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1966年——1976年，我国发生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我国人民永远都不能忘记的“大内战”——“大武斗”——“大浩劫”，上至共和国开国元勋，出生入死的将军，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著名的专家学者，下至一般干部，工农群众，大中学生，都懵懵然地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这场“革命”运动。由全国红卫兵的“大串联”，到各地“造反派”组织的兴起；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到“大辩论、大批判，大斗争”；由“破四旧”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到“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抓“叛徒”、斗“走资派”；由“砸烂公、检、法”到“清理阶级队伍”……也不知道是“群众运动”，还是“运动群众”。总之，由“文化大革命”变为“武化大革命”，由软绵绵的“批判”变为硬梆梆的“夺权”，于是乎全国各地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一大批“叛徒”、“特务”、“走资派”倒台了，“革命路线”胜利了，阴谋家、野心家、“打、砸、抢”分子摇身一变，成了“革命闯将”粉墨登场了。1969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了，林彪成了副统帅，法定的“接班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从此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然而好景不长，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副统帅竟然要“抢班夺权”，搞了个“571工程”要谋杀伟大领袖……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计划竟然破产，林彪、叶群、林立果只好仓皇乘三叉戟飞机叛逃，最后折戟沉沙，于1971年9月13日，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从1966年6月开始，全国的大中学校就停课闹“革命”了，红卫兵到处煽风点火，今天批老师，明天斗校长；今天破“四旧”，明天抓“叛徒”，可是学业荒废了，思想混乱了，最后只有“上山下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
  全国的概况如此，九所中学的文化大革命又如何呢？
  1966年6月初，有北京来的学生到海南各地串联，宣传文化大革命。其中有几个人来到乐东县黄流镇……在他们的影响下，九所中学一些学生也立即成立了九所中学红卫兵组织，左臂上戴了“红卫兵”袖章。不久，一些出身好、历史清白的教师，也加入了他们的红卫兵组织。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炮制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提出“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九所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同学下乡去把一座土地庙的塑像砸掉了，把一位老师的尖头皮鞋作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剪坏了……不过，乐东县委、县政府很快就派工作组到县里的各个中学，领导文化大革命了。工作组到九所中学以后，组织红卫兵学生批判钟兆平校长，说什么他执行资产阶级的办学路线，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毒害贫下中农的子弟……同时把学校中曾经戴过“右派分子”帽子的几个老师揪出来批判，其实他们并没有什么具体材料，不过是把这些脱帽“右派”老师戴几顶大帽子，臭骂一顿而已。最后听从学校红卫兵的意见，把乐东县九所中学改为“乐东县红旗中学”……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正式召开（5月27日至开预备会议）中共中央八届十一届全会。刘少奇同志报告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的各项工作进展，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会上印发了毛主席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复信，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并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8月5日，在全会期间《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
  8月10日下午，毛主席亲自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对前来庆祝《十六条》的群众（包括红卫兵）代表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从此这条“毛主席语录”几乎成了文化大革命开会时必读的语录。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北京第一次接见各地来京的师生和红卫兵，号召全国的大、中、小学生都到各地去串联，说青少年要“经风雨，见世面”，“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练成长”，于是全国掀起了大串联的高潮。红卫兵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带到各地，带动了各地的动乱，使地方党组织陷于瘫痪。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再也上不成课了，成了无政府状态。当时还美其名曰：停课闹革命。九所中学红卫兵也组织了一支长征串联队，20多位师生步行去毛主席家乡湖南韶山冲。
