供研究黄道婆参考。
黄道婆是崖州南山村人，黎族，1245年生，1295年随夫去上海松江乌泥泾镇。黄道婆出身贫苦，父亲叫黄南壮，母亲陈氏。黄南壮生了二男二女，黄道婆排列第四。小名叫黄四妹。宋朝淳祐八年冬，有一天知吉阳军毛奎、吉阳军学录陈继先等人，带领大帮兵马窜入南山村，强迫黎族人民缴交赋税，迫钱迫粮。由于当时黎族人刀耕火种，生产落后，加上自然灾害繁多，连自己也养活不起，哪有钱粮交赋税？知军毛奎就令官兵牵牛拉羊，把全村的牛羊一抢而光，这激起了黎族人民的愤怒。黄四妹的的父亲黄南壮和四个黎族男人出面向毛奎下跪求情，要求退回耕牛，给百姓耕田。毛奎不依，官民之间发生争执，毛奎就叫官兵把黄南壮等五人捆绑起来。拉到宁远河边杀害。当时，黄四妹仅有四岁。父亲被害后，全家生活全靠母亲一人操劳，哥哥姐姐还尚年小，生活贫寒。黄四妹从小养成热爱劳动，勤俭节约的好品德，经常跟着母亲学习纺纱织布，织吉贝、织花被、幔布、黎单、黎锦，还学习绣花、缝补衣服。四妹很聪明，智力过人，十五六岁时就学会黎族的纺纱织布和绣花、裁剪衣服的全套技术，是当时崖州南山一带第一流的织布能手。在旧社会男耕女织的年代里，黎族妇女人人都能纺纱织布裁剪衣物，供自家的成员使用。黄四妹织的最好最快。她织的花被有花草、鸟兽、树木、仙女等图案花纹，光彩夺目，栩栩如生，灿烂如画。甚得当时人们的喜爱；开荒种地搞生产黄四妹也样样能干。村里的婶嫂叫她黄巧姑。因她生得美丽，所以有歌传唱：
黄四妹长得帅，
丹凤眼配清秀眉。
半圆脸蛋笑相随，
肤如豆芽刚出蕊。
身苗腰细骏马腿，
跑路轻如燕子飞。
害得后生流口水，
村里村外都来追。
上百后生她不随，
四妹心里装是谁？
母亲早已定婚配，
情人就是董阿魁。
家住上村槟榔园，
同饮宁远一江水。
阿魁年方二十岁，
身体壮实人可爱。
打猎捕鱼样样会，
开荒种粮种吉贝。
品行端庄心诚实，
村里老少都敬佩。
黄四妹与董阿魁，
恰是生来好一对。
景定三年，黄四妹十八岁时，有一天她同姐姐把自己织的花被挑到街上出售。由于她的被子很有特色，许多人都抢着要买，还有许多同她约定以后织好被子就卖给他。当时正在街上巡查的官兵，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两个姑娘不知何因，便挤上去看个究竟。当他们看见黄四妹的被子时，个个伸出拇子称绝。又看到黄四妹长得一副均称的身材，有些人死死围着看个够，久久不愿离去。官兵回到州城后几天几夜议论说黄四妹的被子如何如何好看，卖被子的姑娘怎样怎样的漂亮。黄四妹是崖州人。被子产于崖州，后来商人就把黄四妹织的被子取名为崖州被。从此崖州被就出名了，而最会织崖州被的黄四妹也同她的被子一样扬了名。有歌传扬：
黄四妹象天仙，
织出被子不平凡。
春天盖它志气增，
夏天盖它身凉爽。
秋天盖它免着凉，
冬天盖它暖洋洋。
小孩盖它快成长，
老人盖它身健康。
学生盖它振前程，
农夫盖它谷满仓。
商人盖它财源广，
官兵盖它防身伤。
黄四妹与崖州被，
世世代代人颂扬。
