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我是在什么情况下来到天涯海角教书的？
  要讲清楚这个问题，还得从1955年我进广东省初级师资训练班学习讲起。1955年，我在广东省老隆师范学校毕业，经学校推荐考上广东省教育厅主办的广东师训班语文科学习，一年后我们顺利毕业。当时的新中国正是百废待兴时期，国家大搞经济建设，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向文化科学进军！全国各地“群情振奋，热烈响应”，“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尤以文教、科技战线的干部、职工最为积极。在这种大好形势鼓舞下，我们刚从广东（语文、数学科）师训班毕业的23个同学，满怀革命豪情，响应政府号召，服从分配到海南从事教育工作。在这批人中我们语文乙班的同学就有4人：刘明峰，海南万宁人，原琼台师范生，分配到海南万宁中学教书，后来做过万宁县主管教育的副县长；罗曾荻，广东梅县人，原梅州师范生，分配到海南儋县那大中学教书，后来与华侨女结婚，出国到巴黎定居；徐敏和，广东梅县人，原梅州师范生，分配到海口市第一中学教书，改革开放后调去深圳某中学任教，定居在深圳。这23人中，除海南籍的几个同学外，其余的都是省内其他专区的同学，尤以我们兴梅专区的同学为多，有13人，占了二分之一强。
  7月中旬的某一天，学校举行隆重的欢送会，欢送我们毕业生分赴省内各个学校去工作。我们23位分配到海南工作的同学，集体到广州长堤路海运码头，登上牡丹号海轮直奔海口，经过36小时的海上颠簸，同学们经受了晕船之苦，终于顺利地从海口秀英码头上岸。当我们坐在海口市的公交车上，从秀英码头经海秀路到海南行署文教处报到时，看见沿途的路况很差，到处是坑坑洼洼，凹凸不平，好些地方路的两旁都没有店铺，从车上不时地可以看见菜地，有菜农在菜地里劳动，车速也慢得可怜。
  报到后，文教处的同志安排我们去广东琼台师范学校住宿。于是我们又登上海府路的公交车，来到府城，住在琼台师范的学生宿舍里。本来文教处可以立即分配我们到海南各县去的，因为当时正值海南中等学校招生考试评卷之际，评卷老师不足，文教处的同志就借调我们去参与评卷工作，时间一周。所以我们的分配工作顺延到7月20日以后。分配工作比较顺利，大家都能按计划服从政府的分配。
  最初，海南文教处把我分配到琼山中学。后来琼山县的一个同学知道后，找到我，动员我和他调换，说他分在崖县，而他有70多岁的老母亲需要他照顾。我当时也是年轻气盛，看见琼山县城府城也是弹丸小镇，还比不上家乡的市镇，街道窄小，鹅卵石铺就的路面，凹凸不平……回想到读初中上地理课时，老师曾说到榆林军港是优良军港，在祖国的最南端，而且那里有“天涯海角”景色优美，于是我就同意和他对调，被分到了崖县。
  当时海南的交通极为落后，从海口到三亚的长途汽车，还是“木炭车”，由两个人驾驶，一个司机，一个助手。这种车开在平路上还可以慢吞吞地走，每小时最快能跑40公里，但是爬坡非常困难，爬陡坡根本不行。只听见呼的一声，汽车向前冲了几步，司机的助手就要拿一个三角形的车垫垫一下，然后再呼的一声，再冲几步，助手又垫一下，就这样几步一垫，几步一垫，像蜗牛似地爬上去。从海口到三亚300多公里的路程，全是泥沙路，足足要走两天。我去崖县报到时，坐的就是这样的汽车。第一天到琼海县的中原镇过夜，第二天适逢大雨，道路泥泞不堪，汽车颠颠簸簸，走走停停，到晚上8点多钟才到达三亚车站。车站的停车场全是泥浆地，大大小小的水坑布满全场，根本就没有一块干地可以停放车辆，我坐的长途客车也只好停在泥水里。当晚崖县文教科的同志安排我住到崖县第一小学的一间教师宿舍里。那是一间新盖的茅草房，它坐落在三亚镇日侵时期修建的水泥路也是当时三亚唯一的一条水泥路的旁边。因为在公路上颠簸了一整日，实在太累了，我倒头便睡，当我迷迷糊糊醒来时，天已发亮，只听见外面有咿咿呀呀的声音，时隐时现，时高时低，极像是有人用小提琴在演奏乐曲。我心想三亚这地方不错呀，那么早就有人起来练习小提琴了，急忙起床跑到茅草房外面去，想看个究竟……哈哈，哪里是什么谁在拉小提琴，原来是一辆有两个大木轮的牛车，一条大黄牛拖着沉重的货物，慢悠悠的走着，那咿咿呀呀的声音就是从那辆牛车上发出来的……看到这个情景，我也不禁笑了起来。
  我顺便逛了逛三亚的市容。那时三亚没有出租车，只有用自行车改装的人力三轮车。我顺着那条叫解放路的笔直的水泥大道走到“三角地”，沿路两旁多是瓦房店铺，间或还有茅草房的小店，来往的人也不多。“三角地”那里比较热闹，有好几幢比较大的日式房子，看起来还比较高档些，只是新建的房子好像还比不上解放前上世纪40年代的建筑。
  两天后，和我一起被分到崖县任教的师训班同学还有两人，一个是吴丽娟，海南琼山人，她和我一起分配到崖县第二初级中学（即崖城中学）教语文；再一个是张建琼，海南崖县黄流人，他分配到崖县第一初级中学（即黄流中学）教数学。当时从三亚到黄流的公路，只修通到崖城，我去崖城中学报到时，是坐长途汽车去的。而张建琼去黄流中学时，只好先坐汽车到崖城后，再雇一部牛车拖行李，他跟着牛车跑了整天路，累得半死，才赶到黄流。
