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节日是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积淀。传统节日是一个民族独特的时间符号，凝结着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标识。在漫长的农耕时代，中华民族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一系列源于农时节令、祭祀、神话以及社群娱乐等民间习俗的传统节日。吾乡崖城虽然僻处琼岛南端，其先民则多来自闽粤及中原各地，当然与中华主流文化同根同源一脉相承。但毕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吾乡民俗与大陆各地或许大同而有小异。吾乡旧时节日很多流传至今，也有一些风俗则已嬗变或迷失。
  一
  元旦以爆竹开年，内外称贺，酌酒相庆。初三日，书帖，钉赤口于门，谓之禁口。八日，城中迎神赛会，谓之妆军。远近男妇，入城聚观。三日方止。（《崖州志》）
  古代所称“元旦”，即今之春节。春节是一岁之首。夏历以正月初一为岁首。当其时也，春气萌动，万象更新。在这一年复始的时节，自耕小农们称贺什么？无非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元旦所酌，则是屠苏酒，据说饮之可以除疬疫，而且这屠苏之饮还特有讲究。平时阖家聚饮，尊卑有序，先老后少，但初一饮屠苏酒，却反其道而行之，先少后老。其说道是，新春开元，少年得岁老年失岁，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少年身上，所以老者让少年为先。苏东坡有诗云：“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而所谓“钉赤口”，乃一种古老的巫术，与《正德琼台志》所记相同。元人《岁时广记》云：“今日端五日多写赤口字贴壁上，以竹钉钉其口中，云断口舌。不知起于何代。”此举显然意在禁绝口舌是非，免除流言祸害。古人未必知道“病从口入”，但确实已注意到“祸从口出”并严厉治之，以求在新的一年中和谐吉利。所谓“迎神赛会”，就是用仪仗、萧鼓、杂戏迎神，给神还愿，酬谢神灵的护佑。赛者，酬也。白居易有诗云：“黄昏林下路，鼓笛赛神归”。赛神活动多是由军士来妆扮表演，所以“谓之妆军”。
  二
  元宵前后，都里迎神张灯，扮演故事，谓之迎灯。自元日至此，昼打秋千，夜放天灯。或扮狮子麒麟为戏。（《崖州志》）
  正月十五元宵节，《正德琼台志》的记述很是丰富多彩。元宵花灯，更是千姿百态，蔚为壮观。如“鳌山灯”矗立在大街上，以“松竹叶结蓬，缀灯于上”；“走马灯”就是“剪纸为人马，树于灯内团走”；猜谜灯则是“题写诸经书典故、鸟兽花木类，暗蓄事义，作为诗词，粘于方纸灯笼中，唱采揭之”；还有各种纱灯、篾丝灯、梅花灯、媳妇莲花灯等等。打秋千也颇有讲究。“城乡俱作秋千，用四木两分相叉为架，高而下垂者为女秋；二木如柱，两孔横架，短而翻转者为男秋。”好吃的是，“以糯米搓丸，小者煮浸糖水，大者裹以蔗糖，名元宵丸。”最热闹的要数舞狮。古人相信狮子有驱邪镇恶之功、吉祥安康之意，每逢喜庆多要舞狮。一般是两人合扮一大狮子，一人独扮小狮，另一人扮武士，手持绣球作引导，表演开拳踢打，引逗狮子伴随鼓乐节奏俯仰翻腾。据老辈人说，吾乡早先多演南派文狮，后来也演北派武狮。文者重在表情，突出狮子的温顺可爱，动作诙谐细腻，多为搔痒、打滚、舐毛、相偎相依等。武者动作勇猛，幅度大，力度强，多作跳跃、跌扑、腾转等，突出表现狮子的威武雄劲。
  莫名其妙的是，不知始于何时，吾乡崖城乃至海南各地，竟把正月十五当作“小年”，而真正的“小年”却已迷失。“小年”自有其节，何劳元宵代之！
  三
  三月清明，诣先人茔墓，剪除荆棘，设祭，焚挂纸钱，谓之拜扫。（《崖州志》）
