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内容
1957年，九所小学附设初中班健康地向前发展。
首先，校舍扩建了。学校新建好了两间瓦房，一间是120平方米左右的教室用房，另一间是综合性用房。综合性用房的设计比较独特，中间有一个三四米宽的通道，通道两边的墙上设有通告栏，学校的布告、通知等就贴在那里。通道左右两边各有一间40平方米的大间：一间做学校会议室，室内有一张乒乓球台，不开会时可供教工打乒乓球；另一间做图书阅览室，里面有几个大书橱，书橱既可以存放学校不多的图书，又能把房子隔成里外两部分。里间的空间小，只可供图书管理员进去整理、摆放图书；外间比较大，有一张大桌子放在中间，桌子上放有学校订阅的十几份报纸杂志，桌子周围有长椅子，学生进去，既可以向管理员借图书，也可以坐在长椅子上阅读报纸、杂志。围绕这两间房子的是一米多宽的走廊，走廊的东西两边还各有3个小房间，做为教师宿舍。
为了凸显这座综合性用房，设计者别出心裁地为它设计了一米多高的台基，把整座房子抬高起来，并且把它建在学校的中心位置上。在它的前面修了一个成百平方米的花圃，建了一条长约300多米、宽约10米的校道，直接与黄流至三亚的公路垂直相交。如果你站在公路边看这座平房，倒像是一座楼房似的，足见设计者的高明之处。
此外，在综合房的东边正在兴建一栋与原来三间教室一般大小的房子，准备一间做物理实验室，一间做化学实验室，工人们正在忙碌着……在原学校厨房旁边，新盖的准备做饭堂的大茅草房也做好了，开学后就可以正式启用了。
其次，教师增加了。和我一起被分配到那里的老师有莫大鹉（语文兼图画教师），文昌师范毕业生，海南崖县崖城人；黄汉武（数学教师），琼台师训班数学科毕业生，海南崖县（现乐东县）九所地区中灶村人；郑龙光（物理教师），广雅师训班物理科毕业生，广东阳江人；辛锦德（物理兼动植物教师），广雅师训班物理科毕业生，广东澄海人；还有一个教体育的林老师，海南崖县三亚人，他很高大，篮球打得特别好，很抱歉，因为他在九所的时间不长，名字记不起来了。
再其次，是学生也增加了两个班，112名新生很快就报名入学了。这样全校就有两个年级260多个学生，20多个教职员工，初具中学的规模了。
顺便交代一下九所中学名称的演变。1958年是“大跃进”之年，下半年九所小学附中改称“九所中学”，系初级中学。1959年，它招了高中班以后，改为“乐东县第三中学”，直至1961年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为止，也就是这一年遭到压缩，高中两个年级各一个班并入黄流中学，学校再改为“九所中学”，直到1967年“文革”“破四旧”时，改名叫“乐东县红旗中学”，时间不长，约一两年以后再改叫“乐东县九所中学”，直至现在。
众所周知，我国是在苏联的全力支持下，于1949年10月1日新建的共和国，经历了8年抗日战争又经历了3年解放战争的中国人民，本想医治战争创伤，建设祖国，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1950年6月朝鲜战争突发，7月，以美国为首的包括英、土、法、加等15个国家的军队（号称联合国军）入朝参战，支持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公然干涉朝鲜内战。当时的美军统帅麦克阿瑟率领联合国军从仁川登陆，战火很快燃烧到鸭绿江边……于是我国欣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全民运动，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25日赴朝作战，经过2年零9个月的顽强奋战，终于在1953年7月迫使美军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朝鲜战争结束。
从1953年开始，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实施。那是以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为中心的宏大计划，苏联派了许多专家到我国各地指导建设，我国的各行各业都掀起了学习苏联老大哥的热潮，学校教育当然也不例外，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几乎都照搬苏联的那一套，就连评分也放弃了我们一贯采用的百分制，变成了5分制。
