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黄道婆为什么晚年北上松江？这是关心黄道婆命运的人们，尤其是研究黄道婆的史学工作者需要弄清的问题。然而，自古以来无人对此做过全面的考察，致使这一问题成为今天的一个谜。于是就有了种种传说，加以推测和解释。海南民族博物馆馆长，黎族研究员王国全同志，在1990年第四期《春申潮》上发表了《沟通黎汉两族文化的伟大使者》一文，列举了黄道婆晚年北上松江的三种传说，颇具代表性：
  一说黄道婆出籍崖州，是黎族民间织锦艺妪。随着黎锦的销路水道，北上松江府，后在乌泥泾一带传授棉纺织技术。
  另一种说法，黄道婆从江南来，是一位到崖州任职官员之家眷，后因夫亡之故，落籍崖州，靠织黎锦谋生，年老时带艺归故乡。
  还有一种说法，朝廷招募天下高手织造贡品黎锦，黄道婆以艺高过人入选，晚年被派往松江府传艺。
  上述三种传说，均不见诸于文献，到底以哪一种说法为准？我想先别忙于做结论。
  笔者以为，要弄清黄道婆为什么晚年北上松江，首先必须要弄清四个问题：一是黄道婆的籍贯和族属。也就是要明确她到底是松江人还是崖州人？是汉人还是黎人？籍贯不同，族属不同，她北上松江的原因当然也不同。二是黄道婆的身世和身份。也就是她到底是“流落”之人，还是随夫到任所的“家眷”？她为何来到崖州？她在崖州又是干什么的？只要把她的身世和身份搞清了，那她的来龙去脉也就不难弄清了。三是黄道婆北上松江的历史背景。四是当时她的心理状态。
  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弄清了，那么黄道婆晚年北上松江的原因也就一清二楚了。
  关于黄道婆的籍贯和族属。王国全同志列举的第一种传说，是把黄道婆说成是崖州黎族民间织锦艺妪。这完全出自《崖州织女黄道婆》。这是1982年由今人苏盛伟，陈儒辉两同志执笔，最后由周振东同志润色定稿，而由崖县（三亚市）文化馆翻印的一部新编崖州民歌。其情节是完全靠作者的民歌创作才能虚构而成的。在此之前，崖州民间并没有此类传说。
  然而，关于黄道婆的籍贯和族属问题，历史文献是有明确记载的。元王逢《梧溪集》卷三《黄道婆祠有序》记：“黄道婆，松江乌泥泾人，少沦落崖州，元贞间，始附海舶以归。……”此外，《松江府志》、《上海县志》、《龙华乡志》等地方志书都有黄道婆是松江乌泥泾人，即今上海县龙华乡东湾村人的记载。目前，上海县东湾村有黄道婆的墓地（国家保护文物），上海县境内有黄道婆祠遗址十多处，并且有一个以黄道婆名称命名的村庄——黄婆庙村，地址在上海县植物园附近。笔者于1988年10月上旬，曾到上海县龙华乡东湾村和黄婆庙村拜谒了黄道婆陵地和祠屋，实地考察了有关黄道婆出生地的文物古迹。事实胜于雄辩，黄道婆出籍在松江乌泥泾，这是勿庸置疑的历史事实。
  至于周振东等同志在编写了崖州新民歌——《崖州织女黄道婆》之后，又在《广东少数民族研究论丛》（1987年第2期上发表了《黄道婆籍贯考辨》一文（见本书第204页），提出了“黄道婆，原籍崖州，是位黎族妇女”的观点均不见诸历史记载。周振东同志认为元人陶宗仪所记“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曰黄道婆“自崖州来”“出籍只能在崖州”。其实这是用今人的语言习惯对古汉语的理解，完全走了样。“来”，本义是“麦”的名词，后引伸为行来之来，凡来之属，皆称为来。“来”的特指对妇女来说，从夫家回娘家省亲叫“来”，因丈夫去世或自己被抛弃而返回娘家也用“来”，尤其是在宋元时代，无论男女老幼从外地回家都称为“来”家。所以元人陶宗仪《辍耕录》所记”黄道婆，自崖州来”，一个“来”字恰好记述了黄道婆晚年无依无靠返回娠家的历史事实，用词是十分讲究而确切的。而周振东同志的民歌和论文把黄道婆说成是崖州黎族艺妪，在此之前《琼州府志》、《海南岛志》、《正德琼台志》，尤其是历代篡集颇详的《崖州志》，也没有黄道婆是崖州黎族艺妪的历史记载。可见，黄道婆是松江乌泥泾汉人，而不是崖州黎族妇女。