  从8月31日至11月26日，毛主席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多万红卫兵……
  1966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有红卫兵组织在天安门广场打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横幅，公开呼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以后又发表了毛主席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于是全国陷入一片混战之中。这场大串联，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妨碍了正常的生产和交通运输，地方各级党政机构逐渐陷入瘫痪状态，大部分学校、企业也被迫停学、停产。从1966年11月16日起，中共中央、国务院多次发出通知停止大串连，但没有彻底制止大串联，一直到1967年的8月，毛主席号召“就地闹革命”，大串联活动才基本结束。
  1966年底，乐东县委、县政府受到师生们的冲击，同意每个中小学教师可以预支3个月工资，外出串连，参加文化大革命。于是，我预支了3个月工资，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和黄流中学的4位教师：吴令智、岑庆光、吴星勇、刘德聪，两个学生：吴天尧、吴永佳，组成了一支自行车长征串联队，于1967年元旦，从九所出发，经过崖城、三亚（住宿）、陵水、万宁、中原（住宿）、嘉积、文昌（住宿）到达海口，住在解放路的一个接待站里。
  在路过万宁县城时，发生了一件惊险的事。当时我们在万宁农贸市场看大字报，突然，刘德聪被好几个青年农民包围起来，其中有一个农村干部模样的人很凶，他当胸死死的抓住刘德聪，说要把他抓回大队去批斗。原来是几年前，刘德聪被抽调去参加农村工作队，到万宁搞“四清”（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曾经组织群众批斗过他，现在他要趁此混乱之机报仇。我们几个看情况不妙，恐怕刘德聪被抓回去打死，所以大家拼命把刘德聪抢了回来，骑上自行车就走。到龙滚镇接待站时，天色已晚，原计划在这里过夜，为免不测，大家临时改变计划，决定连夜赶往琼海县的中原镇，于是我们顺着公路摸黑前进，当我们到达中原镇接待站时，竟然发现不见了吴令智，我大吃一惊，怕他发生意外，就和两个学生立即顺原路返回去寻找，还好，走不多远，就看见他疲惫地骑着自行车慢慢走来，这时我们心中的大石头才真正落了下来。
  在大串联时期，中央有通知给各级地方政府，要在交通线上沿途设立接待站，接待参加大串联的革命师生，安排食宿。所以我们一路走来，都能顺利地找到接待站，不仅有饭菜可吃，还可以安排住宿；每个比较大的乡镇、县城，都设有大小不一的接待站，串联的学生是免费的，而我们教师则每餐要交二角钱，四两粮票。这真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怪事。当时在路上来来往往串联的学生很多，很多是有老师带队的有组织的队伍，多的二三十人，少的也有十个八个。据说接待站的开支都是政府拨付的，全国每天究竟要多大开销呀！
  我们到海口后，每天都到大街上去看大字报，搜集一些自己认为有价值的消息，然后把它刻印出来，做成传单，张贴或散发出去。我们自认为这就是参加文化大革命了，大家都干得很起劲。但是我们的目的是北上串连，所以不久我们就渡过琼州海峡，走向湛江了。
  1967年1月12日，我们来到湛江，竟然看见大街小巷都挂出“打倒刘、邓、陶（铸）”的大标语，着实吃惊不小，思想上产生迷惘，有“洪洞县里无好人”的感觉。在接待站里每天都可以看见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传单，少数是铅印的，多数是油印的。我们也学习人家的样子，把从报纸和传单上收集到的信息，编成一份传单，用蜡纸刻写好，油印出来，有时拿到大街上散发，有时张贴在街头巷尾，自以为这就是参加文化大革命了。看到有卖毛主席像章的，总是想方设法去买来，别在衣襟上，以显示自己对毛主席的忠心。
  到广州后，我们从报纸上看到周恩来总理的讲话，要我们革命师生回到各自的学校去“复课闹革命”，于是我们这支自行车长征队就自动解散了，刘德聪、吴星勇等人把自行车卖了，买车票各自回家了。我没卖自行车，而是骑着自行车，独自一人，从广州骑自行车回五华华城，第一天跑到新作塘，第二天跑到灯塔，第三天已经接近春节了才回到家。在家里过完春节后，已是1967年2月份了，我又独自一人骑自行车下广州，到广州后，我带着自行车坐轮船到海口。轮船一到秀英码头，我赶紧上岸，然后骑上自行车沿西线公路狂奔，来到澄迈县的福山镇时，天色已晚，只好找到福山接待站住了一晚。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从福山骑上自行车时，右膝关节僵直，不能弯曲，只能左脚出力，约莫骑了1公里以后，右膝关节才能伸曲自如。这段路人烟稀少，我一个人孤零零地骑着自行车，心里都有些发毛……经过长途跋涉，我终于来到昌江县叉河镇，这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但我还是坚持找到叉河水泥厂接待站。当我在接待站吃完饭，躺在床上时，才感到浑身像散了架一样。这也难怪那一天我跑了157公里，是我在串联中一天骑自行车最长的距离啊。第三天下午5点多钟回到九所中学。回到学校后，说是“复课闹革命”，其实很
  不正常。那时钟兆平校长已靠边站了，工作组也撤销了，成立了“临管会”，由政治教师覃文新和原教导主任周选桂等人负责，但大家都不太听招呼，教师中我行我素的很多，好像谁也管不了谁。学生也极端自由，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所谓上课，也不过是拿本“红宝书”（即《毛主席语录》），大家读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