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1995年4月17日，从台北传来一个悲伤的消息：一代哲人吴德耀先生在台北家中溘然长逝，享年78岁。吴教授向来注重养生，也乐天知命，他的突然辞世，着实让不少师友亲朋倍感伤痛，华人文化教育圈更是为失去这么一位杰出的学者、教育家惋惜不已。著名学者杜维明在哈佛大学撰写纪念专文，评价自己的恩师吴德耀先生，称吴先生“为新加坡及我国台湾培养了数代精英，为‘文化中国’孕育了千百学子，也在东亚、东南亚和欧美各地撒布了许多弘扬华夏文明的善种。他作育英才的苦心和为文化事业而奋勉精进的志趣，充分体现了忍辱负重的教徒精神和任重道远的儒者胸怀”。
  新加坡是吴德耀先生最后服务的国度。他去世后，从新加坡前总统、社会各界人士到海南华侨，纷纷聚集一处，为这位跨时代的教育家举行隆重的追思会。那段日子，悼念文章占据着新加坡媒体的版面，吴德耀不平凡的一生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小小少年闯南洋
  1916年，一个动荡的世纪之初，也是海南人闯南洋的又一个高峰期。这一年，吴德耀出生于侨乡文昌一个清贫的私塾之家。9岁那年，吴德耀失去父亲，无奈之下，母亲将他送往槟城的伯父家，从此，故乡只能留在记忆里。直到几十年后吴德耀才重新踏上故乡的土地，彼时的他已经是名满华人世界的著名学者了。
  那时的槟城是马来亚的一个州，在英国殖民地范围内。受时代风气的影响，他的伯父认为在英文学校读书比在华语学校读书更有前途，于是决定将吴德耀送去教会学校，他先进入圣马哥学校，后转到英华学校、剑桥九号，天资聪慧而又勤奋的吴德耀成绩优秀，表现优异。也许是骨子里坚定的故国情怀，也许是祖父和父亲在他小小的心灵里灌注的传统文化因子，一个意外事件的刺激，让他成为一个精通中英文、深研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学者——有一天，说着满口流利英文的吴德耀遇到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咖啡店伙计，小伙子拿着一份华文报向他挑战：“虽然你比我聪明，但是我懂得自己的语言，能看华文报，你能看得懂吗？”吴德耀顿时无语。他是英校高才生，却不认得几个汉字，自觉惭愧难当，于是，要求伯父让他转到当时最好的华校钟灵中学。在这所华校里，吴德耀以超乎寻常的努力，只用两年就读完了一般学生要用三年才能读完的课程，能够自如地欣赏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书籍，并对儒家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吴德耀日后成长为一个学贯中西、偏爱中华传统文化的大学者所该具备的“童子功”了。
  参与《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
  机缘巧合的是，吴德耀在这所华校读书还给他带来人生的第一次好运，并为他后来的海外留学生涯开辟了新航路。1936年，他代表钟灵中学（今属马来西亚）到中国参加全国运动会，他的三铁项目成绩竟然破了全国纪录，此事曾一度轰动马来亚，吴德耀因而获得奖学金进入声名赫赫的金陵大学（1952年并入南京大学）学习。1940年，吴德耀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赴美留学。1942年获美国弗莱契尔法律与外交学院硕士学位。一路学业优秀、超常发展的吴德耀，又考取攻读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46年，当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的学位授予给这位刚强聪明的琼侨学子时，吴德耀成为首位马来亚留学生中荣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学者。
  毕业后的吴德耀留在美国任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研究员。此后，口才良好、风度翩翩的吴德耀开始从事外交工作，精通中英文的特长为他带来一系列的好运。根据吴德耀的学生王佐先生回忆，1947年，吴先生在联合国秘书处任职时，曾经协助参与起草《世界人权宣言》，这也是唯一参与《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工作的华裔人士。那一年还不到32岁，年轻有为，抱负远大的他，凭着广博的学识和追求真理的勇气，在起草《世界人权宣言》时，敢和法国代表（后来的法国总理）法兰斯辩论；面对世界闻名的法学大师、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卡仙教授，吴德耀站在公平的立场，与之辩论人权问题。他良好的辩才和气度，赢得了联合国官员对他的尊敬。
  绅士和君子融为一体
