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郡治之南有海口驿，商人舣舟其下，前有小亭，为迎送之所。”南宋赵汝适《诸蕃志》如是说。此处讲的“郡治”，便是吾乡崖城，其时为吉阳军治所。这是我所见到的有关大疍港的最早的历史记载。
  赵汝适于南宋理宗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以散朝大夫提举福建市舶兼泉州市舶。其掌管泉州“海关”，负责管理往来舶商，征收舶税等民间内外贸易事务。当时的泉州，是“东方第一大港”，樯帆林立，十分繁荣。赵汝适居其要津，自然见多识广，所著《诸蕃志》中有关海南岛的地理交通、社会经济状况的记载颇为详细。他虽然未曾到过海南，只是间接得知，但关于吾乡“海口驿”的记述如此具体，很是可信。
  所谓“海口驿”，当是位于宁远河入海口处的驿站。此间设置专供传递公文、转运官物的驿使和往来官员途中歇宿的驿站，说明那时这里是一方出入的门户、交通的要道。《诸蕃志》上还写道：吉阳军与“琼管（岛北琼州府，彼时改为琼管安抚都监）虽有陆路可通，然隔越生黎之峒”，往来者多“再涉海而后至”。此上下文可互为印证。至于“商人舣舟其下”（“舣”者，停船靠岸之谓也），则反映了此港当年商贸活动繁荣的情况。那个时期，来来往往的商船究竟都装运了些什么东西，《诸蕃志》也有记述：此“地多荒田，所种粳糯不足于食，乃以薯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故俗以贸香为业。土产沉香、蓬莱香、鹧鸪香、笺香、丁香、槟榔、椰子、吉贝、苎麻、楮皮、赤白藤、花缦、黎幙、青桂木、花梨木、海梅脂、桂枝菜、海漆、荜拔、高良姜、鱼鳔、黄蜡、石蟹之属。其货多出于黎峒，省民以铁、盐、鱼、米转博，与商贾贸易。泉舶以酒、米、面粉、纱、绢、漆器、瓷器等为货。岁杪或正月发舟，五六月间回舶，若载鲜槟榔搀先，则四月至。”赵汝适虽然只是泛说琼岛概况，但所述及者，吾乡崖城最具有典型性。
  其实早在唐朝天宝初年，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日本失败而漂流到宁远河口泊岸时，就有“其经纪人”到郡里报告。表明这里已有商人（经纪人）居住，只是不知是否已形成港口的规模？而公元1080年，琼管体量安抚朱初平给朝廷的《奏议》中就曾说到“海北客舟载米”来此间的事。（详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由此可知，至少在公元11世纪，此港已经形成。
  “崖居南陲，远接诸蕃”。大疍港正位于连通亚欧非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上。有宋一代以至元明，几个世纪里，不知有多少远航的船舶由此过往，他们或许曾经在此停泊以补给淡水食品，或许曾经在此“寄碇”以避台风。虽然在史籍上没有看到明文的记载，但想来是不无可能的。
  宋末元初，东南沿海以至中原移民，或谋生计，或避战祸，纷至沓来。人流物流一时大增，港口自然日渐昌盛。来自闽广的水上居民疍家人聚居海滨，自成一大一小两个疍村。而大疍村紧傍港湾，其港因此得名。疍家人以渔为业，港口于是又成了渔港。元人王仕熙有诗为证：“客来疍浦寻蓑笠，黄篾穿鱼酒正浓。”河流入海处谓之“浦”，“疍浦”云云，可知疍人居之。疍村左邻是番坊。番人则是穆斯林，据说从海外番国漂泊而来。八方来者，教俗殊异，却均能相安无事，且各得其所。久而久之，皆定居下来，反客为主。这个港湾真有能容之量，可谓一方“乐郊”。
