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内容
二十世纪90年代初、中期，时任海南省三亚市博物馆馆长的黄怀兴同志，经常与我讨论三亚市的碑铭石刻。1996年7月，他送给我一册《三亚石刻叙录》的稿本。其中，每一通的摩崖石刻和碑刻，都有释文、说明和图版。这个稿本，我十分珍爱，置于案头，遇到工作需要，随时翻检查阅。这前后，他又经常把在报刊上登载的一些研究三亚史迹的文章复印寄给我。然而，几年过去了，对于黄怀兴同志潜心研究三亚史迹，即对一个“小地点”历史关怀的意义和价值，我一直不甚了了。
近年，本人因研究旨趣的转移，对海南岛内几个黎村作了点田野调查，先是昌江王下（见《今日海南》2000年第1期至第7期），再是白沙南开乡高峰村（见《海南日报》2001年6月11日；又《今日海南》2002年第4期至第7期），还有东方市的西方村、白沙县的道小村等等。通过对这些“小地点”的田野调查，逐渐深切地体会到，对一个“小地点”的历史关怀，里面蕴含着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的“大问题”。首先，对一个小规模的地点，在小范围内集中注意力，可以对所要分析的问题或现象有深刻的了解；其次，集中注意力于一个特定的地点，就可以把握住一种有机的、活生生的地方性特征，而这种特征是可渗透性的，可以由这一特定的地点向外扩展到一个更广大的地区，这即是我们通常说的由点到面的简单道理；第三，“小地点”的使用，在于它是一个族群关系网的地方性末端，由于我们得到了这个考察社会和文化的脉络末端，也就可以将无数的地方性的空间网络连接起来，推知全社会的大进程和大变化。我经过反复思索清楚了，黄怀兴在三亚，不但取得易于获得的地方史迹的非常专业的材料和知识，而且便于以此为基准，纠正地方志中的不少错误。进而以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去审视学术、社会和人生。这样一来，我也逐渐地明白了，为什么整理和发掘三亚历史上珍贵史料，成为黄怀兴同志的夙愿！
三亚古称崖州，由于远离中原，被视为“蛮荒”之地，是历代封建王朝流放“逆臣”和孤傲文人骚客的地方之一。为此，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遗留着丰富的文化遗产。黄怀兴同志生于三亚，长在天涯，他孜孜不倦，长期执著于三亚地方史学研究。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多次与广东省政协和有关部门的专家考察落笔洞。据落笔洞的方位、洞内结构以及周围环境，初步探查信息表明，这是一处很有价值的古人类遗址。因为整个落笔山都是碳酸钙石构成，当时某水泥厂在该遗址附近建成，有人主张炸洞取石作为制作水泥的原料，把落笔山当成水泥厂的原料基地。在此遗址将被毁灭的紧急时刻，黄怀兴同志多方奔走，向政府递交落笔洞遗址的调查报告，登门拜访各级领导，陈述落笔洞的考古价值，联络各地的专家、学者，多方呼吁，经过诸多努力，得到省、署、县领导同志的重视和支持，责成生产部门取消炸洞取石方案，使这一遗址得以保护下来。然后他又向政府提交了保护落笔洞的报告，引起政府的重视，批准发文重点保护。后经文物普查和考古部门的两次发掘，核定落笔洞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分布最南的一处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发展的遗址。1989年9月被列为市级重点保护单位，1994年11月被列为省级保护单位，2001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有人认为，三亚地区黎族服饰一概黑色，单调而少变化。在这个观点影响下，三亚黎族服饰的搜集、研究、保护和抢救等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但黄怀兴同志根据多年的搜集和研究认为，著名的纺织革新家黄道婆，宋末元初活动在古崖州黎村三十多年，向黎人学习纺织技术，这里的服饰文化应是多彩多姿。于是他跑遍三亚的黎族村寨，结果征集到一批原始而各具时代特色的黎族服饰，丰富了三亚博物馆的馆藏，并被推荐到北京展出。海南黎族精湛的传统服饰文化，受到国内外人士的高度赞赏。
