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黄道婆少沧落崖州，究究向谁学艺？冯家昇先生，早在1954年第四期《历史教学》上发表了《我国纺织家黄道婆对于棉纺织业的伟大贡献》（以下简称《贡献》）一文，提出了“黄道婆从当地黎人学会运用制棉工具的技能，织崖州被的方法”这一观点，开了一代“黄道婆向黎人学艺”说的先河。自此以后，有关黄道婆的论文、教科书、辞书、传记、传说等，便一传十，十传百，30多年来互相沿袭，似乎成了历史的真实。
  我是崖州人，对冯先生的观点很感兴趣。1980年，当我还在大学二年级读书之时，受中文系的委托，带领一个小组两次深入原崖州城，尤其是到崖州黎族地区，作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想获取“黄道婆少沦落崖州从当地黎人学会运用制棉工具的技能，织崖州被的方法”的第一手材料。可遗憾得很，我们一无所得，扫兴而归。这就使我对冯先生的这一观点产生怀疑。而后，经过几年来的查阅方志、史书，实地采访，并进行比较研究，终于得出了与冯先生不同的结论。特就《贡献》一文提出的黄道婆少沦落崖州“向黎人学艺”说同冯先生商榷，以就教于史学界的老前辈。
  冯先生在《贡献》一文中，对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棉纺织技术革新家黄道婆的伟大历史功绩，给予首肯，做了充分的展现和高度的评价，这对促进科技的发展，增强民族的团结，都有着积极的意义。但从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笔者对冯先生提出的“黄道婆从当地黎人学会运用制棉工具的技能织崖州被的方法”这一结论却不敢苟同。
  纵观冯先生的《贡献》一文，他立论的逻辑是这样的：大前提为“棉花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始种植的，制棉工具和方法也是在少数民族地区首先应用的；汉族对于棉花的正确认识，远不出五代和北宋，对制棉工具和方法的知识，远不出南宋。”小前提为：首先植棉并善于制造工具和掌握方法的雷化廉州南海及黎峒的“南人”是少数民族。因为黄道婆少沦落到“南人”聚居之地的崖州，所以他得出“黄道婆从当地黎人学会运用制棉工具的技能织崖州被的方法”之结论。
  那么，我们来看看冯先生藉以立论的依据，是否经得起推敲呢？
  棉花是在何时何地最早种植的？汉族对于棉花的正确认识是不是远不出五代和北宋？对制棉工具和方法的知识是不是远不出南宋？
  从中国的棉花种植史得知，棉花又叫“吉贝”。关于它的来源，史学界有两种说法：其一，是从印度传入说。清·康熙帝在《木棉赋》中写道：“考吉贝之佳种，披邱索以穷源，道伽毗而远来，由秦粤而衍蕃”。也就是说，康熙帝披阅了远古的书籍，去寻找棉花这一优良作物的来源，他得知棉花是从道伽毗（印度）远道而来的，分南北两路（北路从秦即今甘肃、陕西一带，南路由粤即今广东、海南一带）传入中原内地的。
  又，程溯洛先生在1954年第一期《历史教学》上发表了《中国棉花种植小史》一文中指出：印度是世界棉花的发源地，我国的棉花早在公元一至二世纪即东汉时代，由印度传入我国西南地区，11世纪以后，福建、广东一带植棉业较全国发达，处于领先地位。
  其二，是海南本土生长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纺织史话》，却认为海南岛崖州等地区，气候湿热，土多沙质，宜于植棉。从植物分布区系来看，海南岛的土壤、气候等地理条件与古代已有棉花的印度等地相似，主要植物区系也应基本一致。所以认为，棉花的来源不是从印度传入，而是海南崖州本土所生长。早在传说中的夏禹时代，这里已种植棉花，并能织成棉布。《纺织史话》又指出“据《后汉书》记载，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末年，珠崖（郡府设海南岛崖城）太守孙幸，在征调当地的土产广幅布时，搜刮过度，激起当地人民包括汉族在内的反抗。后来造反的人群攻打太守府，并把孙幸杀掉。”这说明早在汉武帝末年，棉花已在海南岛崖州种植，并能织成广幅布。