  时至明朝，朱元璋开国之初实行“海禁”之策，“禁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敢有私下出番互市者必施之重法”，以图肃清在沿海岛屿活动的方国珍、张士诚残部，并防御倭寇的侵扰。此举用心良苦，亦殃及了池鱼。然而，“番舶以禁严而不来”，“私舶以禁弛而转多”，海南市舶实际上禁而不止。编修于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的《正德琼台志》载：“琼昔于四州，陆路少通，多由海达。”如今“虽东西俱有驿铺，昼夜通行，然商贩安于便捷，未免由舟”。“大疍店滨海，舟集货卖。”“入抵大疍港，利用客坊，泊船于此。”其时大疍港商旅辐辏的盛况由此可略见一斑。
  而更值得一说的是，当年坐落在港湾附近的两座“地标”建筑，一座是天妃庙，一座是五邑会馆。天妃庙又叫天后宫，奉祀的天后娘娘是海上护航女神，俗称“妈祖”。人们对航海保护神的崇祀，反映了此地市舶的兴旺。据说天妃庙始建于明初，后来广东南海、番禺、东莞、顺德、台山五县寓崖商人又联合重修。尤其重要的是，这五县客商还合资建造了一座会馆，是为“五邑会馆”。会馆是我国一种传统的以地缘关系而设立的公共性建筑，多建于商业发达、流动人口众多的城埠。人客居异乡，无论士人、商贾、工匠，难免会有同乡共济之求。会馆之设，则可满足各路同乡同行的不时之需。或聚会议事，或喜丧礼仪，或暂时借宿，尽可藉各邑会馆以达其成。羁旅他乡而得敦乡亲之谊，叙桑梓之情，会馆之大功矣。正规的会馆，规模颇大，仿传统礼制建筑，在中轴线上依次布置戏楼、客厅、正厅，配以东西两边厢房。正房东南角常建有魁星楼。除了以上馆内主要建筑外，有的还附设东西两个跨院，内建附属用房，数十百间不等。有些大会馆甚至在前后院的空间里筑山引水，营造园林雅趣。“五邑会馆”的格局如何，州志没有记载；但作为财大势众的广东五县商人在崖城合作的公共场所，其规模想必不会小。“五邑会馆”之建，应是大疍港鼎盛时期的重要标志。日本学者小叶田淳著《海南岛史》引明万历《琼州府志》所载的海南岛主要港口，崖州大疍港赫然名列其中。大疍港在明中叶的发展繁荣，史载详实可稽，毋庸置疑。
  大疍港不仅是琼南商贸海运大港，也曾经是一方军事海防要塞。据《崖州志·海防志》载，明万历四十五年，“设水寨前司”于此防守。之前则有“备倭艚船”巡卫。清康熙三十九年，有贼船三只，掳掠妇女十余口，流窜至大疍港，“游击黄本遣兵迎拒，贼不敢敌”。雍正六年，装备“外海拖风哨船”一只“分防大疍港”。乾隆年间，增设大疍港讯，置大炮台，配备大小红衣铁炮，驻扎千总一名，防兵二十名。
  大疍港的历史，其兴于宋，盛于元明，追溯至此已大体清楚。而其衰于何时，何以而衰，则尚不得其详。光绪年间重修的《崖州志》“海防”一节“增辑”写道：“大疍港水浅，不能泊船。港外暂可寄碇。前时海寇常从此出登岸”，乃“最关要隘，皆有炮台防守”。“今大疍港已塞，炮台亦废”。据此推断，大疍港湾的衰败，应在乾隆一朝之后。至于完全“淤废”，则可能是在同治之时了。
  大疍港之淤废，据说原因有二：其一是崖州湾“夏多西南风，秋多西风”，狂风掀起巨浪，浪涛卷挟泥沙，直涌进朝向西南的港口，潮水退去而泥沙沉下，年年月月堆积起来，最终便形成一道道沙梁，将港口封堵住了。其二是宁远河上中游的刀耕火种和下游的无度开垦，使两岸土地失去了植被保护，雨季山洪暴发，河岸便频频坍塌，大量泥沙冲下来，填塞住河口，河流便改道往西出海了。两方面的原因综合起来，“淤废”便不无道理。但是有一点还须补充。司徒尚纪教授的研究表明，中古以前，海南岛“沿海河口、港湾布满红树林，北部东部沿海应为高大红树乔木林；西部和南部沿海比较干燥，也应为矮小红树灌木林；沙滩上为有刺灌木丛或海岸林。”（详见司徒尚纪《海南岛历史上土地开发研究》）然而，崖州湾上的红树林，不知在什么年代就已经消失了。失去作为港湾保护屏障的红树林，难道与大疍港的淤废没有关系吗？
  大疍港的命运终结于沧海桑田，这不是泛泛的形容比喻，而是真正的事实。三百年前那个方圆七八里，水深几丈，烟波浩淼的港湾，如今变成了水稻田、槟榔地、芭蕉园和农家宅院。你若有心仔细察访，往昔故港水域的大致轮廓，则还是有迹可寻依稀可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