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内容
早在新加坡1819年开埠前，海南人就扬帆南渡，分散于东南亚各地。有一部分人到达新加坡，他们的聚居地被称为海南村，即今海南街一带。对于海南人来讲，新加坡是一个十分亲切的名字，但近代的新加坡对于早期闯南洋的海南人而言，充满着不测和奇遇，浸透着人生的一段艰辛、痛苦，有的在痛苦中事业有成，有的以人生的失败而告终。
从海南岛文昌铺前港或者清澜港漂洋过海而来的帆船，除了载来货物，也载来了新客。在1821年至1826年间，琼州的帆船便陆续从海口市运载商品到新加坡。1830年，琼州帆船已到马来西亚槟城通商，而槟城也成为南来琼州人的第一个登陆地。
1881年新加坡的一项人口统计中显示，有8300多琼州人口，都是清一色的男性，直到1904年，琼州女性才开始越洋而来，从此改变了海南人在南洋的男女比例结构，开启了一代新风——坊间传说到新加坡的第一位琼籍女性是在1904年“偷渡”而来的。这位文昌女子冲破重重阻力，她首先到香港投靠亲戚，学会了粤语，打扮成广东妇女模样，由香港转渡到新加坡。这位胆识过人的女子抵新加坡时，住在一家客栈内，当时曾引起一场不小的“震动”。那些在异国孤身打拼多年的海南男子，听说来了一位标致而果敢的文昌妹，争相目睹她的芳容；而她“偷渡”的成功，也激励着侨乡的妹子，后来大批的琼籍女性纷纷效仿，漂洋过海与新婚的郎君团聚。
其实，海南当时观念已经比内陆开放，琼州政府并不限制女性出洋。那时候的海南，西方来客纷至沓来，探险家、文化学者、传教士，以及那些携带美眷的外交官，在海南岛内已经很活跃了。海南女子“不出洋”主要受了传统习俗的影响，宁愿守着家园，有许多女子和男子结婚后就分别，男人闯南洋去，留下一批批“留守新娘”，这成为海南侨乡的特点之一。当时琼籍男性出洋到新加坡不带妻子同行的原因主要是：其一，琼籍人士严守孔孟礼教的传统哲学，所以丈夫出洋谋生，按照“家法”，妻子必须在家中侍奉父母，照顾兄弟，祭奠祖宗，以尽妇德；其二，当时出洋的新客都不想在外长久居留，以为到南洋来淘金，很快就可以回乡去；其三，当时的新客大都是劳动工人，收入有限，要按月寄钱回家，难以在异乡供养妻子；其四，当地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即移居新加坡的妇女都是不守本分的新女性。许多新婚娘子受到这个传统观念的约束，不得不望洋兴叹。
海南街的汇庄
1819年新加坡开埠后，闽粤两籍人士捷足先登，占据了新加坡大坡一带，所以后来的琼籍人士只好在小坡打天下。后来著名的海南三条街集中了海南人家，他们在这里登陆、落脚，开始了在南洋的闯荡人生。许云樵教授在《四十年前的小坡》一文中记述：
“海南人士在开埠以后才来，一看大坡已为闽粤潮三帮所占，已无插足之地，只好在小坡打天下，因为他们最早是为英国人工作，于是便在美芝律附近居住下来，他们最先的居住地为密驼律，因此俗称海南街，后来海南人愈来愈多，向旁扩展，于是又有海南二街（Purvis Street）、海南三街（SeahStreet）出来。”
到了新加坡，才了解琼籍人士分布的地区为美芝路区、密驼路区、淡申路区、武吉知马区、东陵区、实龙岗路区、巴爷里峇区、樟宜区、实里达区，以往在小坡海南街及美芝律一带的琼籍人数约为全数的一半，但是近年来在市区重建计划的影响之下，这种形势已经有所改变。但海南街作为海南人闯荡新加坡的起点，至今仍具有重要作用，在华人社会有着影响的新加坡海南会馆仍旧坐落在这条街上。
海南街原来只是一个小渔村，它是海南人登陆新加坡时集中居住的地方。三条海南街平行横卧于桥北大路的右侧，铺面两旁而立，各色雕花的骑楼风格建筑极具南洋风情，多数为两三层高，路宽8米左右，看起来跟海口、老嘉积的街面差不多。古老的海南街多是海南人经营鸡饭、咖啡、杂货、古董、银庄、旅行社或小型修理厂的地方，当然还有学校。海南街的主要特点是汇庄特别多。琼侨在新加坡的人口数量虽居第四位，但汇庄的数量却不少，到了20世纪50年代，已达到20多家，其中的海南二街可谓“汇兑街”，因为12家海南汇兑庄都设在这里，老字号有四宝文、南同利、民安行、富裕、丰盛、三盛、南方、和记、普记、协和等。海南三街的汇庄有恒成、光亚与益华等几家。海南一街有顺成隆、人信庄与阜安等。在大马路，除了挂上药铺招牌的万安堂与做布料生意的永利华之外，其他如万合丰与南安等商号，也兼营汇兑业务，皆是兴旺一时的汇兑庄。
彼时为20世纪50年代初期，恰逢朝鲜战争爆发，胶价大起，各行各业生意兴隆，升斗小民笑逐颜开。这个时期，是华人汇兑业的黄金时代，琼侨也抓住这个机会，在新加坡的汇兑业中占有一席之地。
华人汇兑业，在二战前便已经出现。因为那时从中国南来谋生的番客，都是单枪匹马前来这里闯天下，他们人在南洋，心惦家园。结了婚的，想念妻儿；未成家的，惦念父母。大家漂洋过海，离乡背井，奔向南洋，无非是想在这里出卖劳力，凭着双手赚些血汗钱汇回家乡接济家人，或修屋还债。这样一来，就非常需要汇钱回乡。华人汇庄，也叫民信局，在没有民信局之前，番客接济家乡的血汗钱，都是托水客带回。水客一年往还家乡一两次，那时番客人数少，水客的服务还能应付需求。后来南来谋生者越来越多，汇款回乡的需求量也跟着上涨，水客的服务已不能面对时代挑战，这时汇兑业便应时而生。
新加坡遇见王振春
