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1968年暑假，乐东县的中小学教师全部集中在黄流中学举办“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就是在这个“学习班”里，在一次批斗大会上，我们学校的高锡璋老师竟然被诬陷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既没有立案，也没有审讯，更没有签字画押，仅凭“文革”初期在大鸣大放中个别人的揭发材料，就被造反派拉出去枪毙了。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这些人也真是太无法无天了。
  高锡璋老师，50岁左右，个子不高，比较瘦削，白皙的脸上经常面带笑容，说话低声细语，性格蛮温和的。他原是一名不错的小学校长，1956年九所小学附设初中班时，就被调来当语文老师。1957年我刚来初中班时，我和他都住在唯一的一栋瓦房里，是邻居。后来我们又长期教同一年级的语文课。他的古文基础比较好，有些文言文方面的问题，我经常向他请教，他都很积极地为我查资料，解答疑难；对于有关现代汉语的问题，特别是拼音方面的问题，他也常常虚心地问我，我也尽力地帮他解决，所以说我们相处得是非常融洽的。他备课认真，教书负责，虽然方法比较老旧，普通话说得不那么准确、流利，但能坚持用普通话讲课，学生对他的教学还是比较满意的。他自学中医，能开药方，师生中凡是有病求他看病开中药的，他都乐意免费为大家服务，效果很不错。10多年来，他和老师、同学的关系都很好。虽然在“文革”开始时，有人曾揭发他是国民党员，说他年轻时喜欢唱民歌，宣传封、资、修思想，毒害青少年，但是那不过是个别人的说法而已。我连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位与世无争、与人为善的老师，既没有杀人放火，也没有走私贩毒，纵使他过去真是国民党员，年轻时确实唱过一些郎呀妹呀的土歌，也不至于罪不容诛吧？但是悲剧毕竟发生了，这种违法乱纪的行为，这种草菅人命的举动，真是令人发指，也让人不寒而栗啊！
  至于他被害的具体过程，因为我没有参加那次批斗会，所以无从知道。但联想到在“文革”中乱批乱斗、乱打乱杀的事件，不仅天天发生，而且处处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听说我们家乡就有一个大队，在一日之间，把大队的地、富、反、坏分子连同他们的家人，总共几十口人，全被基干民兵用锄头、棍棒敲死在河滩上，鲜血把河水都染红了……这样的人间悲剧，竟然发生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大地上，岂不哀哉？！
  1968年下学期开学不久，九所中学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学校政治教师覃文新当了革委会主任，学校的工作才慢慢地开展起来，可是教学一直无法正常进行，教师无心教，学生无心学，成了普遍现象。
  11月，辛锦德老师、王资杏老师和我被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什么？大概是辛老师是归侨，全家都在柬埔寨；王老师和我，曾是右派分子，虽说都摘掉帽子了，但仍是“摘帽右派”，这些全是不可靠的人啊，所以要下放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辛锦德到九所公社龙浩大队的太隆水库，王资杏到九所公社十所大队，我到九所公社四所大队。这时我爱人正临盆在即，而且我身边还有两个孩子需要我照顾，有同情心的人也会让我留在学校，照顾一下家庭，可是我们的某些领导却毫不理会，非要叫我马上下农村不可。唉，对我的歧视，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呢？
  九所公社四所大队是乐东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大队，那时毛主席的谈话、电报、批示、文章，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一律都称之为“最高指示”，每天《人民日报》第一版的版面上，都会在最显著的位置上，刊登他的“最高指示”。如果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那么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刮风还是下雨，四所大队都会在大队部召集社员宣读，同时会派人把最新的“最高指示”，送到山野田间的鸭寮。有一个晚上，我就和一位老农去冲坡公社赤塘村为四所大队的养鸭人送“最高指示”，我们在茫茫的田野上转来转去找了很久，直到凌晨4点多，才在靠近山岭的地方找到鸭寮，当我俩向4个养鸭人宣讲完“最高指示”后，东方已微微发亮了。四所大队真是做到了宣传“最高指示”不过夜啊！我不知道这是“忠”，还是“愚”！
  乐东沿海地区的人都知道，自古以来四所人除了种田以外，还以养鸭闻名全岛。大队的每个生产队都有孵化室，春秋两季水稻扬花的时候，他们就自己孵鸭苗，鸭子孵出来了，最初还不能吃谷子，养鸭师傅就要带几个年轻的养鸭人，煮米饭来养它，大概吃一星期左右，就赶上早熟的水稻收割了，于是养鸭人就赶着鸭子一个田块、一个田块地巡走，早稻收割完了到中稻，中稻收割完了到晚稻，一个多月后，所有的稻子都收割完了，鸭子也长大到可以出售了。每年四所大队的成十万只鸭子就是这样养出来的。这虽然给四所人增加了一点收入，但那是四所人以日晒雨淋的煎熬得来的呀。当你吃着香、甜、嫩、滑的鸭肉时，你是否想起那奔走在田间地头、风餐露宿的四所农民兄弟呢？
  我到四所大队后，大队的洪书记把我安排在一个姓罗（上早哥）的贫农家里，除了跟队里社员一起干农活如犁田、耙地、放水之外，还应大队要求，帮大队做宣传，出墙报、黑板报，写标语之类的工作。不久，我帮大队组成了一个“老贫农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全队有10来个男女老农民。我给他们编写节目，教他们唱歌、跳舞、说快板。那时各地正在大跳“忠字舞”，宣传演出很多，我们的节目虽然不比青年学生的那么丰富、精彩，但他们是五六十岁的老农民，感情非常纯真，所以还是受到农民兄弟的热烈欢迎。就这样，我一直在四所“三同”，接受再教育，长达9个月，直到1969年8月底，我才回到九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