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我是广东五华客家人，祖先是中原的汉族人。我们客家先民背负中原文明，扶老携幼，渡黄河，过长江，越南岭，扎根闽西、粤东一带，男耕女织，发展生产，安居乐业，播种文明，展现出一幅精彩的耕读文化图。晚清著名诗人黄遵宪先生诗云：“筚路桃弧辗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诗中指的就是客家先民离开中原故土，历尽千辛万苦，迁居闽、粤、赣，进而向南方各省和海外发展的史实。
  话说明成祖永乐年间，有伯明、伯兰、伯松三兄弟为了寻找一块宝地落脚，从兴宁县刁坊走出，到处漫游。一天，他们来到长乐县城附近的一个地方，只见这里群山环绕，绿树成荫，流水潺潺，山脚下有片草地，虽然面积不很大，但如果开垦出来，种出的粮食，供应几百人吃用是完全不成问题的。于是三兄弟就决定在这里住下来，披荆斩棘，建屋造田，娶妻生子……伯明、伯兰成了高坑高姓人的开基祖（伯松另徙四川），他们作为第一代，传到现在，伯明公房最老辈是17世，最小辈已是22代了；而伯兰公房最老辈是16世，最小辈为21代，两房相差整整一代。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艰苦创业，历时五百多年，如今高坑终于发展成了有1000多人的美丽山村。那就是我的故乡——广东省五华县华城镇塔岗乡的高坑村。
  高坑村坐落在华城盆地的边沿上，周围被群山围绕着，从地形地貌来看，整个村子像个倒挂的葫芦，东北高西南低。葫芦口在西南，低矮的石子岭把守着村口；葫芦底在东北角，分布着两条狭长的小山沟——左边的叫大輋里，右边的叫打石盘，那里山势较高，树木繁茂，杂草丛生，常年都有汨汨的山泉水从石罅里溢出，形成小溪，顺着山势往下流动，最后成为两条水圳蜿蜒地流出村外，注入韩江的上游琴江。听村里的老人们说，别小看这两股山泉水，它可是全村人的生命之泉。是它滋润着全村几百亩良田，哪怕附近地方遭遇干旱，赤地千里，我们村也有水灌溉，照样能正常耕种，获得丰收。我们村也不怕水浸，因为它地势高，即使下再大的雨，洪水都会很快地顺着两条水圳往村外泻，形成不了涝灾。为什么我们村叫高坑呢？因为它地势高，全村人都姓高嘛！
  村庄周围的山上长着茂密的树木，大多是松树、杉树、柯树，还有些我说不出名字的灌木和野草，这些丰茂的草木不仅绿化了山岗，涵养了水源，还为全村百姓提供燃料，解决了烧饭做菜难题。为什么这样说呢？
  自古以来，我们客家人都是聚族而居的，且有族规：山上的草木，平时是禁止村民自由采割的。如果有村民去偷树割草，被村里看山人抓住，除了没收镰刀、绳索等工具外，还要罚款……村民要割柴草，只能等待村里“开山”。“开山”都是在秋收过后的农闲时候，时间是三四天，村周围所有的山岭都开放，允许各家派人或雇人上山割柴草，村里会派人在路口设立“过秤处”，摆上大秤，为柴草“过秤”，然后按重量缴纳低廉的费用给族里公用。为了割够一年所需的柴火，全村各户都非常积极，男女老少齐上阵，妇女们天还没亮，就拿起镰刀上山去占地盘、割柴草了。她们把柴草割好后，先用稻绳把它绑成小把，再用麻绳把小把的柴草绑成两大捆，一百多斤重，放在山上，等着家里的男人们上山来把柴草挑回家。“开山”那几天可真是山上山下，人声鼎沸，人来人往，热闹异常。“开山”过后，各家各户的房前屋后到处都是柴草。人多的割得多，有一百几十担；人少的割得少，也有十几二十担，加上自己稻田里收获的稻草，这样一家人整年所需的柴火就基本上备足了。
  都说我们村的开基祖很有眼光，不仅考虑到让子孙后代有田可种，有饭可食，还考虑到有柴可烧！在五百多年前就能选中这么个好地方，确实是了不起啊！
  但是我想，开基祖除了看中上述的条件外，更重要的是看中这里离长乐县城近（只有3华里左右），交通方便，商贸云集，是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将来自己的子孙后代会有更好的发展前途吧。
  据史书记载：这里在北宋熙宁四年（公元1062年）建县，名为长乐县，距今已有八百多年了。后来为什么又改名为五华县呢？据说此事与孙中山有关。
  中华民国三年（1914年），孙中山查阅有关资料时发现“一国三长乐”的情况（福建省、湖北省、广东省都有长乐县），认为有弊端，决定“县名相同者，按历史时间长者保留”。经国民政府官员查询、论证，广东省长乐县名使用时间比湖北、福建的长乐县短几年，因此，孙中山指示“尊重历史事实，广东长乐另赐县名”。即派国民政府官员来广东长乐调查核实。在长乐镇（今华城镇），县府驻地会同当地官员一起研赐县名，经磋商按地形地貌赐县名。当他们走上华山峰（今华城镇内），望远山脚下有一串珠弓状形的五座小山丘，形同五朵金花，由此一致认为，叫“五花县”。最后，孙中山批示：“广东长乐改五花县与广州的花县（今花都区）有相似，古人云‘花者华也’，叫她五华县好了。”从此长乐县改为五华县，原县治长乐镇也随着更名为华城镇。