笔者在新加坡采访时，恰遇新加坡资深报人、当年汇兑庄的“少东家”王振春先生，谈起汇兑业为什么能长盛不衰，王先生说，这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营业时间长。一般的汇庄，从早上八点便开门做生意，到晚上八九点才收工。就算星期日或公共假期，店里也照样有人办公。对一些汇款人来说，大家白天忙于做工，只有利用休息日或下班时间去汇款，在这段他们“方便”的时间里，只有汇庄提供服务，银行是办不到的。二是服务普及乡村。从民信局汇款，服务可以普及各乡村，还有专人送信上门，对一些年老的侨眷来说，十分方便。银行的服务却没有这么普及，它们只在中国的城市设有分行，住在乡下的侨眷要领侨汇，必须从老远赶到城市去，既费时又麻烦，这也是汇款人喜欢光顾汇庄的原因之一。三是有回信。从汇庄寄钱，两三个星期后，汇款人便可接到收款人收到钱后寄来的家书。遇到乡下的侨眷不识字的情况，汇庄委托的送信人还可以帮看书信或替收款人回复家书。人们常说“家书值千金”，旅居海外的游子，都想从家书里多知道一些家乡的近况。到银行汇钱，便没有这方面的“好处”，汇款人只能在银行收到一张家人接到汇款后的收据。四是可赊账。汇款人遇到手头紧而家乡又着急等钱用的情况怎么办？只好同汇庄商量赊账了。很多汇庄，由于重感情，常常允许顾客赊账。遇到老实的顾客，有欠有还，大家还有来往；碰到存心赖账或无力还钱的顾客，吃亏的便是汇庄了。
民信局这一行，由于要通过银行转汇，获利只有千分之一。只要一个汇款人欠账不还，不知要做多少宗生意，才能弥补这些损失。
由于汇庄的利润只有千分之一，为了增加收入，几乎所有民信局都兼营他业，或以他业为主，汇庄副之。如曾任多届琼侨汇兑公会会长一职的黄正本先生，他的永吉昌汇庄，便兼营布业；卢宁先生的四宝文，印刷业比汇庄更赚钱；我的父亲大珍公主持的顺成隆，兼做船务与客栈生意。其他如海南人开办的南同利、南方等汇庄，都以制作各种喜饼远近驰名；黄实甫先生的阜安，主力在布伞业；陈学经的长安，旅店业远胜过他的民信局。
汇兑业的竞争十分激烈。我的童年，便是在父亲的顺成隆汇庄里度过的。记得读小学时，碰到学校假期，我有时早上7点多钟便跟店里的伙计老何到四马路的邮局领信包。我们这样做，便是为了提早把从海南岛收款人那里寄来的复信，尽快送到汇款人的手里。如果不提前到邮局领取信包，那就只能等到下午邮差把信包送上门来。父亲说：“等邮差来派信，我们的服务会比人家慢，还是自己提前去邮局拿信来得好。”
所以，无论刮风下雨，每天早上到邮局领信包，已成了店里伙计的一项日常工作。伙计领了信包回来，主管便忙着把一封封的复信分门别类，是马来亚联合邦的便归到联合邦一组，是本坡的又以姓氏来划分。等把所有复信清清楚楚归类之后，联合邦的信件便尽快托人带到联合邦代理处，本地的信件，则等着汇款人来领取。
办汇庄最大的风险主要与资金周转有关。我的家族在马来亚、婆罗洲和文莱等地，共有几十个代理商，每次代理商把当地汇款人的信件寄到店里来时，都没有把钱同时寄到。作为汇庄，为了争取时间，必须设法先为这些信件垫款，把钱汇回中国。如果不这样做，各地代理商会说你不相信他们，有些甚至会以此为理由而找别家汇庄合作。最要命的是，在长期的生意来往中，被他们拖欠的一些旧账，恐怕也从此泡汤，讨不回了。
这样的事情时常发生，汇庄庄主时时刻刻都为资金周转而发愁，越是过年过节，庄主的日子越发不好过。因为每逢佳节时刻，代理商从南洋各地寄来的汇款信件也就越多，如果银行里没有一笔充足的周转金，怎能应付这些堆积如山的信件？万一汇款不能及时送到中国、让汇款人的眷属应付佳节，这个责任应由谁来负？
因此有些老字号的汇兑业，表面上看生意做得不错，但事实上却不是那么一回事。直到庄主去世，还有很多旧账收不回，到底这些账目有多少，恐怕只有主事者才知道了。
这样的情况是当时一些民信局真实的经营写照。经营这一行业的人碰到的烦恼，相信大半都是资金周转上的问题。
20世经60年代，汇兑业开始走向没落。这时，很多当年汇款回中国的番客已成了本地公民，他们在中国的家眷，大多数也已经南来，便没有再汇款回去了。
海南人的民信业，战前已成立了琼侨汇兑公会，会所设在当年密驼律一家咖啡店的楼上，咖啡店结束营业后，这间店便成了郑古悦巴士车厂办事处。
琼侨汇兑公会的会所，本来是琼州人的一家俱乐部，1936年俱乐部解散后，才改为汇兑公会。
可惜的是，具有60年历史的琼侨汇兑公会，并没有出版过任何纪念刊物，未为当时的风风雨雨留下雪泥鸿爪。倒是林树彦领导的南洋中华汇业总会（会址在大坡大门内），留下三本刊物，前两本分别出版于1947年、1948年，刊物名称叫《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1958年出版的那本改名为《汇业特刊》。
新加坡的“共产鸡”
20世纪40年代的新加坡，已经具有现代化城市的规模，有来自全球各国的人在这里谋生，而海南鸡饭店的店东，竟然坚持着家乡的习惯，捏饭团沿街叫卖，显得十分土气，却又充满浓郁的乡情，这鸡饭店的生意是做到了人的心坎上，和潮州人以牛肉丸挑担叫卖取胜一样，海南鸡饭在琼侨的苦心经营下，在新加坡商业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新加坡，提起鸡饭，海南鸡饭是首屈一指的。
值得玩味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到处逮捕“共党分子”、街头巷尾谈“共产”色变之际，竟有一位来自琼州的海南老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给自己经营的摊位取名“王共产”，他卖的白斩鸡，也就叫作“共产鸡”。上一代很多海南人，由于不知道老先生的真正名字叫什么，只知道他姓王，便干脆按招牌叫他“王共产”。由于烹调得法，白斩鸡皮薄而脆，肥而不腻，特别爽口；尤其那些香喷喷的海南鸡饭，更是叫人垂涎欲滴，于是，“共产鸡”也成了当时名噪一时、妇孺皆晓的海南品牌，卖“共产鸡”的这位老先生，也成为南洋一带海南鸡饭业的开山鼻祖。在他之前，还没有听过有人卖白斩鸡与海南鸡饭的。
有趣的是，当时有些人结婚，发帖子请他喝酒，帖子上也写着“王共产先生”几个字，他看了真是哭笑不得，但也不把这种事情放在心上。
“王共产”三个字，便这样传遍了新加坡，连其他籍贯的人，也知道有个海南人叫“王共产”。其实，王共产先生的真正姓名叫王义元，他是海南岛乐会县（今琼海）乌皮村人，1936年从中国南来，1959年在新加坡病逝。
自从“王共产”去世后，他的名字被人提到得越来越少，但是，“共产鸡”三个字还是根深蒂固地留在人们的脑海里，直到现在，新加坡的人们还熟悉“共产鸡”的故事。
