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内容
每次见到浪平先生，我的心里总有一种感动，感慨万千。多年来，我的南洋书写里总是少不了他的身影。也许因为心中装满了太多他给予我的南洋印象，太多那过往岁月留下的记忆，我的心每每沉醉在他所讲述的南洋生活情状中。这位曾历经沧桑的南洋少年、后来的中国知名舞蹈家，他对南洋生活的记忆是如此清晰、讲述是如此感人，让我在深夜来临时遥想远去的南洋，心情变得有些深沉凝重起来。从他的讲述里我第一次知道南洋华侨曾经历过那么艰辛、苦楚、颠沛流离的生活，知道一个南洋少年的成长要经历那么多的创伤和痛楚。战乱失亲，爱国思乡，远洋归来……浪平先生的讲述饱含悲怆之情，悲怆的语调中又不失少年的童真和诗意的憧憬，令人感慨唏嘘。
因为是南洋少年的缘故，再加上浪平先生天生对生活敏感，使得他跟我讲述的过往充满着浓郁的南洋生活情味，南洋华侨的某些生活细节甚至那些被遗忘了的地名，在浪平先生的口中复活了，被重新解读了，让人在倾听中获得了全新的感受。南洋，已经被人淡忘的南洋，在浪平先生的叙述中鲜活起来了，可以想象浪平先生在讲述时是怀着怎样的欣悦，怎样的痛快淋漓！他让我们知道英国莱佛士开拓新加坡的远见和雄心；拖着皇朝辫子的大清臣民到新加坡寻找新天地的艰辛；海南华侨集中的密驼律，那些卖小吃起家的域外生涯；海南二街的“鸡稗珍”、容光理发店的中国情……在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浪平心中，虽处艰难的乱世，却因为这些美好的回忆而将此地视为乱世中的桃源。母亲的独立持家，是那一代华侨艰难创业的侧面反映，她的品性和勤劳影响了少年的一生；活泼而懂事的少年过早地分担了延续家族的重担，他的经历也是那一代华侨的经历，只不过这段经历因为浪平先生独特的感悟而变得更加真切可感。在他的叙述里，那些谋生不易、流落异乡的南洋客，终其一生在外谋生却有家难回；那些“信客”，坚持职业操守奔波于南洋与海南，都是难得一见的南洋故事，让人难以忘怀。
在这诗意而酸楚的回忆中，我们不难感受到战争风云中的南洋华侨身处异国他乡更加向往祖国、思恋唐山（旧指中国）的情怀。随着年岁的增长，他的眼界更为开阔，思索更为深入，对个人和家族的命运与祖国的前途之间的紧密联系有了深刻的理解。一个人的历史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因为历史从来都是由普通人构筑而成的，对于生于忧患的那一代人来讲，尤其如是。8年离乱一结束，南洋少年便归来了，他跟那一代侨生从一起进入海南椰子园求学再到到五指山参加革命，经历了战争风云并迎来了海南岛的解放。
有文艺禀赋的浪平先生后来成为了一名颇有成就的舞蹈家，成为从海南岛走出去的“中华50年百名舞蹈名家”之一。20世纪50年代，他曾带着舞蹈作品《半边裙子》进京参加全国首届专业音乐舞蹈会演，获得极高声誉，并被选送去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从而奠定了浪平先生作为舞蹈名家的地位。1979年，浪平先生在国内经历了几十年不平静的生活后，决意去香港发展。由于割舍不断对艺术的热爱，浪平先生到了香港后，还是继续从事舞蹈的创编和教授工作。他将一个南洋少年的热情保持到晚年，即使患有眼疾，他还是怀有少年一样的敏感和热情。10多年来，我们这一对忘年交，几乎每年清明节都会有一次聚会。我听他一句一句地讲，听不明白的地方，他会用笔一笔一画地写。我们分别后，他会给我寄来书信。书信厚厚一叠，那斗大的字苍劲有力。由于眼疾，他的字体有些歪歪斜斜、密密麻麻，这越发让我感受到他强烈的倾诉愿望。他所描述的南洋，总是让人心事浩茫，满腹沧桑……
1932年出生于新加坡的浪平先生，每次和我讲述的南洋主要是新加坡和马来亚。这两个地名包含的历史信息是一部丰富多彩的南洋史——
“数十年前，我曾在新加坡大国园看过英国莱佛士的铜像。就铜像而言，燕尾装的服饰，显示着绅士的儒雅。炯炯的目光，那是远视、沧桑并兼有着学者气质的一种多元素综合。雕塑家以帝国的利益为意旨，组织线条营造出他生命的光彩。莱佛士原本是东印度公司槟榔屿总督府的助理秘书。他在卑微的职任上却看到从新加坡到马六甲海峡这片海域上，蕴藏着大英帝国对中国贸易的巨大利益。他野心勃勃，屡屡上书东印度公司，要动干戈，要夺地盘。然而，控制马六甲的荷兰人，却是大英帝国对抗拿破仑的盟友。这个在欧洲的战争盟友，远比一片海外地域重要。莱佛士的上书不仅不被接纳，他本人还被撤了职。莱佛士回到了伦敦，开始著书立说。他从这一地域带回丰厚的资料，写就了无所不包的《爪哇史》。他的史籍及艺术品收藏，连同他的专著轰动了伦敦。他还热心于豢养海外领地的动物，竟成了伦敦动物园的创办人和园长。终于，他被吸收为伦敦皇家协会会员，并获得了爵士封号。有了上述这些业绩，他再次上书英国驻印度总督赫斯廷斯，提出要占据马六甲海峡及某个岛屿，以期一劳永逸地奠定英国对中国的贸易利益基础。印度总督接纳了他的意见，并立即付诸行动，派出了远征队赴马六甲海峡，要占据马六甲海峡和某个岛屿。这个岛屿，莱佛士选择的就是新加坡。
“莱佛士选择新加坡取代马六甲城作为海峡殖民地首府，自有他的远见。工业的发展，大型火轮相继建造，钢铁和轮机取代了木板桅帆。而曾显赫一时的马六甲浅水港，却只能容纳木板桅杆帆船，面对钢铁轮机轰鸣作响的大火轮的来临，它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皱起忧郁的眉头。而此时的新加坡，却以其无比优良的深水港占尽了优势，像突然成熟起来的少女，以无限的风华姿韵，在碧海中亭亭玉立。于是，地域的重心，无可挽回地向新加坡倾斜了。
“莱佛士在建议占据新加坡之初，鉴于马来亚极乏劳动力，他便鼓励来自华南的中国人在此定居，并以‘免税政策’让商人大获其利，借以换取这些人对殖民地政府的支持。于是，敏锐的中国人抓住了第一个机遇，他们开店铺、建货栈、设船坞、摆赌场。英国的法律制衡着熙熙攘攘的市场，劳工咕哩（雇工）‘吭吭哧哧’的劳动号子，夹杂着赌徒的吆喝、热热的汗酸，搅和着妓女的脂粉艳香。资本主义把法律与文明、畸形和腐朽，都摆在新加坡的地摊上，让来自南中国的华人竞相择取。或者，是因了深厚的文化心理因素，诸如创家立业、功名流芳等雄心抱负，使得他们在学习现代技能与管理知识方面，迅速冒升于其他族裔。当新加坡成就了它的雏形之后，更需要大量劳工，他们又从故里将大批乡亲宗族相牵相引而来，以占总人口75％的比例，在数量上远超其他族裔。按照莱佛士的规划布局，以华人为主的人力资源之投入，终于把新加坡的骨骼与筋脉，有纹有理地构建了起来。
“一个饶有兴味、并且颇值得探究的题目是：在19世纪30年代，当时那些拖着皇朝辫子的大清臣民，从封闭积弱的国土来到新加坡，面对工业文明，深陷于资本主义的商场波涛，他们有着怎样的适应过程？有着怎样的转折际遇？再往前数，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均非发生于19世纪30年代，却把大清皇朝打得一败涂地。败国之民，伶仃海外，欺侮凌辱，安能少受？莱佛士的铜像虽然不无温雅，但那时候他的大炮，却也是残虐非凡的。问题的另一面是，假如让我们的视线，做一次穿透性的超越，即超越被压榨、被盘剥、被欺凌的苦不堪言的感性层面，我们还可看到，这些先民在承受悲苦的同时，也以最强的意志、最大的努力，去蜕变观念，去汲取工商文明的精华，去学习和掌握先进知识与技能，从而树立起了新的精神品位，并孜孜以求地去缔造新的业绩丰碑。
“作为从19世纪走来的这几代人，他们绝大多数不仅不懂英文，即使是中文，通者也不多。然而，他们精明的头脑，却将一些最主要的英文单词，夹杂在闽南语、潮汕话、粤语、海南话、客家话等方言中，诸如Market（市场）、Visa（签证）、Law（法律）、Contract（契约）、Profit（利润）……至今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的舶来词。
“颇为幽默的是，这些英语单词的读音，经过不同方言的音调变异，以及经过漫长年代的演变，如今恐怕连英国人都听不明白。譬如我父母辈那一代的海南人经常说：‘要照人家的“落”去做事，要“坎节”才好卖，要办“官插”才出州府。’这‘落’就是法律，‘坎节’是契约，‘官插’就是签证。这些语言的夹杂，象征着新的观念注入，象征新的行商规范和新的迁移守则。
“百年沧桑，这几代华人，承受着民族的屈辱与苦难，品尝着命运的坎坷与辛酸。既然在新加坡泊了岸，那就将汗水在这里做瓢泼式的挥洒。汗水，是土地的乳汁，是绿叶与果实的真正母亲。
“历史，悄悄地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当我在1939年底带着27本马来亚石南强小学一年级的学业证书来到新加坡的时候，新加坡已是一座容纳着60万人口且秩序井然的繁华大城市了。我尽量展开一个小学一年级学生的视野，感受着各式新奇。一过了柔佛铁桥，马来司机驾驶的的士在柏油马路上又平又稳。当时这些的士车身高，附着宽宽的踏脚，车身内颇为宽敞，最令感官舒畅的是帆布车顶——它柔柔地遮挡骄阳，并随着车速，很有节奏地在支架上弹动——而通透的车窗，更是让清风和美景一并进入。海南人有‘放车吃风’的俗语，‘放车吃风’是他们人生的一大享受。这种方方正正、用帆布做顶的车，速度当然不会很快。唯其不快，才能领略到‘吃风’的惬意，才能品尝到不紧不慢的陶然。
“进入新加坡这个岛屿，首先令人注目的是交通警察。这些交通警察都是印度人，他们包着头巾，上面饰有红穗，穿着黑皮鞋、长筒白袜以及卡其布短袖和短裤，扮相清爽麻利。最令人好奇的是他们的背脊，上面绑着一块约半尺①宽四尺长的白色木板，站在十字南洋大木箱，装满了乡愁路口中间的圆木墩上，很像一只彩色蜻蜓，威风而华丽。他往木墩上一站，所有正面和背面的车辆都戛然而止。而其侧面的车辆，就如流水般哗哗而过，然后来一个右转，又向另一边行走。这一对‘蜻蜓翅膀’，将汽车调拨得秩序井然，显示出英国人的管治颇有创意，并有美感和幽默。
“当然这管治也还有严格的一面，那就是对于汽车的超载截查。截查者是路警，没有背负‘蜻蜓翅膀’，海南话不知道根据哪个族裔的语言，将这些路警音译为‘妈打’——妈妈要打了。面临截查之境，‘妈打’这个称呼，可真有点神韵。这些‘妈打’也是印度人，年龄稍长，络腮大胡子，白色大包头，系在包头边上的红穗特别亮丽。我们是大家庭，我的侄儿女也多，每次乘坐的士必定是大大超载。一遇到‘妈打’，大人就把小孩的头按下去，以免被‘妈打’看见。记得有一次被截查了，‘妈打’就将他的大包头从视窗伸进来，一看，严重超载，一清二楚。接下来呢？我的大哥就堆出一脸笑容，把手伸到窗外和‘妈打’握手，并抛出‘Good day’‘How are you’之类的问好之句。
“一经握手，‘妈打’立即绽开了慈祥而灿烂的笑容，把手一挥，‘OK’放行。这其中的玄机是，在握手的过程中，手心里的一枚硬币，已经悄悄地完成了它的转移过程。于是‘严重超载’也就转化为‘没有违章’而皆大欢喜了。严峻的法律，催发出一份世故人情，哪个族裔家庭没有拖儿带女的，何必又是告票又是罚款的尽找麻烦！留在我记忆里的是，‘妈打’的八字胡在他绽开笑容之际，非常舒展地往上翘起，既祥和又迷人。
“进入市区了，新加坡整个地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先让我们略作停顿，强调一下时间背景，这是1939年，若和现代的高楼大厦林立、国际闻名的花园城市新加坡比较起来，那是另一个新加坡。但这个新加坡，并不妨碍我们感到欣喜。它大部分店铺是二层楼建筑，鳞次栉比，相依相靠。偶有三层楼建筑，高出一截，犹如大哥般地看着左右两侧的小弟。这房舍店铺的排列虽然颇为拥挤，却显现出一份亲和、热闹，以及没有特别跋扈的平等。店铺前面是普通的骑楼，支撑骑楼的是方方正正的砖柱，砖柱上用中文书写着商铺的大号和经营的货品。这些红蓝橙黄的文字，林林总总，营造出热闹的氛围。至于临街的二楼窗户，则是装饰的主要部位，上面或是雕花的圆木栏杆，或是拱形的大窗台，或是橙黄、浅蓝的浮雕花纹玻璃窗户，把欧陆色彩浓浓地点缀出来。主妇和少女身着细布短袖唐衫，凭窗望街，含蓄浅笑，体现出文化融合的景象。在这些建筑群落中，不时也出现圆顶的房舍和圆尖形的窗户，这是伊斯兰教教友的店铺和居所。浑圆的线条，表达着融汇与通和。
“我们的住地是小坡密驼律的容光理发店三楼。密驼律是一条贯穿一、二、三、四、五、六、七马路的通衢大道，它像一根扁担，将各条马路的繁华都挑了起来。容光理发店在一、二马路之间，隔着十来间铺面，便是著名的皇后大酒楼，它可以和大坡的南天大酒楼相媲美。这两家酒楼有罕见的电梯，它们以盛大的婚宴排场来让顾客提升颜面。人们以‘升南天，上皇后，吃亲家酒’来作为一辈子的美好记忆。
“海南人将参加婚宴称为‘吃亲家酒’，在哪里‘吃亲家酒’，这是有关颜面的大事情。皇后大酒楼能给顾客足够的颜面，优越的地理位置已经决定了它不是简陋的小店，何况它还是三层楼建筑物。我们的住地一楼是理发店，二楼是邢氏公会，三楼是住宅房舍。
“容光理发店这店名起得再贴切不过了。它是新加坡一间颇具规模的‘容光’处所，顾客进来后可以容光焕发地出去。它临街一面是玻璃墙、玻璃门。半截墙身悬挂着湖水蓝绸帘，玻璃门上嵌着耀眼的银色把手。两个身着白衬衣黄短裤的少年担当着开门的差事。店堂里，适度的灯光明亮而柔和，12张转椅分两边摆设。这些德国造的转椅，即使过了50年后也仍然能感受到它质地的上乘。它的扶手及各个金属部位，总是被两位童工抹擦得晶亮。而深深楔入我记忆的是两样东西，一是一株石花。它是用成千块像瓜子一样大小的乳石缀连而成的，其中有浅绿色的石片，是为翠叶。这株石花放在候发室的茶几上，用手搬弄，一阵‘叮咚’的脆响，为等候的顾客带来一时的遐想：这成千片的乳石，每片都要穿透一个小洞，再用细铜丝穿连起来，这该是多精细的工程啊？
“另一样令我记忆犹新的东西，是一个柜式的留声机。它是当时美国最新的产品，令我惊奇的是它的自动化程序。那时的唱片都是78转粗纹的，不消5分钟就唱完了，要费人费时去翻换。而这个柜式留声机一下子可放一打唱片，一张唱完之后，托盘即升起，然后一个钳子就转出来将唱完的唱片钳走，接着托盘就沉下，唱头又转了回来，唱针便落在第二张唱片的纹沟里。这运作配合得精绝，令我这个二年级学生看得直发呆。我不是在听歌，而是在看唱机的运作。至于当时的唱片，清一色是国语歌曲。在歌唱之前总有一句‘百代公司’的说词，交代唱片的出品来路。那些我耳熟能详的歌曲是《天涯歌女》《何日君再来》《夜上海》《夜来香》《秋水伊人》《叮咛》《天伦歌》等等。这些旋律以适当的音量在室内回响，加上电扇的缓缓风韵，一种文化上的慰藉与舒适，弥漫出一份惬意，一份悠然。
“理发师的手艺如何暂且不说，先看他们的整体容貌。容光的师傅是清一色的海南人，年龄在30至40岁之间。约定俗成，他们全穿着细斜纹白衬衣和白西裤。这些服装一天一换，并经过打浆熨烫的工序，保持着洁白笔挺。要坐下，得先把长裤的褶痕拉直才款款下臀，并尽可能保持着腰的直挺。一身洁白，上下两黑，上下两黑是什么呢？那就是咯（皮）鞋和油光锃亮的黑头发。他们的哲理是，要以自己的‘容光’示人，才能令别人‘容光’。因而发蜡是他们梳发断不可少的。利用发蜡的黏性，在头上按出一个鸡腿状的拱波，并以清晰的分界梳理出层次和比重，以均匀的涂抹，保持着发型的齐整。那个时代的发型流行油光锃亮，油光到什么程度呢？他们的戏谑之言是：‘苍蝇飞落摔断腿。’意思是油光滑得连苍蝇都站不住了。这一身服饰及容貌的打理，使得他们在行动举止上约束出一份温文尔雅，不焦不躁，在人前一站，除了教书先生之外，你的直觉不会做出其他职业的身份判断。而他们也能断文识字，能看书报；话语谈说，有条有理。这些师傅是自重而谦和的，乐业敬业，彼此又都是海南人，在人际关系上又添一份乡情，更显现出亲和。
“容光理发店的对面，有一条小巷。从小巷穿过去，便是一条叫作‘买山铺’的小街。入夜，华灯初上，这条小街便热闹非凡。那是吃大排档宵夜的好去处。海南鸡粥、福建炒面、潮州贵刁（粿条）、马来沙嗲、印度刨冰、暹罗生果、印尼甜糕等，林林总总，应有尽有。南中国和东南亚，以小摊小贩做代表，用最拿手的小食，展开了饮食文化的较量。60瓦的灯泡亮度不足，就辅之以大光灯，即有300瓦亮度的大汽灯，它呼呼作响，很有一股称王称霸的气势。此灯虽然惨白，但熊熊的炭火是红的，在大葵扇的摇拨下，‘吱吱噼噼’地飞溅出无数火星。于是沙嗲肉串的烤香、油炸面的焦香、作料酱味的浓香，便随着火星的迸溅，在这小街上混合弥漫。小贩们又以各种方言各种声线，热情吆喝招揽顾客。人们在声味俱全之境做着比较，进行着艰难的抉择。
