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解放前有粮食市场，全国解放后，一直到1952年各地还有粮店，有粮商做粮食生意，人们还能自由买卖粮食。但是——
  1953年，我国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城市人口增加以及以粮食为原料的工业逐步发展，对粮食的需求日益增大，粮食供应显得紧张起来，因而造成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
  粮食统购统销，是中央财经委员会负责人陈云同志1953年提出来的建议，10月2日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毛主席批准的政策。这就是政府用强制手段，要农民把粮食卖给国家，全民所需要的粮食都由国家供应。城镇人口每家一个粮本，大人、小孩供应粮食的数量不同，全家人供应多少粮食，都写得清清楚楚，居民就拿粮本到粮所去购买粮食；农村人口也是按劳动力和非劳动力人口多少到生产队里领取口粮，此外每家还有一点饲料粮，多余的粮食全部都要卖给国家，同时国家严令禁止粮食自由买卖。后来1954年9月，中共中央和政务院还分别决定，对棉布、油料实行统购统销，对棉花实行统购。这样，粮、棉、油等比较重要的农产品退出了自由市场，开始由国家垄断经营了。
  实行统购统销以后，农民除了交“公粮”之外，还要卖“余粮”。既然是“余粮”，本是“多余的粮食”，是农民除了口粮、种子、饲料粮以外的粮食，可是政府往往把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粮都强行收购走了，这叫做征“过头粮”。农民没粮吃了，国家又要返销给农民。这一“征”一“返”，粮食往返运输，那是多大的浪费呀，可是“过头粮”还是年年征，为什么呢？因为征购的多，返销的少；征购的粮价低，返销的粮价高嘛！
  1959年—1961年连续的自然灾害，造成我国“三年经济困难”，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至今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据说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是3400亿斤，可是征购就达到了1200亿斤，占三分之一强，这样农民怎么不挨饿呢？再加上1958年“大跃进”时的“放高产卫星”，《人民日报》就曾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2亩小麦创亩产7320斤的记录，广东省连县1.73亩中稻亩产60437斤。……只要有点头脑的人想一想，都不会相信啊！征粮过度又放粮食卫星，农村出现饥荒，导致饿死人，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解放前我们村地少人多，全村绝大多数人都是在忍饥挨饿中过日子的。我记得1952年土改时，全高坑村人均水田只有4分多，还有极少的坡地，那时，我们家只有父母是劳动力，我们七个兄弟姐妹都在读书，尽管父母拼命劳动，粮食也是不够吃的。1954年以后，虽说参加了农业合作社，但是生产队里按工分分粮，我们家劳动力少，分的粮食就少，虽然孩子们在课余都积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可是工分少，而且工分值很低，往往买口粮都不够。解放前我们村的农民，除了种田以外，还可以搞点副业（主要是织土布），有点经济收入；解放后，特别是农业合作化后，没有土布织了，缺少了副业收入，单纯种田，尽管粮食亩产已经“超纲要”（按1956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规定：我们在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亩产要达到800斤）了，但全村人的生活仍然十分困难。多数都是缺粮户，平时都吃稀饭，只有过年过节或者有尊贵的亲戚、客人来了，全家才能吃上一顿干饭。
  1956年我出来工作后，开始的时候还寄点全国或广东的粮票回家，帮助家里解决粮食问题，后来我落难了，刚好又碰上“经济困难时期”，那时我们教师的口粮标准是每月22斤大米，1960年以后逐年减少，最少时每月只有15斤，过去还有2两油供应，那时也中断了供应。这样一来，九所中学老师很多人都患水肿病，这引起了上级部门的重视，专门配一些大豆给患病老师，粮食也从15斤增加到18斤，最后增加到22斤，这样才治好了水肿病。而我为什么没有得水肿病呢？原因是我上体育课，吃粮每月30斤，再一个是很多学生关心照顾我，他们经常带些番薯甚至大米到我家“加餐”，他们煮得多，吃得少，剩下的就归我享用了。50年前刻骨铭心的事，我还记忆犹新啊！
  文化大革命后期，大概是1974年或是1975年吧，在九所、冲坡一带，有辽宁、湖南等省“南繁育种队”来育杂交良种，这种三系水稻良种，按国家规定一斤可以换10斤粮食。于是我就带领孩子们去他们收获完后的三系育种田里拾稻穗，即使一串稻穗也捡起来。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近半个月的努力，我们终于拾到了50多斤良种，寄回家里，换回了500多斤粮食。父亲写信来说，增加了这些粮食，解决了大问题，全家人一年都能吃饱了。
  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以后，我国社会立即分为吃“商品粮”与吃“农业粮”的两大阶层，吃“商品粮”的是城里人，吃“农业粮”的是乡下人。再加上当时实行的户籍制度，城里人和乡下人都是“世袭”的，“乡下人”要想变为“城里人”，由吃“谷”变为吃“米”，要么去当兵，被提拔做军官；要么读书，考上大学，户口迁出去，只有这样，“农业人口”才能变为“非农业人口”。粮食统购统销和户籍制度带给农民的痛苦，大概是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始料不及的啊！
  要不是改革开放，我国的统购统销政策可能一直继续下去。1978年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1983年人民公社解体，这才彻底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空前提高，粮食真正增加了，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其他农副产品也大幅度增长。由于全国各
  地的存粮增多了，到1992年底，全国844个县（市）都放开了粮食价格，粮食市场形成，统购统销政策才真正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