  2004年11月，吴德耀先生的得意门生、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被邀来海南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笔者有幸采访了这位被称为“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的著名学者。杜先生满怀深情地说，此番海南之行，还有一个心愿，就是看看自己的恩师吴德耀先生的故乡。他说，如果没有吴德耀先生的帮助和安排，他不可能得到哈佛大学的奖学金，也就不可能有日后他在哈佛的席位和学术方向。杜维明先生谈到，博学多才的吴教授于1954年应聘赴台湾协助开办东海大学并担任政治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之职，两年后又出任东海大学校长。此时，在东海大学就读的杜维明是一名高才生，由于吴德耀先生与哈佛大学的密切关系，他得到一个资助名额，可以举荐优秀学生到哈佛大学学习。吴德耀先生将这个机会给予了杜维明。
  “当时家里穷，没有奖学金，即使我拿到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去哈佛也是不可以想象的事情。吴德耀先生出于培养人才的考虑，将这个宝贵的名额给我，并且写信请哈佛的故交帮助我，照顾我，让我度过四年难得的大学生活，这是我终生难忘的。”说这话时，个子高大的杜维明教授面容沉静，沉浸在对恩师的追忆中。他说：“德耀先生心仪柏拉图的哲王理念和孟子的大丈夫气象，但他自己却喜欢从平易近人、温柔敦厚的仁道来分析时事、品题人物，评断社会及文化现象的得失。在抗衡、冲突和斗争的暴戾之气弥漫全球的乱世，他所证成的是基督教的博爱和儒家的恻隐之情。他是位真能变化气质，真能把绅士和君子融为一体的人师。我敬重他，深深地怀念他！”
  最后的南洋大学校长
  1956年至1971年间，作为该校的创始人之一，吴德耀出任东海大学校长，长达15年，这在台湾教育史上是少有的。1971年至1975年，吴德耀接受新加坡大学政治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的任职，举家来到新加坡。1975年至1980年，吴德耀在南洋大学先后任政治行政系教授、研究院院长、校长。1980年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退休后亦兼任东亚哲学研究所所长，成为新加坡儒家思想教育的主要设计者。这时期的主要代表著作有《人与社会》《东方政治——西方政治》《国际政治研究》《中国文化的根源》《政治历史文化古今谈》和《列国春秋》等。
  1955年创办的南洋大学，以“沟通东西文化，发展马来亚文化”为办学宗旨。当时的马来亚大学专重英文，而南洋大学则兼重中英语文，以应学术研究之实际需要，务使学者对当地语文有相当基础，能充分运用，而同时学业水准与国际程度相当，可作为东西文化之桥梁。吴德耀执掌南洋大学，一再强调“南大”所具有的特质应该是：别人不要做的，我们做；别人不能做的，我们能；别人无法容忍的，我们可以容忍，这种刻苦耐劳、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就是“南大”的精神。吴德耀曾满怀希望地说，在未来的岁月里，这种精神不但必须予以保存并发扬，而且要更进一步使我们的所作所为皆能达到至善的境界，“南大”全体同仁——教职员工、学生及校友们都必须尽本身的一分力量来发扬这种传统精神，并将止于至善的理想作为我们的新准绳。南洋大学人至今不能忘怀的是，校长吴德耀还强调两种语文的教学必须加强，认为“南洋大学具有独特之条件，可以实施两种甚至三种语文的教学，即英文、华文及马来文”。新加坡作家王振春感慨地说，吴德耀在任期间，强调中英文双语并重，同时，不断增加与教学人员的接触，勉励同仁从事学术研究及出国进修，并增加“东南亚研究”作为学生的选修课程。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新加坡政府认为南洋大学校园内华语氛围过于浓厚，不容易推广英语的应用，南洋大学必须向学生全面灌输英文教育才能掌握英文，因而主张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时任南洋大学校长的吴德耀先生，凭借对华族文化、儒家思想的精深研究，一再表示不赞同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大学合并，南洋大学应当担当起新加坡以及整个南洋华文传统文化教育的重担。吴德耀坚持无果，1977年无奈辞去代校长职务，后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曾经知名学者云集、中英文学术并举的新加坡南洋大学自此退出历史舞台，而雄心勃勃、献身教育的吴德耀先生，却成为这所著名大学的最后一位校长。这不能不说是吴德耀一生最大的遗憾，也成为南洋大学历史上特别值得追忆的一页。
  晚年乡梓情
  1977年，吴德耀教授从南洋大学辞职后，复任新加坡儒家伦理委员会主席，1986年至1988年任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理事兼所长。又担任新加坡《联合早报》编辑顾问，撰写国际时事专论，还常常参加各项国际会议及讲学。
  作为一名富有影响力的教育家、儒家思想家，吴德耀的故国情怀可以说是十分浓烈的。9岁离乡，异国求学，学成之后一直在外成名成家，等到可以回乡时，他已经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了。1978年，吴德耀第一次回到中国内地，先后应邀到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讲学，在中国台湾和东南亚负有盛名的吴德耀，第一次为内地年轻学子所知，而此时的故乡海南，还未能迎来这位杰出的游子。直到1982年，思乡心切的吴德耀才终于回到海南文昌，特地探访了自己出生的地方。此时，他已经66岁了。恍然间，就过去了那么多年！此后，吴先生多次回到故园，他对祖国的情怀，对故乡海南教育的关心令人为之动容。
