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内容
落笔洞调查记
一、与早期人类有关的遗存
1983年4月，我和广东省博物馆杨式挺同志、海南文化局麦穗同志、陵水县博物馆李居礼同志前往三亚市落笔洞调查。
落笔洞又名仙笔洞，黎语叫“毫毛”，意思是神仙住过的地方，位于荔枝沟区落笔乡良坑坡，高约三十丈，是一座奇兀突起的独峰，岩峰下大小石灰岩洞穴很多，有独有连，其中主要有南面的落笔洞，东面的仙女洞，东南面的仙郎洞，东南峰顶的宫殿洞。
我们点着火把躬身进入仙女洞，看见整个洞穴呈半月形，叠级而上，高达20多米、长约50米、宽10米，洞里有积水，有很深的冲积淤泥，石壁上未发现化石遗存，石坎下也未见到文化堆积物。东南面的仙郎洞是一较浅的洞穴，也未发现化石遗存和文化堆积物。
南面的落笔洞，洞口高约12米、宽约9米、深约18米，洞顶逐渐升高约20米。明《正德琼台志》记载：“其中有二石如悬笔，笔尖滴水不断。”可能因此而得名。据当地群众反映，二“石悬笔”（钟乳石）于1944年被日军打断。洞内有明显的挖搬痕迹，洞底中间的大部堆积物被挖走，仅在后壁及左壁保存有比较坚硬的灰色胶结钙板层，在左侧的厚1米、宽约30—50厘米，这些堆积物中，有经敲断尾尖吸食内肉的海螺、淡水螺壳、蜗牛壳、动物遗骨、炭屑红烧土等。小动物的骨骼石化程度不高，有的是黄白色，有的是黄褐色。当时杨式挺先生认为：虽然对这些小动物碎骨（没有发现牙齿）一时难于确定出种属，但这不妨碍我们把这里的胶结层定为人类居住和生活过的遗存，可以把它定为新石器时代的遗存。洞左190厘米高处的洞壁上，还发现一范围不大的胶结钙板层，呈黄红色，坚硬度很高，我们花了很大气力敲打才取出一块样品，内有一块动物长骨化石，呈乳白色，石化程度高，当时被推断为早于新石器时代，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遗存。这是目前海南岛发现的与人类活动有关的较早遗存之一。
二、落笔洞的石刻
1984年1月，我市开展文物普查期间，笔者与何擎国、王隆伟、邢增禄、林春明、肖春华等同志往落笔洞进行石刻拓片和考察。《崖州志》记载：“洞左刻‘落笔洞’三字，字大尺余，未知何人题。旁有‘维山’二字，余模糊莫辨。”经过细心拓片后，显拓出：“落笔洞”三个大字的右旁是“至元癸未”，左旁是“维山云从龙”，其“云从龙”三字刻划依稀可辨。《崖州志》载，云从龙，字无心，陇西人，至元年间来崖，为海北海南道宣慰。又据《正德琼台志》载，云从龙号维山道人。这次拓片考察获得“落笔洞”三字系云从龙于元世祖至元癸未年（1283年）所题，距今已七百多年了。“落笔洞”三字的题刻者历来众说纷纭，这次拓片考证澄清了这一历史悬疑，从而填补了崖州史籍的一项空白。
落笔洞右壁有许多古人题刻，因年久风化，有的模糊不清，但我们均作拓片。目前发现最早的诗刻是宋代倭倭才的一首七律：“峭壁凌空望杳微，层层烟锁雾云衣。深林古木高千丈，怪石青苔绕四围。空有石衔仙体骨，想应人逐彩云飞。洞天仙子今何在？欲上雕鞍不忍归。”次句《崖州志·金石篇》（下简称《志》）误载“重重烟销雾云衣”；第五句《志》“骨”字口空白。石刻署名“宋倭倭才”，《志》仅记“署名惟‘宋’字可辨”）。其一和韵云：“袖拂山风上翠微，仙禽窥我怪儒衣。岩扃石壁真奇趣（《志》‘趣’字位为口空白），烟盖云幢似远围。彩笔不随仙子去，青峰空伴野云飞。我来续就承天赋，铁笛一声鸿雁归。”署名“宋郡倅许源”。后世还多有人和韵，如：“仗剑登临石径微，仙风阵阵袭征衣。日筛峰顶金千缕，云锁山腰玉一围。㗖（石刻“啗”，《志》作“啖”）果玄猿惊客啸，口卸（《志》“衔”同）花青鸟傍谁飞？欲传彩笔无缘梦，强步前题载詠（与《志》“咏”同）归。”右署“大明成化己亥岁仲秋守崖千户洪爵和前韵。”又一首云：“盘石凌空列翠屏，呀然一洞野云扃。乳悬自结乾坤液，形恠（此二字《志》误作“怪石”，恠怪俗字。）犹疑蛟蜃精。天马高蹲岭树碧，玉泉细溜石苔青。海山奇观神仙宅（《志》误作“奇观海上神仙宅”句），落笔应知亦浪名。”序云：“予（《志》作‘余’字，予同余）巡视学校至崖州，闻落笔洞之胜。因假一观，留题于石（《志》误作‘右’字），时从行者（《志》漏此‘者’字）州判官赖宣、海南卫千户王彪、崖之守御千户洪爵。爵能诗，已先书之石矣（《志》误载为“已先书之于石”句）。成化庚子正月之晦钦差提督学校广东按察司佥事晋江赵珤（石刻‘珤’《志》误作‘瑶’）书。”其一绝云：“化工造笔是何年？顿在穷荒（《志》误作‘乡’字）绝岛边。笔下烟云常自起，想应多是济元元。”款题：“成化庚子郡庠生纪纲正书。”和韵云：“五指挥毫百万年，烟云绘出绕山边。化工久矣悬幽洞，留点人间独占元。”款云：“清乾隆戊申岁番邑吴成和。”其一云：“奇甸文明辟几年？烟云洞口绕天边。凌空落笔如椽大，占尽人间第一元。”署名“崖西梅仙氏”。
这次对于落笔洞石刻进行拓片和考察，查证《崖州志》多处误载，并补其空白，防其以讹传讹。这里发现的宋代石刻是我省目前仅有的几处早期石刻之一，收获是比较大的。
（《海南文博》，1985年第一期）
（《海南日报》，1986年9月21日）
叩开了沉睡一万年前落笔洞人的大门
海南三亚落笔洞遗址位于本岛最南端，三亚市东北约15公里的一座孤峰落笔峰石灰岩南壁下的落笔洞内。
1983年初，崖县（今三亚市）开展文物普查，杨式挺（广东省博物馆）在麦穗（海南文化局）、黄怀兴（崖县文化馆）的协助下，考察了落笔洞洞穴遗存，这次考察发现了落笔洞左后壁保存有厚1米多、宽30—50厘米不等的灰色胶结层，在灰色胶结层中，含有少量红烧土、炭屑及较多的呈白色、黄褐色小动物碎骨，化石程度不高，还有咸淡水交界生活的介壳类的河蚌、蚶壳和海南沟蜷螺。杨式挺先生把这种明显的人类居住的生活遗存物的灰色胶结堆积定为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在左侧高190厘米的洞壁上，有一层黄红色的坚硬胶结层，内含有一较大的脊椎动物长骨化石，呈乳白色，石化程度很高，杨式挺先生认为属于更新中、晚期。这次考察落笔洞发现的人类活动遗存，为我们揭开海南岛上何时开始有人类生活、居住的秘密，带来了希望之光。
1992年3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海南文博班部分学生，在李始文教授带领下，进行田野考古实习，又复查了落笔洞遗址，在洞左地面的黄褐色胶结堆积中，发现人类牙齿化石5枚，其中门齿、犬齿各1枚，臼齿3枚，牙齿化石表面呈浅黄色，纹理清晰，化石程度偏低，保存完好，同时发现少量鹿、麂、豪猪、鸟类等动物化石。落笔洞人牙化石的发现，在海南岛尚属首次。同年5月，海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办公室麦穗、王亦平将发现的人牙化石送往北京，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顾玉珉先生鉴定，属晚期智人牙齿。在灰色胶结层堆积中的螺壳标本，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十四测定为10642±207年。落笔洞遗存是目前海南年代表明较明确，且时代最早的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这些考古发现，引起了省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
为了进一步弄清和及时保护落笔洞遗址，1992年12月7日至27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海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海南省博物馆、三亚市博物馆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单位组成考古发掘队，由海南省博物馆郝思德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黄万波担任领队。参加发掘工作的有海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海南省博物馆郝思德、王大新，三亚市博物馆孙建平，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黄万波、顾玉珉等人。对落笔洞进行了为期3周的考察和发掘，共清理面积约40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遗骸，其中无脊椎动物近10种，脊椎动物30余种，包括斧足类、鱼类、爬行类和哺乳类等。除采集包括亚洲象在内的一批动物化石外，重要的发现是再次出土和采集了人类牙齿数枚及石器、角器等生产工具数十件。为进一步搞清亚洲象埋藏条件和探讨洞内堆积层位的发展时序，1993年10月18日至11月10日，又进行第二期发掘，这期发掘，除继续出土人类牙齿、距骨等外，新发现虎、豹等哺乳动物化石，还有较多的石、骨、角制品。
两次发掘后，1998年2月郝思德、黄万波编著了《三亚落笔洞遗址》一书，该书探明三亚落笔洞动物群属于亚洲东南部——亚热带类型，与广东、广西相同时代的动物群大体一致。因此，落笔洞动物群的地质年代，属于晚更新世（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或全新世（中石器时代）之初。落笔洞的多颗人牙出自中层的灰色胶结层中，同层出土大量螺壳，为“落笔洞人”食用后残留的，经中国社会科学院碳十四测定为距今10642±207年，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与中石器时代之交。发现的全部石制器，以砾石制品为主，单面打击制品居多，也有相当数量的双面打击制品，这说明早在一万年前海南岛就有居民生活，且他们与大陆居民有紧密的联系与文化交流，这些也许是通过冰期时代琼州海峡的路桥进行的。
“落笔洞人”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分布最南的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进一步丰富了我国石器时代考古的内涵。据考古表明，目前已知海南岛的人类历史应从一万年前“落笔洞人”开始。与“落笔洞人”共生的长臂猿和古菱齿象等动物在海南岛上属首次发现，这为研究三亚动物群的由来及海南岛与大陆古地理、古气候的变迁提供了珍贵的科学依据。
（《三亚晨报》，1999年7月10日）
三亚陵水发现的古代伊斯兰教徒墓群
1975年由麦穗（海南文化局），黄怀兴（崖县文化馆），李居礼（陵水县文化馆）和广东省博物馆古运泉、曾广仁等同志，在崖县（今三亚市）藤桥番岭坡以及毗邻的陵水县边界的干校坡和土福湾坡发现伊斯兰教徒古墓群。其中藤桥番岭坡墓群较大，占地面积20.21亩①。此后，文物工作者又在三亚一带海滩陆续发现梅山八人轿坡古墓群、水南三村番坊番人坟古墓群、所三亚里羊栏回新村后古墓群。
番岭坡古墓群：位于藤桥镇东南4公里处的海滩上，南临海300米，西距1公里是番岭，共发现墓葬45座，墓群东西长约130米、南北宽约60米。墓葬方向一致，排列有序，坐东南向西北，墓身无封土，仅有露出地面首尾两端各置一块珊瑚石刻制的墓碑。自该墓群发现后，文物部门清理4座，皆为竖穴土坑墓，长1.8—2米、宽0.8—1米、深1.2米，无葬具和任何随葬品，头西北、面朝西，表示面向伊斯兰圣地麦加，明显有“能西至天方”的浓厚宗教色彩。依据墓葬大小和碑身形制不同，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墓葬长2.1米、前碑高57厘米、宽57厘米、厚13厘米，居中雕有圆月，月内刻有古阿拉伯文“凡大地上的，都要毁灭”②，月外两侧刻有四道飘带，月下横刻一条古阿拉伯文。第二类型，墓葬长1.75米、前碑高53厘米、宽35厘米，碑额呈“山”字形，碑面刻有圆月，月下刻锯齿纹方框，方框内刻有古阿拉伯文。第三类型，墓葬长1.65米、前碑高52厘米、宽35厘米，居中刻生命树围着圆月，碑内方框刻古阿拉伯文。据阿文翻译陈达生考释，碑文一般记载墓主姓名和死亡时间，有的碑文还记有乞求真主保佑等话语，如：“这是殉教者的坟墓，他名叫伊本·赛尔圣，卒于12月。可怜这个孤儿吧。”
干校坡古墓群：位于陵水县英州镇土福湾村西约一公里的海滩上，南面距海岸仅300米。
土福湾古墓群：位于干校坡墓群东侧约2公里的海岸沙滩上，现可见墓葬十余座。
梅山八人轿坡古墓群：1983年12月20日，广东省政协民族宗教组和广东省民族研究学会联合调查组对海南崖县和陵水的伊斯兰古墓群进行了专题考察。参加考察的有广州伊斯兰教协会阿訇栋材、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容观敻，广东省博物馆副馆长古运泉、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阿文翻译陈达生、海南文化局麦穗、陵水文化馆李居礼。联合调查组对藤桥、陵水墓群考察后，崖县文物普查队在崖城派何擎国同志参加联合调查组对梅山八人轿坡的调查。八人轿坡位于梅山西南的角头鼻与梅山之间海面的海滩上，墓群西南濒海，北临梅东村（旧称番坊园、酸梅铺），墓群范围长约1000米，宽约500米，这里的古代番人坟有100多座。每座也有前后两个珊瑚石刻墓碑。据群众反映，1958年前后，被学生挖回去建校了。调查组幸运地找到一个墓碑，是被人移作他用而倒埋在沙土里的。这个墓碑比起藤桥、陵水的墓碑就精奇多了，虽然高度宽度几乎一样，但碑额有所变化，以尖齿收成“圭”首（即尖形）。碑的阳面居中刻一轮圆月，月内刻有古阿拉伯文，据考其中有“真主”二字，圆月周围刻有不少云朵，构成卷云拱月的图案，月亮两边还刻有两只相向展翅的“神鸟”，这两只鸟是由阿拉伯文拼刻而成，陈达生同志将之试译为“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下面隐约看得出一条对称的飘带状图案。碑面下端刻有两条弦纹，中间有古阿拉伯文。
水南三村番坊番人坟古墓群：1987年5月25日，崖县文物普查队黄怀兴、何擎国、王隆伟，在水南大蛋村东林德兴屋后发现两块伊斯兰古墓碑，高58厘米、宽58厘米，碑额圭形，两边斜面为三锯齿形，碑面已风化，图纹难辨。据当地群众说，该两墓碑是从水南三村番坊番人坟搬来，置于陈家兰（汉人）坟边的。古传番人坟位于水南三村南2公里处的海滩上，西南离海4公里。历经耕种建屋，番人坟已毁碑佚。
所三亚里（羊栏回新村后）古墓群：1998年10月27日，三亚市羊栏回新村江玉福（又名江穆，三亚港务局中学高三文科班学生），持伊斯兰古墓群现场照片到市博物馆来报。笔者与张萍（三亚市文体局长）、林鸿培（三亚市文体局文物保护科科长）、林世旭（三亚市博物馆副馆长）、何擎国（三亚市文体局文化科长）和三亚市博物馆孙建平等同志到现场调查。
主要墓群位于羊栏回族回新村西约100米处，这里离三亚湾700多米，原为旧飞机场范围。离旧机场仓库北100米，现为部队范围。经过群众挖取沙后暴露出地面的伊斯兰古墓32座，其分布范围东西长30米，南北宽18米。剖沙埋碑首离地面11厘米、8厘米、5厘米不等。坟墓首尾各置一块圭形珊瑚石墓碑，墓碑形制古老。与已发现的藤桥番人坡古墓群、陵水土福湾、干校坡、崖城大蛋村和梅山八人轿坡等地的伊斯兰古墓群碑相似。与这里同时暴露的还有8块各长1.7米、宽80厘米的元代回族石棺板。此次调查之前，笔者曾在这片沙滩上发现浅埋暴露的类似的石棺板（未经发掘）。在墓场东50米，回新村后处，立一碑高1.4米、宽38厘米，经探挖查视，碑首横刻中文“清真教”三字，字大7厘米，正中竖刻中文“肇庆府高要县掌教刘先生之墓”十三字，字大4厘米。左下款刻“同教立”三字，字大4厘米。这是尚属首次发现的用中文刻记的清代墓碑。在中国伊斯兰清真寺院内的教职人员通称为掌教阿訇（波斯语释音，原意为“教师”）。三亚羊栏回族寺院有“请进来送出去”的教务交流传统，这位刘先生是羊栏寺院于肇庆府高要县请进来主持教务活动的掌教。在方圆100亩的海滩上，还发现露出沙面的古墓碑有20座之多。我们还在部队旧仓库篱笆处发现用作垫篱笆的7块伊斯兰古墓碑。经了解，部队同志建仓库时，发现这里很多同样的珊瑚石墓碑。
羊栏回辉新村发现的这一伊斯兰史迹，无疑是宋、元、清代延续的古墓葬场，反映了羊栏回族定居者的烙印。
根据有关材料初步推测，三亚、陵水一带发现的伊斯兰教徒古墓群，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南方沿海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墓葬形式最原始、年代最古老、延续时间最长的古代阿拉伯穆斯林墓地。③我国早在西汉时期，海上交通就远达印度洋，海南岛地处我国南海之中，是太平洋、印度洋、东亚、中亚和大洋洲以至东南亚之间的航运要冲。番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泽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食禀食为耦”④。而南海诸国蕃船来中国贸易，也必须途经海南岛。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唐玄宗天宝年间（公元742—756年）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日本，因海上风大浪险，漂流到海南岛振州江口（今三亚市崖城宁远河出海口），受到振州别驾冯崇债（冯宝、冼夫人后裔）⑤的厚礼供待，四个月后护送往崖州（唐代称琼山为崖州），途经万安州（今万宁市），受到大首领冯若芳盛情接待，安置于本府，这个冯若芳是个专营劫舟的大海盗，他“每年劫取波斯船二三艘，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其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之住处也”。⑥又《太平广记》（卷二八六）载：“唐振州（今三亚市），民陈武振者，家累万金，为海中大豪。犀象、玳瑁仓库数百。先是西域商船漂溺至者，因而有焉。”宋代西域、波斯、阿拉伯商人往来我国广州和沿海城市频繁，外国穆斯林在海南岛市舶、寄舶的也不少。宋、元、明各时期，都有番人落籍海南岛。据赵汝适《诸蕃志》记载：万安军的城东北有舶主都纲庙，往来的船舶必来祀。祭祀时忌用猪肉，众称蕃神庙。这是穆斯林的主要特征。⑦从上述史料看蕃人遭劫、蕃舶是外国穆斯林落籍海南岛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历史上躲避战乱，逃难而至之，是外籍穆斯林迁入海南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中世纪及以后的几个世纪、越南北部与中部的交趾国（安南）与占城国长期对峙，战事时而发生。占城国的土著居民占族，是越南境内唯一的穆斯林，他们跟中国友好，遣使向中国朝贡，往来频繁，多向中国求援，以抵御交趾入侵。遣使亦由海道入境。⑧《宋史》卷489《占城传》载，北宋初期，交趾与占城交战频繁，“占城颇受痛，人民避于外”，占城与海南岛隔海相望，距离海南岛很近，逐到海南岛避之。“（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七月）……儋耳言，占城人蒲罗遏率其族百余众内附，言为交州所逼故也。”“宋端拱元年（988年）广州又言，占城夷人忽宣族三百一人来附。”⑨“熙宁中，番使辛押陁罗授怀化将军，乞统察番长司公事，诏广州裁处。其后户绝，遂立番坊。番人有居琼管者，立番民所。”⑩道光《万州志》记（元）：“初，附马唆都右丞征占城时，纳番人降，并其父母妻子发海口浦安置，立营籍为南番兵，今存无几。其在崖、万者，亦皆元初因乱挈家驾舟而来，散泊海岸，谓之‘番坊’、‘番浦’。”“番民所，在海口浦（即今海田）元籍南番兵立其长麻林，为世袭降四品印信，总管其番兵，今子孙尤有存者俱为疍人。”⑪清《崖州志》记：“番民，本占城回教人，宋元间因乱挈家泛舟而来，散居大蛋港、酸梅铺海岸。”可见海南岛的海口、儋县、万宁、三亚以及陵水等地区史上的番民，相当一部分是躲避战乱而来的。
南海一带风高浪险，漂洋过海的番船抵御不住飓风暴雨的侵袭，漂流至海南岛靠岸避难而落籍。还有为了逃避关税而番泊载入，也是外国穆斯林进入海南岛原因之一。宋代虽从来未批准琼州设立市舶司，朝廷规定外国商船在广州等地市舶司交纳关税，这个禁令至海上贸易鼎盛时期的南宋仍未解除，而企图逃避关税的商船总是在市舶司所在地以外的海南岛假舶。
史籍记载，唐宋元间，海南岛上遗存不少清真遗址和番人地名，如海口东郊攀丹村，相传为唐时番疍人聚居之地，故《琼台志》（卷一）“琼山县境”图有“番诞村”的记载。⑫元时的“番民所”⑬，淳熙年间的（琼山）“神应港”⑭，还有万州的“昭应庙”⑮，“三石番神”⑯，陵水的“番坊港”⑰，崖州的“石三娘庙”⑱，“佛堂寺”⑲，“番坊港”⑳，黄流的“番人塘”㉑等。至今三亚、陵水、黄流一带还留有这些穆斯林生活和迁徙的足迹。在番岭坡古墓群、干校坡古墓群和土福湾古墓群的西南面约一公里处是“番岭”，番岭南面是河口港湾，这里海产丰富，避风水静，是理想的聚居地，崖县文物普查队在港湾坡上发现宋元波斯陶片、网坠等生活生产遗存，这些遗物告诉我们，这里曾是穆斯林村。古地名是当地历史、文化和地理特征的见证，是民族活动的“活化石”。东起番岭坡，西至梅山、黄流莺歌海一带海岸，现在还保留许多带“番”字的地名，如藤桥东溪的“番岭”，龙海乡的“番园村”，村边至今还保留有“番人井”，村北面的峒田称“番人田”，崖城大蛋乡旧称“番坊”，梅山的“番园”，黄流的“番塘”等，这是史籍记载番客“散泊海岸”的见证。
海南地处我国南海之中，北接大陆，南邻太平洋岛屿诸国，自唐宋以来，由于海上交通的发展，海南岛的商埠、港口是古代波斯、阿拉伯番船驶入中国大陆必经之地，所以有来自波斯、阿拉伯、占城的伊斯兰教徒落籍海南岛的史迹。三亚、陵水发现的伊斯兰教徒古墓葬的先民们，是促进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先驱者，在开发海南岛中作出了贡献。
（《中国文物报》，1988年7月29日）
（2000年1月继发现古墓群再稿）
鉴真和尚东渡漂流海南岛行记
在中日两国人民悠久的友好交往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活动家和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鉴真和尚是其中杰出的一位。关于鉴真和尚的文字资料，史籍很少记载。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文化政策的指引下，才关切地注意了这一工作。由于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日益扩大增强，对鉴真和尚史料的发掘，遗址的探索工作要求更迫切，为使读者了解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漂流至海南岛上的史实，本文取资《唐大和上东征传》予以介绍。
鉴真（公元688—763年）是扬州大明寺律学高僧，他于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受日本留学僧荣睿和普照的请求，毅然发愿东渡日本。由于当时中日交通困难，以及社会上有各种阻力，在前后十一年间，六次起行，五次失败，航海三次，出生入死，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和随行弟子一起，成功渡日。
天宝七年（公元748年）鉴真和尚等作第五次东渡日本的准备工作。擘画制造船只，备办粮食香药、经典、佛像、法器、艺术品等，这次同行的僧侣有祥彦、神仓、光演、顿悟、道祖、如高、德清、日悟、思托，加上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等连同水手十八人及其他同行人员共三十五人，于六月二十七日启程。在大海上，风急浪峻，水黑如墨，舟如竹叶，没有淡水，嚼着生米充饥，要咽咽不下，要吐吐不出来，喝了海水肚子发胀，有时得天雨，才得以接少量淡水取饮，所谓艰苦备尝。但漂行半个多月，并未到日本，却漂流到了海南岛南部的振州江口（今三亚市崖城宁远河大蛋港出海口）。船到海岸停靠后，当地官差到船上进行检查。第二天起了船货，把经箱搬到阳光强烈的沙滩上晒。
第四天，振州别驾（刺史或太守的属官）冯崇债（冯宝、冼夫人的后裔）听到报告说是鉴真大和尚的船只停靠在海岸，便亲自率领四百多名兵丁，到船上迎接鉴真等人到州城中。他们进入城中，看见所有商店、住宿和官衙的房子，为了彷御台风，都造得又低矮又坚固，四周长满了从未见过的南方植物。空气很干燥，人在太阳下浑身流汗，一到树荫下就非常凉快。
冯崇债把鉴真等人邀请到衙内住宿，设斋供养。他还在太守的花厅内举行了一次法会，由鉴真给官员们授戒。冯崇债对鉴真如此殷勤相待，除了知道他是一个很有名声的大和尚外，还有一个意外的巧合。冯崇债说在得到鉴真等人的船在海岸停靠的前一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人自称是他生前的舅父，现在转生为一个姓丰田的和尚，恰巧第二天一早，他就听说有一位大和尚来了。因为做了这个梦，认为生前的舅父来看自己了。他问和尚中有没有姓丰田的？大家说没有。于是，他把鉴真当作自己生前的舅父。这个梦境与鉴真的恰巧到来，使冯崇债更加盛情接待他们。
以后，又正式把他们三十余人安置在大云寺。鉴真看到这个寺院年久失修，破坏不堪，便着手组织资金和材料，建造佛殿，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佛殿才修造好。鉴真把原来准备带到日本去的佛具、佛像、经典和其他物品，全部捐给了大云寺。荣睿和普照商谈之后，也把同行托带的两箱经卷，赠送给这个寺院。为了准备渡海返回本土扬州，向岛东南部的万安州（今万宁县）进发，冯崇债亲自带领八百甲兵，一路护送。在路上走了四十多天，才到万安州。当地大头人冯若芳隆重接待了鉴真一行，并把他们安排在家里，接受供养三天。后来才知道冯若芳的营生，若芳每年常劫取波斯船舶三二艘，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其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婢之住处也。若芳会客，常用名贵的乳头香为灯烛，一烧一百余斤。其宅后有抢来的红色、白色、黑色、紫色的檀木，堆积如山。出了万安州，冯崇债考虑到这里很少有盗贼，比较安全，就辞别鉴真回去了。
鉴真一行从振州出发时，是分两条路走的，一路是陆路，一路是海路，鉴真走的是陆路，荣睿身体虚弱，听从鉴真的劝告，由普照陪同走海道绕行，约定在崖州（今琼山）会齐。荣睿和普照到了崖州不久，从陆路出发的鉴真等人也到了。鉴真和荣睿、普照等人，受到崖州游弈大使张云隆重欢迎，而后安排住在开元寺，设斋供养，当地土特产送得满满一屋。这里盛产益知子、槟榔子、荔枝子、龙眼、甘蔗。枸莛楼头大如钵盂，甘甜如蜜，花如七宝色。胆唐香树丛生成林，清风吹来，香闻五里之外。又有波罗捺树，其果大如冬瓜，树似花梨，叶如水葱，其根味似柿饼。此地十月种田，正月收稻，盛产蚕丝，每年饲蚕八次，收稻二次。男著木笠，女子织布。
留居中，自大使张云以下的官员，轮流来访，张云还亲自安排为鉴真等人做饭，以优昙钵树的叶子做菜，又将优昙子供养众僧。他对鉴真说：“你知道吗？这种树只结子，不开花，其叶，圆形，径一尺余，红色，果子呈紫丹色，味甘美。我今天能遇见大和尚，也是一种‘奇遇的因缘’。”
住进开元寺的第三天，城里突然失了火，开元寺也遭了殃。应大使的请求，鉴真担任重修佛寺的工事。振州别驾冯崇债听说鉴真修建开元寺的消息，立即派大批奴婢，每人扛木头一根，送到崖州，三天之内，所需的木材全部运送到了。这样，寺院的佛殿、经堂、砖塔很快就建起来。鉴真还用存余的木材造了一座一丈六尺的释迦像。新寺院落成后，鉴真登坛授戒，讲律度僧。
鉴真要离开崖州了。大使张云对大和尚恋恋不舍，亲自送出城外，而后又令澄迈县的县令把鉴真和尚一行送到船上。船行三日三夜，过了雷州海峡，就到了雷州，又一次踏上了久别的大陆。经雷州（今广东海康）、罗州（今广东廉江县北）、辨州（今广东化县东北）、白州（今广东博北）、绣州（今广东桂平县）、藤州（今广西藤县）、梧州（今广西苍梧）、象州（今广西象县）、桂州（今广西桂县）、端州（今广东高要）、广州（今广东广州）、韶州（今广东曲江）、〓州（今江西贡县）、吉州（今江西吉安）、江州（今江西九江）到扬州。第五次东渡，就这样由扬州出发，兜了一个大圈子，大海茫茫，暗礁怪石，历尽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又回到了扬州。