  退一步说，假如黄道婆是位黎族织棉艺妪，那么她有可能“随着黎锦的销路水道，北上松江府，后在乌泥泾一带传授棉纺织技术”吗？我以为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一是从黎锦生产情况看，由于工具简单原始，生产效率极低，专织一条黎裙需要三四个月，因而充其量只能自给自足，不能形成商品生产。即使史书有过“桂林人悉买为卧具”的记载，但为数当不多，且都是桂商到崖州做买卖时顺便同黎族交换的，断然没有黎族商人拿到桂林出售。二是当时黎族社会尚处于原始社会形态之中，而上海封建经济较发达。再说当时黎汉民族歧视和对立情绪较重，并不是象今天这样讲究民族间互相尊重，团结和睦。要是年过半百，语言不通，习俗不同，纹脸纹身，耳坠到肩的黎族妇女去到上海，定会受到围观和嘲笑。所以，七百多年前，即使黄道婆是位黎族艺妪断然不会从落后的黎地区到发达的都市上海去卖艺的可能。
  关于黄道婆的身世和身份。王国全同志列举的第二种传说，说黄道婆是从江南来的，是一位到崖州府任职官员之家眷，后因夫亡故，落籍崖州，靠织黎锦谋生，年老时带艺归故乡。这一传说，把黄道婆说是随夫上任而到崖州的，是一位仕官家眷。也没有历史记载。只见过王开贤同志在《黄道婆在抱定村的传说》一文中提及。但他本人也拿不出文献的依据，况且文中是把黄道婆说成是崖州黎族妇女的。这也是无法叫人信服的。事实上，关于黄道婆的身世和身份，历史文献是有明确记载的。元人王逢在为修建黄道婆祠的张守中写下的《黄道婆祠有序》的碑记就明确记载：“黄道婆，松之乌泥泾人，少沦落崖州，元贞间，始附海舶以归。……
  前闻黄四娘，后称宋五嫂；
  道婆异流辈，不肯崖州老”。
  只要对这一碑记的认真考究，黄道婆的身世和身份，就会明白了。碑记所载黄道婆是“少沦落崖州”的。“少”，就少年时期。古人把15岁为女子及笄年龄，15岁前为少年时期，也就是说黄道婆是在15岁前的少年时期“沦落崖州”的。“沦落”，据辞书所记，即流落。古时是指因自然灾害或战乱而流亡在外。“流辈”，则是因自然灾害或战乱一起流亡在外的同一辈或同一流人。据笔者从《中国通史》等史书获悉黄道婆约在1260年前沦落崖州之时，正处于南宋末年蒙古大军压境，偏安江南的南宋小朝廷，大恣侈奢挥霍，实行苛政，大肆搜括民膏民脂，兼并土地，劳动人民大量丧失土忚，加之天早水灾物价十倍上涨，人民无法生活，便被逼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于是，先后有一部分中原内地人民流落来到海南岛崖州等地。宋代被贬儋县的大诗人苏东坡在《伏波庙记》中叙述的“自汉代以来，珠、崖、儋、万（州）或置或否…中原避乱之人，多家于此，今衣冠礼乐斑斑然矣。”这就说明了早在黄道婆之前，已有中原内地人们因战乱等原因而流落到崖州等地。又如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卷二中记：“崖州钦民有五种：一曰土人……二日北人，言语平易而杂南音，本西北流民，自五代之乱古籍于钦者也”。这里所说的“流民”即是同黄道婆一样因战乱等原因而流落到崖州的流人，即流辈。
  从上述资料中可以看出，黄道婆“少沦落崖州”是指少年时期因战乱等原因而流落来到崖州的，所以她就不可能同王国全同志列举的第二种传说那样，是一位到崖州任职官员之家眷，而是一位“流落”到崖州的一位少女，即“流人”。又从碑记“前闻黄四娘，后称宋五嫂、道婆异流辈，不肯崖州老”来看，黄道婆的身份既是“流人”，又是出家从道之人即道人。这里碑记明确记载黄道婆的名称有过如下变迁：（前闻）黄四娘—（后称）宋五嫂——（最后）黄道婆。笔者认为，“黄四娘”就是黄道婆的乳名。因为这一名字是黄道婆同时代的元人王逢所记，又是写在黄道婆祠碑志上的。“宋五嫂”当是来到崖州后因嫁崖城宋五爹而随夫叫起的名字，后因宋五爹过早病逝，而出家到崖城西的广度寺中修道。“黄道婆”是在道观内晚年时的称呼。可见黄道婆的身份始为流人后是道人。所以，把她说成是到崖州任职官员的家眷，晚年返回松江是有悖于历史文献的。