最令我神往的是潮州人的炒粿条，现代人译为‘贵刁’。潮州人炒粿条，其动作优美夸张，先是旋锅，粿条在锅中打转转，让热油均匀，各种配料按序投放，红椒、银芽、青葱，然后‘啪’的一声，一枚大鸭蛋洒下了它的乳白橙黄。此时，小工劲摇葵扇，火星迸溅，大师傅手执锅柄，猛力一抛，粿条被抛起又落下。如此两次三番后，大师傅紧接着用长柄勺子往锅上一击，随着这‘啪啪’的声响，小工便以最快的动作在桌案上摆开槟榔衣片。用抹布一抹，一锅热气腾腾的粿条，瞬间便铺展在槟榔衣片上。此时停不得手脚，小工一展身手，用最快的速度，将粿条连同它的热气紧紧地包裹在槟榔衣片里，然后用草绳前后一缚，拎起一转，一包炒粿条便完成它的工序。这是供顾客带回家去和老婆一起分享的。这种炒粿条如此芳香，除了作料火候等因素外，还在于那一块槟榔衣片。槟榔结果时有一层纤维衣片包裹着果实，待到果实长大，此纤维衣片便会自动崩裂脱落，它约有半尺多宽一尺多长，是粿条的天然包装物。油热的粿条包裹在这里，以灼热的气流煎迫，使得嫩嫩的槟榔衣片释放出一种天然的植物香，让妻子们啧啧地品味着它的余韵，这比起现代化的泡塑食盒要强得多了。
“可是，这‘买山铺’夜市有两样东西是邪的，一是大烟，二是咖啡娘。因为有着这两样邪品，我们小孩子就难得涉足了。
“除了‘买山铺’的夜市外，此时的新加坡，还有另一种夜景，那就是初夜时分，满街响着‘噼噼啪啪’的木屐声。这些木屐都是南中国的产品，有的用苦楝木制，有的用松木制。前者质地稍硬，声音结实；后者质地偏软，声音松柔。夜街行人趿拉着它们，噼里啪啦地踏出一片颇为特殊的音韵，唤起人们对故乡圩镇的怀想，以及对月夜行村情景的回味。而在这木屐声中，又夹杂有另一种特别的结实，那是‘嘟！嘟嘟！嘟嘟嘟！’节奏性很强的竹梆音响。它们以非常清脆的音色升腾于木屐的交响声之上，并以不可阻挡的气势，从楼房的窗户直贯住家。于是，主妇和少女们从窗户探出头来，要寻找这竹梆的声源，她们知道，这是潮州人氏的牛肉丸担子来了。我到新加坡才几天，便能很快辨识这竹梆声。梆一响，便缠住母亲，要她和其他住家的主妇一样，将一角钱和一个碗放在一个竹篮里，从视窗悬挂下去。这竹梆声开启的窗户吊篮市场，表现出潮籍人氏做生意的精明，这精明尤其表现在市场氛围的营造上。他们一接竹篮，抬头一望，先是一脸笑意，一串恭维：‘阿嫂，你真有福气，个翁（丈夫）赚大钱，汝吃牛肉丸，住在三楼顶，好命几十年！’
“这押韵的潮州话，先把和善往窗户抛上去，谁还会拒绝这买卖呢？要是面对少女，他却先发出惊叹：‘哗！个芝（这个）娘子靓着，汝站窗口，害得后生个个目迷迷，行路跌弄冈罗！’‘弄冈’是马来语，即马路两旁的排水管道。意思是：你的美丽让后生仔迷了眼，都跌到水沟里去了。这种奉承，当然会让少女们芳心喜悦。但有经验的主妇会从楼上抛下这样的话语：‘卖嘴甜甜，放加料才是真！’卖嘴甜甜这个‘卖’字，应做‘不要’解，意即不要嘴甜甜，要放多点料。
“所谓‘多点料’是什么呢？一角钱五个牛肉丸，这是市价，涉及利润原则，因此，牛肉丸这主要原料是加不得的。而讨价还价的空间，在于拌牛肉丸的葱花、粉丝、冬菜末。其中关键是冬菜末，它是天津产品，经过挑贩师傅的特殊加工，用文火和香油烧炒，随之又掺和香料、虾米屑末，硬是把普普通通的冬菜，调制出郁郁的焦香，把它洒在牛肉丸的汤面上，和银粉丝与青葱花相间，首先在卖相上就引人注目。主妇们看中的就是这冬菜末，她们连续抛下来的话语是：‘卖咸涩些！’（不要吝啬）‘放多些！’这时候，挑贩就会以天下最慷慨的架势，大声回应：‘不相干！你爱多少我给多少！’让满街的人都听到他的豪爽。随之，更以夸张的手势，一抓，一洒，再抓，再洒，于是，主妇满意了，载着牛肉丸汤碗的吊篮升上去了。其实呢，从二、三楼往下看，增添了多少冬菜末，主妇们是看不见的，也许什么都没加，只是一个夸张的‘空手道’而已。不管怎样，吊篮市场的氛围是营造起来了，很多个吊篮在等着他交易呢！
“潮州人以牛肉丸挑担取胜，海南人也不甘吃亏，他们以海南鸡饭异军突起。我们住地不远有一条街，名称是海南二街，顾名思义，这当是海南人的地盘了。不错，那里有多家海南人开的九八商行，更少不了海南人的优势行业——咖啡店和餐馆了，而著名的牛肉粉档和鸡饭店也在这条街上。白天门庭若市，夜晚也热闹非凡。华灯初上，店东便派出伙计，挽着两个竹篮，一个装着熟的鸡只和鸡饭饭团（海南俗话称之为‘鸡稗珍’），另一个竹篮装着一碟子酱料和一块砧板。他们一不打梆，二不张声吆喝，却静悄悄地直接把生意做到各商户各住家家里去。我们的容光理发店便是他们热门的经销点，而且，其经销的日期和时间总是计算得很精确，那就是结账领薪水和店里打扫卫生之后。这些卖饭伙计一进得门来，呼张唤李地打招呼之后，把竹篮盖子一揭，几只黄澄澄的熟肥鸡显现了。跟着的是这伙计的说词：‘这样的肥鸡打锣都找不到了！’‘是特别给容光师傅留着的！’‘是真正的文昌种。’
“文昌鸡是海南的名禽，盛名远扬海外，最驰名者据说是文昌潭牛一处村庄所喂养的。该村有一棵特殊的榕树，这些鸡吃了这棵榕树的树籽，其肉质就特别香嫩。传说祖籍海南文昌的宋子文先生，1936年回海南老家时，家乡人以文昌鸡招待回乡的游子，吃遍天下山珍海味的宋子文未曾吃过这么美味的鸡，而且是文昌人最拿手的白切鸡。席间他赞叹不已，家乡人便抓了几笼鸡，随宋子文到南京。宋子文将此鸡和国民党要人分享，从此，文昌鸡名扬天下。至于这伙计不说文昌鸡，而是文昌‘种’，这就是有一点商场的诚实与狡黠说词了。诚实者，地位和身份，都不可能享用故土空运来的鸡，因此，要说是文昌鸡就说不过去。说是文昌种呢，其转圜的空间就大了，谁能清楚这‘种’是怎么传的呢？现实情况是，一和文昌故土挂上钩，就产生了游子思乡的精神效应。特别是那团团圆圆的鸡饭团，其卖相就非常怀旧，让人想起了清明时节故乡扫墓祭祖的情景，那是多么令人缅怀的岁月啊！一群少年，在坡原上踏青漫游，他们总是容易受到祭祖人家的眷顾，赠予饭团和肉块。在享用之后，就品评哪家的肉块芳香，哪家的饭团结实。令人惊异的是，在19世纪30年代末，已经是很现代化的新加坡，饭店的店东，竟然坚持着捏饭团售卖，十分土气，又十分乡情浓郁。这鸡饭生意是做到了人们心坎上。因此，理发师傅们不由分说，先自行组织‘股份’，或六人，或八人，共同分享一只鸡，名曰‘做东道’。
“这‘做东道’的方式，就牵扯到切鸡的学问了。海南人吃鸡是很讲究的，最好的部位是鸡尾；其次是鸡二块，即邻近翅膀的部位；至于鸡腿和鸡胸那是等而次之了。‘做东道’就是要分份，每人一份，而每一份又要包含鸡只的每一部位，要见头，要露尾。鸡饭店的伙计可真是切鸡能手，自备着快刀和砧板，三下五除二，先把鸡顺序分解，然后一刀一斫，均匀地分摊每个部位。最后轮到鸡尾了，他不是横向斩切，而是直向下刀，使得每一份额都有一块尖尖的鸡尾摆在碟面上，凸现着平等和均匀。
“‘做东道’，饱含着故乡的情趣。理发师傅拿着饭团，慢慢地看着，轻轻地咬嚼，微微地颔首，似在品味，又若长思。小伙计忙着调配酱料，又不无感叹地说：‘各位兄哥，多吃一点，谁知道我们还能相聚多久？’伙计是在促销，可这语言却像一片乌云，悄悄地汇集着愁思与凝重。‘能相聚多久？’这问号的延伸将是生离死别。1940年初的新加坡，它的夜市是如此平和与惬意，南中国的温馨乡情和当代的文明相互交织。白天车水马龙，夜晚挑贩盈市；白日西装革履，月出木屐行街。九八商行和吊篮经济并存，南天、皇后和‘买山铺’各显奇谋招商引客。英国人把各族裔的传统和现代，搅拌出一时的安宁祥和。
“然而，能相聚多久的问号，却在人们心坎上越来越沉重。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向波兰发起进攻。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拉开帷幕，大厮杀正在欧洲进行。而中国的抗战，亦已进入艰苦卓绝的胶着相持阶段。如果说，这场战火风云还和新加坡保有着相当距离的话，那么，日本东条英机的南进政策，却是‘能相聚多久’的最冷酷的注释了。我刚到新加坡，就听到容光的理发师傅拿着报纸争辩，他们滔滔不绝地讨论战争的可能性。能进入我这个稚童脑袋的只有‘打苏联’‘打星洲’之说。以后读历史，才知道随着欧战的爆发，摆在日本面前的国策选择是：和德国配合夹击苏联，还是挥军南进夺取南洋资源？由于新加坡的地理位置特殊，要南进，就必夺新加坡。当时的海南人都把新加坡称之为‘星洲’。1940年初，大战爆发了几个月，人们对星洲的安危越来越担心，对‘还能相聚多久’的疑问成了人们心中越来越浓的阴影。
“《告别南洋》是一首寄情深沉的离别之歌，是星洲热血男儿奔赴战场抗敌救亡的心曲。
“1939年海南岛沦陷，‘被驱无异犬与鸡’的居民竞相逃命。一艘艘难民船，载着老弱妇孺，载着家破人亡的悲哀，载着惊慌和恐惧，号哭着从南中国海向星洲漂来。
“假如时间和空间能够浓缩，南中国海将出现这样一幅画面：在波涛汹涌的航道上，一边是老弱妇孺的号哭南来；一边是热血男儿慷慨激昂的放歌北归。这双向的颠簸航船，满载着同样一种感情，那就是深沉的国仇家恨。
“1940年一个春日的下午，母亲带我到楼下的容光理发店理发。理发师傅在座椅的扶手上横放着一块板子，让我坐上去，以免师傅在理发时弯腰弓背之劳。而我高高坐在横板上，可以浏览全店的风光。吊扇不急不缓地旋着风，留声机放着舒柔的歌曲，节奏清脆的剪发声，理发师傅们低声细语的交谈声，那是温和的融汇。理发师傅们衣着的洁白和齐整，更为这氛围增添了一份儒雅。这是容光理发店多年培植起来的店风和职业层次，和喧嚣的市井拉开了距离，别具一格地贴近了顾客的舒适需求，同时营造了一种文化上的恬静。
“正当我乖乖接受师傅梳理之际，玻璃大门突然打开，顷刻间走进一个和氛围很不协调的人。他肤色深褐，上身穿着一件有着多处破洞的背心，下身穿一条大街上忌穿的赤色厚布裤衩，最突出的是他腋下夹着一顶锅盖状的竹笠。
“他脸色深沉，很深的风霜皱痕被淋淋的汗水浸渍着，他手里捏着一张纸，一展开便以粗哑的嗓音大声念出：‘文昌县石壁市麻坡村邢益周去接老婆孩子！’这没头没脑的告白，和他那毋庸置疑的威严，却令我的母亲大叫了一声：‘了啦！’整个店都因我母亲这突如其来的叫声而惊愕。
“邢益周是我同父异母的大哥，那个闯入容光理发店的人指名道姓要邢益周去接老婆孩子，这就是说我的唐山大嫂带着比我长两岁的侄子逃难到新加坡了。
“自从海南岛沦陷之后，琼籍人士无不忧心忡忡。战火离乱，亲人生死未卜，悲惨传闻桩桩件件，人们的精神备受着煎熬，‘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那个年代哪还有什么家书！现在，终于有亲人死里逃生逃出来了，这突然来临的讯息，令我母亲惊喜，令理发师傅们愕然。那位陌生的报信人，一口气喝完了店员奉给他的冷开水，推门便走，并丢下了三个字：‘惨！惨！惨！’
“到了晚上，大嫂和侄子被接到家里来。先是一阵劫后重逢的悲伤啼哭，然后是断断续续地诉说逃生经历。大嫂没有受过教育，她的叙述只是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两处地名和时间，即广州湾、西营，以及用四个半月时间从海南逃到新加坡。而主要的一件事是，1933年才建的房舍已被日寇烧毁了，这令母亲痛惜不已。这是她亲自筹建起来的房舍，房梁用的是泰国柚木，象征着房舍的价值与层次。大嫂很快就跟大哥去了马来亚，她带来的对战争的恐惧渐渐平息了。没想到的是，一次偶然机会，我看到了实实在在的难民船，其景象深深地镂刻在我的记忆里，成为形成我价值观的最早基石。
“那是一个闷热的下午，是容光理发店打扫卫生的时间。我刚放学回来，便看到理发师傅们神情凝重地出门而去。两个童工对着我说：‘快去看，唐山又有船逃来了。’我不由分说放下书包就跟他们走。我们店在密驼律的末端，距离大马路才几十公尺①，穿过大马路向右走几十公尺可达海南二街和三街，向左走不远就是一条小街，沿着小街走百来公尺便是一个小拐弯，一拐弯便看见一个主调是深灰色的码头。几十间货栈拥挤地排列在这里，其铺面都不大，大都是些低矮的二层楼建筑。说是货栈但它们的堆积容量却是有限的，倒是摆在骑楼的箩筐、绳索、竹杠、板车，表示着货物的吞吐方式及那个年代的苦力的特征。在这些店铺的前面，便是铺着青石板的码头了。大约有十级八级楼梯伸下海湾。一些帆船和机帆船在这里停泊，让微风轻浪抚慰着它们的疲惫。由于我母亲经常从这里出发去印尼的峇淡岛（巴淡岛），所以我对这码头并不陌生。受好奇心的驱使，我们步履颇急地行走，临近码头，便隐约听到哭声，我们加快脚步，一拐弯，看见了码头，也看见了一幅令我终生难忘的时代图像。
“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悲情的群体痛哭。这些难民们的生命支撑力几乎丧失殆尽了，他们或瘫坐在地上掩面号哭，或跪扑在亲人面前长泣不起，更有人哭昏过去口吐白沫，亲人慌乱地找来筷子撬开她的牙关，以免一时气绝增添新的冤魂。太多的悲哀积累，太久的痛苦压抑，蹂躏屈辱、逃亡的惊恐、家国破碎、至亲流离，都集中在这一刻用号哭倾诉。不管是接人的，还是被接的，都哭成一片。他们怎么能不哭呢？四个多月的航程颠簸，死亡的紧紧相逼，反反复复的希望和绝望，惊恐、饥饿、风雨、烈日、疾病，这无尽的磨难，挑战着妇孺们生命承受力的极限。难民来自文昌县北部，同时起程的共有四艘小帆船。载着200多号人，起程的第一天，就在琼州海峡被日军炮艇击沉一艘和掳走一艘，剩下两艘侥幸逃到广州湾，又在穿过北部湾时被风浪打沉一艘，剩下这仅存的一艘，该集中了多少悲情眼泪。在这悲情的哭泣中，还倾诉了一个大难之中有孝子的故事。
“一家四口人，公公、婆婆、媳妇、孙子，打从日寇侵略海南时便四处逃亡，钟瑞山、美合山，辗转躲藏。最后来到海滨，找到登舟逃亡的机会。但是，面对风浪无情的大海，如何进行这生命的赌博？婆婆的意见是：‘要死大家一起死，同坐一条船。’公公斥之为妇人愚见，他的决策是要想办法留活口，有句西谚说，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位公公也许并不知道这句西谚，但他的思考方式显然是和西谚一致的。然而，正是这种‘一致’，断送了他和媳妇的命，他们乘的船，就是被日军炮艇击沉的那一艘。那是公公的决策，临上船时，他把四条命分放在两个‘篮子’里，要创造多一半的求生机会，这是生命的赌注，其结果是残酷的。婆婆目睹公公和媳妇所乘的船只中弹沉没，一下子惊昏过去，醒来却已完全痴呆了，在以后的四个月的航程中，12岁的孙子，便艰难地承担起保护奶奶的责任。为避开日寇的阻击，为躲过惊涛骇浪的吞噬，‘吱吱呀呀’的小帆船，要不断地在他乡异国的僻壤海湾泊岸停靠。
“12岁的少年要背着奶奶涉水踏上生命之陆，要给奶奶喂水喂粥，料理生活，虽然有同行的乡邻关照，但是他明白，爷爷和妈妈不幸身亡，他是奶奶唯一的至亲血脉。他以一种极其深沉的坚毅，默默地应对着灾难，最后，终于把奶奶背上了新加坡之岸。
“天啊，他是这样的瘦骨嶙峋，矮小的个子，褴褛的衣衫。奶奶呆坐在地上，他默默地立着，望着来接他的陌生父亲，他没有哭泣，眼眶里没有一滴泪水，极力掩盖着极度的悲哀。倒是陌生的父亲，抱着他失声痛哭。
“此后‘大难中有孝子贤孙’的故事被人们口述流传，让人们在悲痛中觅得一点慰藉。在这悲情弥漫的码头上，人们的视线慢慢集中在一对夫妇身上。妇人一身黑衣衫，头发散乱，枯瘦憔悴的面容已经遮住了她的年龄特征，后来听说她才20多岁。她跪在她丈夫面前，大声号哭：‘我保不住阿侬！保不住！保不住！阿侬！阿侬……’阿侬是海南人对孩子的昵称，她凄厉地哭号，令人心酸不已。
“她的丈夫，一手叉腰，一手捏拳打着仰天的头额，紧闭双眼，一个劲地呜呜干号。他的穿着很特别，短头发抹着很厚的发蜡，白色的衬衣放着长袖，却穿着一条灰色方格短西裤——这西裤用一条皮吊带吊着——脚穿一双米色的新皮鞋，一双浅蓝色的线袜，不怎么服贴地滑垂在脚踝上。他的肤色深棕，这是南洋的太阳烤灼出来的色素。他有一双大手掌，手指上套着很粗的金戒指。这身服饰与他的举止似乎显露出一种不协调的陌生，以及一种和他的职业不相称的不习惯。他的年龄在40岁左右，今天兴高采烈梳理整装来接妻儿，想不到接到的是丧子的绝望哀痛。关于他和他妻儿的悲惨遭遇，也很快在琼籍人士中流传开来。
