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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王逢在《梧溪集·黄道婆祠有序》中写道：“黄道婆，松江乌泥泾人，少沦落崖州，元贞间始遇海舶以归。……………道婆异流辈，不肯崖州老……。”
  然而，黄道婆“少沦落崖州”的原因是什么？史籍中均没有记载，加之迄今为止，史学界也没有人对此做过专门的调查和论述，致使今日人们对中国古代杰出的棉纺织技术革新家黄道婆的生平有如雾中观花，不甚了解。因此，本文试图对黄道婆“少沦落崖州”的原因进行探索。
  简单说来，黄道婆“少沦落崖州”，是有其历史背景、社会条件和家庭原因的。兹分述于下：
  第一，黄道婆少沦落崖州的特定历史背景。
  黄道婆约于1259年沦落崖州。在此之前，上溯至西晋和东汉末年，中华民族经历了数次的大迁徙：第一次大迁徙是由“五胡乱华”而引起的。这就是西晋末年，匈奴、羯、鲜卑、氐、羌，远则起因于东汉末年以至三国曹魏的招致内徙，近则是西晋的罢州郡兵权，由于汉代以招致边民内徙为政策，后来演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互相残杀，使曹魏对于西北部、北部和东北部的边民，也只有采取招致内徙的政策。迄晋武帝统一中国，又只见三国刈据的由来，而罢州郡兵权，边州因而空虚。会八王相继作乱，国力因而减削，边区内徙的部族便得相乘机而起，于中国内地的一部分建立种种刈据政权。晋代的中国政府不得已也迁到建康，就是现在的南京。内地人民因为不安于他们的扰乱，有迁移力量或迁移机会的，都相继南迁（有不少人跟晋王朝迁到了黄道婆的家乡江苏，后又相继南迁。）当时称为“流人”。这些“流人”迁移的路线与到达的地点或移居的结果，形成了三大支流：第一支为“秦雍流人”。他们从陕西、甘肃、山西，沿汉水而下，过长江，达洞庭湖，或更远的溯湘水转到广西桂林，沿西江而入广东中部或西部。第二支为“司豫流人”。他们从河南、河北沿汝水绕道南下，过长江，分布于江西的鄱阳湖区域，或达皖苏中部，或溯赣江，而远至粤、赣、闽交界地带。第三支为“青徐流人”。他们从山东、江苏、安徽，循淮水南下，越过长江，而分布于太湖区域或浙江，福建沿海。中国内地人民的第二次大迁徙，则是由南诏内侵而引起的，即地点在云南的一个刈据政权，在唐太宗以后，日渐发展，屡屡扰乱今日的四川、广西。唐为了防止扰乱，便于广西桂林邕宁和川康雅安松潘等地驻扎军队，就中驻守桂林的军队因故叛变，拥庞勋为首，由桂林而湖南，而江淮，一路抢掠回来。唐朝费了相当的力量才把他们解散。但不久，冤句人黄巢又起义。他们集结了纪律较差的庞勋的余部，从河南和山南二道进击淮南，转攻浙东，又入江西北部和中部，更至福建的中西部，又回江西，出湖南，至广西的东部，而南下广州后又回湖南，出湖北，过安徽，渡淮水，攻洛阳，进破长安。中国内地差不多都波及了。因而引起了内地人民的再次分头迁徙，形成了五代刈据的局面，到了元代，才归宗于中华民族。①
  据有关史册记载，黄道婆所处的的宋、元时代，已有大批的内地人迁徙至崖州。迁徙至崖州的内地人，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流民。即如上所述，在中国历史上，每当中原大地出现了干戈迭起，战乱频繁之时，都有许多人，为避战乱而背井离乡，相率南迁。当时，地旷人稀的海南岛崖州等地，就成了南迁客的理想之所。正如宋代南贬儋州的文学家苏轼在《伏波庙记》中所记：“自汉代以来，珠、崖、儋、万（州）或置或否……自汉代至五代，中原避乱之人，多家于此，今衣冠礼乐斑斑然矣”。东坡居士在宋代，已看到了不少“中原避乱之人”来居家于海南岛上的珠、崖、儋万诸州。
  又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卷二中载：“崖州钦民五种：一曰土人……二日北人，言语平易而杂南音，本西北流民，自五代之乱占籍钦者也。”这一历史文献，十分明白地记载着宋代崖州居民之一的“北人”，就是“自五代之乱”，而迁徙至此地的“西北流民”。