  从北宋熙宁四年（公元1062年）取名为长乐县起，到中华民国三年（1914年），孙中山批准改为五华县为止，五华用长乐县名长达852年。
  我记得：五华县城在解放初期还有高大的城墙，但不是完整无损，有些地方已残缺。城墙是用经过烧制的大砖块砌成的，砖块长约40公分、宽约20公分、高约15公分，很坚固；残缺的地方已看不见砖块，只剩下土堤了，不过城的模样还在。县城有四座高大的拱形城门，城墙外面有的地方还有一两丈宽的护城河，有的地方护城河却被填平了……
  五华县城墙是什么时候完全拆掉的呢？是1950年。那时我在五华一中读初中，学校扩建，因经费不足，经当局批准，发动全校师生去拆城墙，用拆下来的砖头建校舍。这种行为是对，还是错？是有功，还是有罪？我不知道！
  我记得：那时县城里有很多祠堂，什么“陈氏宗祠”、“王氏宗祠”、“张氏宗祠”等十几家祠堂，还有好些庙宇，什么“关帝庙”、“天妃庙”等等，县城里有两条街道：南门街和十字街，但都不是县城最主要的街道。最主要也是最热闹的叫天后街，在县城的南门外。每逢三、六、九圩日，十里八乡的人们都来赶集，那真是摩肩接踵，拥挤异常，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不过最引人关注的还是庄严肃穆的长乐学宫，它就在县府的旁边。据说它始建于宋朝，历代多有变迁和重建，直至明朝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才建成。长乐学宫是按传统风格建成的宫殿式建筑，坐北朝南，左右对称，设有照墙、灵星门、泮池、戟门、大成殿、明伦堂、崇圣殿等等，这个本是梅县地区规模最大的学宫，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它早已变得面目全非，现在虽然名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也只是徒有虚名而已，很多东西都不在了。
  我记得：故乡的风景最著名的是塔岗古塔。从高坑村口往南约两公里处，有座狮雄山（又叫塔岗山），山上有一座巍峨的古塔。它修建于明朝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秋，距今已有401年了，但它仍然屹立在狮雄山上，十分雄伟壮观。古塔有9层，高35.5米，呈八角形，塔尖是用生铁铸成的葫芦顶，塔身用大红砖筑就，中间有螺旋式的通道，人们可以从底层沿着143级台阶登上7层，从窗口出去，站在只有不足一米的平台上，向下看，令人有胆战心惊的感觉，而向前远眺，五华河就在它的南面流过，西边是鳞次栉比的华城镇大小街道，周围有广阔的稻田包围着，农家小院点缀其中，风景是挺秀丽的。清朝的长乐（今五华）诗人张铁珊曾以此塔为题写有一副楹联，颇为出名。其联云：山作屏，地作毡，月作灯，烟霞作楼阁，雷鼓风萧，长庆升平世界；塔为笔，天为纸，云为墨，河汉为砚池，日圈星点，乐观大块文章。
  联中嵌有“长乐”两字，十分贴切，颇见匠心。塔岗山景属于古长乐八景之一，名曰“塔岗春潮”。
  我父亲（高梅光先生）也曾为塔岗古塔写过一首诗，其诗曰：
  提琴携酒上狮雄，
  古塔巍峨见威风。
  高耸入云登上望，
  俨然仙景在其中。
  江水茫茫明如镜，
  映照天河一片红。
  四海清平歌自得，
  十亿神州乐无穷。
  1989年6月，塔岗古塔由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五华县旅游公司拨出专款，在古塔的七层平台的外沿上增设了铁栏杆，修建了从山下通往塔前的公路，便利于旅游者前往游览。
  据说自建塔以来，每隔4年的“中元节”（农历七月十五日）前后，本土民众都要在塔岗山上举办醮会。旧社会的醮会，是旧习俗，其意在庆祝丰收，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人寿年丰。醮会的活动有放河灯、烧孤衣（用纸做的衣裳）、祭祀亡故亲人，时间长短不一，短的三日三夜，长的七日七夜。我记得的塔岗山醮会，是抗战胜利后1946年举办的，也是最后一届醮会。因为解放后，政府把醮会看成是封建迷信活动，是禁止举办的。
  塔岗山醮会以塔岗山周围各个村庄的姓氏为单位，公推出“理事”，发动各姓的善男信女，捐钱捐谷，各姓的理事们再推选出总理事、副总理事，组织、领导醮会的各项活动。一般从正月开始，各姓的理事就会组织各家各户做孤衣，用色纸剪贴成各式各样的衣裳，串挂在竹竿上，以便放河灯烧孤衣时用。还要组织专门人员，做本姓的大旗，扎本姓的大字。各姓的人还组织大锣鼓队、舞狮队、舞龙队，日夜操练，准备在醮会游行时，一显身手。从农历七月初开始，各姓的人就在塔岗山上古塔周围的山坡上，搭建大小不一、形式各异的“祖先宫”，供奉自己的祖先，张灯结彩扎排楼，上书歌颂祖德或祈求神灵保佑的对联，祖先宫里陈列着本姓氏认为最荣耀的东西，供人参观、玩赏。祖先宫外竖起本姓氏的大旗。我们高坑村高姓的人不多，也穷，不像张姓的有张荫卿、钟姓的有钟谷卿等大财主，他们财大气粗，祖先宫搭得高大雄伟，富丽堂皇，但是我们高姓人很团结，加上抗日战争胜利后，布价出奇的好，高姓各家以织布为生的人，生活都有所改善，大家都能拿出一点钱来，所以祖先宫的布置也十分精巧玲珑，丝毫不比其他各姓人的“祖先宫”逊色。
