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唐朝天宝七年（公元748年）十二月上旬某日，一艘方头方艄平底的三桅大海舶悄然漂来，在宁远河口的港湾里靠岸泊下。
  海舶上乘坐的正是扬州大明寺高僧鉴真及其率领的赴日传戒僧侣等人众。自从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应日本留学僧荣叡、普照的邀请，鉴真准备前往日本弘布戒律，此前已经四次东渡而均告失败。这回是第五次东渡又再受挫。本来择于六月廿七日从扬州启程，是为了趁东南季风以行，因为我国在东亚季风带内，夏天吹东南季风，冬天吹西北季风。但几度耽搁而误了时机，以致后来碰上西北季风而向西南漂流到海南岛上。
  欲往东瀛却被逆风恶浪冲到琼南来，这对于鉴真大师当然是又一大劫难。然而大师及其弟子一行的到来，对于吾乡崖城则无疑是莫大的幸运。其时吾乡虽为琼南一郡之治，实乃穷荒绝境，大师莅临的文化润泽，惠及深远矣。
  大师此行，随同者共计三十五人，其中僧侣有祥彦、神仓、光演、顿悟、道祖、如高、德清、日悟、思托、荣叡、普照等十一人，水手十八人，其余五人是画师、工匠等。尤其必须交代的是，台州开元寺僧人思托，自天宝元年以来，一直追随鉴真大师，五次东渡，每次都与大师同行，历尽千辛万苦，矢志不渝，直到天宝十二年随大师第六次东渡成功。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鉴真大师在日本圆寂后，思托即撰写《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尚鉴真传》三卷，以自己几十年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为依据，记述鉴真大师生平及六次东渡的坎坷历程。可惜此书今已失传。而现在流传的《唐大和尚东征传》，据说便是日人真人元开根据思托的三卷传记节编而成的。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关于鉴真东渡的较完整的原始资料。
  据《唐大和尚东征传》记述，鉴真第五次东渡，“造船买香药”，“备办百物，一如天宝二载所备”。天宝二年东渡所载的“百物”非常丰富。粮食且不说，各种香料如麝香、二脐、沉香、甲香、甘松香、龙脑香等等，就有六百余斤；还有胡椒、石蜜等五百余斤。尤其重要的是各种佛教典籍及佛寺用品。佛经有金字《严华经》一部，金字《大品经》一部，金字《大集经》一部，金字《大涅槃经》一部，“杂经论章疏都一百部”。其他有“画五顶像一铺、宝像一铺、金泥像一躯”，还有六扇菩萨障子一具，月令障子一具，道场幡一百二十条，珠幡十四条，玉环手幡八口，螺钿金函五十口，铜瓶二十口，大中小铜盘八十四面，袈裟一千领，褊衫一千对，华毡二十四领，琳琅满目，举不胜举。
  如果《东征传》所述无误，那么天宝七年随鉴真来到吾乡的“百物”，尽管与天宝二年未必完全相同，但也应是相当可观的。如今大疍故港附近还有一处平展的沙坡，叫“晒经坡”。据说当年鉴真他们曾经在此晾晒被风雨浪涛濡湿的佛经等物品，因此得名。想来民间传说并非耳食之言。
  再说鉴真大师一行上岸后，码头上的商人便往州里报告。别驾冯崇债得悉大师到来，立即派遣兵丁迎接到州城，设斋供养，安置在州内大云寺住下。大云寺年久失修，佛殿破败。鉴真大师慨然主持了佛殿的重建工程，历时数月而大功告成。
  大云寺至少是建于武则天时代的琼南最大的佛教道场。唐武后载初元年（公元690年），僧人法明等撰大云经四卷，称武则天乃弥勒佛下世，应当代唐为天下主。御制《大云经》颁行天下。大云寺当是得名于其时。然而《崖州志》中竟无记载。徐日霖先生认为，州志列为古迹的开元寺就是大云寺。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我揣想，不无可能。
  《崖州志》曰：“开元寺，在城南百余步。胡澹庵缘化钟楼。”附注：所据者乃《舆地纪胜》。《舆地纪胜》是南宋的一部地理总志，王象之撰，大约成书于公元1226年。胡铨“缘化钟楼”事，则是在此70年前的公元1150年左右。而所谓“城南”当然就是胡铨时代的“城南”。当时的吉阳军署，沿袭汉唐衙署故地，依然在水南村东头，大致是在今之镇政府所在地。虽然称“城”，其实并无城池，只是行政中心区之谓也。十分清楚，唐时鉴真重建的大云寺和宋时胡铨缘化的开元寺，原来都同在这一“城”的方寸之地中。那么，他们是否本来就同是一寺呢？若是，为何又前后异名？且从“开元”说起。
