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三亚史迹叙考》从文博的视角，调查、研究、考证三亚的史迹人文。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以来，我就在这片故土上从事文化文物工作，历任文化馆馆长、三亚市博物馆首任馆长。作为三亚故乡人，摸清三亚的文物资源，把先人留下的这份宝贵遗产，奉献给三亚人民和社会，以酬乡情，是我未停止过的思考与愿望。
  1983年3月初，当时海南在行政管理上隶属广东省，在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指导下，海南各县开展文物普查工作。党和政府的重视，崖县（今三亚市）成立领导小组，组成文物普查队，我担任领导小组成员、文物普查办公室副主任、文物普查队队长，何擎国同志任副队长，队员有王隆伟、邢增禄、陈健、林春明、徐玉明等，肖春华、符名禄、杜海、符清文、吕石光、王健章、王乃山、蓝开和等各区文化站的同志都参加了这次普查工作。广东考古所研究员杨式挺先生及有关专业人员曾带领普查人员实地考察落笔洞、崖州古城、天涯海角等文物点。时任文化局长陈廷龙同志的大力支持，文物普查队经过三年多的艰辛，跋山涉水，走黎村、进苗寨、访回乡、考古城、问民间，收集了一批文物和人文史料，包括历史的、古代的、近代的、革命的、民俗的、生产的和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文物史迹。这是一次对三亚史迹的普查和整理，是一次对三亚文化遗产的抢救，也是为三亚史志的一次补缀。1985年初，由我和何擎国、王隆伟拟定文物志的编写纲目并进行分工撰稿，后来由于工作变动及其他原因，没有完成稿子。又经过后来的不断补查，和我多年来直到退休后的田野调查、研究，撰成拙作《三亚史迹叙考》。
  调查资料至书稿撰成，是有关领导、同志、朋友大力支持的结果。中共三亚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林葆玉同志的启示、指点和鼓励，增添了我完成书稿的使命感，激励我继续努力，戒骄戒躁，实事求是，拓展三亚史迹的研究。海南省政协副主席林安彬同志，为本书撰文“钩沉历史奇珍 挖掘文化异宝”。书稿写成后，请三亚市人大原副主任吴清庆先生、三亚市文联原主席、作家蔡明康先生首阅书搞并指点其补充有关内容，2002年7月书稿寄请海南大学周伟民教授及唐玲玲教授审读，周教授曾任海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多年，倡导建立“海南学”，周、唐二位教授不但国内有多部专著出版，而且有专著在马来西亚和台湾出版，名扬海内外，有关海南的历史著作已有部分付梓，二位教授正在进行整理并书写《海南通史》大部工程。他们刚从白沙县黎村田野调查归来，周教授为本书写了序。他们的肯定和鼓励，批评指教和过奖的话，是我今后做好三亚史迹研究的方向。
  本书不断延期出版，使我有可能对它补充、修改。感谢文博界的同仁、故乡父老，他们或与我一起进行过田野调查，或是指点调查的线索，或提供资料。感谢崖城水南村卢成昊同志，在我退休后和我一起进行田野调查，寻碑拓片。陈光良副教授、黎月光先生、蒋明清先生、黄家华老师等好意的帮助，非常感激。林葆玉常委和我的家乡崖城镇委书记、镇长曾文先生、副镇长林春明先生对本书出版的关心支持，费心尽力，我铭刻于心。感谢三亚市委宣传部黄克锋先生为本书器物藏品和部分版拍摄照片。其他还有许多的同志、朋友，各方面的帮助实在太多，难以举尽，深表谢意。
  本书以文物的时代、质地、属性及其他内涵划分类别。按《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划限，即古代部分：由原始社会下至1828年（清军平定张格尔叛乱）；近代部分：由1839年（虎门销烟）下至1919年（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结束）；现代部分：由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下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限于篇幅，《崖州志》有记而已佚的碑记，仅选录部分，以便读者鉴别，印证、参考和欣赏。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史迹，待条件许可拟补辑。革命烈士故居及墓葬，因调查人力等条件所限，仅选部分早期重要人物辑录，所遗漏者待日后补订。
  书之面世，渗透着亲人的汗水。老伴王克凤和三个女儿梅雨、梅朵、梅园、侄女黄良敏、侄婿潘敏等，花费了无数假日和茶余饭后时间抄写资料，打印书稿等。古崖州的历史文化遗存相当丰富，为我们研究三亚提供了优越的条件，由于时间和水平有限，错谬遗漏之处在所难免，祈望学术界专家学者，和关心三亚史迹的朋友们，对我的拙作《三亚史迹叙考》提出意见，不吝赐教。我将化感激之情为动力，为三亚史迹研究做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