  最值得称道的是我们高姓人的大锣鼓队，三四十个精壮后生，清一色的白上衣、黑裤子、黑皮鞋，腰扎红绸带，6面光锣，6个丢当，4副小铙，两副大铙，一面兜锣，还有四个海螺，在鼓手的统一指挥下，时而高时而低，时而快时而慢，时而激越昂扬，时而低沉和缓，配合得特别熟练，铿锵响亮，动人心魄，尤其是那4个海螺手，每当鼓手转板时，它就“嘟——嘟！”的吹起海螺，声声入耳，直钻人心，让人好像大热天吃甜西瓜那样特别舒坦。1946年我11岁了，和村里的茂和、炎章等5个小兄弟，组织了一个苏州锣鼓队，我当鼓手，参加高坑村队伍的醮会大游行，也算是出了一次风头。
  塔岗山醮会的高潮，是七月十五日放河灯和烧孤衣了。这时，醮会的组织者组织人马把原来供奉在塔内的五显大帝、文昌君等神像都抬出来游行，各姓组织的大小锣鼓队、提灯队、舞狮队、舞龙队、孤衣队等，各按抽签的前后依次参加游行。在游行队伍里，有骑马的，也有坐轿的，当然更多的是步行的善男信女，而沿途围观的人更是人山人海，各姓的人都要把本村最靓丽的一面展示出来，以博得人们的青睐。总之，各姓的人都不服输，争奇斗艳，各出奇招，鼓乐喧天，场面十分热闹。最后，所有的队伍都集中到古塔周围，人们把孤衣放在“大使爷”（用竹子扎成骨架、用纸糊成的“金刚”）面前焚烧，说是给孤魂野鬼送去衣裳，醮会才算落幕。
  1931年9月18日晚，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此后短短4个多月内，日军竟然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1937年7月，日本法西斯集团悍然发动了“七七事变”，把1931年在中国东北挑起的局部战争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卢沟桥畔的枪声引燃了全民族的抗日圣火。
  其时适逢十九路军北上抗日，五华各界集会欢送他们，父亲在吉竹楼老师的支持帮助下，为五华筹委会代拟《欢送十九路军北上抗日告全县民众书》，全文如下：
  昊天不吊，倭寇侵凌。已占我东北，复蹂躏我热疆。河山破碎，铜驼兴荆棘之悲；国家倾危，禾黍伤故宫之痛。白山黑水，惨淡风云，我同胞宁不伤心！
  顷据驻兴宁第八师电称，十九路军北上抗日，准于本月十日，道经五华，届时本县各界拟举行欢送会云。
  查十九路军，壮志轩昂，声名赫赫。前者血战沪滨，擎旗斩将，立功甚伟，风声所播，全球轰动。此次忠勇之将士，又复请缨北上，效项羽之破釜沉舟，与倭寇决战于中原，以期驱逐倭寇，救万民于水火，恢复我锦绣之中华。此乃抗战以来所未有之壮举，真令人九顿首而崇拜者。
  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吾等虽不能与十九路军共赴国难，亦当箪食壶浆以欢送，稍尽国民之义务。届时愿我同胞踊跃参加，以壮军威，以励后盾。他日御戈所止，一洗中原之腥秽，重瞻锦绣之河山，而我邑亦留一大纪念也，岂不伟哉！临期以待，伫盼光临。
  五华县欢送十九路军北上抗日筹备委员会
  ××年×月×日
  中国人民经历了8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日本天皇发布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9月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仪式，庄严肃穆，绝无仅有。美中苏英法等国代表，以及观礼的陆海军将领都在规定位置上列队，日本代表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等人也龟缩在一旁。一开始，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宣读了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内容，随后严肃地宣布：“现在我命令，日本帝国政府和日本皇军总司令代表，在投降书指定的地方签字！”于是日本外相重光葵作为日本政府代表，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作为日军大本营代表，和其他三名外务省代表、三名陆军代表和三名海军代表，分别在两份投降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紧接着麦克阿瑟宣布：“同盟国最高统帅现在代表各交战国签字！”他开始签字，随后，中国军令部长徐永昌上将签字。接着，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和新西兰等国代表依次签字。值得注意的是，在签字仪式上包括梅津美治郎在内的七名日本军官，都穿着皱巴巴的军服和脏兮兮的军靴，显然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强烈不满！
