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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是个多事之秋。
  是年二月，宋高宗赵构定都临安（今杭州）。康王赵构是在靖康之难中侥幸逃脱的，而后在南京（应天府）即位成为南宋高宗。赵构甫行登极礼，金人便追逐而至。十年辗转亡命，历尽危艰，赵皇帝如今得以立足喘息。虽说“定都”，但赵宋王室祖宗陵寝所在的汴京，岂能轻言就此放弃？所以临安之都只称“行在”，含不忘光复故国之意。似乎从此以后，南宋君臣就要同心戮力救亡纾难了。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却并非如此。
  三月，宋高宗定都后首先就起用秦桧，官复原职为宰相（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专主与金和议。而就在五年前（公元1132年），秦桧正是因为“专主和议、阻止国家恢复远图、植党专权”遭弹劾而被高宗罢相的。真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十月，秦桧秉承高宗旨意，力主屈己议和。同为宰相（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的赵鼎坚持不可，以致被罢相，贬为两浙东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绍兴府。一年后再谪至潮州“安置”。三年后（公元1142年），又“徙”吉阳军（吾乡崖城）。
  十一月，高宗下诏称：“大金遣使至境。朕以梓宫未还，母后远在，陵寝宫阙，久稽汛扫，兄弟宗族，未得会聚，南北军民，十余年不得休息，欲屈己求和。在庭侍从台谏之臣，其详思所宜，条奏来上。”为了被俘虏而死在敌国的父皇（徽宗赵佶）得以归葬，为了被囚在敌营的母后（生母韦皇后）和皇兄（钦宗赵桓）归来团聚，为了早日重返沦陷的故国宗庙，赵构说，他不得已而屈尊和戎，以大事小。其情诚可悯，其理够堂皇。他让朝臣来议此举是否可行，以为其“忠孝之人伦大义”，势必无人敢忤逆。枢密院编修官胡铨却“不识时务”，竟上封事（密封的奏章）直言：“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耻，举天下而臣之”，乃辱国之举。委曲求全终不能全。“敌人变诈百出”，而王伦“又以奸邪济之，则梓宫决不可还，太后决不可复，渊圣决不可归，中原决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复伸，国势陵夷，不可复振”！最后胡公申明“义不与桧等共戴天日。”请斩通敌卖国的秦桧、王伦、孙近三人头示众，扣押敌方使者，出师讨伐罪恶之敌，以振奋三军士气。“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而求活耶！”看到此书，高宗震怒，桧等大惊。胡铨当即被谪福州，再而除名安置新州，继而移徙吉阳军编管。
  考宋朝惩办罪臣律例，轻者为“送某州居住”，重者为“安置”，更重者为“编管”，即罪臣在指定之地，受地方官管束，不得自由行动。“除名”则是除去名职，取消其原有身份，同现代之开除公职。“徙”即“徙边”，就是把罪犯流放到边远的蛮荒之地。而当年吾乡吉阳军，乃是一个令众朝臣闻之胆寒的“远恶军州”。赵、胡二公之谪徙吉阳军，显然是属于从严从重打击之列。这与俄国十二月党人流放西伯利亚，庶几近之。
  胡公奏疏，抗争辞意之激切，直击人家要害，其爆炸性杀伤力，甚至波及远敌：“金虏闻之，募其书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夺气”。不过千字的文章，人出千金高价求购，看后竟就灰心丧气。这岂不是存心坏人家的好事吗？宜兴进士吴师古将胡铨奏疏刻版印刷传布，便遭流放至死。所以，胡公之“咎由自取”，当在意料之中。
  然而，赵公与胡公毕竟有所不同。赵公实际只是个体制内温和的持不同政见者，政见分歧并非不可调和，何以也被置于死地呢？赵鼎当初任侍御使时，“所言四十事，施行者三十有六”。高宗对他几乎是言听计从，连连提拔，不出三年便升任宰相。赵公蒙此知遇隆恩，想必也思图报，一片忠心为赵宋江山社稷计。可他似乎并不理解高宗图谋议和的苦衷。而对于最高指示，则是理解也要执行，暂时不理解也要执行。赵公在敏感问题上犯了路线错误，辜负了领导的信任，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当初，赵鼎和张浚在一起议论朝中人才，张浚称赞秦桧能干，赵鼎说，“此人得志，吾辈无所措手足矣！”这句话有可能传到了秦桧耳里。后来赵鼎出任宰相，秦桧在枢密院为赵下属。秦桧“一惟赵鼎所言是从，乃深得信任”。其诈伪的伎俩竟迷惑了赵鼎，以至向高宗推荐说，“秦桧可大任”。秦桧东山再起，原来还有赵公这一臂之力。赵鼎罢官，秦桧装模作样为赵鼎饯行，“鼎不为礼，一揖而去”。这时赵公已悔之莫及矣。宋朝官制，枢密院与中书省分掌军政，号为“二府”，乃权力中枢。秦桧复相后，与赵鼎均为“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且不说先前的积怨，一山安能容二虎！可知秦之陷赵并非只是政敌之争。秦桧当然清楚，从内存能量来说，对他威胁最大的不是胡铨而是赵鼎，赵公一旦咸鱼翻身，他就后患无穷。就这样，凡此种种“因缘”，皆注定了赵公在劫难逃。