鉴真和尚为了把当时最成熟的唐代文化传播到日本，尽管当时中日交通困难，以及社会上有各种阻力，在前后十一年间，六次起行，五次失败，航海三次，最后终于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实现了他的宏愿，后虽双目失明，年岁已长，仍留居日本，辛勤不懈地活动十年。鉴真和尚的历史功绩，一直为中日两国人民所铭记不忘，他这种为中日文化交流事业而勇于献身的崇高精神，一直激励着为中日友好而奋斗的后来人。
（《广东农民报》，1984年5月20日）
（1992年3月6日赴扬州考察鉴真和尚纪念馆归后第二稿）
三亚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
海南岛与南海诸岛特别是西沙群岛，早在七世纪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她有着大陆经此通向世界开放的历史，成为人类古代文明的焦点，在联结中阿友谊沟通中西文明的创举中，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世界各国学者所关注。
公元前一百多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之后，西域各国使团纷纷访问汉朝，汉朝的使团商队也源源不断地涌向西域，东西往来的行人络绎不绝，这就是被世界学者誉为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从西安穿越我国新疆的山岭、草原和沙漠通往南亚、西亚乃至里海、地中海沿岸的古代商路。这条商路，必须经过葱岭，使葱岭东西附近的许多地方成为国际市场。
丝绸之路把占世界陆地总面积三分之一的欧亚大陆联系在一起，也把我国古老的中原文化、印度的恒河流域文化和古老的希腊文化、波斯文化联系在一起。我国的养蚕、丝织品、瓷器、铜器、火药、造纸、印刷术、贵重药品等传到西方。中亚、西亚的商人、僧侣、贵族纷纷由丝绸之路来到中国、而佛教、景教、伊斯兰教还有珠宝、玉器、香料、物产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艺术也传入我国并融入中华民族文化之中。
到了唐代，我国劳动人民所缔造的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文明，居世界领先地位，在世界闪烁着耀眼的光彩。当时略可与唐朝匹比的，只有阿拉伯人在亚洲西部建立的大食国。唐朝人打通了西域的航路。随着我国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和造船航海业的发展，唐、宋时代，情形就不同了，越葱岭的那种艰苦的陆路交通，渐为印度洋及南海一带的海道交通所代替，唐后期以至两宋时，中国东南部的广州、泉州、扬州成了繁荣的国际市场。这条路由西到东即从大食（阿拉伯）过印度洋到印度，过马六甲海峡到安南，经海南岛南部三亚等地到广州、泉州、扬州，这就是誉满中外的“海上丝绸之路”（又称香料之路）。
三亚落笔洞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揭示了海南岛一万多年前的古老海洋文化。自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以来，三亚就是内连大陆外通海域的重要口岸。唐宋以来，在粤、闽、浙地区的波斯、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往来中，许多外籍商人和移民，就是取道包括三亚诸港登岸进入大陆。据史籍记载，番舶入三亚的港口水道有榆林港、番坊港、番人塘、大蛋港、崖州环水道那乐港以及崖州海南的千里石塘等，由于聚居、信仰、生活习俗、文化特性等的需要，三亚沿海岸一带均有番坊、清真寺、番神庙等伊斯兰文化史迹。如洪武年间建于番人村的礼拜寺、在州南三里番村的佛堂寺、成化丁酉年间建于大蛋港海边的石三娘庙等。
1983年以来，文物工作者在三亚市沿海沙滩上连续发现藤桥番人坡伊斯兰古墓群以及与陵水相邻的干教坡的伊斯兰古墓群、土福湾的伊斯兰古墓和三亚梅山八人轿坡伊斯兰古墓群、崖城水南大蛋村的伊斯兰古墓群以及羊栏回新村后的伊斯兰古墓群。嗣后又陆续在藤桥番岭南靠海面发现古代穆斯林居村遗址。三亚沿海岸一带现在还保留许多带“番”字号的地名，如藤桥的“番岭”、龙海乡的“番园村”，村边至今保留有“番人井”，村北面的峒田当地称“番人田”，崖城镇大蛋乡旧称“番坊”，梅山的“番园”，黄流的“番塘”等，现立于清真寺下镌于乾隆年间的“正堂禁碑”，刻记着回族人民对三亚渔业经济开发的历史贡献。
据史籍记载，外籍商人运来的“洋舶所有番沉、药沉”等香类，“往往腥烈。即佳者，意味亦短。本性多，尾烟必焦。”“渤泥（加里曼丹）、暹罗（泰国）、真腊（柬埔寨）、占城（越南南部）、日本所产的沉香，试水俱沉，而色黄味酸。”海南特别是三亚的香类，“峤南火地，太阳之精液所发，一木五香，香气味纯和，历百年而不变。以其得地道之正”。因而，三亚的香类对中西亚的商人、僧侣、贵族有很大的吸引力。《崖州志》载，崖州有一种名为“蛇总管”的木类，色紫红，能避蛇，治蛇咬，疗痧症。当地人把它制成手环，时珍带之。胡商们也很喜欢，争相购买。1983年文物普查时，文物工作者在大蛋古港边的水南村，发现明代四耳仿波斯纹陶罐和无耳仿波斯纹陶罐，这两件陶器均绘有水波纹和波斯图纹，显然是中国陶窑商为了赢得波斯人的喜欢，使生意畅销而设计烧制的，中国瓷器都经过这里运往东南亚、西亚、东非地区。
三亚市羊栏镇回辉、回新村聚居着5千多名勤劳、勇敢、充满活力的回族居民，是我国南部沿海回族最大聚居区之一。据有关史籍记载，他们的祖先是来自以阿拉伯、波斯人为主体的外籍穆斯林，也有皈依伊斯兰的越南占族，来源的成份既有西方的“西域丝绸之路”，也有东南方向的“海上丝绸之路”。他们热爱生活、富于创造，与三亚各族人民并肩团结，开发三亚建设三亚，为三亚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著的贡献。他们生机勃勃，闪烁着穆斯林先祖聪明智慧之光。简朴独特的村舍，洋溢着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他们的节庆、语言、服饰、寺院及堂墙壁画、书声、歌声、祈祷经音呈现一幅幅具有三亚特色的伊斯兰风情文化景观，吸引着国内外往来宾客。改革开放以来，历史悠久、雄伟高昂、环境优美的清真寺，国内外朝觐者络绎不绝，先后接待了来自约旦、伊朗、日本、美国、法国、巴基斯坦及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教友、观光团和代表。
崖州古城“吉”书砖
崖州古城墙，历经宋、元、明、清四代还基本完好，后渐毁废。循沿的城基，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群众挖墙砖筑猪栏牛舍，墙基破坏殆尽。据调查，目前发现的崖州古城砖有如下六种：
古城墙基底1号吉书砖长45厘米、宽20厘米、厚12厘米。宽端厚面范制阴文“吉”字，字大6厘米。
海南省内目前发现的古代书砖十分匮乏，因而崖州古城出土的宋代吉书砖引起人们的重视。它对于研究古崖州的历史、海南岛砖瓦制作科学文化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实物资料。
《琼州府志》、《崖州志》载：崖州作为专指今三亚地区的地名始于北宋。北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崖州为珠崖军。北宋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改珠崖军为吉阳军。“崖州城，宋以前系土城。庆元戊午，始砌砖，创女墙”。从崖州地名沿革和崖州古城始砌砖创女墙的时间来考证，崖州古城吉书砖的“吉”字源出于吉阳军的“吉”字，这就为我们把吉书砖定为吉阳军的地名砖提供了依据。
《崖州志》关于元、明、清对古城的增建，甃石、拓址、加砖石、重修等十一次之多。六种古城砖中，其吉书砖体积最大。按照建筑学的观点，后代加高城墙的砖不会比开基始砌时的砖大，因而，我们把吉书砖定为庆元戊午（南宋1198年）的始砌砖是无疑的。砖，古称“甓”，我国战国时期发明，当时出现的空心砖长达一米多，宽三、四十厘米，其上印各种花纹图案。古人筑墙用“版筑”技术，用砖来砌墙建房，是比较后起的事。崖州古城往迹久湮，但至今尚保留着宋以前夯土修筑和高台建筑，有城壕、护城河等典型的古城廓遗址。随着制砖技术和建筑业的发展，砖也是从笨重的大块向小块演变，崖州古城砖也是循其演进规律。
近年考古发现，崖城地区宋代窑址有三处。儒学塘窑址：在崖城城西儒学塘北岸边水下，三座，砖砌，形如馒头，长期被水淹没，为烧制城砖用窑。窑塘窑址：位于崖城北楼后，距崖城粮所北500米的窑塘西岸水下，为烧制城砖窑址，水淹，久废。官沟窑址：在崖城砖瓦厂东边的官沟旁，已改造为今使用。1984年在此出土宋代人面雕砖和明代联珠砖，以及少量小陶碟。凡此可见，当时崖州窑制业是比较发达的。
（《崖州史话》，海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
崖州古建筑对联拾零
崖州古建亭阁、坛庙很多。每当建成，当代文人学士多据其建事题咏作对，铭刻其上。这些对联，或抒情言志，褒贬时政，探索人生哲理；或记录历史风云，讴歌名人英烈；或描绘名胜古迹。不但含意深刻，而且书法俊逸若云，遒劲如松，给人以有益的启迪和美的享受。这些古建虽往迹久湮，然多少绝妙的佳联世代流传，雅俗共赏，成为古崖州传统文化宝库中的奇葩。现就我所拾零捧与读者共飨。挂一漏万，限于固陋，望博雅者补充。
盛德堂联
唐相晋国公裴度的十四代孙裴瑑，召为吉阳军守，迁水南村。瑑子闻义，历官昌化军守，南宋抗金名相赵鼎谪崖居水南村闻义家；后抗金名臣胡铨遭谪，亦居于此，题其所居之堂曰：“盛德堂”，以景仰晋国公，喜其后继有人。
史记威名震四夷源流有自
堂颜盛德垂千古继述无疆（胡铨）
珠崖新色象
闻喜旧衣冠（胡铨）
世代衣冠一派儒流源有自
门庭诗礼千年道学永相承（何珍）
汉唐家相支分远
孔孟词章讨论长（何珍）
午桥别业源流在
绿野家声绍述长（徐树）
毛奎升仙祠联
毛奎升仙祠又称毛公庙，俗号暗山庙，在崖城南山铺前山中，祀宋吉阳军（崖州）知军毛奎。明永乐年间崖州知州姚瑾砌台，正德庚午（1510年）崖州知州何冈建亭，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实任崖州知州徐锡麒重建。今废。
庙食在天涯公早有功垂后世
宦游来海外吾从此地拜先生
南国风霜皆雨露
洞天花鸟亦神仙
洞天亭联
洞天即小洞天，在崖州西南海滨，宋知军周〓始创，毛奎后继经营建亭撰联，作记题诗，为崖州八景之一。
停骖于上路
访风景于崇阿
索远寻幽直径行于十里
登高作赋是所望于群公
还金寮联
还金寮旧址在今崖城糖厂大楼西侧，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崖州知州唐镜沅建。表彰岭南巨儒钟芳父钟明拾金还主之事。
独留后世儿孙路，
此是前贤义利关。
杜少陵广厦虚怀何以一厂蔽人实惠独能留下里，
杨伯起辞金雅量尚待四知克己真诚终觉逊先生。
结宇依空林秋草独寻人去后，
荒村唯古木云山况是客中过。
村舍从丘墟鹤化归来华表近，
典型随道路鸩工筑罢驶车回。
芳公祖祠联
钟氏祖祠地址待考。芳公即钟芳，字仲实，号筠溪，崖城水南高山所人，正德戊辰（1508年）登进士二甲第二，官至户部侍郎。
少司马肇迹珠崖附凤攀龙还焕鸿名于斗北
右侍郎迁居琼郡摩霄捧日聿昭骏举在天南
马鞍溯遗踪兄及第叱驭扬镳尚踵侍郎芳躅
琼岛蕃谪派子若孙彯缨缀组毋忘亚相休风
春秋榜题第二为名宦为乡贤屹然岭南鼎族
伯仲凤列成双或参军或太守卓尔海外名家
巨制鸿栽名高北斗亘古尔新鼻祖早垂令范
儒林文苑学冠南州于今为烈耳孙须蹑遗踵
三姓义学联
三姓义学乃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崖城起晨坊尹、卢、林三姓合众鼎建的学堂。
义集同人上溯本源彰绩累
学宗先哲永联枝派共馨香
江夏堂联
江夏堂联即黄氏宗祠，崖州诸村皆设。黄氏自一世高公为始传至十三世石公，周朝赐姓为黄氏，郡曰江夏。
颖川堂上春风转
江夏庭前雨露新
泷涵淑渡汪波泽
月映春申君子堂
江夏黄童无双郡
楚国春申第一家
世泽濬源长孝友无双千秋俎豆昭前烈
家声遗咏远文章第一百代衣冠推后贤。
江夏随德源流远
三七遗芳世泽长
轩辕氏系
江夏世家
追缅祖德峭化一脉源流远
孝序人伦闽粤百代世泽长
江夏旧名堂唐宋元明代有伟人光国史
遗编新宝录廉贞忠考世留奇节焕家书
热水池既济亭联
热水池既济亭故址在今崖城良种场热水塘，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崖州知州唐镜沅建。
风浴春怀贤士撰
咏觞情叙永和年
海上涵三观联
海上涵三观在藤桥镇南境大海中的古崎洲上。光绪戊戌夏（公元1898年）道人吴华存率徒居此，创设草堂。庚子春（公元1900年）崖州知州钟元棣倡建庵堂，祀仓颉字祖及如来佛像。
元气荟函三上清同契
道原分列四统御兼成
荟萃得殊现象阐先天生一
静深知有本理赅太极函三
清真古寺联
清真古寺又称礼拜寺，位于羊栏镇回辉村，始建于宋代，历后代迁修。是羊栏伊斯兰教徒集中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
御赐遍南州道本真诚爱国忠君普天宜有勤王日
恩伦颂北阙教原清净食毛践土秦地大彰扈驾功
（宣统辛亥年仲秋月吉旦楚北候选县丞魏华廷题赠）
官塘赵氏宗祠联
据至元十年“赵氏玉牒前序”称：“元兵南下，福州失守，西外宗室，举罹其祸，帝昺至涯，复被胡元牵制，下海而亡，谱牒公据，无复存矣。”崖城官塘赵氏，长子大德、次子大昌卜居崖州官塘村，三子大中。以上世系皆不可考。其后代衍繁建祠。
历代效精忠族衍珠崖仍宋室
本朝留壮气人从丹陛辅清时（大门联）
派衍天潢挺出宋朝龙种
家传劲节近扬清献鸿声（内堂门迎联）
身骑箕尾归天上
气作山河壮本朝（前联）
派承天水源流远
座挹春风气象新（上门联）
创霸奇功称爱日
发奸循治颂神明
鲁论廿篇匡宋室
蜀琴一曲谱新风
光于前必垂于后
折中矩而周中规
北阙荣施留祖荫
南山秀列拟孙罗
文行见称温其如玉
藻才特绝回尔出尘
汉水纵横一身是胆
全城方略八面皆锋（大门柱石）
（《崖州史话》，海南省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
鹿回头访古纪事
从三亚市内乘车，绕过南边海岭4公里便到鹿回头。三面是碧波涌荡的大海，鹿回头村和黎族风情园就在平缓的海滩上，椰林浓密，绿丛蔽障，勤劳的仙女和勇敢的猎人姻缘相聚鹿回头的美丽传说，使这个黎村闻名遐迩。背靠突厄枕海的鹿回头岭，连绵的山林，是进可攻退可守的营地。古老的村庄地表和断层，可见到新石器时代的陶残片，夹砂陶罐是鹿回头人得心应手之作，面对如此精致的陶器，你不敢想象它是七百多年前的作品。
宋末咸淳年间（公元1265—1274年），吉阳军（今三亚市）人民响应汉族陈明甫、陈公发兄弟的起义，在鹿回头岭上建连珠寨，大书榜文自号三巴大王，组织一支黎、汉农民、渔民的海陆联合军队，建造双龙战船，占据临川里一带五十余村，同官府对抗，活动范围远及粤、桂、闽三省的漳州、潮洲、恩平、雷州、钦州、广州等沿海地区，又与越南、泰国建立外事关系。由于规模较大，宋王朝大举出兵进行镇压。起义历时八年，时迁至今已七百多年，连珠寨遗址犹存，它展示了连珠起义的壮阔图景，面海岭坡可见大石垒围的观敌台、校场、壕沟，南边有1500平方米曲入的天然海湾，它是双龙战船建造的出海港，也称“连珠港”。临海石壁幽洞乃当年起义联合军队的瞭望哨所。连珠寨遗址已录入《中国文物地图集·海南分册》。
有人认为，三亚地区黎族妇女服饰着色简单，一概黑色，其实不然。据说，当中原还处于传说中的夏禹时代，黎族同胞就曾将棉布作为礼品，赠给中原的头领。到了宋末元初，著名的棉纺织革新家黄道婆，在崖州（今三亚市）生活了三十多年，学得并改进了黎族人民加工棉花和纺棉技术，带回了老家松江，使我国中原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得以广泛植棉。在鹿回头，我们发现很多保存下来的古老而又绚丽多姿的黎锦、黎被和桶裙。如“婚礼图”可以说是一幅构思完整的风俗画，第一画面描绘着迎娶的行列，双童彩架在前，新娘彩架在后，第二画面是新郎新娘在行拜婚礼，两童象征繁衍，竹图象征丰衣足食，第三画面是抬送礼物的行列，由直线、折线构成几何图案。丰富多彩的织绣，体现了富有黎族特色的原始美。这些艺术奇葩，曾在北京民族宫展出，国内外参观者赞不绝口，吸引着无数专家、学者纷至沓来鹿回头，探讨黄道婆在鹿回头的棉纺活动。
椰林深处鹿回头，古歌悠扬，民舞相承，原始艺术的活化石，闪烁着灿烂之光。还有很多民风民俗遗物如木臼、磨、麻网等，体现了鹿回头是一个美丽、古老的村庄。
（1998年1月）
崖州疍民
三亚市的南海、榆港、藤海居住着4000多水上居民。建国前，由于深受封建势力的迫害和歧视，他们丧失政治权利，家无片瓦，地无分寸，以海为村，舟船为家，四海漂流。建国初期，由于他们的语言，生活习惯，住居等特点，曾定过疍族，后再为汉族。
史籍记载，海南岛疍民，以崖州最多，儋州次之。据《正德琼台志》载，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崖州疍民为349户，占全县人口2435户的14.3％；儋州疍民333户，占全县人口3967户的8.3％；文昌疍民230户，占全县人口5205户的4.4％；临高疍民221户，占全县人口6231户的3.5％；琼山疍民183户，占全县人口16907户的1.06％；澄迈疍民为152户，占全县人口7264户的2.09％；乐会疍民为112户，占全县人口1768户的6.4％；陵水疍民为100户，占全县人口1071户的9.3％；会同疍民88户，占全县人口1062户的8.3％；万州疍民为77户，占全县人口3809户的2％；感恩疍民为56户，占全县人口709户的7.9％；昌化疍民为12户，占全县人口672户的1.9％。
《隋书·南蛮传》：“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古先所谓百越是也。”疍，就是疍之先民，由于近水而居，逐步由越分化而成，疍民，即“水上住民”，是东南沿海一种“水上居民”，越源于依水为生的生活类型，也有称为“灶疍”，是灶饭于船之意，为百越一种。《崖州志》载：“疍民，世居大蛋港，保平港、望楼港濒海诸处。男女罕事农桑，惟缉麻为网罟，以渔为生。子孙世守其业，税办渔课。间亦有置产耕种者。妇女则兼织纺为业。”近年，出土于羊栏回族村镌于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的《正堂禁碑》，也记述了崖州“沿海东至赤岭与陵水交界，西至黄流莺歌与感恩接壤，各里疍户，向来按照各埠采捕输纳”。崖州海岸线曲长三百多公里，大小港湾二十多个，最低水温21℃—24℃，最高水温28℃—30℃，有大小河流十四条入海，大海宜于各种鱼、虾、藻类的繁殖生长，这种优越的自然条件，适宜疍民先民们住居采捕，是崖州历来成为海南岛疍民最多的主要原因。
宋徽宗时，名诗僧惠洪配流崖州所作的《过陵水》诗有“犁人趁牛日，疍户聚渔村”句，可以说明，三亚疍民自北宋中期始有移来。他们来源地区是珠江三角洲，那里的标准语言是“白话”，从史料考证，珠江三角洲土地肥沃，是百越人居住的一个重要中心区。三亚疍民，操的是“白话”，即广府话，今称“广州话”，与海南各县的疍民一样，虽居各处，但保持语言的一致性，所用的木板并接的小舟，吃水不深，小而宽的住房式的小艇，保留着珠江三角洲的船艇形态。
三亚疍民的先民们，在沿海岸上迁徙采捕，而今聚居南海、榆港、藤海、后海，依据这几处优良港湾作为他们的据点。他们居住的水棚，是在海边水上，插桩柱子，铺板，盖茅草或蒲葵叶，四周用椰叶编围或竹片编围，人称为“浮脚屋”，也称“疍家棚”。这种水棚，近似于崖州侾黎“依树积木，以活其上”的“干阑”，百越民族水上生活的住宅结构特征非常明显。
进入新时期后，三亚疍民渔家欣欣向荣，一幢幢楼房代替了那简陋的“疍家棚”，疍民的生产捕捞方式以机拖为主，灯光、杠罾业为副，年捕量达十多万担。同时，疍民还兴办修造船厂、渔网加工厂、冷冻厂、海水养殖场等，已成为令人刮目相看的“富民”了。
［《三亚》（中共三亚市委宣传部刊）1991年总第6、7期］
榆林港元代龟蛇图石刻考略
笔者应三亚市文体局之邀，于2001年1月7、8、9、11日，对榆林港元代龟蛇图石刻，进行为期四天的考查。
据《崖州志》载：（元代）龟蛇图石刻，在榆林港烟墩岭。石高三尺，阔四尺，长六尺。上刻蛇盘龟形。西边刻一“法”字，东刻一“佛”字。字大二寸。石东垣刻“东海”二字。字亦大二寸。旁镌小字“镇守官张仁系真定府人氏，至元三十年八月中旬己丑日”。石西垣刻“西天”二字。北垣刻“北极”二字。皆大二寸。旁镌“钦差领兵官杨贵系南昌府人氏，乙丑洪武十八年记”。南垣刻“委署崖州协副将川东徐赞彪统带水陆五营驻扎榆林，时法兰西来测水，是为筹备海防之始”。又刻“南普北极山堂六字。大清行军游击金玉广”。《感恩县志》载：“虞山石刻在古镇州（北宋大观元年置治所在镇宁县，即今海南东方市南广坝，辖境包括今三亚市至东方市一带。政和元年废）废城之东，虞山大石上，有马蹄人足迹，顶刻‘大元军马到此’六字。未识何人所题。（即今东方市的东方河虞山河段上）”又载：“大元军马下营至元甲午三十一年正月十日又十一日到黎婺山”（黎婺山原为感恩辖地，今为乐东县尖峰区）。“大元军马到此”石刻虽未留下题刻者的姓氏和时间，但应该和“大元军马下营”石刻时间差不了几天。
在元代九十多年的统治中，封建统治者镇压黎族人民，大举“征黎”见于史书记载的不下十次。特别是在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公元1291—1294年）发生的历时三年的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影响颇大。榆林港烟墩岭“龟蛇图”、东方市虞山“大元军马到此”以及乐东县黎婺山“大元军马下营”等三处石刻，是元军这次“奋师大伐”“征黎”的实物见证。
《元史·文宗本纪》、《元史·世祖本纪》、《元史·鸟克逊传》、明嘉靖·黄佐《广东通志》、清道光明谊·张岳松《琼州府志》、《崖州志》（邢梦璜“至元癸巳平黎碑记”）、《感恩县志》等史籍，对元朝廷的这次镇压黎族人民的“征黎”大举都作了详细的记述：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夏，元世祖授琼州路安抚使陈仲达为海北海南道宣尉使都元帅，率蒙古兵二百，汉军（北方汉人组成的军队）二千，顺化新附军（南宋归降军队）五千，十月渡海到海南，修械信者粮，又征民兵一万四千。因仲达病死，元世祖又任命湖广中书省平章政事阔里吉思为督视，又以仲达子谦享，副元帅王信伯、颜于思等率领军队前往镇压。庚午攻大塘、清水。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二月到达万安（今万宁）破清塘等峒。三月到南宁（今海南西北部地），因天气过热休整军队，冬十月丙午，复攻陈萃、捣梁六犊之峒，凡十余战。第二年春二月，取黎〓，杀千余人。转攻陵水，攻取七一寨。三月班师如初。十月西征儋州之黎，十二月晦，分遣士卒抵古振州（今三亚市）。都元帅朱斌攻其南，镇抚高祜攻其西，镇抚万户谦享攻其东，十二月收复古振州，春正月壬子朔，登山刊石，昭神武功。翼勒五指山。越三日丙辰，勒黎婺岭。三月壬午朔，凯还。镇守官张仁受命驻榆林镇守。元代对海南岛“奋师大伐”，“分兵四路，深入千万年人迹未到之处，刻石黎婺五指山而还，增户至九万二千二百有零，自开郡以来未能过之者也”。
为什么榆林港烟墩岭龟蛇图石刻，不同如虞山的“大元军马到此”和黎婺山的“大元军马下营”那样趾高气扬？而龟蛇图石刻的书字结构别具一格地融入了具有浓厚的儒说佛道内容的画面？
公元1261年忽必烈夺取汗位胜利，从本质上来说是蒙古统治集团内部“汉法”（即汉族封建制度）派战胜守旧派的结果，但是行“汉法”还是反“汉法”，在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长期的斗争。忽必烈夺取政权后，决心沿着“汉法”的道路继续前进，所以他笼络一批崇儒信佛尚道的汉族地主知识分子，这些人是忽必烈的谋士。忽必烈作为蒙汉各族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在政治上主张采取“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学会统治汉地的方法，推行中国原有的治国之道。所以元朝统治者崇信佛道大兴儒说。讲天理性命，天地阴阳，以求闻达之风盛行，又据《崖州志》（舆地志二山）载：“独田岭，在榆林港西南铁炉坡。上有石高三尺，广五尺，刻龟蛇图。详《金石》。又沿岭前海滨西行一里，有烟墩岭。内有石洞，高丈余，周围六丈。尝有道人坐禅在此，名曰滚潮洞。”据此提供的地形位置，2001年1月，笔者等几人，前往寻觅，因属驻军禁地，亦因开发迁变，寻访未得。但史志所记的龟蛇图与滚潮洞的位置较近，其当时洞内住有道士在此坐禅行修功课。由于元军下营驻扎在此，这些随军谕官或道士参与了石刻的设计，才有龟蛇图制作。龟蛇，长寿之物。龟寿命很长，千岁之龟，五色俱焉。古人以龟为灵物，蛇有无穷之寿。元朝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蒙、汉各族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刻石者别出心裁地把蛇盘龟形寓比为蒙汉各族地主阶级的联合。石西边刻的“法”字，指的是“汉法”；佛者，汉语觉也，这里所指的佛，是将以觉悟众生之意。石东垣刻“东海”二字，指东方的大海。石西垣刻“西天”二字，西天，是佛教理想中的极乐世界。北垣刻“北极”，北极星的简称，这里指的是至高无上的尊者元世祖皇帝。龟蛇图的东南西北显示了元朝的疆土十分辽阔，所谓“北逾阴山（昆仑山之北）、西极流沙（即今西蒙古额济讷旗之地），东尽辽左（外蒙古、新疆南越海表）”。总的来说，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镇压黎族人民元军镇守张仁，在烟墩岭龟蛇图石刻的创意显明是“跨历商周看盛衰，欲将齿发斗蛇龟”，诏示圣王威德，垂万世之勋，“大元地弥天区，界轶海外，有汉唐所未至，极功盛德，卓冠千古……以垂无穷。”（张应翁《平黎建县颂》）为元世祖这次“征黎”歌功颂德。
龟蛇图石刻里，北垣有“钦差领兵杨贵系南昌府人氏，乙丑洪武十八年记”之刻记。元末明初在我国沿海地区频受日本海盗（也称倭寇）的侵扰抢掠，可见，明初榆林港铁炉坡烟墩岭曾是防备倭寇，海面巡视和守御地之一。
龟蛇图南垣刻“委署崖州协副将川东徐赞彪带水陆五营驻扎榆林，时法兰西来测水，是为筹备海防之始”。清朝的兵制，驻防各地的最高一级的称“标”，长官为提督或总兵。标下称“协”，长官为副将。协下设“营”，长官是参将、游击、都司、守备。营下设“讯”，长官是千总，把总。查《崖州志》（职官志三、武职）记：徐赞彪四川人。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署任崖州协副将。由于黎汉地主的压榨，吏役的勒索，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暴发了崖州洋琳峒黎族大规模的起义，官军死伤甚众，清王朝大为震怒，增派大军进剿，最后“扰三载，糜饷亿万”才把起义军镇压下去。当时，逐渐走向衰落的清王朝受到外国列强的侵略。为了加强防御，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以海口协移为崖州协，加强控制黎疆。徐赞彪任崖州协副将，统带水陆五营驻扎榆林期间，是鸦片战争的前夕，在扩建海防工事，决心与林则徐同心协力消除中国大患之源，“时法兰西来测水，是为筹备海防之始”，从而可知，榆林港的建港，始为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崖州协副将徐赞彪当是榆林港建港第一人。第二人是“大清行军游击金玉广”。烟墩岭内滚潮洞，至元年间是道人坐禅的地方，后来成为文人避世隐居的“南普北极山堂”。
（2001年12月 第二稿）
南山大小洞天考
南山大小洞天，是海南古迹名胜之一，至今有八百多年的历史。近来讨论大洞天的文章颇多，本文试图从文物史迹史料的视角，予之研究。
南宋淳熙丙午（公元1186年）九九重阳日，吉阳（今三亚市）知军周〓，酷爱吉阳山水，重九登山，寻幽摩崖。在石船之北石室摩崖，刻《洞口记》二百零三字，在石船之东巨石上刻“石船”二大字，又刻《石船记》一百五十七字。于是南山名扬四方。
几十年后，吉阳知军毛奎，继前君之志，于淳祐丁未（公元1247年）九月，搜寻胜概，现存小洞天多处石壁题刻均出于他的手泽。