  68年过去了，我们应牢记这段历史，永远不要忘记日本军官的表现，他们的后人像现任首相安培晋三之流，时刻都想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妄图修改日本的“和平宪法”，把日本自卫队变为“国防军”……一系列的想法，都透露出他们的狂妄野心。这些都一定要引起我们的百般警惕啊！
  在举国欢庆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五华县城也“彩花街”庆祝，游行三天，时间大概是9月中旬吧。啥叫“彩花街”呢？那是在每条街道上都用榕树枝扎起高大的牌楼，牌楼装饰得富丽堂皇，国旗飘飘，红灯闪闪，上面有横额，两旁有对联；商家店面上挂着各式各样的大小灯笼，插满各色纸花和小面国旗……
  我从小就知道日本人是最坏的“东洋鬼子”，学校的老师也教育我们仇恨日本鬼子，因为他们侵占我国土，掠夺我财宝，残杀我同胞，虽然他们没有来过高坑村，但是他们的飞机轰炸过五华县城，我元娣大姑的家就是被他们炸毁的。那时很多抗日歌曲我们都会唱，《义勇军进行曲》也就是国歌，我一踏进校门，老师就教我们了，《大刀进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等等我们都会唱。所以，当知道小日本投降了，我们要参加庆祝抗战胜利大游行时，大家都非常高兴。那时我10岁，是村里翠英小学三年级学生，也是学校锣鼓队的鼓手，游行时我们高呼口号，尽情歌唱……总之，那三天县城里到处都是鲜花、纸花；街道上隔不了多远就是一座牌楼，到处都是彩旗、国旗。各个机关、学校都放假参加庆祝，县城附近村庄的人们都组织队伍参加游行，人人喜形于色，个个兴高采烈，舞龙舞狮，燃放鞭炮，这是胜利的节日，狂欢的节日！
  在县城所有庆祝抗战胜利的对联中，人们认为悬挂在五华一中校门口的对联最有名：
  原子弹大显神威，一轰广岛，再炸长崎，倭寇尽寒心，顿使昭和签败约；
  同盟国强操胜算，既扬国威，更壮军威，华人齐额手，睹观元首造新邦！
  抗日战争期间直至解放前后，高坑村人的生活都是很困难的。这里我只说照明的事就可以证明了。那时村里的多数人家是点自制的“松烛”来照明的。
  今天说起“松烛”，恐怕解放后出生的人都不懂了，那么，我就说说它的制作过程。第一步：砍好竹子（最好是麻竹）。把它锯成段（长1米左右），再劈成竹片（厚度0.2至0.3公分），将竹片放到水塘里浸泡，半个月后捞起，晒干，备用。第二步：用破布缠好竹片。将再也不能穿着的旧衣服撕成宽约1公分的布条，缠在每一条竹片上（竹片一端空出5公分不缠布条），备用。第三步：熬松香（用松脂熬制成的红黄色的固体）。把成块的松香放进铁锅里，加热，使之熔化成糊状。第四步：制作“松烛”。双手拿着缠有布条的竹片两端，迅速地将它放进熔化成糊状的松香里一拖，让该竹片黏上松香，然后一只手执着没有缠布条的竹片一端，另一只手在黏上松香的竹片上一捋，把多余的松香捋去，这样一根“松烛”就制成了。
  天黑了，村里家家户户就会点起“松烛”，它燃烧起来还是很亮的，能照亮整个房间，只是燃烧时冒出的阵阵黑烟让人难受。如果晚上有人在“松烛”下干活，时间长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他两个鼻孔内都是黑的，甚至吐的痰也有点黑。当然那时候也有人家点豆油灯的，还有人家点煤油灯的，但因为豆油、煤油贵，松香便宜，“松烛”可以自己做，所以全村晚上大多数人家还是点“松烛”。至于电灯，解放前不仅我村的人没见过，就是住在五华县政府所在地华城镇上的居民也没见过！
  高坑村人历来重视教育。据《高氏族谱》记载，早在清朝道光年间（1821年至1851年），村里首富伯兰公房的15世孙高腾霄，就在其住屋对门山下建有羽仪书舍一座，聘请宿儒教授村中子弟多人。直至民国初期，高坑村都办有高氏私塾培育子弟。1920年前后，村里成立了“大茂会”，由各房长老主持村里事务，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墩上横屋里创办了萃英学校，本村所有高姓男丁都入校就读，接受初级教育。邻村有要求就读的，都尽量吸收入学，一时间毗邻高坑的梅塘、旱窝里、陈屋背、禾岭、三源洞等村庄，都有人来入学。萃英学校的创立不仅提高了本村村民的文化修养，而且对附近村庄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萃英学校发展到1932年，墩上横屋里的已容不下过多的学生，于是“大茂会”决定扩大学校规模，将村口柏松公祖屋改建为“上三间下五间”的结构，以适应教育事业的发展，校名亦由萃英学校改为萃英小学。校长仍是高春华先生，这时他已62岁了。他的五子高汝育，刚好在五华教师话习会结业，成绩优秀，获得当时县长张景云的嘉奖，并被委任为萃英小学的教务主任。……1942年，我就是在萃英小学入学的。