  关于黄道婆晚年北上松江的时代背景。王国全列举的第三种传说，即元朝招募天下艺手织造贡品黎锦，道婆以艺高入选，派往松江府传艺这一传说，涉及到黄道婆北上松江的历史背景问题。
  据查《中国通史》等史书，均没有元朝政府招募天下艺手织造贡品黎锦的历史记载。同时，上海和崖州的地方志书也没有记载。可见此说没有历史依据。其实，元王朝若要黎锦作贡品，用不着到天下去招募高手织造，只要一道诏书到崖州，崖州府就会派人到民间择优征集，依时送上朝廷。用不着朝廷发诏天下（因为黎锦只限于黎族会织造），更用不着招募黄道婆到松江织造黎锦，做为松江府的贡品，再由松江府朝贡。要是真的朝廷招募天下艺手织造黎锦，何不直接招进宫中，而却派往松江呢？要是黄道婆真的被派往松江织造贡品黎锦，那么松江府的元代贡品中为何没有“黎锦”这一项呢？不说松江府，即使是崖州元代的“土贡”条中，也没有“黎锦”仅有“坡踉子”和“干良姜”两项。①可见所谓元时朝廷招募天下艺手织造贡品黎锦，黄道婆以艺高被招派往松江的传说，这在元代有关背景材料上是没有历史事实为依据的，因而也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黄道婆北上松江之时的历史背景怎样？换言之，是什么样的典型背景促使她北上松江呢？笔者有幸在崖州故土主持一县文史工作；三年来，披阅史书，勘查文物，发现了有关黄道婆北上松江之前较为珍贵的背景史料和文物。
  黄道婆是在元贞间（1295年——1297年）北上松江乌泥泾的。与黄道婆同时代的崖州人邢梦璜对黄道婆北上之时的崖州历史背景，在《至元癸巳平黎碑记》中作了叙述，他指出海南四周为州县所在地，中部为黎族居地，因“黎岐……侵轶我疆场，虔刘我编氓”。所以在至元辛卯，即1291年夏安抚使陈仲达上书朝廷，请求派兵征讨。于是元帝拨给蒙古骑兵二百，汉军二千，顺化新附军五千，于十月渡海，又搜罗民兵一万四千，一起征讨。当时出师不利，安抚使陈仲达病死，皇帝命湖广行中书平章政事阔里吉思为统帅，陈仲达之子谦享为副统帅继续进行征讨。第三年七月阔里吉思被招回朝，由朱斌继任元帅职务。元军从琼西南昌化江域，沿江逆上进入东方盆地的古镇州，再由昌化江流东方河逆流而上，进入崖州今乐东黎族自治县与东方黎族自治县交界的下马河，然后沿昌化江深入五指山腹地。1294年元军抵达古镇州（今东方黎族自治县境内）的虞山刻下“大元军马到此”六个大字。第二天元军到达小黎母山（即今乐东县境内的尖峰岭）刻下“大元军马下营”六个大字，又过三天，元军到达黎母岭，在岭顶刻石“大元军马到此”。1295年2月“凯旋而归，”总共得黎峒六百二十六，户口四百七千有余，立屯田万户。置定安、合同二县，并设立万全寨。《黎族古代历史资料》金石部分中记有《至元癸巳平黎碑》、《虞山石刻》、《小黎母山石刻《、《黎母山石刻》。目前，除《黎婺山石刻》没有发现之外，《虞山石刻》和《小黎母山石刻》完好保存。
  这一黎族暴动和元朝镇压的战乱，从1291年一直延续到黄道婆出走北上松江府的元贞元年即1295年2月，加上瘟疫的流行，不但给黎族人民，同时也给汉族人民带来了灾难。战乱和瘟疫，是促使黄道婆晚年北上松江的典型时代背景。