  春分过后是清明，此时天气转暖，风和日丽，“万物至此皆洁齐而清明”，清明节因此得名。清明上坟，就是给祖先亲人坟茔添土上供，以示怀念。在古人心目中，墓乃祖宗体魄所藏，子孙思祖不可见，见所藏之处，即如见到祖宗一般。所以清明墓祭，也是爱亲、思亲、孝亲伦理意识的延伸，是慎终追远观念的表现。《正德琼台志》还有“清明插柳，妇人簪榴花”之说。古人清明扫墓归来，常折柳栽插，采花簪发。据说此俗最初是为了纪念“教民稼穑”的神农氏，后来演变成为纪年祈寿或预报天气的一种仪式。有谚语：“戴个花，活百八；插个柳，活百九。”
  四
  五月端午，保平里有赛龙船之举。为角粽，祀祖先，以相馈遗。又采芦花、香草、菖艾，浸水供神，浴体。或折艾悬门，以辟疫。是日，士女皆出港门观竞渡。儿童放各种纸鸢，角高下。（《崖州志》）
  端午即月之初五日，因“五”与“午”同音，农历五月初五便谓之端午。古时五月多雨潮湿，瘟疫滋蔓。谚云：端午节，天气热，五毒醒，不安宁。为防疫避毒，先民采取种种措施。如把“五毒”图象贴到门口以示抗御。又如“五月到，戴艾蒿”，即把艾草做成人形戴在身上。或者把艾草直接和菖蒲一同悬挂在大门上。古人相信艾草能祛百毒，称之为“艾虎”，而菖蒲形状似剑，俗称蒲剑，可镇妖邪。南朝人《荆楚岁时记》云：“端午节以菖蒲一寸九节者，泛酒以避瘟气。”《正德琼台志》所记更详细：“男妇系香袋，儿女彩绦缠臂；涂雄黄，饮菖阳，带艾悬门；采百般花草相斗以较输赢。”“菖阳”是菖蒲的别称。大人饮菖蒲酒，儿童则用雄黄浸酒来涂抹在前额和鼻子耳朵上。又有用红布缝扎成小巧玲珑的香袋，内装雄黄、苍术、香药等，让儿童佩在身上以驱毒虫散浊气。小时候，我们就曾佩带过这种“护身符”。稍长大了些，就早早跑到宁远河边去抢先洗龙头水，然后回家吃粽裹，再到港门龙公庙前酸豆树下看跑龙船。
  据闻一多先生考证，端午节是古代信仰龙图腾的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祀的节日。至于纪念屈原的传说，则是后人附会上去的次生意义。不知是否如此。现如今，划龙舟似乎已是一种纯粹的体育竞技了。
  （其间七月十四寒衣节等，已专文述及，于此不赘。）
  五
  中秋、冬至，不以为重。九月九日亦有携酒登高者。（《崖州志》）
  或许是世易时移清季动荡的缘故吧，其时节庆如此冷清。明朝时候的情形则是：“中秋玩月，城市以面为饼，名团圆饼。城落俱煮天南星（一种芋头）剥食，曰剥鬼皮。小儿于时引蜻蜓。重阳，士夫携酒登高。”“冬至，亦相拜贺。”（《正德琼台志》）八月十五月圆如镜，民间吃月饼以祈团圆吉利。赏月与祭月习俗自古已然。冬至，是古人心目中的一个重要节日。“气始于冬至，周而复始。”（《史记·律书》）冬天到了，春天即将随之而来。杜甫诗句“冬至阳生春又来”说的就是。冬至祭祖庆贺必不可少，只是近代已淡化了。崖城民谚云：“饿年不饿冬，饿冬米缸空。”“人穷不穷公，买个猪头祭阿公（祖宗）。”可知吾乡对冬至节庆之看重。
  六
  腊月廿三夜，以茶酒纸马送灶神。除日迎神如之。（《崖州志》）
  农历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起，即古俗所谓“小年”。南宋文天祥诗云：“春节前三日，江乡正小年。”可知古时候小年在大年前，吾乡则误传而失落到了大年后。旧俗，小年先祭灶。据说，祭供灶神的习俗由古代先民敬重火种、祭拜火神、纪念教人司火熟食的司灶者传承而来。传说灶神职司人间善恶，每至腊月廿三夜，就要上天禀报人世功过，除日（大年三十）晚，再奉旨返回人间赐福或降灾。民间祭供是为了讨好灶王爷，祈求他“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供奉以贿赂灶王爷的祭品，主要有香烛、酒肉、灶糖、灶马等。吾乡的“灶马”为木刻版印的神马图，贴在灶头上。小时候，在下曾与家藏马版的小伙伴合作印制过灶马。小32开纸，用藤菜籽汁作印刷颜料，紫红色。印好了就挨家叫卖：“卖马喽——”2分钱一幅。记得我曾挣到一大笔钱——整整5角！
  南宋诗人范成大在《祭灶词》中写道：“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上天欲言事。云居车马小留连，家有杯盘丰典祀。猪头烂熟双鱼鲜，豆沙甘松粉饵圆。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婢子斗争君莫闻，猫犬触移君莫嗔。送君醉饱登天门，杓长杓短勿复云，乞取利市归来分。”看古人煞有介事地奉承灶王爷，你当然觉得可笑；但你天天在什么爷的鼻息下战战兢兢，岂不更可怜？