  我们村人重视教育，但带有时代的烙印——男孩子都送去学校读书识字，女娃子则留在家里耕田织布——这是典型的重男轻女。同是父母生来父母养，为什么厚此薄彼呢？是父母的封建思想作怪，他们中了“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毒害啊！
  以上所述都是解放前的旧事，而且多是辛酸史。
  1949年7月的一天，五华县城解放了，是由五华县的“土八路”解放的，他们赶跑了国民党的县长和警察局长等人，在县城的中山公园里召开庆祝新政府成立的大会，华城镇附近村庄的群众都敲锣打鼓地来参加，我也欢天喜地地参加了这富有历史意义的大会，会场里真是人山人海，我看见在远远的台上有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在演讲，说的是五华本地的客家话，那时还没有扩音器，他可以说是用尽了最大的力气，他说，……我们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得到了解放，当家作主了。今天我们成立五华县人民政府，这是自己的政府，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紧接着是鸣放鞭炮，高呼口号，然后是游行……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在大会上激情演讲的是共产党县长张日和，台上还有县委书记魏麟基、宣传部长郭明、公安局长赖果等领导人和各界群众代表……
  五华县城解放后，招兵布告贴到了陈家祠。这个消息让我们村的良礼、焕麟、贵麟看到了希望。他们仨都是前年小学毕业后，因家穷无钱上中学，家里人要他们顶耕务农，可是他们才十五六岁，不甘心从此就“面朝黄土背朝天”，所以决心去当兵闯一闯。而我虽然比他们小一两岁，去年小学毕业后还考上五华一中，家里却不支持我上中学，理由是：我为长子，有六七个弟弟妹妹，要在家里帮父母耕田织布。我也不愿意一辈子在家织布耕田，当他们三个人邀我一起去当兵时，我马上拍手赞成，于是我们四个人结伴前往陈家祠报名。报名处有两个人，都没有穿军装：外面一个年轻的负责登记，里面一个年长的，大概是负责人吧，跟我们谈话。他问了我们：多大了？家在哪里？为什么要当兵？我们简要地做了回答。既不要什么证明，也没有进行体检，就这样我们报名当兵了。临走时，那个负责人告诉我们：暂时还没有军服、铺盖发给你们，你们回家去，自己带两套衣服、一顶蚊帐、一张棉被来报到就可以了。于是我们都很高兴地走出了陈家祠。
  要自己带铺盖去当兵，并没有难住他们三个人，因为他们在家都已单独住宿了，把自己的铺盖偷出来就行了，可是我在家是和弟弟共睡一张床的，去哪里弄到蚊帐和棉被呢？
  结果他们三个人顺利地参了军，而我却去不了，因为没有铺盖。这是我直到今天还感到遗憾的事。他们三个人参军后，驻扎在县城老官僚陈猛孙家，我还去探望过他们。一个多月后，部队开拔到惠州整编，准备攻打广州……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高良礼随后进入广州市公安部门工作，现在已离休，在广州安度晚年。高焕麟后来当了干部，辗转好多地方，但极少回家，听说最后在四川成都离休。高贵麟，据说是因身体原因，在惠州整编时被退回原籍，以后一直在村里务农，如今子孙满堂，安度晚年。
  解放后，像祖国的很多地方一样，我们村也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二十年过去了，高坑村变化最大的应该是“封山治水，改造低产田”。“封山”的措施是村里设专职看山员，把全村1100多亩山林看管好，严禁村民乱砍滥伐。“治水”的措施是开环山沟，挖鱼鳞坑，筑谷坊，堵崩岗等等，同时改造好高坑的二条水圳，砌好田段中心的排水沟，把全村400亩水田改造成稳产高产农田。但是，我们走的是一条“不断斗争”的道路，总是相信“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于是不断运动，不断折腾，阶级斗争这根弦，越绷越紧，把经济建设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高坑人的水稻，一造亩产平均800斤以上，成为五华县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得到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的表扬，这些光荣的历史，虽然证明了高坑人是勤劳的，是有智慧有才能的，可是全村成千人只种了400亩水田和100余亩旱地，即使产量再高，交了国家的公购粮外，所得的粮食还填不饱全村人的肚子……因为高坑人的手脚被无数绳索捆绑住，有力无处用，走的路不对，怎能不穷呢？！