人怕出名猪怕壮。黄四妹出名后，她的灾难也随之而来了。城镇村里的许多人，尤其是年青人都想找机会去见见黄四妹，饱饱眼福。地方上的许多官吏乡绅都想取她为妾。当时崖州有一个朱崖军（后改吉阳军）学录名叫陈继先，他是崖州人，是“家累万金犀，（角）象（牙）玳瑁仓库数百”的崖州首富之家陈武振的曾孙。陈继先这个名字，顾名思义就是要继承他祖先的衣钵。他当上了珠崖军学录以后横行霸道，霸占村女成性。有一天，他派兵去把黄四妹抓进了城，强迫四妹嫁给他，四妹不从；陈继光派人去街上买新衣服给四妹换，四妹不换；给四妹饭吃四妹不吃。陈继光为了达到他的目的，打发住在隔壁房间的士兵搬出别处去，便把黄四妹关在卫兵的房间里。有一个夜晚。陈继先窜入黄四妹的房间企图奸污她，四妹拚命反抗，两人进行搏斗。黄四妹对准陈继光的眼眶打下两个巴掌。乘着黑夜逃回内草村外婆家躲藏起来。陈继光恼羞成怒派兵追捕了整年整月。有歌传唱：
四妹太美遭大祸，
官人看见流口沫。
抓进州城坐班窝，
白天黑夜受拆磨。
四妹拚死来反抗。
逃回内草村躲藏。
官府派兵去追捉，
继先不死不放过。
由于官府横征暴敛，给黎族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激起了黎族人民强烈反抗，宋代咸淳元年（公元1285—1274年）汉人陈公发、陈明甫领导武装起义时，崖州的黎族人民纷纷起来响应，积极参加起义队伍。他们占领了崖州临川镇。黄四妹的两个哥哥和她的丈夫董阿魁也参加了起义队伍。咸淳皇帝采取以武力征剿的政策“斩尽杀绝，以绝后患”。于咸淳六年（1270年），指派钦州太守马成旺带兵征剿。马成旺与其子马抚机从大陆调来数十万大兵和几百艘战船对起义队伍实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和镇压。琼州安抚使赵与珞、海北海南道宣慰云从龙、知吉阳军王赞、刘富、佥判邢梦璜、周丕承、吉阳军学录陈继先带领了冉安国、黄之杰，、谢明、谢富等诸将和大批兵马、战船打前锋，经过几年（1270—1274年）的数百次战斗，终于把起义队伍镇压下去了。咸淳十年（1274年）四月，陈公发在上江峒被捕，五月陈明甫父子和六个孙子在黄流峒被俘。六月马抚机把陈公发、陈明甫以及被俘的亲属去桂府给诏广右帅杀害。黄四妹的丈夫董阿魁在南山铺战死，四妹的两个哥哥在临川镇战死，姐姐在战乱中逃散失踪，母亲在逃避官兵中过宁远河时被河水淹死，马成旺对起义军的被俘人员，采用了钩脊悬竿，穴手钉足，烙肤脍肉，脞胸破肚，割颈挖眼，实行大屠杀。对广大黎族人民则抓去做苦工。咸淳十年七月，黄四妹再次被马抚机，云从龙、吉阳知军刘富抓去了。四妹被抓去后，饭不想吃，水不想喝，整天哭哭啼啼，想念她的亲人，她放声大骂马抚机，云从龙、刘富的残暴罪恶。云从龙一气之下就令其打手把黄四妹打得死去活来，遍体鳞伤，后便把黄四妹押到黄屋庙关了起来。（据传，黄屋庙是在唐代开元年间修建起来的寺庙，叫做“开元寺”。到了宋代修建时，全用黄色瓦片盖顶，故叫黄屋庙）。黄四妹被关进黄屋庙以后，在黄屋庙里有一个会做铁工和木工的男道人名叫宗阿当很可怜她。经常采草药给她治伤，还送水送饭给她吃。黄四妹很感激他。黄四妹伤好以后也在黄屋庙里当道姑，人们都叫她黄道姑。黄道姑和宗阿当在黄屋庙里经常接触，双方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亲如兄妹一样，黄道姑看见宗阿当没有被子就织被子送给他，黄道姑要缝补衣物没有针线，宗阿当就上街去替她买。宗阿当是江苏松江乌泥泾镇人，他的家乡因靠近松江水，世世代代以船业营生。宗阿当有五兄弟，他是老五，他们的船艘经常从上海来广州、湛江、海南、崖州搞海运生意。咸淳八年秋九月（公元1272年）当他们的船艘运货至崖州保平港的海面上时，就被马抚机，云从龙定为支持陈公发、陈明甫作乱的罪名，令其官兵将船毁坏击沉，把船上的人（里面有阿当的父亲、哥哥和叔父）全部杀死。幸存宗阿当年轻力壮跳海潜游上岸躲进山村去。后来进黄屋庙剃头当道人，他见到黄四妹也有自己一样的遭遇，很是同情。