  赵鼎于公元1142年（绍兴十二年）徙吉阳军（吾乡崖城），客居水南村裴闻义家宅。裴闻义乃唐朝晋国公裴度十五世孙，其父裴瑑曾知吉阳军，于是安家水南村。其时裴闻义以父荫补而知昌化军（儋州），是以有空宅以寓迁客。
  赵鼎到崖城后给高宗上谢表，直抒胸臆：“白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赵公义无返顾威武不屈的大丈夫血性，使秦桧气急败坏，无奈感叹：“此老倔强如昔”。他把赵鼎、胡铨、李光三人姓名写在其衙署一德格天阁壁上，时时欲以加害，并着令吉阳军每月须向尚书省详细报告赵鼎生死情况。
  秦桧凶焰正炽，赵鼎的门人故吏多畏惧祸及而远避，难得裴闻义侠肝义胆，接纳赵公栖居于其宅。还有时任广西帅的张渊道，每与赵公书信以慰藉，并馈送面、酒和药物以济之。
  秦桧迫害步步紧逼，赵公处境日益危艰，病中自知馀年无多，便托人捎信给儿子赵汾，说：秦桧一定要杀我，我死了你们就没事，不然，祸害将殃及全家。然后，赵公便动手书写自己的墓石，记上籍贯乡里和所任官职日期，并且还预先写下了将要悬挂在自己灵柩前的铭旌。赵公不按成规范式写上自己的官衔、姓名等，而别具一格只写了一联语：
  身骑箕尾归天上 气作山河壮本朝
  相传傅说辅佐商王武丁励精图治，为中兴名相。傅说死后，他的精神骑跨在箕宿和尾宿二星宿之间。后人便以骑箕尾指代国家重臣之死。在此赵鼎以殷商贤相傅说自比。可惜壮志未酬，抱恨终天。
  公元1147年（绍兴十七年）8月，赵鼎绝食而亡。
  赵鼎弃世次年（公元1148年），胡铨相继“徙”到崖城，也是住在水南村赵鼎曾住的裴家。
  当时吉阳军的知军是个姓张的，他受秦桧奸党指使，对胡铨横加迫害。他强制胡铨每旬必须披头散发跣足如囚犯装束，走到军署去呈送思想汇报，还无礼要挟胡铨为他生日作一首五十韵长诗祝寿。胡公“身陷九渊，日与死迫”，然而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他含英咀华，终日潜心研读阐释《周易》、《春秋》、《周礼》诸经。城外三十里黎峒有个黎族头人，听说胡公博学多才，便送儿子来从师求学。
  一天胡公应邀到那位黎族弟子家里去做客，看见姓张的知军披枷戴锁，被囚禁在头人家西厢房廊下。头人指着姓张的对胡公说：这个人太贪婪太暴虐了，我要杀了他。先生你看怎么样？胡公说：他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你真的杀了他，是可以解一方民愤。但是承蒙你的垂问，我有个想法请你考虑。令郎之所以去跟从我读书，是为了什么？首先是要知道君臣有上下之名分这一纲纪伦理。这个人虽然天理难容，但他毕竟是主管本军的朝廷命官。要控告他的罪恶，应该先上告到海南安抚司，再到广西经略司，若不能解决，然后再上诉到枢密院。头人听了胡公一番话，当下便释放姓张的，要他自己写一份引咎悔过书。第二天胡铨回到水南村，姓张的马上登门忏悔谢罪，深深感激再生之恩，从此待胡公为上宾。
  人说，此乃以德报怨而仁者无敌。
  此后监管的宽松，让胡公得以与士人优游而寄情山水。城西南二里有池塘数亩，碧波荡漾，绿树环合，白鹭翔集。胡公和友人喜之清澄，就在池塘中建起个亭子。胡公题匾曰“洗兵”，采杜甫诗句“净洗甲兵长不用”之义，祈怀柔以安民之愿。洗兵亭东去不远，又有一小阜，茂林修竹荫翳成峒，十分幽雅。胡公游览而心悦神怡，于是引来六七好友同游，并用“溪边六逸”“竹林七贤”之意，名之为“逸贤峒”。胡公的仁义豁达，使他在凄风苦雨的岁月里，有了后来这些阳光明媚的日子。
  公元1155年（绍兴二十五年），秦桧病死，胡铨终于得以量移（遇赦酌情移近安置）衡州。至此，胡公在吾乡崖城已度过了八个春秋。
  离别之前，胡公为所客居八载的裴氏大宅题匾“盛德堂”，并作铭文，结句云：“三宿衔恩，矧此八年”。胡公以此赞颂晋国公之德泽长存，绵绵其盛；感念裴使君仗义相助的大恩大德；缅怀赵丞相之丹心浩气无量功德。最后，胡公又作七律一首“哭赵鼎”。
  以身去国故求死，
  抗议犯颜公独难。
  阁下大书三姓在，
  海南唯见两翁还。
  一丘孤冢留琼岛，
  千古高名屹泰山。
  天地只因悭一老，
  中原何日复三关？
  公元1162年，宋孝宗赵昚即位，马上召胡铨回朝，次年（隆兴元年）即升任秘书少监，重新工作。赵鼎也同时得到平反昭雪，追封丰国公，谥“忠简”。
  又识
  有一说胡铨还为盛德堂撰一楹联：
  史记威名震四夷源流有自
  堂颜盛德垂千古继述无疆
  “威名震四夷”是称颂赵鼎胡铨二公雄威正气震慑夷敌。岂能是胡公自诩？此联显然乃后人所撰也。史载，宋使至金，金人必问及赵鼎胡铨如何？可知金人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