  此外，在黄道婆返回松江的前三年，元朝政府在海南设置市舶司①作为专门管理海南对外贸易活动的机构，这样不仅促使了崖州等地以家庭纺织业为主的商品生产的发展，而且繁荣了海上贸易。据有关史料记载，早在元初之时，往来在南海的中国商船（主要是“广船”和“龙船”，长二十丈，载重一万石，可容六七百人）船体极大，结构坚固，已经采取水密隔舱技术，舱隔成几个，互相不透水。就是船有局部破损，也只有个别舱进水，不会浸到其它舱的货物，更不会沉没，人货极为安全。西方直到十八世记才有水密隔舱。宋末元初的航海技术和海上贸易，为黄道婆晚年从崖州“附海舶以归”松江具备了客观条件。同时，黄道婆返回松江之前，棉花在长江三角州已得到了种植和推广。松江府全境及苏州一部分（嘉定、常熟、太仓、昆山一带）成为全国瞩目的棉花产区，同时，江南棉布市镇在宋代已经兴起，形成了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网络，而这种苏松棉布市镇，正是在这种网络中，成为沟通棉纺织业生产者与各地商人联系的商品集散中心。①这就沟通了海南崖州等地同松江地区的商贸联系及人员相互往来。早在黄道婆返回松江之前，元朝政府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设渐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管理）司，每年征木棉布十万匹。到黄道婆返回松江之时，即元贞间（1296年），元朝政府又将江南夏税折征木棉等物。这种带有强制性的政策，加上人口的不断增加，社会对棉织品的需求量就越来越大。这对于治棉工具和技术，依然相当陈旧落后的松江地区形成了极大的矛盾。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满足家乡人民对棉织物的需要，黄道婆北上松江已箭在弦上势在必行。
  关于黄道婆北上松江的心理状态。黄道婆为什么晚年北上松江？陈光良老师说，普遍的观点认为是年老思乡，想落叶归根才北上松江。
  笔者认为：“落叶归根”，固然可作为对一般汉族人民挂家念乡的心理状态的理解，也可作为对黄道婆北上松江的心理因素的一种推测。然而事实上众多的中原内地人民仍然在崖州耕种不归，一代又一代地繁衍生息着。这又作何种解释？更何况黄道婆并不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汉族妇女。所以，对“落叶归根”决不能绝对而论，必须因人而异，具体情况具体分折。做为一个历史上的伟大人物——黄道婆，她北上松江必定有其与众不同的心理状态。而她的心理状态是受到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所影响的。黄道婆具有勤劳的习惯，叛逆的个性，顽强的意志，改革的精神，爱民的品德。这是在她坎坷的一生中所形成的，也就是当时社会家庭环境所造就的。这些优良的品德，对黄道婆北上松江无不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从黄道婆一生经历来看，她“少沦落崖州”，即在1260年前离开松江。此时，正是元兵压境，南宋朝廷南迁之时，松江地区由于战乱讥饿等天灾人祸等原因，黄道婆南逃来到崖州居崖30多年，又因元贞前夕（1291——1294年）海南大规模剿黎，开拓疆土，战争一直进行了四年之久，加上瘴疬瘟疫的流行，黄道婆因此北上松江。可见，黄道婆追求安定的生活。她就象候鸟那样，虽不因气候的寒暑，却视社会的动乱和安定而迁徙。这说明黄道婆对统治阶级穷兵黩武，动费万千，不顾人民的死活是极大不满的，以致出走追求安定的生活。