  1960年7月，我从海南回家结婚，看见村里的景象真让人寒心。从房子来看，还是解放前散落在山脚下的几座大屋，只是更加破旧了；农田虽然改造了，把两座田段里的大屋也搬到山上去了，扩大了一点耕地，亩产也比解放前提高了，但是全村人的粮食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田地还是那么多，而人口却增加了不少。由于粮食紧张，人人脸上都露出菜色。更糟糕的是全村（高坑大队）各小队都办公共食堂，口粮都归食堂管理，大家都集中在公共食堂吃饭，各家都没有开伙。大人小孩每餐吃多少，都有规定，多一两都不行。据说全队最强的劳动力，一餐也不够半斤米，一般的劳动力只有三两，妇女和儿童当然就更少了。每到开饭时，总能听到许多儿童在哭闹，埋怨自己饭钵里的饭太少。菜肴嘛，没有鱼，没有肉，也没有蛋，煮的都是农民自己种的蔬菜，连油星都看不见，试想，没有油的蔬菜，加上饭量少，填不饱肚子，怎么不叫儿童哭闹呢？很快村里就有不少人患水肿病，双脚出现浮肿了。
  1967年元旦，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开展，我和几个老师、学生组织了一个自行车长征队参加串联，我们来到广州时，听到周恩来总理发出的“停止串联，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于是我们长征队解散了。我独自一人从广州足足骑了三天自行车，在春节前回到了高坑老家。我看到什么呢？家里的房子更破烂了，两个大弟弟独立门户了，但生活也不见有多大起色；父母亲虽然刚年过五十，但显得很苍老，特别是母亲恰似60开外的人，步履都有点蹒跚了，他们仍费力地拉扯着两个小弟弟、小妹妹，困难可想而知……村里的极左思潮，暗流汹涌，一些年青人，拉帮结派，蠢蠢欲动，这些现象的出现让我担心害怕……果然，1968年，五华的一些农村掀起了乱批乱斗、乱砍乱杀现象，并且很快地蔓延开来，塔岗乡的“四类（地、富、反、坏）分子”一夜之间被乱杀了十多人，高坑村当然也不会幸免了。父亲从1958年农业合作社开始就当生产队长，竟然被诬陷为国民党的“伪保长”，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被扣押在村小学里，批斗了三天三夜，最后村里竟然发展到组织可怕的“人民法庭”，弄出人命来。要不是驻五华的解放军某部发现问题，及时出面制止，还不知有多少人死于非命啊。
  我这里想插一段高坑人的婚姻嫁娶的情况。
  解放前高坑人的婚姻，是老式的或者说是封建式的婚姻，大都是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婚礼也很讲究，有什么“看八字、下聘礼、送嫁妆、抬花轿、跨火盆、跪拜礼、互敬酒、闹洞房”等风俗，在这里就不去详说了。我就从解放后“嫁妆”的变化来说高坑村的情况。当村里适龄男女自由恋爱或经媒人说合后，进入谈婚论嫁时，女方父母一般都会为女儿准备好嫁妆，在举办婚礼时和女儿一起“送”出去。解放初期，当时流行的嫁妆是“三转一响”，“三转”即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一响”就是“收音机”。这样的“四色礼”一直延续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为止，时间长约15年。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期间，“嫁妆”作为“四旧”受到批判，父母是不送嫁妆的。
  1978年改革开放后，结婚时父母送嫁妆的习俗又恢复了，而且随着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嫁妆的档次也提高了，虽然仍是“四件套”，但手表改为“手机”，自行车改为“摩托车”，缝纫机改为“电冰箱”或“洗衣机”，收音机改为“电视机”了。进入新世纪后，嫁妆的档次更高了，手机要“苹果牌”的，摩托车多是进口的，电视机是32吋以上彩色的，洗衣机、电冰箱都是最好的，听说还有人送电脑、小轿车做嫁妆的了，当然这还不是普遍的现象。从嫁妆的变化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高坑人生活水平的提高。