“他的真名实姓人们不详，却都知道他的绰号是‘咖啡周’。这个称谓并无贬义，却有着对他职业成就的肯定。他是新加坡大坡一个巴刹（市场）里的咖啡摊的老板。说是老板，却兼有着咕哩身份，什么活都得干，清洁打扫、入货搬抬、招呼来客、抹台移凳、掌壶冲咖啡、扇火烤面包，身水身汗。短裤背心高木屐，这是他一年中364天的职业服饰，这服饰适应巴刹的环境和南洋的酷热。唯有一天例外是正月初一，巴刹关门，他才得以穿上衬衣皮鞋西装裤，去向哪位同乡长辈拜年。他没有受过任何级别的系统教育，却懂得一些文字应对记账。记账，总要思索，而思索的主题永远是如何赚多一点钱。
“终于，他开了窍，他这种咖啡摊；上不了名号档次，用不着在门面上下功夫，顾客也永远不会记住你的咖啡摊号是什么，所以必须在口感上下功夫。他的思维里有一点商业的慧点，比如，在热咖啡里放一小片牛油，然后对着客人大声嚷嚷：‘我的咖啡又香又浓又滑。’客人细品，然后啧啧嘴说：‘是有点滑，不错，不错。’又比如，揩椰子酱烤面包，他又放入一小片咸芝士，这咸甜组合立刻结合出他的特色，这是口感的取胜。
“真正使他声名鹊起的，是他的‘咖啡二’决策。新加坡的咖啡店九成是海南人开的，乡亲同行谈起咖啡来头头是道，他们最忌讳的是‘咖啡二’的贬责。客人端起杯子，轻吮一口就皱眉：‘你是不是把“咖啡二”给我喝？’这是不得了的质疑。店主得马上赔笑脸解释和周旋，并立刻撤杯再冲。
“当时，新加坡的咖啡冲法是铜壶加布袋，把咖啡粉放入布袋然后兑上开水，接着将布袋起落浸泡几下，立刻斟入厚厚的咖啡杯中，让浓浓的香气随烟弥漫，以此证明咖啡的地道和正宗。顾客不断来，那个布袋就不断地增添新的咖啡粉，直至布袋积满大半袋咖啡渣，冲咖啡的伙计就会眼观色泽，鼻闻香味，用感觉来决定是否换袋。换袋后，铜壶和沉渣布袋被移到一边的慢火炉，斟满开水，让慢火慢慢地烤炙咖啡渣的‘余韵’，这就是‘咖啡二’。‘咖啡二’的用处是，当客人喝了一杯咖啡尚感不足时，就会叫端咖啡的童子再添一点，这是免费供应的。
“不过，一般人是不屑于喝这咖啡二的，一个‘二’字就低人一等。可是，这位巴刹咖啡摊的老板却看中了这个字，人弃我取，他有他的算计。巴刹到了晚上7时，那些鱼肉菜禽摊档都已收摊并打扫清洁，他本来也可以随大流收摊休息，但他却瞄准了从晚7时至子夜11时这个市场。巴刹的其他摊档歇息了，正好腾出宽阔的‘芒加忌’（走廊），他可以任摆台椅，而顾客已不是日间的买菜主妇，而是一大批歇工的咕哩，拉洋车的、蹬三轮的、搬运的、扫街的、还有各行各业的粗活杂工等，一应俱全。而吸引这些咕哩的，正是‘咖啡二’，原因是价格相宜。头冲的咖啡是六分钱一杯，这‘咖啡二’本来对折价格三分钱一杯也是合理的，但他却定出了‘二占半’（二分半）的价位。当时新加坡也没有半分钱的货币，叫人如何付款呢？这正是他为商的精明之处，‘咖啡二’‘二占半’，这奇特的商品与价格组合，立刻被咕哩们戏谑开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出位’。戏谑归戏谑，他却是赚到了钱，连同托他卖的那些南洋糕点，每天都可多赚好几块钱。至于付款方式，好办，某种糕点在价格上松动半占钱，不就可以合成整数了吗？至于那些只喝‘咖啡二’的人，他就宽容了，‘原呐（随便），二占钱。’这样，半占钱又留下一份情。
“终于，他发财了，随即把咖啡摊交给同乡打理，按照当代华侨的模式，他要衣锦还乡办三件事，那就是‘建屋娶妻生孩子’。他做了一件奇特的事，那就是买了七双皮鞋。那个年代，皮鞋是颇为贵重的商品，人们猜度，一个星期七天，七双皮鞋正好可以轮流穿着。事实上，他在新加坡连年累月都是穿高木屐，他这七双皮鞋是要向生活讨穿鞋的机会，是一种补偿。回到乡下，他用半年时间就造了新屋，娶了一个比他小十几岁的女子为妻。这两件事，只要有钱很快就可以办成。唯有这生孩子的事却是急不来的，但他有足够的耐心。‘不留血脉，不回星洲’。平时，他行村上市打发日子，反正有七双皮鞋，而他的致富也得了乡人的敬重，生活清闲而不寂寞。等了三年，喜出望外，年轻的妻子诞下麟儿，他在村子里很有排场地办了满月酒席，并拜托父老乡亲看顾他的妻儿，他要回新加坡去经营咖啡摊，他要为他的血脉、他的妻子赚更多的钱。正当他带着满盈盈的喜悦回到新加坡时，七七抗战爆发了。接着，是海南岛的沦陷，一切音讯都中断了，他开始苦苦思念妻儿。他的妻子虽然年轻，却极富传统意识，她敬重丈夫用艰辛的劳动创造出来的南洋业绩。他粗大的手掌，结实的骨骼，显示出男人的英伟，虽然年纪大了些，但他对儿子的殷切期望，对血脉的无比看重，显示出他极强的责任担当。要为他保护儿子，要为他保留血脉，这是丈夫回南洋之后她唯一的生活信条。随着战争的爆发，这信条更深深揳入了她的整个生命。
“她抱着儿子登上难民船时，孩子不足两岁。船在广州湾西营（今湛江）泊岸等待东北季风，在山村旷野的露宿等待，难民们倍受煎熬。风来了，他们却不能上船，因为日寇炮艇防范甚严，为保安全，难民们必须从西营徒步走到防城，然后再登船。从雷州半岛东边的西营到西边的防城，这近200里的徒步穿越，对妇孺们来说绝非易事。徒步跋涉了一天，才走了40里，扶老携幼的难民队伍越来越稀拉了。咖啡档老板的年轻妻子凭着年龄优势，背着儿子，拎着包袱、干粮、水壶，紧跟队伍。令她挂虑的是儿子，他会不会不舒服，天气湿热会不会感冒发病？她调动一个母亲所有的细致来观察儿子，以便做出最好的呵护选择。丈夫临返南洋时交代：‘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要保住阿侬。’说罢，拿出几十块光洋、一小卷叻币，最后是三枚很粗的金戒指，告诉她，这是保命钱，该花就花。
“丈夫对时局是有认识的，他预料着可能发生的事情，并为妻儿可能遭遇的困境，做着力所能及的最佳安排。特别是那三枚粗重的戒指，其沉甸甸的分量说明它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打造的，这使她深深地领悟到丈夫对他们，特别是对儿子的深切情怀。儿子，既是丈夫的血脉，也是她的命根，因此第一天的行程结束时，她便积极参加了难民们对于行程的议论。结果是，大家合伙出高价雇两辆牛车，让幼弱乘坐及运载行李。她花了5块大洋和一枚特殊打造的金戒指，为儿子在牛车边谋得一小方位置。那个位置可以放一张矮小的竹椅，竹椅上还有斜斜的靠背，儿子坐上去，小竹椅清凉通风，靠背舒坦自在，儿子咧开小嘴笑了，她的眼睛跟着明亮起来。
“经过陆地上的艰难跋涉，难民们终于在粤西防城一带上了一艘小帆船。按照航程，小帆船要横过北部湾到安南（越南）海域，之后就可以沿着海岸线，经泰国、马来亚到达新加坡。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小船横穿北部湾时遇到了台风，而且是一种又去又回的台风，其暴烈程度迫得船工们只好放弃对船的驾驭，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封好舱口，躲在船舱里和难民们一起呕吐。有的难民想跳海自杀以求解脱这种不堪忍受的风浪折磨，但这也不可能，因为他们无法站立起来。浪涛翻腾着人们的五脏六腑，把人颠过来倒过去，哀号和呕吐，是生命的唯一声音。
“风平了，浪静了，难民们爬出舱口瘫在甲板上，经过一天一夜的折腾，人们需要阳光和海风来恢复对生命的感知。船儿已靠近安南海岸，灾难已经过去，这时船舱里传出凄凄之声：‘阿侬睡，阿侬睡，阿侬要见爸爸……’是哥周嫂，难民们喊，她不应，一个船工下舱去查看，她突然蹿了起来，挥舞着半边防身利剪，划伤了船工的臂腕，哥周嫂却昏了过去。这时人们才发现，那个活泼的男孩已变成了小尸体，由于船舱闷热，小尸体已经有了异味。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感天动地的‘挖坟抢儿’了。乡亲们埋葬了小人儿，哥周嫂已完全失控，她哀号、恸哭，她捶胸顿足，发狂地奔向小坟墓，她一边奋力地挖坟一边哭喊：‘阿侬不在这里睡，阿侬回家睡。’在异国他乡，挖坟抢儿，这惨绝人寰的悲剧，震撼着新加坡，让人感受到战争的无情，难民的悲哀。
“当难民船满载着饱经战火离乱的苦难同胞来到新加坡时，另一些船儿却载着满腔热血的抗敌志士北上赴国难。事实上，从抗敌开始，新、马、泰的热血男儿，在抗日先锋队和民先队的鼓动和组织下，一批又一批地回国抗战，临行壮别，未免凄苦哀愁。他们引吭高歌，其中的名曲是《告别南洋》和《梅娘曲》。前者我记得两句歌词：‘再会吧南洋，你海波绿，海云长，你是我们第二的故乡……’至于《梅娘曲》，歌词大意洋溢着时代的悲情：‘哥哥，你别忘记了我，我是你亲爱的梅娘，我在遥远的南洋，你在祖宗流血的故乡……’这是急切的救国呼唤，是祖宗和家乡的呼唤，是梅娘生命的呼唤！这两首荡气回肠的歌曲，以浓浓的南洋情怀，和其他抗战歌曲一起，在青年学生中传唱着，激励着他们回国抗战，踏上惨烈和悲壮并存的征途。他们告别了南洋，大部分人将不再回来，让第二故乡成为永恒的记忆。据资料记载，当时新、马、泰有8000人回国参加抗战，其中有3000人是新加坡的青年学生。其时新加坡人口是60万，这些学生所占比例极易计算，而彼时新加坡的最高等学府也只有三所，即华侨中学、中正中学、南洋女子中学，大专院校一所也没有。这就是说，这些中学生已经用他们稚嫩的肩膀，分担着拯救祖国的重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当中许多人，尚未成年，他们有些人牺牲沙场，有些人在抗战中锻造成铁，冶炼成钢，成了报效祖国的英才。
“我在海南的极小的生活圈子里，就有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们是符思之（原海口市市长）、陈青山（解放军将军）、刘青云（原海南省委宣传部部长）、周训堂（原海口市委书记）等。当年，他们热血沸腾，用豪情壮歌告别了南洋，虽然不再回去，但却在蓝天碧海间留下了一条浓情常在的航道，这航道在不同的历史年代，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血脉与文化的至亲至情。
“1941年12月8日深夜（新加坡当地时间），太平洋战争开始了。日军飞机在新加坡军港投下了百来枚炸弹，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宣布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开始。
“在新加坡，这‘全面开始’却开始得有点滑稽。在此之前，市民们已经历过多次的演习，警报的识别也相当清晰，如预备警报、紧急警报、解除警报等。可是到临战这一夜，警报系统却完全失去功效，原因是负责拉警报的主事者，带着警报密室的钥匙回家了。待到日军袭击飞机投完炸弹扬长而去的时候，这位主事者才赶回警报密室拉响了凄厉的紧急警报。因此，新加坡是在夜光璀璨、‘明珠放光’的情况下挨炸的。此荒唐事在战后史料上也有记载。
“我是在爆炸之际，被母亲从床上提起，然后连拖带夹地从三楼直奔楼下，母亲摸着黑把我塞进了‘防空洞’。这个带引号的‘防空洞’，实际上是楼梯底下用砖砌成的梯底空间，平时用以放置杂物。战前政府教给市民防空常识：一是缝制黑色灯罩；二是在窗玻璃上用纸贴大‘米’字，以防玻璃震裂伤人；三是挖防空洞。前两件都好办，唯这防空洞哪里找地方来挖呢？于是楼梯底下成了防空藏身的最佳选择。容光理发店的楼梯底防空洞，面积不会超过3平方米，却容纳大小20多号人，而且人们是在极度恐惧和惊慌中摸着黑挤进去的。人们在爆炸声中惊醒，进了‘防空洞’之后，听着凄厉的紧急警报——声音短促而尖厉，撕裂人们的神经——全身发毛和欲止不能地颤抖。恐惧成了人们感应器官的主宰，‘死啦’‘死定啦’则是人们不约而同的惊叹！凄厉的紧急警报持续不断，它把恐惧满满当当地送到每个黑暗角落。‘这是轮番轰炸！’说这话的是挨在我身边的堂兄，他的个子高瘦，是大药房的白领职员。‘轮番轰炸’的说词表明他对军事行为的了解，大轰炸之后又拉起紧急警报，这当然是轮番轰炸了。堂兄的判断，又引出了‘新加坡要熔了’‘熔了’‘肯定要熔了’的结论式回应。
“漆黑的防空洞里又发出‘呜……呜……惨啦，死啦，呜……死得惨啦……’的哀叹声，这是发自肺腑不能自控的哀叹，声音告诉我，这是哥祥。哥祥是理发师傅，海南乐会县（今琼海市）人，讲话总带着一个‘溜’字的尾音。他受过小学教育，言词快捷锋利，报刊上的文字语句不断地丰富他的词汇量，也不断活跃他的思维，对时局的争论，他总是处在赢家的位置。事关‘中国必赢’论，他的立场很正面，情绪很激昂。他说：‘中华大国，人口四万万。日本小国，人口四千万。十比一，力量相差太远，所以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精彩的是他用方言来比喻：‘四千万人能干什么？做盐都不咸！’‘做盐都不咸’是海南的一句俚语，意思是微不足道。然而，残酷的现实是，这种靠简单比较人口数量建立起来的自信，很快地瓦解在防空洞里，和哥祥的哀叹声相交织的是前楼嫂的呜呜哭泣。
“容光理发店的三楼是家庭住宅楼层。我们家住后楼，我的近亲堂兄住中楼。前楼住着一对近中年的夫妇，男的开咖啡店，早出晚归，我们称之为‘前楼哥’，女的在家主理简单家务，我们称之为‘前楼嫂’。‘前楼嫂’为人温文贤淑，身材不胖不瘦，膝下尚无子女，她曾劝前楼哥纳妾，以防后继无人，结果是被前楼哥骂了一通，骂归骂，但前楼嫂的贤惠声名却因此而鹊起。他们夫妻虽然至情至义，但却不曾想到如何应对这撼天动地的轰炸，那凄厉的紧急警报几乎把温文贤淑的前楼嫂吓瘫了，她哭泣着说，‘要死死在一起’‘你不要弃我’‘死我都要跟你一起死！’前楼哥的回应是‘不用怕，不死，我们不会死，不死……’他的话语被打冷战的牙齿撞得碎碎裂裂。这是他们生死与共的挚爱表白和贴心安慰，是生命的至情至美在恐怖黑暗中的一缕闪烁。
“人们躬身屈体蜷缩在漆黑的‘防空洞’里，承受着恐怖的折磨。作为平民百姓，他们除了哀叹和哭泣，此时此刻又能做什么？这时我才发现，大人的惶恐和惧怕远比我们小孩严重。和哥祥的‘惨，惨’相呼应的，还有容光理发店的厨师，他的话语是‘没得救，死啦’‘没有救了’，声音像筛糠似的颤抖。在不足3平方米的‘防空洞’里，交织着如此多的恐怖、惊吓、绝望和哀叹，这和以前争论时局的慷慨激昂有着很大的感情落差。今天想来，没有经过血与火的淬炼，做到临危不惧又谈何容易！当时有一首流行的抗战歌曲《前进歌》，第一句歌词是‘同胞们大家一条心’，第二句是‘挣扎我们的天明’，第三句是‘我们并不怕死’，第四句是没有旋律的告白呐喊：‘不用拿死来吓我们！’今天听此歌，没有产生豪气的共鸣，却品尝了历史的酸楚和无奈。
“国家积弱，列强欺凌，面对着强敌，我们以‘我们并不怕死’的宣言来对抗是何等乏力！至于‘不用拿死来吓我们’，则更是毫无办法而抛出的最后一张抗争底牌了。我们当然不能用今天强国之邦的心态去追溯往事的是非，不能用今天的意识去评说这首词作缺少刚烈的进击，要知道，当时能够不被吓倒的已是铮铮的好汉了。我们小孩没有被吓得发抖，不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无知，对于灾难就如初生之牛犊般的无知。
“黎明时分，长音的解除警报拉响了，人们很快上楼去梳洗，然后又很快地到楼下来，为的是靠近楼梯口的这3平方米的‘防空洞’。不久，住在外面的理发师傅及其他员工也纷纷赶回容光理发店，他们神情焦虑凝重，下一步如何逃生？往哪里逃？英军能守多久？人们团聚在候发处，将视线投向我的堂兄。堂兄晃着酒杯，他要靠酒精来保持镇静，以便整理无序的思维。经过炸弹和警报的恐怖折磨，堂兄的脸色颇为苍白，平时梳理得十分齐整的对半平分发型也显得紊乱。他既是大药房的白领职员，又是容光理发店的股东之一，每天晚上都要在理发店结账，员工们自然想从他嘴里寻找答案，从他的博闻强识里获取应对灾难的启示。