在南山半山之中的石室“海山奇观”石刻壁下，刻的“大小洞天记”三百一十二个字（笔者注：实为三百一十二个字，《崖州志》误作二百三十一个字）。1962年1月24日始，郭沫若同志在点订和循文标点《崖州志》（清光绪庚子张〓修本）过程中，曾前往海山奇观石室，查对石壁题刻。八十年代初，崖县（今三亚市）开展文物普查，笔者时任文物普查队队长，1983年12月间，带领普查队前往大小洞天，作拓片调查，又发现郭沫若同志查对不尽然，疏忽之处尚多。现将郭沫若同志的查对和笔者的拓片调查注释如下，供研究者参考。
吉阳，形势甲乎海外（郭沫若注：原志作“海南”）。南山盘踞，气象雄伟。意其中必有深（郭沫若注：原志作“殊”）岩〔笔者注：石刻“岩”，《崖州志》（以下均指郭沫若点订本），作“崖”〕幽洞之奇，而屡加访问，未获也。一日，属权尉黎民志搜寻，始于周史（笔者注：石刻“史”，《崖州志》作“使”）君石船摩崖后山巅，得一石（笔者注：石刻“石”，《崖州志》作“石室”），前瞰大海，后环曲巷，峭壁在南。小洞附北，实为海山之奇观（笔者注：石刻“观”，《崖州志》作“观也”），继（郭沫若注：原志缺）而，（郭沫若注：原志此处加“有”字）僧善庆，又于山麓石峰之阴，近石船，得一岩，由西北委蛇数十丈，以通后洞。岩之外临海，有平石可（郭沫若注：原志加“坐而”二字）钓，因为（郭沫若注：原志作“曰”）钓台。对岩之前，有石奇怪，其下可坐十客。仰望八景，皆在目中。以其与岩相望，名以岩瞻。是皆小有（郭沫若注：原志改作“大小”二字）洞天之佳致也。昔周史（笔者注：石刻“史”，《崖州志》作“使”）君以淳熙丙午（郭沫若注：原志作“丙午”，并加“来观石船，摩崖石刻”句。笔者注：《正德琼台志》记，周〓题刻作“淳熙丙午”，明代王佐咏石船诗亦云：“老我来看石船，……犹记淳熙丙午年。”应以原志为正）。屡以（笔者注：石刻“以”，《崖州志》作“于”）石船登赏，摩崖（笔者注：石刻“崖”，《崖州志》作“岩”）题名，以为胜绝。（郭沫若注：此句原志夺去）。今予亦以淳祐（郭沫若注：原志作“熙”）丁未，经营此胜概，适与石船同一处，遂成八景。由今视昔，似或胜之。岂非天实（郭沫若注：原志此处加“有以”二字）相之耶。因叙其本末，以识（郭沫若注：原志此处加“洞天”二字）之奇观石崖。（郭沫若注：原志夺漏“石岩”二字及下文。笔者注：石刻“崖”，《崖州志》作“岩”）七客者黎植挺之、陈同祖显宗、黎正宗大、陈继先显翁、卢斗南少梁、黎民志少良、王怀惠嫏（笔者注：石刻“嫏”，《崖州志》作“卿”）。二僧谓（笔者注：石刻“谓”《崖州志》作“谓谁？”字）富川秀峰清凉山住持善庆冷溪寺（笔者注：石刻“寺”，《崖州志》作“与”），维那祖果也。是年十月郡守（郭沫若注：原志作“吉阳知军”）富川毛奎书（郭沫若注：原志作“毛奎为之记”）。
1992年，喜悉友人游师良在小洞天寻得周〓石刻，余便往目验。历尽沧桑，风化斑驳，然题刻可辨。周〓题刻全文是：“海陵周〓其乂（乂，有才能的人叫做俊乂）与郡僚（此字依稀，州志定为僚字）王霈然泽之，都领周丕承师武，淳熙丙午重九日来观石船，因览山水之奇。（以上字迹清晰可见，标点为笔者所加）可为海邦之胜绝也。”“胜绝”二字刻迹明显，崖州志等志书作“胜纪”或“盛纪”因以改还。周〓题刻是“淳熙丙午”，而毛奎在“大小洞天记”提及周〓来观石船事时，却写作“淳熙丁未”。余以为，周〓的“淳熙丙午”（公元1186年）至毛奎的“淳祐丁未（1247年）相距六十一年，毛奎是一位讲数术论道方的郡守，他有意写作“淳熙丁未”（公元1187年）刚好相距六十年（一个甲子年），他认为甲子九月重阳来寻访洞天，“岂非天实相之耶。”（周〓句），这在时间上合乎天道轮回的理想境界。郭沫若同志在点订《崖州志》时，没有查考明《正德琼台志》清道光《琼州府志》等前人典籍记载，而只凭毛奎的题刻，将《崖州志》（张〓修本）所记的“淳熙丙午”改为“淳熙丁未”，这未免是粗疏了。
毛奎在《大小洞天记》里，有“小有洞天”句，《诗并序》里有“潜通小有天”句。“小有天”，在山西阳城县西南王屋山洞。名为天下第一洞天，世传轩辕访道处，周围甚广，道家号为小有清虚之天，为所十六洞之一，简小有天。“潜通小有天”句出自唐杜甫《杜工部草堂诗笺》十五秦州之十四：“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宋赵师侠阳华严也有诗：“萦回栈道泉湍响，疑是仙家小有天。”（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一〇六》）参阅《云笈七二七洞天福地》。后也用对泛喻名胜的地方。毛奎认为王屋山有“小有天”，吉阳南山也有“小有天”，异地同境，实为天地造化。
《寰宇记》曰：（王屋）“山有仙宫洞天，号曰小有清虚洞天，三十六洞，小有（天）为群洞之尊。”毛奎寻访南山洞天之洞，目实海山奇观乃洞中之尊，因而他把《大小洞天记》刻在其石壁之上，体现古人的“天人合一”境界。洞中别有天地之意，也是神话中神仙居住的地方。道家以此称仙人所居处有王屋山等十大洞天，泰山等三十六洞天之说，毛奎在石船云南建大洞天亭，又刻“洞门”，体现一则天造，一则人造。南山大小洞天也缘而得名。
自毛奎淳祐年，经二百多年后的明代景泰年间，裴崇礼作《游大小洞天记》，这是《正德琼台志》记载的年代最早的一篇游记。读裴公的游记，我们可了解当时的有关风物美景，他分别指出小洞天之佳境和大洞天之佳境。与裴崇礼同一时期的海南四大才子之一的王佐，也分别写了《小洞天》《大洞天》两首诗，其《大洞天》诗云：“大洞天连小洞天，洞天今在南海边。游人剩有摩崖什，闲佛苍苔看几篇。”明《正德琼台志》亦记“小洞天在州西南十里海滨”。“大洞天在小洞天之东”与上述大洞天的位置是一致的。
明代后期，有人在小洞岩毛奎作的“小洞天”额款左旁刻小字“明万历四十六年八月崖州太守同判官会稽顾一秉莞钟”（下余文湮没），引起人们的种种猜疑：今见的小洞岩“小洞天”“钓台”题刻，是否因为毛奎当年的题刻已被湮没，而明代万历人据毛奎的《大小洞天记》、《诗序》所述的膺刻品？从毛奎“小洞天”三字的额刻位置来看，在“小洞天”三字额上，直排每行三字共九行，且位置正中，而明万历人的刻字较小，直排数字无序，位置高出，明显看出是后来者附刻在偏旁。再从毛奎的《大小洞天记》、《诗序》刻石里的字句，如“小洞附北”的“小洞”字、“小有洞天”的“小洞天”字，“钓台”以及落款“郡守毛奎”等，经拓片查对，目验，书法结体，笔势骨劲秀伟，均出于毛奎之手，是毛奎的真品。
距裴崇礼四百年后的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孙元度作《鳌山探胜记》。其时，代远年湮，陵谷变迁，胜迹异物，磨灭埋没而不可知。大洞天亭废了，“洞门”题刻也泯灭了，诸子竞相辨认大洞天处所。于是为了浓化南山大小洞天的道家文化色彩，孙氏猜测了一个道家神仙梦，云“灵境自在人间，人自不识耳”。道家认为，有两个世界：一个是天堂世界，一个是人类所居的风尘世界。神仙居住的天界有三十六重天，每一重天都有得道的天神掌管。这神仙梦得泰山三十六洞天，根据道教，臆造出南山大小洞天“统而计之，三十六所。入其中，晶莹洁净，无纤尘垢。仙物毕具，不可一二数。洞各异构，有神房、阿阁、月馆、凌霄诸名”。
孙元度鳌山探胜，从另一个意义来说，丰富了南山大小洞天的道教文化，为南山大小洞天留下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南山道教文化遗产。
（2002年5月）
钟芳书法《可泉序》
今天得见钟芳留传下来的字迹《可泉序》（图版十，108厘米×29.2厘米），系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馆藏珍品，这是目前唯一见到的钟芳手迹，为我们研究钟芳提供了一份宝贵的实物资料。
钟芳，字仲实，号筠溪，高山所（今三亚市崖城镇高山村）人，明弘治辛酉年（公元1501年），考中第二名举人，正德戍辰（公元1508年）考中进士二甲第三名，榜姓黄，后改复原姓，“黄芳”即“钟芳”。他入选翰林庶吉士，授编修，历任浙江提学副使、江西右布政使、南京太常寺卿、兵部右侍郎、户部右侍郎。他自幼敏学，精通音律、历法、医学、卜术、书法。
钟芳书法师颜柳，《可泉序》得颜柳真髓，端庄伟岸，掩映相发，神韵超俗，给人以筋骨俱备雄秀兼得之感。他博学多才，书外修养甚深，不随流俗，达到人品书品俱高之境界。钟芳一生著作甚丰，有《学易疑义》、《皇极经世图》、《续古今纪要》、《崖志略》、《小学广义》、《养生举要》及诗文20卷行世，人称“岭南巨儒”。
（《三亚晨报》，1999年5月8日）
“天涯”石刻考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笔者任崖县（三亚市）文物普查队队长，领文物普查队员作全县古代摩崖石刻、碑、匾石刻拓片考查，发现《崖州志》关于上述石刻的多处记载与实物石刻不符。本文就雍正初年崖州守程哲何时题刻“天涯”问题，作如下考释。
我们今天看到的三亚“天涯海角游览区”巨石摩崖“天涯”二字，旁镌款“雍正十一未”程哲所题，把帝朝年号、年数和干支中的“未”字放在一起，干支中有辛未、癸未、乙未、丁未、己未，而雍正十一年又不是上述带“未”字的干支年。此类款识，在从严治国的雍正朝是要被治罪的，可以肯定，题刻者作为崖州守，监生出身的程哲，怎么糊涂也不会落此不规伦类的款识的。
光绪三十四年重修的《崖州志》和郭沫若点校本《崖州志》载：“‘天涯’石刻，亦在下马岭海滨石上，与‘海判南天’相去咫尺。字大三尺许。旁镌‘雍正十一年口口口程哲’。字四寸。”考其史实，此记仍然不符。
程哲其人，查《广东通志·卷二十九·职官志》（知崖州条记）：“程哲，江南歙县人，监生，雍正二年任。严钰，江南含山人，贡生七年任。杨城，江南华亭贡生，八年署任。”《崖州志·金石》载：“藤桥市劝戒客民碑，雍正四年知州程哲立。”《崖州志·职官志二》中，列载崖州知州程哲之继任者是：“严钰，江南含山贡生，雍正七年任。”严钰之后是：“杨城，浙江举人。雍正八年任。”继杨城之后是乾隆二年的王锡。可以推断，雍正十一年崖州知州当是杨城。从上述史料得知，程哲于雍正二年至雍正六年间任崖州知州。雍正十一年已是程哲离任的第五年了。
又从史料可以追踪程哲的去向，雍正九年郝玉麟修的《广东通志·卷十九职官志》记载：“程哲，江南歙县人，监生，（雍正）七年任广东盐运司运同。”又据程哲老家的清道光本《徽州府志·卷十一》记：“程哲，字至跂，歙岑山渡人……官潮州同知。”可见程哲于雍正六年崖州知州任满后，升任广东盐运司运同（四品属官）。之后，又调任潮州府同知（为知府的佐官，属四品）了。
若按《崖州志》所说，程哲于雍正二至六年在崖州任职期间，不往天涯题刻，而在他离任后五年的“雍正十一年”才到天涯题刻，这是不在情理之中的事，所以《崖州志》（郭校本）记载的“程哲‘天涯’镌于雍正十一年”就令人多有存疑。
郭沫若同志在《天涯海角》（《羊城晚报》1962年2月20日第二版）一文中，详述了他三次游览天涯海角的情况，1961年春节前二日（2月13日）郭沫若同志第一次来三亚，19日游天涯海角。这次郭老等观巨石仅证“天涯”与“海角”四字大小略等，估计横当逾2尺。相传为苏东坡所书，但字体殊不类。成即事诗一首。1962年1月11日，郭沫若同志第二次来三亚，下榻椰庄鹿回头。第二天重游天涯海角，“旧地重游，山海虽无殊，而人事却有小异，同复成诗一首”。没有论及“天涯”石刻考事。为重印《崖州志》点订，16日郭沫若同志第三次访天涯海角目验，这次是“因读《崖州志》得知‘天涯’二字乃雍正十一年州守程哲所书，因于16日三访游览，就崖上验之，果然‘雍正十一年’五字在‘天’字之右，‘程哲’等字在‘涯’字之左，前后三游，时经一载，始获事物真相。”（郭沫若天涯巨石镌诗三首碑注）
郭沫若同志在《天涯海角》一文中，记述他第三次访天涯海角目验“天涯”石刻，有“于时日已将暮”之记，可知他是下午到“天涯”，又仅是“目验”，而“天涯”巨石高逾四丈，其时日正西斜，石刻为背光面。时年郭沫若同志已是七十岁的老人，远距离目验。
1984年有关部门曾对“天涯”石刻作循字刻深加填丹漆之修事，修刻工误刻出今天所见的“雍正十一未”款识。1983年冬，笔者带领文物普查队到“天涯”，搭竹登梯，进行摩崖石刻拓片考查，石刻经拓片后，显拓出右边的年代落款是“雍正丁未”，“雍正”二字和“丁未”二字的字距是相等的，“十”字竖划下端向左有明显的提勾，从拓片可辨，“十”字应是“丁”字。“十一”二字只占有一个字的位置，可见“一”字是牵强加上去的。从岩面和拓片看，没有“年”字，只有“未”字依稀可辨。经拓片和岩面辨考，应是“雍正丁未”程哲所题。考史籍，程哲任崖州知州的时间是雍正二年（甲辰）至雍正六年（戊申），雍正五年为丁未年，与“天涯”石刻的款识“雍正丁未程哲”完全吻合。可以认定“天涯”石刻是程哲在任崖州知州期间的第四年“丁未”（公元1727年）题刻的，这才是事物的真相。
郭沫若同志在“序重印《崖州志》”一文中，有这样的叙述：“原书校刊时，从事者似不甚谨严，错落处不少。”并举出书中“仅举两事而言‘三大举’等多处之夺落和盖‘嘉靖二十年’与‘嘉靖二十九年’只一字之差的排校忽略，故致跳夺”等例。诸如此，笔者也深有同感，如我们在对落笔洞进行拓片考查过程中，发现《崖州志》（郭校本）关于洞壁题刻的记载，错漏有十二处之多。从而也使我们想到《崖州志》纂修者也难免对“天涯”石刻记为“雍正十一年”之误载。
程哲于崖任州守的雍正四年（丁未），至光绪三十四年《崖州志》成书，旷隔一百八十多年，崖州地处高温多湿，风雨频繁，临海面阳的“天涯”石刻，历经一百八十多年的风化蚀剥，字迹模糊，或者《崖州志》纂修者没有攀崖而远距离观察，把“丁”看成“十”字，把“丁”字的提勾和其蚀痕误相连接，误认为是“一”字，把模糊的“未”字看成“年”字，或者排校疏忽或者资料采拾不准等之因，致所误成了志书中的“雍正十一年”的纰缪。
（2000年11月2日）
三亚市回族《正堂禁碑》及其历史价值初探
1986年5月17日，笔者与何擎国同志到羊栏区回辉乡，对三亚市回族《正堂禁碑》进行拓片考查。在回族干部李凤娥同志的带领下，我们走访了清真古寺的老人们。
《正堂禁碑》镌于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历经233个春秋，当地回族人民几经迁徙，兵焚灾劫，失而复得，因而《崖州志》亦未得收录其中。有的刻字已模糊难辨，在回民们的多方抢救下，现立于羊栏区回辉乡回民村清真寺院右壁。碑高150厘米、宽55厘米，额刻“正堂禁碑”四个横排正字，字大6厘米，直列碑文，经精心拓片，考究，录碑文（标点为笔者所加）如下：
特授崖州正堂加二级纪锡四次许，为恩准给碑模以垂久远事。据士民蒲儒嵩、周贤盛、周之造、王仕伟、蒲相贤、蒲学嵩、蒲高仕、蒲弘仁、周元秀、蒲高贤、陈国傅、蒲锡嵩、蒲金玉、蒲春徛、蒲永发、蒲万谥等状呈前事到州堂，批准抄录判语勒碑在案。随查保平里徐翰珪等，三亚里蒲儒嵩等互控海面一案，绿州属沿海，东至赤岭与陵水交界，西至黄流莺歌与感恩接壤，共载米五百八十四石二斗零。近年，所三亚里完银六十一两三钱零，保平里完银五十两六钱零，望楼里完银四十二两九钱零。其海面虽无界址，而各里疍户向来按照各埠采捕输纳，或有异邑小艇呈请给照顾在其处海面采捕，即邦照其处课粮该管。现该完纳相沿已久，兹保平里徐翰珪住居藤桥，欲将藤桥海面归贴保平，因以海面宽窄悬殊，具控前来庭讯之下。查保平望楼二里载米二百五十石，黄流莺歌二湾分载米二十石余，按户征输。自深沟至黄流海面仅一百四十里，三亚里载米一百六十石，内于康熙五十年间抽米饷于赤岭琊琅等处，仅3米一十石余，亦按户征输。自红岭至崖陵交界，赤岭海面共一百七十里，其番坊绝米已有燕莱足供输纳，若以东西海面米石相较，则西米多海少，所以徐翰王圭等有不平之鸣。但事已经久远，殊难纷更，仍着照旧分管在案。兹据该生等呈请给发碑模，前来合行勒石示谕。为此，示谕各该疍户人等知悉，嗣后务宜照各在本埠附近海面采捕，朝出暮归，不得多带米粮违禁远出。或有异籍疍户到境采捕，该埠长俱须查明，呈请给照帮课，亦不得私行越界强占纲步兹事。如敢抗违，许该埠长指名扭禀，按事究治。各宜禀遵毋违，特示。
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十七初十日立
三亚市的回族，据明万历《琼州府志》和清初《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三八记》，他们的祖先大约是在宋元之间（12—13世纪）从占城（即现今越南平定省一带）“挈家驾舟而来，散泊海岸”。他们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教徒。《正堂禁碑》记的是乾隆十八年间，回族人蒲儒嵩等呈状与徐翰珪互控海面一案的判语，是三亚市回族自宋元间以来发现的唯一用汉文刻记并能保存下来的珍贵文物。它对研究清代崖州的鱼赋以及三亚市回族对开发古崖州渔业经济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明代洪武六年（1377年），海南岛始设河泊所，征收鱼课，崖州河泊所是其中之一，崖州征收鱼课的主要对象是疍户、番民和汉族渔民，并把鱼鳔、海菜纳入土贡一起征收，万历末期，鱼课折米。清代的康熙至乾隆时期，表面上虽然赋役税收没有增加新的项目，但他们仍然承袭明代的一套老办法，“概绳以赋役成法，粮长预期代办，自必倍权子母”“今海禁日严，课额如故”（《崖州志·土贡》海禁之日，渔民不能出海，但官吏却仍然迫交鱼课。如若欠交鱼课，则子母滚利，倍加增涨，并把征收鱼赋列为“外额征”，纳入赋役收入，当时，崖州府规定崖州外额征的“鱼课米，五百六十八石八斗，每石派粮料银三钱三分二厘一毫九丝五忽，共银一百八十八两九钱五分二厘一毫。总共通州原额官民灶黎鱼课共米四千五百六十一石四斗八升五合四勺，共编派一条鞭，共银四千零五十六两四钱一分零二毫”（《崖州志·赋役·外额征》），残酷的剥削手段无所不用。
关于三亚市回族的居住、生产、生活，《崖州志》载：“……宋元间因乱挈家泛舟而来，散居大蛋港、酸梅铺海岸，后聚居所三亚里番村……捕鱼办课，广植生产。”渔业经济是居住在三亚市的回族历来的主要谋生手段。大蛋港是现在崖城区公所的大蛋乡，酸梅铺是现在梅山区的梅东乡，这里的八人轿坡发现有古波斯墓碑，三亚里在三亚湾海岸，即现在的回辉旧村，这里沉睡着一百多座伊斯兰古墓，这些地方均分布于海岸。往上追溯到元宋，他们“散泊海岸情况如何”？
地名是当地历史、文化和地理的见证，我们从崖州古地名和《正堂禁碑》所提供的互控海面和绿洲沿属，去寻觅回族先民渔业活动的足迹，是可以找到一定的探讨依据的。东起陵水西至黄流莺歌海岸，现今还保留许多带“番”字的地名，如藤桥区东溪村河入海处是个港湾，东面约三百公尺处有一小岭，名曰“番岭”，岭东面平堰沙坡是现今还保留有六十多座古波斯墓群的“番岭坡”，在番岭湾坡的甘蔗园地上发现很多宋元陶片、网锤等文化遗物。现在藤桥区的龙海乡“番园村”，坐落在陵水湾岸边，据该村符文吏老人说，“这里叫番园村，番人搬去我祖才来，我祖来崖已三百多年”。据番园村《符世族谱》载：符世族“原藉河南陈州宛邱随父闽福建，北宋仁天圣三年秦召度琼，六十七世秉荣次男必祐从琼山县塔市田边村移居崖县藤桥番园村安居”，该村老人反映说，他们在番园村耕种时，曾见有大小不等的珊瑚石碑（现已破坏丢失）。现在番园村边还保留一口石井，清凌甘鞠，旱不干涸，据说是番人开的，因名“番人井”。番人村的北面有一带垌田，名叫“番人田”；崖城区大蛋乡有“番坊”之称，以至黄流西南十八里处有“番塘”。《正堂禁碑》记回族人蒲儒嵩等与徐翰珪“互控海面绿洲属沿东至赤岭与陵水交界西至黄流莺歌与感恩接壤”，并有海面绿洲“相沿已久”和“事已经久殊难纷更乃着照旧分管”之记，可见史籍记载“散泊海岸”，古地名和碑记，史料三者完全吻合。
崖州海岸曲长约二百多公里，大小港湾二十多个，最低水温21℃—24℃，最高水温28℃—30℃，有大小河流十四条入海，海水肥沃，饲料丰富，盐度适宜，宜于各种鱼、虾、藻类繁殖生长，这种优越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回族先民们“散泊海岸”的主要原因，虽然由于历史的，地理的或其他原因，他们在沿海岸迁徙不定，然而，沿海一带曾经是回族先民与崖州汉、黎族人民共同进行渔业经济和港捕的地方，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因此，他们对崖州渔业经济的开发和贡献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讨的。
（《广东民族研究通讯》，总第11期，1987年3月25日）
红沙发现张岳崧书联墨迹和文氏族谱史料
1997年5月12日，红沙文化站和市文体局文物保护科，市博物馆在红沙镇文国琼家发现张岳崧书法对联和《文氏族谱》（文氏固塘富田派世系），在文国琼的热心帮助下，立即进行拓片和复印珍藏。书联分别阴刻在两块长140厘米、宽30厘米、厚2厘米的木板上，上联是“子美学开诗世界”，下联为“伯阳书见道根原”，题首是“惇夫年兄”，落款：“张岳崧”。书法圆活，姿容隽秀，笔意刚柔蕴藉，艺术价值甚高。木刻对联保持完好，是文国琼家传世文物。据《文氏族谱》载，文绍煋是文国琼的上祖，学名明臣，字惇夫，号和，生于嘉庆丙寅（公元1806年），可知此联是张岳崧为文绍火星所书。
张岳崧（公元1778—1842年），字子骏，又字翰山，号觉庵、指山，海南定安县人。清嘉庆己巳（公元1809年）科一甲第三名进士（探花），历任翰林院编修、陕甘学政、湖北布政使、湖北护理巡抚等职。曾积极支持林则徐严禁鸦片烟事，时有手札公牍相往来。张岳崧工书能画，书法宗欧、虞，是名重一时的书法家。著有《筠心堂文集》、《筠心堂书集》、《公牍偶存》，并续纂《琼州府志》。张岳崧书联的发现，为研究张岳崧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为中华书法艺术宝库增添了一件不可多得的精品。
《文氏族谱》（文氏固塘富田派世系），记有伟大的爱国英雄和诗人文天祥的事迹，世系里文天祥排序十三世，文天祥的从弟文天端于南宋末年入广东徙万安（今万宁市），文氏固塘富田派世系为研究汉人南移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价值。南宋末，元兵入侵南下，人民为避元兵杀掠而被迫南徙，为拯救宋室而当了兵，于1279年与元兵战于澳门之西，与宋末主同死难者数万人，这时人民则大面积地向广东沿岸各地迁徙，文氏族人是当时大逃亡行列之一，由是迁徙海南岛。
（《三亚晨报》，1997年5月20日）
港西发现清代大小红衣海防铁炮
1980年4月18日，港西渔业队一户群众建房清整地基时，在1公尺多深处，挖出两门清代大小红衣海防铁炮。
港西在三亚西海岸50公里，面临南海，东距崖州古城5公里。港西渔业队位于宁远河的出海口。
大号炮全长216厘米，炮腔长178厘米，炮身前后有四道凸箍，加固炮身。中膛（炮身中部）左右两边有12厘米长直径为8厘米的炮架转轴，中膛上有“重壹仟贰佰觔乙丑正月置”11个铸字（觔：俗用作斤两的斤，清代1斤合今596.82克），清晰可见。前膛内口直径9.5厘米、外直径25厘米、炮膛口壁厚8厘米，膛口外皮加厚为凸圆形，以加固炮口避免破裂。炮后端直径32厘米，正面有点火孔。炮尾有球冠。略有锈斑，炮体完整无损。小号炮较粗短。全长187厘米、炮腔长155厘米，炮身前后有四道凸箍加固炮身，左右两边各有长11厘米直径10厘米的炮架转轴。前膛内口径11.5厘米、外直径29厘米、炮膛口壁厚8厘米，膛口外皮加厚为凸圆形，加固炮口避免破裂。炮后端直径36厘米，正面有点火孔，炮尾有球冠。锈斑较多，整个炮体完整无损。
古崖州一带环海，宋、元、明、清常受外寇、海盗剽掠之患，因而自宋以来，取措防守。道光《琼州府志》载：清代“崖州水师所辖，洋西东西港相距较遥，外寇、海盗出没无常，处处可入，防不胜防”。为了加强海面的防卫，“雍正八年，将崖州营改为水陆各半，营游改为参将，添设水师……”“保平港东四里有小港曰大蛋港，水浅不能泊船，港外可暂寄碗。北近州城与保平港口各设炮台一，东西相对，为州治海门要隘。”清纂《崖州志·海防志一》亦记：“保平港距营十三里，为州志海门门户，东距四里有大蛋港，水浅，不能泊船。港外暂可寄碗。前时海寇常从此处登岸。二港东西相对，最关要隘，皆有炮台防守。”可见铁炮出土点的港西渔业村，正是通向保平港和大蛋港两港交接的咽喉地带，这里设置保平炮台，是保护崖州古城和海防防守重地。因炮台近海，海浪拍打，这里又是宁远河出海口近岸，海浪与洪水冲击，炮台遗址无存。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纂修的《崖州志·军器》记中：明代崖州没有置炮的记载“清代始配置铁炮”，“大小红衣铁炮三十六位。现存七位防城，十位防海。”出土的大号炮体上无帝王朝号，仅铸干支“乙丑年正月置”。道光（公元1821—1850年）共二十九年，光绪（公元1875—1908年）共三十四年，咸丰（公元1851—1861年）共十一年，三朝没有干支乙丑年。嘉庆乙丑年（公元1805年）与纂志时的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相距103年的时间。同治乙丑年（1865年）与光绪三十四年相距37年。根据“现存七位防城，十位防海”之记，以及铁炮一般使用时限；可以推断，港西发现的清代大小红衣海防铁炮，乃晚清同治中兴初年习洋造炮时的军器遗物。
这两门大小红衣铁炮，是我省目前发现的较久远的铁炮。它的出土为研究晚清同治中兴初年，学习外洋机械火器制造，崖州人民自强练兵，抗击外侮，保卫海防，提供了可贵的实物信息。
（1980年4月）
日军侵华遗址田独万人坑
田独万人坑，是日军侵华时期杀害和奴役我近万名矿工的罪恶遗址。它位于三亚市田独镇东南黄泥岭西北山麓田独铁矿旧址，现存直径300米，深50米的矿井及运矿矿桥、日军营房、仓库等。离矿井东北50米有一片长约100米、宽50米的坡地，掩埋着当年劳苦矿工的累累白骨，其周围也可随时见到矿工的遗骸。这就是日军侵华掠夺我资源杀害我同胞的历史见证。
1985年，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田独万人坑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亚市人民政府正在这里划定标志，建制苦难矿工大型雕像，增植果树，使这里成为日军侵华罪行见证，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
1939年2月，日军侵占海南岛。为加速对海南岛的掠夺，日本政府即派海军特务部北浦大左带领工程技术人员进行资源调查，发现田独铁矿资源。后又派“石原株式会社”技师松山详加复勘，勘查结果认为，储量虽然不多（当时估计只有150万吨），但质量之优，不可多得。因此日本政府授命“石原株式会社”投资开发。先后分三期进行掠夺性开采。第一期从1939年2月至1940年6月，原计划年产30万吨，实际年产只有169,599吨，仅完成原计划的56.5％。当时只有采矿小型凿岩机，运输采用10吨轨车拉2吨的小矿卡等简单的机械设备，其余大量的工作，还用人工作业。第二期从1940年6月到1941年9月，计划年产量60万吨，实际只达到原计划的56％，这时期，虽增加了些运输设备和矿山建筑工程，如皮带运输设备和万吨矿仓等，但生产仍以人工为主。第三期从1942年至1943年3月，由于发动侵略战争，日本政府经济衰竭而亟待补充，因而加紧了对田独铁矿资源的掠夺，虽计划年产120万吨，但由于内外交困，而实际年产只达计划的76.5％。
从1939年动工，1940年投产到1944年，共开采矿石2,691,623吨，掠走2,687,689吨，1944年因盟军飞机封锁海域而停产，到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而告终。
负责开发矿山的日本海南株式会社和石原株式会社，通过敌伪机关的合记公司，在上海、广州、香港、澳门、汕头、厦门等沦陷地区，采取强迫，诱骗手段，先后抓来大批贫民和学生，还有从大陆各地抓来的农民。据不完全统计，先后从大陆各地抓来有68批，每批300—500人，共有二万五千余人。此外，日本海军特务部在海南各地通过伪县、乡、保政权强抽一万余人分配在石碌、田独、八所、北黎、板桥、东方等矿区充当各种劳役。
充当劳役的苦难矿工，吃的仅是有限的番薯、玉米、南瓜汤，住的是破顶断壁的草棚，睡的是竹皮架成分为两层通连的太平铺，穿的是破麻袋和洋灰纸袋。每天要干14个小时的重活，规定每人每天拣8吨矿石，完不成任务不给饭吃，还遭毒打。沉重的劳动使矿工经常昏倒，有的倒下去永远起不来。工人陈牛，因病不能上工，日寇工头令他双手举起矿石，鞭棒轮打惨死。逃跑抓回有的立即枪毙，有的捆绑毒打，施加电刑、灌水。病了看作是偷懒，不给饭吃，还遭毒打，染上传染病便被活活烧死，有时逼迫工人背病工去烧，背到火堆前，病者抱着背者嚎哭，结果两者被日寇工头踢倒掉进火坑惨叫被烧死。工人黄福田没有裤穿，拣一块布做包羞布，被日本工头发现，毒打重伤后，令他自挖一坑，迫他下坑埋到胸部，将要死时又挖出来，反复挖埋，直至窒息而死。
劳累饿死的工人，就挖坑用柴火烧，死人天天有，少时6—7人，多时40—50人，有时甚至百个以上，死人多时天天烧，少时1—2天烧一次，一层木柴一层尸体，有时堆上十层，远看似一山丘，烧不化的尸体被狗扒兽咬鸟啄，尸骨遍野，臭气熏天。还有倒吊、割脚筋、狼狗咬，示众砍头等毒刑。