元朝至元十六年十一月（公元1279年），琼州宣慰马成旺下令叫海南四州县投降元朝。琼州安抚使赵与珞不听，拒绝投降并率领谢明、谢富、冉安国、黄之杰等人在白沙口与元兵极力死战。元兵将领阿里海崖下令把顽抗者全部杀掉。从此，海南四州县统归元朝。宋朝灾亡后，黄道姑和宗阿当也得了自由。黄道姑和宗阿当离开了黄屋庙，同去黎峒寻找她的亲人。他们先去南山村，南山村已变成一片荒原了。他们又去内草村找外婆。内草村的人早已逃散了。她又到别村去了解外婆家人的去向。有一位老人告诉黄道姑说外婆家已逃去保定村了。于是他们又日夜兼程行了三百多里路去到保定村，在保定村找到她的外婆家，但外婆在不久前已经去世了，家里只存一个舅舅和舅母。她在保定村舅舅家里住下一些日子。这样黄道姑的故事就在保定村传开了。黄道姑从保定村返回崖州以后就决定嫁给她多年患难之交、救命恩人宗阿当做妻子。宗阿当在崖州城的街上办了铁木小工坊。黄道姑也到黎村去购置纺纱织布工具，开展织布生产。他们的工坊办得很兴旺。宗阿当的铁工木工都很在行，天天打制铁木小农具出卖换钱换物，还经常帮助黄道姑修理、仿造改革纺纱织布工具，使黄道姑的织布技术精益求精。她织的黎布、黎幔、黎单、黎锦、崖州被很畅销。她的崖州被就曾销到湛江、合浦、桂林。当时左邻右舍都称赞她有四会；一会生小孩；二会织布绣花；三会待人接物；四会勤俭发家。黄道姑同宗阿当结合了十六年就生育了四个男孩。由于黄道姑的同龄人都有了孙子，那些孙子都把黄道姑叫做阿婆，从此后人们都叫她黄道婆。黄道婆是她的法名而不是真名。
树高万丈，落叶归根。宗阿当老早想回老家去，但没有钱也没有船，他积累了十六年的钱财买了一艘双帆木船（当时木材很多，船价不象现在的贵），带上了妻子黄道婆和孩子，带上了黄道婆的全部织布工具和家产，乘着自己新买的木帆船，于1295年春返回上海松江乌泥泾镇。经过了千难万苦绕过层层暗礁，越过重重浪尖，避过千百股海盗，终于在1298年秋才回到松江乌泥泾镇老家。黄道婆到上海后，经常在家纺纱织布，当地的群众看见她很会织布，花色品种又特别好看，纷纷向黄道婆请教，于是黄道婆就把黎族的织布技术毫不保留地向当地群众传授，促使松江乌泥泾镇的纺织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人们都很尊重和爱戴黄道婆，她死后她的孩子和乡亲们，给她建了黄母祠做纪念。
黄道婆在水南村的传说
陈斯林 整理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在崖州（现三亚市）的水南村住有一户汉族黄姓人家，膝下有一女儿名叫黄道婆。她有一个黎族“同年”名叫王亚妹，家住在水南河那边的大丹村。
有一天，黄道婆的父母带着黄道婆看望“同年”来了。“同年”的爹拿出埋了三年的山兰酒款待他们，席上，亚妹闹着要她爹留黄道婆和她作伴几天。她爹答应了，日头西斜时，黄道婆的父母亲就回家了。