  上述关于棉花来源，一说是在东汉时期从印度传入；另一说是海南所产，早在传说中的夏禹时期。然则，无论是东汉还是早在西汉以前，对于宋末元初，黄道婆所到之海南崖州来说，汉人早已在此居住。到了汉武帝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在海南岛上设置珠崖、儋耳二郡之后，中原内地的汉人更加源源不断地来到海南岛崖州等地居住。据《崖州志》记载：汉朝在海南岛上设置16县。如今原崖州境西南沿海尚存有乐罗、延德两古县遗址（地点在今乐东黎族自治县南部沿海的乐罗、佛罗两个汉族区镇境内），这说明汉代或汉以前已有中原内地汉族移民到此居住。
  尤其是，1984年8月，在原崖州境内（即今乐东县志仲镇潭培村），县文物普查队发现了西汉时代一枚名叫“朱庐执刲”的银印（见图）。这印经中国历史博物馆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专家鉴定，它同西汉滇王金印纽作极为相似。并据大量汉书考证元帝刘奭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罢珠崖郡，置朱庐县，隶合浦郡。此“朱庐执刲”银印是汉朝政府对一个立有战功的军事首领封给他朱庐县执刲官爵的赐印。此印是全国第一次发现而极为珍贵的国宝，属于国家级保护文物。这一文物的出土，就有力地证明了两千多年前，汉朝封建政权已开始对海南实行郡县制，汉人此时已大批迁入海南岛崖州等地。当然，汉族移民对岛上原产棉花或东汉以后从印度传入的棉花必然有所认识。可见，冯老先生所说“汉族对棉花的正确认识远不出五代与北宋，对制棉工具和方法的知识则远不出南宋”这是有悖于崖州的历史事实的（文物“西汉朱庐执刲”银印图见插8页）。
  另者，退一步来说，假如真的如冯老先生所说“棉花是在少数民族（黎族）地区开始种植的”，那么果真先进的“制棉工具和方法也是在少数民族（黎族）地区首先应用”的吗？然则，是否可以这么说：橡胶是在海南黎族地区开始引种的，所以把橡胶制成汽车轮胎的工具和方法也是在这里首先应用的；腰果是乐东黎族自治县首先引种的，所以从腰果壳中提炼出飞机用的高级润滑油，也是在这里首先研制成功的；火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所以把火药首先运用到先进的武器上的工具和方法，也是在中国首先制造和使用的。显然，这是不对的，不合乎历史事实的。仅此类比，冯老先生的结论不就太绝对化了吗？事实上，生产某种资源的地方，它有可能伴随着生产简单的加工工具和熟习其一般的加工方法，但就不一定能保证生产出先进的加工工具和方法来。相反，没有生产某种资源的地区，反而能研制出加工某些资源的工具或掌握先进的加工工具和方法。这样的少例子，在古今中外比比皆是，比如，现今非洲许多国家的数民族占有不少资源、特产，但却不能研制和掌握先进的加工工具和方法。相反，缺乏这些资源特产的日本等国，却优先研制出先进的加工工具和一流的加工方法。这是由于历史、地理、民族素质和社会分工等原因而使之形成的结果。说到底，种植棉花与研制出加工棉花的先进工具，前者属于农业生产，后者属于科技发明，这两者之间是不能划上等号的。可见，冯老先生藉以立论的大前提是站不住脚的。