据不完全统计，1944年度5月份工人数有7940人，到12月份只存5729人，其病工数490人，死亡数达448人，每日平均死亡数从1.5人上升到2.8人；1945年度1月份工人数为4039人，到8月份仅存1713人，合计死亡人数达1017人，每日平均死亡人数1月份为1.3人，到8月份上升为4人。日军掠夺田独铁矿6年中，病死、饿死、打死、烧死、活埋、枪毙的矿工就数以万计。
田独铁矿遗址是日本侵略者掠夺中国资源，奴役中国人民的罪证。
（《广东文博》，1987年第1—2期，黄怀兴与何擎国合著）
南山石刻漫步
以“海天佛国，祥气缭绕”著称的三亚南山佛教文化苑，是中国大陆近五十年来最大的道场，又是誉满中外的旅游胜地。许多文人学者在这里留下了诸多弘扬佛教文化的石刻题词。
自不二法门至南山寺，各景点的摩崖石刻，鳞次栉比，星罗棋布，妙语连珠，与这里的天然胜景浑然一体，使人目不暇接。正、行、草、隶、篆各体并存兼备，有的笔法苍辣雄劲，气魄宏大，有的龙飞凤舞，神情飘逸，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书法价值，是宝贵的文化精品。
国家领导人田纪云的“南山寺”题刻在一大圆石上，书法清拔深穆，给南山石刻增色添彩。
不二法门前石台，万花丛中一巨石，形如仙桃，上刻“南山佛教文化苑”七个大字，为中国佛教界的领袖人物，著名学者赵朴初先生所书。清劲妍美的书刻，把人引入佛门境界。
大道壁上制作十一块，每块高丈余，长二丈余的石壁，名曰“照见壁”。上镌刻晋朝“书圣”王羲之遗墨集字“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摹刻，字大1尺多，每块约30字不等。此经是公元629年唐朝僧人玄奘（三藏）奉唐太宗（李世民）之命赴印度取经，十六年后，带回梵文六百五十七部的经文之一。后来组织翻译，太宗亲自撰序，皇太子李治（后为高宗）作记，此序和记、与太宗答敕、皇太子戕答及玄奘所译的心经五者，由怀仁和尚费二十余年，从唐内府所藏王羲之遗墨中集字，于咸享三年（公元672年）刻碑。此碑现存于西安碑林，千百年来为士人所重。“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简称“心经”、“般若经”，为梵文Satpāramitā，内容为：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静虑和智慧完满地渡到彼岸。
南山“照见壁”“心经”石刻，书法高雅整炼，用笔清劲，点划多姿，体态妍美。与其他诗题壁刻连立于法门大道，构成一处气魄宏大的石刻艺术展廊。
梵文，是古印度文字，也称“番字”。汉语佛经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南山四则梵文石刻，均为阴刻，是随天然岩面依势刻就，刀工熟练，字体清晰，都是印度兰扎体梵文咒语，即“唵、嘛、呢、叭、咪、哞”，是佛教经文咒语之一。如梵文石刻“sili”字，被示为吉祥文字，是指人生存之中，会遭遇各种事象，如天变、地变，诸拥有这个文字为护身符的人，会消除水火难而变成“妙吉祥”，所以这个梵字变示为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的幸福护身符，在佛学系统的实验下，这个梵字一直承继到现在。
南山寺前的梵汉圆融石刻独具一格，“圆融”两个汉字中间有一梵字。强调完满融通，地、水、火、风，本性圆融，周遍法界，湛然常住。“空”、“假”、“中”三谛圆融。
如意园十二列吉祥经台，长丈余，宽二丈余，刻着意态从容，气象超逸的正书“吉祥经”，教人以谦虚谨慎，慷慨助人，和睦邻里，买卖公平，勤俭节约，反对狂妄，禁止淫乱，主张正义，主持公正，礼貌待人，对人诚实，孝敬父母。闻来附钟亭飘来的阵阵钟声，更警示人们，保持文明道德修养为最吉祥。
如意园面海一卧石，上刻草书“悟”字，字大80公分，出自南山寺住持圆湛法师之手。笔势如急雨惊风，落石云烟，淋漓快目。佛教禅宗强调“顿悟成佛”。相传，释迦牟尼在苦行六年中，身体形瘦如柴，后来觉悟到苦行非解脱之道，决定进食，遂入连禅河洗浴，但身体太虚弱，不能自出，此时天神暗助，垂大树枝，才使他得以攀枝出池，天神示意牧羊女供献乳糜食之，不久身体恢复，气力立足。于是便坐在菩提树下静观思考，悟道成佛。
南山石刻有不少出自当代宗教知名人士和书法家之手，如楚图南、启功、沈鹏、顾廷龙、苏渊雷、王礼贤、云峰、董正贺、吴立民等都在南山崖石上留下了笔迹，为南山胜况作了真实的记录，以优美的文采点缀升华了自然生态景观，同时也是书法精品。游览南山，不可不观赏品味这些石刻。
（《三亚晨报》，1999年3月13日）
《崖州志》（郭沫若点校本）其中的两位纂修者正名初探
是张隽还是张〓是赵以谦还是赵以濂
2002年8月12日，应三亚市文化体育局之邀，参加崖城水南村古文化调查。在水南一村卢成昊先生家与之讨论，对郭沫若先生点订重印的前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崖州志》的纂修者，除邢定纶外，其他两位纂修者质有存疑。
其一，封面署名［清］“张〓、邢定纶、赵以谦纂修”。
其二，郭沫若手迹影印“序重印崖州志”曰：“现存崖州志，乃前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5月在州牧钟元棣任内，所开局纂修。任其事者为张〓、邢定纶、赵以濂。”
其三，郭沫若序重印《崖州志》曰：“任其事者为张〓、邢定纶、赵以谦。”
其四，《崖州志》郭校本印知州钟元棣“重修《崖州志》序”曰：“爰与耆绅卢明经王墀、张孝廉隽、赵明经以濂、邢广文定纶议商倡修。”“遂于庚子夏开局纂修，仍延张孝廉、邢广文、赵明经为主笔。”
其五，纂修者之一的邢定纶，于光绪三十四年，在“重修《崖州志》序”中说：“光绪己亥，海宁钟景愉奉大宪之檄，来摄州事……爰与纶暨张君蓉舫、赵君溪南等商及此事，捐廉百金为之倡。众情鼓舞，皆乐捐赀以赞其成。遂于庚子年五月，开局纂修。”
郭校本钟元棣说的是孝廉张隽，邢定纶说的是张蓉舫、郭沫若手迹并点订本署名是张〓；另一位纂修者，钟元棣说的是赵以濂，邢定纶说的是赵君溪南，郭沫若手迹是赵以濂，而在郭“序重印《崖州志》”里说的是赵以谦。
笔者因手头没有原缮本和民国三年郑绍材刊印本，本文仅将参考史籍和崖城地区调查之史迹材料，为两位纂修者正名初探，提之讨论。
是张隽，还是张〓？
本来邢定纶是纂修者之一，所说的两位纂修者是很确信的。但他所说的“张君蓉舫、赵君溪南”尊称的是两位纂修者的字号，没有直接说出两位纂修者的名。明清时俗称举人为孝廉，钟元棣在与之倡修时所说的“张孝廉隽”，查《崖州志》晚清时无张隽者举人之载，难道作为州志纂修者之一，会把自己从诸科条目中遗漏吗？《崖州志》载，清末咸丰元年后，崖州举人屈指可数，有吉大文、林缵统、张〓、郑绍材等四人，其张〓，崖州孔汶人，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年）中顺天榜举人。应该说，张〓举后第三年参与《崖州志》纂事。据此之推。张孝廉应该是张〓，其“隽”者，乃郭校本之误矣。在城东南6公里处的落窗山，我们找到了卢琦为崖城水南村人氏王克昌撰书的碑文（卢琦与张〓有交往，是前清诰授中宪大夫正四品封典侯选同知衔附贡生）。碑曰：“克昌幼，喜览经史，励志诗词，年未弱冠，应州试名列前茅。及长，从张蓉舫孝廉，邢子春明经游。两先生皆器重之。”可见卢琦说的张蓉舫孝廉就是邢定纶说的张蓉舫，也就是举人张隽，是与邢定纶等纂修《崖州志》者之一。
在离城南2公里处的高山村龙眼山有卢玉墀墓（卢玉墀是钟元棣序中所说的耆绅卢明经玉墀）。卢玉墀卒于光绪三十年（1904），葬于三十一年（1905）。张〓为卢玉墀书碑：“皇清诰授修职郎铨选教谕恩贡生乡谥文裕卢太公”碑后，书碑者落款为我们提供了张〓的信息：“敕授奉直大夫铨选知县顺天丁酉科举人愚侄张〓顿首拜撰并书。”此顺天丁酉科举人张〓与《崖州志》选举志诸科条目中所载“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张〓，孔汶人，中顺天榜”完全一致。明清时代，考上一个举人，对一个读书人来说，是一件人生大事，因为考上了举人，不但可以参加会试投考进士，也具备了做官的资格。清朝有规制，各省督抚因本省人员不敷差遣，得奏请于候选人员中，揀选人地相宜者，分发若干员，归该省委用，谓之揀发。张〓是揀发知县，这是民国七年前的事，因为民国七年郑绍材任崖县知县事。时值列强瓜分中国、清政府即将终结之际，《崖州志》又已纂成补订后十几年了，所以《崖州志》不录张〓发知县，同样也没有录入郑绍材任知事之条目。
是赵以谦，还是赵以濂？
钟元棣于光绪二十七年，也就是《崖州志》纂修告成之年，作“重修《崖州志》序”中说，《崖州志》自倡修至开局纂修，“仍延张孝廉、邢广文、赵明经为主笔。”邢定纶于光绪三十四年“重修《崖州志》序”说：“纶暨张君蓉舫、赵君溪南”“遂于庚子五月开局纂修。”郭沫若先生手迹“赵以濂”，而在点订本序说的和署的是“赵以谦”。钟说“赵以濂”，邢说“赵君溪南”，郭校本署“赵以谦”。
“明经”，清代用明经来别称贡士。查《崖州志》（选举志·诸科），光绪年间的贡士，没有赵以谦此人。而载有赵以濂者，赵以濂，崖州官塘村人。据崖州官塘村（今城东拱北村）赵氏族谱载：“次房九世廷镇，岁贡，黄黎氏，生二子以濂，以洛”，“次房十世以濂，贡生，黎陈林张氏，二子，继源，继生。”从官塘《赵氏玉牒》手抄本里，我们看到了赵以濂手书《例赠孺人赵母黄氏祭文》。在离崖城东南6公里处的落窗山，葬于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初九的“皇清例授修职郎禀生乡溢文显雅王大公讳泽春之墓”碑，落款为：“敕授修职郎铨选训导岁贡生姻愚弟赵以濂顿首拜撰。”上述已知邢定纶称张的字号张蓉舫，同样也称赵以濂的字号赵溪南。以上可以证实，清光绪庚子《崖州志》的纂修者之一的是赵以濂而不是赵以谦。
《崖州志》成书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公元1901年），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公元1908年），又经纂修者“复行编辑，参互考订”（邢定纶语）。因“筹出版而未果，不止一二次”（郑绍材跋语），至五年以后的民国三年甲寅（公元1914年），郑绍材亲携缮本赴羊城排版。从成书至排版铅印成书有十三年时间。1962年2月郭沫若先生校订重印。从有关史料史迹来推论，清光绪庚子《崖州志》三位纂修者正名当是：张〓、邢定纶、赵以濂。
2002年9月2日于鳌山斋
附：笔者给海南大学文学院原首任、二任院长周伟民教授及夫人唐玲玲教授信。
周伟民教授和唐玲玲教授的复信并民国三年甲寅（公元1914年）广州美成印书局刊《崖州志》首卷·修志姓氏影印。
周伟民教授、唐玲玲教授：
您们好！
《崖州志》（郭校本）关于纂修者问题，早有质疑。今年八月间到水南村调查古文化，卢成昊又与余谈及此事，昊是钟元棣“序”及之耆绅卢明经玉墀曾孙，并与之在崖城作田野史迹和民间调查，我手头没有铅印本和民国三年刊印本查对，未到乐东孔汶参阅张〓族谱。撰此“初探”短文，现奉一阅，很想得到您们的指教。请在执行主编大型丛书《海南古近代地方文献丛书》百忙中给回指正。
祝：健康 幸福
黄怀兴 谨
2002年10月6日
黄怀兴同志：
10月6日信并大作“初探”一文，收到多时。因为是考证性质的文字，未敢妄措一词！我们手边可供查证的材料十分有限！你用田野调查的材料，印证文献记载然后得出结论，这实在是很有说服力的，而且是科学的态度。即以这篇文章而论，恰好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的具体运用，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第247页）中说的“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你用的正好是中国传统的
科学的方法，这令我们肃然起敬！
郭点校本署名的“赵以谦”确错了！
郭点校本钟序的“张孝廉隽”确错了！
郭本将他所据母本中的“修志姓氏”删除，这应该说是一个缺 陷，违背了“修旧如旧”的原则。
原本标示得非常准确：“张隽”、“赵以濂”。
随信附奉复印件，请一阅。
《海南名人辞典》，错误多多，本来不应该提及，但因其中有
“张〓”一条①，气亦附奉作参考。顺及。
周伟民谨启
唐玲玲同候
2002年10月17日
“三亚”地名的历史由来与演绎
地名是反映当地历史、文化和地理的特征。它是民族的“活化石”。
“三亚村”、“三亚水”、“所三亚里”之地川名称，始见于明《正德琼台志》。《正德琼台志》关于三亚水的说明：“州东一百里，出白佛齐岭，经椰根三亚村，通毕潭港合临川港入海”。道光《琼州府志》关于临川水之说：“临川港，旧名临川水，唐置临川县盖以此水名，源出五指山，分为两派，前后夹流，经三亚村合三亚水入海。”据此推测，三亚村乃得名于临川水两派前后夹流合三亚水之入海处的地形特征。这是见诸于明代“三亚村”、“三亚水”之称。明代，海南岛设河泊所，征收鱼课。“所三亚里”就是当时崖州的四个河泊所之一，《万历府志》记，崖州有二十个里，在保平里、番坊里、望楼里、所三亚里之下注云：“以上四里属河泊所，番蛋采鱼纳课，多佃食田。”可以肯定，先有三亚村，后因征收鱼课才编入“所三亚里”。据日本小叶田淳《海南岛史》1943年之调查，所三亚里即四十年代的伊斯兰教徒聚居的回辉村，也就是现在旧机场东南海滩一带，由于日军侵琼建机场并曾遭劫，即后所三亚里的伊斯兰教徒迁回辉新村和羊栏。据《正德琼台志》记：“毕潭港，在州东一百里三亚村南海口，占城贡船泊此”，由于河水的冲积，海滩的移退，毕潭港逐渐淤成现在的三亚湾。“三亚港”名始见于道光《琼州府志》：“三亚港，又名临川港，在城东一百六十里，受三亚水入海，北有榆林港。”三亚水至清代分流成州志之所记之大坡水。道光以后，临川港遂以“三亚港”之名代之。由于经济的发展和贸易范围的扩大，清代三亚里成为墟市，称“三亚市”、“三亚港市”、“正三亚里”，以至成为驻军营汛“三亚营”、“三亚分寨”、“三亚汛”。“临川港”称为“三亚港”（道光《琼州府志》·舆地，山川）。民国以后“三亚港”、“三亚街”一直沿称。
建国后设三亚镇（乡级）；1954年10月，中共崖县委、县政府直属一级机关从崖城搬到三亚，是月10日，广东省民政厅同意三亚镇改为区级镇；1984年3月19日，国务院批复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设置三亚市建制的请示》，撤销崖县，设立三亚市（县级），以原崖县的行政区域为三亚市行政区域；1985年6月，经上级批准，决定撤销三亚镇，以其行政区域分设河东、河西两个办事处，同时挂牌办公；1987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建立海南省及其筹建工作的通知》批准三亚市升格为地级市。如今三亚已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小渔村，变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国际化热带滨海旅游城市。
有位研究者提出“‘三亚’乃‘三巴’谐音”之说，笔者以为不妥。声韵相同的字才是谐音字，“亚”（yà）不同“巴”（bā），不属谐音字。
“三巴”，地名。《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藏励和等编，商务印书馆1931年5月初版，1982年11月重印）“三巴”条：晋璩《华阳国志》巴：“刘璋改永宁为巴郡，以固陵为东巴，徙庞羲为西巴太守，是为三巴。”按刘璋改永宁郡，今为四川巴县以东至忠县地。固陵郡，今为云阳奉节等县地。巴西郡今为阆中县地。《崖州志》卷五建置志乡都有记载，陈明甫是临川人，起义活动的地方临川里有永宁上堡、永宁中堡，永宁下堡。永宁上堡是藤桥汛、龙楼、竹角园、分界塘、河东、岭头坡、进士坡、走马园、北水、营头、旧市、海浪、城脚、军田一带；永宁中堡是犁灶、番园、石尾龙、白土田、风塘、角枝、下坝、洪李、田尾一带；永宁下堡是龙江、庄头、大灶、灶仔、港尾、新村、三合、旧村、沙尾、林旺、顶文一带。陈明甫起义，模仿帝王巴郡建制，四川有永宁巴郡，崖州临川有永宁上、中、下堡，刘璋改永宁为巴郡，以固陵为巴东，徙羲为巴西太守，是为三巴。陈明甫也模仿刘璋，把崖州临川里的永宁上堡、永宁中堡、永宁下堡也称为“三巴”，并自号“三巴大王”。由此看来，陈明甫不但是一位有胆有识的起义英雄，而且也是一位比较通晓历史地理知识的方家。
提出“‘三亚’乃‘三巴’谐音”者，不知见诸哪一部文献记载。如此说谐音，为何忽略了注明出处？与其说是一时的疏忽，倒不如说，根本就没有史书记载。
（2003年1月第一稿）
（2003年9月第二稿）
建立具有三亚特色的文化史迹网
“三亚创建热带滨海风光国际旅游城市”，是人们热门的话题。本文设想三亚特色的文化史迹网，从三亚文物的视角，包括建立三亚市博物馆、保护利用“海上丝绸之路”的史迹、建立落笔洞早期人类遗址文化村、建立田独“万人坑”纪念馆、古城文化史迹的开发、建立黎族装饰艺术制作中心、开发利用民族节日资源等等。将上述种种文化遗存及其设施有机地组合起来，形成网点，做好挖掘、整理、开发和利用，完善三亚的旅游系统工程，共建三亚旅游度假天堂。
三亚文化的特征
三亚地处海南岛最南端，世居汉、黎、苗、回等多种民族。是一个多种文化交融区。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长江以南的水田耕农文化，东南亚地区的海洋文化以及本土文化，形成了雄厚的潜文化层，它包括住居文化、图腾神化文化、民间传说文化、宗教文化、服饰文化、头饰文化、村寨结构文化、狩猎文化、耕农文化、民风民俗文化、民歌舞蹈文化、婚丧娶嫁文化、食品米酒文化等等。这一切潜文化层演变凝积的三亚特有的文化遗产，闪烁着耀眼的光彩，这是三亚人的宝贵财富，它对人们具有神秘的、新奇的魅力。
兴建三亚博物馆
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博物馆，是人类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就出现的。博物馆作为文化教育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与其他文化教育机构，诸如学校、图书馆、文化馆、剧院、出版社等等，虽然都是服务于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但博物馆有自己的不同于其他的教育功能与特征。博物馆是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物标本的主要收藏机构，宣传教育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它的基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收集保藏文物标本，进行科学研究，举办各种陈列展览，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三亚幅员广阔，历史悠久，地上、地下、海洋蕴藏着丰富的文物资源。祖先们在创造人类文明的斗争中，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历史遗产。为了收集、整理、陈列展出和研究各种文物，增强各民族的凝聚力，满足中外游客了解三亚人文历史的需求，促进和发展我市的旅游文化事业；为了对后代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兴建三亚博物馆，以实物性、直观性、广博性达到传播教育的目的是十分必要的。
保护利用古代海外交通的史迹
在人类文明史上，古代海外交通在传播世界文明中，历史悠久、意义重大。三亚（旧属振州、崖州），是祖国南疆边陲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内连大陆，外通海域的重要门户。至今为止，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不少外国史迹，如分布于沿海一带海滩上的伊斯兰教徒古墓群，海神寺庙遗址、遗物等。应该把这些史迹保护利用好的基础上，融入旅游文化概念，仿照古伊斯兰建筑形制、围墙、建筑功能，分礼拜瞻仰区、文化展出区、古墓保护区、办公管理区、购物一条街及娱乐区、整体绿化带等。
羊栏回族最雄伟的建筑是清真寺，特别是清真古寺，绿荫丛中寺顶高扬，历史上曾为东亚、东南亚、南亚地区和国内穆斯林朝觐之地。
回族和三亚人民团结奋进，对三亚的开发和贡献是值得赞颂的，可以说，哪里有中国人与阿拉伯人的足迹，哪里就有东西文明的结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三亚人，保护好这些史迹，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建立落笔洞早期人类遗址文化村
落笔洞是古崖州八景之一，历来有“洞天幽胜”、“落笔凌空”之美誉。1992、1993年，中国科学院古人类与古脊椎动物研究所、海南省博物馆、三亚市博物馆联合发掘，出土古人类牙齿化石和大量动物化石、石器及古人类生活遗存，经中国科学院鉴定为一万年以前与大陆相关的旧石器晚期人类居住遗址。这是海南省首次发现的早期人类居住遗址。落笔洞的考古发掘成果表明，海南的人类活动史应从落笔洞写起，它的文化遗存与两广有密切的联系，这是中国最南端的一处洞穴遗址，引起世界洞穴考古学者们的关注。这里地理条件、自然景观、植被都很好，树一种就活，交通方便。洞前有两个水池，紧靠边有两眼泉水，这都是得天独厚的，洞对面有一小山头。洞前可塑大象及“落笔洞人”的大型雕塑群；洞壁塑长臂猿攀扑石壁上；洞旁有一大洞，可通过定向爆破，使洞中洞连接起来；引进长臂猿、猴等动物；池塘开发造桥养鱼；辟专家学者楼，为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落笔洞遗址提供方便；公路边建“陈列馆”，展销旅游产品等。
建立田独“万人坑”纪念馆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间，为了疯狂掠夺我田独铁矿资源，抓来一万多人充当矿工，这些人中，有来自朝鲜、印度的，国内有抓自各省和港澳地区的各族群众。在日军的皮鞭、刀枪下，他们饥不得食、寒不覆衣、无辜死于鞭打、电烫、火烧、活埋等毒刑的有一万多人，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万人坑”灾难。今有矿井、黑水悠悠，泣诉日军侵华罪行，死难者的遗骨堆积遍地，还有运矿桥、日军营房，是日军侵华的罪恶铁证。这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是我省最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基地。这里离三亚15公里，位于我市中、东线交通要道，可在已圈围的50亩地内建日军侵华时期死难矿工纪念碑和纪念馆。
古城文化史迹的开发
崖州古城是中国最南端的一座古老边城，历经宋、元、明、清的拓修，颇具完整布局，城中及周围，有历代修建的大小百余座建筑，学宫祠庙，塔寺坊表鳞次栉比，星罗棋布。古城人的古朴遗风孕育出特有的边城文化。
1．完成崖州孔庙的修复。1990年以来，孔庙主体大成殿等建筑修复开放，接待了不少国内外游客，日本、朝鲜、美国、加拿大客人来到中国最南端崖州孔庙追寻中国儒家的历史。但由于岁月变迁，部分古建筑被现代办公楼和职工宿舍所占用，部分儒家建筑荡然无存，观者无不望而兴叹。弘扬民族文化，整修殿庑等古建筑是非常必要的。
2．恢复古城雄姿。1990年以来，市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把修复古城纳入“为民办实事”的议事日程。修复了古城文明门城楼和140公尺的古城墙，使古城初复雄伟之姿，受到人们的赞誉。今后要继续做好修复工作，划清保护地带和控制地带，严格禁止乱挖、乱建等破坏性建设；绿化优化环境；城内保留部分明清时代的民居，形成古城民居博物景观。
3．修复盛德堂。位于崖城水南村的盛德堂，是南宋著名抗金首领赵鼎（曾任尚书右仆射、宰相兼枢密使等职）和南宋著名主战派中坚名臣胡铨（宋高宗时任枢密院编修），被秦桧迫害，先后罢职后谪流崖州的居所。赵鼎为抗争朝廷的腐败，在此绝食身亡，留下“气作山河壮本朝”的豪言壮语。四年后胡铨谪此，“盛德堂”为胡铨所题。胡铨谪崖期间，办学教书，汉黎子弟入该学受教，传播中原文化。数百年来，“盛德堂”一直被列为海南文化古迹，受到世人的景仰。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十年浩劫，大部分古建筑遭毁。盛德堂古迹亟待修复。4．修建黄道婆庙。在中国棉纺史上，宋元年间，植棉和棉织技术始从海南岛传播到中原大陆，这个传播者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女纺织技术革新家黄道婆，她在崖州生活几十年，向崖州人民学习并毫不保留地把崖州先进的棉纺技术带到中原大陆。古代崖州人民在植棉和棉织技术方面比全国先走一步，这是三亚人的骄傲。黄道婆为我国和世界纺织业的革新掀开了新的一页，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今南山管区的木棉村，是当年黄道婆活动过的地方，这里盛产大片参天之木棉树，在此修建黄道婆庙可吸引更多的瞻仰者。
5．开辟儒学塘。古代拓土筑城后成池，后人因它靠近儒学而取名儒学塘。这里方圆百亩，有古窑址，幽清水静，茂林修竹，景致秀丽，风月无边，曾是古人辟江亭造逸峒的寻休游览区，开发利用此佳境大有作为。
6．开辟玉井温泉沐浴区。位于城北2公里处，古人曾以“玉井温泉”“温泉漱玉”等定名为崖州八景之一，有“海南风月四时温，一勺甘泉地道存”之誉。早在清代就已辟为沐浴游览区，并在泉边建“既济亭”，碑记、楹联、赋诗、点辍其间。这里可辟为古泉旅游疗养区，重建“既济亭”，恢复“玉井温泉”风貌，仿古楼馆供游人疗养度假。
建立黎族装饰艺术制作研究中心
黎族人民在他们创造的全部文化中，棉纺织技术是最为瑰丽的。纺、织、染、绣四项工艺，至今乃显示着自己的特色，这些工艺较集中地反映在黎锦、黎被和黎族妇女的服饰上，不同的部位织上不同的花纹图案，图案取材于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人物、动物、植物和几何图形，造型和着色极其美观，既像一幅构思巧妙的风俗画，又像古代壁画。这种原始艺术，揭示了黎族人民朴素的感情，鲜明透彻的审美法则，原始艺术中普遍蕴藏着的东西在黎族服饰图案中也都得到显示，已引起中外艺术家的重视。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枝美丽的奇葩，多少世代黎族妇女辛劳智慧的结晶，在“四人帮”的年月里，被视为“四旧”，家家清缴，禁穿、禁做，幸存的，老人寿终要随葬。千载精华，悄然没迹。
为抢救民族文化遗产，可设立黎族服饰制作研究中心，收集整理出版黎族服饰图案，研究制作黎族服饰。把这个抢救工程做好，对于弘扬民族文化是非常有意义的。
开发利用民族节日资源
三亚少数民族节日资源丰富，每年有民族节日多个，如黎族的传统三月三、苗族节，回族的圣纪节、开斋节、古尔帮节等，把这些丰富多彩的民族节日活动纳入文化史迹网的建设中来，在三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参加一次饶有风趣的民族节日活动，不亚于参观一次博物馆。将民族节日活动当作无形文物来对待，正是三亚文化的一大特色。
（1997年5月）
一、与早期人类有关的遗存
1983年4月，我和广东省博物馆杨式挺同志、海南文化局麦穗同志、陵水县博物馆李居礼同志前往三亚市落笔洞调查。
落笔洞又名仙笔洞，黎语叫“毫毛”，意思是神仙住过的地方，位于荔枝沟区落笔乡良坑坡，高约三十丈，是一座奇兀突起的独峰，岩峰下大小石灰岩洞穴很多，有独有连，其中主要有南面的落笔洞，东面的仙女洞，东南面的仙郎洞，东南峰顶的宫殿洞。
我们点着火把躬身进入仙女洞，看见整个洞穴呈半月形，叠级而上，高达20多米、长约50米、宽10米，洞里有积水，有很深的冲积淤泥，石壁上未发现化石遗存，石坎下也未见到文化堆积物。东南面的仙郎洞是一较浅的洞穴，也未发现化石遗存和文化堆积物。