从1956年开始，中学语文课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课程改革试验，把语文课分为“文学”和“汉语”两科，分别进行系统的文学教学和汉语知识教学，这都是照搬苏联的课程设置。为此选派专业人员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内设立了专门的编辑机构，负责拟订两科的教学大纲，编写两科的教科书。文学科，在叶圣陶、吴伯萧的指导下，由张毕来担任主编，编出了初中和高中用的全套文学教材。初中教材按文学体裁分为故事、小说、散文等几部分，每部分主要是选文，并有介绍这类文学体裁知识的课文。每周文学课4课时，汉语课2课时。高中教材前两年按照文学史的顺序进行编排，选文之外有介绍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发展史和重要作家、作品的课文，高中第3年讲授外国文学。
汉语科，在我国语言学大师吕淑湘先生的指导下，由我国著名语法家张志公先生主编，编出了汉语课本，主要用于初中阶段的学习。它按照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的顺序系统地介绍这些知识，每一章节都附有大量的练习作业。当时我国语法著作所用的语法体系很不一致，为此草拟了一个《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作为编写汉语教材语法部分的依据。
这套教材从在全国各地的实验来看，反映不错。从我一年来在九小附中的教学实践来看，尽管我是教学新手，没有经验，但自我感觉良好，学生反应热烈，欢迎我的教学。特别是对汉语教学，学拼音，讲汉字，分析语法，学习修辞，能引起学生的浓厚兴趣，学习的积极性很高，所以我认为这套教材很好。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只用了两年，到1958年，这套教材又不用了，恢复了传统的语文课。
语文是人们学习、生活、工作的基础工具。语文教学必须教学生学好、用好这个工具。语文教学又是向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和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渠道，如何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人们通常把它归结为“文”（语文工具）“道”（思想、文化）关系，主张“文”“道”统一。在语文教学中，“道”的教育应当寓于“文”的教育之中。但是，说来容易做来困难。语文老师的思想认识不同，教学方法各异，效果也就完全不一样。
在我国传统的语文教育有相当完整的步骤和方法。一般来说，其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最初是以识字为中心的启蒙教育，这时又可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集中识字，第二步是把识字教育和知识教育、思想教育结合起来，继续学习新字，并开始熟悉汉语的一些语言特点，为第二阶段做准备。其次是进行读写的基础训练。第三是进一步的阅读训练和作文训练。
我是在解放前读小学的，所受的几乎全是传统的语文教育。一至四年级，在村办初级小学读书，五六年级才到乡办中心小学读书。由于我村里的儿童少，上的是复式班。所谓复式班，就是一二年级的学生合成一个班上课，三四年级的学生合成另一个班上课，总之是一个老师教两个年级的学生，往往是一个班上语文课，另一个班就上算术课。前两年是集中识字教育，语文课读的是“人、手、足、狗、牛、羊”，写的毛笔字是“上、大、人、孔、乙、己”（描红）。老师首先就是教你认字，把要认的字写在黑板上，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你读音，老师领读，学生跟读，没有什么解释，只是反复地读，直到老师用教鞭一指某个字，我们就能正确地读出某个字的语音来才换教新的字，再按上面讲的方法教我们。每到周末，老师就要求我们把一周来学的东西全部背诵一遍。其次教你写毛笔字，从“描红”开始。所谓“描红”，就是老师在学生的习字本上用红墨水先写上“上、大、人、孔、乙、己”这样笔划少、结构简单的几个字，然后让学生用黑墨水摹写老师写的红字，要求一定要一笔写成，不能中途停笔。对摹写字只要大体吻合即可，不要求绝对吻合，也不用补笔或修改。习字课几乎每天都有，周末老师都要检查，没有完成的，还要受到老师戒尺的惩罚。这种描红训练，目的是引导学生领会汉字的基本笔法，感悟汉字的书写要领。它对我来说，真是终生受益的事，我要感谢当时教我的启蒙老师，正是他对我严格、规范的训练，使我的毛笔字、黑板字、钢笔字都还可以过得去。谢谢您，刘老师！教算术的老师，是先教我们认识并书写0至9的阿拉伯数字，然后是教我们背诵1至100的数目，再后来教“九九歌诀”，并一定要我们能做到倒背如流！入学的前两年，可以说学生是在认字、写字、背诵中度过的。小学三年级以后，老师对课文才有肤浅的讲解，同时有了联词、造句的训练，四年级以后才开始学写作文，由简单到复杂，最初也多是写孩子们熟悉的“我的外婆”、“我家菜园”、“夏收”、“秋种”的题目，老师要求要写真实的人和事。