  海南大学原校长尹双增回忆，吴德耀先生是学识渊博而又十分谦逊的人。记得是1992年3月，吴先生偕同夫人应邀前来参加海南大学主办的“海南学”学术研讨会。这时候的他已经是76岁高龄。在研讨会开幕式上，他做了题为《海南学与海南精神》的主题演讲，在演讲中对“海南学”与“海南精神”的内涵作了精辟的阐述，“海南学”的概念第一次在这样严肃的研讨会上提了出来。如今翻开当年的《海南大学学报》，吴先生希望海南人发扬“以海为母”的精神仍历历在目。海南大学周伟民等诸教授对此论题的响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成为海南学界热心探讨的学术问题。尹教授说，吴先生开篇所做的演讲，不仅言辞精彩，且令人精神振奋，在与会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对这次学术研讨会无疑起了十分重要的主旨作用。在激情的演讲下，谁也看不出吴先生身患疾病，且已高龄。至今，他儒雅的风度、精辟的言辞、逻辑清晰的言谈，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吴先生与王佐硕士等在出席这次学术研讨会后，在新加坡海南会馆曾非正式建议设立奖学金，以鼓励及资助新加坡学者前往海南大学讲学，以及资助海南优秀学子来新加坡深造。现在，这一计划已经落实，以期完成吴先生的心愿。
  作为一名教育家，吴教授身体力行，为人垂范，把自己的子女教育培养得很好，这在华人世界已经传为佳话。他的夫人薛瑛女士是哈佛大学硕士，典型的东方淑女，同时也是他亲密的贤内助；长子及次子分别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硕士学位；长女是美国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硕士，次女以及二位媳妇都在国外获得高级学位，可谓是满门俊秀，令人称羡。
  与吴先生私交甚好的尹双增教授回忆说，吴先生不仅是一位慈父，还是一名杰出的教育家。记得有一年到吴先生家，恰逢南洋大学的学生因伙食问题闹事，吴先生将闹事的学生领袖请到家里，又是倒咖啡又是沏茶，像对待自己任性的孩子，还特意请夫人为情绪激动的学生们弹钢琴。在优雅的琴声中，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情绪慢慢平静下来，有的还为自己刚才的冲动感到惭愧。而身为一校之长的吴先生诚恳地向学生们道歉，说他出差在外，伙食没能管好，希望同学们原谅，往后一定注意管理，让同学们吃好。“一番和颜悦色的言谈，让也身为校长的我深深触动。他仁慈且艺术地化解了一场学生风波，这对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是一次极好的启示。我深深佩服他，没有几个人能够像他那样处事……”尹教授满怀敬意地回忆着。
  尹教授对笔者说道，吴教授为人正直、忠厚、诚恳，有正义感，淡泊名利，他是新加坡唯一一位退休之后不住公房的公职人员。他说，1981年，吴先生从大学退休后，和太太买了一间简陋的组屋。他们一辈子住着大学教职员宿舍，从来未拥有自己的房屋和家具，也没有汽车，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购置房子和家具。他们夫妇将房子布置得优雅、简洁，两人喜爱读书和写作，喜欢家庭生活，常和儿女孙辈相聚，也乐意款待到访的朋友和学生。50年来他们过着美满的婚姻生活，家里没请女佣，家务由二人分担，吴教授还说他自己是个烹饪能手，他也常称赞太太的中英文造诣深厚，却甘于做好他的助手，有才能又贤慧。吴教授受邀到外国讲学时，吴太太必陪同一起前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夫人都在身边……
  一代哲人当之无愧
  吴德耀去世不久，他生前的好友与10多个文化团体即组成“吴德耀教授纪念基金”，设立文化讲座，每年聘请著名的学者专家前来主讲有关儒家哲学思想等中华文化，以及东西方政治思想等学术问题。第一次讲座于1995年在新加坡举行，主讲人正是吴德耀的高足杜维明教授。2004年冬天，杜维明教授亲临恩师的故乡，凭吊自己的恩师。他和笔者说，作为一个敬业的政治学者，吴先生树立了责任伦理的典范；作为一个开风气之先的教育家，他创办了纵贯古今，结合通专，并融会中外的楷模大学；作为一个高瞻远瞩的学术领导，他为植根中国传统文化而又引进西方现代智慧的人文研究开拓了空间；作为一个自强不息的知识分子，他通过笔耕、口传及身教传达了关切社会和献身文化的精神。
  2012年7月，三联书店迎来80周年庆典。笔者在北京三联书店巧遇前来参加庆典的杜维明教授。距上次在海南岛的相遇已经过去了8年，年过七旬的杜维明教授依然记得那个上午我们在海南岛谈起过他的恩师吴德耀先生。吴德耀先生一生培育英才，桃李满天下；他著作丰富，对华人世界产生深远影响；他身体力行，为华人世界赢得巨大的荣耀。他被誉为“一代哲人”，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