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公元820年，李德裕被刚即位的唐穆宗李恒召入京中，擢为翰林学士，由此开始他二十余年的仕宦生涯。
  李德裕是典型的士族世家子弟，其父李吉甫乃一博学硕儒，唐宪宗元和间曾出任宰相。李德裕家学渊源，早有文名，却鄙薄进士科举，恃才傲物，称“好骡马不入行”。李终是通过门荫而入仕。
  李德裕有幸袭其父荫，也同时不幸地承续了其父结下的党争之怨。事情发生在公元808年（唐宪宗元和三年），朝廷举行一种特别的考试，“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举人”。考生牛僧孺、李宗闵在答卷中指陈时政之失，直言无隐，被考官评署为优而名列前茅。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则认为这是对他的恶毒攻击，“泣诉于帝”。结果考官被贬，进士出身的牛僧孺等也遭受打击压制，不得重用。时为翰林学士左拾遗的白居易也为此打抱不平，上疏曰：既下诏征直言极谏，牛僧孺等所对如此，“纵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罪而斥之”。据说，这便是史称“牛李党争”的肇端，日后延续几十年的冤冤相报自此开始。
  李德裕初为翰林便崭露头角，与朝中二位翰林学士元稹、李绅合称“三俊”。李德裕为文明白详实，曲尽事理，切中利害，独步当时。时“禁中书诏，大手笔多诏德裕草之”。而当李德裕正踌躇满志时，十余年前引发的党争开始祸及其身。公元822年（长庆二年）他被倾向牛党的宰相李逢吉排斥出朝，外任浙西观察使。次年，皇上在查处一起贿赂大案时，发现户部侍郎牛僧孺拒收贿赂千万钱，认为难得清廉，即擢为宰相。牛僧孺一党当政十余年间，李德裕一直不得回朝。
  公元830年（唐文宗太和四年），李德裕以卓越的政绩升任西川节度使。他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镇守边关，练兵强军，修筑堡障，积储粮草，常备不懈，使蜀郡于得安。831年，占据维州城的吐蕃主将率众来降。本为大唐的维州城失陷已久，屡战不克，今得光复。李德裕上奏朝廷，请求乘势进军收复早年失陷的疆土。“百官皆请如德裕策，独牛僧孺力梗之。”牛命李部退出维州，驱来降的兵将返回吐蕃，致使其惨遭杀害。时论以为，牛出于忌妒而阻止李德裕建立功勋，有损于国。“帝亦悔之，怨牛僧孺失策”。牛僧孺引咎辞职。832年冬，李德裕被征回朝，任兵部尚书。翌年春，拜相，封赞皇县伯。
  李德裕此次任相不过一年多。他在整肃科举吏治时，趁机把同为宰相的牛党人士李宗闵排挤出朝。李德裕孤高自重，不买宦官的帐，不久也被谗而罢相。李宗闵则又回朝为相。牛党得势当然也排斥李党。官员调动纷纭，朝廷为之不宁。唐文宗十分无奈，叹息道：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
  公元840年，唐文宗李昂病死，唐武宗李炎继位。李德裕再次奉召回朝任相。从840年至846年的武宗会昌年间，李是专任一朝的宰相。武宗的高度信任，使李德裕得以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能。他劬劳国事，经营四方：解除回纥个别部落对西北地区的骚扰；平定昭义镇的叛乱；抑制日益膨胀的宦官势力，削弱其对军事行动的直接干涉；裁减地方上冗官。晚唐朝政一时振作，雷厉风行，颇有中兴之势。李德裕的文才武略，功勋卓著，自有公论。
  然而，不用讳言，李德裕持之不改的朋党积习，历来也为史家所诟病。李德裕就任宰相初见武宗，便论及朋党。说为政之要，“在于辨群臣的邪正”。“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萝，非附他物不能自起。”“陛下诚能慎择贤才为宰相，常令政事皆出中书，推心委任，坚定不移，则天下何忧不治哉！”李德裕以是否依附宦官来区分邪正，似乎不错。但他此次入相，据说也借助了宦官杨钦之力。当然这也许只是权宜之计。李德寓自视为一心事君的正人，而将对立面牛党一概当作邪人加以打击。他或许并不自觉，他执政时所谓正人驱邪人之举，其实与牛党得势时之排斥异己同样是朋党的倾轧而已。