儿童刚入学为什么要集中识字呢？这可能与汉字的特点有关。如果不认识一定数量的汉字，阅读和写作就无法进行。所以小学一二年级是集中认字阶段。这是从传统教育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很值得借鉴的。
在这里我想对我国的文字改革作一个概括的介绍。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我国许多著名的文化人包括蔡元培、钱玄同、胡适、黎锦熙、赵元任等人都认为传统的繁体汉字，有“三多”（字多、形多、读音多）和“五难”（难认、难读、难写、难记、难捡排），成为教育普及和文化水平提高的主要障碍，赞同简化汉字，或赞同废除汉字、采用拼音文字。
后来，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发起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1931年，他们曾拟制了一个中国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大声疾呼要改革汉字。1935年12月，包括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纷纷发表文章，表示大力支持。毛泽东对拉丁化新文字十分赞赏。1936年至1943年春，在陕甘宁边区曾先后两次扩展新文字扫盲运动，使拉丁化新文字在陕甘宁边区得到推广试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当时方言众多，造成了社会交际的严重障碍，制约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并影响政令的畅通，因此文字改革的问题又提了出来。1951年春，有人主张“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如此主张正确吗？我国的方块汉字非得改成拼音文字吗？难道我们老祖宗创造的文字就像某些人所说的一无是处吗？当时我的心里就存在疑虑。经过50多年的思索、探究，今天我可以大声地说：不，我们的汉字有无穷的生命力，他完全能适应时代的需要，继续为我们服务！张孝纯先生在他的《〈中学生文字学〉序》里就说：“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也是使用人数最多的文字。它由象形文字演变成兼表音、义的意音文字。汉字具有集形象、声音和辞义三者于一体的特性。汉字的表意性使汉字成为世界上惟一能跨越时空的文字。只有中国的儿童，仍能读懂2500年前的《诗经》，朗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只有中国的教材，能把唐诗、宋词作为儿童必读的启蒙材料。而三四百年前的英文，除了专家之外，其他人很难读懂。可见，汉字更有利于读者形成‘形—义’的直接联结。汉字的表意性使汉字成为世界上单位字符信息量最大的文字，因此容易辨识，利于联想，这也为加快阅读速度带来极大的便利。”
汉字很好认。人类的眼睛视野总是一个面，而不是一条线，所以线性排列不易辨认，排成方块一目了然。拼音文字＝线性文字；汉字＝方块文字。汉字比拼音文字有更高的阅读效率。汉字意思好懂，具有关联性。汉字构词能力很强，所以认识了一定数量的汉字，就认识了无数的词，即使有新词产生，也是建立在旧字的基础之上的，词义也容易理解。
汉字是读音最动听的文字之一。汉字一字一音，每个音又分为四个音调，因此读起来响亮清晰，婉转动听，有节奏感，有音乐美，是世界上读音最美的文字。用这种文字写成的诗文，读起来有铿锵锐耳、抑扬顿挫的美感，特别是诗，讲究平仄、对仗，所以诗句可以特别整齐，节奏特别鲜明，琅琅上口。由于汉字语音响亮清晰，没有轻辅音，所以汉字在“人机对话”方面占有明显优势。
汉字也是最优美的文字之一。优美到什么程度呢？它已成为一种艺术——书法艺术。
正因为如此，在1957年共产党整风运动期间，就有人指出：世界各国文字有两种体系，一种是东亚的中国形意文字体系，另一种是西欧的罗马拼音（拉丁字母）文字体系。“二者互有短长，无所谓轩轾优劣，更无庸是彼而非此”；“今之主张废除汉字，以拼音文字来代替的，主观上是为扫除文盲，普及文化，而客观上，则是自己毁灭祖国历史与文化，消灭民族意识，正是殖民主义者对被征服的国家所走的道路，至堪令人痛心的！”（王重言：《对于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商榷》，载《文字改革》1957年10月号）
60年前，汉字是不能像英语一样快速地打字，这成了非难汉字不能现代化的罪状之一，现在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汉字的键盘输入速度早已远远超过英文，而且速度还在不断提高，可英文输入呢？却似乎停滞不前了。
汉字是灵活的，需要灵活的人使用；汉字是聪明的，有赖于聪明人的开发；汉字是充满智慧的，需要有智慧的人认识它的价值！为汉语汉字骄傲，更为坚信汉语汉字时代即将到来的中国人的信心而欢呼！
