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说说我们家在九所中学时的衣、食、住、行。
  穿衣方面：从1954年9月开始，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就决定对棉布实行统购统销，并且开始发放“布票”。全国各地发放布票的标准也不相同，有资料称：发布票最多的应该是冬季漫长又寒冷的哈尔滨，人均2丈4尺，可以做一套棉衣。北京市每人每年1丈7尺3寸，可以够大人做一套衣服，而且大人小孩一样多，全家人大小搭配着用，应该说还凑合。天津市每人每年1丈3尺。最糟糕是四川省，起初每人1丈5尺，还马虎，但是到1958—1959年每人降到7尺4寸，只能做一件上衣，而到1960—1961年竟然降到每人才3尺7寸，只能做一条短裤。我记得广东省大人每人每年1丈3尺6寸，小孩子比较少。总之，当时供应的棉布不仅数量少，而且品种单调，用布票买到的多是蓝色或灰色粗布。当然质量好、色泽鲜艳的也有，但那是高价布，一般老百姓是买不起的！
  1956年我刚出来工作的时候，每月工资58.85元，应该说是不少的，因而也添置了几套好衣服。只是我的4个孩子都是在乐东县九所镇出生的，每年每个孩子都要做新衣服，而广东发给孩子的布票比较少，孩子小时还好办，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布票的使用也往往捉襟见肘了。不过，九所气候好，冬天也不太冷，不用穿棉衣也能过冬，同时我们遵循老一辈“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教导，大姐大哥穿旧了的，老三老四接着穿，还是勉强可以对付的。
  伙食方面：我是1960年结婚的，婚后孩子一个个出世，到1971年，我们已经从最初的“两人世界”，变成了“六口之家”。我们碰到的首先是粮食问题。因为全家吃的是“商品粮”，我俩夫妇吃的是“教工粮”，每月26斤，“三年经济困难”以后，降为22斤。孩子们的口粮为9斤、13斤、15斤……（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的）。按国家供应的口粮是不够吃的。幸好我爱人管理学生食堂，和学生的关系好，每月都能从学生那里买点高价米，这就保证了全家人不饿肚子。
  本来“商品粮”是配有食油的，但是1959年“经济困难”以后，食油的供应就断断续续，而且才一二两，根本不能解决问题，还得另想办法。当时我爱人管理学生食堂，经常去买菜、买肉的，她了解到九所人不吃“猪下水”，很便宜，五六分钱就可以买一个。因为“猪下水”上有一层薄薄的网油，把它剥下来煎成油，能解决家里吃油的大问题，所以她经常买“猪下水”回家煎油。再者，当时九所食品站经常杀牛，牛蹄也是没人买的。一头牛4只蹄，两三角钱就可以买到。我爱人把它买回来，想方设法，把它做成美味可口的菜肴，一家人吃得津津有味。
  为了改善生活，给孩子们增加点营养，1972年，我发动罗马大队的七八个学生，帮我织了一张渔网，九所方言叫“扛罾”，那是用两根竹竿做支架的方形渔网。网的下端本来要用铅坠，可是我找不到铅，就拣来许多牙膏壳，把它熔化后做成一块块“铅坠”，装在渔网上，也挺好的。有了“扛罾”，星期天我就带着孩子们到十所村的鸭母沟或一些水塘里去捞鱼虾。那时我大儿子才8岁，别人家的孩子还在向父母撒娇，而我却要他同我一起拉“扛罾”，握紧竹竿，在水里拖来拖去，捞捕小鱼小虾。偶尔也捞到青蛙或大一点的鲤鱼，那简直把我们都乐坏了，有时捞到泥蛇、草花蛇，也把我们吓了一跳，其中的苦味，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恐怕是很难体验到的。海南的太阳是很辣的，我们在太阳底下抓鱼，往往连草帽都不戴，光着膀子，只穿一条短裤衩，几个钟头下来，人也成了“非洲人”了。
  今天，和孩子们说起这些往事，他们都还记忆犹新。他们说，艰苦的生活锻炼让他们从小就体味到生活的不易，体味到父母的艰难啊！
  住宿方面，就不能不讲讲我搭建茅草房的故事。
  1960年我结婚了，学校分了间10平方米的瓦房给我们，要自己开伙了，没有厨房，只好在教室的走廊里，用三块红砖垒起的灶台上煮饭、炒菜，那是要等到放学以后才能进行的。我们就这样艰难地生活着，直到1962年我的大女儿出生。
  1963年，学校修建了第二栋教工宿舍，分给我2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房子刚盖好屋顶，地板还来不及平整，我就迫不及待地自己买了两包水泥，叫几个学生帮忙，自己当“师傅”打地板了。一间房怎么住一家人呢？我在房子中间拉上一块布，把它分成前庭和后院。前庭，放有一张书桌和两把椅子，是我备课、批改作业和接待客人的地方；后院，除了安置大小一张床外，还搭了一个木架子，把家里的衣物放置在上面，这样安排就显得井井有条了。没有厨房，于是，我就发动学生帮我在房后的空地上搭建了一个十几平方米的茅草房，里面不仅砌有可供煮饭、炒菜的灶台，还可以放一张小方桌，一家人可以围坐在一起用餐……这就是我在九所中学的家。
  1964年以后，孩子们接二连三地降临到我家……一间瓦房已很难容下我们“六口之家”了。于是我发动学生上山砍木条、割茅草在我住的平房旁搭建起一间20多平方米的茅草房，里面放有两张大床，我和两个儿子都住在那里，直到1980年我被调去乐东中学时，才告别茅草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