“堂兄呷着酒，用一种缓缓的音调说：‘走，一定要走！’他的神情是这样凝重和忧虑，他的眼睛罩着浓浓的迷茫。他不惊慌，却有着极深的危机感。他这个瞬间的神情，极深地镂刻在我的记忆里。‘要想办法走，首先要避开轰炸，今晚不能再住在这里了。’堂兄继续说，‘今晚轮番轰炸是肯定的了。’正在这个时候，传来令人吃惊的消息，与新加坡同时受轰炸的区域还有香港、菲律宾和缅甸的仰光。到了中午，一个更令人目瞪口呆的消息传来，美国的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遭受到毁灭性的轰炸，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并且是在一夜间覆没的。这意味着太平洋的天空和海洋，已没有可以和日本匹敌的军事力量了。报纸号外接连着号外，黑体大字标题传递着吓人消息：美国海军全线崩溃，3万军人命丧军港；美国空军无力迎战；仰光英国空军全面殉难；珍珠港一片火海。消息一个比一个吓人，它们刺激着人们的脊骨神经。想不到日本那么厉害，想不到美国与英国那么不经打。容光理发店的师傅员工，已不能理智地分析偷袭所造就的优势只是暂时的，他们缺乏从各层面去分析战争的知识。
“日本这部庞大的战争机器的凌厉和狂野把他们吓呆了，他们很敏锐地想到南京大屠杀以及其他的种种暴行，并追溯到200多年前清兵入关时的嘉定三屠和扬州十日，说这是战争的通常规律。事实上，他们‘以史为鉴’并没有错，日本军国主义正是用杀戮来建立军威，用杀戮来折服民心，用杀戮来维持秩序，用杀戮来推行‘皇道’，用杀戮来占有世界。‘皇军’来了，小孩裤裆尽是尿，一般平民百姓受惊吓是值得同情的。
“想不到的是，这竟是容光理发店原班人员的最后一次相聚。当珍珠港变成火海的消息传来时，人们明白，新加坡此前的被炸只是象征式的，更大的轰炸即将到来。人们六神无主，我母亲惊慌地问堂兄：‘丰，怎么办？’我这位堂兄名叫邢益丰，自从我同胞二哥去云南做生意后，他便是遇事出主意的人了。堂兄说：‘要赶快带两个孩子走（指我和三哥），去“二十七支石”和益周大哥一起。’但是时间已是下午时分，又没有车，堂兄又出主意了：‘无论如何，今晚都不能住在这里，看谁家有空旷地方，要在空旷的地方过夜，明早就雇车走。’那么，谁家有空旷地方可以容纳我们母子三人过一夜呢？母亲立刻想到她娘家侄女阿娘姐。阿娘姐既是母亲族系中人，现时又嫁到我们村来，这就亲上加亲了。母亲立刻打发人去和她联络。回音是叫我们立刻去。他们住的那条街旁边有一块高地，高地是一个足球场，可以容纳很多人。母亲立刻收拾随身物品，雇一辆洋包车，直奔阿娘姐家。
“阿娘姐以一种患难与共的热诚接待我们，她不让我们上楼进屋，却拿着两张草席叫我们跟她去足球场。实际上，这只是半个足球场，因为它只有一边球门。它的地势比街边的屋顶高出一点，像一个托盘，把球场的绿草和一些稀落的树木托在街道的房顶之上。这时，球场上已铺满了很多草席，几张草席，便是一个家庭的圈地。阿娘姐早就用草席占领了一块地方，现在再用两张草席扩展一下‘领土’，就足够我们两个家庭夜宿了。
“不久，球场就热闹起来了，众多小孩子，他们在草席构造的‘领地’中间穿来穿去，呼唤、嬉闹，朗朗星辰，旷地夜宿，既新鲜，又惬意。这哪里是逃难，简直是露营嘉年华。战争，已被孩子们的天真烂漫化解得无影无踪了。而大人们也难得有这么一次危难时刻的亲密交谈，恐惧和担忧得到稍许的缓解。母亲和阿娘姐的交谈，即使还有叹气，但也比早前从容多了。
“若从防空角度看，可以说是完全无防可言。当时的新加坡，平民百姓哪里有防空洞，房屋绝大多数都是砖瓦木建造的，三层高的房子，为避免轰炸时房屋倒塌产生危险，到空旷地方露宿也可以算作两害相较取其轻的选择了。这天夜里，新加坡没有遭受第二次轰炸。
“清晨，母亲告别了阿娘姐，领我们回容光理发店，收拾东西后，就出高价雇了一辆的士，直奔卓贺。卓贺是马来亚和新加坡交界的地方，因两地当时同是英国殖民地，故没有什么边境关卡。一道铁桥横跨两地，从新加坡去马来亚必须经过这道桥，逃难的车辆和人流从四面八方往这道桥聚集，造成桥上大堵塞，要是日本飞机此时来轰炸，那是必死无疑了。惊恐和焦虑，车辆的长笛和污言秽语的咒骂，人的躁动思绪和外部环境的猛烈碰撞，把秩序和文明都抖落在狭窄的海峡里。过了桥便是卓贺，卓贺是个小镇，它有多大我不清楚，我当时看到的卓贺只是约百米长的半边街，因为此街只有一边有房子，另一边是停放的士的小广场。一座有二层楼高的钟楼夹在房屋当中，以其高度优势向来去匆匆的过客展示历史的分分秒秒。乘坐新加坡的士的旅客，要在这里转乘另一种的士才能到马来亚的其他地方去。
“这另一种的士很特别，全部是帆布车顶，车身又高，乘坐兜风非常凉快。司机座的视窗旁边放置着一个小喇叭，一个胶制的球囊套在喇叭嘴上，一捏一响，颇为好玩，多了一份闲适的情趣。这些的士司机清一色是马来人，他们头戴黑色马来帽，身着浅色衬衣和长裤，腰间系着一条颜色鲜丽的格子水布。这样的景致让人暂时忘却战争阴云，感受异国风情的特别。
“以前我们在这里转车时，领略过他们的谦恭有礼，但是现在，日军的炸弹完全改变了供求关系，重要的不是用微笑招徕顾客，而是如何把握时机勇敢地把车价往上抬。瞧瞧那些惊慌的新加坡来客，他们背负手提，大包小包，拖儿带女，一脸焦急，于是车价抬高了两三倍。然而，和新加坡的华人同行比较起来，仍然低了两三个价位。对于战时交通市场上的这种价格暴涨，不能简单责之为趁火打劫，市场上铁的规律是供求关系。再说，别人逃难，他们冒险经营，这冒险的价值又如何评估呢？战前的和平日子里，是车等人，而现在是人抢车，价高者得。短短的卓贺半边街，匆忙、混乱，人们用最简明的语言出价，用最果断的动作掏钱付款成交，不然车就会被人抢走，接着是塞行李和登车，超载的车辆不断地捏响喇叭，嚷嚷着挤出卓贺。
“卓贺大概是马来亚南端公路计程的起点，往北走是吉隆坡、槟城等大城市，以及怡保、关丹、吉打、丁加奴、马六甲等州府城镇，若直达最北端和泰国接壤处，大约超过1000公里，其地理面积就比新加坡大得多了，且处处胶林村舍，是躲避轰炸的最佳选择。再说，当时的新、马本就是统一体，同属英国殖民地，接受同一个总督府治理。因此，当第一轮轰炸之后，新加坡居民便毫不犹豫地出逃到马来亚，让延绵千里的胶林增加安全系数，也为躲避更大的灾难寻找回旋余地。马来亚的华人居民和新加坡的华人居民，大多数和我们家族一样，一半人在新加坡，一半人在马来亚。亲朋同乡、生意伙伴，大家关系密切，灾难来临了，当然要患难与共，这是血缘使然。
“到了大哥家，最高兴的是我。两年前，我在这里生活，重归旧地，自然舒心，更关键的是我有4个侄子在这里，他们的大小顺序是增雄、增文、增华、增源。老大比我年长1岁，老二与我同龄，老三比我小1岁，老四却太小了，但很快又补充了另一位侄子增锐，他是益丰堂兄的长子，年龄和我相仿。这么多男孩子在一起，又处在八九岁这个年龄阶段，玩起来真是天翻地覆了。
“战争，给我们提供了全日游戏的机会，也给我们提供了新鲜的游戏构想。爬上倒地橡胶树的枝丫上弹晃，这是军舰在航行；拿根树枝一弯就是飞机的驾驶盘；拿橡胶籽的外壳搭起来，一吹即转动，这是飞机的螺旋桨。难的是这些‘飞机’的国籍安排。英国空军的‘水牛枝’虽是好人一方的，但飞不高、飞不快，在仰光的空战中全部被打了下来。日本飞机厉害，但它是坏人一方的，谁也不愿意做。因此，在空中厮杀的都是国籍不明的飞机。
“由于我特别顽皮，又占据了叔子这个辈分优势，在游戏中总是大获全胜。至于我的同胞三哥，他的高小学历，是这帮孩子当中最高的，并且，他是在广州接受小学启蒙教育的。当时，去广州、上海读书，有如今天出国留学般的显赫。他少年持重的更重要原因是，二哥去了云南做生意后，他成了母亲的希望。他陪着母亲去借高利贷来购置印尼的胶园，由于没有恒产做抵押，他又陪母亲去求亲朋戚友作保，一家不足，就求多家。求人作保，让别人毫无条件地承担风险，这是情面交织的诚信在起作用。我哥哥分担着母亲对于家事的重重忧虑，陪着母亲到处去说情，他变得成熟稳重了，并以此去证实家族后继有人，去增加可信的筹码。这次出逃到马来亚，早已分家了的同父异母大哥虽然和蔼可亲地接待了我们，但他的负担也不轻，连同两个侄女和一个从唐山逃难来的侄子，一共是七个孩子，如何储存粮食是个大问题。
“此外，我们的住地‘二十七支石’是在公路要道上，日军若踏足马来亚，我们又该如何逃亡呢？因此，当我们这些小孩在游戏的时候，我那位少年持重的哥哥又陪着母亲，和大哥一起筹备着应付大灾难的各种事务。
“我们出逃马来亚才一个星期，又传来惊人的消息，英国两艘主力舰‘太子’号和‘反击’号在新加坡海港被日本空军炸沉，近万名官兵伤亡，英国女王闻讯后哭泣不止。这两艘先进的皇牌主力舰是赶来保卫马来亚和新加坡的，但却在马来亚外海被日军发现，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没有军舰的阻挡，日本陆军随时可登陆。各种各样的讯息，不断增加人们的惊慌和怒火，眼看奸淫烧杀这种发生在唐山的惨事也将在这里重现。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这回是新加坡居民和马来亚居民汇合的更大逃亡。逃亡的路线是离开公路，离开海岸，向热带雨林靠近，在深山藏身。
“就在这个时候，母亲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冒险回新加坡，找船去印尼胶园。母亲借高利贷买的胶园和落成不久的公司房舍，它们是母亲的业绩，是我们一家子活命的根基。并且，同胞二哥去云南做生意后，二嫂已带着四个更小的侄儿侄女在那里生活了，谁知道战乱会有怎样的结局？而这几个一到四岁的侄儿侄女又将怎样生存？
“母亲的决定是成熟的。大哥也不阻拦，一经决定，说走就走。问题是我这个调皮蛋却提出想留下来和侄儿们一起玩。大哥也劝母亲将我留下，因为新加坡不时遭受轰炸有危险，大约出于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类似考虑，母亲答应我留下，她领着三哥走了，可是不到一个小时，母亲和三哥又折了回来，说还是带我一起走，她放心不下。
“母亲带着三哥和我，也带着对战争的恐惧和忡忡忧心离开了‘二十七支石’。这个以交通里程命名的地方，实际上只有两排铁皮屋，柏油马路从当间穿过。它没有行政建制，是周围大大小小的胶园造就了它的商业机会，咖啡店和杂货铺是它的支柱行业。这些店铺前后都有尤加利树和那洋洋洒洒伸出火红花朵的凤凰树，它把红红的花瓣飘落在铁皮屋顶上。绿的树，花的屋，咖啡和榴梿竞相飘香，这南洋风情是令人眷恋的。然而，到今天令我深沉思索的是父亲那一代人在这里开拓的历史分量，尤其是在开拓过程他们对自身思维的扬弃，这种扬弃的结果是橡胶垦殖的科学规范，是橡胶从种植到生产到商贸这整套运作机制的组合。
“垦殖的科学规范表现得甚为严谨。你站在任何一株橡胶树底下，不管你是纵看还是横看，橡胶树的笔直排列都会令你赞叹，准确的距离组合和划一的方格，均匀地分布水分和养料，方格内杂草和灌木的剔除，表现出管理的成效。假如说，采胶工人按比例分成的分配方式有市场规则可依的话，那么产品的流通方式则存在着利润空间。我父亲领着大哥在黄来弄地方开了一间买卖橡胶胶片的铺子，联系熟络的胶园，让中介的利润向胶园回流。现在看，这垦殖的发展似乎无奇，但若把它放在历史的画面里，就不难发现，这一代侨民的跨步是多么宽阔。
“‘二十七支石’的开拓，大约是在1919年至1925年间，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是混乱连接萧条的岁月。在国内，是国民革命失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灾难连连的年代。这些来自南中国的农民，当他们结束了‘猪仔劳工’‘契约劳工’的身份之后，便涉足商业垦殖，吸纳科学规范，实践综合管理，培育利润计算思维，将亲朋戚友的自然关系淡化成商业伙伴关系，组织网路，联手进取。他们扬弃了农民故步自封的保守意识，他们甚至回乡把家族宗亲都拉了过来，去占领南洋的早期市场，去接受工业文明的熏陶。他们企盼致富，但也不惧怕离乡背井的潦倒穷困，他们设立了‘龙帮’，对潦倒穷困者施以援手。‘龙帮’是外来语，音译为汉字也很有意思，是‘龙的互助’。失业潦倒了，就跑到各自的同乡会，或各姓氏的宗族公会去，日间二餐，夜间一张帆布床，免费栖身，谓之‘龙帮’。
“有了这个最后的生存底线，他们就能一往无前。他们赚了钱，收获了新的思维，他们懂得诚信立业，也学会乖巧投机。若问他们的个性特点是什么，那么‘刻苦’‘勤勉’‘和机智’的评价词汇当是非常恰当的。
“母亲带着惆怅和我们兄弟离开了‘二十七支石’，离开了浸润过父亲汗水的土地，从此不再回来。想着那整齐干净的胶林方格，金黄的落叶躺在那里等待着泥土的化合，成熟了的胶种掉落地上，噼啪作响地爆裂，让彩纹光滑的籽仁探出头来，去寻找落地的土壤，进行新的生态轮回，我至今依然有种莫名的感触。
“别了，‘二十七支石’。
“中午时分，我们来到了卓贺，和来时的恐慌、紧张、粗野的夺路气氛相比，现在却是在急匆匆中含有着深沉的凝重。在‘二十七支石’时，我们就听到各种资讯，说日军已登陆马来亚，眼看就要向南，向新加坡杀来。又传说要杀掉一半人，以适应战时口粮的分配。至于中青年男子做苦工，中青年女子做军妓，居民更是吓得六神无主。奇怪的是，居民对英军的抵抗却是一致地不抱希望。在我们离开‘二十七支石’不到两天，大哥全家也开始向森林逃亡。不过两天，日军的单车骑兵就利用胶林小径，对居民展开追杀，我的一位堂兄邢益钦就是被日本兵用刺刀挑死的。应该说，母亲离开‘二十七支石’的决策是何等的英明果断，让我们一家侥幸地躲过了一次恐怖浩劫。
“但是，日军会不会从海上强攻登陆新加坡呢？英国‘太子’号、‘反击’号这两艘主力舰沉没之后，新加坡已失去了海上屏障，人们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因此，当我们母子三人回到新加坡容光理发店时，几位还没有走的职工很是吃惊！因为此时的新加坡已是一座萧条与恐怖并存的死城。商铺歇业，学校关闭，居民逃亡，只有那些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大大小小的木板，七横八竖，毫不计较位置排列地钉在新加坡的门户上。
“其实，这是多余的，因为盗贼也已逃亡。
“我们在新加坡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去码头登上前往印尼峇淡岛的机帆船。我们走后没多久，即1942年2月15日，英军就向日军投降了。从开战第一天到新加坡沦陷，历时2个月零7天。
“1945年9月5日，英军东南亚战区统帅蒙巴顿以‘接受日军投降’和‘维持秩序’为借口率军重新占领新加坡，从此新加坡再次沦为英国殖民地。英国在新加坡恢复殖民统治以后，先后于1946年1月和12月发表了《马来亚和新加坡——关于未来的宪法的声明》和《马来亚政制建议书》两个文件，即所谓的政制改革‘白皮书’和‘蓝皮书’。‘白皮书’的主要内容是要将战前分散的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合并成英属殖民地的马来西亚联邦；新加坡则从战前的海峡殖民地划分出来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蓝皮书’实质上是‘白皮书’的翻版，不同之处在于以‘马来亚联合邦’取代‘马来亚联邦’。1948年2月1日英国殖民当局宣布‘马来亚联合邦’成立，同时新加坡也正式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在一个殖民地国家生活的琼侨，内心总有不同程度的失落感，内地文化根深蒂固的渗透和影响，使他们觉得故乡是可以安顿灵魂的，尽管实际情形并非如此。从1946年开始在华侨中产生的炽热的回乡潮，成为研究华侨问题的专家不可忽视的一个现象。有经济实力可以先行一步的，便有众多的乡亲前来托信带物、捎钱带讯，一时使得打造大木箱的生意火了起来。一个大木箱里可以放皮箱、缝纫机，饼干、罐头、牛油、阿华田、牛奶、咖啡和可可也是少不了的。这些物品从南洋随着客货轮源源不断地流入海南，大木箱类似于我们今天的集装箱，由于体积大，分量重，只有客货轮才能运载。当时有几艘船不停地往返，其中有一艘名叫‘万富士’的从新加坡起程，第一站是海口，然后是广州、汕头、厦门，最后再返回新加坡，往返一趟需要一个多月。此时的华侨归乡心切，一批又一批把酒话别，拱手相送，宗祠公会、同乡会等社团顿时乡音盈耳，热闹非凡。然而，骨肉分离的亲人并未局限于海峡两岸，那些对故乡抱有浓烈情愫的琼侨，没有想到这一登船离港，就永远也回不了新加坡了。1949年，一个新旧时代的分水岭。当初他们没有料到随后几年时局的变化，那些回乡求学的学子，更无从预知未来了……”