第二天早晨，一个不幸的消息传到亚妹家：黄道婆的父母亲过河回家被水淹死冲走了。父母亲死后，亚妹爹就将她当亲生儿女一样收养着，逢年过节，就带黄道婆烧香点烛。有一年“清明节”，黄道婆与王亚妹回到家里，见有香烟袅袅，香炉里插满了烧余的香脚。她俩感到蹊跷，想看个究竟。不久，就见一个与她俩年龄相仿的小伙子从外面进来了。经询问才得知小伙子名叫张亚当，是从大陆那边漂海过来的，他见此宅无人就在这里住下来，并每天烧香点烛。黄道婆听后，感动地对亚当说；“亚当哥，感谢你了，以后你就在这宅里长住下吧”！说完，她偷看了亚当一眼，拉起亚妹就往回走。
回到亚妹家，黄道婆就忙着织起布来，她被“同年”家收养后，亚妹娘不仅在生活上给她好的照顾，还给她传授纺纱织布的技术，心灵手巧的黄道婆很快就掌握了黎族纺织技术和工艺，织出了彩色鲜艳，图案大方，有奇花异草、飞禽走兽等花纹的筒裙和锦被来。
不久，黄道婆的美名传开了。有一天，大丹村“头人”的家丁忽然登门道：“黄道婆，头人命你在三天之内给他织出最美丽的崖州七彩锦被来，他要作为贡品送给皇帝”。黄道婆见来者口气很大，就婉转地说：“织布都不够自己穿，那里有来做贡品，头人要贡品就自己去织，我不会织”。“头人”家丁见状就跳了起来道：“好吧，你不答应，就等着瞧吧！”说后就气愤的回报头人去了。几天后，头人果然下令：不准黄道婆在大丹村落户。一个漆黑的夜里，亚妹娘就带着黄道婆到南山村附近的一个旧庙里躲藏下来。后来，亚妹娘要给她找个婆家，黄道婆流着眼泪对她说：“同年娘，你的心情我是知道的，但我得等亚当哥回来。”原来黄道婆自从那次和亚当相遇后就产生了爱慕之情，不久，他俩就成了一对不可分开的恋人。几个月后，张亚当突然得讯他父母亲病重，就回大陆去了。临走前，亚当和黄道婆还在海边双双立誓：火烧雷打，永不分离。
黄道婆等啊！等啊！二年过去了还见不到亚当的形影。原来亚当回到大陆后，他父母亲不久就相继去世了。因无钱买棺材安葬双亲，亚当只好与一船家卖身打工二年来葬双亲。
二年后，亚当回来了。他找到了黄道婆，不久就带着黄道婆回大陆去了。黄道婆回大陆后，就把崖州的纺织技术传授给乡亲，并在原来的崖州纺织基础上，加予改进，纺出的产品闻名天下。
讲述：邢亚春，汉族，女，75岁，冲坡镇冲坡村人。
记录：陈斯林，福报文化站干部。
（摘自《乐东少数民族古籍》第一辑）
联邦德国库恩博士来信谈黄道婆
从纺织能手到种艺英雄
（本报讯）自去年9月本县召开黄道婆学术研讨会的消息发布后，有关黄道婆的研究已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联邦德国汉学家库恩博士也寄来一篇论文，题为《关于13世纪的黄道婆的传说——从纺织能手到种艺英雄》。
库恩是联邦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研所研究员，对中国纺织史有专门研究，曾翻译中国古代的纺织机专著《梓人遗著》（薛景石著）为德文。英国李约瑟博士编撰《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中《纺织分册》即由库恩写著。其他著作有《中国宋代文化史》（1988年联邦德国出版）、论文有《商代的丝织物工场》（刊纪念李约瑟八十寿辰论文集《中国科技史探索》，1982年上海出版）。库恩的文章，已经译成中文，并经胡道静先生校订。今摘要介绍如下。