“王共产”为什么在鸡肉摊的招牌上用上“共产”两字呢？这里面，还可以探寻出海南人闯南洋的一段心路。
他最小的儿子王菲立先生讲述：“父亲以前的招牌不是叫‘王共产’的，他是到了1940年代末期中国成立了新政权，父亲思乡心切，才把招牌叫‘王共产’的。因为父亲在唐山时，生活很苦，每天天未亮便挑着一箩筐一箩筐的鱼到市场去卖。他漂洋过海到南洋来，便是因为唐山的生活太苦，日子实在过不下去。所以，中国换了政权后，父亲那一代的人都希望以后日子会有改善，他老人家也抱着这种心理，把招牌取名‘王共产’，这多少寄托了他对家乡的思念之情。”
不过，“王共产”先生不懂得什么是政治，他从来没有兴趣过问政治，他只是觉得，换了政权的中国，人民的生活也许会慢慢变好。他万万没有想到，由于他的摊位招牌叫“王共产”，他卖的鸡肉后来竟然成了天天挂在人们嘴边的“共产鸡”。直到今天，“共产鸡”三个字，在一些人的脑海里，仍是海南鸡的代名词。
现在，新加坡的白斩鸡生意到处都有，但已不是海南人“独霸一方”的时代。从海南街上的鸡饭经营和“共产鸡”的扬名，可以看出琼侨到新加坡谋生，主要还是从餐饮开始做起的。这些容易入行的服务业，让琼侨找到了生计，并有所发展。1853年5月，俄国著名作家冈察洛夫访问新加坡时，新加坡多元民族社会的风貌和华人给他留下了印象。他说：“华人住宅区较为富裕，有成排的两层楼房，底层开设店铺或作坊，上层住人，并且装有百叶窗。”海南街上的华人住宅（主要是琼侨的房子）就如作家所描述的样子，至今仍保留着它最初建筑时的风貌，若要寻找琼侨生活的足迹，到海南街上便可寻觅到当年的影子。
韩山元讲述海南咖啡
在新加坡乃至整个东南亚，“海南咖啡”皆闻名。在东南亚，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潮州粉条福建面，海南咖啡人人传。”早期新加坡的咖啡店几乎都为琼州人所开设，从事这一行业的商人在1934年前就有了组织，但直到1934年，琼侨咖啡公会才正式成立。
新加坡《联合早报》资深报人韩山元（1942—2016）祖籍为文昌。多年来，他奔走于新加坡与海南之间，致力于对文化的挖掘和整理，搭建中新两国文化交流的桥梁。2009年冬天，韩先生陪着笔者走访新加坡的老咖啡店，感慨琼侨咖啡馆的一段历史变迁：开创咖啡店这一行所需的资本不多，琼州人由于经济的薄弱，不能从事其他的行业，所以大都干这一行。“行行出状元”，琼州人也以“海南咖啡”闻名了。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加坡的咖啡店行业已由福州籍人士慢慢渗透并控制了主要的经营份额。福州籍人士也很早就从事这一行，福州咖啡公会早在1921年就已成立，比琼侨咖啡公会还要早13年。1949年12月的统计数据显示，福州人开设的咖啡店有664家，而琼州人的咖啡店只有467家，比福州人少了197家。
海南人也把咖啡叫作“咖啡乌”，在战前，喝一杯咖啡乌，收费两分钱，最高级的热饮料是阿华田与可可，喝一杯5分钱，算是奢侈了。到咖啡店坐下来，提高嗓门向伙计说：“来一杯鸡蛋可可！”人家当你是“豪客”了。而这样“阔气”的代价也不过是掏了1角5分。
琼州人在新加坡经营咖啡店业的确切年代已很难考证，而根据有关资料，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是琼籍人士开咖啡店、旅店及酒楼餐馆的一个高潮。琼州人从海南岛大举移居新加坡，是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早期（那时还是帆船时代）登岸的地点主要是现在美芝路海边靠近邵氏大厦的地方，也就是琼州会馆大厦斜对面，那一带在百年前还是一片海，海边俗称“海南公司”。海南人最早聚居的地区也就是美芝路“海南公司”一带（包括陈桂兰街、连城街、密驼律的一段——俗称海南一街，阿米巴街——俗称海南二街，佘街——俗称海南三街）。因而，据此可以推断，琼籍人士最早经营咖啡店的地方，也是在这个地区。
1931年海南华侨吴可仕在陈桂兰街2号租了楼下的店面开咖啡店（店号叫“怡和”）时，美芝路及海南一、二、三街一带已经有不少琼籍乡人经营的咖啡店和咖啡摊了。可以说，那是全新加坡咖啡店与咖啡摊最集中的地方，说那里的咖啡店比杂货店还多也不为过。
20世纪30年代，美国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大恐慌、大萧条沉重地打击着新加坡与马来亚半岛的经济。在百业萧条的新加坡，有些原来由日本人经营的旅店（在美芝路一带）出让给本地华人，而接手的多半是琼州商人。此外，由于橡胶、锡矿价格暴跌，一些琼籍人士只好放弃胶业，改行开咖啡店。那时，很多店铺空置，每月只需付几十元的租金，就可以租到一间相当宽敞的店铺，加上咖啡店的开业资本无须十分雄厚，那时富裕的琼州人也不多，种种因素，造成琼州人开咖啡店蔚然成风。在此之前，琼籍人士已经执这一行业的牛耳，到了这时，琼州人在这行更是占尽了优势。
当年，咖啡店这种行业的特点是营业时间长、工作繁重，因此缺乏刻苦耐劳精神的人，很难在这个行业长久待下去。加上营业成本不高，利润也非常微薄，没有一夜暴富的机会，是一种以劳力去换取生活费的工作。即使是老板，也要亲自动手；老板一个人应付不来，太太、孩子也要出来当帮手，雇工也多半是自己的亲戚。所以，劳资关系往往跟亲属关系混合在一起，难分难解，这也是琼侨初始创业的普遍特点。
二战前租用店铺，一般是不需要交所谓“喝茶钱”的（战后，这笔“喝茶钱”往往等于月租的3倍、4倍甚至10倍）。以“怡和咖啡店”为例，每月租金大约是80到90元，买桌椅、茶具及其他用具，总共花几百元就行了，开张当天马上就有收入。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店铺空置的很多，只要找到业主，跟他说一声要租用来开咖啡店，讲明月租是多少钱，一谈就妥，连定钱也不必交，就可以去布置一番，很快就可以开业了。