邢浪平先生的长篇叙述远没有结束。他的南洋故事伴随着他丰富多彩的一生。南洋，南洋，挥之不去的记忆。那记忆沉甸甸的，挽住一段不能忘记的岁月……
因为是南洋少年的缘故，再加上浪平先生天生对生活敏感，使得他跟我讲述的过往充满着浓郁的南洋生活情味，南洋华侨的某些生活细节甚至那些被遗忘了的地名，在浪平先生的口中复活了，被重新解读了，让人在倾听中获得了全新的感受。南洋，已经被人淡忘的南洋，在浪平先生的叙述中鲜活起来了，可以想象浪平先生在讲述时是怀着怎样的欣悦，怎样的痛快淋漓！他让我们知道英国莱佛士开拓新加坡的远见和雄心；拖着皇朝辫子的大清臣民到新加坡寻找新天地的艰辛；海南华侨集中的密驼律，那些卖小吃起家的域外生涯；海南二街的“鸡稗珍”、容光理发店的中国情……在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浪平心中，虽处艰难的乱世，却因为这些美好的回忆而将此地视为乱世中的桃源。母亲的独立持家，是那一代华侨艰难创业的侧面反映，她的品性和勤劳影响了少年的一生；活泼而懂事的少年过早地分担了延续家族的重担，他的经历也是那一代华侨的经历，只不过这段经历因为浪平先生独特的感悟而变得更加真切可感。在他的叙述里，那些谋生不易、流落异乡的南洋客，终其一生在外谋生却有家难回；那些“信客”，坚持职业操守奔波于南洋与海南，都是难得一见的南洋故事，让人难以忘怀。
在这诗意而酸楚的回忆中，我们不难感受到战争风云中的南洋华侨身处异国他乡更加向往祖国、思恋唐山（旧指中国）的情怀。随着年岁的增长，他的眼界更为开阔，思索更为深入，对个人和家族的命运与祖国的前途之间的紧密联系有了深刻的理解。一个人的历史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因为历史从来都是由普通人构筑而成的，对于生于忧患的那一代人来讲，尤其如是。8年离乱一结束，南洋少年便归来了，他跟那一代侨生从一起进入海南椰子园求学再到到五指山参加革命，经历了战争风云并迎来了海南岛的解放。
有文艺禀赋的浪平先生后来成为了一名颇有成就的舞蹈家，成为从海南岛走出去的“中华50年百名舞蹈名家”之一。20世纪50年代，他曾带着舞蹈作品《半边裙子》进京参加全国首届专业音乐舞蹈会演，获得极高声誉，并被选送去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从而奠定了浪平先生作为舞蹈名家的地位。1979年，浪平先生在国内经历了几十年不平静的生活后，决意去香港发展。由于割舍不断对艺术的热爱，浪平先生到了香港后，还是继续从事舞蹈的创编和教授工作。他将一个南洋少年的热情保持到晚年，即使患有眼疾，他还是怀有少年一样的敏感和热情。10多年来，我们这一对忘年交，几乎每年清明节都会有一次聚会。我听他一句一句地讲，听不明白的地方，他会用笔一笔一画地写。我们分别后，他会给我寄来书信。书信厚厚一叠，那斗大的字苍劲有力。由于眼疾，他的字体有些歪歪斜斜、密密麻麻，这越发让我感受到他强烈的倾诉愿望。他所描述的南洋，总是让人心事浩茫，满腹沧桑……
1932年出生于新加坡的浪平先生，每次和我讲述的南洋主要是新加坡和马来亚。这两个地名包含的历史信息是一部丰富多彩的南洋史——
“数十年前，我曾在新加坡大国园看过英国莱佛士的铜像。就铜像而言，燕尾装的服饰，显示着绅士的儒雅。炯炯的目光，那是远视、沧桑并兼有着学者气质的一种多元素综合。雕塑家以帝国的利益为意旨，组织线条营造出他生命的光彩。莱佛士原本是东印度公司槟榔屿总督府的助理秘书。他在卑微的职任上却看到从新加坡到马六甲海峡这片海域上，蕴藏着大英帝国对中国贸易的巨大利益。他野心勃勃，屡屡上书东印度公司，要动干戈，要夺地盘。然而，控制马六甲的荷兰人，却是大英帝国对抗拿破仑的盟友。这个在欧洲的战争盟友，远比一片海外地域重要。莱佛士的上书不仅不被接纳，他本人还被撤了职。莱佛士回到了伦敦，开始著书立说。他从这一地域带回丰厚的资料，写就了无所不包的《爪哇史》。他的史籍及艺术品收藏，连同他的专著轰动了伦敦。他还热心于豢养海外领地的动物，竟成了伦敦动物园的创办人和园长。终于，他被吸收为伦敦皇家协会会员，并获得了爵士封号。有了上述这些业绩，他再次上书英国驻印度总督赫斯廷斯，提出要占据马六甲海峡及某个岛屿，以期一劳永逸地奠定英国对中国的贸易利益基础。印度总督接纳了他的意见，并立即付诸行动，派出了远征队赴马六甲海峡，要占据马六甲海峡和某个岛屿。这个岛屿，莱佛士选择的就是新加坡。
“莱佛士选择新加坡取代马六甲城作为海峡殖民地首府，自有他的远见。工业的发展，大型火轮相继建造，钢铁和轮机取代了木板桅帆。而曾显赫一时的马六甲浅水港，却只能容纳木板桅杆帆船，面对钢铁轮机轰鸣作响的大火轮的来临，它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皱起忧郁的眉头。而此时的新加坡，却以其无比优良的深水港占尽了优势，像突然成熟起来的少女，以无限的风华姿韵，在碧海中亭亭玉立。于是，地域的重心，无可挽回地向新加坡倾斜了。
“莱佛士在建议占据新加坡之初，鉴于马来亚极乏劳动力，他便鼓励来自华南的中国人在此定居，并以‘免税政策’让商人大获其利，借以换取这些人对殖民地政府的支持。于是，敏锐的中国人抓住了第一个机遇，他们开店铺、建货栈、设船坞、摆赌场。英国的法律制衡着熙熙攘攘的市场，劳工咕哩（雇工）‘吭吭哧哧’的劳动号子，夹杂着赌徒的吆喝、热热的汗酸，搅和着妓女的脂粉艳香。资本主义把法律与文明、畸形和腐朽，都摆在新加坡的地摊上，让来自南中国的华人竞相择取。或者，是因了深厚的文化心理因素，诸如创家立业、功名流芳等雄心抱负，使得他们在学习现代技能与管理知识方面，迅速冒升于其他族裔。当新加坡成就了它的雏形之后，更需要大量劳工，他们又从故里将大批乡亲宗族相牵相引而来，以占总人口75％的比例，在数量上远超其他族裔。按照莱佛士的规划布局，以华人为主的人力资源之投入，终于把新加坡的骨骼与筋脉，有纹有理地构建了起来。
“一个饶有兴味、并且颇值得探究的题目是：在19世纪30年代，当时那些拖着皇朝辫子的大清臣民，从封闭积弱的国土来到新加坡，面对工业文明，深陷于资本主义的商场波涛，他们有着怎样的适应过程？有着怎样的转折际遇？再往前数，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均非发生于19世纪30年代，却把大清皇朝打得一败涂地。败国之民，伶仃海外，欺侮凌辱，安能少受？莱佛士的铜像虽然不无温雅，但那时候他的大炮，却也是残虐非凡的。问题的另一面是，假如让我们的视线，做一次穿透性的超越，即超越被压榨、被盘剥、被欺凌的苦不堪言的感性层面，我们还可看到，这些先民在承受悲苦的同时，也以最强的意志、最大的努力，去蜕变观念，去汲取工商文明的精华，去学习和掌握先进知识与技能，从而树立起了新的精神品位，并孜孜以求地去缔造新的业绩丰碑。
“作为从19世纪走来的这几代人，他们绝大多数不仅不懂英文，即使是中文，通者也不多。然而，他们精明的头脑，却将一些最主要的英文单词，夹杂在闽南语、潮汕话、粤语、海南话、客家话等方言中，诸如Market（市场）、Visa（签证）、Law（法律）、Contract（契约）、Profit（利润）……至今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的舶来词。
“颇为幽默的是，这些英语单词的读音，经过不同方言的音调变异，以及经过漫长年代的演变，如今恐怕连英国人都听不明白。譬如我父母辈那一代的海南人经常说：‘要照人家的“落”去做事，要“坎节”才好卖，要办“官插”才出州府。’这‘落’就是法律，‘坎节’是契约，‘官插’就是签证。这些语言的夹杂，象征着新的观念注入，象征新的行商规范和新的迁移守则。
“百年沧桑，这几代华人，承受着民族的屈辱与苦难，品尝着命运的坎坷与辛酸。既然在新加坡泊了岸，那就将汗水在这里做瓢泼式的挥洒。汗水，是土地的乳汁，是绿叶与果实的真正母亲。
“历史，悄悄地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当我在1939年底带着27本马来亚石南强小学一年级的学业证书来到新加坡的时候，新加坡已是一座容纳着60万人口且秩序井然的繁华大城市了。我尽量展开一个小学一年级学生的视野，感受着各式新奇。一过了柔佛铁桥，马来司机驾驶的的士在柏油马路上又平又稳。当时这些的士车身高，附着宽宽的踏脚，车身内颇为宽敞，最令感官舒畅的是帆布车顶——它柔柔地遮挡骄阳，并随着车速，很有节奏地在支架上弹动——而通透的车窗，更是让清风和美景一并进入。海南人有‘放车吃风’的俗语，‘放车吃风’是他们人生的一大享受。这种方方正正、用帆布做顶的车，速度当然不会很快。唯其不快，才能领略到‘吃风’的惬意，才能品尝到不紧不慢的陶然。
“进入新加坡这个岛屿，首先令人注目的是交通警察。这些交通警察都是印度人，他们包着头巾，上面饰有红穗，穿着黑皮鞋、长筒白袜以及卡其布短袖和短裤，扮相清爽麻利。最令人好奇的是他们的背脊，上面绑着一块约半尺①宽四尺长的白色木板，站在十字南洋大木箱，装满了乡愁路口中间的圆木墩上，很像一只彩色蜻蜓，威风而华丽。他往木墩上一站，所有正面和背面的车辆都戛然而止。而其侧面的车辆，就如流水般哗哗而过，然后来一个右转，又向另一边行走。这一对‘蜻蜓翅膀’，将汽车调拨得秩序井然，显示出英国人的管治颇有创意，并有美感和幽默。
“当然这管治也还有严格的一面，那就是对于汽车的超载截查。截查者是路警，没有背负‘蜻蜓翅膀’，海南话不知道根据哪个族裔的语言，将这些路警音译为‘妈打’——妈妈要打了。面临截查之境，‘妈打’这个称呼，可真有点神韵。这些‘妈打’也是印度人，年龄稍长，络腮大胡子，白色大包头，系在包头边上的红穗特别亮丽。我们是大家庭，我的侄儿女也多，每次乘坐的士必定是大大超载。一遇到‘妈打’，大人就把小孩的头按下去，以免被‘妈打’看见。记得有一次被截查了，‘妈打’就将他的大包头从视窗伸进来，一看，严重超载，一清二楚。接下来呢？我的大哥就堆出一脸笑容，把手伸到窗外和‘妈打’握手，并抛出‘Good day’‘How are you’之类的问好之句。
“一经握手，‘妈打’立即绽开了慈祥而灿烂的笑容，把手一挥，‘OK’放行。这其中的玄机是，在握手的过程中，手心里的一枚硬币，已经悄悄地完成了它的转移过程。于是‘严重超载’也就转化为‘没有违章’而皆大欢喜了。严峻的法律，催发出一份世故人情，哪个族裔家庭没有拖儿带女的，何必又是告票又是罚款的尽找麻烦！留在我记忆里的是，‘妈打’的八字胡在他绽开笑容之际，非常舒展地往上翘起，既祥和又迷人。
“进入市区了，新加坡整个地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先让我们略作停顿，强调一下时间背景，这是1939年，若和现代的高楼大厦林立、国际闻名的花园城市新加坡比较起来，那是另一个新加坡。但这个新加坡，并不妨碍我们感到欣喜。它大部分店铺是二层楼建筑，鳞次栉比，相依相靠。偶有三层楼建筑，高出一截，犹如大哥般地看着左右两侧的小弟。这房舍店铺的排列虽然颇为拥挤，却显现出一份亲和、热闹，以及没有特别跋扈的平等。店铺前面是普通的骑楼，支撑骑楼的是方方正正的砖柱，砖柱上用中文书写着商铺的大号和经营的货品。这些红蓝橙黄的文字，林林总总，营造出热闹的氛围。至于临街的二楼窗户，则是装饰的主要部位，上面或是雕花的圆木栏杆，或是拱形的大窗台，或是橙黄、浅蓝的浮雕花纹玻璃窗户，把欧陆色彩浓浓地点缀出来。主妇和少女身着细布短袖唐衫，凭窗望街，含蓄浅笑，体现出文化融合的景象。在这些建筑群落中，不时也出现圆顶的房舍和圆尖形的窗户，这是伊斯兰教教友的店铺和居所。浑圆的线条，表达着融汇与通和。
“我们的住地是小坡密驼律的容光理发店三楼。密驼律是一条贯穿一、二、三、四、五、六、七马路的通衢大道，它像一根扁担，将各条马路的繁华都挑了起来。容光理发店在一、二马路之间，隔着十来间铺面，便是著名的皇后大酒楼，它可以和大坡的南天大酒楼相媲美。这两家酒楼有罕见的电梯，它们以盛大的婚宴排场来让顾客提升颜面。人们以‘升南天，上皇后，吃亲家酒’来作为一辈子的美好记忆。
“海南人将参加婚宴称为‘吃亲家酒’，在哪里‘吃亲家酒’，这是有关颜面的大事情。皇后大酒楼能给顾客足够的颜面，优越的地理位置已经决定了它不是简陋的小店，何况它还是三层楼建筑物。我们的住地一楼是理发店，二楼是邢氏公会，三楼是住宅房舍。
“容光理发店这店名起得再贴切不过了。它是新加坡一间颇具规模的‘容光’处所，顾客进来后可以容光焕发地出去。它临街一面是玻璃墙、玻璃门。半截墙身悬挂着湖水蓝绸帘，玻璃门上嵌着耀眼的银色把手。两个身着白衬衣黄短裤的少年担当着开门的差事。店堂里，适度的灯光明亮而柔和，12张转椅分两边摆设。这些德国造的转椅，即使过了50年后也仍然能感受到它质地的上乘。它的扶手及各个金属部位，总是被两位童工抹擦得晶亮。而深深楔入我记忆的是两样东西，一是一株石花。它是用成千块像瓜子一样大小的乳石缀连而成的，其中有浅绿色的石片，是为翠叶。这株石花放在候发室的茶几上，用手搬弄，一阵‘叮咚’的脆响，为等候的顾客带来一时的遐想：这成千片的乳石，每片都要穿透一个小洞，再用细铜丝穿连起来，这该是多精细的工程啊？
“另一样令我记忆犹新的东西，是一个柜式的留声机。它是当时美国最新的产品，令我惊奇的是它的自动化程序。那时的唱片都是78转粗纹的，不消5分钟就唱完了，要费人费时去翻换。而这个柜式留声机一下子可放一打唱片，一张唱完之后，托盘即升起，然后一个钳子就转出来将唱完的唱片钳走，接着托盘就沉下，唱头又转了回来，唱针便落在第二张唱片的纹沟里。这运作配合得精绝，令我这个二年级学生看得直发呆。我不是在听歌，而是在看唱机的运作。至于当时的唱片，清一色是国语歌曲。在歌唱之前总有一句‘百代公司’的说词，交代唱片的出品来路。那些我耳熟能详的歌曲是《天涯歌女》《何日君再来》《夜上海》《夜来香》《秋水伊人》《叮咛》《天伦歌》等等。这些旋律以适当的音量在室内回响，加上电扇的缓缓风韵，一种文化上的慰藉与舒适，弥漫出一份惬意，一份悠然。
“理发师的手艺如何暂且不说，先看他们的整体容貌。容光的师傅是清一色的海南人，年龄在30至40岁之间。约定俗成，他们全穿着细斜纹白衬衣和白西裤。这些服装一天一换，并经过打浆熨烫的工序，保持着洁白笔挺。要坐下，得先把长裤的褶痕拉直才款款下臀，并尽可能保持着腰的直挺。一身洁白，上下两黑，上下两黑是什么呢？那就是咯（皮）鞋和油光锃亮的黑头发。他们的哲理是，要以自己的‘容光’示人，才能令别人‘容光’。因而发蜡是他们梳发断不可少的。利用发蜡的黏性，在头上按出一个鸡腿状的拱波，并以清晰的分界梳理出层次和比重，以均匀的涂抹，保持着发型的齐整。那个时代的发型流行油光锃亮，油光到什么程度呢？他们的戏谑之言是：‘苍蝇飞落摔断腿。’意思是油光滑得连苍蝇都站不住了。这一身服饰及容貌的打理，使得他们在行动举止上约束出一份温文尔雅，不焦不躁，在人前一站，除了教书先生之外，你的直觉不会做出其他职业的身份判断。而他们也能断文识字，能看书报；话语谈说，有条有理。这些师傅是自重而谦和的，乐业敬业，彼此又都是海南人，在人际关系上又添一份乡情，更显现出亲和。
“容光理发店的对面，有一条小巷。从小巷穿过去，便是一条叫作‘买山铺’的小街。入夜，华灯初上，这条小街便热闹非凡。那是吃大排档宵夜的好去处。海南鸡粥、福建炒面、潮州贵刁（粿条）、马来沙嗲、印度刨冰、暹罗生果、印尼甜糕等，林林总总，应有尽有。南中国和东南亚，以小摊小贩做代表，用最拿手的小食，展开了饮食文化的较量。60瓦的灯泡亮度不足，就辅之以大光灯，即有300瓦亮度的大汽灯，它呼呼作响，很有一股称王称霸的气势。此灯虽然惨白，但熊熊的炭火是红的，在大葵扇的摇拨下，‘吱吱噼噼’地飞溅出无数火星。于是沙嗲肉串的烤香、油炸面的焦香、作料酱味的浓香，便随着火星的迸溅，在这小街上混合弥漫。小贩们又以各种方言各种声线，热情吆喝招揽顾客。人们在声味俱全之境做着比较，进行着艰难的抉择。