  此外，黄道婆返回松江后在不足十年时间内，把崖州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在松江传播，并加以改革，即“教以造捍、弹、纺、织之具”和“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的方法，织造出“其上折技、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的“被褥、带帨”等棉织品，使“松江布被天下”，成为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
  从上述黄道婆返回松江后十年间所干的伟大业绩来看，她返回松江之时，必定同她热爱家乡，立志于革新家乡落后的棉纺织业并做出一番贡献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
  元人王逢在《黄道婆祠有序》中所记载：
  “道婆异流辈，不肯崖州老；
  ……………
  黄道婆遗爱于桑梓，道婆有志覆赤子。”
  …………………………………………
  这就是有力的历史证据。“异”即奇特，与众不同；“流辈”即指同黄道婆一样因战乱或自然灾害等原因而流落到崖州的中原内地人民；“遗爱”，即遗留及于后世之爱。“桑梓”，古时多在宅旁种植桑树和梓树，后引伸为“家乡。”“覆”，即遮盖、掩蔽之意；““赤子”，即婴儿，因出生时赤色而得名，后引伸为“子民百姓”。
  这段碑志翻译过来就是：黄道婆与崖州众多的流人不同，她不肯在崖州终老，要把自己对家乡的爱遗留到后世，立志革新松江落后的棉纺织技术，使家乡衣不蔽体的子民百姓得到温暖，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碑记中一个“异”字恰到好处地把黄道婆与崖州众多流人不同之处的“遗爱于桑梓，有志覆赤子”的心理状态，那高尚的品德，远大的志向，真实地记录下来。这段碑记还把黄道婆为什么年过半百还冒着“片帆鲸海”的天大风险，从天涯海角的崖州，远涉重洋，“附海舶以归”家乡的心理状态，活生生地凸现在今天读者的面前。
  这样，回过头来，我们可以对黄道婆为什么晚年北上松江的问题做出结论了：因为，黄道婆出籍在松江乌泥泾，是一位汉族妇女，15岁前因天灾人祸而流落到崖州，初居水南（州治所在地），后嫁宋五爹而移居崖州城，但不幸宋五爹得病暴卒，因而出家到城西广度寺中修道。她初为流人，后是从道之人，居崖30多年，元贞间返回乌泥泾。黄道婆北上松江前夕，元朝政府从1291—1294年，在全岛大举征讨黎族，使黎汉人民不得安宁。黄道婆对元王朝统治者，不管人民的死活，穷兵黩武耗资万千十分厌恶。她崇尚安静与和平的生活。此时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海上贸易较为发达，海南成立海舶司，沟通了崖州同松江等地海上贸易和人员往来的联系。同时，元政府大征木棉布，苏松地区已初步建立棉布市镇网络，随着人口的增长，元政府的强行政策，社会对棉布的需求量极大。然而黄道婆的家乡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无踏车，推弓之制，卒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掉成剂，厥功甚艰”，这就形成极大的矛盾。黄道婆与众多的崖州流人不同，不肯在崖州老死，也要落叶归根，但她首先想到的不是回去死，而是“遗爱于桑梓，有志覆赤子”，也就说，她要把自己对家乡的爱留传给后世，立志革新家乡落后的棉纺织技术使“民食不给”、衣不蔽体的“子民百姓”，变缺衣少穿为丰衣足食，过上美好的生活。这便从主观和客观上促使黄道婆从崖州回归家乡乌泥泾。
  1991年5月于乐城

①见《崖州志》卷六，经政志二，土贡条。 ①杨德春主编《海南岛古代简史》。 ①1987年第4期《中国经济史研究》载樊树志《苏松布业市镇的盛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