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60年前，马寅初就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以《新人口论》为题，提出“我国人口增长过快”，“非控制人口不可”的正确意见，可惜遭到毛主席的否定，他的观点和意见不仅没有被采纳，反而被当作“新马尔萨斯人口论”受到严厉批判，结果怎么样呢？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的人口灾难就逐渐显露出来了。据我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人口总数从1953年的6亿多一点，到1964年增加到7.23亿，到1982年竟增加到10亿3千多万，18年共增加3.1亿，增长45.1％，平均每年增加1742万多人，平均增长率为2.1%％。更有人说1962年，出生率迅速达到37‰，1963年更是陡增到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43.37％。1962年以后每年出生人数高达2700万左右，最高时1963年甚至达到2954万，年净增人口数也平均高达2000万以上。总之，人口数量快速膨胀，而我国经济却长期徘徊不前，这样迫使中央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不得不强制实行非常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农村家庭才可以生两个。经过20多年的努力，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的出生人口就已经降到1.5％以下了，官方认可的生育率水平是1.7％左右，这样我国至少持续了18年的低生育水平，而每年死亡的人数在回升。这样，每年总人口在增加，但是增幅每年递减，这种递减会延续到2030年左右，接着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
  由于长期实行严厉的一胎化政策，从人口的年龄结构来看，中国年轻人口比例不断下降，而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例如，0—14岁的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为33.6％，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降到27.86％,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降到22.8％，2008年进一步降到19.0％，下降速度相当快。
  多年出生率的下降导致了劳动力增长的不足，严重威胁经济增长。中国社科院在《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就已经明确指出，青壮年劳动力短缺现象正由沿海向内地蔓延，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正逐步向供不应求转变。正如我们这几年所看到的，民工荒从周期性的、政策性的“荒”，转变为趋势性的、总量的“荒”。从珠江三角洲到长江三角洲，再到中西部地区，今年甚至在许多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如四川、安徽和河南等地也出现了民工荒，而且不仅是技术工人短缺，连普通劳工也严重短缺。
  同时，据2010年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以上人口为1亿7764万多人，占总人口的13.26％，；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总人口的8.87％,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而0—14岁人口的比重却下降了6.29个百分点。
  所以说现在我国的人口问题，已经不是马寅初关注的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而是人口的结构失衡问题加剧，独子、老龄化和可婚人口性别比失调构成重大问题。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比其他国家更为脆弱也更为严峻。目前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已经达到13％，再过十多年就会达到20％，老龄人口从10％增加到20％只用了20多年，而欧洲达到这个水平用了近60年，法国用了100年。他们的老龄化与工业化进程、城市化进程相伴随进行，时间也比较长。中国在这么短时间迎来快速的老龄化，物质准备和制度准备都不足，完全是“未富先老”。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过亿的国家，据测算，从2014年开始，中国将进入每十年增加1亿老人的阶段。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2050年，老年人口的总数将超过4亿。而那时，所有发达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也不过3.9亿。这么多老年人的生活保障、医疗保健，要付出很大的精力、财力和物力才能解决，届时全社会的养老压力将达到一个可怕的程度。
  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难题呢？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认为，老年人口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要靠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发展经济，而不是靠多生孩子可以解决的。而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陈友华则认为，依靠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来化解老龄化问题，并不现实，甚至只是治标之策。陈友华说：“放眼全球，还没有看到哪个国家在人口深度老龄化的背景下，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并且保持科技创新能力。普遍现象是伴随老龄化程度加深，这个地方的经济增长潜力和科技创新能力不断衰减，一个人口深度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强劲是不可能实现的。”目前全世界社会保障制度相对比较完善的地区在北欧，他们也正遭遇前所未有的老龄化危机。为了维系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瑞典、挪威等一些国家的财政实际上已经接近破产。
  我国怎么办？聪明的读者，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