最令我神往的是潮州人的炒粿条，现代人译为‘贵刁’。潮州人炒粿条，其动作优美夸张，先是旋锅，粿条在锅中打转转，让热油均匀，各种配料按序投放，红椒、银芽、青葱，然后‘啪’的一声，一枚大鸭蛋洒下了它的乳白橙黄。此时，小工劲摇葵扇，火星迸溅，大师傅手执锅柄，猛力一抛，粿条被抛起又落下。如此两次三番后，大师傅紧接着用长柄勺子往锅上一击，随着这‘啪啪’的声响，小工便以最快的动作在桌案上摆开槟榔衣片。用抹布一抹，一锅热气腾腾的粿条，瞬间便铺展在槟榔衣片上。此时停不得手脚，小工一展身手，用最快的速度，将粿条连同它的热气紧紧地包裹在槟榔衣片里，然后用草绳前后一缚，拎起一转，一包炒粿条便完成它的工序。这是供顾客带回家去和老婆一起分享的。这种炒粿条如此芳香，除了作料火候等因素外，还在于那一块槟榔衣片。槟榔结果时有一层纤维衣片包裹着果实，待到果实长大，此纤维衣片便会自动崩裂脱落，它约有半尺多宽一尺多长，是粿条的天然包装物。油热的粿条包裹在这里，以灼热的气流煎迫，使得嫩嫩的槟榔衣片释放出一种天然的植物香，让妻子们啧啧地品味着它的余韵，这比起现代化的泡塑食盒要强得多了。
“可是，这‘买山铺’夜市有两样东西是邪的，一是大烟，二是咖啡娘。因为有着这两样邪品，我们小孩子就难得涉足了。
“除了‘买山铺’的夜市外，此时的新加坡，还有另一种夜景，那就是初夜时分，满街响着‘噼噼啪啪’的木屐声。这些木屐都是南中国的产品，有的用苦楝木制，有的用松木制。前者质地稍硬，声音结实；后者质地偏软，声音松柔。夜街行人趿拉着它们，噼里啪啦地踏出一片颇为特殊的音韵，唤起人们对故乡圩镇的怀想，以及对月夜行村情景的回味。而在这木屐声中，又夹杂有另一种特别的结实，那是‘嘟！嘟嘟！嘟嘟嘟！’节奏性很强的竹梆音响。它们以非常清脆的音色升腾于木屐的交响声之上，并以不可阻挡的气势，从楼房的窗户直贯住家。于是，主妇和少女们从窗户探出头来，要寻找这竹梆的声源，她们知道，这是潮州人氏的牛肉丸担子来了。我到新加坡才几天，便能很快辨识这竹梆声。梆一响，便缠住母亲，要她和其他住家的主妇一样，将一角钱和一个碗放在一个竹篮里，从视窗悬挂下去。这竹梆声开启的窗户吊篮市场，表现出潮籍人氏做生意的精明，这精明尤其表现在市场氛围的营造上。他们一接竹篮，抬头一望，先是一脸笑意，一串恭维：‘阿嫂，你真有福气，个翁（丈夫）赚大钱，汝吃牛肉丸，住在三楼顶，好命几十年！’
“这押韵的潮州话，先把和善往窗户抛上去，谁还会拒绝这买卖呢？要是面对少女，他却先发出惊叹：‘哗！个芝（这个）娘子靓着，汝站窗口，害得后生个个目迷迷，行路跌弄冈罗！’‘弄冈’是马来语，即马路两旁的排水管道。意思是：你的美丽让后生仔迷了眼，都跌到水沟里去了。这种奉承，当然会让少女们芳心喜悦。但有经验的主妇会从楼上抛下这样的话语：‘卖嘴甜甜，放加料才是真！’卖嘴甜甜这个‘卖’字，应做‘不要’解，意即不要嘴甜甜，要放多点料。
“所谓‘多点料’是什么呢？一角钱五个牛肉丸，这是市价，涉及利润原则，因此，牛肉丸这主要原料是加不得的。而讨价还价的空间，在于拌牛肉丸的葱花、粉丝、冬菜末。其中关键是冬菜末，它是天津产品，经过挑贩师傅的特殊加工，用文火和香油烧炒，随之又掺和香料、虾米屑末，硬是把普普通通的冬菜，调制出郁郁的焦香，把它洒在牛肉丸的汤面上，和银粉丝与青葱花相间，首先在卖相上就引人注目。主妇们看中的就是这冬菜末，她们连续抛下来的话语是：‘卖咸涩些！’（不要吝啬）‘放多些！’这时候，挑贩就会以天下最慷慨的架势，大声回应：‘不相干！你爱多少我给多少！’让满街的人都听到他的豪爽。随之，更以夸张的手势，一抓，一洒，再抓，再洒，于是，主妇满意了，载着牛肉丸汤碗的吊篮升上去了。其实呢，从二、三楼往下看，增添了多少冬菜末，主妇们是看不见的，也许什么都没加，只是一个夸张的‘空手道’而已。不管怎样，吊篮市场的氛围是营造起来了，很多个吊篮在等着他交易呢！
“潮州人以牛肉丸挑担取胜，海南人也不甘吃亏，他们以海南鸡饭异军突起。我们住地不远有一条街，名称是海南二街，顾名思义，这当是海南人的地盘了。不错，那里有多家海南人开的九八商行，更少不了海南人的优势行业——咖啡店和餐馆了，而著名的牛肉粉档和鸡饭店也在这条街上。白天门庭若市，夜晚也热闹非凡。华灯初上，店东便派出伙计，挽着两个竹篮，一个装着熟的鸡只和鸡饭饭团（海南俗话称之为‘鸡稗珍’），另一个竹篮装着一碟子酱料和一块砧板。他们一不打梆，二不张声吆喝，却静悄悄地直接把生意做到各商户各住家家里去。我们的容光理发店便是他们热门的经销点，而且，其经销的日期和时间总是计算得很精确，那就是结账领薪水和店里打扫卫生之后。这些卖饭伙计一进得门来，呼张唤李地打招呼之后，把竹篮盖子一揭，几只黄澄澄的熟肥鸡显现了。跟着的是这伙计的说词：‘这样的肥鸡打锣都找不到了！’‘是特别给容光师傅留着的！’‘是真正的文昌种。’
“文昌鸡是海南的名禽，盛名远扬海外，最驰名者据说是文昌潭牛一处村庄所喂养的。该村有一棵特殊的榕树，这些鸡吃了这棵榕树的树籽，其肉质就特别香嫩。传说祖籍海南文昌的宋子文先生，1936年回海南老家时，家乡人以文昌鸡招待回乡的游子，吃遍天下山珍海味的宋子文未曾吃过这么美味的鸡，而且是文昌人最拿手的白切鸡。席间他赞叹不已，家乡人便抓了几笼鸡，随宋子文到南京。宋子文将此鸡和国民党要人分享，从此，文昌鸡名扬天下。至于这伙计不说文昌鸡，而是文昌‘种’，这就是有一点商场的诚实与狡黠说词了。诚实者，地位和身份，都不可能享用故土空运来的鸡，因此，要说是文昌鸡就说不过去。说是文昌种呢，其转圜的空间就大了，谁能清楚这‘种’是怎么传的呢？现实情况是，一和文昌故土挂上钩，就产生了游子思乡的精神效应。特别是那团团圆圆的鸡饭团，其卖相就非常怀旧，让人想起了清明时节故乡扫墓祭祖的情景，那是多么令人缅怀的岁月啊！一群少年，在坡原上踏青漫游，他们总是容易受到祭祖人家的眷顾，赠予饭团和肉块。在享用之后，就品评哪家的肉块芳香，哪家的饭团结实。令人惊异的是，在19世纪30年代末，已经是很现代化的新加坡，饭店的店东，竟然坚持着捏饭团售卖，十分土气，又十分乡情浓郁。这鸡饭生意是做到了人们心坎上。因此，理发师傅们不由分说，先自行组织‘股份’，或六人，或八人，共同分享一只鸡，名曰‘做东道’。
“这‘做东道’的方式，就牵扯到切鸡的学问了。海南人吃鸡是很讲究的，最好的部位是鸡尾；其次是鸡二块，即邻近翅膀的部位；至于鸡腿和鸡胸那是等而次之了。‘做东道’就是要分份，每人一份，而每一份又要包含鸡只的每一部位，要见头，要露尾。鸡饭店的伙计可真是切鸡能手，自备着快刀和砧板，三下五除二，先把鸡顺序分解，然后一刀一斫，均匀地分摊每个部位。最后轮到鸡尾了，他不是横向斩切，而是直向下刀，使得每一份额都有一块尖尖的鸡尾摆在碟面上，凸现着平等和均匀。
“‘做东道’，饱含着故乡的情趣。理发师傅拿着饭团，慢慢地看着，轻轻地咬嚼，微微地颔首，似在品味，又若长思。小伙计忙着调配酱料，又不无感叹地说：‘各位兄哥，多吃一点，谁知道我们还能相聚多久？’伙计是在促销，可这语言却像一片乌云，悄悄地汇集着愁思与凝重。‘能相聚多久？’这问号的延伸将是生离死别。1940年初的新加坡，它的夜市是如此平和与惬意，南中国的温馨乡情和当代的文明相互交织。白天车水马龙，夜晚挑贩盈市；白日西装革履，月出木屐行街。九八商行和吊篮经济并存，南天、皇后和‘买山铺’各显奇谋招商引客。英国人把各族裔的传统和现代，搅拌出一时的安宁祥和。
“然而，能相聚多久的问号，却在人们心坎上越来越沉重。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向波兰发起进攻。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拉开帷幕，大厮杀正在欧洲进行。而中国的抗战，亦已进入艰苦卓绝的胶着相持阶段。如果说，这场战火风云还和新加坡保有着相当距离的话，那么，日本东条英机的南进政策，却是‘能相聚多久’的最冷酷的注释了。我刚到新加坡，就听到容光的理发师傅拿着报纸争辩，他们滔滔不绝地讨论战争的可能性。能进入我这个稚童脑袋的只有‘打苏联’‘打星洲’之说。以后读历史，才知道随着欧战的爆发，摆在日本面前的国策选择是：和德国配合夹击苏联，还是挥军南进夺取南洋资源？由于新加坡的地理位置特殊，要南进，就必夺新加坡。当时的海南人都把新加坡称之为‘星洲’。1940年初，大战爆发了几个月，人们对星洲的安危越来越担心，对‘还能相聚多久’的疑问成了人们心中越来越浓的阴影。
“《告别南洋》是一首寄情深沉的离别之歌，是星洲热血男儿奔赴战场抗敌救亡的心曲。
“1939年海南岛沦陷，‘被驱无异犬与鸡’的居民竞相逃命。一艘艘难民船，载着老弱妇孺，载着家破人亡的悲哀，载着惊慌和恐惧，号哭着从南中国海向星洲漂来。
“假如时间和空间能够浓缩，南中国海将出现这样一幅画面：在波涛汹涌的航道上，一边是老弱妇孺的号哭南来；一边是热血男儿慷慨激昂的放歌北归。这双向的颠簸航船，满载着同样一种感情，那就是深沉的国仇家恨。
“1940年一个春日的下午，母亲带我到楼下的容光理发店理发。理发师傅在座椅的扶手上横放着一块板子，让我坐上去，以免师傅在理发时弯腰弓背之劳。而我高高坐在横板上，可以浏览全店的风光。吊扇不急不缓地旋着风，留声机放着舒柔的歌曲，节奏清脆的剪发声，理发师傅们低声细语的交谈声，那是温和的融汇。理发师傅们衣着的洁白和齐整，更为这氛围增添了一份儒雅。这是容光理发店多年培植起来的店风和职业层次，和喧嚣的市井拉开了距离，别具一格地贴近了顾客的舒适需求，同时营造了一种文化上的恬静。
“正当我乖乖接受师傅梳理之际，玻璃大门突然打开，顷刻间走进一个和氛围很不协调的人。他肤色深褐，上身穿着一件有着多处破洞的背心，下身穿一条大街上忌穿的赤色厚布裤衩，最突出的是他腋下夹着一顶锅盖状的竹笠。
“他脸色深沉，很深的风霜皱痕被淋淋的汗水浸渍着，他手里捏着一张纸，一展开便以粗哑的嗓音大声念出：‘文昌县石壁市麻坡村邢益周去接老婆孩子！’这没头没脑的告白，和他那毋庸置疑的威严，却令我的母亲大叫了一声：‘了啦！’整个店都因我母亲这突如其来的叫声而惊愕。
“邢益周是我同父异母的大哥，那个闯入容光理发店的人指名道姓要邢益周去接老婆孩子，这就是说我的唐山大嫂带着比我长两岁的侄子逃难到新加坡了。
“自从海南岛沦陷之后，琼籍人士无不忧心忡忡。战火离乱，亲人生死未卜，悲惨传闻桩桩件件，人们的精神备受着煎熬，‘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那个年代哪还有什么家书！现在，终于有亲人死里逃生逃出来了，这突然来临的讯息，令我母亲惊喜，令理发师傅们愕然。那位陌生的报信人，一口气喝完了店员奉给他的冷开水，推门便走，并丢下了三个字：‘惨！惨！惨！’
“到了晚上，大嫂和侄子被接到家里来。先是一阵劫后重逢的悲伤啼哭，然后是断断续续地诉说逃生经历。大嫂没有受过教育，她的叙述只是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两处地名和时间，即广州湾、西营，以及用四个半月时间从海南逃到新加坡。而主要的一件事是，1933年才建的房舍已被日寇烧毁了，这令母亲痛惜不已。这是她亲自筹建起来的房舍，房梁用的是泰国柚木，象征着房舍的价值与层次。大嫂很快就跟大哥去了马来亚，她带来的对战争的恐惧渐渐平息了。没想到的是，一次偶然机会，我看到了实实在在的难民船，其景象深深地镂刻在我的记忆里，成为形成我价值观的最早基石。
“那是一个闷热的下午，是容光理发店打扫卫生的时间。我刚放学回来，便看到理发师傅们神情凝重地出门而去。两个童工对着我说：‘快去看，唐山又有船逃来了。’我不由分说放下书包就跟他们走。我们店在密驼律的末端，距离大马路才几十公尺①，穿过大马路向右走几十公尺可达海南二街和三街，向左走不远就是一条小街，沿着小街走百来公尺便是一个小拐弯，一拐弯便看见一个主调是深灰色的码头。几十间货栈拥挤地排列在这里，其铺面都不大，大都是些低矮的二层楼建筑。说是货栈但它们的堆积容量却是有限的，倒是摆在骑楼的箩筐、绳索、竹杠、板车，表示着货物的吞吐方式及那个年代的苦力的特征。在这些店铺的前面，便是铺着青石板的码头了。大约有十级八级楼梯伸下海湾。一些帆船和机帆船在这里停泊，让微风轻浪抚慰着它们的疲惫。由于我母亲经常从这里出发去印尼的峇淡岛（巴淡岛），所以我对这码头并不陌生。受好奇心的驱使，我们步履颇急地行走，临近码头，便隐约听到哭声，我们加快脚步，一拐弯，看见了码头，也看见了一幅令我终生难忘的时代图像。
“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悲情的群体痛哭。这些难民们的生命支撑力几乎丧失殆尽了，他们或瘫坐在地上掩面号哭，或跪扑在亲人面前长泣不起，更有人哭昏过去口吐白沫，亲人慌乱地找来筷子撬开她的牙关，以免一时气绝增添新的冤魂。太多的悲哀积累，太久的痛苦压抑，蹂躏屈辱、逃亡的惊恐、家国破碎、至亲流离，都集中在这一刻用号哭倾诉。不管是接人的，还是被接的，都哭成一片。他们怎么能不哭呢？四个多月的航程颠簸，死亡的紧紧相逼，反反复复的希望和绝望，惊恐、饥饿、风雨、烈日、疾病，这无尽的磨难，挑战着妇孺们生命承受力的极限。难民来自文昌县北部，同时起程的共有四艘小帆船。载着200多号人，起程的第一天，就在琼州海峡被日军炮艇击沉一艘和掳走一艘，剩下两艘侥幸逃到广州湾，又在穿过北部湾时被风浪打沉一艘，剩下这仅存的一艘，该集中了多少悲情眼泪。在这悲情的哭泣中，还倾诉了一个大难之中有孝子的故事。
“一家四口人，公公、婆婆、媳妇、孙子，打从日寇侵略海南时便四处逃亡，钟瑞山、美合山，辗转躲藏。最后来到海滨，找到登舟逃亡的机会。但是，面对风浪无情的大海，如何进行这生命的赌博？婆婆的意见是：‘要死大家一起死，同坐一条船。’公公斥之为妇人愚见，他的决策是要想办法留活口，有句西谚说，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位公公也许并不知道这句西谚，但他的思考方式显然是和西谚一致的。然而，正是这种‘一致’，断送了他和媳妇的命，他们乘的船，就是被日军炮艇击沉的那一艘。那是公公的决策，临上船时，他把四条命分放在两个‘篮子’里，要创造多一半的求生机会，这是生命的赌注，其结果是残酷的。婆婆目睹公公和媳妇所乘的船只中弹沉没，一下子惊昏过去，醒来却已完全痴呆了，在以后的四个月的航程中，12岁的孙子，便艰难地承担起保护奶奶的责任。为避开日寇的阻击，为躲过惊涛骇浪的吞噬，‘吱吱呀呀’的小帆船，要不断地在他乡异国的僻壤海湾泊岸停靠。
“12岁的少年要背着奶奶涉水踏上生命之陆，要给奶奶喂水喂粥，料理生活，虽然有同行的乡邻关照，但是他明白，爷爷和妈妈不幸身亡，他是奶奶唯一的至亲血脉。他以一种极其深沉的坚毅，默默地应对着灾难，最后，终于把奶奶背上了新加坡之岸。
“天啊，他是这样的瘦骨嶙峋，矮小的个子，褴褛的衣衫。奶奶呆坐在地上，他默默地立着，望着来接他的陌生父亲，他没有哭泣，眼眶里没有一滴泪水，极力掩盖着极度的悲哀。倒是陌生的父亲，抱着他失声痛哭。
“此后‘大难中有孝子贤孙’的故事被人们口述流传，让人们在悲痛中觅得一点慰藉。在这悲情弥漫的码头上，人们的视线慢慢集中在一对夫妇身上。妇人一身黑衣衫，头发散乱，枯瘦憔悴的面容已经遮住了她的年龄特征，后来听说她才20多岁。她跪在她丈夫面前，大声号哭：‘我保不住阿侬！保不住！保不住！阿侬！阿侬……’阿侬是海南人对孩子的昵称，她凄厉地哭号，令人心酸不已。
“她的丈夫，一手叉腰，一手捏拳打着仰天的头额，紧闭双眼，一个劲地呜呜干号。他的穿着很特别，短头发抹着很厚的发蜡，白色的衬衣放着长袖，却穿着一条灰色方格短西裤——这西裤用一条皮吊带吊着——脚穿一双米色的新皮鞋，一双浅蓝色的线袜，不怎么服贴地滑垂在脚踝上。他的肤色深棕，这是南洋的太阳烤灼出来的色素。他有一双大手掌，手指上套着很粗的金戒指。这身服饰与他的举止似乎显露出一种不协调的陌生，以及一种和他的职业不相称的不习惯。他的年龄在40岁左右，今天兴高采烈梳理整装来接妻儿，想不到接到的是丧子的绝望哀痛。关于他和他妻儿的悲惨遭遇，也很快在琼籍人士中流传开来。
“他的真名实姓人们不详，却都知道他的绰号是‘咖啡周’。这个称谓并无贬义，却有着对他职业成就的肯定。他是新加坡大坡一个巴刹（市场）里的咖啡摊的老板。说是老板，却兼有着咕哩身份，什么活都得干，清洁打扫、入货搬抬、招呼来客、抹台移凳、掌壶冲咖啡、扇火烤面包，身水身汗。短裤背心高木屐，这是他一年中364天的职业服饰，这服饰适应巴刹的环境和南洋的酷热。唯有一天例外是正月初一，巴刹关门，他才得以穿上衬衣皮鞋西装裤，去向哪位同乡长辈拜年。他没有受过任何级别的系统教育，却懂得一些文字应对记账。记账，总要思索，而思索的主题永远是如何赚多一点钱。