  1982年高考，兴华弟作为梅县地区选派的评卷老师，我作为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选派的评卷老师，双双到广州华南师大参加评卷，评卷完后回家。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我第一次回家，深深感觉到高坑村的巨大变化，由于村里落实了家庭承包责任制，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水稻亩产突破千斤，家家的粮食都足够了，家庭副业也搞得红红火火，真是鸡鸭成群，肥猪满圈……大家碰面都喜形于色，交谈时都说要感谢邓小平，感谢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村里建楼房的人家也多了起来。
  2001年7月，母亲病危，我急忙从海南赶回家，延请名医抢救母亲一个多月，终因救治无效，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丧事是在濒危的光裕堂祖屋里办理的。我从1956年到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教书以后，回家的次数不仅少，而且每次在家的时间也不长，对光裕堂祖屋极少关心。这次因为办母亲的丧事，光裕堂破落、衰败的景象，才引起我的关注。我想这座凝聚着祖宗汗水、饱含着祖宗心血的光裕堂，我作为光裕堂19世孙有责任保护好它，决不能让它倒塌，决不能让它消失于世。
  于是我们立即发起了维修光裕堂祖屋的倡议，得到了光裕堂子孙们的热烈响应，经过一年多的精心施工，光裕堂修复工程终于在2002年4月胜利完工，一座修旧如旧、光鲜靓丽的光裕堂重新出现在村中。
  为了庆祝修复好光裕堂祖屋，5月2日，我们搞了个“光裕堂百年庆典”活动，内容有：上午，光裕堂子孙到华城迎接“五代同堂”寿匾回村，然后拜祖、上匾；中午，举行宴会，所有光裕堂的内亲外戚、高坑村的亲房代表、新老干部、老师等400多人参加；下午，文艺表演：①幼儿园小朋友的歌舞表演、②客家山歌大联唱、③华城“百花春”音乐队演奏和演唱等；晚上，燃放烟花。
  我们搞“光裕堂百年庆典”，目的在于教育子孙后代，弘扬民族文化和传统美德，振兴民族精神，让光裕堂祖辈的好思想好作风，世代相传，永放光芒。
  为了让读者了解光裕堂先祖的恩德，展示光裕堂子孙后代的风貌，我特选录了高乐华先生创作的客家山歌《光裕美德要发扬》，以飨读者：
  竹板一打闹洋洋，
  五句落板唱一场，
  其他歌儿我不唱，
  只唱高坑光裕堂，
  请你慢慢听分相。
  请你慢慢听分相，
  光裕美德要赞扬，
  尊老爱幼团结好，
  勤俭正直又善良，
  聪明好学美名扬。
  聪明好学美名扬，
  云田太公好榜样，
  兄弟团结创家业，
  大小事情有商量，
  亲手建起光裕堂。
  亲手建起光裕堂，
  张老太婆福寿长，
  敬夫教子睦邻里，
  九十高龄身健康，
  子孙五代同一堂。
  子孙五代同一堂，
  光裕子孙不平常，
  且看健在光字辈，
  有德有才又大方，
  心宽福大寿年长。
  心宽福大寿年长，
  建功立业作栋梁，
  政界辉光众兄弟，
  位高厅级当平常，
  动人佳话人赞扬。
  动人佳话人赞扬，
  钧光业绩更辉煌，
  外科专家正教授。
  传妻教子有良方，
  个个成才作栋梁。
  个个成才作栋梁，
  带出后辈一大帮，
  大学毕业三十几，
  高级职称极平常，
  光辉业绩传四方。
  光辉业绩传四方，
  光裕鲜花分外香，
  高惠留学到美国，
  晓霞就读大学堂，
  许多长辈都沾光。
  许多长辈都沾光，
  园背竹笋不寻常，
  人人事业有成就，
  一花带来百花香，
  海内海外放光芒。
  海内海外放光芒，
  祖宗美德要发扬，
  做人要象真金子，
  放到那里都闪光，
  光裕精神要发扬。
  光裕精神要发扬，
  歌儿唱来就是长，
  唱得不好多指教，
  灶背磨刀要缸帮，
  恭祝同志身健康。
  改革开放以后，高坑村的变化可以说是多层面，我这里略说一二。
  先说丧葬事。我国由于历代统治者都推行封建迷信的葬制、丧礼，使土葬、厚葬、各种迷信活动和铺张浪费现象十分严重，并形成一种具有习惯势力的社会风俗。我们高坑村也不例外。1951年，我祖父病逝，当时几乎全部按封建葬制、丧礼进行。什么看风水选坟地，搭灵棚摆路祭，请和尚念经超度，烧香化冥币纸钱，收送挽联挽幛等一大套，出大殡上山土葬以后，家里还在大厅里摆设灵位，每七天做一次祭拜，所有的子孙都要参加，总共要做七次，七七四十九天，丧礼才算完成。这厚葬的陋俗，不仅浪费了大量的物力和财力，而且还十分折磨子孙，不能正常生活。所以新中国建立不久，即采取行政力量和群众力量相结合的办法，开展了殡葬改革。经过多年努力，我国殡葬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现在高坑村人对改土葬为火葬、文明节俭办丧事已逐渐形成了共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村中老人故去后，百分之百实行火葬，村干部主持开追悼会，村里人自动为逝者送行，减少铺张浪费，形成了文明、节约办丧事的殡葬礼俗。