  再看看冯老先生藉以立论的小前提即“首先植棉并善于制造工具和掌握纺织方法的雷化廉州南海及黎峒的南人是少数民族（黎族）”是不是正确的呢？冯老先生为了说明“汉族对棉花的正确认识远不出五代与北宋，对制棉工具和方法的知识则远不出南宋”，他还引用了周去非《岭外代答》“南人取其茸絮以铁筋碾去其子，即以手握茸就纺，不烦缉绩，以之为布最为坚善”，和赵汝适《诸蕃国志》“南人取其茸絮，以铁筋碾去其子，即以手握茸就纺，不烦缉绩，以之为布……”然后，他指出周赵两人所记载的“南人”是“雷化廉州南海黎峒的少数民族”。这一概念（小前提）是否正确呢？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服用，吉贝条原文记载如下：“吉贝木如低小桑，枝萼类芙蓉，花之心，叶皆细茸，絮长半寸许，宛如柳绵，有黑子数十，南人取其茸絮，以铁筋取其子，即以手握茸就纺，不烦缉绩，以之为布，最为坚善。”
  “雷化廉州及南海、黎峒富有，以代丝苧，雷化、廉州，有织匹幅长阔而轻软洁白细密者，名慢吉贝，狭幅粗疏而色暗者，名曰粗吉贝，有绝细而轻软洁白，服之且耐久者，海南所织，则多品矣”。（按：海南，此时汉人已“反客为主”。）
  白纸黑字，元人周去非所说的“南人”包含“雷化（今广东、海康、化州一带）、廉州（今广西合浦）、南海（今广东广州市）和黎峒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而冯老先生却把原著中“雷化廉州及南海、黎峒”这四个并列地方的“南人”（含汉族和少数民族）”缩小为专指“雷化廉州南海黎峒的少数民族，”这样一来，“南人”就专指少数民族了。实质上，把“南人”当作“南蛮”，进而把“南蛮”演化为“黎人”，这是对原作概念的改变。
  据史书和辞书所记，“南人”是同北人相对而言的，是指南方或南国之人；金元时代，因北人蒙古族统治，所以又把南方的汉族称为“南人”；还把南宋遗民（即指南宋亡国之民和不愿仕奉新朝金元的人）称为“南人”。查周去非生活在宋末元初，他这里所记的“南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指南方不愿仕奉金元新朝的汉人，是与黎峒的少数民族相区别的。事实上，崖州宋元之时，并非尽为黎人聚居的“黎峒”，相反，因汉人从汉代就开始迁入其地，经过了1000多年的迁徙，汉人在宋元时期的州郡当中已因“久假而客反为主”①，占据了沿海平原的州郡所在地。黄道婆少沦落崖州，是坐船从大蛋港上岸的，她初同南流的黄姓“青徐流人”居住在州治所在地的水南村，再嫁宋五爹移居崖城，后因宋五爹病逝而出家到城西广度寺中修道。她约在1260年沦落崖州，1296年返回松江，居崖时间约37年，都是生活在宋元以前棉纺织技术优先于全国发展起来的闽广等地的汉族移民中间的。①
  冯先生把黄道婆说成是“从当地黎人学会制棉工具的技能织崖州被的方法”，其依据还来自《辍耕录》和《梧溪集》。然而，笔者查阅原文（见本书第273页），文中并没有出现“黄道婆从当地黎人学会运用制棉工具的技能织崖州被的方法”之记载，而黎族的族称早已在唐代出现，到北宋已固定下来，宋末元初已经流行。可见，今人冯老先生关于黄道婆“从当地黎人学会运用制棉工具的技能织崖州被的方法”之结论是没有史文依据、有悖于历史事实的，因此，大前提和小前提是站不住脚的。
  黄道婆“少沧落崖州”，是否同冯老先生所说“从当地黎人学会运用制棉工具的技能织崖州被的方法”，我们还可以从黄道婆少沦落崖州，她到底居住在哪里，她从崖州带回上海并改革过的织具、织物与崖州黎族的织具织物有否继承和发展的渊源关系等方面去鉴别。笔者已在有关篇章中专门阐述。
  诚如冯老先生所说，黄道婆是从当地黎人学艺，那么宋末元初，崖州黎族的纺织工具应当是很先进的了。然而，事实是否如此，请看古人、今人、外国人和史书是如何记载的：
  清人张庆长在《黎歧见闻》中记载：崖州黎地“山岭多木棉树，妇女采实，取其绵，用竹弓弹为绒，足纫手引以为线，染红黑等色，杂以山麻及外贩采绒织而为布，名曰吉贝，或辟山麻纫线织布，梼树皮汁，染为〓色，以五色绒杂绣其上，名曰黎布。织布法：复其经之两端，各用小圆木一条贯之，长出布阔之外，一端以绳系圆木，而围于腰间，以双足踏圆木两旁而伸之，于是加纬焉，以渐移其圆木成匹………”。