南面的落笔洞，洞口高约12米、宽约9米、深约18米，洞顶逐渐升高约20米。明《正德琼台志》记载：“其中有二石如悬笔，笔尖滴水不断。”可能因此而得名。据当地群众反映，二“石悬笔”（钟乳石）于1944年被日军打断。洞内有明显的挖搬痕迹，洞底中间的大部堆积物被挖走，仅在后壁及左壁保存有比较坚硬的灰色胶结钙板层，在左侧的厚1米、宽约30—50厘米，这些堆积物中，有经敲断尾尖吸食内肉的海螺、淡水螺壳、蜗牛壳、动物遗骨、炭屑红烧土等。小动物的骨骼石化程度不高，有的是黄白色，有的是黄褐色。当时杨式挺先生认为：虽然对这些小动物碎骨（没有发现牙齿）一时难于确定出种属，但这不妨碍我们把这里的胶结层定为人类居住和生活过的遗存，可以把它定为新石器时代的遗存。洞左190厘米高处的洞壁上，还发现一范围不大的胶结钙板层，呈黄红色，坚硬度很高，我们花了很大气力敲打才取出一块样品，内有一块动物长骨化石，呈乳白色，石化程度高，当时被推断为早于新石器时代，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遗存。这是目前海南岛发现的与人类活动有关的较早遗存之一。
二、落笔洞的石刻
1984年1月，我市开展文物普查期间，笔者与何擎国、王隆伟、邢增禄、林春明、肖春华等同志往落笔洞进行石刻拓片和考察。《崖州志》记载：“洞左刻‘落笔洞’三字，字大尺余，未知何人题。旁有‘维山’二字，余模糊莫辨。”经过细心拓片后，显拓出：“落笔洞”三个大字的右旁是“至元癸未”，左旁是“维山云从龙”，其“云从龙”三字刻划依稀可辨。《崖州志》载，云从龙，字无心，陇西人，至元年间来崖，为海北海南道宣慰。又据《正德琼台志》载，云从龙号维山道人。这次拓片考察获得“落笔洞”三字系云从龙于元世祖至元癸未年（1283年）所题，距今已七百多年了。“落笔洞”三字的题刻者历来众说纷纭，这次拓片考证澄清了这一历史悬疑，从而填补了崖州史籍的一项空白。
落笔洞右壁有许多古人题刻，因年久风化，有的模糊不清，但我们均作拓片。目前发现最早的诗刻是宋代倭倭才的一首七律：“峭壁凌空望杳微，层层烟锁雾云衣。深林古木高千丈，怪石青苔绕四围。空有石衔仙体骨，想应人逐彩云飞。洞天仙子今何在？欲上雕鞍不忍归。”次句《崖州志·金石篇》（下简称《志》）误载“重重烟销雾云衣”；第五句《志》“骨”字口空白。石刻署名“宋倭倭才”，《志》仅记“署名惟‘宋’字可辨”）。其一和韵云：“袖拂山风上翠微，仙禽窥我怪儒衣。岩扃石壁真奇趣（《志》‘趣’字位为口空白），烟盖云幢似远围。彩笔不随仙子去，青峰空伴野云飞。我来续就承天赋，铁笛一声鸿雁归。”署名“宋郡倅许源”。后世还多有人和韵，如：“仗剑登临石径微，仙风阵阵袭征衣。日筛峰顶金千缕，云锁山腰玉一围。㗖（石刻“啗”，《志》作“啖”）果玄猿惊客啸，口卸（《志》“衔”同）花青鸟傍谁飞？欲传彩笔无缘梦，强步前题载詠（与《志》“咏”同）归。”右署“大明成化己亥岁仲秋守崖千户洪爵和前韵。”又一首云：“盘石凌空列翠屏，呀然一洞野云扃。乳悬自结乾坤液，形恠（此二字《志》误作“怪石”，恠怪俗字。）犹疑蛟蜃精。天马高蹲岭树碧，玉泉细溜石苔青。海山奇观神仙宅（《志》误作“奇观海上神仙宅”句），落笔应知亦浪名。”序云：“予（《志》作‘余’字，予同余）巡视学校至崖州，闻落笔洞之胜。因假一观，留题于石（《志》误作‘右’字），时从行者（《志》漏此‘者’字）州判官赖宣、海南卫千户王彪、崖之守御千户洪爵。爵能诗，已先书之石矣（《志》误载为“已先书之于石”句）。成化庚子正月之晦钦差提督学校广东按察司佥事晋江赵珤（石刻‘珤’《志》误作‘瑶’）书。”其一绝云：“化工造笔是何年？顿在穷荒（《志》误作‘乡’字）绝岛边。笔下烟云常自起，想应多是济元元。”款题：“成化庚子郡庠生纪纲正书。”和韵云：“五指挥毫百万年，烟云绘出绕山边。化工久矣悬幽洞，留点人间独占元。”款云：“清乾隆戊申岁番邑吴成和。”其一云：“奇甸文明辟几年？烟云洞口绕天边。凌空落笔如椽大，占尽人间第一元。”署名“崖西梅仙氏”。
这次对于落笔洞石刻进行拓片和考察，查证《崖州志》多处误载，并补其空白，防其以讹传讹。这里发现的宋代石刻是我省目前仅有的几处早期石刻之一，收获是比较大的。
（《海南文博》，1985年第一期）
（《海南日报》，1986年9月21日）
叩开了沉睡一万年前落笔洞人的大门
海南三亚落笔洞遗址位于本岛最南端，三亚市东北约15公里的一座孤峰落笔峰石灰岩南壁下的落笔洞内。
1983年初，崖县（今三亚市）开展文物普查，杨式挺（广东省博物馆）在麦穗（海南文化局）、黄怀兴（崖县文化馆）的协助下，考察了落笔洞洞穴遗存，这次考察发现了落笔洞左后壁保存有厚1米多、宽30—50厘米不等的灰色胶结层，在灰色胶结层中，含有少量红烧土、炭屑及较多的呈白色、黄褐色小动物碎骨，化石程度不高，还有咸淡水交界生活的介壳类的河蚌、蚶壳和海南沟蜷螺。杨式挺先生把这种明显的人类居住的生活遗存物的灰色胶结堆积定为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在左侧高190厘米的洞壁上，有一层黄红色的坚硬胶结层，内含有一较大的脊椎动物长骨化石，呈乳白色，石化程度很高，杨式挺先生认为属于更新中、晚期。这次考察落笔洞发现的人类活动遗存，为我们揭开海南岛上何时开始有人类生活、居住的秘密，带来了希望之光。
1992年3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海南文博班部分学生，在李始文教授带领下，进行田野考古实习，又复查了落笔洞遗址，在洞左地面的黄褐色胶结堆积中，发现人类牙齿化石5枚，其中门齿、犬齿各1枚，臼齿3枚，牙齿化石表面呈浅黄色，纹理清晰，化石程度偏低，保存完好，同时发现少量鹿、麂、豪猪、鸟类等动物化石。落笔洞人牙化石的发现，在海南岛尚属首次。同年5月，海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办公室麦穗、王亦平将发现的人牙化石送往北京，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顾玉珉先生鉴定，属晚期智人牙齿。在灰色胶结层堆积中的螺壳标本，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十四测定为10642±207年。落笔洞遗存是目前海南年代表明较明确，且时代最早的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这些考古发现，引起了省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
为了进一步弄清和及时保护落笔洞遗址，1992年12月7日至27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海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海南省博物馆、三亚市博物馆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单位组成考古发掘队，由海南省博物馆郝思德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黄万波担任领队。参加发掘工作的有海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海南省博物馆郝思德、王大新，三亚市博物馆孙建平，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黄万波、顾玉珉等人。对落笔洞进行了为期3周的考察和发掘，共清理面积约40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遗骸，其中无脊椎动物近10种，脊椎动物30余种，包括斧足类、鱼类、爬行类和哺乳类等。除采集包括亚洲象在内的一批动物化石外，重要的发现是再次出土和采集了人类牙齿数枚及石器、角器等生产工具数十件。为进一步搞清亚洲象埋藏条件和探讨洞内堆积层位的发展时序，1993年10月18日至11月10日，又进行第二期发掘，这期发掘，除继续出土人类牙齿、距骨等外，新发现虎、豹等哺乳动物化石，还有较多的石、骨、角制品。
两次发掘后，1998年2月郝思德、黄万波编著了《三亚落笔洞遗址》一书，该书探明三亚落笔洞动物群属于亚洲东南部——亚热带类型，与广东、广西相同时代的动物群大体一致。因此，落笔洞动物群的地质年代，属于晚更新世（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或全新世（中石器时代）之初。落笔洞的多颗人牙出自中层的灰色胶结层中，同层出土大量螺壳，为“落笔洞人”食用后残留的，经中国社会科学院碳十四测定为距今10642±207年，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与中石器时代之交。发现的全部石制器，以砾石制品为主，单面打击制品居多，也有相当数量的双面打击制品，这说明早在一万年前海南岛就有居民生活，且他们与大陆居民有紧密的联系与文化交流，这些也许是通过冰期时代琼州海峡的路桥进行的。
“落笔洞人”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分布最南的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进一步丰富了我国石器时代考古的内涵。据考古表明，目前已知海南岛的人类历史应从一万年前“落笔洞人”开始。与“落笔洞人”共生的长臂猿和古菱齿象等动物在海南岛上属首次发现，这为研究三亚动物群的由来及海南岛与大陆古地理、古气候的变迁提供了珍贵的科学依据。
（《三亚晨报》，1999年7月10日）
三亚陵水发现的古代伊斯兰教徒墓群
1975年由麦穗（海南文化局），黄怀兴（崖县文化馆），李居礼（陵水县文化馆）和广东省博物馆古运泉、曾广仁等同志，在崖县（今三亚市）藤桥番岭坡以及毗邻的陵水县边界的干校坡和土福湾坡发现伊斯兰教徒古墓群。其中藤桥番岭坡墓群较大，占地面积20.21亩①。此后，文物工作者又在三亚一带海滩陆续发现梅山八人轿坡古墓群、水南三村番坊番人坟古墓群、所三亚里羊栏回新村后古墓群。
番岭坡古墓群：位于藤桥镇东南4公里处的海滩上，南临海300米，西距1公里是番岭，共发现墓葬45座，墓群东西长约130米、南北宽约60米。墓葬方向一致，排列有序，坐东南向西北，墓身无封土，仅有露出地面首尾两端各置一块珊瑚石刻制的墓碑。自该墓群发现后，文物部门清理4座，皆为竖穴土坑墓，长1.8—2米、宽0.8—1米、深1.2米，无葬具和任何随葬品，头西北、面朝西，表示面向伊斯兰圣地麦加，明显有“能西至天方”的浓厚宗教色彩。依据墓葬大小和碑身形制不同，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墓葬长2.1米、前碑高57厘米、宽57厘米、厚13厘米，居中雕有圆月，月内刻有古阿拉伯文“凡大地上的，都要毁灭”②，月外两侧刻有四道飘带，月下横刻一条古阿拉伯文。第二类型，墓葬长1.75米、前碑高53厘米、宽35厘米，碑额呈“山”字形，碑面刻有圆月，月下刻锯齿纹方框，方框内刻有古阿拉伯文。第三类型，墓葬长1.65米、前碑高52厘米、宽35厘米，居中刻生命树围着圆月，碑内方框刻古阿拉伯文。据阿文翻译陈达生考释，碑文一般记载墓主姓名和死亡时间，有的碑文还记有乞求真主保佑等话语，如：“这是殉教者的坟墓，他名叫伊本·赛尔圣，卒于12月。可怜这个孤儿吧。”
干校坡古墓群：位于陵水县英州镇土福湾村西约一公里的海滩上，南面距海岸仅300米。
土福湾古墓群：位于干校坡墓群东侧约2公里的海岸沙滩上，现可见墓葬十余座。
梅山八人轿坡古墓群：1983年12月20日，广东省政协民族宗教组和广东省民族研究学会联合调查组对海南崖县和陵水的伊斯兰古墓群进行了专题考察。参加考察的有广州伊斯兰教协会阿訇栋材、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容观敻，广东省博物馆副馆长古运泉、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阿文翻译陈达生、海南文化局麦穗、陵水文化馆李居礼。联合调查组对藤桥、陵水墓群考察后，崖县文物普查队在崖城派何擎国同志参加联合调查组对梅山八人轿坡的调查。八人轿坡位于梅山西南的角头鼻与梅山之间海面的海滩上，墓群西南濒海，北临梅东村（旧称番坊园、酸梅铺），墓群范围长约1000米，宽约500米，这里的古代番人坟有100多座。每座也有前后两个珊瑚石刻墓碑。据群众反映，1958年前后，被学生挖回去建校了。调查组幸运地找到一个墓碑，是被人移作他用而倒埋在沙土里的。这个墓碑比起藤桥、陵水的墓碑就精奇多了，虽然高度宽度几乎一样，但碑额有所变化，以尖齿收成“圭”首（即尖形）。碑的阳面居中刻一轮圆月，月内刻有古阿拉伯文，据考其中有“真主”二字，圆月周围刻有不少云朵，构成卷云拱月的图案，月亮两边还刻有两只相向展翅的“神鸟”，这两只鸟是由阿拉伯文拼刻而成，陈达生同志将之试译为“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下面隐约看得出一条对称的飘带状图案。碑面下端刻有两条弦纹，中间有古阿拉伯文。
水南三村番坊番人坟古墓群：1987年5月25日，崖县文物普查队黄怀兴、何擎国、王隆伟，在水南大蛋村东林德兴屋后发现两块伊斯兰古墓碑，高58厘米、宽58厘米，碑额圭形，两边斜面为三锯齿形，碑面已风化，图纹难辨。据当地群众说，该两墓碑是从水南三村番坊番人坟搬来，置于陈家兰（汉人）坟边的。古传番人坟位于水南三村南2公里处的海滩上，西南离海4公里。历经耕种建屋，番人坟已毁碑佚。
所三亚里（羊栏回新村后）古墓群：1998年10月27日，三亚市羊栏回新村江玉福（又名江穆，三亚港务局中学高三文科班学生），持伊斯兰古墓群现场照片到市博物馆来报。笔者与张萍（三亚市文体局长）、林鸿培（三亚市文体局文物保护科科长）、林世旭（三亚市博物馆副馆长）、何擎国（三亚市文体局文化科长）和三亚市博物馆孙建平等同志到现场调查。
主要墓群位于羊栏回族回新村西约100米处，这里离三亚湾700多米，原为旧飞机场范围。离旧机场仓库北100米，现为部队范围。经过群众挖取沙后暴露出地面的伊斯兰古墓32座，其分布范围东西长30米，南北宽18米。剖沙埋碑首离地面11厘米、8厘米、5厘米不等。坟墓首尾各置一块圭形珊瑚石墓碑，墓碑形制古老。与已发现的藤桥番人坡古墓群、陵水土福湾、干校坡、崖城大蛋村和梅山八人轿坡等地的伊斯兰古墓群碑相似。与这里同时暴露的还有8块各长1.7米、宽80厘米的元代回族石棺板。此次调查之前，笔者曾在这片沙滩上发现浅埋暴露的类似的石棺板（未经发掘）。在墓场东50米，回新村后处，立一碑高1.4米、宽38厘米，经探挖查视，碑首横刻中文“清真教”三字，字大7厘米，正中竖刻中文“肇庆府高要县掌教刘先生之墓”十三字，字大4厘米。左下款刻“同教立”三字，字大4厘米。这是尚属首次发现的用中文刻记的清代墓碑。在中国伊斯兰清真寺院内的教职人员通称为掌教阿訇（波斯语释音，原意为“教师”）。三亚羊栏回族寺院有“请进来送出去”的教务交流传统，这位刘先生是羊栏寺院于肇庆府高要县请进来主持教务活动的掌教。在方圆100亩的海滩上，还发现露出沙面的古墓碑有20座之多。我们还在部队旧仓库篱笆处发现用作垫篱笆的7块伊斯兰古墓碑。经了解，部队同志建仓库时，发现这里很多同样的珊瑚石墓碑。
羊栏回辉新村发现的这一伊斯兰史迹，无疑是宋、元、清代延续的古墓葬场，反映了羊栏回族定居者的烙印。
根据有关材料初步推测，三亚、陵水一带发现的伊斯兰教徒古墓群，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南方沿海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墓葬形式最原始、年代最古老、延续时间最长的古代阿拉伯穆斯林墓地。③我国早在西汉时期，海上交通就远达印度洋，海南岛地处我国南海之中，是太平洋、印度洋、东亚、中亚和大洋洲以至东南亚之间的航运要冲。番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泽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食禀食为耦”④。而南海诸国蕃船来中国贸易，也必须途经海南岛。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唐玄宗天宝年间（公元742—756年）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日本，因海上风大浪险，漂流到海南岛振州江口（今三亚市崖城宁远河出海口），受到振州别驾冯崇债（冯宝、冼夫人后裔）⑤的厚礼供待，四个月后护送往崖州（唐代称琼山为崖州），途经万安州（今万宁市），受到大首领冯若芳盛情接待，安置于本府，这个冯若芳是个专营劫舟的大海盗，他“每年劫取波斯船二三艘，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其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之住处也”。⑥又《太平广记》（卷二八六）载：“唐振州（今三亚市），民陈武振者，家累万金，为海中大豪。犀象、玳瑁仓库数百。先是西域商船漂溺至者，因而有焉。”宋代西域、波斯、阿拉伯商人往来我国广州和沿海城市频繁，外国穆斯林在海南岛市舶、寄舶的也不少。宋、元、明各时期，都有番人落籍海南岛。据赵汝适《诸蕃志》记载：万安军的城东北有舶主都纲庙，往来的船舶必来祀。祭祀时忌用猪肉，众称蕃神庙。这是穆斯林的主要特征。⑦从上述史料看蕃人遭劫、蕃舶是外国穆斯林落籍海南岛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历史上躲避战乱，逃难而至之，是外籍穆斯林迁入海南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中世纪及以后的几个世纪、越南北部与中部的交趾国（安南）与占城国长期对峙，战事时而发生。占城国的土著居民占族，是越南境内唯一的穆斯林，他们跟中国友好，遣使向中国朝贡，往来频繁，多向中国求援，以抵御交趾入侵。遣使亦由海道入境。⑧《宋史》卷489《占城传》载，北宋初期，交趾与占城交战频繁，“占城颇受痛，人民避于外”，占城与海南岛隔海相望，距离海南岛很近，逐到海南岛避之。“（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七月）……儋耳言，占城人蒲罗遏率其族百余众内附，言为交州所逼故也。”“宋端拱元年（988年）广州又言，占城夷人忽宣族三百一人来附。”⑨“熙宁中，番使辛押陁罗授怀化将军，乞统察番长司公事，诏广州裁处。其后户绝，遂立番坊。番人有居琼管者，立番民所。”⑩道光《万州志》记（元）：“初，附马唆都右丞征占城时，纳番人降，并其父母妻子发海口浦安置，立营籍为南番兵，今存无几。其在崖、万者，亦皆元初因乱挈家驾舟而来，散泊海岸，谓之‘番坊’、‘番浦’。”“番民所，在海口浦（即今海田）元籍南番兵立其长麻林，为世袭降四品印信，总管其番兵，今子孙尤有存者俱为疍人。”⑪清《崖州志》记：“番民，本占城回教人，宋元间因乱挈家泛舟而来，散居大蛋港、酸梅铺海岸。”可见海南岛的海口、儋县、万宁、三亚以及陵水等地区史上的番民，相当一部分是躲避战乱而来的。
南海一带风高浪险，漂洋过海的番船抵御不住飓风暴雨的侵袭，漂流至海南岛靠岸避难而落籍。还有为了逃避关税而番泊载入，也是外国穆斯林进入海南岛原因之一。宋代虽从来未批准琼州设立市舶司，朝廷规定外国商船在广州等地市舶司交纳关税，这个禁令至海上贸易鼎盛时期的南宋仍未解除，而企图逃避关税的商船总是在市舶司所在地以外的海南岛假舶。
史籍记载，唐宋元间，海南岛上遗存不少清真遗址和番人地名，如海口东郊攀丹村，相传为唐时番疍人聚居之地，故《琼台志》（卷一）“琼山县境”图有“番诞村”的记载。⑫元时的“番民所”⑬，淳熙年间的（琼山）“神应港”⑭，还有万州的“昭应庙”⑮，“三石番神”⑯，陵水的“番坊港”⑰，崖州的“石三娘庙”⑱，“佛堂寺”⑲，“番坊港”⑳，黄流的“番人塘”㉑等。至今三亚、陵水、黄流一带还留有这些穆斯林生活和迁徙的足迹。在番岭坡古墓群、干校坡古墓群和土福湾古墓群的西南面约一公里处是“番岭”，番岭南面是河口港湾，这里海产丰富，避风水静，是理想的聚居地，崖县文物普查队在港湾坡上发现宋元波斯陶片、网坠等生活生产遗存，这些遗物告诉我们，这里曾是穆斯林村。古地名是当地历史、文化和地理特征的见证，是民族活动的“活化石”。东起番岭坡，西至梅山、黄流莺歌海一带海岸，现在还保留许多带“番”字的地名，如藤桥东溪的“番岭”，龙海乡的“番园村”，村边至今还保留有“番人井”，村北面的峒田称“番人田”，崖城大蛋乡旧称“番坊”，梅山的“番园”，黄流的“番塘”等，这是史籍记载番客“散泊海岸”的见证。
海南地处我国南海之中，北接大陆，南邻太平洋岛屿诸国，自唐宋以来，由于海上交通的发展，海南岛的商埠、港口是古代波斯、阿拉伯番船驶入中国大陆必经之地，所以有来自波斯、阿拉伯、占城的伊斯兰教徒落籍海南岛的史迹。三亚、陵水发现的伊斯兰教徒古墓葬的先民们，是促进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先驱者，在开发海南岛中作出了贡献。
（《中国文物报》，1988年7月29日）
（2000年1月继发现古墓群再稿）
鉴真和尚东渡漂流海南岛行记
在中日两国人民悠久的友好交往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活动家和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鉴真和尚是其中杰出的一位。关于鉴真和尚的文字资料，史籍很少记载。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文化政策的指引下，才关切地注意了这一工作。由于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日益扩大增强，对鉴真和尚史料的发掘，遗址的探索工作要求更迫切，为使读者了解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漂流至海南岛上的史实，本文取资《唐大和上东征传》予以介绍。
鉴真（公元688—763年）是扬州大明寺律学高僧，他于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受日本留学僧荣睿和普照的请求，毅然发愿东渡日本。由于当时中日交通困难，以及社会上有各种阻力，在前后十一年间，六次起行，五次失败，航海三次，出生入死，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和随行弟子一起，成功渡日。
天宝七年（公元748年）鉴真和尚等作第五次东渡日本的准备工作。擘画制造船只，备办粮食香药、经典、佛像、法器、艺术品等，这次同行的僧侣有祥彦、神仓、光演、顿悟、道祖、如高、德清、日悟、思托，加上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等连同水手十八人及其他同行人员共三十五人，于六月二十七日启程。在大海上，风急浪峻，水黑如墨，舟如竹叶，没有淡水，嚼着生米充饥，要咽咽不下，要吐吐不出来，喝了海水肚子发胀，有时得天雨，才得以接少量淡水取饮，所谓艰苦备尝。但漂行半个多月，并未到日本，却漂流到了海南岛南部的振州江口（今三亚市崖城宁远河大蛋港出海口）。船到海岸停靠后，当地官差到船上进行检查。第二天起了船货，把经箱搬到阳光强烈的沙滩上晒。
第四天，振州别驾（刺史或太守的属官）冯崇债（冯宝、冼夫人的后裔）听到报告说是鉴真大和尚的船只停靠在海岸，便亲自率领四百多名兵丁，到船上迎接鉴真等人到州城中。他们进入城中，看见所有商店、住宿和官衙的房子，为了彷御台风，都造得又低矮又坚固，四周长满了从未见过的南方植物。空气很干燥，人在太阳下浑身流汗，一到树荫下就非常凉快。
冯崇债把鉴真等人邀请到衙内住宿，设斋供养。他还在太守的花厅内举行了一次法会，由鉴真给官员们授戒。冯崇债对鉴真如此殷勤相待，除了知道他是一个很有名声的大和尚外，还有一个意外的巧合。冯崇债说在得到鉴真等人的船在海岸停靠的前一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人自称是他生前的舅父，现在转生为一个姓丰田的和尚，恰巧第二天一早，他就听说有一位大和尚来了。因为做了这个梦，认为生前的舅父来看自己了。他问和尚中有没有姓丰田的？大家说没有。于是，他把鉴真当作自己生前的舅父。这个梦境与鉴真的恰巧到来，使冯崇债更加盛情接待他们。
以后，又正式把他们三十余人安置在大云寺。鉴真看到这个寺院年久失修，破坏不堪，便着手组织资金和材料，建造佛殿，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佛殿才修造好。鉴真把原来准备带到日本去的佛具、佛像、经典和其他物品，全部捐给了大云寺。荣睿和普照商谈之后，也把同行托带的两箱经卷，赠送给这个寺院。为了准备渡海返回本土扬州，向岛东南部的万安州（今万宁县）进发，冯崇债亲自带领八百甲兵，一路护送。在路上走了四十多天，才到万安州。当地大头人冯若芳隆重接待了鉴真一行，并把他们安排在家里，接受供养三天。后来才知道冯若芳的营生，若芳每年常劫取波斯船舶三二艘，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其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婢之住处也。若芳会客，常用名贵的乳头香为灯烛，一烧一百余斤。其宅后有抢来的红色、白色、黑色、紫色的檀木，堆积如山。出了万安州，冯崇债考虑到这里很少有盗贼，比较安全，就辞别鉴真回去了。
鉴真一行从振州出发时，是分两条路走的，一路是陆路，一路是海路，鉴真走的是陆路，荣睿身体虚弱，听从鉴真的劝告，由普照陪同走海道绕行，约定在崖州（今琼山）会齐。荣睿和普照到了崖州不久，从陆路出发的鉴真等人也到了。鉴真和荣睿、普照等人，受到崖州游弈大使张云隆重欢迎，而后安排住在开元寺，设斋供养，当地土特产送得满满一屋。这里盛产益知子、槟榔子、荔枝子、龙眼、甘蔗。枸莛楼头大如钵盂，甘甜如蜜，花如七宝色。胆唐香树丛生成林，清风吹来，香闻五里之外。又有波罗捺树，其果大如冬瓜，树似花梨，叶如水葱，其根味似柿饼。此地十月种田，正月收稻，盛产蚕丝，每年饲蚕八次，收稻二次。男著木笠，女子织布。
留居中，自大使张云以下的官员，轮流来访，张云还亲自安排为鉴真等人做饭，以优昙钵树的叶子做菜，又将优昙子供养众僧。他对鉴真说：“你知道吗？这种树只结子，不开花，其叶，圆形，径一尺余，红色，果子呈紫丹色，味甘美。我今天能遇见大和尚，也是一种‘奇遇的因缘’。”
住进开元寺的第三天，城里突然失了火，开元寺也遭了殃。应大使的请求，鉴真担任重修佛寺的工事。振州别驾冯崇债听说鉴真修建开元寺的消息，立即派大批奴婢，每人扛木头一根，送到崖州，三天之内，所需的木材全部运送到了。这样，寺院的佛殿、经堂、砖塔很快就建起来。鉴真还用存余的木材造了一座一丈六尺的释迦像。新寺院落成后，鉴真登坛授戒，讲律度僧。
鉴真要离开崖州了。大使张云对大和尚恋恋不舍，亲自送出城外，而后又令澄迈县的县令把鉴真和尚一行送到船上。船行三日三夜，过了雷州海峡，就到了雷州，又一次踏上了久别的大陆。经雷州（今广东海康）、罗州（今广东廉江县北）、辨州（今广东化县东北）、白州（今广东博北）、绣州（今广东桂平县）、藤州（今广西藤县）、梧州（今广西苍梧）、象州（今广西象县）、桂州（今广西桂县）、端州（今广东高要）、广州（今广东广州）、韶州（今广东曲江）、〓州（今江西贡县）、吉州（今江西吉安）、江州（今江西九江）到扬州。第五次东渡，就这样由扬州出发，兜了一个大圈子，大海茫茫，暗礁怪石，历尽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又回到了扬州。
鉴真和尚为了把当时最成熟的唐代文化传播到日本，尽管当时中日交通困难，以及社会上有各种阻力，在前后十一年间，六次起行，五次失败，航海三次，最后终于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实现了他的宏愿，后虽双目失明，年岁已长，仍留居日本，辛勤不懈地活动十年。鉴真和尚的历史功绩，一直为中日两国人民所铭记不忘，他这种为中日文化交流事业而勇于献身的崇高精神，一直激励着为中日友好而奋斗的后来人。
（《广东农民报》，1984年5月20日）
（1992年3月6日赴扬州考察鉴真和尚纪念馆归后第二稿）
三亚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
海南岛与南海诸岛特别是西沙群岛，早在七世纪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她有着大陆经此通向世界开放的历史，成为人类古代文明的焦点，在联结中阿友谊沟通中西文明的创举中，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世界各国学者所关注。