  次说高坑的房子。解放前我们村就有老祖宗修建的九座客家大屋，每座大屋少的住十家八家，多的住一二十家。解放二十年了，高坑村人口比解放前增加了不少，房子建不了几座，多数人还是挤在一起住。可是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1980年以后，高坑村新建的房子如雨后春笋般地从地上冒了出来，盖的都是楼房，两层的，三层的，四层的，越来越高，越来越大，越来越漂亮，越来越高档。现在高坑村村口公路两旁，密密麻麻，鳞次栉比，组成了一条可观的“高坑街”。就拿光裕堂家族来说，住在村里的有22家，各自都建有楼房，有的在光裕堂祖屋周围建，有的在村口建，更有在华城镇上建，有些人的房子还不止一处哩。如果按人均住房面积来说，高坑村人的住房面积比一般城里人还大。
  再说高坑的村道。文革前都是砂土路，又小又弯，高低不平，坑坑洼洼，骑自行车都很不方便。如今环村道路都修得又大又直，水泥路面宽达3米以上，大小汽车可以通行无阻。听说最近村里还集资装上了路灯，人们都说，现在高坑村真是旧貌变新颜，已经和小城市差不多了。
  前面我说了高坑人从清朝道光年间就专门建了羽仪书舍，聘请宿儒教育子弟，民国后有萃英学校，后改为萃英小学，这些都是民办的初级小学。解放后，在原萃英小学的校址上，村民集资建起了楼高三层、有12间课室的校舍，后来成了公办的高坑小学，教学质量在华城镇40多间完全小学中，名列前茅。现在高坑村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男孩女孩最少也读到初中毕业，读高中已很普遍，不少人上了大学。我曾做过统计，解放后至文革前，17年来，高坑村人考上大学的不过是区区7人而已，而恢复高考后，我村子弟有时一年就上了7个人。这也足以说明高坑村的变化之大。
  如今高坑村民更加重视学前教育了。村里有两个幼儿园，都是民办的。一个设备、教师条件差一些，办在居民楼里，收费比较低廉，可是入园的人数反而比较少；另一个办在原高坑小学里，设备好，教师素质高，是双语教学幼儿园，收费自然比较高，而入学的人却很多。这种情况既表明高坑人的经济状况不错，更反映出高坑人对学前教育的重视。
  高坑村人用上电灯，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1979年10月，高乐华出任高坑村支部书记。1981年，由他代表村里与五华县水利电力局签订合同，高坑村免费提供土地让县水电局在村口高坑小学旁建变电站，高坑村民可以享受超低电价的优惠，每度电只需0.165元。而比乡里其他村庄的电价低了好几倍。当全村人都用上电灯照明的时候，大家都不禁欢呼起来，感谢政府的关怀……
  由于有了电，家用电器才能进入高坑村的各个家庭，最初是电饭煲、电风扇，接着是电视机、洗衣机、热水器，这些电器现在大多数家庭已经齐备。当然家境更好的已拥有电冰箱、空调机了，只是目前在高坑村还不普遍。
  1992年高坑村才有电话，最初也是极少“早发起来”的人家才装有电话，后来随着村民经济收入的普遍增加和国家村村通电话工程的启动，越来越多的家庭都安装了电话，现在全村有固定电话115部，约占全村302户的40％。村里的年轻人普遍都用上了手机。从2010年开始，电脑也进入平常百姓家，据统计，目前全村共有电脑50部。
  以上说的多是物质上的变化，更可喜的是精神上的变化。这里我要说的是远来、汉辉、阳元、山松、国清、华坤、高明、冠权等人，他们不仅是高坑村发家致富的带头人，更是热心高坑村公益事业的领军人物。他们出力建小学，捐资修村道。他们组织高坑慈善基金会，每年给村里的优秀教师和考上大学的学生分别发放奖金，每年老人节（重阳节）请村中60岁以上的老人参加宴会，发放纪念品，对村中的残障人给以一定的生活补贴……他们可以说是高坑村的道德模范。
  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综合国力空前提高，各项事业全面进步，我们不再是“一穷二白”，我国正集中精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坚信明天的高坑村一定会越来越好，人民一定会越来越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