首先，校舍扩建了。学校新建好了两间瓦房，一间是120平方米左右的教室用房，另一间是综合性用房。综合性用房的设计比较独特，中间有一个三四米宽的通道，通道两边的墙上设有通告栏，学校的布告、通知等就贴在那里。通道左右两边各有一间40平方米的大间：一间做学校会议室，室内有一张乒乓球台，不开会时可供教工打乒乓球；另一间做图书阅览室，里面有几个大书橱，书橱既可以存放学校不多的图书，又能把房子隔成里外两部分。里间的空间小，只可供图书管理员进去整理、摆放图书；外间比较大，有一张大桌子放在中间，桌子上放有学校订阅的十几份报纸杂志，桌子周围有长椅子，学生进去，既可以向管理员借图书，也可以坐在长椅子上阅读报纸、杂志。围绕这两间房子的是一米多宽的走廊，走廊的东西两边还各有3个小房间，做为教师宿舍。
为了凸显这座综合性用房，设计者别出心裁地为它设计了一米多高的台基，把整座房子抬高起来，并且把它建在学校的中心位置上。在它的前面修了一个成百平方米的花圃，建了一条长约300多米、宽约10米的校道，直接与黄流至三亚的公路垂直相交。如果你站在公路边看这座平房，倒像是一座楼房似的，足见设计者的高明之处。
此外，在综合房的东边正在兴建一栋与原来三间教室一般大小的房子，准备一间做物理实验室，一间做化学实验室，工人们正在忙碌着……在原学校厨房旁边，新盖的准备做饭堂的大茅草房也做好了，开学后就可以正式启用了。
其次，教师增加了。和我一起被分配到那里的老师有莫大鹉（语文兼图画教师），文昌师范毕业生，海南崖县崖城人；黄汉武（数学教师），琼台师训班数学科毕业生，海南崖县（现乐东县）九所地区中灶村人；郑龙光（物理教师），广雅师训班物理科毕业生，广东阳江人；辛锦德（物理兼动植物教师），广雅师训班物理科毕业生，广东澄海人；还有一个教体育的林老师，海南崖县三亚人，他很高大，篮球打得特别好，很抱歉，因为他在九所的时间不长，名字记不起来了。
再其次，是学生也增加了两个班，112名新生很快就报名入学了。这样全校就有两个年级260多个学生，20多个教职员工，初具中学的规模了。
顺便交代一下九所中学名称的演变。1958年是“大跃进”之年，下半年九所小学附中改称“九所中学”，系初级中学。1959年，它招了高中班以后，改为“乐东县第三中学”，直至1961年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为止，也就是这一年遭到压缩，高中两个年级各一个班并入黄流中学，学校再改为“九所中学”，直到1967年“文革”“破四旧”时，改名叫“乐东县红旗中学”，时间不长，约一两年以后再改叫“乐东县九所中学”，直至现在。
众所周知，我国是在苏联的全力支持下，于1949年10月1日新建的共和国，经历了8年抗日战争又经历了3年解放战争的中国人民，本想医治战争创伤，建设祖国，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1950年6月朝鲜战争突发，7月，以美国为首的包括英、土、法、加等15个国家的军队（号称联合国军）入朝参战，支持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公然干涉朝鲜内战。当时的美军统帅麦克阿瑟率领联合国军从仁川登陆，战火很快燃烧到鸭绿江边……于是我国欣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全民运动，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25日赴朝作战，经过2年零9个月的顽强奋战，终于在1953年7月迫使美军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朝鲜战争结束。
从1953年开始，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实施。那是以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为中心的宏大计划，苏联派了许多专家到我国各地指导建设，我国的各行各业都掀起了学习苏联老大哥的热潮，学校教育当然也不例外，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几乎都照搬苏联的那一套，就连评分也放弃了我们一贯采用的百分制，变成了5分制。
从1956年开始，中学语文课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课程改革试验，把语文课分为“文学”和“汉语”两科，分别进行系统的文学教学和汉语知识教学，这都是照搬苏联的课程设置。为此选派专业人员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内设立了专门的编辑机构，负责拟订两科的教学大纲，编写两科的教科书。文学科，在叶圣陶、吴伯萧的指导下，由张毕来担任主编，编出了初中和高中用的全套文学教材。初中教材按文学体裁分为故事、小说、散文等几部分，每部分主要是选文，并有介绍这类文学体裁知识的课文。每周文学课4课时，汉语课2课时。高中教材前两年按照文学史的顺序进行编排，选文之外有介绍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发展史和重要作家、作品的课文，高中第3年讲授外国文学。