战前咖啡店利润非常微薄，咖啡乌2分钱，咖啡加奶3至4分钱（各处收费略有不同）。海南华侨的咖啡馆里还有一种特别的收费，那就是“不满杯”的收费，通常是饮料占了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杯的分量，只差一点就满杯，但收费却十分低廉。比方说，咖啡加奶是4分钱，“不满杯”则收3分钱，去咖啡店叫茶的时候，只要喊：“来咖啡半杯！”伙计或头手就知道是咖啡加奶不满一杯。说是半杯，其实头手总是泡将近满杯，绝不会真的只给半杯的。这样的经营方式直接影响到了海南，直到现在，在海南人开的咖啡店里，仍有免费续杯的习惯。这暖暖的一杯续上来，让人觉得很是满足，又可以什么也不想，懒洋洋地坐一会儿了，主人并不嫌烦。只要你还想再续杯，店家是不怕你喝多了睡不着觉的。
这样低廉的收费，无厚利可图也就可想而知了。就算每天卖出200杯，收入也只有5元至6元，加上卖面包、糕点、香烟的钱，每天收入不过10元左右，扣除成本，利润不过3到4元，一个月做足30天，利润也不过百元。好在那时的物价很低，吃一顿便饭只需8分到1角钱。那时一小块咸鱼5分钱，算是相当“贵”了，叫一大碗粥需1分钱，再来一碟小菜也是1分钱，这样，总共7分钱就能解决一餐。
考察战前华人咖啡店的劳资关系，可以看出琼侨闯南洋的文化心理和经营特色。
由于老板与雇员往往不是亲戚就是同乡，亲情与乡情比什么都重。雇员与雇主虽然不免有些摩擦与纠纷，但总是当作“自己人”的问题加以解决，大不了找宗亲会馆或乡亲会馆中德高望重的长者来调解。
老板除了把店员当“亲戚”外，还把年轻的店员当自己的侄子，把同辈的店员当兄弟。老板有一种观念，这些后生离乡背井到南洋，没有父母亲在身旁，自己身为同乡长辈不去照顾这些后生，还能指望谁去照顾？自己不管教他们，还有谁会去管教？所以，店主有时是代行为人父母的职责，不仅管年轻店员的起居、工作，还关心他们的私生活，将来还得代为安排他们的婚事。旧时的这种劳资关系所包含的浓厚人情味，是老一辈华人十分珍惜的。如果说这也是一种华人传统的话，那么，这种传统现在已被现代化管理的冷水冲刷得所存无几了。
1942年2月上旬，日军从新山准备强攻新加坡时，咖啡店业与其他各行业都陷入了困境，尤其是兵临城下那几天，日本飞机多次发动空袭，在市区投弹。日军开进市内后，进行检证大屠杀，很多商店在战乱中都被迫停业。后来，日军下令各商店恢复营业，咖啡店又重新开门做生意了。
挨过了3年半的“昭南”时代后，新加坡于1945年9月光复了。战后，虽然百废待兴、市场萧条、物资匮乏、物价飞涨，但是提供大众化廉价饮料的咖啡店业却复苏得很快。这期间，海南人忙碌的身影随处可见。
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初期，海南人的咖啡店都按照“薄利多销”的方法进行经营。这是因为咖啡店主要是为劳苦大众服务的，而且多数开设在下层民众聚居的地方，这是一种服务性的行业，不是投机性的行业。所以，经营者能赚取足够维持一家人生活的费用，已是心满意足了，很少有人奢望靠经营咖啡店而成巨富。不过也有个别同行，由于经营得法，地点优越，加上广结人缘，自己又克勤克俭，所以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他们也能够“更上一层楼”，不仅在本行业有突出的表现，还能将自己的业务扩展，从单纯售卖冷热饮料转向发展旅店业、餐馆业、饮料制造业，遂成巨富。
海南人经营的咖啡店有一个很值得保留的传统特色，那就是有浓厚的人情味。一来因为咖啡店是中下层人民工余会友的地方，吃过晚饭到咖啡店去叫上一杯咖啡，跟一些老朋友、老邻居围坐在一起，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从战争到和平，从中、英、美、法、苏五强的恩怨离合到非洲的天灾人祸，从哈雷彗星到新加坡什么地方淹水，还有中国家乡的消息，邻居的孩子结婚，等等。当然不免会批评各国施政的得失。咖啡店其实就等于附近居民的“资讯中心”与“联络中心”，在乐龄（老年人）俱乐部未设立时，咖啡店又是退休老人的最佳去处，老人家在那里除了阅报、聊天之外，还可以来几局棋赛，以棋会友，其乐无穷，所以，咖啡店实际上也是个小型的乐龄俱乐部。
海南人乃至全体华人咖啡店的这些特点，其实也是优点，那是新式的咖啡茶座及快餐店不能取代的。这些传统特色是值得保留的。
目前，新加坡的咖啡摊、咖啡店到处林立，近年来更有咖啡座的兴起。咖啡摊的经营者大都为印度人及福州人，咖啡店亦以福州人居多，且有不少琼州人经营的咖啡店已转让给福州人。至于大规模的咖啡座或酒吧，经营者大部分为福州人。
琼州人开设的咖啡店，迄今还有不少是“家庭式”的，几十年来都不求发展与扩充，所以琼州人经营的咖啡店已逐渐式微。
琼州人咖啡店衰落，也许是文化心理所致。琼侨认为经营咖啡店在社会上属于次等地位，干这一行是没有出息的。琼州人根深蒂固地认为“唯有读书高”，导致他们都不鼓励年青的一代从事这一行业。他们在教育上加大对年青一代的投入，千方百计想让后辈脱离这不算“体面”的服务业。新的一代崛起后，由于接受教育的面广了，他们从新加坡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赴欧美留学的人数不断增多，他们的就业范围扩大了，可以向各种行业发展，大都不需要再跟随着前辈干咖啡店这一行业，所以琼州人的咖啡店很难找到“接班人”，将店铺转让他人的居多。目前，琼州青年人的就业方向已趋于多元化，包括股票、建筑业、面包制造厂、洋货店、照相馆、冷饮室、电器商、船务代理、出入口行、冷水制造等，而不只局限于餐饮行业了。
二战之后，不少琼籍青年接受了高等教育，人才辈出，成为医生、律师、大学教授、会计师、中小学教师、政府部门公务员的亦不少。让琼州人引以为豪的是，历史上的新加坡南洋大学只有过6位校长，海南华侨就占了4位。这了不起的成绩是海南华侨一代代重视教育的结果。