  二是商贾。海南岛古有“南溟奇甸”之誉，土地肥美，物产丰富，珍珠、玳瑁、螺贝，被视为宫中珍品，尤其是“多出于黎峒”的沉香，椰子，也成了中原商人营利之物。特别是宋元之时，崖州的棉织品，更是遐迩闻名，驰誉天下。因而吸引着大陆的汉族商贩，漂舟过海到海南来。不仅“泉（州）商兴（化）贩大率仰此”，还有“惠（州）潮（阳）人杂处其中，多以沽酒为业（《黎歧纪闻》）”。这些汉商，出入村寨，来往于大陆与海南岛之间，但也有不少人在岛上崖州等地结茅为屋，安家设点，定居下来，成了岛上崖州等地的居民。
  三是戊边兵丁。海南岛地理位置重要，自古以来被视为战略要地。历代征戊海南的兵丁在岛上择地屯兵，插竹为社，既戊守边防，又兼屯垦。由于朝廷推行“兵屯子孙，尽革为民”的政策，裁汰部分驻守海南岛的士兵，令其解甲归田。许多来自祖国大陆的汉族士兵“从征至此，利其山水田地，创为村峒……落土耕田。《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四）”。现在崖城镇居民有姓氏35个以上，操6个不同方言，其中较多的人讲近似普通话的“军话”。这些居民，便是“戊边兵丁”（即军人）的后裔。
  四是出仕崖州的朝廷命官和被贬的官员。崖州自“设郡县、置井邑”以来，多为朝廷命官主兼地方军政；同时，崖州又是历代朝廷流放官吏的贬谪之地，一待任职期满或获赦，他们大部分渡海北上。但是，也有一些人不愿返乡而落籍在崖州。目前，古崖州州治所在地水南村（即今三亚市崖城镇水南村），就有历代朝廷命官和贬臣几十人的后裔繁衍生息着，成为该村的主要居民。
  那么，黄道婆到底属于上述迁徙至崖州居民中的哪一种？是“朝廷命官或贬臣？不是；是“戊边兵丁”？更不是；是以盈利为目的“商贾”？因她沦落时尚在年少，也不是。所以，黄道婆当属于上述“流民”之列。因她来自江苏，故是史称‘青徐流人’之一。，
  第二，黄道婆少沦落崖州的直接的社会条件。
  黄道婆约于1259年沦落崖州。这一时期，恰好是南宋赵昀和奸相贾似道专权时期；逼使黄道婆少沦落崖州的社会条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战乱
  1258年，蒙哥汗（宪宗）即位后，发动了对南宋王朝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这时正是黄道婆出逃的前一年。蒙哥汗分三路大军侵宋。他亲率主力军入侵四川；皇弟忽必烈率军攻打鄂州，又命侵入云南的兀良哈台军北上攻潭州，企图在鄂州与忽必烈会师，然后挥戈东进，与诸路军会师围攻南宋都城临安，即浙江境内的杭州，这实际上是一个全面灭宋的进兵计划。由于南宋朝廷腐败，大发关子（即纸币），造成“楮轻物贵”，，仅米价就上涨至十倍，直接威胁着军队士兵的生活。方回曾描述过“军中数口之家，天冷没有被褥生炭火，每天吃不上饭，空着肚子，穿着破衣服，非常可怜”，“饥寒窘用，难责死斗”。蒙古大军压境而南宋的士兵困苦到此，难于死战。正如袁甫指出的一样：“楮币蚀其心腹，大敌剥其四肢，危亡之祸，迫在旦夕”。蒙哥汗出兵不到一年时间，长驱而下，宋军节节败降，四川日益危急。若不是王坚率兵在合州阻拦了蒙军，则南宋京城临安也已沦陷了。在蒙古大军步步进迫之下，不但是“权贵之家”纷纷南逃，而且象黄道婆这样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因不安于外族的统治也纷纷向南迁徙。
  （二）苛政
  大敌当前，南宋王朝兵虚财匮。但那些皇室、贵族、官僚集团，为了及时行乐，苟且偷生，便实行苛政，加紧勒索民膏民脂，供他们侈糜挥霍。黄道婆少年所处的时代，官僚机构空前庞大而腐败，朝廷上下都被唯利是图的官僚们所把持。就在黄道婆流落崖州的前三年（即1256年），御史朱熠就指出：“境土蹙而赋敛日繁，官吏增而调度日广”。他揭露：“真宗、仁宗时，以三百二十余郡的财赋供给一万多官吏的俸禄。今天是以一百余郡的力量来养活两万四千多冗官”。