公元前一百多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之后，西域各国使团纷纷访问汉朝，汉朝的使团商队也源源不断地涌向西域，东西往来的行人络绎不绝，这就是被世界学者誉为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从西安穿越我国新疆的山岭、草原和沙漠通往南亚、西亚乃至里海、地中海沿岸的古代商路。这条商路，必须经过葱岭，使葱岭东西附近的许多地方成为国际市场。
丝绸之路把占世界陆地总面积三分之一的欧亚大陆联系在一起，也把我国古老的中原文化、印度的恒河流域文化和古老的希腊文化、波斯文化联系在一起。我国的养蚕、丝织品、瓷器、铜器、火药、造纸、印刷术、贵重药品等传到西方。中亚、西亚的商人、僧侣、贵族纷纷由丝绸之路来到中国、而佛教、景教、伊斯兰教还有珠宝、玉器、香料、物产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艺术也传入我国并融入中华民族文化之中。
到了唐代，我国劳动人民所缔造的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文明，居世界领先地位，在世界闪烁着耀眼的光彩。当时略可与唐朝匹比的，只有阿拉伯人在亚洲西部建立的大食国。唐朝人打通了西域的航路。随着我国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和造船航海业的发展，唐、宋时代，情形就不同了，越葱岭的那种艰苦的陆路交通，渐为印度洋及南海一带的海道交通所代替，唐后期以至两宋时，中国东南部的广州、泉州、扬州成了繁荣的国际市场。这条路由西到东即从大食（阿拉伯）过印度洋到印度，过马六甲海峡到安南，经海南岛南部三亚等地到广州、泉州、扬州，这就是誉满中外的“海上丝绸之路”（又称香料之路）。
三亚落笔洞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揭示了海南岛一万多年前的古老海洋文化。自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以来，三亚就是内连大陆外通海域的重要口岸。唐宋以来，在粤、闽、浙地区的波斯、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往来中，许多外籍商人和移民，就是取道包括三亚诸港登岸进入大陆。据史籍记载，番舶入三亚的港口水道有榆林港、番坊港、番人塘、大蛋港、崖州环水道那乐港以及崖州海南的千里石塘等，由于聚居、信仰、生活习俗、文化特性等的需要，三亚沿海岸一带均有番坊、清真寺、番神庙等伊斯兰文化史迹。如洪武年间建于番人村的礼拜寺、在州南三里番村的佛堂寺、成化丁酉年间建于大蛋港海边的石三娘庙等。
1983年以来，文物工作者在三亚市沿海沙滩上连续发现藤桥番人坡伊斯兰古墓群以及与陵水相邻的干教坡的伊斯兰古墓群、土福湾的伊斯兰古墓和三亚梅山八人轿坡伊斯兰古墓群、崖城水南大蛋村的伊斯兰古墓群以及羊栏回新村后的伊斯兰古墓群。嗣后又陆续在藤桥番岭南靠海面发现古代穆斯林居村遗址。三亚沿海岸一带现在还保留许多带“番”字号的地名，如藤桥的“番岭”、龙海乡的“番园村”，村边至今保留有“番人井”，村北面的峒田当地称“番人田”，崖城镇大蛋乡旧称“番坊”，梅山的“番园”，黄流的“番塘”等，现立于清真寺下镌于乾隆年间的“正堂禁碑”，刻记着回族人民对三亚渔业经济开发的历史贡献。
据史籍记载，外籍商人运来的“洋舶所有番沉、药沉”等香类，“往往腥烈。即佳者，意味亦短。本性多，尾烟必焦。”“渤泥（加里曼丹）、暹罗（泰国）、真腊（柬埔寨）、占城（越南南部）、日本所产的沉香，试水俱沉，而色黄味酸。”海南特别是三亚的香类，“峤南火地，太阳之精液所发，一木五香，香气味纯和，历百年而不变。以其得地道之正”。因而，三亚的香类对中西亚的商人、僧侣、贵族有很大的吸引力。《崖州志》载，崖州有一种名为“蛇总管”的木类，色紫红，能避蛇，治蛇咬，疗痧症。当地人把它制成手环，时珍带之。胡商们也很喜欢，争相购买。1983年文物普查时，文物工作者在大蛋古港边的水南村，发现明代四耳仿波斯纹陶罐和无耳仿波斯纹陶罐，这两件陶器均绘有水波纹和波斯图纹，显然是中国陶窑商为了赢得波斯人的喜欢，使生意畅销而设计烧制的，中国瓷器都经过这里运往东南亚、西亚、东非地区。
三亚市羊栏镇回辉、回新村聚居着5千多名勤劳、勇敢、充满活力的回族居民，是我国南部沿海回族最大聚居区之一。据有关史籍记载，他们的祖先是来自以阿拉伯、波斯人为主体的外籍穆斯林，也有皈依伊斯兰的越南占族，来源的成份既有西方的“西域丝绸之路”，也有东南方向的“海上丝绸之路”。他们热爱生活、富于创造，与三亚各族人民并肩团结，开发三亚建设三亚，为三亚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著的贡献。他们生机勃勃，闪烁着穆斯林先祖聪明智慧之光。简朴独特的村舍，洋溢着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他们的节庆、语言、服饰、寺院及堂墙壁画、书声、歌声、祈祷经音呈现一幅幅具有三亚特色的伊斯兰风情文化景观，吸引着国内外往来宾客。改革开放以来，历史悠久、雄伟高昂、环境优美的清真寺，国内外朝觐者络绎不绝，先后接待了来自约旦、伊朗、日本、美国、法国、巴基斯坦及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教友、观光团和代表。
崖州古城“吉”书砖
崖州古城墙，历经宋、元、明、清四代还基本完好，后渐毁废。循沿的城基，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群众挖墙砖筑猪栏牛舍，墙基破坏殆尽。据调查，目前发现的崖州古城砖有如下六种：
古城墙基底1号吉书砖长45厘米、宽20厘米、厚12厘米。宽端厚面范制阴文“吉”字，字大6厘米。
海南省内目前发现的古代书砖十分匮乏，因而崖州古城出土的宋代吉书砖引起人们的重视。它对于研究古崖州的历史、海南岛砖瓦制作科学文化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实物资料。
《琼州府志》、《崖州志》载：崖州作为专指今三亚地区的地名始于北宋。北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崖州为珠崖军。北宋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改珠崖军为吉阳军。“崖州城，宋以前系土城。庆元戊午，始砌砖，创女墙”。从崖州地名沿革和崖州古城始砌砖创女墙的时间来考证，崖州古城吉书砖的“吉”字源出于吉阳军的“吉”字，这就为我们把吉书砖定为吉阳军的地名砖提供了依据。
《崖州志》关于元、明、清对古城的增建，甃石、拓址、加砖石、重修等十一次之多。六种古城砖中，其吉书砖体积最大。按照建筑学的观点，后代加高城墙的砖不会比开基始砌时的砖大，因而，我们把吉书砖定为庆元戊午（南宋1198年）的始砌砖是无疑的。砖，古称“甓”，我国战国时期发明，当时出现的空心砖长达一米多，宽三、四十厘米，其上印各种花纹图案。古人筑墙用“版筑”技术，用砖来砌墙建房，是比较后起的事。崖州古城往迹久湮，但至今尚保留着宋以前夯土修筑和高台建筑，有城壕、护城河等典型的古城廓遗址。随着制砖技术和建筑业的发展，砖也是从笨重的大块向小块演变，崖州古城砖也是循其演进规律。
近年考古发现，崖城地区宋代窑址有三处。儒学塘窑址：在崖城城西儒学塘北岸边水下，三座，砖砌，形如馒头，长期被水淹没，为烧制城砖用窑。窑塘窑址：位于崖城北楼后，距崖城粮所北500米的窑塘西岸水下，为烧制城砖窑址，水淹，久废。官沟窑址：在崖城砖瓦厂东边的官沟旁，已改造为今使用。1984年在此出土宋代人面雕砖和明代联珠砖，以及少量小陶碟。凡此可见，当时崖州窑制业是比较发达的。
（《崖州史话》，海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
崖州古建筑对联拾零
崖州古建亭阁、坛庙很多。每当建成，当代文人学士多据其建事题咏作对，铭刻其上。这些对联，或抒情言志，褒贬时政，探索人生哲理；或记录历史风云，讴歌名人英烈；或描绘名胜古迹。不但含意深刻，而且书法俊逸若云，遒劲如松，给人以有益的启迪和美的享受。这些古建虽往迹久湮，然多少绝妙的佳联世代流传，雅俗共赏，成为古崖州传统文化宝库中的奇葩。现就我所拾零捧与读者共飨。挂一漏万，限于固陋，望博雅者补充。
盛德堂联
唐相晋国公裴度的十四代孙裴瑑，召为吉阳军守，迁水南村。瑑子闻义，历官昌化军守，南宋抗金名相赵鼎谪崖居水南村闻义家；后抗金名臣胡铨遭谪，亦居于此，题其所居之堂曰：“盛德堂”，以景仰晋国公，喜其后继有人。
史记威名震四夷源流有自
堂颜盛德垂千古继述无疆（胡铨）
珠崖新色象
闻喜旧衣冠（胡铨）
世代衣冠一派儒流源有自
门庭诗礼千年道学永相承（何珍）
汉唐家相支分远
孔孟词章讨论长（何珍）
午桥别业源流在
绿野家声绍述长（徐树）
毛奎升仙祠联
毛奎升仙祠又称毛公庙，俗号暗山庙，在崖城南山铺前山中，祀宋吉阳军（崖州）知军毛奎。明永乐年间崖州知州姚瑾砌台，正德庚午（1510年）崖州知州何冈建亭，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实任崖州知州徐锡麒重建。今废。
庙食在天涯公早有功垂后世
宦游来海外吾从此地拜先生
南国风霜皆雨露
洞天花鸟亦神仙
洞天亭联
洞天即小洞天，在崖州西南海滨，宋知军周〓始创，毛奎后继经营建亭撰联，作记题诗，为崖州八景之一。
停骖于上路
访风景于崇阿
索远寻幽直径行于十里
登高作赋是所望于群公
还金寮联
还金寮旧址在今崖城糖厂大楼西侧，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崖州知州唐镜沅建。表彰岭南巨儒钟芳父钟明拾金还主之事。
独留后世儿孙路，
此是前贤义利关。
杜少陵广厦虚怀何以一厂蔽人实惠独能留下里，
杨伯起辞金雅量尚待四知克己真诚终觉逊先生。
结宇依空林秋草独寻人去后，
荒村唯古木云山况是客中过。
村舍从丘墟鹤化归来华表近，
典型随道路鸩工筑罢驶车回。
芳公祖祠联
钟氏祖祠地址待考。芳公即钟芳，字仲实，号筠溪，崖城水南高山所人，正德戊辰（1508年）登进士二甲第二，官至户部侍郎。
少司马肇迹珠崖附凤攀龙还焕鸿名于斗北
右侍郎迁居琼郡摩霄捧日聿昭骏举在天南
马鞍溯遗踪兄及第叱驭扬镳尚踵侍郎芳躅
琼岛蕃谪派子若孙彯缨缀组毋忘亚相休风
春秋榜题第二为名宦为乡贤屹然岭南鼎族
伯仲凤列成双或参军或太守卓尔海外名家
巨制鸿栽名高北斗亘古尔新鼻祖早垂令范
儒林文苑学冠南州于今为烈耳孙须蹑遗踵
三姓义学联
三姓义学乃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崖城起晨坊尹、卢、林三姓合众鼎建的学堂。
义集同人上溯本源彰绩累
学宗先哲永联枝派共馨香
江夏堂联
江夏堂联即黄氏宗祠，崖州诸村皆设。黄氏自一世高公为始传至十三世石公，周朝赐姓为黄氏，郡曰江夏。
颖川堂上春风转
江夏庭前雨露新
泷涵淑渡汪波泽
月映春申君子堂
江夏黄童无双郡
楚国春申第一家
世泽濬源长孝友无双千秋俎豆昭前烈
家声遗咏远文章第一百代衣冠推后贤。
江夏随德源流远
三七遗芳世泽长
轩辕氏系
江夏世家
追缅祖德峭化一脉源流远
孝序人伦闽粤百代世泽长
江夏旧名堂唐宋元明代有伟人光国史
遗编新宝录廉贞忠考世留奇节焕家书
热水池既济亭联
热水池既济亭故址在今崖城良种场热水塘，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崖州知州唐镜沅建。
风浴春怀贤士撰
咏觞情叙永和年
海上涵三观联
海上涵三观在藤桥镇南境大海中的古崎洲上。光绪戊戌夏（公元1898年）道人吴华存率徒居此，创设草堂。庚子春（公元1900年）崖州知州钟元棣倡建庵堂，祀仓颉字祖及如来佛像。
元气荟函三上清同契
道原分列四统御兼成
荟萃得殊现象阐先天生一
静深知有本理赅太极函三
清真古寺联
清真古寺又称礼拜寺，位于羊栏镇回辉村，始建于宋代，历后代迁修。是羊栏伊斯兰教徒集中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
御赐遍南州道本真诚爱国忠君普天宜有勤王日
恩伦颂北阙教原清净食毛践土秦地大彰扈驾功
（宣统辛亥年仲秋月吉旦楚北候选县丞魏华廷题赠）
官塘赵氏宗祠联
据至元十年“赵氏玉牒前序”称：“元兵南下，福州失守，西外宗室，举罹其祸，帝昺至涯，复被胡元牵制，下海而亡，谱牒公据，无复存矣。”崖城官塘赵氏，长子大德、次子大昌卜居崖州官塘村，三子大中。以上世系皆不可考。其后代衍繁建祠。
历代效精忠族衍珠崖仍宋室
本朝留壮气人从丹陛辅清时（大门联）
派衍天潢挺出宋朝龙种
家传劲节近扬清献鸿声（内堂门迎联）
身骑箕尾归天上
气作山河壮本朝（前联）
派承天水源流远
座挹春风气象新（上门联）
创霸奇功称爱日
发奸循治颂神明
鲁论廿篇匡宋室
蜀琴一曲谱新风
光于前必垂于后
折中矩而周中规
北阙荣施留祖荫
南山秀列拟孙罗
文行见称温其如玉
藻才特绝回尔出尘
汉水纵横一身是胆
全城方略八面皆锋（大门柱石）
（《崖州史话》，海南省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
鹿回头访古纪事
从三亚市内乘车，绕过南边海岭4公里便到鹿回头。三面是碧波涌荡的大海，鹿回头村和黎族风情园就在平缓的海滩上，椰林浓密，绿丛蔽障，勤劳的仙女和勇敢的猎人姻缘相聚鹿回头的美丽传说，使这个黎村闻名遐迩。背靠突厄枕海的鹿回头岭，连绵的山林，是进可攻退可守的营地。古老的村庄地表和断层，可见到新石器时代的陶残片，夹砂陶罐是鹿回头人得心应手之作，面对如此精致的陶器，你不敢想象它是七百多年前的作品。
宋末咸淳年间（公元1265—1274年），吉阳军（今三亚市）人民响应汉族陈明甫、陈公发兄弟的起义，在鹿回头岭上建连珠寨，大书榜文自号三巴大王，组织一支黎、汉农民、渔民的海陆联合军队，建造双龙战船，占据临川里一带五十余村，同官府对抗，活动范围远及粤、桂、闽三省的漳州、潮洲、恩平、雷州、钦州、广州等沿海地区，又与越南、泰国建立外事关系。由于规模较大，宋王朝大举出兵进行镇压。起义历时八年，时迁至今已七百多年，连珠寨遗址犹存，它展示了连珠起义的壮阔图景，面海岭坡可见大石垒围的观敌台、校场、壕沟，南边有1500平方米曲入的天然海湾，它是双龙战船建造的出海港，也称“连珠港”。临海石壁幽洞乃当年起义联合军队的瞭望哨所。连珠寨遗址已录入《中国文物地图集·海南分册》。
有人认为，三亚地区黎族妇女服饰着色简单，一概黑色，其实不然。据说，当中原还处于传说中的夏禹时代，黎族同胞就曾将棉布作为礼品，赠给中原的头领。到了宋末元初，著名的棉纺织革新家黄道婆，在崖州（今三亚市）生活了三十多年，学得并改进了黎族人民加工棉花和纺棉技术，带回了老家松江，使我国中原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得以广泛植棉。在鹿回头，我们发现很多保存下来的古老而又绚丽多姿的黎锦、黎被和桶裙。如“婚礼图”可以说是一幅构思完整的风俗画，第一画面描绘着迎娶的行列，双童彩架在前，新娘彩架在后，第二画面是新郎新娘在行拜婚礼，两童象征繁衍，竹图象征丰衣足食，第三画面是抬送礼物的行列，由直线、折线构成几何图案。丰富多彩的织绣，体现了富有黎族特色的原始美。这些艺术奇葩，曾在北京民族宫展出，国内外参观者赞不绝口，吸引着无数专家、学者纷至沓来鹿回头，探讨黄道婆在鹿回头的棉纺活动。
椰林深处鹿回头，古歌悠扬，民舞相承，原始艺术的活化石，闪烁着灿烂之光。还有很多民风民俗遗物如木臼、磨、麻网等，体现了鹿回头是一个美丽、古老的村庄。
（1998年1月）
崖州疍民
三亚市的南海、榆港、藤海居住着4000多水上居民。建国前，由于深受封建势力的迫害和歧视，他们丧失政治权利，家无片瓦，地无分寸，以海为村，舟船为家，四海漂流。建国初期，由于他们的语言，生活习惯，住居等特点，曾定过疍族，后再为汉族。
史籍记载，海南岛疍民，以崖州最多，儋州次之。据《正德琼台志》载，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崖州疍民为349户，占全县人口2435户的14.3％；儋州疍民333户，占全县人口3967户的8.3％；文昌疍民230户，占全县人口5205户的4.4％；临高疍民221户，占全县人口6231户的3.5％；琼山疍民183户，占全县人口16907户的1.06％；澄迈疍民为152户，占全县人口7264户的2.09％；乐会疍民为112户，占全县人口1768户的6.4％；陵水疍民为100户，占全县人口1071户的9.3％；会同疍民88户，占全县人口1062户的8.3％；万州疍民为77户，占全县人口3809户的2％；感恩疍民为56户，占全县人口709户的7.9％；昌化疍民为12户，占全县人口672户的1.9％。
《隋书·南蛮传》：“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古先所谓百越是也。”疍，就是疍之先民，由于近水而居，逐步由越分化而成，疍民，即“水上住民”，是东南沿海一种“水上居民”，越源于依水为生的生活类型，也有称为“灶疍”，是灶饭于船之意，为百越一种。《崖州志》载：“疍民，世居大蛋港，保平港、望楼港濒海诸处。男女罕事农桑，惟缉麻为网罟，以渔为生。子孙世守其业，税办渔课。间亦有置产耕种者。妇女则兼织纺为业。”近年，出土于羊栏回族村镌于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的《正堂禁碑》，也记述了崖州“沿海东至赤岭与陵水交界，西至黄流莺歌与感恩接壤，各里疍户，向来按照各埠采捕输纳”。崖州海岸线曲长三百多公里，大小港湾二十多个，最低水温21℃—24℃，最高水温28℃—30℃，有大小河流十四条入海，大海宜于各种鱼、虾、藻类的繁殖生长，这种优越的自然条件，适宜疍民先民们住居采捕，是崖州历来成为海南岛疍民最多的主要原因。
宋徽宗时，名诗僧惠洪配流崖州所作的《过陵水》诗有“犁人趁牛日，疍户聚渔村”句，可以说明，三亚疍民自北宋中期始有移来。他们来源地区是珠江三角洲，那里的标准语言是“白话”，从史料考证，珠江三角洲土地肥沃，是百越人居住的一个重要中心区。三亚疍民，操的是“白话”，即广府话，今称“广州话”，与海南各县的疍民一样，虽居各处，但保持语言的一致性，所用的木板并接的小舟，吃水不深，小而宽的住房式的小艇，保留着珠江三角洲的船艇形态。
三亚疍民的先民们，在沿海岸上迁徙采捕，而今聚居南海、榆港、藤海、后海，依据这几处优良港湾作为他们的据点。他们居住的水棚，是在海边水上，插桩柱子，铺板，盖茅草或蒲葵叶，四周用椰叶编围或竹片编围，人称为“浮脚屋”，也称“疍家棚”。这种水棚，近似于崖州侾黎“依树积木，以活其上”的“干阑”，百越民族水上生活的住宅结构特征非常明显。
进入新时期后，三亚疍民渔家欣欣向荣，一幢幢楼房代替了那简陋的“疍家棚”，疍民的生产捕捞方式以机拖为主，灯光、杠罾业为副，年捕量达十多万担。同时，疍民还兴办修造船厂、渔网加工厂、冷冻厂、海水养殖场等，已成为令人刮目相看的“富民”了。
［《三亚》（中共三亚市委宣传部刊）1991年总第6、7期］
榆林港元代龟蛇图石刻考略
笔者应三亚市文体局之邀，于2001年1月7、8、9、11日，对榆林港元代龟蛇图石刻，进行为期四天的考查。
据《崖州志》载：（元代）龟蛇图石刻，在榆林港烟墩岭。石高三尺，阔四尺，长六尺。上刻蛇盘龟形。西边刻一“法”字，东刻一“佛”字。字大二寸。石东垣刻“东海”二字。字亦大二寸。旁镌小字“镇守官张仁系真定府人氏，至元三十年八月中旬己丑日”。石西垣刻“西天”二字。北垣刻“北极”二字。皆大二寸。旁镌“钦差领兵官杨贵系南昌府人氏，乙丑洪武十八年记”。南垣刻“委署崖州协副将川东徐赞彪统带水陆五营驻扎榆林，时法兰西来测水，是为筹备海防之始”。又刻“南普北极山堂六字。大清行军游击金玉广”。《感恩县志》载：“虞山石刻在古镇州（北宋大观元年置治所在镇宁县，即今海南东方市南广坝，辖境包括今三亚市至东方市一带。政和元年废）废城之东，虞山大石上，有马蹄人足迹，顶刻‘大元军马到此’六字。未识何人所题。（即今东方市的东方河虞山河段上）”又载：“大元军马下营至元甲午三十一年正月十日又十一日到黎婺山”（黎婺山原为感恩辖地，今为乐东县尖峰区）。“大元军马到此”石刻虽未留下题刻者的姓氏和时间，但应该和“大元军马下营”石刻时间差不了几天。
在元代九十多年的统治中，封建统治者镇压黎族人民，大举“征黎”见于史书记载的不下十次。特别是在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公元1291—1294年）发生的历时三年的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影响颇大。榆林港烟墩岭“龟蛇图”、东方市虞山“大元军马到此”以及乐东县黎婺山“大元军马下营”等三处石刻，是元军这次“奋师大伐”“征黎”的实物见证。
《元史·文宗本纪》、《元史·世祖本纪》、《元史·鸟克逊传》、明嘉靖·黄佐《广东通志》、清道光明谊·张岳松《琼州府志》、《崖州志》（邢梦璜“至元癸巳平黎碑记”）、《感恩县志》等史籍，对元朝廷的这次镇压黎族人民的“征黎”大举都作了详细的记述：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夏，元世祖授琼州路安抚使陈仲达为海北海南道宣尉使都元帅，率蒙古兵二百，汉军（北方汉人组成的军队）二千，顺化新附军（南宋归降军队）五千，十月渡海到海南，修械信者粮，又征民兵一万四千。因仲达病死，元世祖又任命湖广中书省平章政事阔里吉思为督视，又以仲达子谦享，副元帅王信伯、颜于思等率领军队前往镇压。庚午攻大塘、清水。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二月到达万安（今万宁）破清塘等峒。三月到南宁（今海南西北部地），因天气过热休整军队，冬十月丙午，复攻陈萃、捣梁六犊之峒，凡十余战。第二年春二月，取黎〓，杀千余人。转攻陵水，攻取七一寨。三月班师如初。十月西征儋州之黎，十二月晦，分遣士卒抵古振州（今三亚市）。都元帅朱斌攻其南，镇抚高祜攻其西，镇抚万户谦享攻其东，十二月收复古振州，春正月壬子朔，登山刊石，昭神武功。翼勒五指山。越三日丙辰，勒黎婺岭。三月壬午朔，凯还。镇守官张仁受命驻榆林镇守。元代对海南岛“奋师大伐”，“分兵四路，深入千万年人迹未到之处，刻石黎婺五指山而还，增户至九万二千二百有零，自开郡以来未能过之者也”。
为什么榆林港烟墩岭龟蛇图石刻，不同如虞山的“大元军马到此”和黎婺山的“大元军马下营”那样趾高气扬？而龟蛇图石刻的书字结构别具一格地融入了具有浓厚的儒说佛道内容的画面？
公元1261年忽必烈夺取汗位胜利，从本质上来说是蒙古统治集团内部“汉法”（即汉族封建制度）派战胜守旧派的结果，但是行“汉法”还是反“汉法”，在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长期的斗争。忽必烈夺取政权后，决心沿着“汉法”的道路继续前进，所以他笼络一批崇儒信佛尚道的汉族地主知识分子，这些人是忽必烈的谋士。忽必烈作为蒙汉各族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在政治上主张采取“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学会统治汉地的方法，推行中国原有的治国之道。所以元朝统治者崇信佛道大兴儒说。讲天理性命，天地阴阳，以求闻达之风盛行，又据《崖州志》（舆地志二山）载：“独田岭，在榆林港西南铁炉坡。上有石高三尺，广五尺，刻龟蛇图。详《金石》。又沿岭前海滨西行一里，有烟墩岭。内有石洞，高丈余，周围六丈。尝有道人坐禅在此，名曰滚潮洞。”据此提供的地形位置，2001年1月，笔者等几人，前往寻觅，因属驻军禁地，亦因开发迁变，寻访未得。但史志所记的龟蛇图与滚潮洞的位置较近，其当时洞内住有道士在此坐禅行修功课。由于元军下营驻扎在此，这些随军谕官或道士参与了石刻的设计，才有龟蛇图制作。龟蛇，长寿之物。龟寿命很长，千岁之龟，五色俱焉。古人以龟为灵物，蛇有无穷之寿。元朝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蒙、汉各族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刻石者别出心裁地把蛇盘龟形寓比为蒙汉各族地主阶级的联合。石西边刻的“法”字，指的是“汉法”；佛者，汉语觉也，这里所指的佛，是将以觉悟众生之意。石东垣刻“东海”二字，指东方的大海。石西垣刻“西天”二字，西天，是佛教理想中的极乐世界。北垣刻“北极”，北极星的简称，这里指的是至高无上的尊者元世祖皇帝。龟蛇图的东南西北显示了元朝的疆土十分辽阔，所谓“北逾阴山（昆仑山之北）、西极流沙（即今西蒙古额济讷旗之地），东尽辽左（外蒙古、新疆南越海表）”。总的来说，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镇压黎族人民元军镇守张仁，在烟墩岭龟蛇图石刻的创意显明是“跨历商周看盛衰，欲将齿发斗蛇龟”，诏示圣王威德，垂万世之勋，“大元地弥天区，界轶海外，有汉唐所未至，极功盛德，卓冠千古……以垂无穷。”（张应翁《平黎建县颂》）为元世祖这次“征黎”歌功颂德。
龟蛇图石刻里，北垣有“钦差领兵杨贵系南昌府人氏，乙丑洪武十八年记”之刻记。元末明初在我国沿海地区频受日本海盗（也称倭寇）的侵扰抢掠，可见，明初榆林港铁炉坡烟墩岭曾是防备倭寇，海面巡视和守御地之一。
龟蛇图南垣刻“委署崖州协副将川东徐赞彪带水陆五营驻扎榆林，时法兰西来测水，是为筹备海防之始”。清朝的兵制，驻防各地的最高一级的称“标”，长官为提督或总兵。标下称“协”，长官为副将。协下设“营”，长官是参将、游击、都司、守备。营下设“讯”，长官是千总，把总。查《崖州志》（职官志三、武职）记：徐赞彪四川人。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署任崖州协副将。由于黎汉地主的压榨，吏役的勒索，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暴发了崖州洋琳峒黎族大规模的起义，官军死伤甚众，清王朝大为震怒，增派大军进剿，最后“扰三载，糜饷亿万”才把起义军镇压下去。当时，逐渐走向衰落的清王朝受到外国列强的侵略。为了加强防御，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以海口协移为崖州协，加强控制黎疆。徐赞彪任崖州协副将，统带水陆五营驻扎榆林期间，是鸦片战争的前夕，在扩建海防工事，决心与林则徐同心协力消除中国大患之源，“时法兰西来测水，是为筹备海防之始”，从而可知，榆林港的建港，始为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崖州协副将徐赞彪当是榆林港建港第一人。第二人是“大清行军游击金玉广”。烟墩岭内滚潮洞，至元年间是道人坐禅的地方，后来成为文人避世隐居的“南普北极山堂”。
（2001年12月 第二稿）
南山大小洞天考
南山大小洞天，是海南古迹名胜之一，至今有八百多年的历史。近来讨论大洞天的文章颇多，本文试图从文物史迹史料的视角，予之研究。
南宋淳熙丙午（公元1186年）九九重阳日，吉阳（今三亚市）知军周〓，酷爱吉阳山水，重九登山，寻幽摩崖。在石船之北石室摩崖，刻《洞口记》二百零三字，在石船之东巨石上刻“石船”二大字，又刻《石船记》一百五十七字。于是南山名扬四方。
几十年后，吉阳知军毛奎，继前君之志，于淳祐丁未（公元1247年）九月，搜寻胜概，现存小洞天多处石壁题刻均出于他的手泽。
在南山半山之中的石室“海山奇观”石刻壁下，刻的“大小洞天记”三百一十二个字（笔者注：实为三百一十二个字，《崖州志》误作二百三十一个字）。1962年1月24日始，郭沫若同志在点订和循文标点《崖州志》（清光绪庚子张〓修本）过程中，曾前往海山奇观石室，查对石壁题刻。八十年代初，崖县（今三亚市）开展文物普查，笔者时任文物普查队队长，1983年12月间，带领普查队前往大小洞天，作拓片调查，又发现郭沫若同志查对不尽然，疏忽之处尚多。现将郭沫若同志的查对和笔者的拓片调查注释如下，供研究者参考。