库恩博士在文章的开头写道：“当胡道静教授约我撰写一篇为纪念黄道婆的文章时，我了解到，在黄道婆纪念馆里已陈列着我的中国同行们讲述黄道婆身世、籍贯、姓名及其在棉纺织业方面的创新、功绩等等所有可资用的史料和文献。”他认真地查阅了上海县寄去的有关黄道婆的研究论文资料，并参阅了其他书刊论文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黄道婆是怎样被人们视为女恩人的？又如何被当作种艺英雄的？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初步的、尝试性的回答。是谁最初把纺织技术革新归功于黄道婆的。”
库恩认为，有关黄道婆的最早记载是陶宗仪的《辍录耕》和王逢的《梧溪集》，特别是《辍耕录》里有关黄道婆改进、革新棉纺加工工具的记载。至今尚未发现别的更早的史料能否认这些革新归功于黄道婆。但是，库恩在分折了王祯的《农书》里对轧花机改进和弹弓的描写提出，这两种工具定已在王祯生活的时代普遍地使用了。由此他推测，黄道婆或许不是作了改革的纺织专家。至于称黄道婆是纺织专家的中国传说是怎样形成的？库恩认为，要确切地讲出这一传说怎么会变为真的存在，则是不可能的，但可以推想出其形成的缘由：
一是松江府地区的实际起因。当黄道婆从据说是使她学到了所有先进的植棉及棉纺织技术的海南岛，回到了想象中的祖籍松江府地区，那里的农民们很穷，谷类庄稼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别的副业收入也不妙。黄道婆知道怎样栽培棉花，怎样用弓弹棉花，怎样纺纱和织布。因此，她使乡里人信服了棉花的优点，并把所有的棉纺织加工技术教给他们。随着这里的生活状况改善了，黄道婆的名声很快传遍四方。这一由黄道婆教的“新技术”，为松江府地区开创了更美好的生活前景，使原来贫穷的地区成为富庶的植棉区。不久，这里以其富裕生活获得声望。黄道婆的技术经验对广大农村具有普遍的教育意义，并有其实用效益。
当地的人们钦佩她。在她去世后，乡人敬慕她。人们开始讲这一经济成功的事实应归功于黄道婆的足智多谋的“发明创造能力”。于是逐渐就有了松江府地区人民的女恩人黄道婆的传说。为了表达感激之情，1337年，乡人为她建立了一所纪念性的“先棉黄道婆祠”1362年又重建一次。从那时起，便有了许多有关她的纪念活动。这种纪念活动得到了政府官员们的认可。于是，一位纺织能手成了一位女恩人，而有关女恩人的传说又以种艺女杰而完成。
二是类似中国“第一位养蚕家”螺祖传说的后期起因。在中国，有西陵氏（即螺祖，相传为黄帝元妃）发明丝绸及成功地把蚕丝用于实践的传说，一位传说中黄帝的“正宫娘娘”成了“先蚕”，实际上这是对一位妇女起到这种作用的称赞。
人们为了维护祠堂并使其增光，敬慕女恩人和养殖英雄们是毫无疑义的。西陵氏的传说与黄道婆的传说不同之处，不仅是两位人物的居住区域不同，而且是各个传说为什么会变成现实的原因也各异。西陵氏其人很可能从未存在过，但她作为“先蚕”的象征，成为偶象。黄道婆乃是一位普通妇女，此后她的故事属于传记型的传说，由于她被尊为“先棉”，故也加入了种艺英雄之列。