就在南洋青年不愿意经营咖啡馆的时候，咖啡文化却在中国内地发扬光大了。“我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这多么浪漫悠闲啊，爱上咖啡，爱上自己。那些逝去的南洋往事，有多少人还记得呢？
从海南岛文昌铺前港或者清澜港漂洋过海而来的帆船，除了载来货物，也载来了新客。在1821年至1826年间，琼州的帆船便陆续从海口市运载商品到新加坡。1830年，琼州帆船已到马来西亚槟城通商，而槟城也成为南来琼州人的第一个登陆地。
1881年新加坡的一项人口统计中显示，有8300多琼州人口，都是清一色的男性，直到1904年，琼州女性才开始越洋而来，从此改变了海南人在南洋的男女比例结构，开启了一代新风——坊间传说到新加坡的第一位琼籍女性是在1904年“偷渡”而来的。这位文昌女子冲破重重阻力，她首先到香港投靠亲戚，学会了粤语，打扮成广东妇女模样，由香港转渡到新加坡。这位胆识过人的女子抵新加坡时，住在一家客栈内，当时曾引起一场不小的“震动”。那些在异国孤身打拼多年的海南男子，听说来了一位标致而果敢的文昌妹，争相目睹她的芳容；而她“偷渡”的成功，也激励着侨乡的妹子，后来大批的琼籍女性纷纷效仿，漂洋过海与新婚的郎君团聚。
其实，海南当时观念已经比内陆开放，琼州政府并不限制女性出洋。那时候的海南，西方来客纷至沓来，探险家、文化学者、传教士，以及那些携带美眷的外交官，在海南岛内已经很活跃了。海南女子“不出洋”主要受了传统习俗的影响，宁愿守着家园，有许多女子和男子结婚后就分别，男人闯南洋去，留下一批批“留守新娘”，这成为海南侨乡的特点之一。当时琼籍男性出洋到新加坡不带妻子同行的原因主要是：其一，琼籍人士严守孔孟礼教的传统哲学，所以丈夫出洋谋生，按照“家法”，妻子必须在家中侍奉父母，照顾兄弟，祭奠祖宗，以尽妇德；其二，当时出洋的新客都不想在外长久居留，以为到南洋来淘金，很快就可以回乡去；其三，当时的新客大都是劳动工人，收入有限，要按月寄钱回家，难以在异乡供养妻子；其四，当地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即移居新加坡的妇女都是不守本分的新女性。许多新婚娘子受到这个传统观念的约束，不得不望洋兴叹。
海南街的汇庄
1819年新加坡开埠后，闽粤两籍人士捷足先登，占据了新加坡大坡一带，所以后来的琼籍人士只好在小坡打天下。后来著名的海南三条街集中了海南人家，他们在这里登陆、落脚，开始了在南洋的闯荡人生。许云樵教授在《四十年前的小坡》一文中记述：
“海南人士在开埠以后才来，一看大坡已为闽粤潮三帮所占，已无插足之地，只好在小坡打天下，因为他们最早是为英国人工作，于是便在美芝律附近居住下来，他们最先的居住地为密驼律，因此俗称海南街，后来海南人愈来愈多，向旁扩展，于是又有海南二街（Purvis Street）、海南三街（SeahStreet）出来。”
到了新加坡，才了解琼籍人士分布的地区为美芝路区、密驼路区、淡申路区、武吉知马区、东陵区、实龙岗路区、巴爷里峇区、樟宜区、实里达区，以往在小坡海南街及美芝律一带的琼籍人数约为全数的一半，但是近年来在市区重建计划的影响之下，这种形势已经有所改变。但海南街作为海南人闯荡新加坡的起点，至今仍具有重要作用，在华人社会有着影响的新加坡海南会馆仍旧坐落在这条街上。
海南街原来只是一个小渔村，它是海南人登陆新加坡时集中居住的地方。三条海南街平行横卧于桥北大路的右侧，铺面两旁而立，各色雕花的骑楼风格建筑极具南洋风情，多数为两三层高，路宽8米左右，看起来跟海口、老嘉积的街面差不多。古老的海南街多是海南人经营鸡饭、咖啡、杂货、古董、银庄、旅行社或小型修理厂的地方，当然还有学校。海南街的主要特点是汇庄特别多。琼侨在新加坡的人口数量虽居第四位，但汇庄的数量却不少，到了20世纪50年代，已达到20多家，其中的海南二街可谓“汇兑街”，因为12家海南汇兑庄都设在这里，老字号有四宝文、南同利、民安行、富裕、丰盛、三盛、南方、和记、普记、协和等。海南三街的汇庄有恒成、光亚与益华等几家。海南一街有顺成隆、人信庄与阜安等。在大马路，除了挂上药铺招牌的万安堂与做布料生意的永利华之外，其他如万合丰与南安等商号，也兼营汇兑业务，皆是兴旺一时的汇兑庄。
彼时为20世纪50年代初期，恰逢朝鲜战争爆发，胶价大起，各行各业生意兴隆，升斗小民笑逐颜开。这个时期，是华人汇兑业的黄金时代，琼侨也抓住这个机会，在新加坡的汇兑业中占有一席之地。
华人汇兑业，在二战前便已经出现。因为那时从中国南来谋生的番客，都是单枪匹马前来这里闯天下，他们人在南洋，心惦家园。结了婚的，想念妻儿；未成家的，惦念父母。大家漂洋过海，离乡背井，奔向南洋，无非是想在这里出卖劳力，凭着双手赚些血汗钱汇回家乡接济家人，或修屋还债。这样一来，就非常需要汇钱回乡。华人汇庄，也叫民信局，在没有民信局之前，番客接济家乡的血汗钱，都是托水客带回。水客一年往还家乡一两次，那时番客人数少，水客的服务还能应付需求。后来南来谋生者越来越多，汇款回乡的需求量也跟着上涨，水客的服务已不能面对时代挑战，这时汇兑业便应时而生。
新加坡遇见王振春
笔者在新加坡采访时，恰遇新加坡资深报人、当年汇兑庄的“少东家”王振春先生，谈起汇兑业为什么能长盛不衰，王先生说，这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营业时间长。一般的汇庄，从早上八点便开门做生意，到晚上八九点才收工。就算星期日或公共假期，店里也照样有人办公。对一些汇款人来说，大家白天忙于做工，只有利用休息日或下班时间去汇款，在这段他们“方便”的时间里，只有汇庄提供服务，银行是办不到的。二是服务普及乡村。从民信局汇款，服务可以普及各乡村，还有专人送信上门，对一些年老的侨眷来说，十分方便。银行的服务却没有这么普及，它们只在中国的城市设有分行，住在乡下的侨眷要领侨汇，必须从老远赶到城市去，既费时又麻烦，这也是汇款人喜欢光顾汇庄的原因之一。三是有回信。从汇庄寄钱，两三个星期后，汇款人便可接到收款人收到钱后寄来的家书。遇到乡下的侨眷不识字的情况，汇庄委托的送信人还可以帮看书信或替收款人回复家书。人们常说“家书值千金”，旅居海外的游子，都想从家书里多知道一些家乡的近况。到银行汇钱，便没有这方面的“好处”，汇款人只能在银行收到一张家人接到汇款后的收据。四是可赊账。汇款人遇到手头紧而家乡又着急等钱用的情况怎么办？只好同汇庄商量赊账了。很多汇庄，由于重感情，常常允许顾客赊账。遇到老实的顾客，有欠有还，大家还有来往；碰到存心赖账或无力还钱的顾客，吃亏的便是汇庄了。
