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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神州板荡，清军入关后便连下薙发令，强迫汉人改从满俗，剃发梳辫，以示顺从。“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见蒋良骥《东华录》）。“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一野蛮的民族高压政策，激起各地人民的激烈反抗。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清军攻占崖州，逼令薙发。崖州十二君子宁死不从，慷慨就义。王熀的父亲王应桃便是其中一位英勇殉节的志士。
  王熀，字日宣，崖州北厢（崖城城东乡）人。他和其父同是明朝崇祯年间的生员（秀才）。从小就受儒家“六经”的传统教育，早怀济世报国之志。值此国破家亡之时，父亲的壮烈玉碎取义成仁，更催他前仆后继，投身到抗清的斗争中去。他参加了彭信古等志士策动的崖州黎汉族义民武装抗清的壮举。
  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十一月，南明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即皇帝位，改元永历，准备坚持抗清。王熀后来得知消息，便于顺治六年北上投奔桂王。他上疏陈述其父与崖州诸英烈抗清殉节的事迹，受到了桂王的旌表抚恤。其后，王熀便留在桂王麾下护驾。不久即“以扈从功”而被授予一方武官之重职——总兵（军团总司令）。从此，王熀奉命统领王师，转战粤桂，出生入死，屡建战功。在戎马倥偬中，他曾写下七绝二首《中秋玩月》。
  其一
  阴霾久障中天月，
  此夕中秋月复盈。
  皎洁一轮天下照，
  从今不改万年明。
  其二
  飒飒西风薄暮生，
  黑云吹尽碧天清。
  广寒今夜皎皎月，
  万国中秋庆大明。
  这两首诗都是寓情于景，借景抒情，此乃梁启超所谓的“第三类蕴借表情法”，即诗人“索性把情感完全藏起来不露，专写眼前实景（或是虚构之景），把情感从实景上浮现出来”。两诗韵脚皆押“明”字，语意双关。诗人既是暗喻其时抗清形势的好转，更是表达了建功立业恢复故国的热切愿望。
  王熀东征西战十余年，所部曾与大西军和李自成的大顺军协同作战，威震一方。然而腐朽的桂王政权不顾抗清大局而加剧内部“吴党”与“楚党”之争，致使王师受挫，光复的城邑又一一陷落。王熀亦因“党争”受牵连而遭排斥，降职为副总兵。他在《前作元戎后削为副戎历战十余年间触作》写道：
  满腔热血死从龙，
  统领王师耀戟戎。
  事业无成天命改，
  时人轻薄笑予庸。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诗人淡淡的惆怅和磊落的情怀——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竭股肱之力报效社稷，个人的沉浮荣辱又何足道哉！王熀在艰难竭蹶之中，不改素志，依然率部辗转两广，血战寸土，百折不挠。可是南明王朝气数已尽，谁也无法挽回其覆亡的命运了。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正月，清军攻陷昆明，明军覆没，桂王逃入缅甸。王熀只身潜回崖州。他带着印信旗帜，本企图伺机东山再起，但无奈大厦已倾，独木难支，他在临近家乡时，只好把旗帜烧掉。如今“天涯海角”东边那条后人名为“烧旗水”的溪流，便是王熀当年烧旗之处，该溪流注入的港口，也因此得名“烧旗港”。
  王熀退归故里，抱憾不已。他在《回崖自叹》中直抒了国耻未雪、报国未遂、壮志未酬、遗恨无穷的感慨。
  仗节当年把笔投，
  从龙往事幻名留。
  身无实据归乡井，
  今日随人呼马牛。
  此诗基本上是用直陈其事的“赋”笔，平实直率，故造语虽浅而内蕴不凡，诗人沉郁的忧患，悲凉的孤愤，透出字里行间。
  王熀回崖不久便遁迹山林。他“筑室水北，名曰‘水竹居’。自称‘水北渔人’。终身不入城市”（见《崖州志·人物志二》）。七律《回崖弃家入山隐居作》便是他其时境况的纪实。
  寻幽学懒结山庵，
  得避红尘那怕岚。
  满目云山青带白，
  一湾溪水绿拖蓝。
  林花香细堪供领，
  野鸟生奇好赠谈。
  寒谷阳春应有脚，
  操觞自酌又何惭。