吉阳，形势甲乎海外（郭沫若注：原志作“海南”）。南山盘踞，气象雄伟。意其中必有深（郭沫若注：原志作“殊”）岩〔笔者注：石刻“岩”，《崖州志》（以下均指郭沫若点订本），作“崖”〕幽洞之奇，而屡加访问，未获也。一日，属权尉黎民志搜寻，始于周史（笔者注：石刻“史”，《崖州志》作“使”）君石船摩崖后山巅，得一石（笔者注：石刻“石”，《崖州志》作“石室”），前瞰大海，后环曲巷，峭壁在南。小洞附北，实为海山之奇观（笔者注：石刻“观”，《崖州志》作“观也”），继（郭沫若注：原志缺）而，（郭沫若注：原志此处加“有”字）僧善庆，又于山麓石峰之阴，近石船，得一岩，由西北委蛇数十丈，以通后洞。岩之外临海，有平石可（郭沫若注：原志加“坐而”二字）钓，因为（郭沫若注：原志作“曰”）钓台。对岩之前，有石奇怪，其下可坐十客。仰望八景，皆在目中。以其与岩相望，名以岩瞻。是皆小有（郭沫若注：原志改作“大小”二字）洞天之佳致也。昔周史（笔者注：石刻“史”，《崖州志》作“使”）君以淳熙丙午（郭沫若注：原志作“丙午”，并加“来观石船，摩崖石刻”句。笔者注：《正德琼台志》记，周〓题刻作“淳熙丙午”，明代王佐咏石船诗亦云：“老我来看石船，……犹记淳熙丙午年。”应以原志为正）。屡以（笔者注：石刻“以”，《崖州志》作“于”）石船登赏，摩崖（笔者注：石刻“崖”，《崖州志》作“岩”）题名，以为胜绝。（郭沫若注：此句原志夺去）。今予亦以淳祐（郭沫若注：原志作“熙”）丁未，经营此胜概，适与石船同一处，遂成八景。由今视昔，似或胜之。岂非天实（郭沫若注：原志此处加“有以”二字）相之耶。因叙其本末，以识（郭沫若注：原志此处加“洞天”二字）之奇观石崖。（郭沫若注：原志夺漏“石岩”二字及下文。笔者注：石刻“崖”，《崖州志》作“岩”）七客者黎植挺之、陈同祖显宗、黎正宗大、陈继先显翁、卢斗南少梁、黎民志少良、王怀惠嫏（笔者注：石刻“嫏”，《崖州志》作“卿”）。二僧谓（笔者注：石刻“谓”《崖州志》作“谓谁？”字）富川秀峰清凉山住持善庆冷溪寺（笔者注：石刻“寺”，《崖州志》作“与”），维那祖果也。是年十月郡守（郭沫若注：原志作“吉阳知军”）富川毛奎书（郭沫若注：原志作“毛奎为之记”）。
1992年，喜悉友人游师良在小洞天寻得周〓石刻，余便往目验。历尽沧桑，风化斑驳，然题刻可辨。周〓题刻全文是：“海陵周〓其乂（乂，有才能的人叫做俊乂）与郡僚（此字依稀，州志定为僚字）王霈然泽之，都领周丕承师武，淳熙丙午重九日来观石船，因览山水之奇。（以上字迹清晰可见，标点为笔者所加）可为海邦之胜绝也。”“胜绝”二字刻迹明显，崖州志等志书作“胜纪”或“盛纪”因以改还。周〓题刻是“淳熙丙午”，而毛奎在“大小洞天记”提及周〓来观石船事时，却写作“淳熙丁未”。余以为，周〓的“淳熙丙午”（公元1186年）至毛奎的“淳祐丁未（1247年）相距六十一年，毛奎是一位讲数术论道方的郡守，他有意写作“淳熙丁未”（公元1187年）刚好相距六十年（一个甲子年），他认为甲子九月重阳来寻访洞天，“岂非天实相之耶。”（周〓句），这在时间上合乎天道轮回的理想境界。郭沫若同志在点订《崖州志》时，没有查考明《正德琼台志》清道光《琼州府志》等前人典籍记载，而只凭毛奎的题刻，将《崖州志》（张〓修本）所记的“淳熙丙午”改为“淳熙丁未”，这未免是粗疏了。
毛奎在《大小洞天记》里，有“小有洞天”句，《诗并序》里有“潜通小有天”句。“小有天”，在山西阳城县西南王屋山洞。名为天下第一洞天，世传轩辕访道处，周围甚广，道家号为小有清虚之天，为所十六洞之一，简小有天。“潜通小有天”句出自唐杜甫《杜工部草堂诗笺》十五秦州之十四：“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宋赵师侠阳华严也有诗：“萦回栈道泉湍响，疑是仙家小有天。”（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一〇六》）参阅《云笈七二七洞天福地》。后也用对泛喻名胜的地方。毛奎认为王屋山有“小有天”，吉阳南山也有“小有天”，异地同境，实为天地造化。
《寰宇记》曰：（王屋）“山有仙宫洞天，号曰小有清虚洞天，三十六洞，小有（天）为群洞之尊。”毛奎寻访南山洞天之洞，目实海山奇观乃洞中之尊，因而他把《大小洞天记》刻在其石壁之上，体现古人的“天人合一”境界。洞中别有天地之意，也是神话中神仙居住的地方。道家以此称仙人所居处有王屋山等十大洞天，泰山等三十六洞天之说，毛奎在石船云南建大洞天亭，又刻“洞门”，体现一则天造，一则人造。南山大小洞天也缘而得名。
自毛奎淳祐年，经二百多年后的明代景泰年间，裴崇礼作《游大小洞天记》，这是《正德琼台志》记载的年代最早的一篇游记。读裴公的游记，我们可了解当时的有关风物美景，他分别指出小洞天之佳境和大洞天之佳境。与裴崇礼同一时期的海南四大才子之一的王佐，也分别写了《小洞天》《大洞天》两首诗，其《大洞天》诗云：“大洞天连小洞天，洞天今在南海边。游人剩有摩崖什，闲佛苍苔看几篇。”明《正德琼台志》亦记“小洞天在州西南十里海滨”。“大洞天在小洞天之东”与上述大洞天的位置是一致的。
明代后期，有人在小洞岩毛奎作的“小洞天”额款左旁刻小字“明万历四十六年八月崖州太守同判官会稽顾一秉莞钟”（下余文湮没），引起人们的种种猜疑：今见的小洞岩“小洞天”“钓台”题刻，是否因为毛奎当年的题刻已被湮没，而明代万历人据毛奎的《大小洞天记》、《诗序》所述的膺刻品？从毛奎“小洞天”三字的额刻位置来看，在“小洞天”三字额上，直排每行三字共九行，且位置正中，而明万历人的刻字较小，直排数字无序，位置高出，明显看出是后来者附刻在偏旁。再从毛奎的《大小洞天记》、《诗序》刻石里的字句，如“小洞附北”的“小洞”字、“小有洞天”的“小洞天”字，“钓台”以及落款“郡守毛奎”等，经拓片查对，目验，书法结体，笔势骨劲秀伟，均出于毛奎之手，是毛奎的真品。
距裴崇礼四百年后的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孙元度作《鳌山探胜记》。其时，代远年湮，陵谷变迁，胜迹异物，磨灭埋没而不可知。大洞天亭废了，“洞门”题刻也泯灭了，诸子竞相辨认大洞天处所。于是为了浓化南山大小洞天的道家文化色彩，孙氏猜测了一个道家神仙梦，云“灵境自在人间，人自不识耳”。道家认为，有两个世界：一个是天堂世界，一个是人类所居的风尘世界。神仙居住的天界有三十六重天，每一重天都有得道的天神掌管。这神仙梦得泰山三十六洞天，根据道教，臆造出南山大小洞天“统而计之，三十六所。入其中，晶莹洁净，无纤尘垢。仙物毕具，不可一二数。洞各异构，有神房、阿阁、月馆、凌霄诸名”。
孙元度鳌山探胜，从另一个意义来说，丰富了南山大小洞天的道教文化，为南山大小洞天留下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南山道教文化遗产。
（2002年5月）
钟芳书法《可泉序》
今天得见钟芳留传下来的字迹《可泉序》（图版十，108厘米×29.2厘米），系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馆藏珍品，这是目前唯一见到的钟芳手迹，为我们研究钟芳提供了一份宝贵的实物资料。
钟芳，字仲实，号筠溪，高山所（今三亚市崖城镇高山村）人，明弘治辛酉年（公元1501年），考中第二名举人，正德戍辰（公元1508年）考中进士二甲第三名，榜姓黄，后改复原姓，“黄芳”即“钟芳”。他入选翰林庶吉士，授编修，历任浙江提学副使、江西右布政使、南京太常寺卿、兵部右侍郎、户部右侍郎。他自幼敏学，精通音律、历法、医学、卜术、书法。
钟芳书法师颜柳，《可泉序》得颜柳真髓，端庄伟岸，掩映相发，神韵超俗，给人以筋骨俱备雄秀兼得之感。他博学多才，书外修养甚深，不随流俗，达到人品书品俱高之境界。钟芳一生著作甚丰，有《学易疑义》、《皇极经世图》、《续古今纪要》、《崖志略》、《小学广义》、《养生举要》及诗文20卷行世，人称“岭南巨儒”。
（《三亚晨报》，1999年5月8日）
“天涯”石刻考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笔者任崖县（三亚市）文物普查队队长，领文物普查队员作全县古代摩崖石刻、碑、匾石刻拓片考查，发现《崖州志》关于上述石刻的多处记载与实物石刻不符。本文就雍正初年崖州守程哲何时题刻“天涯”问题，作如下考释。
我们今天看到的三亚“天涯海角游览区”巨石摩崖“天涯”二字，旁镌款“雍正十一未”程哲所题，把帝朝年号、年数和干支中的“未”字放在一起，干支中有辛未、癸未、乙未、丁未、己未，而雍正十一年又不是上述带“未”字的干支年。此类款识，在从严治国的雍正朝是要被治罪的，可以肯定，题刻者作为崖州守，监生出身的程哲，怎么糊涂也不会落此不规伦类的款识的。
光绪三十四年重修的《崖州志》和郭沫若点校本《崖州志》载：“‘天涯’石刻，亦在下马岭海滨石上，与‘海判南天’相去咫尺。字大三尺许。旁镌‘雍正十一年口口口程哲’。字四寸。”考其史实，此记仍然不符。
程哲其人，查《广东通志·卷二十九·职官志》（知崖州条记）：“程哲，江南歙县人，监生，雍正二年任。严钰，江南含山人，贡生七年任。杨城，江南华亭贡生，八年署任。”《崖州志·金石》载：“藤桥市劝戒客民碑，雍正四年知州程哲立。”《崖州志·职官志二》中，列载崖州知州程哲之继任者是：“严钰，江南含山贡生，雍正七年任。”严钰之后是：“杨城，浙江举人。雍正八年任。”继杨城之后是乾隆二年的王锡。可以推断，雍正十一年崖州知州当是杨城。从上述史料得知，程哲于雍正二年至雍正六年间任崖州知州。雍正十一年已是程哲离任的第五年了。
又从史料可以追踪程哲的去向，雍正九年郝玉麟修的《广东通志·卷十九职官志》记载：“程哲，江南歙县人，监生，（雍正）七年任广东盐运司运同。”又据程哲老家的清道光本《徽州府志·卷十一》记：“程哲，字至跂，歙岑山渡人……官潮州同知。”可见程哲于雍正六年崖州知州任满后，升任广东盐运司运同（四品属官）。之后，又调任潮州府同知（为知府的佐官，属四品）了。
若按《崖州志》所说，程哲于雍正二至六年在崖州任职期间，不往天涯题刻，而在他离任后五年的“雍正十一年”才到天涯题刻，这是不在情理之中的事，所以《崖州志》（郭校本）记载的“程哲‘天涯’镌于雍正十一年”就令人多有存疑。
郭沫若同志在《天涯海角》（《羊城晚报》1962年2月20日第二版）一文中，详述了他三次游览天涯海角的情况，1961年春节前二日（2月13日）郭沫若同志第一次来三亚，19日游天涯海角。这次郭老等观巨石仅证“天涯”与“海角”四字大小略等，估计横当逾2尺。相传为苏东坡所书，但字体殊不类。成即事诗一首。1962年1月11日，郭沫若同志第二次来三亚，下榻椰庄鹿回头。第二天重游天涯海角，“旧地重游，山海虽无殊，而人事却有小异，同复成诗一首”。没有论及“天涯”石刻考事。为重印《崖州志》点订，16日郭沫若同志第三次访天涯海角目验，这次是“因读《崖州志》得知‘天涯’二字乃雍正十一年州守程哲所书，因于16日三访游览，就崖上验之，果然‘雍正十一年’五字在‘天’字之右，‘程哲’等字在‘涯’字之左，前后三游，时经一载，始获事物真相。”（郭沫若天涯巨石镌诗三首碑注）
郭沫若同志在《天涯海角》一文中，记述他第三次访天涯海角目验“天涯”石刻，有“于时日已将暮”之记，可知他是下午到“天涯”，又仅是“目验”，而“天涯”巨石高逾四丈，其时日正西斜，石刻为背光面。时年郭沫若同志已是七十岁的老人，远距离目验。
1984年有关部门曾对“天涯”石刻作循字刻深加填丹漆之修事，修刻工误刻出今天所见的“雍正十一未”款识。1983年冬，笔者带领文物普查队到“天涯”，搭竹登梯，进行摩崖石刻拓片考查，石刻经拓片后，显拓出右边的年代落款是“雍正丁未”，“雍正”二字和“丁未”二字的字距是相等的，“十”字竖划下端向左有明显的提勾，从拓片可辨，“十”字应是“丁”字。“十一”二字只占有一个字的位置，可见“一”字是牵强加上去的。从岩面和拓片看，没有“年”字，只有“未”字依稀可辨。经拓片和岩面辨考，应是“雍正丁未”程哲所题。考史籍，程哲任崖州知州的时间是雍正二年（甲辰）至雍正六年（戊申），雍正五年为丁未年，与“天涯”石刻的款识“雍正丁未程哲”完全吻合。可以认定“天涯”石刻是程哲在任崖州知州期间的第四年“丁未”（公元1727年）题刻的，这才是事物的真相。
郭沫若同志在“序重印《崖州志》”一文中，有这样的叙述：“原书校刊时，从事者似不甚谨严，错落处不少。”并举出书中“仅举两事而言‘三大举’等多处之夺落和盖‘嘉靖二十年’与‘嘉靖二十九年’只一字之差的排校忽略，故致跳夺”等例。诸如此，笔者也深有同感，如我们在对落笔洞进行拓片考查过程中，发现《崖州志》（郭校本）关于洞壁题刻的记载，错漏有十二处之多。从而也使我们想到《崖州志》纂修者也难免对“天涯”石刻记为“雍正十一年”之误载。
程哲于崖任州守的雍正四年（丁未），至光绪三十四年《崖州志》成书，旷隔一百八十多年，崖州地处高温多湿，风雨频繁，临海面阳的“天涯”石刻，历经一百八十多年的风化蚀剥，字迹模糊，或者《崖州志》纂修者没有攀崖而远距离观察，把“丁”看成“十”字，把“丁”字的提勾和其蚀痕误相连接，误认为是“一”字，把模糊的“未”字看成“年”字，或者排校疏忽或者资料采拾不准等之因，致所误成了志书中的“雍正十一年”的纰缪。
（2000年11月2日）
三亚市回族《正堂禁碑》及其历史价值初探
1986年5月17日，笔者与何擎国同志到羊栏区回辉乡，对三亚市回族《正堂禁碑》进行拓片考查。在回族干部李凤娥同志的带领下，我们走访了清真古寺的老人们。
《正堂禁碑》镌于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历经233个春秋，当地回族人民几经迁徙，兵焚灾劫，失而复得，因而《崖州志》亦未得收录其中。有的刻字已模糊难辨，在回民们的多方抢救下，现立于羊栏区回辉乡回民村清真寺院右壁。碑高150厘米、宽55厘米，额刻“正堂禁碑”四个横排正字，字大6厘米，直列碑文，经精心拓片，考究，录碑文（标点为笔者所加）如下：
特授崖州正堂加二级纪锡四次许，为恩准给碑模以垂久远事。据士民蒲儒嵩、周贤盛、周之造、王仕伟、蒲相贤、蒲学嵩、蒲高仕、蒲弘仁、周元秀、蒲高贤、陈国傅、蒲锡嵩、蒲金玉、蒲春徛、蒲永发、蒲万谥等状呈前事到州堂，批准抄录判语勒碑在案。随查保平里徐翰珪等，三亚里蒲儒嵩等互控海面一案，绿州属沿海，东至赤岭与陵水交界，西至黄流莺歌与感恩接壤，共载米五百八十四石二斗零。近年，所三亚里完银六十一两三钱零，保平里完银五十两六钱零，望楼里完银四十二两九钱零。其海面虽无界址，而各里疍户向来按照各埠采捕输纳，或有异邑小艇呈请给照顾在其处海面采捕，即邦照其处课粮该管。现该完纳相沿已久，兹保平里徐翰珪住居藤桥，欲将藤桥海面归贴保平，因以海面宽窄悬殊，具控前来庭讯之下。查保平望楼二里载米二百五十石，黄流莺歌二湾分载米二十石余，按户征输。自深沟至黄流海面仅一百四十里，三亚里载米一百六十石，内于康熙五十年间抽米饷于赤岭琊琅等处，仅3米一十石余，亦按户征输。自红岭至崖陵交界，赤岭海面共一百七十里，其番坊绝米已有燕莱足供输纳，若以东西海面米石相较，则西米多海少，所以徐翰王圭等有不平之鸣。但事已经久远，殊难纷更，仍着照旧分管在案。兹据该生等呈请给发碑模，前来合行勒石示谕。为此，示谕各该疍户人等知悉，嗣后务宜照各在本埠附近海面采捕，朝出暮归，不得多带米粮违禁远出。或有异籍疍户到境采捕，该埠长俱须查明，呈请给照帮课，亦不得私行越界强占纲步兹事。如敢抗违，许该埠长指名扭禀，按事究治。各宜禀遵毋违，特示。
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十七初十日立
三亚市的回族，据明万历《琼州府志》和清初《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三八记》，他们的祖先大约是在宋元之间（12—13世纪）从占城（即现今越南平定省一带）“挈家驾舟而来，散泊海岸”。他们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教徒。《正堂禁碑》记的是乾隆十八年间，回族人蒲儒嵩等呈状与徐翰珪互控海面一案的判语，是三亚市回族自宋元间以来发现的唯一用汉文刻记并能保存下来的珍贵文物。它对研究清代崖州的鱼赋以及三亚市回族对开发古崖州渔业经济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明代洪武六年（1377年），海南岛始设河泊所，征收鱼课，崖州河泊所是其中之一，崖州征收鱼课的主要对象是疍户、番民和汉族渔民，并把鱼鳔、海菜纳入土贡一起征收，万历末期，鱼课折米。清代的康熙至乾隆时期，表面上虽然赋役税收没有增加新的项目，但他们仍然承袭明代的一套老办法，“概绳以赋役成法，粮长预期代办，自必倍权子母”“今海禁日严，课额如故”（《崖州志·土贡》海禁之日，渔民不能出海，但官吏却仍然迫交鱼课。如若欠交鱼课，则子母滚利，倍加增涨，并把征收鱼赋列为“外额征”，纳入赋役收入，当时，崖州府规定崖州外额征的“鱼课米，五百六十八石八斗，每石派粮料银三钱三分二厘一毫九丝五忽，共银一百八十八两九钱五分二厘一毫。总共通州原额官民灶黎鱼课共米四千五百六十一石四斗八升五合四勺，共编派一条鞭，共银四千零五十六两四钱一分零二毫”（《崖州志·赋役·外额征》），残酷的剥削手段无所不用。
关于三亚市回族的居住、生产、生活，《崖州志》载：“……宋元间因乱挈家泛舟而来，散居大蛋港、酸梅铺海岸，后聚居所三亚里番村……捕鱼办课，广植生产。”渔业经济是居住在三亚市的回族历来的主要谋生手段。大蛋港是现在崖城区公所的大蛋乡，酸梅铺是现在梅山区的梅东乡，这里的八人轿坡发现有古波斯墓碑，三亚里在三亚湾海岸，即现在的回辉旧村，这里沉睡着一百多座伊斯兰古墓，这些地方均分布于海岸。往上追溯到元宋，他们“散泊海岸情况如何”？
地名是当地历史、文化和地理的见证，我们从崖州古地名和《正堂禁碑》所提供的互控海面和绿洲沿属，去寻觅回族先民渔业活动的足迹，是可以找到一定的探讨依据的。东起陵水西至黄流莺歌海岸，现今还保留许多带“番”字的地名，如藤桥区东溪村河入海处是个港湾，东面约三百公尺处有一小岭，名曰“番岭”，岭东面平堰沙坡是现今还保留有六十多座古波斯墓群的“番岭坡”，在番岭湾坡的甘蔗园地上发现很多宋元陶片、网锤等文化遗物。现在藤桥区的龙海乡“番园村”，坐落在陵水湾岸边，据该村符文吏老人说，“这里叫番园村，番人搬去我祖才来，我祖来崖已三百多年”。据番园村《符世族谱》载：符世族“原藉河南陈州宛邱随父闽福建，北宋仁天圣三年秦召度琼，六十七世秉荣次男必祐从琼山县塔市田边村移居崖县藤桥番园村安居”，该村老人反映说，他们在番园村耕种时，曾见有大小不等的珊瑚石碑（现已破坏丢失）。现在番园村边还保留一口石井，清凌甘鞠，旱不干涸，据说是番人开的，因名“番人井”。番人村的北面有一带垌田，名叫“番人田”；崖城区大蛋乡有“番坊”之称，以至黄流西南十八里处有“番塘”。《正堂禁碑》记回族人蒲儒嵩等与徐翰珪“互控海面绿洲属沿东至赤岭与陵水交界西至黄流莺歌与感恩接壤”，并有海面绿洲“相沿已久”和“事已经久殊难纷更乃着照旧分管”之记，可见史籍记载“散泊海岸”，古地名和碑记，史料三者完全吻合。
崖州海岸曲长约二百多公里，大小港湾二十多个，最低水温21℃—24℃，最高水温28℃—30℃，有大小河流十四条入海，海水肥沃，饲料丰富，盐度适宜，宜于各种鱼、虾、藻类繁殖生长，这种优越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回族先民们“散泊海岸”的主要原因，虽然由于历史的，地理的或其他原因，他们在沿海岸迁徙不定，然而，沿海一带曾经是回族先民与崖州汉、黎族人民共同进行渔业经济和港捕的地方，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因此，他们对崖州渔业经济的开发和贡献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讨的。
（《广东民族研究通讯》，总第11期，1987年3月25日）
红沙发现张岳崧书联墨迹和文氏族谱史料
1997年5月12日，红沙文化站和市文体局文物保护科，市博物馆在红沙镇文国琼家发现张岳崧书法对联和《文氏族谱》（文氏固塘富田派世系），在文国琼的热心帮助下，立即进行拓片和复印珍藏。书联分别阴刻在两块长140厘米、宽30厘米、厚2厘米的木板上，上联是“子美学开诗世界”，下联为“伯阳书见道根原”，题首是“惇夫年兄”，落款：“张岳崧”。书法圆活，姿容隽秀，笔意刚柔蕴藉，艺术价值甚高。木刻对联保持完好，是文国琼家传世文物。据《文氏族谱》载，文绍煋是文国琼的上祖，学名明臣，字惇夫，号和，生于嘉庆丙寅（公元1806年），可知此联是张岳崧为文绍火星所书。
张岳崧（公元1778—1842年），字子骏，又字翰山，号觉庵、指山，海南定安县人。清嘉庆己巳（公元1809年）科一甲第三名进士（探花），历任翰林院编修、陕甘学政、湖北布政使、湖北护理巡抚等职。曾积极支持林则徐严禁鸦片烟事，时有手札公牍相往来。张岳崧工书能画，书法宗欧、虞，是名重一时的书法家。著有《筠心堂文集》、《筠心堂书集》、《公牍偶存》，并续纂《琼州府志》。张岳崧书联的发现，为研究张岳崧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为中华书法艺术宝库增添了一件不可多得的精品。
《文氏族谱》（文氏固塘富田派世系），记有伟大的爱国英雄和诗人文天祥的事迹，世系里文天祥排序十三世，文天祥的从弟文天端于南宋末年入广东徙万安（今万宁市），文氏固塘富田派世系为研究汉人南移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价值。南宋末，元兵入侵南下，人民为避元兵杀掠而被迫南徙，为拯救宋室而当了兵，于1279年与元兵战于澳门之西，与宋末主同死难者数万人，这时人民则大面积地向广东沿岸各地迁徙，文氏族人是当时大逃亡行列之一，由是迁徙海南岛。
（《三亚晨报》，1997年5月20日）
港西发现清代大小红衣海防铁炮
1980年4月18日，港西渔业队一户群众建房清整地基时，在1公尺多深处，挖出两门清代大小红衣海防铁炮。
港西在三亚西海岸50公里，面临南海，东距崖州古城5公里。港西渔业队位于宁远河的出海口。
大号炮全长216厘米，炮腔长178厘米，炮身前后有四道凸箍，加固炮身。中膛（炮身中部）左右两边有12厘米长直径为8厘米的炮架转轴，中膛上有“重壹仟贰佰觔乙丑正月置”11个铸字（觔：俗用作斤两的斤，清代1斤合今596.82克），清晰可见。前膛内口直径9.5厘米、外直径25厘米、炮膛口壁厚8厘米，膛口外皮加厚为凸圆形，以加固炮口避免破裂。炮后端直径32厘米，正面有点火孔。炮尾有球冠。略有锈斑，炮体完整无损。小号炮较粗短。全长187厘米、炮腔长155厘米，炮身前后有四道凸箍加固炮身，左右两边各有长11厘米直径10厘米的炮架转轴。前膛内口径11.5厘米、外直径29厘米、炮膛口壁厚8厘米，膛口外皮加厚为凸圆形，加固炮口避免破裂。炮后端直径36厘米，正面有点火孔，炮尾有球冠。锈斑较多，整个炮体完整无损。
古崖州一带环海，宋、元、明、清常受外寇、海盗剽掠之患，因而自宋以来，取措防守。道光《琼州府志》载：清代“崖州水师所辖，洋西东西港相距较遥，外寇、海盗出没无常，处处可入，防不胜防”。为了加强海面的防卫，“雍正八年，将崖州营改为水陆各半，营游改为参将，添设水师……”“保平港东四里有小港曰大蛋港，水浅不能泊船，港外可暂寄碗。北近州城与保平港口各设炮台一，东西相对，为州治海门要隘。”清纂《崖州志·海防志一》亦记：“保平港距营十三里，为州志海门门户，东距四里有大蛋港，水浅，不能泊船。港外暂可寄碗。前时海寇常从此处登岸。二港东西相对，最关要隘，皆有炮台防守。”可见铁炮出土点的港西渔业村，正是通向保平港和大蛋港两港交接的咽喉地带，这里设置保平炮台，是保护崖州古城和海防防守重地。因炮台近海，海浪拍打，这里又是宁远河出海口近岸，海浪与洪水冲击，炮台遗址无存。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纂修的《崖州志·军器》记中：明代崖州没有置炮的记载“清代始配置铁炮”，“大小红衣铁炮三十六位。现存七位防城，十位防海。”出土的大号炮体上无帝王朝号，仅铸干支“乙丑年正月置”。道光（公元1821—1850年）共二十九年，光绪（公元1875—1908年）共三十四年，咸丰（公元1851—1861年）共十一年，三朝没有干支乙丑年。嘉庆乙丑年（公元1805年）与纂志时的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相距103年的时间。同治乙丑年（1865年）与光绪三十四年相距37年。根据“现存七位防城，十位防海”之记，以及铁炮一般使用时限；可以推断，港西发现的清代大小红衣海防铁炮，乃晚清同治中兴初年习洋造炮时的军器遗物。
这两门大小红衣铁炮，是我省目前发现的较久远的铁炮。它的出土为研究晚清同治中兴初年，学习外洋机械火器制造，崖州人民自强练兵，抗击外侮，保卫海防，提供了可贵的实物信息。
（1980年4月）
日军侵华遗址田独万人坑
田独万人坑，是日军侵华时期杀害和奴役我近万名矿工的罪恶遗址。它位于三亚市田独镇东南黄泥岭西北山麓田独铁矿旧址，现存直径300米，深50米的矿井及运矿矿桥、日军营房、仓库等。离矿井东北50米有一片长约100米、宽50米的坡地，掩埋着当年劳苦矿工的累累白骨，其周围也可随时见到矿工的遗骸。这就是日军侵华掠夺我资源杀害我同胞的历史见证。
1985年，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田独万人坑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亚市人民政府正在这里划定标志，建制苦难矿工大型雕像，增植果树，使这里成为日军侵华罪行见证，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
1939年2月，日军侵占海南岛。为加速对海南岛的掠夺，日本政府即派海军特务部北浦大左带领工程技术人员进行资源调查，发现田独铁矿资源。后又派“石原株式会社”技师松山详加复勘，勘查结果认为，储量虽然不多（当时估计只有150万吨），但质量之优，不可多得。因此日本政府授命“石原株式会社”投资开发。先后分三期进行掠夺性开采。第一期从1939年2月至1940年6月，原计划年产30万吨，实际年产只有169,599吨，仅完成原计划的56.5％。当时只有采矿小型凿岩机，运输采用10吨轨车拉2吨的小矿卡等简单的机械设备，其余大量的工作，还用人工作业。第二期从1940年6月到1941年9月，计划年产量60万吨，实际只达到原计划的56％，这时期，虽增加了些运输设备和矿山建筑工程，如皮带运输设备和万吨矿仓等，但生产仍以人工为主。第三期从1942年至1943年3月，由于发动侵略战争，日本政府经济衰竭而亟待补充，因而加紧了对田独铁矿资源的掠夺，虽计划年产120万吨，但由于内外交困，而实际年产只达计划的76.5％。
从1939年动工，1940年投产到1944年，共开采矿石2,691,623吨，掠走2,687,689吨，1944年因盟军飞机封锁海域而停产，到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而告终。
负责开发矿山的日本海南株式会社和石原株式会社，通过敌伪机关的合记公司，在上海、广州、香港、澳门、汕头、厦门等沦陷地区，采取强迫，诱骗手段，先后抓来大批贫民和学生，还有从大陆各地抓来的农民。据不完全统计，先后从大陆各地抓来有68批，每批300—500人，共有二万五千余人。此外，日本海军特务部在海南各地通过伪县、乡、保政权强抽一万余人分配在石碌、田独、八所、北黎、板桥、东方等矿区充当各种劳役。
充当劳役的苦难矿工，吃的仅是有限的番薯、玉米、南瓜汤，住的是破顶断壁的草棚，睡的是竹皮架成分为两层通连的太平铺，穿的是破麻袋和洋灰纸袋。每天要干14个小时的重活，规定每人每天拣8吨矿石，完不成任务不给饭吃，还遭毒打。沉重的劳动使矿工经常昏倒，有的倒下去永远起不来。工人陈牛，因病不能上工，日寇工头令他双手举起矿石，鞭棒轮打惨死。逃跑抓回有的立即枪毙，有的捆绑毒打，施加电刑、灌水。病了看作是偷懒，不给饭吃，还遭毒打，染上传染病便被活活烧死，有时逼迫工人背病工去烧，背到火堆前，病者抱着背者嚎哭，结果两者被日寇工头踢倒掉进火坑惨叫被烧死。工人黄福田没有裤穿，拣一块布做包羞布，被日本工头发现，毒打重伤后，令他自挖一坑，迫他下坑埋到胸部，将要死时又挖出来，反复挖埋，直至窒息而死。
劳累饿死的工人，就挖坑用柴火烧，死人天天有，少时6—7人，多时40—50人，有时甚至百个以上，死人多时天天烧，少时1—2天烧一次，一层木柴一层尸体，有时堆上十层，远看似一山丘，烧不化的尸体被狗扒兽咬鸟啄，尸骨遍野，臭气熏天。还有倒吊、割脚筋、狼狗咬，示众砍头等毒刑。
据不完全统计，1944年度5月份工人数有7940人，到12月份只存5729人，其病工数490人，死亡数达448人，每日平均死亡数从1.5人上升到2.8人；1945年度1月份工人数为4039人，到8月份仅存1713人，合计死亡人数达1017人，每日平均死亡人数1月份为1.3人，到8月份上升为4人。日军掠夺田独铁矿6年中，病死、饿死、打死、烧死、活埋、枪毙的矿工就数以万计。
田独铁矿遗址是日本侵略者掠夺中国资源，奴役中国人民的罪证。
（《广东文博》，1987年第1—2期，黄怀兴与何擎国合著）
南山石刻漫步
以“海天佛国，祥气缭绕”著称的三亚南山佛教文化苑，是中国大陆近五十年来最大的道场，又是誉满中外的旅游胜地。许多文人学者在这里留下了诸多弘扬佛教文化的石刻题词。
自不二法门至南山寺，各景点的摩崖石刻，鳞次栉比，星罗棋布，妙语连珠，与这里的天然胜景浑然一体，使人目不暇接。正、行、草、隶、篆各体并存兼备，有的笔法苍辣雄劲，气魄宏大，有的龙飞凤舞，神情飘逸，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书法价值，是宝贵的文化精品。
国家领导人田纪云的“南山寺”题刻在一大圆石上，书法清拔深穆，给南山石刻增色添彩。
不二法门前石台，万花丛中一巨石，形如仙桃，上刻“南山佛教文化苑”七个大字，为中国佛教界的领袖人物，著名学者赵朴初先生所书。清劲妍美的书刻，把人引入佛门境界。