汉语科，在我国语言学大师吕淑湘先生的指导下，由我国著名语法家张志公先生主编，编出了汉语课本，主要用于初中阶段的学习。它按照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的顺序系统地介绍这些知识，每一章节都附有大量的练习作业。当时我国语法著作所用的语法体系很不一致，为此草拟了一个《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作为编写汉语教材语法部分的依据。
这套教材从在全国各地的实验来看，反映不错。从我一年来在九小附中的教学实践来看，尽管我是教学新手，没有经验，但自我感觉良好，学生反应热烈，欢迎我的教学。特别是对汉语教学，学拼音，讲汉字，分析语法，学习修辞，能引起学生的浓厚兴趣，学习的积极性很高，所以我认为这套教材很好。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只用了两年，到1958年，这套教材又不用了，恢复了传统的语文课。
语文是人们学习、生活、工作的基础工具。语文教学必须教学生学好、用好这个工具。语文教学又是向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和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渠道，如何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人们通常把它归结为“文”（语文工具）“道”（思想、文化）关系，主张“文”“道”统一。在语文教学中，“道”的教育应当寓于“文”的教育之中。但是，说来容易做来困难。语文老师的思想认识不同，教学方法各异，效果也就完全不一样。
在我国传统的语文教育有相当完整的步骤和方法。一般来说，其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最初是以识字为中心的启蒙教育，这时又可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集中识字，第二步是把识字教育和知识教育、思想教育结合起来，继续学习新字，并开始熟悉汉语的一些语言特点，为第二阶段做准备。其次是进行读写的基础训练。第三是进一步的阅读训练和作文训练。
我是在解放前读小学的，所受的几乎全是传统的语文教育。一至四年级，在村办初级小学读书，五六年级才到乡办中心小学读书。由于我村里的儿童少，上的是复式班。所谓复式班，就是一二年级的学生合成一个班上课，三四年级的学生合成另一个班上课，总之是一个老师教两个年级的学生，往往是一个班上语文课，另一个班就上算术课。前两年是集中识字教育，语文课读的是“人、手、足、狗、牛、羊”，写的毛笔字是“上、大、人、孔、乙、己”（描红）。老师首先就是教你认字，把要认的字写在黑板上，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你读音，老师领读，学生跟读，没有什么解释，只是反复地读，直到老师用教鞭一指某个字，我们就能正确地读出某个字的语音来才换教新的字，再按上面讲的方法教我们。每到周末，老师就要求我们把一周来学的东西全部背诵一遍。其次教你写毛笔字，从“描红”开始。所谓“描红”，就是老师在学生的习字本上用红墨水先写上“上、大、人、孔、乙、己”这样笔划少、结构简单的几个字，然后让学生用黑墨水摹写老师写的红字，要求一定要一笔写成，不能中途停笔。对摹写字只要大体吻合即可，不要求绝对吻合，也不用补笔或修改。习字课几乎每天都有，周末老师都要检查，没有完成的，还要受到老师戒尺的惩罚。这种描红训练，目的是引导学生领会汉字的基本笔法，感悟汉字的书写要领。它对我来说，真是终生受益的事，我要感谢当时教我的启蒙老师，正是他对我严格、规范的训练，使我的毛笔字、黑板字、钢笔字都还可以过得去。谢谢您，刘老师！教算术的老师，是先教我们认识并书写0至9的阿拉伯数字，然后是教我们背诵1至100的数目，再后来教“九九歌诀”，并一定要我们能做到倒背如流！入学的前两年，可以说学生是在认字、写字、背诵中度过的。小学三年级以后，老师对课文才有肤浅的讲解，同时有了联词、造句的训练，四年级以后才开始学写作文，由简单到复杂，最初也多是写孩子们熟悉的“我的外婆”、“我家菜园”、“夏收”、“秋种”的题目，老师要求要写真实的人和事。
儿童刚入学为什么要集中识字呢？这可能与汉字的特点有关。如果不认识一定数量的汉字，阅读和写作就无法进行。所以小学一二年级是集中认字阶段。这是从传统教育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很值得借鉴的。