  七
  是日（腊月三十），以竹枝扫室尘，换炉灰，送之门外，谓之送穷。日夕，置酒祀祖，辞岁。夜分，贴春联，易门神，以迎新岁。（《崖州志》）
  还是《正德琼台志》所记具体：“除日午后祀先，谓之分岁。子妇儿女辈盛陈酒馔为父母。围炉至夜，各燃火于门外（俗称烧生盒），焚辟瘟丹。放纸炮爆竹。一鼓，复设酒果迎灶君。扫污秽，以败苞破箩载之，燃灯于内，将扫尘竹帚携掷之，谓之送穷。厅房廊室俱点灯，合家共坐守，不寐，谓之守岁。夜分，挂楮币（利市钱）于门，易门神桃符春帖。画灰于道，象弓矢以射祟。”你看正德年间，如此古风盎然。“除”，乃除旧迎新的意思。一年最后一日叫“岁除”，除日晚上即“除夕”。民间“过年”，实际上就是从除日即大年三十开始，而一直延续到翌日即正月初一春节之后。“过年”包括了这么个辞旧迎新的全过程。尽管有关“年兽”的远古神话传说曾经流传，但其实“年”只是时间概念。据学者考证，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年的字形由“禾”与“人”组成，象人在禾下收割或头顶稻禾的形状。《尔雅》云：年者禾熟之名。每岁一熟，故以为岁名。这说明传统节日所蕴涵的实用性的季节时间提示意义。当然节日祭祀还体现了祖先崇拜的神性意义。虽然这些意义在现代已日渐淡化，但时至今日，过年仍然是华人普天同庆的团圆吉祥的盛大节日。
  八
  吾乡旧时“节序所尚”，据清光绪末年重修的《崖州志》“风俗”篇中记载，均已引述于上。如此简略，让人生疑。也许一些传统节日习俗是在近代时局动乱中迷失了，以致旧志原载的好些内容已被重修者以为繁芜而删去。明朝正德年间修的《琼台志》，关于“一岁风土好尚”的记述就颇为丰富而详细。虽然所记主要是岛北府城之事，但窃以为琼岛一区，咫尺之间，地缘相近，血缘相亲，习俗当然也会大致相同，所以间或亦引述之。
  《正德琼台志》所记“节序”，开头竟不是岁首元旦，而是“迎春日”：“府衙官盛服至于东郊迎春馆，武弁各竞办杂剧故事，会聚逞炫。俟祭艺神毕，前导城市内外老稚集于通衢，各携负幼男女，竞看土牛自河口街从西门入府。”《崖州志》在“节序”中则一字不提“迎春日”。那么吾乡崖城是否真的没有迎春之俗呢？不是。在《崖州志》“经政志一”的“节省均平各款”篇中，明确列有一项：“迎春土牛，支银二两五钱二分一厘九毫”。附注：“道光二十四年裁”。这一专项经费开支的事实，证明吾乡在道光二十四年前，是曾经有过迎春活动的。
  迎春是立春时节迎接春之神的一种古老习俗。意在警策以农为本的先民，值此春回大地之际，须及时耕作，不违农时。迎春仪式主要是祭祀“芒神”和“鞭春牛”。芒神全称“勾芒神”。在古代神话体系中，勾芒神既是主司万物萌生的春神，也是掌管一年吉凶的值岁神。历朝对迎春仪式都十分重视。清初曾由钦天监（中央天文台）每年六月按照年建干支推算测定次年春牛芒神的颜色形象，绘出标准“春牛芒神图”，颁发到各省州县，各地再按图样制作春牛与芒神的偶像。制作土牛“必备五方之色”，即牛身须按天干、地支、纳音配色。立春前一天，由大小官员将勾芒神像和土牛迎到官府准备好的彩棚里。而“鞭春牛”仪式，就是用名为“彩杖”的鞭子，象征性地驱策那头五彩斑斓的“土牛”。朝廷规定，迎春祭典一律由各级官府第一把手亲自主持。
  那么，如此郑重其事的盛典，为何在道光二十四年一下子就“裁”掉了呢？鸦片战争惨败后，清廷于1842年签定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次年又签《虎门条约》；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又签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西方列强就这样开始瓜分中国。明乎此，就已不言而喻：国之将亡，还有何春可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