民信局这一行，由于要通过银行转汇，获利只有千分之一。只要一个汇款人欠账不还，不知要做多少宗生意，才能弥补这些损失。
由于汇庄的利润只有千分之一，为了增加收入，几乎所有民信局都兼营他业，或以他业为主，汇庄副之。如曾任多届琼侨汇兑公会会长一职的黄正本先生，他的永吉昌汇庄，便兼营布业；卢宁先生的四宝文，印刷业比汇庄更赚钱；我的父亲大珍公主持的顺成隆，兼做船务与客栈生意。其他如海南人开办的南同利、南方等汇庄，都以制作各种喜饼远近驰名；黄实甫先生的阜安，主力在布伞业；陈学经的长安，旅店业远胜过他的民信局。
汇兑业的竞争十分激烈。我的童年，便是在父亲的顺成隆汇庄里度过的。记得读小学时，碰到学校假期，我有时早上7点多钟便跟店里的伙计老何到四马路的邮局领信包。我们这样做，便是为了提早把从海南岛收款人那里寄来的复信，尽快送到汇款人的手里。如果不提前到邮局领取信包，那就只能等到下午邮差把信包送上门来。父亲说：“等邮差来派信，我们的服务会比人家慢，还是自己提前去邮局拿信来得好。”
所以，无论刮风下雨，每天早上到邮局领信包，已成了店里伙计的一项日常工作。伙计领了信包回来，主管便忙着把一封封的复信分门别类，是马来亚联合邦的便归到联合邦一组，是本坡的又以姓氏来划分。等把所有复信清清楚楚归类之后，联合邦的信件便尽快托人带到联合邦代理处，本地的信件，则等着汇款人来领取。
办汇庄最大的风险主要与资金周转有关。我的家族在马来亚、婆罗洲和文莱等地，共有几十个代理商，每次代理商把当地汇款人的信件寄到店里来时，都没有把钱同时寄到。作为汇庄，为了争取时间，必须设法先为这些信件垫款，把钱汇回中国。如果不这样做，各地代理商会说你不相信他们，有些甚至会以此为理由而找别家汇庄合作。最要命的是，在长期的生意来往中，被他们拖欠的一些旧账，恐怕也从此泡汤，讨不回了。
这样的事情时常发生，汇庄庄主时时刻刻都为资金周转而发愁，越是过年过节，庄主的日子越发不好过。因为每逢佳节时刻，代理商从南洋各地寄来的汇款信件也就越多，如果银行里没有一笔充足的周转金，怎能应付这些堆积如山的信件？万一汇款不能及时送到中国、让汇款人的眷属应付佳节，这个责任应由谁来负？
因此有些老字号的汇兑业，表面上看生意做得不错，但事实上却不是那么一回事。直到庄主去世，还有很多旧账收不回，到底这些账目有多少，恐怕只有主事者才知道了。
这样的情况是当时一些民信局真实的经营写照。经营这一行业的人碰到的烦恼，相信大半都是资金周转上的问题。
20世经60年代，汇兑业开始走向没落。这时，很多当年汇款回中国的番客已成了本地公民，他们在中国的家眷，大多数也已经南来，便没有再汇款回去了。
海南人的民信业，战前已成立了琼侨汇兑公会，会所设在当年密驼律一家咖啡店的楼上，咖啡店结束营业后，这间店便成了郑古悦巴士车厂办事处。
琼侨汇兑公会的会所，本来是琼州人的一家俱乐部，1936年俱乐部解散后，才改为汇兑公会。
可惜的是，具有60年历史的琼侨汇兑公会，并没有出版过任何纪念刊物，未为当时的风风雨雨留下雪泥鸿爪。倒是林树彦领导的南洋中华汇业总会（会址在大坡大门内），留下三本刊物，前两本分别出版于1947年、1948年，刊物名称叫《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1958年出版的那本改名为《汇业特刊》。
新加坡的“共产鸡”
20世纪40年代的新加坡，已经具有现代化城市的规模，有来自全球各国的人在这里谋生，而海南鸡饭店的店东，竟然坚持着家乡的习惯，捏饭团沿街叫卖，显得十分土气，却又充满浓郁的乡情，这鸡饭店的生意是做到了人的心坎上，和潮州人以牛肉丸挑担叫卖取胜一样，海南鸡饭在琼侨的苦心经营下，在新加坡商业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新加坡，提起鸡饭，海南鸡饭是首屈一指的。
值得玩味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到处逮捕“共党分子”、街头巷尾谈“共产”色变之际，竟有一位来自琼州的海南老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给自己经营的摊位取名“王共产”，他卖的白斩鸡，也就叫作“共产鸡”。上一代很多海南人，由于不知道老先生的真正名字叫什么，只知道他姓王，便干脆按招牌叫他“王共产”。由于烹调得法，白斩鸡皮薄而脆，肥而不腻，特别爽口；尤其那些香喷喷的海南鸡饭，更是叫人垂涎欲滴，于是，“共产鸡”也成了当时名噪一时、妇孺皆晓的海南品牌，卖“共产鸡”的这位老先生，也成为南洋一带海南鸡饭业的开山鼻祖。在他之前，还没有听过有人卖白斩鸡与海南鸡饭的。
有趣的是，当时有些人结婚，发帖子请他喝酒，帖子上也写着“王共产先生”几个字，他看了真是哭笑不得，但也不把这种事情放在心上。
“王共产”三个字，便这样传遍了新加坡，连其他籍贯的人，也知道有个海南人叫“王共产”。其实，王共产先生的真正姓名叫王义元，他是海南岛乐会县（今琼海）乌皮村人，1936年从中国南来，1959年在新加坡病逝。
自从“王共产”去世后，他的名字被人提到得越来越少，但是，“共产鸡”三个字还是根深蒂固地留在人们的脑海里，直到现在，新加坡的人们还熟悉“共产鸡”的故事。
“王共产”为什么在鸡肉摊的招牌上用上“共产”两字呢？这里面，还可以探寻出海南人闯南洋的一段心路。
