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公元1852年（咸丰二年），林缵统出生在崖城城东镇北村一个书香世家。林家老宅门前大路旁，一口池塘横亘数十亩。是为官府公有之塘，因此吾村之名早年就叫官塘。依风水之说，“塘之蓄水，足以荫地脉，养真气”。林宅门前“顺局宽旷”，而藉此塘以凝之，正得风水之利，都说“必有磊落魁梧之才出乎其间”。林缵统先生无疑乃一“磊落魁梧之才”。
  先生字承先，号天民。自幼聪颖慧敏，少年“孤露”（丧父）。天性至诚至孝，“王父（祖父）与母拂意时，即引兄率弟环跪谏之”。“稍长，博通群书，尤邃易（尤其精通《周易》）”。弱冠之年参加郡试，知府当场阅卷“风取列第一”。“癸已（1893年），又受知于督学徐公琪，考列一等，录送广雅书院肄业（修习学业）”。
  广雅书院为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州所创设。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诸学科。学生选自广东广西两省才智出众者，各省一百人。肄业年限三年。然而，先生并未完成广雅书院的学业。
  甫到羊城，得知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先生便毅然舍弃书院而投奔草堂。其实早在1888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痛陈国家内忧外患，建议“变成法”以除弊政，先生闻说早已倾倒。今得幸会，“与论易理”，更加敬服。先生与康有为讨论《周易》义理，二人所见略同而康有为尤其切中肯綮。康有为信奉今文经学家的学说，征引《易经》关于“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观点，论证政治制度必须“因时制宜”、“因革损益”的“变易”历史观，这正是日后维新变法运动的哲学思想基础。先生“长康六岁，折节受业，与梁启超麦梦（孟）华等同为高足弟子”。这就是《周易》所谓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吧。
  康有为所创办并自任总教授、总监督的万木草堂，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萌芽状态的新式学校”。草堂教学宗旨，“专在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培养维新变法人才。教学内容以孔学、佛学、宋明理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重在探讨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和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并与外国作比较。即如康有为所言之“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万木草堂“受业弟子”据说有182人，先生列于其中第33位（见《康门弟子述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先生与梁启超、麦孟华等诸学长及万木草堂大部分康门弟子，后来都成了康有为维新变法运动的得力助手、中坚骨干。
  1894年（岁在甲午），先生参加省城考试，高中举人。1895年春，先生与康有为梁启超一同赴京参加会试。其时正值甲午战争惨败之后，李鸿章奉清廷之命到日本议和，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给日本，并赔偿军费二万万两。丧权辱国的消息传来，群情激愤。3月28日，先生与康梁诸公先是发动粤湘两省在京举人到都察院上书，吁请朝廷拒署和约。为壮大声势以促使成功，4月初康有为又邀请十八省应试举人在宣武门外达智桥松筠庵的谏草堂集会，决议联名上书皇上。康有为受委托执笔，连夜起草了长达万余言的奏书，要求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签名者计一千三百余人。先生为率先首签第六人（见《公车上书记》光绪乙未年上海石印书局石印本）。这次公车上书虽被拒绝呈递而不达目的，然先生追随康梁变法救国则义无返顾矢志不渝。
  公车上书次日，会试揭晓，康有为高中进士第五名，授工部主事。先生未能及第，只“拣选知县，委用教谕”。先生“不任，南归”。时值琼郡再遭风灾，先生“禀请赈济”。“督抚发给赈灾银一万五千元”。先生复向“各善堂及巨商殷户签捐，又获三万五千六百元”。均用于“沽米赴赈”。先生主理其事、克勤克廉、恪尽职守，善始善终，为时人称颂。
  1898年（岁在戊戌），1月5日，康梁诸公在北京组织粤学会，维新运动风起云涌。先生闻讯立即赴京。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请求光绪皇帝厉行变法，折中指出：中国“变则能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3月26日，先生参加康有为发动公车百余人上书，请以旅大与诸国，联英拒俄。4月12日，康梁等发起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的保国会。京城总会成立于北京粤东会馆。先生为领衔人之一。参加的各省举人和官僚共计186人。先生在《京城保国会题名记》中名列第24位。（见《清廷之改革与反动》下册附录。中正书局）
  是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采纳维新派的建议，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梁启超当日欣喜写道：“一切维新，基于此诏；新政之行，开于此日”。然而，变法新政之行仅103天，9月21日，慈禧重新“训政”，光绪皇帝被幽禁于中南海，史称戊戌政变。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即告终止。同日，以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将其革职。次日开始大捕维新党人，康梁分别逃亡香港、横滨。谭嗣同等六君子惨遭杀害。先生逃脱回到崖城，继而被革除举人功名。
  戊戌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先生追随康梁诸志士，挺身而出，不避斧钺，不畏艰险，矢志不懈地为变法救亡而斗争，知其不可而为之，其大义大勇，足以彪炳千古。
  先生失去了功名，却没有失去志节，肝胆依旧，雄风犹存。作为一方名士，先生深孚众望。他曾受重托“冒险深入，躬历三十六峒，宣德慰情”，安抚黎民，从而平息了一场骚乱。又“请王州牧为黎革除四害。”不得回应后，先生欲上府城反映，却遭阻挠。奸吏竟因此欲封林家，抓捕先生妻儿。先生“性介而刚，义之所在，赴若江河之决，生死咸于不顾。日与奸吏为难，系狱数次而崚嶒之骨百折不磨”。辛亥革命后，先生被委以“崖县文庙奉祀官”。先生晚年壮心不已，还积极筹划开发西沙群岛。（见游师良《林缵统筹办开发西沙群岛事略》）
  1922年，先生病逝，享年七十。与先生“早岁订交”的“传教弟”黎炳桂谨撰《举人林承先公略历》（载《崖县林氏家谱》）。本文所引述先生生平事迹的文字，均出于此。黎文还写到“公之行谊落落寡合”，“人以狂”。
  先生的品行道义，不为俗众理解认同，这是很自然的。当世人皆随波逐流，狗苟蝇营，你竟不知趋利避害，岂不怪哉！然而，君有凌云志，结在深深肠；君有未了情，牵在远远方；鸿鹄之志，燕雀安能知之？至于“人以狂”，这也不足为奇。康有为初始上书清帝，“当时举京师之人，咸以康为病狂”。凡特立独行志存高远之士，无不为庸夫俗子视之为狂，有如蜩与学鸠之笑大鹏狂也。“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李太白不亦狂乎？这便是大智若愚，大勇若狂。大智者，慧眼洞悉天下大势而趋同之；大勇者，铁肩担当道义而伸张之。先生即如此大智大勇者。而计天下利谋天下事的大智大勇者，则往往难免孤独寂寞也。
  先生尽管才具超人智勇双全，毕生投身于匡时济世，却终是历尽坎坷而壮志难酬。生逢这动荡纷乱的时世，一介书生纵有补天之志，又能奈其何也！
  先生家门前的池塘，又俗称祖庙塘，因林家祖庙就在塘边。小时候，我们曾在塘边竹丛间钓鱼捕蛙游戏，有时捉迷藏竟还窜进了先生故居里。多年之后才知先生之巍峨。南山苍苍，宁河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