  太和年间，李德裕首次为相时，太子宾客刘禹锡前去拜访他，问：“近来宰相可曾收到白居易的文章？”李德裕回答说：“接连收到他送给我的文章，都收存起来了，但我始终没有看一眼。今天拿给你看看吧。”待到查找时，只见满满一书箱全是白居易的诗稿，上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尘土。李德裕让仆人打开书箱后立即又让将其收起，并对刘禹锡说：“我早就认为这个人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他的文章你又何必读呢。对于他的文章，我怕辜负了我的一片精妙之心，所以我不想看。”论者以为，这不同一般的文人相轻，李身为宰相却因前嫌宿怨而压抑人才，未必太狭隘了。公元842年，“帝闻白居易名，欲以之为宰相”。李德裕说，白居易老病，不堪作相。这确是事实，白时年已七十有一。但由于朋党积习使李德裕常常凭爱憎用人，所以这回也让人误以为是“李德裕素恶白居易”之故。由此可见，牛李朋党成见之深远，积怨之深重矣。
  公元846年，唐武宗服金丹病死，唐宣宗李忱即位，任牛党人士白敏宗为相，几乎废尽会昌之政。李德裕罢相，出为荆南节度使。847年（唐宣宗大中元年），再贬李德裕为潮州司马。848年又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在《贬崖州司户道中》一诗里，李德裕寓情于景，以平实自然的笔触，抒写其深切的愁楚。
  岭水争分路转迷，
  桄榔椰叶暗蛮溪。
  愁冲毒雾逢蛇草，
  畏落沙虫避燕泥。
  五月畲田收火米，
  三更津吏报潮鸡。
  不堪肠断思乡处，
  红槿花中越鸟啼。
  李德裕在崖州还有一首《望阙亭》：
  独上江亭望帝京，
  鸟飞犹是半年程。
  江山只恐人归去，
  百匝千回绕郡城。
  千载之后，我从字里行间还感触到李公身陷绝境的孤苦无奈乃至绝望。公元850年1月26日（大中三年十二月初十），李德裕在崖州病逝。至此，困扰晚唐政局几十年的“牛李党争”终于了结。
  史家论及牛李党争，每每必称两党以科第分，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李党代表北方传统的士族阶层，牛党代表由进士科举而晋升的新兴阶层。虽说大体如此，其实未必尽然。说到牛李，黄仁宇认为，“除了他们的个性背景外，其政策立场也有明显差异”，“李德裕可称‘古典型’‘保守派’，牛僧孺可称‘现实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柏杨则说：“牛李两个政客集团的斗争，基本动力是私人恩怨。”“他们没有政治理想，只有私人恩怨。”李德裕才干超群诚可贵，牛僧孺廉洁自律亦可嘉。“可是，只要一涉及到党派，他们便立刻失去理性。”显然这种统治阶层的内讧、利益集团的争夺，决非以君子小人之分能厘清得了。
  李德裕是以晚唐名相见称于世，但其党争之眚如影随形，隐之不去。也因其最终的悲惨结局，李德裕更多地得到人们的同情。而牛僧孺则如范文澜所言，也只是个庸人而已，还不算是奸人。无论如何，客观上牛李党争使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又一次元气大伤，旷日持久的内耗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老大帝国的衰亡。作为“历史的涉案者”，公允地说，不论牛李皆难辞其咎。尽管他们都是“牺牲品”，但他们也是“肇事者”。这么言说，当然不是问责古人，而是以儆今人引以为戒，以史为鉴。这便是我们在此讨论李德裕问题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至于李德裕贬地为琼岛何处之崖州，历来聚讼未决。持琼北论者以历史沿革为据，当然不无道理；郭沫若先生认为李德裕贬所就在琼南吾乡崖城，这也不是无稽之谈。郭老的考证文章《李德裕在海南岛上》，辨之甚详，实可信从。琼岛何处李崖州，看来一时还难说得清。既然莫衷一是，不妨存而不论。窃以为，李德裕的悲剧问题，倒是更值得我们来共同研究，深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