他最小的儿子王菲立先生讲述：“父亲以前的招牌不是叫‘王共产’的，他是到了1940年代末期中国成立了新政权，父亲思乡心切，才把招牌叫‘王共产’的。因为父亲在唐山时，生活很苦，每天天未亮便挑着一箩筐一箩筐的鱼到市场去卖。他漂洋过海到南洋来，便是因为唐山的生活太苦，日子实在过不下去。所以，中国换了政权后，父亲那一代的人都希望以后日子会有改善，他老人家也抱着这种心理，把招牌取名‘王共产’，这多少寄托了他对家乡的思念之情。”
不过，“王共产”先生不懂得什么是政治，他从来没有兴趣过问政治，他只是觉得，换了政权的中国，人民的生活也许会慢慢变好。他万万没有想到，由于他的摊位招牌叫“王共产”，他卖的鸡肉后来竟然成了天天挂在人们嘴边的“共产鸡”。直到今天，“共产鸡”三个字，在一些人的脑海里，仍是海南鸡的代名词。
现在，新加坡的白斩鸡生意到处都有，但已不是海南人“独霸一方”的时代。从海南街上的鸡饭经营和“共产鸡”的扬名，可以看出琼侨到新加坡谋生，主要还是从餐饮开始做起的。这些容易入行的服务业，让琼侨找到了生计，并有所发展。1853年5月，俄国著名作家冈察洛夫访问新加坡时，新加坡多元民族社会的风貌和华人给他留下了印象。他说：“华人住宅区较为富裕，有成排的两层楼房，底层开设店铺或作坊，上层住人，并且装有百叶窗。”海南街上的华人住宅（主要是琼侨的房子）就如作家所描述的样子，至今仍保留着它最初建筑时的风貌，若要寻找琼侨生活的足迹，到海南街上便可寻觅到当年的影子。
韩山元讲述海南咖啡
在新加坡乃至整个东南亚，“海南咖啡”皆闻名。在东南亚，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潮州粉条福建面，海南咖啡人人传。”早期新加坡的咖啡店几乎都为琼州人所开设，从事这一行业的商人在1934年前就有了组织，但直到1934年，琼侨咖啡公会才正式成立。
新加坡《联合早报》资深报人韩山元（1942—2016）祖籍为文昌。多年来，他奔走于新加坡与海南之间，致力于对文化的挖掘和整理，搭建中新两国文化交流的桥梁。2009年冬天，韩先生陪着笔者走访新加坡的老咖啡店，感慨琼侨咖啡馆的一段历史变迁：开创咖啡店这一行所需的资本不多，琼州人由于经济的薄弱，不能从事其他的行业，所以大都干这一行。“行行出状元”，琼州人也以“海南咖啡”闻名了。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加坡的咖啡店行业已由福州籍人士慢慢渗透并控制了主要的经营份额。福州籍人士也很早就从事这一行，福州咖啡公会早在1921年就已成立，比琼侨咖啡公会还要早13年。1949年12月的统计数据显示，福州人开设的咖啡店有664家，而琼州人的咖啡店只有467家，比福州人少了197家。
海南人也把咖啡叫作“咖啡乌”，在战前，喝一杯咖啡乌，收费两分钱，最高级的热饮料是阿华田与可可，喝一杯5分钱，算是奢侈了。到咖啡店坐下来，提高嗓门向伙计说：“来一杯鸡蛋可可！”人家当你是“豪客”了。而这样“阔气”的代价也不过是掏了1角5分。
琼州人在新加坡经营咖啡店业的确切年代已很难考证，而根据有关资料，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是琼籍人士开咖啡店、旅店及酒楼餐馆的一个高潮。琼州人从海南岛大举移居新加坡，是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早期（那时还是帆船时代）登岸的地点主要是现在美芝路海边靠近邵氏大厦的地方，也就是琼州会馆大厦斜对面，那一带在百年前还是一片海，海边俗称“海南公司”。海南人最早聚居的地区也就是美芝路“海南公司”一带（包括陈桂兰街、连城街、密驼律的一段——俗称海南一街，阿米巴街——俗称海南二街，佘街——俗称海南三街）。因而，据此可以推断，琼籍人士最早经营咖啡店的地方，也是在这个地区。
1931年海南华侨吴可仕在陈桂兰街2号租了楼下的店面开咖啡店（店号叫“怡和”）时，美芝路及海南一、二、三街一带已经有不少琼籍乡人经营的咖啡店和咖啡摊了。可以说，那是全新加坡咖啡店与咖啡摊最集中的地方，说那里的咖啡店比杂货店还多也不为过。
20世纪30年代，美国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大恐慌、大萧条沉重地打击着新加坡与马来亚半岛的经济。在百业萧条的新加坡，有些原来由日本人经营的旅店（在美芝路一带）出让给本地华人，而接手的多半是琼州商人。此外，由于橡胶、锡矿价格暴跌，一些琼籍人士只好放弃胶业，改行开咖啡店。那时，很多店铺空置，每月只需付几十元的租金，就可以租到一间相当宽敞的店铺，加上咖啡店的开业资本无须十分雄厚，那时富裕的琼州人也不多，种种因素，造成琼州人开咖啡店蔚然成风。在此之前，琼籍人士已经执这一行业的牛耳，到了这时，琼州人在这行更是占尽了优势。
当年，咖啡店这种行业的特点是营业时间长、工作繁重，因此缺乏刻苦耐劳精神的人，很难在这个行业长久待下去。加上营业成本不高，利润也非常微薄，没有一夜暴富的机会，是一种以劳力去换取生活费的工作。即使是老板，也要亲自动手；老板一个人应付不来，太太、孩子也要出来当帮手，雇工也多半是自己的亲戚。所以，劳资关系往往跟亲属关系混合在一起，难分难解，这也是琼侨初始创业的普遍特点。
二战前租用店铺，一般是不需要交所谓“喝茶钱”的（战后，这笔“喝茶钱”往往等于月租的3倍、4倍甚至10倍）。以“怡和咖啡店”为例，每月租金大约是80到90元，买桌椅、茶具及其他用具，总共花几百元就行了，开张当天马上就有收入。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店铺空置的很多，只要找到业主，跟他说一声要租用来开咖啡店，讲明月租是多少钱，一谈就妥，连定钱也不必交，就可以去布置一番，很快就可以开业了。