  话说武则天去世后，复兴的李唐王朝又经历了几年动乱，直到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于公元713年改元，号称“开元”。从此唐朝果真出现了“开创新纪元”的局面。在历时近30年的开元年间，唐玄宗励精图治，使海内富裕，国力充实，人丁兴旺，盛世景象前所未有。于是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唐玄宗诏敕天下，很多佛寺纷纷名以“开元”，以纪其盛。著名的如福建泉州市西街现存的开元寺，原名本叫莲花寺，也是其时才改为开元寺（今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唐大和尚东征传》记述鉴真大师从吾乡崖城返回扬州途中，一路上所到的开元寺就有多个，如琼北的崖州开元寺、雷州开元寺、广州开元寺、韶州开元寺、虔州开元寺，等等。由此可知，佛寺以“开元”为名，真是那个年代的时尚。据此推断，鉴真大师在吾乡重建的开元寺，可能原本名为“大云”，开元年间始改名“开元”。那么，天宝年间为何又称原名“大云”？或许是这样：成也玄宗，败也玄宗。自天宝年间（公元742年）之后，唐朝国势便开始由盛渐衰。开元的繁荣不再，佛寺都坏废失修了，还言何“开元”？于是乎，歌功颂德的“开元”之名，自然而然地被失望的人们弃之矣。至于王象之，或因其所见恰是开元时代的史料，便在《舆地纪胜》中照录耳。
  当然，以上只是我的猜想，无从证实，姑妄言之，是耶非耶，无关宏旨。而鉴真大师在吾乡“设会受戒”传布佛法的功德，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鉴真十四岁出家，研学“三藏”；后往扬州大明寺，专宏戒律。“三藏”是佛教典籍库存的总称：佛所说的为“经”，佛所定的为“律”，门徒的解说为“论”。鉴真所奉行的律宗，是以“三藏”之一的“律”为其宗的教派。而藏律的主旨则是“戒”。“戒”乃佛教修行的“三学”之法——“戒”、“定”、“慧”之首。“防非止恶曰戒，息虑静缘曰定，破恶证真曰慧。”
  鉴真为南山律宗创始人道宣的二传弟子。道宣用大乘的教义解释从印度传入的小乘《四分律》。在终南山创设戒坛，制定佛教授戒仪式。其主要学说为戒体论，即以心法为戒体。戒体是指受戒时，因领受戒法而在心理上形成一种防非止恶的功能；而心法便是所谓“阿赖耶识”的种子，万法都是从它蕴藏的种子中生长出来。此乃唯识学的要义，其中玄妙，不可思议。
  那么，鉴真大师在吾乡大云寺讲律授戒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依佛法大致包括四方面：一是戒法，即佛所定的条文；二是戒体，即受戒、持戒的心理活动的本体；三是戒行，即依戒律而行的行为；四是戒相，即合乎戒律规范的神态相貌。而戒律则分两类，一是“性戒”，所“戒”者是出于本性的、世俗也禁止的“十恶”，包括杀、盗、邪淫、两舌、恶口、妄言、绮语、贪、嗔、痴十种。守此十戒不犯，便是“十善”。另一类是佛定的“制戒”，这是佛门中特别严苛的清规。俗众不拘，不说也罢。戒的条目虽然繁多，但究其实质，都是禁止求可欲，以期心不乱。可知鉴真大师弘扬戒律无非止恶扬善，不论对信众俗众，也是极好的教化，这对于吾乡社会的和谐安定，善莫大焉。
  鉴真大师一行在吾乡居留一年之后才返回扬州。离去时别驾冯崇债亲自率领甲兵护送到万安州。最后，大师经崖州、雷州……一路辗转回到了扬州。就在归途中这位六十三岁的老人因劳累疾患而不幸双目失明。然而，鉴真大师百折不挠，又于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第六次东渡，这回终于成功而实现了毕生的宏愿。
  鉴真大师在日本被委任为大僧都，他在奈良兴建唐招提寺，作为授戒传律的基地，由此开创了日本律宗。大师还把中国的建筑、雕塑、书法、医药学等传送到日本，为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又识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唐大和尚东征传》直接记述鉴真在崖城的情况，不过一百多字，谨照录于下，以供参考：
  “夜发，经三日，乃到振州江口泊岸。其经纪人往报郡，其别驾冯崇债遣兵四百余人来迎。引至州城，别驾来迎。乃云：‘弟子早知大和尚来，昨夜梦，有僧姓丰田，当是债舅。此间若有姓丰田者否？’众僧皆云：‘无也。’债曰：‘此间虽无姓丰田人，而今大和尚，即将当弟子之舅。’即迎入宅内，设斋供养。又于太守厅内，设会授戒。乃入州大云寺安置。其寺佛殿坏废，众僧人各舍衣服造佛殿。住一年，造了。别驾冯崇债自备甲兵八百余人，送经四十余日。至万安州，州大首领冯若芳请住其家，三日供养。”（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版）
  显然，其中梦舅之言近乎荒诞无聊，而为今人弃之不引。诸如此类语涉怪诞的描述，上下文中还有不少，如“过蛇海，其蛇长者丈余”；“过飞鸟海，鸟大如人，飞集舟上，舟重欲没”；“有四白鱼来引舟”；“知是神灵化出池也”，等等。不知是思托未能免俗，还是真人元开画蛇添足？还有“甲兵八百”云云，难免虚夸之嫌。其时吾乡已改振州为延德郡，文中沿用旧称而已。孟子早有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经典《尚书》尚不能尽信，何况稗史者乎？所以，我们只能信其可信，从实从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