  这里清人张庆长所见，黎人使用“竹弓”弹棉绒，靠足纫手引而不是用先进纺车纺线；靠“梼树皮汁”为染料，从汉人那里买来“采绒”织黎布。使用的不是同汉族那样的脚踏提综高架斜织机而是腰腿并用的原始踞织机。至于织布的方法更为原始。
  宋人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一文中记载：“黎幕出海南黎峒，人得中国绵彩，折取色丝，间木棉挑织而成，每以四幅联成一幕……”这里记述黎人“折取中国绵彩”一事，说明海南黎人宋代染色技术比海南汉人落后。否则不需折取汉人的色丝去织黎幕了。
  德国民族学家H·史图博在《海南岛民族志》中记载：“纺锤是长约22厘米的薄木棒，在一头有两三个开孔铜钱和涂有少许蜡米当作坠子，要把纺线绕起来时，是用豪猪的粗毛来绕的。”
  又“纺锤是极其简单的木棍，在棍的两端各吊一个开孔钱和一根铁钩。”
  “织机是极其简单的，但有漂亮的雕刻，织布的妇女是伸直双脚，坐在铺在地上的棕榈叶或席子上织的。”
  “黎族妇女是极其擅于纺织和刺绣的。但黎族的织机却是令人惊奇的那么原始。”
  “黎族妇女用简单的工具，纺织出日常穿用的头巾、筒裙、被单、花带等织品。”
  在外国人的眼里，黎族30年代使用的纺织工具是“令人惊奇的那么原始”的纺锤和踞织机。
  又今人梁敏50年代去到黎族地区调查时，也见到黎族那些织物是“用那么简陋、粗糙的织机织出来的……几乎只有一些绦带和木片片、竹棍之类的东西，人们甚至很难称为‘织布机’。织布的妇女把这些绦带的一端系在一株树的根部，另一端拴在自己的腰上，人离树三、四尺左右，伸直脚席地而坐，利用身躯一俯一仰的活动使绦带和经线一驰一张，同时熟练地用竹棍挑起部份经线，然后把卷有纬线的‘梭子’穿过去，再用木片把纬线压紧，这样周而复始织而成布。……由于织机的简陋，他们只能织出幅宽一尺左右的头巾或筒裙或一、二寸宽的绦带，速度也非常慢，一条又窄又短的筒裙就得织上一、二个月。他们没有纺车，而用硬木制成的纺锤来纺制粗粗的纬线。经线和部份纬线都是从百货商店买来的红布、黄布等一丝丝地拆出来使用的……”（见1990年第3期《民族研究》梁敏《黄道婆究竟向谁学艺？》一文）
  此外，施联朱，容观琼两教授50年代下黎地调查时所见也是这种情况。即黎族在宋末元初乃至今天还使用原始的纺锤和踞织机，没有汉族先进的纺车和脚踏提综高架斜织机。①
  《广东少数民族》一书第11页也记载：“黎族妇女用简单的工具，纺织出日常穿用的头巾、筒裙、被单、花带等织品”。
  《黎族简史》第101页也记载“黎族妇女用简单的工具（踞织机）织出有精美图案花纹的筒裙、被单、花带等……。”
  事实表明，国内之古今人及外国人，他们所见黎族古今纺织工具都同史书所载一样，是原始、简单而落后的。黎族没有上海黄道婆式和崖州汉族那样的三纺车或单纺车，纺纱是用原始的纺锤，织布也使用腰腿并用、席地而坐的原始踞织机，没有上海黄道婆式和崖州汉族那样的脚踏提综高架斜织机。此外，黎族的染色技术也远远落后于上海和崖州的汉族。他们织裙的色丝是靠购买汉族的锦彩来拆取的。而自己则靠梼树皮汁染为皁色。
  综上所述，冯老先生所说黄道婆少沦落崖州“从当地黎人学会运用制棉工具的技能织崖州被的方法”，既没有史文依据，又与崖州黎族原始而落后的纺织工具相抵触，因而是难以成立的。史学界30多年来沿袭冯老先生这一“黄道婆向黎人学艺”说是一宗历史错案。至于黄道婆少沧落崖州究竟向谁学艺，笔者将在有关的篇章中阐述。
  1982年6月初稿于广州
  1990年8月定稿于乐城

①丘浚《南海奇甸赋》。 ①详见拙作《黄道婆少沦落崖州居处新证》。 ①见本书第180页施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