黄怀兴同志博采慎择，广泛搜集，严肃考订，毕十年之功，完成了这部20多万字的力作《三亚史迹叙考》。
《三亚史迹叙考》中，查清了三亚古遗址35处，古墓葬11处，古建筑19处，古代摩崖石刻21处，古代碑匾石刻12通，近现代主要史迹35处，近现代代表性建筑11处。通过系统的整理，每个条目、名称、位置、时代以及历史渊源都作了翔实的调查说明，这来自第一手材料，是地方史和区域文化研究的可喜成果，不仅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1975年以来，三亚、陵水连续发现古代伊斯兰教徒墓群六处，黄怀兴同志又在沿海滩发现几处墓碑出土点。黄怀兴同志以实地调查的大量材料，探讨研究南方沿海的历史、海南岛古代海外交通史以及海南岛在我国古代海外交通史的地位，和伊斯兰教传入我国的历史。
对于三亚石刻，作者不沿袭成论，不迷信权威，而是搭竹攀崖，实地拓片调查，广泛搜集，严肃考订，纠正光绪《崖州志》多处误载，证还“天涯”石刻的纪年，论证元代“龟蛇图”石刻为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奋师大伐”“征黎”的历史；考证“落笔洞”的题刻者为云从龙于元世祖至元癸未（公元1283年）年所题，澄清了历史的悬疑，填补了崖州史籍的一项空白。同时查证光绪《崖州志》对于落笔洞题刻的多处误载。拓深宋代“小洞天记”石刻的研究，查证石壁，纠正误载十多处。以充分的史料，证实“大洞天”得名始见于明景泰年间。此外，还从三亚出土的文物考证其根本，使尘封掩去光泽的文物古迹生辉重光。
《三亚史迹叙考》虽参求史书方志，但作者不步古人后尘，大胆探索，慎择求证，补方史之不足，纠方史之失误，对地方史的研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是难能可贵的。
刚从白沙黎族自治县黎村田野调查归来，见黄怀兴《三亚史迹叙考》书稿，嘱予作序。翻读兹书，感益良深，谨赘数语报命云云。
近年，本人因研究旨趣的转移，对海南岛内几个黎村作了点田野调查，先是昌江王下（见《今日海南》2000年第1期至第7期），再是白沙南开乡高峰村（见《海南日报》2001年6月11日；又《今日海南》2002年第4期至第7期），还有东方市的西方村、白沙县的道小村等等。通过对这些“小地点”的田野调查，逐渐深切地体会到，对一个“小地点”的历史关怀，里面蕴含着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的“大问题”。首先，对一个小规模的地点，在小范围内集中注意力，可以对所要分析的问题或现象有深刻的了解；其次，集中注意力于一个特定的地点，就可以把握住一种有机的、活生生的地方性特征，而这种特征是可渗透性的，可以由这一特定的地点向外扩展到一个更广大的地区，这即是我们通常说的由点到面的简单道理；第三，“小地点”的使用，在于它是一个族群关系网的地方性末端，由于我们得到了这个考察社会和文化的脉络末端，也就可以将无数的地方性的空间网络连接起来，推知全社会的大进程和大变化。我经过反复思索清楚了，黄怀兴在三亚，不但取得易于获得的地方史迹的非常专业的材料和知识，而且便于以此为基准，纠正地方志中的不少错误。进而以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去审视学术、社会和人生。这样一来，我也逐渐地明白了，为什么整理和发掘三亚历史上珍贵史料，成为黄怀兴同志的夙愿！