在这里我想对我国的文字改革作一个概括的介绍。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我国许多著名的文化人包括蔡元培、钱玄同、胡适、黎锦熙、赵元任等人都认为传统的繁体汉字，有“三多”（字多、形多、读音多）和“五难”（难认、难读、难写、难记、难捡排），成为教育普及和文化水平提高的主要障碍，赞同简化汉字，或赞同废除汉字、采用拼音文字。
后来，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发起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1931年，他们曾拟制了一个中国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大声疾呼要改革汉字。1935年12月，包括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纷纷发表文章，表示大力支持。毛泽东对拉丁化新文字十分赞赏。1936年至1943年春，在陕甘宁边区曾先后两次扩展新文字扫盲运动，使拉丁化新文字在陕甘宁边区得到推广试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当时方言众多，造成了社会交际的严重障碍，制约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并影响政令的畅通，因此文字改革的问题又提了出来。1951年春，有人主张“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如此主张正确吗？我国的方块汉字非得改成拼音文字吗？难道我们老祖宗创造的文字就像某些人所说的一无是处吗？当时我的心里就存在疑虑。经过50多年的思索、探究，今天我可以大声地说：不，我们的汉字有无穷的生命力，他完全能适应时代的需要，继续为我们服务！张孝纯先生在他的《〈中学生文字学〉序》里就说：“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也是使用人数最多的文字。它由象形文字演变成兼表音、义的意音文字。汉字具有集形象、声音和辞义三者于一体的特性。汉字的表意性使汉字成为世界上惟一能跨越时空的文字。只有中国的儿童，仍能读懂2500年前的《诗经》，朗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只有中国的教材，能把唐诗、宋词作为儿童必读的启蒙材料。而三四百年前的英文，除了专家之外，其他人很难读懂。可见，汉字更有利于读者形成‘形—义’的直接联结。汉字的表意性使汉字成为世界上单位字符信息量最大的文字，因此容易辨识，利于联想，这也为加快阅读速度带来极大的便利。”
汉字很好认。人类的眼睛视野总是一个面，而不是一条线，所以线性排列不易辨认，排成方块一目了然。拼音文字＝线性文字；汉字＝方块文字。汉字比拼音文字有更高的阅读效率。汉字意思好懂，具有关联性。汉字构词能力很强，所以认识了一定数量的汉字，就认识了无数的词，即使有新词产生，也是建立在旧字的基础之上的，词义也容易理解。
汉字是读音最动听的文字之一。汉字一字一音，每个音又分为四个音调，因此读起来响亮清晰，婉转动听，有节奏感，有音乐美，是世界上读音最美的文字。用这种文字写成的诗文，读起来有铿锵锐耳、抑扬顿挫的美感，特别是诗，讲究平仄、对仗，所以诗句可以特别整齐，节奏特别鲜明，琅琅上口。由于汉字语音响亮清晰，没有轻辅音，所以汉字在“人机对话”方面占有明显优势。
汉字也是最优美的文字之一。优美到什么程度呢？它已成为一种艺术——书法艺术。
正因为如此，在1957年共产党整风运动期间，就有人指出：世界各国文字有两种体系，一种是东亚的中国形意文字体系，另一种是西欧的罗马拼音（拉丁字母）文字体系。“二者互有短长，无所谓轩轾优劣，更无庸是彼而非此”；“今之主张废除汉字，以拼音文字来代替的，主观上是为扫除文盲，普及文化，而客观上，则是自己毁灭祖国历史与文化，消灭民族意识，正是殖民主义者对被征服的国家所走的道路，至堪令人痛心的！”（王重言：《对于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商榷》，载《文字改革》1957年10月号）
60年前，汉字是不能像英语一样快速地打字，这成了非难汉字不能现代化的罪状之一，现在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汉字的键盘输入速度早已远远超过英文，而且速度还在不断提高，可英文输入呢？却似乎停滞不前了。
汉字是灵活的，需要灵活的人使用；汉字是聪明的，有赖于聪明人的开发；汉字是充满智慧的，需要有智慧的人认识它的价值！为汉语汉字骄傲，更为坚信汉语汉字时代即将到来的中国人的信心而欢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