战前咖啡店利润非常微薄，咖啡乌2分钱，咖啡加奶3至4分钱（各处收费略有不同）。海南华侨的咖啡馆里还有一种特别的收费，那就是“不满杯”的收费，通常是饮料占了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杯的分量，只差一点就满杯，但收费却十分低廉。比方说，咖啡加奶是4分钱，“不满杯”则收3分钱，去咖啡店叫茶的时候，只要喊：“来咖啡半杯！”伙计或头手就知道是咖啡加奶不满一杯。说是半杯，其实头手总是泡将近满杯，绝不会真的只给半杯的。这样的经营方式直接影响到了海南，直到现在，在海南人开的咖啡店里，仍有免费续杯的习惯。这暖暖的一杯续上来，让人觉得很是满足，又可以什么也不想，懒洋洋地坐一会儿了，主人并不嫌烦。只要你还想再续杯，店家是不怕你喝多了睡不着觉的。
这样低廉的收费，无厚利可图也就可想而知了。就算每天卖出200杯，收入也只有5元至6元，加上卖面包、糕点、香烟的钱，每天收入不过10元左右，扣除成本，利润不过3到4元，一个月做足30天，利润也不过百元。好在那时的物价很低，吃一顿便饭只需8分到1角钱。那时一小块咸鱼5分钱，算是相当“贵”了，叫一大碗粥需1分钱，再来一碟小菜也是1分钱，这样，总共7分钱就能解决一餐。
考察战前华人咖啡店的劳资关系，可以看出琼侨闯南洋的文化心理和经营特色。
由于老板与雇员往往不是亲戚就是同乡，亲情与乡情比什么都重。雇员与雇主虽然不免有些摩擦与纠纷，但总是当作“自己人”的问题加以解决，大不了找宗亲会馆或乡亲会馆中德高望重的长者来调解。
老板除了把店员当“亲戚”外，还把年轻的店员当自己的侄子，把同辈的店员当兄弟。老板有一种观念，这些后生离乡背井到南洋，没有父母亲在身旁，自己身为同乡长辈不去照顾这些后生，还能指望谁去照顾？自己不管教他们，还有谁会去管教？所以，店主有时是代行为人父母的职责，不仅管年轻店员的起居、工作，还关心他们的私生活，将来还得代为安排他们的婚事。旧时的这种劳资关系所包含的浓厚人情味，是老一辈华人十分珍惜的。如果说这也是一种华人传统的话，那么，这种传统现在已被现代化管理的冷水冲刷得所存无几了。
1942年2月上旬，日军从新山准备强攻新加坡时，咖啡店业与其他各行业都陷入了困境，尤其是兵临城下那几天，日本飞机多次发动空袭，在市区投弹。日军开进市内后，进行检证大屠杀，很多商店在战乱中都被迫停业。后来，日军下令各商店恢复营业，咖啡店又重新开门做生意了。
挨过了3年半的“昭南”时代后，新加坡于1945年9月光复了。战后，虽然百废待兴、市场萧条、物资匮乏、物价飞涨，但是提供大众化廉价饮料的咖啡店业却复苏得很快。这期间，海南人忙碌的身影随处可见。
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初期，海南人的咖啡店都按照“薄利多销”的方法进行经营。这是因为咖啡店主要是为劳苦大众服务的，而且多数开设在下层民众聚居的地方，这是一种服务性的行业，不是投机性的行业。所以，经营者能赚取足够维持一家人生活的费用，已是心满意足了，很少有人奢望靠经营咖啡店而成巨富。不过也有个别同行，由于经营得法，地点优越，加上广结人缘，自己又克勤克俭，所以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他们也能够“更上一层楼”，不仅在本行业有突出的表现，还能将自己的业务扩展，从单纯售卖冷热饮料转向发展旅店业、餐馆业、饮料制造业，遂成巨富。
海南人经营的咖啡店有一个很值得保留的传统特色，那就是有浓厚的人情味。一来因为咖啡店是中下层人民工余会友的地方，吃过晚饭到咖啡店去叫上一杯咖啡，跟一些老朋友、老邻居围坐在一起，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从战争到和平，从中、英、美、法、苏五强的恩怨离合到非洲的天灾人祸，从哈雷彗星到新加坡什么地方淹水，还有中国家乡的消息，邻居的孩子结婚，等等。当然不免会批评各国施政的得失。咖啡店其实就等于附近居民的“资讯中心”与“联络中心”，在乐龄（老年人）俱乐部未设立时，咖啡店又是退休老人的最佳去处，老人家在那里除了阅报、聊天之外，还可以来几局棋赛，以棋会友，其乐无穷，所以，咖啡店实际上也是个小型的乐龄俱乐部。
海南人乃至全体华人咖啡店的这些特点，其实也是优点，那是新式的咖啡茶座及快餐店不能取代的。这些传统特色是值得保留的。
目前，新加坡的咖啡摊、咖啡店到处林立，近年来更有咖啡座的兴起。咖啡摊的经营者大都为印度人及福州人，咖啡店亦以福州人居多，且有不少琼州人经营的咖啡店已转让给福州人。至于大规模的咖啡座或酒吧，经营者大部分为福州人。
琼州人开设的咖啡店，迄今还有不少是“家庭式”的，几十年来都不求发展与扩充，所以琼州人经营的咖啡店已逐渐式微。
琼州人咖啡店衰落，也许是文化心理所致。琼侨认为经营咖啡店在社会上属于次等地位，干这一行是没有出息的。琼州人根深蒂固地认为“唯有读书高”，导致他们都不鼓励年青的一代从事这一行业。他们在教育上加大对年青一代的投入，千方百计想让后辈脱离这不算“体面”的服务业。新的一代崛起后，由于接受教育的面广了，他们从新加坡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赴欧美留学的人数不断增多，他们的就业范围扩大了，可以向各种行业发展，大都不需要再跟随着前辈干咖啡店这一行业，所以琼州人的咖啡店很难找到“接班人”，将店铺转让他人的居多。目前，琼州青年人的就业方向已趋于多元化，包括股票、建筑业、面包制造厂、洋货店、照相馆、冷饮室、电器商、船务代理、出入口行、冷水制造等，而不只局限于餐饮行业了。
二战之后，不少琼籍青年接受了高等教育，人才辈出，成为医生、律师、大学教授、会计师、中小学教师、政府部门公务员的亦不少。让琼州人引以为豪的是，历史上的新加坡南洋大学只有过6位校长，海南华侨就占了4位。这了不起的成绩是海南华侨一代代重视教育的结果。
就在南洋青年不愿意经营咖啡馆的时候，咖啡文化却在中国内地发扬光大了。“我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这多么浪漫悠闲啊，爱上咖啡，爱上自己。那些逝去的南洋往事，有多少人还记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