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在海南现代教育史上，梁大鹏（1911—1998）是一个绕不过的人物。1947年，他主持筹建了海南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所高等学府——私立海南大学，与当时海南政商学界的精英人物一起创造了海南教育史上的奇迹。随着私立海南大学的筹建，一个个海南乃至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和我们实现了迟到的“相见”，陈序经、颜任光、范会国、宋子文、张发奎、陈策、王俊、韩汉藩、郑介民、林廷华、周成梅、黄有鸾、云竹亭等等，他们处于中国的特殊历史时期，在战火未息的孤岛创办现代大学，精诚合作，力争图强，他们敢于为海南前途、命运担当的勇气和决心，在渐行渐远的历史中，愈加显现精神的可嘉。
  1950年2月，私立海南大学副校长梁大鹏为了为学校争取美国资助而专程飞赴台湾。两个多月后，隆隆的炮声响彻海南上空，海南全境很快在一片硝烟里宣告解放。留美政治学博士梁大鹏，自此就再没回到他热爱的故乡海南和倾注了心血与热忱的椰子园。
  心怀大志，主修政治
  在梁大鹏的记忆中，万泉河水是如此清冽纯净，两岸的植被繁茂，长年微风吹送，令人神清气爽，心境宽阔。1911年8月31日，即宣统三年七月初八，在乐会（今琼海市）一个叫作排塘镇书田村的小村庄里，梁大鹏出生。梁家算是耕读之家，梁父将独子取名“大鹏”，其中的寓意不言自明。幼时的大鹏确实聪慧过人，且已显现出胸怀大志。1926年夏，刚从岭南中学毕业的梁大鹏奉父母之命，与博鳌乡排园村的盐商卢修銮的五女卢卓群订婚，次年完婚。于是，万泉河畔便出现了海南现代史上的一桩值得玩味的婚配：年长梁大鹏四岁的卢卓群是琼东县（今属琼海市）嘉积镇东路中学（广东省立第十三中学）的毕业生，她的大弟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美术家卢鸿基先生。1929年秋，正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的梁大鹏携新婚妻子返校时，顺便也把大妻弟卢鸿基带到上海求学。1930年夏，梁大鹏大学毕业，旋即在外家的资助下去美国留学，主修政治学，1933年获密执根大学硕士学位。1937年又获纽约大学博士学位。
  现居北京的海南历史文化研究者卢家荪曾对其从未谋面的姑公梁大鹏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为解读梁大鹏的精神世界提供了可靠的凭据。民国年间，科学救国、实业报国成为时代潮流，出洋留学的人大多学些理工、商科及医科之类既致用又易谋生的专业，即便是文科也以文、史、法、哲居多。至于政治学，不仅在国内鲜为人知，就是在二战前的欧美诸大学，亦属新兴学科。因此，对梁大鹏的选择，梁、卢两家都觉得有些意外。据考，在当时的国内诸大学，除在法学院系开有政治学专业或课程外，鲜见专门的政治学系。而梁大鹏所读的复旦大学是在1929年才增设法学院的，由此推测，梁大鹏选择政治学完全是个人的意愿。不过，就梁大鹏出国前的社会形势及其接受教育的状况而论，他在选择专业时应当是深思熟虑过的。
  内忧外患的国势对处于20世纪初叶知识青年的生活与理想的选择有非常直接的影响。随着国内政治力量间的生死搏杀和社会现实的日益严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逐渐分离为几大类：一部分追求彻底的社会变革的激进者投身到了武装斗争的洪流中；一部分寄希望于广泛的社会改革的温和者走到了实际生活的天地；一部分厌倦了政治纷争的观望者进入了青灯黄卷的书斋；一部分有志于社会进化的执着者则将目光投向了域外的文明。梁大鹏大概是属于最后一部分人。
  卢家荪说，对于一个初出校门、涉世未深的青年来说，学校的教育无疑有着非常大的作用。梁大鹏出国前就读的学校——岭南中学和复旦大学早期都是教会学校，岭南中学是岭南大学的附属中学，在1927年收归我国之前，它的管理、教学、研究等等都是由美国人或是美国教会认可的中国人（一般是留学生）负责的。1992年出版的《中国高等学校变迁》一书介绍：“该校师资阵容颇强，学风严谨，基础理论扎实，学生外语水平高，学校富有凝聚力。在华南地区和海外享有盛誉。”外语水平高，是因为当时在华的教会学校普遍采用英语讲授，这种教学上的特点对少年的梁大鹏无疑影响至深。同岭南中学一样，复旦大学最早也是由教会人员出任师资，“在教学上既重视国学，又十分注意外语与西方学说”。这种教育思想和教学侧重更给青年的梁大鹏烙下了鲜明的印记。这两个学校的教学特点在梁大鹏后来的教育生涯里都有很突出的表现。台湾近代史研究员、琼籍学者苏云峰先生（已故）对此印象颇深，说梁大鹏“不论在海大还是政大，上课时则用英语直接讲授”。因之，他曾被人批评是“殖民主义教育者”。姑且不论这种批评是否妥当，梁大鹏受殖民教育的影响很深却是不争的事实，后来的私立海南大学采用英语授课或许也是梁大鹏的主张。