  宋朝南迁后，皇帝、贵族、文官、武将、地主、巨商掀起了兼并土地的狂潮。如秦桧、张俊等大官员都占有几十万亩的良田。这些权贵之家，乘战乱土地簿籍丧失之机，依仗权势，抢占农民的土地。在黄道婆少年时期已达到了高峰。正如刘克庄在奏折中所说：“至于吞噬千家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则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又1249年，御史谢方叔对理宗说：“豪强兼并之患，至今而极”，“弱之肉强之食，兼并寝盛，民无以逐其生”。①那些权贵之家对农民的弱肉强食，逼使农民无法生活下去。他们在土地兼并的同时，也加强对佃户的控制和剥削。地主可以强逼役使佃客，以致干预佃客妻女的婚嫁。甚至把佃客变成地位更低的佃仆，除了给他们交租之外，还要为他们负担繁重的劳役。据、《建谈以来系年要录》记：“人命寝轻，富人敢于专杀”。佃仆连起码的生命权利也无法保障。地主把佃客紧紧束缚在土地上，，地主更可恣意地压榨。地租和额外剥削都比北宋时更加残酷。除了分成地租和定额地租之外，还有大斗收租、丁税、杂税、耗米、麦租、送礼、增租刬佃等额外地租，高利贷是南宋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形式。此外，还有繁重的赋税：经总制钱，月桩钱、版帐钱、折帛钱、和预买、预借、科配、和籴、勒索等。据《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每当自耕农破产而投靠地主时，地主就用高利贷盘剥他们。春借秋还，秋借春还，日积月累，久远没有还清的日子。到时候，、地主就强夺佃客的房屋、农具、种子和口粮，甚至强迫佃客的妻女作奴婢。在地主正额地租和名目繁多的额外地租盘剥下，尤其在高利贷敲骨吸髓般的剥削下，为了维持生活，佃客必须全家老幼终年投入各种紧张生产劳动，还要依靠副业生产来维持全家最低的家庭生活。妇女要昼夜纺织（黄道婆当养童媳时，每天正是如此），男子要去烧炭、制陶、捕鱼、伐薪，儿童要为人牧牛才能糊口。再加上连年干旱和水灾，佃客被迫以农具或副业生产工具作抵押，向地主借贷口粮，或者卖儿鬻女。最后不是冻饿而死，就是被迫乞食逃荒。
  苛政的又一方面是，南宋王朝长期来以依靠大量印发纸币——“关子”，来挽救它的财政困难，实质上是变相勒索人民财物。这在黄道婆少年时期已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纸币不断印发，物价不断上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跌。中等年成，米价增长十倍。一度任相的杜范说：“物价腾踊，以前也曾有过。但升米一贯，还有增无已。日用所需，十倍于前，是前所未有的”，其结果是“流离殍死，气象萧然。”淳祐年间（1241—1252年），正是黄道婆沦落崖州之前，“殍馑相望，中外凛凛”。①可见，其间大量印发纸币，造成物价上涨，人民无法生活，是黄道婆同内地人民大举逃荒、沦落他乡的社会原因之一。
  （三）道教
  自从宋太宗（赵灵）召见华山道士陈抟，赐给封号，命南唐降臣徐铉校正道书，又在东京、苏州等地修建道观，道教逐渐得到朝廷的提倡。真宗（赵恒）是道教的狂热鼓吹者。他尊玉皇为玉皇大天帝，赵氏始祖为圣祖天尊大帝，布告天下，参知政事丁谓（黄道婆家乡江苏人）筹制定礼仪，大事祭祀。东京修造玉清昭应宫，用银5000两铸造玉皇像，金5000两铸造圣祖像，又用金5000两铸造真宗像在旁侍立，表明他是道教的忠实信徒。真宗又命宰相王钦若主持续修道藏，搜编道书4300多卷，使道教得以广泛流行；徽宗赵佶更尊孔崇道。他迷信道士，道士们上徽宗称号为教主道君皇帝。徽宗又据蔡京的建议，汇集古今道教事编为道史。依科举制度设立道学，道士考试作道官。全国各地都修建道观，松江乌泥泾和崖州也然。道士领取俸禄。每一道观给田地上．千亩，如崖州有划定的“和尚田”几百亩。到了理宗赵昀，大力提倡程朱道学，确立了道学的思想统治。虽然南宋大敌当前，但是理宗、谢方叔集团，却大造寺观园林，在西湖边积庆山新建寺院。1255年（黄道婆沦落崖州前三年），理宗又命亲信官修建佑圣观，兴建梅堂、芙蓉阁、香兰亭。道学不仅在思想上、政治上取得了统治地位，而且深入到儿童教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做为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出现了大量的传播道学的童蒙读本，如《三字经》等，这对于少年时期的黄道婆，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