“终于，他开了窍，他这种咖啡摊；上不了名号档次，用不着在门面上下功夫，顾客也永远不会记住你的咖啡摊号是什么，所以必须在口感上下功夫。他的思维里有一点商业的慧点，比如，在热咖啡里放一小片牛油，然后对着客人大声嚷嚷：‘我的咖啡又香又浓又滑。’客人细品，然后啧啧嘴说：‘是有点滑，不错，不错。’又比如，揩椰子酱烤面包，他又放入一小片咸芝士，这咸甜组合立刻结合出他的特色，这是口感的取胜。
“真正使他声名鹊起的，是他的‘咖啡二’决策。新加坡的咖啡店九成是海南人开的，乡亲同行谈起咖啡来头头是道，他们最忌讳的是‘咖啡二’的贬责。客人端起杯子，轻吮一口就皱眉：‘你是不是把“咖啡二”给我喝？’这是不得了的质疑。店主得马上赔笑脸解释和周旋，并立刻撤杯再冲。
“当时，新加坡的咖啡冲法是铜壶加布袋，把咖啡粉放入布袋然后兑上开水，接着将布袋起落浸泡几下，立刻斟入厚厚的咖啡杯中，让浓浓的香气随烟弥漫，以此证明咖啡的地道和正宗。顾客不断来，那个布袋就不断地增添新的咖啡粉，直至布袋积满大半袋咖啡渣，冲咖啡的伙计就会眼观色泽，鼻闻香味，用感觉来决定是否换袋。换袋后，铜壶和沉渣布袋被移到一边的慢火炉，斟满开水，让慢火慢慢地烤炙咖啡渣的‘余韵’，这就是‘咖啡二’。‘咖啡二’的用处是，当客人喝了一杯咖啡尚感不足时，就会叫端咖啡的童子再添一点，这是免费供应的。
“不过，一般人是不屑于喝这咖啡二的，一个‘二’字就低人一等。可是，这位巴刹咖啡摊的老板却看中了这个字，人弃我取，他有他的算计。巴刹到了晚上7时，那些鱼肉菜禽摊档都已收摊并打扫清洁，他本来也可以随大流收摊休息，但他却瞄准了从晚7时至子夜11时这个市场。巴刹的其他摊档歇息了，正好腾出宽阔的‘芒加忌’（走廊），他可以任摆台椅，而顾客已不是日间的买菜主妇，而是一大批歇工的咕哩，拉洋车的、蹬三轮的、搬运的、扫街的、还有各行各业的粗活杂工等，一应俱全。而吸引这些咕哩的，正是‘咖啡二’，原因是价格相宜。头冲的咖啡是六分钱一杯，这‘咖啡二’本来对折价格三分钱一杯也是合理的，但他却定出了‘二占半’（二分半）的价位。当时新加坡也没有半分钱的货币，叫人如何付款呢？这正是他为商的精明之处，‘咖啡二’‘二占半’，这奇特的商品与价格组合，立刻被咕哩们戏谑开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出位’。戏谑归戏谑，他却是赚到了钱，连同托他卖的那些南洋糕点，每天都可多赚好几块钱。至于付款方式，好办，某种糕点在价格上松动半占钱，不就可以合成整数了吗？至于那些只喝‘咖啡二’的人，他就宽容了，‘原呐（随便），二占钱。’这样，半占钱又留下一份情。
“终于，他发财了，随即把咖啡摊交给同乡打理，按照当代华侨的模式，他要衣锦还乡办三件事，那就是‘建屋娶妻生孩子’。他做了一件奇特的事，那就是买了七双皮鞋。那个年代，皮鞋是颇为贵重的商品，人们猜度，一个星期七天，七双皮鞋正好可以轮流穿着。事实上，他在新加坡连年累月都是穿高木屐，他这七双皮鞋是要向生活讨穿鞋的机会，是一种补偿。回到乡下，他用半年时间就造了新屋，娶了一个比他小十几岁的女子为妻。这两件事，只要有钱很快就可以办成。唯有这生孩子的事却是急不来的，但他有足够的耐心。‘不留血脉，不回星洲’。平时，他行村上市打发日子，反正有七双皮鞋，而他的致富也得了乡人的敬重，生活清闲而不寂寞。等了三年，喜出望外，年轻的妻子诞下麟儿，他在村子里很有排场地办了满月酒席，并拜托父老乡亲看顾他的妻儿，他要回新加坡去经营咖啡摊，他要为他的血脉、他的妻子赚更多的钱。正当他带着满盈盈的喜悦回到新加坡时，七七抗战爆发了。接着，是海南岛的沦陷，一切音讯都中断了，他开始苦苦思念妻儿。他的妻子虽然年轻，却极富传统意识，她敬重丈夫用艰辛的劳动创造出来的南洋业绩。他粗大的手掌，结实的骨骼，显示出男人的英伟，虽然年纪大了些，但他对儿子的殷切期望，对血脉的无比看重，显示出他极强的责任担当。要为他保护儿子，要为他保留血脉，这是丈夫回南洋之后她唯一的生活信条。随着战争的爆发，这信条更深深揳入了她的整个生命。
“她抱着儿子登上难民船时，孩子不足两岁。船在广州湾西营（今湛江）泊岸等待东北季风，在山村旷野的露宿等待，难民们倍受煎熬。风来了，他们却不能上船，因为日寇炮艇防范甚严，为保安全，难民们必须从西营徒步走到防城，然后再登船。从雷州半岛东边的西营到西边的防城，这近200里的徒步穿越，对妇孺们来说绝非易事。徒步跋涉了一天，才走了40里，扶老携幼的难民队伍越来越稀拉了。咖啡档老板的年轻妻子凭着年龄优势，背着儿子，拎着包袱、干粮、水壶，紧跟队伍。令她挂虑的是儿子，他会不会不舒服，天气湿热会不会感冒发病？她调动一个母亲所有的细致来观察儿子，以便做出最好的呵护选择。丈夫临返南洋时交代：‘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要保住阿侬。’说罢，拿出几十块光洋、一小卷叻币，最后是三枚很粗的金戒指，告诉她，这是保命钱，该花就花。
“丈夫对时局是有认识的，他预料着可能发生的事情，并为妻儿可能遭遇的困境，做着力所能及的最佳安排。特别是那三枚粗重的戒指，其沉甸甸的分量说明它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打造的，这使她深深地领悟到丈夫对他们，特别是对儿子的深切情怀。儿子，既是丈夫的血脉，也是她的命根，因此第一天的行程结束时，她便积极参加了难民们对于行程的议论。结果是，大家合伙出高价雇两辆牛车，让幼弱乘坐及运载行李。她花了5块大洋和一枚特殊打造的金戒指，为儿子在牛车边谋得一小方位置。那个位置可以放一张矮小的竹椅，竹椅上还有斜斜的靠背，儿子坐上去，小竹椅清凉通风，靠背舒坦自在，儿子咧开小嘴笑了，她的眼睛跟着明亮起来。
“经过陆地上的艰难跋涉，难民们终于在粤西防城一带上了一艘小帆船。按照航程，小帆船要横过北部湾到安南（越南）海域，之后就可以沿着海岸线，经泰国、马来亚到达新加坡。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小船横穿北部湾时遇到了台风，而且是一种又去又回的台风，其暴烈程度迫得船工们只好放弃对船的驾驭，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封好舱口，躲在船舱里和难民们一起呕吐。有的难民想跳海自杀以求解脱这种不堪忍受的风浪折磨，但这也不可能，因为他们无法站立起来。浪涛翻腾着人们的五脏六腑，把人颠过来倒过去，哀号和呕吐，是生命的唯一声音。
“风平了，浪静了，难民们爬出舱口瘫在甲板上，经过一天一夜的折腾，人们需要阳光和海风来恢复对生命的感知。船儿已靠近安南海岸，灾难已经过去，这时船舱里传出凄凄之声：‘阿侬睡，阿侬睡，阿侬要见爸爸……’是哥周嫂，难民们喊，她不应，一个船工下舱去查看，她突然蹿了起来，挥舞着半边防身利剪，划伤了船工的臂腕，哥周嫂却昏了过去。这时人们才发现，那个活泼的男孩已变成了小尸体，由于船舱闷热，小尸体已经有了异味。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感天动地的‘挖坟抢儿’了。乡亲们埋葬了小人儿，哥周嫂已完全失控，她哀号、恸哭，她捶胸顿足，发狂地奔向小坟墓，她一边奋力地挖坟一边哭喊：‘阿侬不在这里睡，阿侬回家睡。’在异国他乡，挖坟抢儿，这惨绝人寰的悲剧，震撼着新加坡，让人感受到战争的无情，难民的悲哀。
“当难民船满载着饱经战火离乱的苦难同胞来到新加坡时，另一些船儿却载着满腔热血的抗敌志士北上赴国难。事实上，从抗敌开始，新、马、泰的热血男儿，在抗日先锋队和民先队的鼓动和组织下，一批又一批地回国抗战，临行壮别，未免凄苦哀愁。他们引吭高歌，其中的名曲是《告别南洋》和《梅娘曲》。前者我记得两句歌词：‘再会吧南洋，你海波绿，海云长，你是我们第二的故乡……’至于《梅娘曲》，歌词大意洋溢着时代的悲情：‘哥哥，你别忘记了我，我是你亲爱的梅娘，我在遥远的南洋，你在祖宗流血的故乡……’这是急切的救国呼唤，是祖宗和家乡的呼唤，是梅娘生命的呼唤！这两首荡气回肠的歌曲，以浓浓的南洋情怀，和其他抗战歌曲一起，在青年学生中传唱着，激励着他们回国抗战，踏上惨烈和悲壮并存的征途。他们告别了南洋，大部分人将不再回来，让第二故乡成为永恒的记忆。据资料记载，当时新、马、泰有8000人回国参加抗战，其中有3000人是新加坡的青年学生。其时新加坡人口是60万，这些学生所占比例极易计算，而彼时新加坡的最高等学府也只有三所，即华侨中学、中正中学、南洋女子中学，大专院校一所也没有。这就是说，这些中学生已经用他们稚嫩的肩膀，分担着拯救祖国的重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当中许多人，尚未成年，他们有些人牺牲沙场，有些人在抗战中锻造成铁，冶炼成钢，成了报效祖国的英才。
“我在海南的极小的生活圈子里，就有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们是符思之（原海口市市长）、陈青山（解放军将军）、刘青云（原海南省委宣传部部长）、周训堂（原海口市委书记）等。当年，他们热血沸腾，用豪情壮歌告别了南洋，虽然不再回去，但却在蓝天碧海间留下了一条浓情常在的航道，这航道在不同的历史年代，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血脉与文化的至亲至情。
“1941年12月8日深夜（新加坡当地时间），太平洋战争开始了。日军飞机在新加坡军港投下了百来枚炸弹，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宣布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开始。
“在新加坡，这‘全面开始’却开始得有点滑稽。在此之前，市民们已经历过多次的演习，警报的识别也相当清晰，如预备警报、紧急警报、解除警报等。可是到临战这一夜，警报系统却完全失去功效，原因是负责拉警报的主事者，带着警报密室的钥匙回家了。待到日军袭击飞机投完炸弹扬长而去的时候，这位主事者才赶回警报密室拉响了凄厉的紧急警报。因此，新加坡是在夜光璀璨、‘明珠放光’的情况下挨炸的。此荒唐事在战后史料上也有记载。
“我是在爆炸之际，被母亲从床上提起，然后连拖带夹地从三楼直奔楼下，母亲摸着黑把我塞进了‘防空洞’。这个带引号的‘防空洞’，实际上是楼梯底下用砖砌成的梯底空间，平时用以放置杂物。战前政府教给市民防空常识：一是缝制黑色灯罩；二是在窗玻璃上用纸贴大‘米’字，以防玻璃震裂伤人；三是挖防空洞。前两件都好办，唯这防空洞哪里找地方来挖呢？于是楼梯底下成了防空藏身的最佳选择。容光理发店的楼梯底防空洞，面积不会超过3平方米，却容纳大小20多号人，而且人们是在极度恐惧和惊慌中摸着黑挤进去的。人们在爆炸声中惊醒，进了‘防空洞’之后，听着凄厉的紧急警报——声音短促而尖厉，撕裂人们的神经——全身发毛和欲止不能地颤抖。恐惧成了人们感应器官的主宰，‘死啦’‘死定啦’则是人们不约而同的惊叹！凄厉的紧急警报持续不断，它把恐惧满满当当地送到每个黑暗角落。‘这是轮番轰炸！’说这话的是挨在我身边的堂兄，他的个子高瘦，是大药房的白领职员。‘轮番轰炸’的说词表明他对军事行为的了解，大轰炸之后又拉起紧急警报，这当然是轮番轰炸了。堂兄的判断，又引出了‘新加坡要熔了’‘熔了’‘肯定要熔了’的结论式回应。
“漆黑的防空洞里又发出‘呜……呜……惨啦，死啦，呜……死得惨啦……’的哀叹声，这是发自肺腑不能自控的哀叹，声音告诉我，这是哥祥。哥祥是理发师傅，海南乐会县（今琼海市）人，讲话总带着一个‘溜’字的尾音。他受过小学教育，言词快捷锋利，报刊上的文字语句不断地丰富他的词汇量，也不断活跃他的思维，对时局的争论，他总是处在赢家的位置。事关‘中国必赢’论，他的立场很正面，情绪很激昂。他说：‘中华大国，人口四万万。日本小国，人口四千万。十比一，力量相差太远，所以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精彩的是他用方言来比喻：‘四千万人能干什么？做盐都不咸！’‘做盐都不咸’是海南的一句俚语，意思是微不足道。然而，残酷的现实是，这种靠简单比较人口数量建立起来的自信，很快地瓦解在防空洞里，和哥祥的哀叹声相交织的是前楼嫂的呜呜哭泣。
“容光理发店的三楼是家庭住宅楼层。我们家住后楼，我的近亲堂兄住中楼。前楼住着一对近中年的夫妇，男的开咖啡店，早出晚归，我们称之为‘前楼哥’，女的在家主理简单家务，我们称之为‘前楼嫂’。‘前楼嫂’为人温文贤淑，身材不胖不瘦，膝下尚无子女，她曾劝前楼哥纳妾，以防后继无人，结果是被前楼哥骂了一通，骂归骂，但前楼嫂的贤惠声名却因此而鹊起。他们夫妻虽然至情至义，但却不曾想到如何应对这撼天动地的轰炸，那凄厉的紧急警报几乎把温文贤淑的前楼嫂吓瘫了，她哭泣着说，‘要死死在一起’‘你不要弃我’‘死我都要跟你一起死！’前楼哥的回应是‘不用怕，不死，我们不会死，不死……’他的话语被打冷战的牙齿撞得碎碎裂裂。这是他们生死与共的挚爱表白和贴心安慰，是生命的至情至美在恐怖黑暗中的一缕闪烁。
“人们躬身屈体蜷缩在漆黑的‘防空洞’里，承受着恐怖的折磨。作为平民百姓，他们除了哀叹和哭泣，此时此刻又能做什么？这时我才发现，大人的惶恐和惧怕远比我们小孩严重。和哥祥的‘惨，惨’相呼应的，还有容光理发店的厨师，他的话语是‘没得救，死啦’‘没有救了’，声音像筛糠似的颤抖。在不足3平方米的‘防空洞’里，交织着如此多的恐怖、惊吓、绝望和哀叹，这和以前争论时局的慷慨激昂有着很大的感情落差。今天想来，没有经过血与火的淬炼，做到临危不惧又谈何容易！当时有一首流行的抗战歌曲《前进歌》，第一句歌词是‘同胞们大家一条心’，第二句是‘挣扎我们的天明’，第三句是‘我们并不怕死’，第四句是没有旋律的告白呐喊：‘不用拿死来吓我们！’今天听此歌，没有产生豪气的共鸣，却品尝了历史的酸楚和无奈。
“国家积弱，列强欺凌，面对着强敌，我们以‘我们并不怕死’的宣言来对抗是何等乏力！至于‘不用拿死来吓我们’，则更是毫无办法而抛出的最后一张抗争底牌了。我们当然不能用今天强国之邦的心态去追溯往事的是非，不能用今天的意识去评说这首词作缺少刚烈的进击，要知道，当时能够不被吓倒的已是铮铮的好汉了。我们小孩没有被吓得发抖，不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无知，对于灾难就如初生之牛犊般的无知。
“黎明时分，长音的解除警报拉响了，人们很快上楼去梳洗，然后又很快地到楼下来，为的是靠近楼梯口的这3平方米的‘防空洞’。不久，住在外面的理发师傅及其他员工也纷纷赶回容光理发店，他们神情焦虑凝重，下一步如何逃生？往哪里逃？英军能守多久？人们团聚在候发处，将视线投向我的堂兄。堂兄晃着酒杯，他要靠酒精来保持镇静，以便整理无序的思维。经过炸弹和警报的恐怖折磨，堂兄的脸色颇为苍白，平时梳理得十分齐整的对半平分发型也显得紊乱。他既是大药房的白领职员，又是容光理发店的股东之一，每天晚上都要在理发店结账，员工们自然想从他嘴里寻找答案，从他的博闻强识里获取应对灾难的启示。
“堂兄呷着酒，用一种缓缓的音调说：‘走，一定要走！’他的神情是这样凝重和忧虑，他的眼睛罩着浓浓的迷茫。他不惊慌，却有着极深的危机感。他这个瞬间的神情，极深地镂刻在我的记忆里。‘要想办法走，首先要避开轰炸，今晚不能再住在这里了。’堂兄继续说，‘今晚轮番轰炸是肯定的了。’正在这个时候，传来令人吃惊的消息，与新加坡同时受轰炸的区域还有香港、菲律宾和缅甸的仰光。到了中午，一个更令人目瞪口呆的消息传来，美国的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遭受到毁灭性的轰炸，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并且是在一夜间覆没的。这意味着太平洋的天空和海洋，已没有可以和日本匹敌的军事力量了。报纸号外接连着号外，黑体大字标题传递着吓人消息：美国海军全线崩溃，3万军人命丧军港；美国空军无力迎战；仰光英国空军全面殉难；珍珠港一片火海。消息一个比一个吓人，它们刺激着人们的脊骨神经。想不到日本那么厉害，想不到美国与英国那么不经打。容光理发店的师傅员工，已不能理智地分析偷袭所造就的优势只是暂时的，他们缺乏从各层面去分析战争的知识。