  崖城，曾是古崖州的首府，解放前是崖县政府所在地，是崖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海南解放不久，崖县政府就搬到三亚去了，崖县中学也随之搬到三亚，崖城再建了个初级中学。1956年崖城中学规模不大，有10个班，学生500多人，教职员工20多个，校长倒有点名气，是法国留学生，叫符达良。在教师中有两个前一届广雅师训班的学友：一个教语文，叫吴华民，海南万宁人；一个教数学，叫林茂桂，广东潮州人。
  我们的到来，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本来我可以长期在崖城中学任教下去，可是因为3个多月后，我患了严重的恶性疟疾，一星期体温40度，高烧不退，变得神智不清，没办法，学校只好打电报叫我父亲来，同时把我送到广州就医，控制病情后，又同意我回家疗养，半年后，我彻底治好了病，重新回到崖县来工作，而崖县教育科把我调到九所去教书了。
  1956年，当时群众办学的热情高涨，海南各地出现了一种新的创办中学的形式“戴帽子中学”——就是选择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小学附设初中班。崖县虽然地处祖国边陲、海南岛的最南端，但也不甘落后，县政府就在九所地区创办了名为“九所小学附设初中班”的初级中学。只是这个学校不在九所小学内，而是建在九所村与十所村之间的一片旱地上。那里除了有一些零星的番薯地块外，更多的是坟茔，靠近十所村西边的地块还有几十棵枝繁叶茂的海棠树。正因为如此，老百姓都称之为“海棠园中学”或说她是“海棠树中学”。
  创办这所学校的校长叫孙有瑄，是曾就读于海南大学的崖县梅东人。教导主任孟允直，中师毕业生，崖县（现乐东县）九所地区十所村人；总务主任陈仲谋，复员军人，崖县（现乐东县）黄流人。教师多是从小学老师中提拔起来的，有崖县（现乐东县）九所地区罗马村的陈大魁，崖县（现乐东县）冲坡地区新联村的高锡璋，崖县梅东村的孙有惠、孙有为等人。职工有王荣昌（会计）、孙家定（鸣钟兼厨师）、王承渊（女，厨房工人），他们都是九所人。全校教职工也不过十几个人而已。与此同时，乐东县政府也在抱由镇小学基础上创办了一间戴帽子的抱由中学。
  九所小学附设初中班开办之初，一切因陋就简，有一幢3个教室的平房，一幢有6个房间的教师宿舍，除了这两座瓦房外，还有两间比较大的茅草房做学生宿舍（男女学生各一间），两间小茅草房（一间做厨房，一间做厨房工友宿舍），就再也没有其他建筑了。1956年招了3个初中班，160多人。学生绝大多数来自九所地区的九所、十所、罗马、四所、中灶、新庄、山脚村，其次是乐罗、抱旺、抱岁村的人，再者就是少数民族村——抱荀、赤公等村的黎族生。九所、十所、罗马、四所村的学生都走读，其他村的学生有的借住在九所、十所的亲戚家，有的寄宿在学校，住在茅草房里。那时学生的住宿十分简单，在一间几十平方米的茅草房里，一排双架木板床，一个学生只要有一张草席、一张棉毡就解决问题了。晚上爬上床，棉毡一卷，倒头便睡，直至天亮。如果有蚊子，就用棉毡包起头来，所以极少有学生带蚊帐来学校的。吃饭也便宜，自己带米，自己放米，把饭钵送到厨房去蒸饭。菜可以从家里带来，也可以在学校开菜，5分钱一份，当然那都是萝卜、白菜、豆腐之类，没有什么荤腥的素菜啰。
  还有个特点是几乎所有的学生都穿木屐上学。他们进教室时，就把木屐脱下，放在教室门外，然后赤脚进教室。学生中极少有人穿鞋上学，这可能与经济条件有关，也可能与传统习惯有关。学生的穿着都非常朴素，男生多是白上衣、蓝裤子或黑裤子，女生多是士林蓝上衣或灰色上衣，裤子多是黑色的，女生中偶尔也有穿白上衣的，而穿花衣服的就极少了。学生年龄都偏大，一般是十三四岁，也有十五六岁的，个别还有十七八岁的，女学生多是十四五岁的，这大概与她们八九岁才开始上学有关。正因为如此，他们都非常珍惜这难得的上学机会，人人遵守纪律，个个听从教导，学习自觉，刻苦认真，加上老师认真教学，积极辅导，所以学生成绩普遍良好。
  全校学生开会，就集中到海棠树下，大家席地而坐，听校长或老师讲话，时间大都不长，最长也不会超过1个半小时。因为没有扩音器，讲得太久，主讲人也受不了啊！
  晚上，连走读的学生也要到教室里晚修，职工孙家定每天傍晚要点三盏汽灯（白热照明灯具的一种。点着以后，利用本身的热量把煤油变成蒸气，喷射在炽热的纱罩上，发出白色的亮光。），供各班使用。晚修时间到了，各班班长或学习委员就会来拿。有时汽灯坏了，学生就要自带小煤油灯到教室里自习，因此每个学生都自备有小煤油灯。
  学校没有办公室，不管是学校领导还是教师都是在自己的宿舍里办公、备课、批改作业。教师开会通常是到校长房间，或者是在吃饭时边吃边议就解决了。
  学校没有什么运动场，只有一个地板用黄土夯实的篮球场，算是最好的体育设施。
  人员精干，设备简陋，教师尽职，学生努力，教学相长，成绩优良，家长满意，上级表扬。这就是1956年我来九所小学附设初中班前的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