大道壁上制作十一块，每块高丈余，长二丈余的石壁，名曰“照见壁”。上镌刻晋朝“书圣”王羲之遗墨集字“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摹刻，字大1尺多，每块约30字不等。此经是公元629年唐朝僧人玄奘（三藏）奉唐太宗（李世民）之命赴印度取经，十六年后，带回梵文六百五十七部的经文之一。后来组织翻译，太宗亲自撰序，皇太子李治（后为高宗）作记，此序和记、与太宗答敕、皇太子戕答及玄奘所译的心经五者，由怀仁和尚费二十余年，从唐内府所藏王羲之遗墨中集字，于咸享三年（公元672年）刻碑。此碑现存于西安碑林，千百年来为士人所重。“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简称“心经”、“般若经”，为梵文Satpāramitā，内容为：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静虑和智慧完满地渡到彼岸。
南山“照见壁”“心经”石刻，书法高雅整炼，用笔清劲，点划多姿，体态妍美。与其他诗题壁刻连立于法门大道，构成一处气魄宏大的石刻艺术展廊。
梵文，是古印度文字，也称“番字”。汉语佛经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南山四则梵文石刻，均为阴刻，是随天然岩面依势刻就，刀工熟练，字体清晰，都是印度兰扎体梵文咒语，即“唵、嘛、呢、叭、咪、哞”，是佛教经文咒语之一。如梵文石刻“sili”字，被示为吉祥文字，是指人生存之中，会遭遇各种事象，如天变、地变，诸拥有这个文字为护身符的人，会消除水火难而变成“妙吉祥”，所以这个梵字变示为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的幸福护身符，在佛学系统的实验下，这个梵字一直承继到现在。
南山寺前的梵汉圆融石刻独具一格，“圆融”两个汉字中间有一梵字。强调完满融通，地、水、火、风，本性圆融，周遍法界，湛然常住。“空”、“假”、“中”三谛圆融。
如意园十二列吉祥经台，长丈余，宽二丈余，刻着意态从容，气象超逸的正书“吉祥经”，教人以谦虚谨慎，慷慨助人，和睦邻里，买卖公平，勤俭节约，反对狂妄，禁止淫乱，主张正义，主持公正，礼貌待人，对人诚实，孝敬父母。闻来附钟亭飘来的阵阵钟声，更警示人们，保持文明道德修养为最吉祥。
如意园面海一卧石，上刻草书“悟”字，字大80公分，出自南山寺住持圆湛法师之手。笔势如急雨惊风，落石云烟，淋漓快目。佛教禅宗强调“顿悟成佛”。相传，释迦牟尼在苦行六年中，身体形瘦如柴，后来觉悟到苦行非解脱之道，决定进食，遂入连禅河洗浴，但身体太虚弱，不能自出，此时天神暗助，垂大树枝，才使他得以攀枝出池，天神示意牧羊女供献乳糜食之，不久身体恢复，气力立足。于是便坐在菩提树下静观思考，悟道成佛。
南山石刻有不少出自当代宗教知名人士和书法家之手，如楚图南、启功、沈鹏、顾廷龙、苏渊雷、王礼贤、云峰、董正贺、吴立民等都在南山崖石上留下了笔迹，为南山胜况作了真实的记录，以优美的文采点缀升华了自然生态景观，同时也是书法精品。游览南山，不可不观赏品味这些石刻。
（《三亚晨报》，1999年3月13日）
《崖州志》（郭沫若点校本）其中的两位纂修者正名初探
是张隽还是张〓是赵以谦还是赵以濂
2002年8月12日，应三亚市文化体育局之邀，参加崖城水南村古文化调查。在水南一村卢成昊先生家与之讨论，对郭沫若先生点订重印的前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崖州志》的纂修者，除邢定纶外，其他两位纂修者质有存疑。
其一，封面署名［清］“张〓、邢定纶、赵以谦纂修”。
其二，郭沫若手迹影印“序重印崖州志”曰：“现存崖州志，乃前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5月在州牧钟元棣任内，所开局纂修。任其事者为张〓、邢定纶、赵以濂。”
其三，郭沫若序重印《崖州志》曰：“任其事者为张〓、邢定纶、赵以谦。”
其四，《崖州志》郭校本印知州钟元棣“重修《崖州志》序”曰：“爰与耆绅卢明经王墀、张孝廉隽、赵明经以濂、邢广文定纶议商倡修。”“遂于庚子夏开局纂修，仍延张孝廉、邢广文、赵明经为主笔。”
其五，纂修者之一的邢定纶，于光绪三十四年，在“重修《崖州志》序”中说：“光绪己亥，海宁钟景愉奉大宪之檄，来摄州事……爰与纶暨张君蓉舫、赵君溪南等商及此事，捐廉百金为之倡。众情鼓舞，皆乐捐赀以赞其成。遂于庚子年五月，开局纂修。”
郭校本钟元棣说的是孝廉张隽，邢定纶说的是张蓉舫、郭沫若手迹并点订本署名是张〓；另一位纂修者，钟元棣说的是赵以濂，邢定纶说的是赵君溪南，郭沫若手迹是赵以濂，而在郭“序重印《崖州志》”里说的是赵以谦。
笔者因手头没有原缮本和民国三年郑绍材刊印本，本文仅将参考史籍和崖城地区调查之史迹材料，为两位纂修者正名初探，提之讨论。
是张隽，还是张〓？
本来邢定纶是纂修者之一，所说的两位纂修者是很确信的。但他所说的“张君蓉舫、赵君溪南”尊称的是两位纂修者的字号，没有直接说出两位纂修者的名。明清时俗称举人为孝廉，钟元棣在与之倡修时所说的“张孝廉隽”，查《崖州志》晚清时无张隽者举人之载，难道作为州志纂修者之一，会把自己从诸科条目中遗漏吗？《崖州志》载，清末咸丰元年后，崖州举人屈指可数，有吉大文、林缵统、张〓、郑绍材等四人，其张〓，崖州孔汶人，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年）中顺天榜举人。应该说，张〓举后第三年参与《崖州志》纂事。据此之推。张孝廉应该是张〓，其“隽”者，乃郭校本之误矣。在城东南6公里处的落窗山，我们找到了卢琦为崖城水南村人氏王克昌撰书的碑文（卢琦与张〓有交往，是前清诰授中宪大夫正四品封典侯选同知衔附贡生）。碑曰：“克昌幼，喜览经史，励志诗词，年未弱冠，应州试名列前茅。及长，从张蓉舫孝廉，邢子春明经游。两先生皆器重之。”可见卢琦说的张蓉舫孝廉就是邢定纶说的张蓉舫，也就是举人张隽，是与邢定纶等纂修《崖州志》者之一。
在离城南2公里处的高山村龙眼山有卢玉墀墓（卢玉墀是钟元棣序中所说的耆绅卢明经玉墀）。卢玉墀卒于光绪三十年（1904），葬于三十一年（1905）。张〓为卢玉墀书碑：“皇清诰授修职郎铨选教谕恩贡生乡谥文裕卢太公”碑后，书碑者落款为我们提供了张〓的信息：“敕授奉直大夫铨选知县顺天丁酉科举人愚侄张〓顿首拜撰并书。”此顺天丁酉科举人张〓与《崖州志》选举志诸科条目中所载“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张〓，孔汶人，中顺天榜”完全一致。明清时代，考上一个举人，对一个读书人来说，是一件人生大事，因为考上了举人，不但可以参加会试投考进士，也具备了做官的资格。清朝有规制，各省督抚因本省人员不敷差遣，得奏请于候选人员中，揀选人地相宜者，分发若干员，归该省委用，谓之揀发。张〓是揀发知县，这是民国七年前的事，因为民国七年郑绍材任崖县知县事。时值列强瓜分中国、清政府即将终结之际，《崖州志》又已纂成补订后十几年了，所以《崖州志》不录张〓发知县，同样也没有录入郑绍材任知事之条目。
是赵以谦，还是赵以濂？
钟元棣于光绪二十七年，也就是《崖州志》纂修告成之年，作“重修《崖州志》序”中说，《崖州志》自倡修至开局纂修，“仍延张孝廉、邢广文、赵明经为主笔。”邢定纶于光绪三十四年“重修《崖州志》序”说：“纶暨张君蓉舫、赵君溪南”“遂于庚子五月开局纂修。”郭沫若先生手迹“赵以濂”，而在点订本序说的和署的是“赵以谦”。钟说“赵以濂”，邢说“赵君溪南”，郭校本署“赵以谦”。
“明经”，清代用明经来别称贡士。查《崖州志》（选举志·诸科），光绪年间的贡士，没有赵以谦此人。而载有赵以濂者，赵以濂，崖州官塘村人。据崖州官塘村（今城东拱北村）赵氏族谱载：“次房九世廷镇，岁贡，黄黎氏，生二子以濂，以洛”，“次房十世以濂，贡生，黎陈林张氏，二子，继源，继生。”从官塘《赵氏玉牒》手抄本里，我们看到了赵以濂手书《例赠孺人赵母黄氏祭文》。在离崖城东南6公里处的落窗山，葬于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初九的“皇清例授修职郎禀生乡溢文显雅王大公讳泽春之墓”碑，落款为：“敕授修职郎铨选训导岁贡生姻愚弟赵以濂顿首拜撰。”上述已知邢定纶称张的字号张蓉舫，同样也称赵以濂的字号赵溪南。以上可以证实，清光绪庚子《崖州志》的纂修者之一的是赵以濂而不是赵以谦。
《崖州志》成书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公元1901年），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公元1908年），又经纂修者“复行编辑，参互考订”（邢定纶语）。因“筹出版而未果，不止一二次”（郑绍材跋语），至五年以后的民国三年甲寅（公元1914年），郑绍材亲携缮本赴羊城排版。从成书至排版铅印成书有十三年时间。1962年2月郭沫若先生校订重印。从有关史料史迹来推论，清光绪庚子《崖州志》三位纂修者正名当是：张〓、邢定纶、赵以濂。
2002年9月2日于鳌山斋
附：笔者给海南大学文学院原首任、二任院长周伟民教授及夫人唐玲玲教授信。
周伟民教授和唐玲玲教授的复信并民国三年甲寅（公元1914年）广州美成印书局刊《崖州志》首卷·修志姓氏影印。
周伟民教授、唐玲玲教授：
您们好！
《崖州志》（郭校本）关于纂修者问题，早有质疑。今年八月间到水南村调查古文化，卢成昊又与余谈及此事，昊是钟元棣“序”及之耆绅卢明经玉墀曾孙，并与之在崖城作田野史迹和民间调查，我手头没有铅印本和民国三年刊印本查对，未到乐东孔汶参阅张〓族谱。撰此“初探”短文，现奉一阅，很想得到您们的指教。请在执行主编大型丛书《海南古近代地方文献丛书》百忙中给回指正。
祝：健康 幸福
黄怀兴 谨
2002年10月6日
黄怀兴同志：
10月6日信并大作“初探”一文，收到多时。因为是考证性质的文字，未敢妄措一词！我们手边可供查证的材料十分有限！你用田野调查的材料，印证文献记载然后得出结论，这实在是很有说服力的，而且是科学的态度。即以这篇文章而论，恰好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的具体运用，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第247页）中说的“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你用的正好是中国传统的
科学的方法，这令我们肃然起敬！
郭点校本署名的“赵以谦”确错了！
郭点校本钟序的“张孝廉隽”确错了！
郭本将他所据母本中的“修志姓氏”删除，这应该说是一个缺 陷，违背了“修旧如旧”的原则。
原本标示得非常准确：“张隽”、“赵以濂”。
随信附奉复印件，请一阅。
《海南名人辞典》，错误多多，本来不应该提及，但因其中有
“张〓”一条①，气亦附奉作参考。顺及。
周伟民谨启
唐玲玲同候
2002年10月17日
“三亚”地名的历史由来与演绎
地名是反映当地历史、文化和地理的特征。它是民族的“活化石”。
“三亚村”、“三亚水”、“所三亚里”之地川名称，始见于明《正德琼台志》。《正德琼台志》关于三亚水的说明：“州东一百里，出白佛齐岭，经椰根三亚村，通毕潭港合临川港入海”。道光《琼州府志》关于临川水之说：“临川港，旧名临川水，唐置临川县盖以此水名，源出五指山，分为两派，前后夹流，经三亚村合三亚水入海。”据此推测，三亚村乃得名于临川水两派前后夹流合三亚水之入海处的地形特征。这是见诸于明代“三亚村”、“三亚水”之称。明代，海南岛设河泊所，征收鱼课。“所三亚里”就是当时崖州的四个河泊所之一，《万历府志》记，崖州有二十个里，在保平里、番坊里、望楼里、所三亚里之下注云：“以上四里属河泊所，番蛋采鱼纳课，多佃食田。”可以肯定，先有三亚村，后因征收鱼课才编入“所三亚里”。据日本小叶田淳《海南岛史》1943年之调查，所三亚里即四十年代的伊斯兰教徒聚居的回辉村，也就是现在旧机场东南海滩一带，由于日军侵琼建机场并曾遭劫，即后所三亚里的伊斯兰教徒迁回辉新村和羊栏。据《正德琼台志》记：“毕潭港，在州东一百里三亚村南海口，占城贡船泊此”，由于河水的冲积，海滩的移退，毕潭港逐渐淤成现在的三亚湾。“三亚港”名始见于道光《琼州府志》：“三亚港，又名临川港，在城东一百六十里，受三亚水入海，北有榆林港。”三亚水至清代分流成州志之所记之大坡水。道光以后，临川港遂以“三亚港”之名代之。由于经济的发展和贸易范围的扩大，清代三亚里成为墟市，称“三亚市”、“三亚港市”、“正三亚里”，以至成为驻军营汛“三亚营”、“三亚分寨”、“三亚汛”。“临川港”称为“三亚港”（道光《琼州府志》·舆地，山川）。民国以后“三亚港”、“三亚街”一直沿称。
建国后设三亚镇（乡级）；1954年10月，中共崖县委、县政府直属一级机关从崖城搬到三亚，是月10日，广东省民政厅同意三亚镇改为区级镇；1984年3月19日，国务院批复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设置三亚市建制的请示》，撤销崖县，设立三亚市（县级），以原崖县的行政区域为三亚市行政区域；1985年6月，经上级批准，决定撤销三亚镇，以其行政区域分设河东、河西两个办事处，同时挂牌办公；1987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建立海南省及其筹建工作的通知》批准三亚市升格为地级市。如今三亚已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小渔村，变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国际化热带滨海旅游城市。
有位研究者提出“‘三亚’乃‘三巴’谐音”之说，笔者以为不妥。声韵相同的字才是谐音字，“亚”（yà）不同“巴”（bā），不属谐音字。
“三巴”，地名。《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藏励和等编，商务印书馆1931年5月初版，1982年11月重印）“三巴”条：晋璩《华阳国志》巴：“刘璋改永宁为巴郡，以固陵为东巴，徙庞羲为西巴太守，是为三巴。”按刘璋改永宁郡，今为四川巴县以东至忠县地。固陵郡，今为云阳奉节等县地。巴西郡今为阆中县地。《崖州志》卷五建置志乡都有记载，陈明甫是临川人，起义活动的地方临川里有永宁上堡、永宁中堡，永宁下堡。永宁上堡是藤桥汛、龙楼、竹角园、分界塘、河东、岭头坡、进士坡、走马园、北水、营头、旧市、海浪、城脚、军田一带；永宁中堡是犁灶、番园、石尾龙、白土田、风塘、角枝、下坝、洪李、田尾一带；永宁下堡是龙江、庄头、大灶、灶仔、港尾、新村、三合、旧村、沙尾、林旺、顶文一带。陈明甫起义，模仿帝王巴郡建制，四川有永宁巴郡，崖州临川有永宁上、中、下堡，刘璋改永宁为巴郡，以固陵为巴东，徙羲为巴西太守，是为三巴。陈明甫也模仿刘璋，把崖州临川里的永宁上堡、永宁中堡、永宁下堡也称为“三巴”，并自号“三巴大王”。由此看来，陈明甫不但是一位有胆有识的起义英雄，而且也是一位比较通晓历史地理知识的方家。
提出“‘三亚’乃‘三巴’谐音”者，不知见诸哪一部文献记载。如此说谐音，为何忽略了注明出处？与其说是一时的疏忽，倒不如说，根本就没有史书记载。
（2003年1月第一稿）
（2003年9月第二稿）
建立具有三亚特色的文化史迹网
“三亚创建热带滨海风光国际旅游城市”，是人们热门的话题。本文设想三亚特色的文化史迹网，从三亚文物的视角，包括建立三亚市博物馆、保护利用“海上丝绸之路”的史迹、建立落笔洞早期人类遗址文化村、建立田独“万人坑”纪念馆、古城文化史迹的开发、建立黎族装饰艺术制作中心、开发利用民族节日资源等等。将上述种种文化遗存及其设施有机地组合起来，形成网点，做好挖掘、整理、开发和利用，完善三亚的旅游系统工程，共建三亚旅游度假天堂。
三亚文化的特征
三亚地处海南岛最南端，世居汉、黎、苗、回等多种民族。是一个多种文化交融区。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长江以南的水田耕农文化，东南亚地区的海洋文化以及本土文化，形成了雄厚的潜文化层，它包括住居文化、图腾神化文化、民间传说文化、宗教文化、服饰文化、头饰文化、村寨结构文化、狩猎文化、耕农文化、民风民俗文化、民歌舞蹈文化、婚丧娶嫁文化、食品米酒文化等等。这一切潜文化层演变凝积的三亚特有的文化遗产，闪烁着耀眼的光彩，这是三亚人的宝贵财富，它对人们具有神秘的、新奇的魅力。
兴建三亚博物馆
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博物馆，是人类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就出现的。博物馆作为文化教育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与其他文化教育机构，诸如学校、图书馆、文化馆、剧院、出版社等等，虽然都是服务于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但博物馆有自己的不同于其他的教育功能与特征。博物馆是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物标本的主要收藏机构，宣传教育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它的基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收集保藏文物标本，进行科学研究，举办各种陈列展览，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三亚幅员广阔，历史悠久，地上、地下、海洋蕴藏着丰富的文物资源。祖先们在创造人类文明的斗争中，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历史遗产。为了收集、整理、陈列展出和研究各种文物，增强各民族的凝聚力，满足中外游客了解三亚人文历史的需求，促进和发展我市的旅游文化事业；为了对后代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兴建三亚博物馆，以实物性、直观性、广博性达到传播教育的目的是十分必要的。
保护利用古代海外交通的史迹
在人类文明史上，古代海外交通在传播世界文明中，历史悠久、意义重大。三亚（旧属振州、崖州），是祖国南疆边陲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内连大陆，外通海域的重要门户。至今为止，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不少外国史迹，如分布于沿海一带海滩上的伊斯兰教徒古墓群，海神寺庙遗址、遗物等。应该把这些史迹保护利用好的基础上，融入旅游文化概念，仿照古伊斯兰建筑形制、围墙、建筑功能，分礼拜瞻仰区、文化展出区、古墓保护区、办公管理区、购物一条街及娱乐区、整体绿化带等。
羊栏回族最雄伟的建筑是清真寺，特别是清真古寺，绿荫丛中寺顶高扬，历史上曾为东亚、东南亚、南亚地区和国内穆斯林朝觐之地。
回族和三亚人民团结奋进，对三亚的开发和贡献是值得赞颂的，可以说，哪里有中国人与阿拉伯人的足迹，哪里就有东西文明的结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三亚人，保护好这些史迹，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建立落笔洞早期人类遗址文化村
落笔洞是古崖州八景之一，历来有“洞天幽胜”、“落笔凌空”之美誉。1992、1993年，中国科学院古人类与古脊椎动物研究所、海南省博物馆、三亚市博物馆联合发掘，出土古人类牙齿化石和大量动物化石、石器及古人类生活遗存，经中国科学院鉴定为一万年以前与大陆相关的旧石器晚期人类居住遗址。这是海南省首次发现的早期人类居住遗址。落笔洞的考古发掘成果表明，海南的人类活动史应从落笔洞写起，它的文化遗存与两广有密切的联系，这是中国最南端的一处洞穴遗址，引起世界洞穴考古学者们的关注。这里地理条件、自然景观、植被都很好，树一种就活，交通方便。洞前有两个水池，紧靠边有两眼泉水，这都是得天独厚的，洞对面有一小山头。洞前可塑大象及“落笔洞人”的大型雕塑群；洞壁塑长臂猿攀扑石壁上；洞旁有一大洞，可通过定向爆破，使洞中洞连接起来；引进长臂猿、猴等动物；池塘开发造桥养鱼；辟专家学者楼，为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落笔洞遗址提供方便；公路边建“陈列馆”，展销旅游产品等。
建立田独“万人坑”纪念馆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间，为了疯狂掠夺我田独铁矿资源，抓来一万多人充当矿工，这些人中，有来自朝鲜、印度的，国内有抓自各省和港澳地区的各族群众。在日军的皮鞭、刀枪下，他们饥不得食、寒不覆衣、无辜死于鞭打、电烫、火烧、活埋等毒刑的有一万多人，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万人坑”灾难。今有矿井、黑水悠悠，泣诉日军侵华罪行，死难者的遗骨堆积遍地，还有运矿桥、日军营房，是日军侵华的罪恶铁证。这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是我省最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基地。这里离三亚15公里，位于我市中、东线交通要道，可在已圈围的50亩地内建日军侵华时期死难矿工纪念碑和纪念馆。
古城文化史迹的开发
崖州古城是中国最南端的一座古老边城，历经宋、元、明、清的拓修，颇具完整布局，城中及周围，有历代修建的大小百余座建筑，学宫祠庙，塔寺坊表鳞次栉比，星罗棋布。古城人的古朴遗风孕育出特有的边城文化。
1．完成崖州孔庙的修复。1990年以来，孔庙主体大成殿等建筑修复开放，接待了不少国内外游客，日本、朝鲜、美国、加拿大客人来到中国最南端崖州孔庙追寻中国儒家的历史。但由于岁月变迁，部分古建筑被现代办公楼和职工宿舍所占用，部分儒家建筑荡然无存，观者无不望而兴叹。弘扬民族文化，整修殿庑等古建筑是非常必要的。
2．恢复古城雄姿。1990年以来，市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把修复古城纳入“为民办实事”的议事日程。修复了古城文明门城楼和140公尺的古城墙，使古城初复雄伟之姿，受到人们的赞誉。今后要继续做好修复工作，划清保护地带和控制地带，严格禁止乱挖、乱建等破坏性建设；绿化优化环境；城内保留部分明清时代的民居，形成古城民居博物景观。
3．修复盛德堂。位于崖城水南村的盛德堂，是南宋著名抗金首领赵鼎（曾任尚书右仆射、宰相兼枢密使等职）和南宋著名主战派中坚名臣胡铨（宋高宗时任枢密院编修），被秦桧迫害，先后罢职后谪流崖州的居所。赵鼎为抗争朝廷的腐败，在此绝食身亡，留下“气作山河壮本朝”的豪言壮语。四年后胡铨谪此，“盛德堂”为胡铨所题。胡铨谪崖期间，办学教书，汉黎子弟入该学受教，传播中原文化。数百年来，“盛德堂”一直被列为海南文化古迹，受到世人的景仰。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十年浩劫，大部分古建筑遭毁。盛德堂古迹亟待修复。4．修建黄道婆庙。在中国棉纺史上，宋元年间，植棉和棉织技术始从海南岛传播到中原大陆，这个传播者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女纺织技术革新家黄道婆，她在崖州生活几十年，向崖州人民学习并毫不保留地把崖州先进的棉纺技术带到中原大陆。古代崖州人民在植棉和棉织技术方面比全国先走一步，这是三亚人的骄傲。黄道婆为我国和世界纺织业的革新掀开了新的一页，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今南山管区的木棉村，是当年黄道婆活动过的地方，这里盛产大片参天之木棉树，在此修建黄道婆庙可吸引更多的瞻仰者。
5．开辟儒学塘。古代拓土筑城后成池，后人因它靠近儒学而取名儒学塘。这里方圆百亩，有古窑址，幽清水静，茂林修竹，景致秀丽，风月无边，曾是古人辟江亭造逸峒的寻休游览区，开发利用此佳境大有作为。
6．开辟玉井温泉沐浴区。位于城北2公里处，古人曾以“玉井温泉”“温泉漱玉”等定名为崖州八景之一，有“海南风月四时温，一勺甘泉地道存”之誉。早在清代就已辟为沐浴游览区，并在泉边建“既济亭”，碑记、楹联、赋诗、点辍其间。这里可辟为古泉旅游疗养区，重建“既济亭”，恢复“玉井温泉”风貌，仿古楼馆供游人疗养度假。
建立黎族装饰艺术制作研究中心
黎族人民在他们创造的全部文化中，棉纺织技术是最为瑰丽的。纺、织、染、绣四项工艺，至今乃显示着自己的特色，这些工艺较集中地反映在黎锦、黎被和黎族妇女的服饰上，不同的部位织上不同的花纹图案，图案取材于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人物、动物、植物和几何图形，造型和着色极其美观，既像一幅构思巧妙的风俗画，又像古代壁画。这种原始艺术，揭示了黎族人民朴素的感情，鲜明透彻的审美法则，原始艺术中普遍蕴藏着的东西在黎族服饰图案中也都得到显示，已引起中外艺术家的重视。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枝美丽的奇葩，多少世代黎族妇女辛劳智慧的结晶，在“四人帮”的年月里，被视为“四旧”，家家清缴，禁穿、禁做，幸存的，老人寿终要随葬。千载精华，悄然没迹。
为抢救民族文化遗产，可设立黎族服饰制作研究中心，收集整理出版黎族服饰图案，研究制作黎族服饰。把这个抢救工程做好，对于弘扬民族文化是非常有意义的。
开发利用民族节日资源
三亚少数民族节日资源丰富，每年有民族节日多个，如黎族的传统三月三、苗族节，回族的圣纪节、开斋节、古尔帮节等，把这些丰富多彩的民族节日活动纳入文化史迹网的建设中来，在三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参加一次饶有风趣的民族节日活动，不亚于参观一次博物馆。将民族节日活动当作无形文物来对待，正是三亚文化的一大特色。
（1997年5月）
附注
［注释］
①黄怀兴：《我国宗教考古的又一重要成果三亚发现古代伊斯兰教徒墓群》（调查），《中国文物报》1988年7月29日。
②《古兰经》经文，译者为福建泉州伊斯兰史迹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阿文翻译陈达生。
③广东省文化厅1985年5月4日发自治州文化局函。
④《汉书·地理志》
⑤阮崇武：《民族夫人冼夫人》，《海南日报》1999年12月23日
⑥真人元开撰《唐大和上东征传》别题作《法务赠大僧正唐鉴真过海大师东征传》（戒坛院本和北川智〓本）。
⑦《诸蕃志》二卷（宋）赵汝适撰函海第九函，丛书集成初编，史地类，1935—1997排印本。
⑧姜永兴：《广东海南回族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
⑨《宋史·“交趾传”》
⑩《岭南丛述·卷五十七番商》
⑪《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七古迹琼山》
⑫《冯仁鸿·海口市居民源流纵谈》
⑩《乾隆三十九年（琼州府志）·卷十一建置》
⑩《琼州府志·卷四舆地志六山川》
⑮《道光八年（万州志）·卷四坛庙》
⑩《道光八年（万州志）·卷三港湾》
⑰《正德琼台志·陵水川类》
⑩《正德琼台志·卷二十六坛庙崖州》
⑩《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七崖州寺类》
⑳《广东通志·山川略崖州》
㉑《正德琼台志·卷六陵水川类》
［注释］
①《海南名人辞典》第46页张〓条：张〓（1854—1917年）原名镜清，字蓉舫，号芙初，清代举人。崖州黄流汶村（今属乐东县）人。曾在府城琼台书院受业于邱景山、奚兰州，品学兼优。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赴京应试，中顺天乡试。次年再次赴京考进士，因八国联军入侵，京城失守，考场移河南，误期归家，掌教崖州鳌山书院三年，主修《崖州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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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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