三亚古称崖州，由于远离中原，被视为“蛮荒”之地，是历代封建王朝流放“逆臣”和孤傲文人骚客的地方之一。为此，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遗留着丰富的文化遗产。黄怀兴同志生于三亚，长在天涯，他孜孜不倦，长期执著于三亚地方史学研究。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多次与广东省政协和有关部门的专家考察落笔洞。据落笔洞的方位、洞内结构以及周围环境，初步探查信息表明，这是一处很有价值的古人类遗址。因为整个落笔山都是碳酸钙石构成，当时某水泥厂在该遗址附近建成，有人主张炸洞取石作为制作水泥的原料，把落笔山当成水泥厂的原料基地。在此遗址将被毁灭的紧急时刻，黄怀兴同志多方奔走，向政府递交落笔洞遗址的调查报告，登门拜访各级领导，陈述落笔洞的考古价值，联络各地的专家、学者，多方呼吁，经过诸多努力，得到省、署、县领导同志的重视和支持，责成生产部门取消炸洞取石方案，使这一遗址得以保护下来。然后他又向政府提交了保护落笔洞的报告，引起政府的重视，批准发文重点保护。后经文物普查和考古部门的两次发掘，核定落笔洞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分布最南的一处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发展的遗址。1989年9月被列为市级重点保护单位，1994年11月被列为省级保护单位，2001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有人认为，三亚地区黎族服饰一概黑色，单调而少变化。在这个观点影响下，三亚黎族服饰的搜集、研究、保护和抢救等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但黄怀兴同志根据多年的搜集和研究认为，著名的纺织革新家黄道婆，宋末元初活动在古崖州黎村三十多年，向黎人学习纺织技术，这里的服饰文化应是多彩多姿。于是他跑遍三亚的黎族村寨，结果征集到一批原始而各具时代特色的黎族服饰，丰富了三亚博物馆的馆藏，并被推荐到北京展出。海南黎族精湛的传统服饰文化，受到国内外人士的高度赞赏。
黄怀兴同志博采慎择，广泛搜集，严肃考订，毕十年之功，完成了这部20多万字的力作《三亚史迹叙考》。
《三亚史迹叙考》中，查清了三亚古遗址35处，古墓葬11处，古建筑19处，古代摩崖石刻21处，古代碑匾石刻12通，近现代主要史迹35处，近现代代表性建筑11处。通过系统的整理，每个条目、名称、位置、时代以及历史渊源都作了翔实的调查说明，这来自第一手材料，是地方史和区域文化研究的可喜成果，不仅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1975年以来，三亚、陵水连续发现古代伊斯兰教徒墓群六处，黄怀兴同志又在沿海滩发现几处墓碑出土点。黄怀兴同志以实地调查的大量材料，探讨研究南方沿海的历史、海南岛古代海外交通史以及海南岛在我国古代海外交通史的地位，和伊斯兰教传入我国的历史。
对于三亚石刻，作者不沿袭成论，不迷信权威，而是搭竹攀崖，实地拓片调查，广泛搜集，严肃考订，纠正光绪《崖州志》多处误载，证还“天涯”石刻的纪年，论证元代“龟蛇图”石刻为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奋师大伐”“征黎”的历史；考证“落笔洞”的题刻者为云从龙于元世祖至元癸未（公元1283年）年所题，澄清了历史的悬疑，填补了崖州史籍的一项空白。同时查证光绪《崖州志》对于落笔洞题刻的多处误载。拓深宋代“小洞天记”石刻的研究，查证石壁，纠正误载十多处。以充分的史料，证实“大洞天”得名始见于明景泰年间。此外，还从三亚出土的文物考证其根本，使尘封掩去光泽的文物古迹生辉重光。
《三亚史迹叙考》虽参求史书方志，但作者不步古人后尘，大胆探索，慎择求证，补方史之不足，纠方史之失误，对地方史的研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是难能可贵的。
刚从白沙黎族自治县黎村田野调查归来，见黄怀兴《三亚史迹叙考》书稿，嘱予作序。翻读兹书，感益良深，谨赘数语报命云云。
附注
※周伟民：海南大学文学院原首任、二任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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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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