  从历史上来看，政治上的紊乱，人命的危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社会生活一旦起了动摇，人们的头脑必须跟着转变，无论是知识界，还是平民阶级，都需要新的信仰，以医治受了伤的心灵。所以，处于战乱、苛政、饥馑、天灾人祸、内外困迫中的黄道婆，就不得不遁出家门，投入道观的怀抱，在道教中寻求所谓精神和肉体上的解脱。从黄四娘（道婆）少、中、老年时期分别叫做黄道囡、黄道姑、黄道婆的这一历史事实来看，黄四娘的一生，当与道教结下不解之缘。她的一生基本上是在道观中度过的。显而易见，黄道婆“少沦落崖州”，当是受了道教的深刻影响。而道教的盛行，又为黄道婆提供了沿途化缘、栖身的有利条件。
  第三，黄道婆少沦落崖州的特殊的家庭原因。
  为什么松江府乌泥泾的许多劳动妇女，他们在同一历史背景、、社会条件下，却没有象黄道婆那样沦落崖州呢？依我之见，这就是她们每一个人，并不是都具备象黄道婆那样特殊的家庭条件——公婆辱骂和丈夫毒打。关于黄道婆不堪于忍受家庭的虐待而出逃崖州一事，笔者于1988年10月间，曾深入黄道婆的家乡，搜集到有关民间传说，同、《中国纺织史话》一书披露的情节是大同小异的。这些传说告诉我们，黄道婆十二、三岁就被卖给一户姓赵的人家做童养媳。她白天割草砍柴，夜里舂米纺纱，起早摸黑，忍饥挨饿，还要遭到公婆的恶骂和丈夫毒打。一次，她在地里劳累了一天回到家后，躺下便睡去了。歹毒的婆婆以黄道婆偷懒为名，不给她纺线，毒骂一顿之后，把她关进一间柴房里。黄道婆再也忍受不了家庭的虐待，便在房顶挖了一个洞，逃了出来。她日躲夜奔，历经了千辛万苦，逃到了一个道观里，谎说自己是从外地逃荒来的，观主便收留了她。过了一段时间，她得知道观离婆家并不远，意识到还没有脱离险境。这时，正好道观主的师姐（据崖州年近九旬的范景禄老人和文化干部王隆伟同志所说师姐名叫苏姨），从海南崖州云游至此。她便请求苏姨带她南下崖州水南村，即州治所在地。起初，她嫁给崖城的宋五爹，随夫叫做宋五嫂，后因宋五爹病逝，她誓不再嫁，便出家到城西二里的广度寺俗称观音庙中当道姑，在道观中一直生活了30多年。年老时，人们便称她为黄道婆。她不愿在崖州终老，晚年便返回故乡乌泥泾。
  总而言之，、黄道婆“少沦落崖州”，一是有其历史背景的，这就是中国内地人民自汉代至元代，经历了数次大迁徙，既有从北方迁到黄道婆家乡江苏的，也有从江苏向南继续迁徙到崖州等地的，历史上称为“流人”。黄道婆就是史称“青徐流人”之一。二是由于黄道婆所处的南宋末年，蒙古大军压境，偏安江南的南宋朝廷侈糜挥霍，实行苛政，大肆搜刮民膏民脂，兼并土地，劳动人民大量丧失土地，加之天旱水灾，物价上涨，人民无法生活，被逼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尤其是，南宋统治阶级，为了麻痹劳动人民，大力提倡道教，各地建有道观、寺院，朝廷还拨给佛田，对僧道人发给俸禄，这为黄道婆的离家出走，创造了化缘、栖身的有利条件。黄道婆少年时期，南宋出现了传播道教的启蒙读本。这对于在苦难中挣扎的少年黄道婆，无不产生深刻的影响。为了寻求肉体和精神的解脱，不得不皈依道门，随师姐南下崖州。三是为了摆脱公婆的恶骂和丈夫的毒打，这便是黄道婆离家出走的特殊家庭原因。
  1982年7月第一稿于广州
  1988年9月第二稿于北京

①参见罗香林《中国民族史》 ①《中国通史》第五册，《南宋土地兼并和封建剥削的加强》。 ①参见《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