尽管两者的传说有重要的不同，但也有相同之处，即形成中国人的信仰方式：人们向她提供牛、羊等牺牲供品，以祈求有好的收成。这显然是把此举作为把握和提高自己生活水平的经济基础。由此可见，农业技术被作为农业的一部分而受到重视就不难理解了。从这两个传说中英雄的故事，我们可以了解到，西陵氏和黄道婆为何被作为纺织生产领域中崇高的神圣来礼拜，并深深地扎根于中国所有重要的经济区。
（摘自上海县文化馆编1990年第4期《春申潮》）
沟通黎、汉两族文化的伟大使者
王国全
黄道婆是我国元代杰出的棉纺织革新家。关于她的籍贯、身世，由于历史文献的记载少又简略，以致有不同的说法。在海南岛特别是黎族聚居区，有关黄道婆的民间口头传说，流传较广的有三种；一种说道婆出籍崖州，是黎族民间织锦艺妪。随着“黎锦”的销路水道，北上松江府，后在乌泥泾一带传授棉纺技术。另一种说道婆是从江南来的，是一位到崖州府任职官员之家眷，后因夫亡故，落籍崖州，靠织黎锦谋生，年老时带艺归故乡。还有一种说法，朝廷为生产岁贡黎锦，招募天下艺手，道婆以艺高入选，派在松江府传艺。以上各种传说，都是民间口传，未见于文献，只供研究者参考。
不管怎样说法，对黄道婆的业绩、历史贡献是看法一致的。她是沟通黎、汉两族文化的伟大使者，为中华民族作出了杰出贡献。所以，今天我们都在纪念她。黄道婆的主要业绩，就是把海南黎族的棉纺织染在当时较先进的技术，结合汉族的情况加以总结提高，传授给松江府上海县乌泥泾人民，又由上海人民向大江南北乃至全国传播，从而推动了棉纺织业的发展。由此几百年来上海地区一直是我国棉纺织业的中心，展示出黎族棉纺织工艺的伟大创造力，在江南开花结果。
黄道婆与上海人民对棉纺织业的贡献，是中华民族历史上黎汉两族科学技术文化交流的典范，也是黎汉民族团结友谊的灿烂篇章。愿今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团结合作，使黄道婆培植的民族团结友谊之树常青。
附：上海纪念研究黄道婆动态：
○黄道婆墓地又添绿化
○黄道婆塑像下筹建花园
○上海县加强黄道婆研究交流
○上海舞蹈界关注黄道婆题材
为改善黄道婆墓地的环境，最近，上海县文物管理都门已在墓地照壁后种植了一批高大的树木，使墓地更显肃穆庄重。
莘庄镇东首沪闵路口的黄道婆塑象，经过进一步扩建，已基本形成风景点。上海县有关部门已着手在那里建设一个9000平方米的小花园，因地处横沥河边，现取名为“横沥花园”。此项工程计划在年内完成。
自去年9月，上海县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召开了黄道婆学术研讨会后，县文化部门已整理出数十万字的研究资料，除与联邦德国、海南省有关学者交流了研究信息外，最近，县文化馆组织人员先后走访了海上白云观、南市布业公所旧址（现称黄道婆接待室）松江博物馆等处，搜集有关史料，交流研究成果。
黄道婆的生平及影响已引起上海舞蹈界的关注，据悉，已有舞剧编导选此题材着手创作。以前，曾有艺术家选此题材编写了京剧、越剧等剧本有的已发表，有的也搬上了舞台但均不理想，影响不大。自著名艺术家夏衍在去年年末重新提出应创作电影《黄道婆》的问题后，此题材正引起艺术家们的再次关注。
（摘自上海县《春申潮》报第2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