  学成归国，教育兴邦
  在美国的7年里，梁大鹏先后翻译和编写了《日本政府》《日本的发展》及其博士论文《菲律宾政党发展史》等著作。回国后，又陆续发表了《菲律宾民主政治的观察》《宪政是否随时随地可以开始？》《评所谓民族政党》《菲律宾独立运动之过去与未来》等。“遗憾的是，多年来，我查寻了许多公私藏籍，都没有找到这些著作，故无从了解其中的立论和见识。但是，通过这些标题，我们还是不难体会梁大鹏的用心和志趣的。”卢家荪讲述。
  1937年，梁大鹏学成归国时，适逢七七事变。受爱国热情驱使，他在海南老家只住了10天就动身北返——他回国时是在上海上岸的，当时正在国立杭州艺专学习的内弟卢鸿基专门抵沪迎接。那时日本军队正攻打上海，梁大鹏想从广州转道香港去上海参加抗战。但当他赶到广州时，因为战事吃紧，去往上海的水陆交通都已中断，从戎杀敌不成，他便留在广州，以文报国。9月初，梁大鹏创办了一份名为《贯彻评论》的杂志，自任主编，宣传抗日。
  1938年秋，武汉沦陷，广州亦告危急。迫于形势，梁大鹏奉命撤离广州——此时他经同乡韩汉英（时任中央军校第四分校主任）的介绍参加了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的工作。离穗后，梁大鹏先到了广州湾（今湛江霞山），与刚从海南老家逃难到此的妻子和小妻弟卢鸿谋等亲属会合，尔后一起取道广西桂林到达战时的陪都——四川重庆。
  不久，卢鸿基也随郭沫若等一大批在政治部第三厅工作的文人由武汉辗转撤到了重庆。在国破家亡、兵荒马乱之际，一家人幸得在大后方聚首，其喜悦之情是非言语所能形容的。
  “据家人回忆，刚到重庆的那些天，大家经常见面，其中多数时候都在梁大鹏的住处。一来因为他的住房较宽敞，二来因为他有家室，吃用方便。但好景不长，由于梁大鹏与两位妻弟卢鸿谋、卢鸿基政见不合，时有龃龉，最后干脆绝了往来。”卢家荪追忆说。
  需要说明的是，政治部在当时是一个很特殊的政府机构，它是国共合作的产物，曾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意味深长的一页。
  其主要任务是负责和指导战时的政训和宣传工作。部长由国民党方面的人担任，初为陈诚，后为张治中。副部长两人，一位是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另一位是黄琪翔，代表国共之间的第三党（农工民主党）。政治部下辖四个厅，除郭沫若及其领导的第三厅（宣传厅）的主要人员是共产党人外，其余以国民党人居多。由于政治部的工作需要，在当时，先后有一大批国内思想、文化、学术界的著名人士、社会贤达出于“精诚团结，共御外侮”的共识而效力其中，如杜国庠、胡愈之、阳翰笙、张志让、冯乃超、钱远铎、胡风、沈雁冰、田汉等，此外还有金山、白杨、秦怡等一些影剧明星，因为他们大部分都集中在第三厅，故时誉第三厅为“名流内阁”。也正因为有这么多文化精英，所以国统区的抗战文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梁大鹏当时在政治部直属的设计委员会任少将设计委员，学美术出身的卢鸿基则在第三厅第六处（艺术宣传处）第三科（美术科）任少校科员，小妻弟卢鸿谋则在郭沫若身边任少尉副官。因为这种关系，一些在重庆的海南青年也通过他们谋到了一份职业，他们三人一时成为流亡中的海南青年心中可依靠的对象。
  因为工作比较松散，和政治部的许多文化人一样，梁大鹏在担任设计委员的同时，还兼任母校复旦大学的教授。在这所“流亡大学”里，他前后讲了5年的政治学。或许正是这段经历，使梁大鹏逐步坚定了教育兴邦的志向。海南学者周润章先生说抗日战争一结束，海南精英聚集于当时的陪都重庆，议论振兴海南教育问题的情况便是史证。
  抗战胜利后，梁大鹏应聘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授。教学之余，他与时任广州市市长陈策、国民党中将黄珍吾等琼籍名人过从甚密。有关私立海南大学的酝酿、策划、筹备等工作，也就在这种乡亲间的聚晤中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这是1946年6月至1947年11月间的事。