“日本这部庞大的战争机器的凌厉和狂野把他们吓呆了，他们很敏锐地想到南京大屠杀以及其他的种种暴行，并追溯到200多年前清兵入关时的嘉定三屠和扬州十日，说这是战争的通常规律。事实上，他们‘以史为鉴’并没有错，日本军国主义正是用杀戮来建立军威，用杀戮来折服民心，用杀戮来维持秩序，用杀戮来推行‘皇道’，用杀戮来占有世界。‘皇军’来了，小孩裤裆尽是尿，一般平民百姓受惊吓是值得同情的。
“想不到的是，这竟是容光理发店原班人员的最后一次相聚。当珍珠港变成火海的消息传来时，人们明白，新加坡此前的被炸只是象征式的，更大的轰炸即将到来。人们六神无主，我母亲惊慌地问堂兄：‘丰，怎么办？’我这位堂兄名叫邢益丰，自从我同胞二哥去云南做生意后，他便是遇事出主意的人了。堂兄说：‘要赶快带两个孩子走（指我和三哥），去“二十七支石”和益周大哥一起。’但是时间已是下午时分，又没有车，堂兄又出主意了：‘无论如何，今晚都不能住在这里，看谁家有空旷地方，要在空旷的地方过夜，明早就雇车走。’那么，谁家有空旷地方可以容纳我们母子三人过一夜呢？母亲立刻想到她娘家侄女阿娘姐。阿娘姐既是母亲族系中人，现时又嫁到我们村来，这就亲上加亲了。母亲立刻打发人去和她联络。回音是叫我们立刻去。他们住的那条街旁边有一块高地，高地是一个足球场，可以容纳很多人。母亲立刻收拾随身物品，雇一辆洋包车，直奔阿娘姐家。
“阿娘姐以一种患难与共的热诚接待我们，她不让我们上楼进屋，却拿着两张草席叫我们跟她去足球场。实际上，这只是半个足球场，因为它只有一边球门。它的地势比街边的屋顶高出一点，像一个托盘，把球场的绿草和一些稀落的树木托在街道的房顶之上。这时，球场上已铺满了很多草席，几张草席，便是一个家庭的圈地。阿娘姐早就用草席占领了一块地方，现在再用两张草席扩展一下‘领土’，就足够我们两个家庭夜宿了。
“不久，球场就热闹起来了，众多小孩子，他们在草席构造的‘领地’中间穿来穿去，呼唤、嬉闹，朗朗星辰，旷地夜宿，既新鲜，又惬意。这哪里是逃难，简直是露营嘉年华。战争，已被孩子们的天真烂漫化解得无影无踪了。而大人们也难得有这么一次危难时刻的亲密交谈，恐惧和担忧得到稍许的缓解。母亲和阿娘姐的交谈，即使还有叹气，但也比早前从容多了。
“若从防空角度看，可以说是完全无防可言。当时的新加坡，平民百姓哪里有防空洞，房屋绝大多数都是砖瓦木建造的，三层高的房子，为避免轰炸时房屋倒塌产生危险，到空旷地方露宿也可以算作两害相较取其轻的选择了。这天夜里，新加坡没有遭受第二次轰炸。
“清晨，母亲告别了阿娘姐，领我们回容光理发店，收拾东西后，就出高价雇了一辆的士，直奔卓贺。卓贺是马来亚和新加坡交界的地方，因两地当时同是英国殖民地，故没有什么边境关卡。一道铁桥横跨两地，从新加坡去马来亚必须经过这道桥，逃难的车辆和人流从四面八方往这道桥聚集，造成桥上大堵塞，要是日本飞机此时来轰炸，那是必死无疑了。惊恐和焦虑，车辆的长笛和污言秽语的咒骂，人的躁动思绪和外部环境的猛烈碰撞，把秩序和文明都抖落在狭窄的海峡里。过了桥便是卓贺，卓贺是个小镇，它有多大我不清楚，我当时看到的卓贺只是约百米长的半边街，因为此街只有一边有房子，另一边是停放的士的小广场。一座有二层楼高的钟楼夹在房屋当中，以其高度优势向来去匆匆的过客展示历史的分分秒秒。乘坐新加坡的士的旅客，要在这里转乘另一种的士才能到马来亚的其他地方去。
“这另一种的士很特别，全部是帆布车顶，车身又高，乘坐兜风非常凉快。司机座的视窗旁边放置着一个小喇叭，一个胶制的球囊套在喇叭嘴上，一捏一响，颇为好玩，多了一份闲适的情趣。这些的士司机清一色是马来人，他们头戴黑色马来帽，身着浅色衬衣和长裤，腰间系着一条颜色鲜丽的格子水布。这样的景致让人暂时忘却战争阴云，感受异国风情的特别。
“以前我们在这里转车时，领略过他们的谦恭有礼，但是现在，日军的炸弹完全改变了供求关系，重要的不是用微笑招徕顾客，而是如何把握时机勇敢地把车价往上抬。瞧瞧那些惊慌的新加坡来客，他们背负手提，大包小包，拖儿带女，一脸焦急，于是车价抬高了两三倍。然而，和新加坡的华人同行比较起来，仍然低了两三个价位。对于战时交通市场上的这种价格暴涨，不能简单责之为趁火打劫，市场上铁的规律是供求关系。再说，别人逃难，他们冒险经营，这冒险的价值又如何评估呢？战前的和平日子里，是车等人，而现在是人抢车，价高者得。短短的卓贺半边街，匆忙、混乱，人们用最简明的语言出价，用最果断的动作掏钱付款成交，不然车就会被人抢走，接着是塞行李和登车，超载的车辆不断地捏响喇叭，嚷嚷着挤出卓贺。
“卓贺大概是马来亚南端公路计程的起点，往北走是吉隆坡、槟城等大城市，以及怡保、关丹、吉打、丁加奴、马六甲等州府城镇，若直达最北端和泰国接壤处，大约超过1000公里，其地理面积就比新加坡大得多了，且处处胶林村舍，是躲避轰炸的最佳选择。再说，当时的新、马本就是统一体，同属英国殖民地，接受同一个总督府治理。因此，当第一轮轰炸之后，新加坡居民便毫不犹豫地出逃到马来亚，让延绵千里的胶林增加安全系数，也为躲避更大的灾难寻找回旋余地。马来亚的华人居民和新加坡的华人居民，大多数和我们家族一样，一半人在新加坡，一半人在马来亚。亲朋同乡、生意伙伴，大家关系密切，灾难来临了，当然要患难与共，这是血缘使然。
“到了大哥家，最高兴的是我。两年前，我在这里生活，重归旧地，自然舒心，更关键的是我有4个侄子在这里，他们的大小顺序是增雄、增文、增华、增源。老大比我年长1岁，老二与我同龄，老三比我小1岁，老四却太小了，但很快又补充了另一位侄子增锐，他是益丰堂兄的长子，年龄和我相仿。这么多男孩子在一起，又处在八九岁这个年龄阶段，玩起来真是天翻地覆了。
“战争，给我们提供了全日游戏的机会，也给我们提供了新鲜的游戏构想。爬上倒地橡胶树的枝丫上弹晃，这是军舰在航行；拿根树枝一弯就是飞机的驾驶盘；拿橡胶籽的外壳搭起来，一吹即转动，这是飞机的螺旋桨。难的是这些‘飞机’的国籍安排。英国空军的‘水牛枝’虽是好人一方的，但飞不高、飞不快，在仰光的空战中全部被打了下来。日本飞机厉害，但它是坏人一方的，谁也不愿意做。因此，在空中厮杀的都是国籍不明的飞机。
“由于我特别顽皮，又占据了叔子这个辈分优势，在游戏中总是大获全胜。至于我的同胞三哥，他的高小学历，是这帮孩子当中最高的，并且，他是在广州接受小学启蒙教育的。当时，去广州、上海读书，有如今天出国留学般的显赫。他少年持重的更重要原因是，二哥去了云南做生意后，他成了母亲的希望。他陪着母亲去借高利贷来购置印尼的胶园，由于没有恒产做抵押，他又陪母亲去求亲朋戚友作保，一家不足，就求多家。求人作保，让别人毫无条件地承担风险，这是情面交织的诚信在起作用。我哥哥分担着母亲对于家事的重重忧虑，陪着母亲到处去说情，他变得成熟稳重了，并以此去证实家族后继有人，去增加可信的筹码。这次出逃到马来亚，早已分家了的同父异母大哥虽然和蔼可亲地接待了我们，但他的负担也不轻，连同两个侄女和一个从唐山逃难来的侄子，一共是七个孩子，如何储存粮食是个大问题。
“此外，我们的住地‘二十七支石’是在公路要道上，日军若踏足马来亚，我们又该如何逃亡呢？因此，当我们这些小孩在游戏的时候，我那位少年持重的哥哥又陪着母亲，和大哥一起筹备着应付大灾难的各种事务。
“我们出逃马来亚才一个星期，又传来惊人的消息，英国两艘主力舰‘太子’号和‘反击’号在新加坡海港被日本空军炸沉，近万名官兵伤亡，英国女王闻讯后哭泣不止。这两艘先进的皇牌主力舰是赶来保卫马来亚和新加坡的，但却在马来亚外海被日军发现，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没有军舰的阻挡，日本陆军随时可登陆。各种各样的讯息，不断增加人们的惊慌和怒火，眼看奸淫烧杀这种发生在唐山的惨事也将在这里重现。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这回是新加坡居民和马来亚居民汇合的更大逃亡。逃亡的路线是离开公路，离开海岸，向热带雨林靠近，在深山藏身。
“就在这个时候，母亲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冒险回新加坡，找船去印尼胶园。母亲借高利贷买的胶园和落成不久的公司房舍，它们是母亲的业绩，是我们一家子活命的根基。并且，同胞二哥去云南做生意后，二嫂已带着四个更小的侄儿侄女在那里生活了，谁知道战乱会有怎样的结局？而这几个一到四岁的侄儿侄女又将怎样生存？
“母亲的决定是成熟的。大哥也不阻拦，一经决定，说走就走。问题是我这个调皮蛋却提出想留下来和侄儿们一起玩。大哥也劝母亲将我留下，因为新加坡不时遭受轰炸有危险，大约出于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类似考虑，母亲答应我留下，她领着三哥走了，可是不到一个小时，母亲和三哥又折了回来，说还是带我一起走，她放心不下。
“母亲带着三哥和我，也带着对战争的恐惧和忡忡忧心离开了‘二十七支石’。这个以交通里程命名的地方，实际上只有两排铁皮屋，柏油马路从当间穿过。它没有行政建制，是周围大大小小的胶园造就了它的商业机会，咖啡店和杂货铺是它的支柱行业。这些店铺前后都有尤加利树和那洋洋洒洒伸出火红花朵的凤凰树，它把红红的花瓣飘落在铁皮屋顶上。绿的树，花的屋，咖啡和榴梿竞相飘香，这南洋风情是令人眷恋的。然而，到今天令我深沉思索的是父亲那一代人在这里开拓的历史分量，尤其是在开拓过程他们对自身思维的扬弃，这种扬弃的结果是橡胶垦殖的科学规范，是橡胶从种植到生产到商贸这整套运作机制的组合。
“垦殖的科学规范表现得甚为严谨。你站在任何一株橡胶树底下，不管你是纵看还是横看，橡胶树的笔直排列都会令你赞叹，准确的距离组合和划一的方格，均匀地分布水分和养料，方格内杂草和灌木的剔除，表现出管理的成效。假如说，采胶工人按比例分成的分配方式有市场规则可依的话，那么产品的流通方式则存在着利润空间。我父亲领着大哥在黄来弄地方开了一间买卖橡胶胶片的铺子，联系熟络的胶园，让中介的利润向胶园回流。现在看，这垦殖的发展似乎无奇，但若把它放在历史的画面里，就不难发现，这一代侨民的跨步是多么宽阔。
“‘二十七支石’的开拓，大约是在1919年至1925年间，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是混乱连接萧条的岁月。在国内，是国民革命失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灾难连连的年代。这些来自南中国的农民，当他们结束了‘猪仔劳工’‘契约劳工’的身份之后，便涉足商业垦殖，吸纳科学规范，实践综合管理，培育利润计算思维，将亲朋戚友的自然关系淡化成商业伙伴关系，组织网路，联手进取。他们扬弃了农民故步自封的保守意识，他们甚至回乡把家族宗亲都拉了过来，去占领南洋的早期市场，去接受工业文明的熏陶。他们企盼致富，但也不惧怕离乡背井的潦倒穷困，他们设立了‘龙帮’，对潦倒穷困者施以援手。‘龙帮’是外来语，音译为汉字也很有意思，是‘龙的互助’。失业潦倒了，就跑到各自的同乡会，或各姓氏的宗族公会去，日间二餐，夜间一张帆布床，免费栖身，谓之‘龙帮’。
“有了这个最后的生存底线，他们就能一往无前。他们赚了钱，收获了新的思维，他们懂得诚信立业，也学会乖巧投机。若问他们的个性特点是什么，那么‘刻苦’‘勤勉’‘和机智’的评价词汇当是非常恰当的。
“母亲带着惆怅和我们兄弟离开了‘二十七支石’，离开了浸润过父亲汗水的土地，从此不再回来。想着那整齐干净的胶林方格，金黄的落叶躺在那里等待着泥土的化合，成熟了的胶种掉落地上，噼啪作响地爆裂，让彩纹光滑的籽仁探出头来，去寻找落地的土壤，进行新的生态轮回，我至今依然有种莫名的感触。
“别了，‘二十七支石’。
“中午时分，我们来到了卓贺，和来时的恐慌、紧张、粗野的夺路气氛相比，现在却是在急匆匆中含有着深沉的凝重。在‘二十七支石’时，我们就听到各种资讯，说日军已登陆马来亚，眼看就要向南，向新加坡杀来。又传说要杀掉一半人，以适应战时口粮的分配。至于中青年男子做苦工，中青年女子做军妓，居民更是吓得六神无主。奇怪的是，居民对英军的抵抗却是一致地不抱希望。在我们离开‘二十七支石’不到两天，大哥全家也开始向森林逃亡。不过两天，日军的单车骑兵就利用胶林小径，对居民展开追杀，我的一位堂兄邢益钦就是被日本兵用刺刀挑死的。应该说，母亲离开‘二十七支石’的决策是何等的英明果断，让我们一家侥幸地躲过了一次恐怖浩劫。
“但是，日军会不会从海上强攻登陆新加坡呢？英国‘太子’号、‘反击’号这两艘主力舰沉没之后，新加坡已失去了海上屏障，人们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因此，当我们母子三人回到新加坡容光理发店时，几位还没有走的职工很是吃惊！因为此时的新加坡已是一座萧条与恐怖并存的死城。商铺歇业，学校关闭，居民逃亡，只有那些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大大小小的木板，七横八竖，毫不计较位置排列地钉在新加坡的门户上。
“其实，这是多余的，因为盗贼也已逃亡。
“我们在新加坡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去码头登上前往印尼峇淡岛的机帆船。我们走后没多久，即1942年2月15日，英军就向日军投降了。从开战第一天到新加坡沦陷，历时2个月零7天。
“1945年9月5日，英军东南亚战区统帅蒙巴顿以‘接受日军投降’和‘维持秩序’为借口率军重新占领新加坡，从此新加坡再次沦为英国殖民地。英国在新加坡恢复殖民统治以后，先后于1946年1月和12月发表了《马来亚和新加坡——关于未来的宪法的声明》和《马来亚政制建议书》两个文件，即所谓的政制改革‘白皮书’和‘蓝皮书’。‘白皮书’的主要内容是要将战前分散的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合并成英属殖民地的马来西亚联邦；新加坡则从战前的海峡殖民地划分出来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蓝皮书’实质上是‘白皮书’的翻版，不同之处在于以‘马来亚联合邦’取代‘马来亚联邦’。1948年2月1日英国殖民当局宣布‘马来亚联合邦’成立，同时新加坡也正式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在一个殖民地国家生活的琼侨，内心总有不同程度的失落感，内地文化根深蒂固的渗透和影响，使他们觉得故乡是可以安顿灵魂的，尽管实际情形并非如此。从1946年开始在华侨中产生的炽热的回乡潮，成为研究华侨问题的专家不可忽视的一个现象。有经济实力可以先行一步的，便有众多的乡亲前来托信带物、捎钱带讯，一时使得打造大木箱的生意火了起来。一个大木箱里可以放皮箱、缝纫机，饼干、罐头、牛油、阿华田、牛奶、咖啡和可可也是少不了的。这些物品从南洋随着客货轮源源不断地流入海南，大木箱类似于我们今天的集装箱，由于体积大，分量重，只有客货轮才能运载。当时有几艘船不停地往返，其中有一艘名叫‘万富士’的从新加坡起程，第一站是海口，然后是广州、汕头、厦门，最后再返回新加坡，往返一趟需要一个多月。此时的华侨归乡心切，一批又一批把酒话别，拱手相送，宗祠公会、同乡会等社团顿时乡音盈耳，热闹非凡。然而，骨肉分离的亲人并未局限于海峡两岸，那些对故乡抱有浓烈情愫的琼侨，没有想到这一登船离港，就永远也回不了新加坡了。1949年，一个新旧时代的分水岭。当初他们没有料到随后几年时局的变化，那些回乡求学的学子，更无从预知未来了……”
邢浪平先生的长篇叙述远没有结束。他的南洋故事伴随着他丰富多彩的一生。南洋，南洋，挥之不去的记忆。那记忆沉甸甸的，挽住一段不能忘记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