  诗中主要抒写隐于山林，不受尘世网罗，自得其乐的情趣。诗人胸襟潇洒，出语飘逸，可谓气度豁达，耿介绝俗矣。然而，王熀的“超脱人世”绝非是对现实社会的消极逃避。他孤高自守的志行，体现了儒家士大夫极其重视志节的传统——“士志于道”。“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王熀心目中的“道”，当然是他理想的社会原则，在那特定的历史时代，其“道”必然也是蕴涵着强烈的民族的意识了。“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王熀始终坚持的是儒家士大夫立身处世的这个原则：“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当年，达则进而行其道；如今，穷则退而守其道，“操觞自酌又何惭”？
  王熀在山中隐居数年后，知州李应谦曾屈驾入山，亲临“水竹居”招抚。王熀“不从，赋诗见志。”七律《山居述怀》即为“见志”作之。
  手扶筇杖踏棕鞋，
  回首沧桑命亦乖。
  有饭时餐啖蕨菜，
  无油夜点照松柴。
  随缘白发身期健，
  到处青山骨可埋。
  淹没无闻嗟老矣，
  淡然寂寞旷吾怀。
  “隐居以求其志”（《论语》），初衷是可贵的；尤其难能可贵的则是在饥窘困顿中，在利禄诱惑下坚持不屈，矢志不渝。王熀的凛然傲骨就鲜明地表现在这里，他恪守着“君子固穷”这一儒家崇尚的传统节操，为“守道”“独善”而“安贫”，贫而无怨，穷且益坚。全诗不事藻饰，纯朴平淡，却自然地昭示了诗人决不降志屈从、至死不仕清朝的民族气节。
  王熀虽隐迹江湖而心系天下。五绝《山居》写道：
  山居穷日月，
  笑傲不知年。
  守岁频瞻斗，望明屡看天。
  何以夜阑不能寐？只缘望“明”屡看天。诗人托物寄兴，把亡国之痛，故国之恋这些深沉郁积的感情含蓄地表达出来了。王熀的忠肝义胆，于此可见。他对故国的凭吊和怀念，显然不是对一朝一姓的愚忠，而是出于一种圣洁的民族情愫，出于对民族兴亡的不可弃却的责任。诚如《崖州志》所云：“王熀虽不以诗名世，但于吟咏间见其志。”通览所存寥寥遗篇，王熀确以言志为诗之本。他不拘格套，独抒性灵，正与顾炎武倡导的“诗本性情，不贵奇巧”（《日知录》）相契合。
  王熀生逢末世，历尽坎坷而功业未成，但其光辉的人格，将永远受到正直的人们景仰。
  又识
  此篇当初刊发时，责任编辑曾提出“满汉关系”似涉及民族团结问题，不无顾虑犯忌。近十多年来，关于明清鼎革的历史意义还时而聚讼纷纭。
  前年清史专家马大正在评论清兵入关时曾说，如果“我们站在17世纪40年代的立场看，当时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核心来领导，这个统一确实有好处，它随后导致的康乾盛世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可圈可点的”。有论者则不以为然，指出马先生是站在21世纪才看到清兵入关的好处，而“站在17世纪40年代看到的只是赤裸裸的侵略、征服、屠杀。”诚然“满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王朝”。可是清军入关，将夺取全国统治权的斗争，演变成了一场民族征服战争。所以说，清初的战争并非是统一国家的战争。
  窃以为，用现代意识审视历史，不是把时下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古人。在早已确立多元一体之“五族共和”的政治构架的现代中国，株执大汉族正统观念及夷夏之辨的文化中心主义，固然不宜。但也大可不必在现代语境下作改写历史的翻案文章。
  乾隆曾为清朝统治的正当性辩护：“我朝为明复仇讨贼，定鼎中原，合一海宇，为自古得天下最正。”尽管满清王朝后来已通过有效的统治和对被征服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同，为一个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发展与巩固增加了思想上的向心力，从而最终确立了清朝政权的正当性，即“正统地位”；然而，对征服者的反抗作为复仇行为具有天然的正义性，明末王熀诸义士抗清的历史意义及其精神气节所蕴涵的道德意义，具有永恒的价值，是任何时候都不可否认的。我们今天抒写的显然是凝聚着中华文明精华的一种理想人格，而不是重叙明清易代的遗民情结。
  光绪本《崖州志》“明季事迹”篇引自乾隆旧志，其按语云：“明季拒命诸人虽圣朝之顽民，不失为有明之义士。旧志相沿，悉书为贼。国初体制，自应如此。伏读御批《通鉴辑览》、钦定《三王纪事本末》，皆照原官书，不名为贼。且赐美谥，准祀忠义祠。圣明崇奖忠义，大公无我之怀，高出千古。即《通志·列传》亦只据事直书，并无忌讳。兹谨仿其例，一一改正，除去贼名，仍不抹却事实，庶足以慰忠魂而昭定论。愿以质诸知人论世者。”古人之明智，足耐今人寻味也。
  日前媒体报道，有位艺术家试图创作一座新塑像，让在杭州岳飞墓前已长跪数百年的秦桧重新“站起来”。此举与时下某些论者凌虚蹈空地以是否有利于“国家统一”作为“政治正确”的唯一圭臬来苛责古人，何其相似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