  创设海大，文教兴琼
  椰风摇曳的海口椰子园，地处今日的海军424医院及滨海路之西北沿海炮台一带，北临大海，椰林苍翠，相对独立的椰子园幽雅静谧，它与市区临近，交通方便，日军侵琼时为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及海军医院，抗战胜利后收归琼崖军政当局使用。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椰子园承载了海南一代精英太多的教育梦想，这里曾一度成为“南疆文化的中心”。我们从梁大鹏充满情感的文字中可窥见当年椰子园开学的情景：“……在开学的那一天，我们看见椰子园里来来往往的，十九都是来自内地的男女青年，他（她）们带有许多不同省份的口音，显示着许多不同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在地方人士看来，非常兴奋，因为他们从来就未曾看见这许多青年负笈来琼就学，也从来就未梦想海口这一寞落的小镇，居然成为南疆文化的中心。的确，海口市容因而改变，全岛社会也形成另一种气氛，值得鼓舞而自慰。可是这一切，使我们荷负实际责任的同仁看来，则心情立刻转为沉重，因为学生们南来就学，都怀着满腔的热望，置身于一个乱世的桃源，潜心纳教，陶冶德行。”此时正是抗战胜利两年后的1947年底，国共两党正进入大决战的前夜时刻，而此刻的海南竟然创办起一所具有现代意味的大学！用梁大鹏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此时此际，我们还有足够的勇气，昂头往前者，为的是认教育为百年大计，国族命脉，息息攸关。海大创设，一方面可以帮助安定后方社会，另一方面又可促使社会的进步”。从字里行间我们不难感受到梁大鹏及其同仁的期望。
  私立海南大学创办前，海南高等教育还是一片空白。“岛内青年学子欲进高等院校求学，皆负笈于粤之羊城或远赴京沪”。有关私立海南大学创办的初衷，40年后梁大鹏在其《海南大学前后》一文中曾有这样的追述：“忆当年抗战接近胜利之时，我们鉴于建琼任务，如不先以文教着手，社会方面无从确立，精神力量无法发挥，各级人手自也无从储备……海大创设之议缘斯而起。”又言：“要协助政府把海南岛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地区，这是海大所公开标榜的主要目标之一。”“老实说，海大不是纯为海南青年学子而设的。它的诞生，确实说明了吾国在高等教育方面一种新的需求，发挥在地理上一种分工合作的研究精神。”其中特别强调：“我们认为教育本身不是目的，更不是任何一种装饰，而是加速社会进步的一种最有效的手段。”
  1946年6月9日，广州市市长陈策邀请海南同乡及热心教育的人士到广州市政府迎宾馆，商量创办海南大学事宜，并成立了海南大学筹委会，陈策任筹委会主任。同时组织了校董会，推选宋子文任董事长。于是，一批有影响的琼籍仁人志士、社会名流和爱国侨胞，先是聚集于战时陪都重庆，后又聚会于南国羊城，共商振兴海南教育大计。为方便工作，筹委会分为两部分：驻穗筹委是陈策、黄珍吾、曾三省、林廷华、张光琼、欧兼、王龙舆、朱润深、陶林英、陆达节、麦逢秋、云照坤、吴汉晖、云盈波、韩汉藩、梁大鹏；驻琼筹委是蔡劲军、曾同春、陈洪乾、詹行烍、吴为藩、钟衍林、周香岩、冼荣熙、郑彬、杨永仁、王永源、冯蔚轩、李达生、林缵春、陈传栋、韩兢民。负责督导校务的校董事会成员有宋子文、张发奎、陈策、王俊、韩汉藩、郑介民、林廷华、陈序经、颜任光、范会国、周成梅、黄有鸾、云竹亭。
  1948年炎夏，梁大鹏辞去了中山大学的教职，肩负着驻穗海南同胞的重托，回到了阔别11年的家乡，和驻琼的筹委一起开始具体筹建海南现代史上第一所高等教育学府——私立海南大学。
  殚精竭虑，善始善终
  回首私立海南大学从筹办之初到结束之日，虽然有一个筹委会负责筹划，也有一个校董会专事督导，更有先后两任校长（颜任光、范会国）总领校务，但具体诸多大小事务的管理和操作，实际上一直主要是梁大鹏承担（在颜、范二位到任之前，他曾先后两次任代理校长），这一点在许多当事人的回忆中都特别提及。
  如台湾学者苏云峰在其专著《私立海南大学1947—1950年》中写道：“……在上述筹委中，以梁最为积极，也是唯一肩挑重任，与海南大学共始终之唯一领袖。他除了负责草拟五年发展计划外，还到处联络、鼓吹、募款与交涉。”
  又如现居台湾的原私立海南大学政治学系学生钟永强回忆：“梁副校长学行俱佳，能力极强，刚正不阿，有为有守，为吾侪青年学子之典范。……梁师实际担负起校务工作，大力推展校政，而当时的董事会多为琼崖军事将领，彼辈对教育毫无概念，而意见纷存。梁师犹能力排众议，疏导阻力，坚持建校理想，冀海南大学能成为南中国的优良学府。”
  海南学者周润章在《今昔海南大学的创办》一文中写道：“海大从筹备会到成立校董会阶段，校中行政事务皆由梁大鹏主理。”
  现在海南大学档案室珍藏的一份当年的《本校简史》的抄件中，亦有“在颜校长未到校前，由梁大鹏为代理校长，主持开学擘画一切”的记录。
  原私立海南大学学生孙有瑄先生（已故）回忆说：“筹办当时的海南大学，当然是以宋子文等校董长为首的和当时知名的海南人士以及国外华侨慷慨解囊办起来的，但学校的许多具体工作还是靠梁副校长经手的。我是从广州考区考录的，但我回校后许久，当正校长的颜任光博士才从上海回来。他回校后大多都是管他的教学工作。行政工作，梁副校长似是全部担当起来。”
  据台湾学者苏云峰的记述，海大教师来源甚广，外籍教师最多时有9人，分别来自美、法、德、日、意等国家。中国教师亦分别来自9个省份，海南籍则占人数的三分之一。在私立海南大学办学之初的90余名教师中，留学美国和法国的各有7人，留学德国和日本的各有1人，出自国内名校的有11人。这其中又有9人是博士、3人是硕士，且为清一色的琼籍专家、学者，他们返乡，除受到梁大鹏、颜任光、范会国等人的影响外，大多因乡情浓郁。这样的师资阵容，放在一所新建的大学，在当时堪称一流。也正因为此，在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有关督学的专门视察中，私立海南大学得到了令人赞叹的佳评，在战时中国的学术环境与政经条件之下，这确实算是一个不小的奇迹。而在其中奔走，促成此大业的梁大鹏和他的同仁付出了不少的心力。
  根据资料，私立海南大学从筹备到开办，只用了短短一年的时间。其间，学校从无到有，很快就形成了一定的办学规模。有文理、农学、医学三个学院十余个学系，两个附属中专（农业学校、水产学校）及附属幼儿园、小学、中学，一个广播电台，一个实习医院，一个教学农场，一个实习机器厂，一个招待所，一个图书馆，一个体育馆，一个科学馆，一个大礼堂加上校本部等，真可谓蔚为大观。如此高效的办学效率，在国内也是不多见的，又何况处在政局十分不稳的情状中。这一方面反映了琼崖各界人士对本土教育的鼎力之助，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包括梁大鹏、颜任光、范会国等在内的诸多海南教育贤达对学校工作的努力支持。在今日看来，海大的创设仍有很多值得追怀和学习的地方。
  情系故土，梦萦椰子园
  1950年2月，梁大鹏离开海南后，先后担任台湾大学教授、高等考试典试委员会委员，菲律宾大学交换教授，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兼公共行政与企业管理中心主任，美国旧金山大学教授等职。但在梁大鹏心中，他最看重的还是私立海南大学副校长一职，因为它不仅凝聚了他的心血，还充满了他的爱恋，是他毕生最为自豪的成就。
  20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后，我国外交部派代表团到旧金山慰问当地华侨，梁大鹏作为著名学者欣然应邀出席。面对隔绝多年的大陆使者，他关切地询问私立海南大学的情况，代表团的负责人郑重地表示待归国作进一步了解之后即予函复。1983年，当海南大学重建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一直心系家乡教育的梁大鹏有感于弦歌重续，浮想联翩，兴奋得彻夜未眠。
  和大多数海外华人一样，出于对亲人的思念，也为改革开放后家乡蒸蒸日上的建设所鼓舞，梁大鹏曾萌生过落叶归根的想法。据卢家荪透露，梁大鹏曾函告一直在琼海生活的长女：“我之心愿能早和你们一起生活，自然这要看未来的环境如何而定。我相信祖国正向现代化之大道运进，为求补偿你和你妈过去所际遇诸种，我在计划有可行的一套。”遗憾的是，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梁大鹏不幸罹患风瘫而最终无法实行他心中的计划。此后，梁大鹏一直住在旧金山的康复中心疗养。从1949年离乡，到1998年去世，整整49年，他都未曾踏上过故乡的土地。椰子园、私立海南大学，便成为他此生永远的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