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海南岛：下南洋的中转站
  “你为什么住在这里？”
  “因为你爷爷睡在这里，我要在这里陪他。”
  这是1991年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偏僻小岛上一对父子的对话。这里人烟稀少，又缺少淡水。从海南赶到这里探亲的唐南彬这样问他的父亲唐辉洋。这年唐南彬58岁，他的父亲81岁，从自己3岁时父亲下南洋，到老就再也没有回过海南。
  “爸爸说他见到56年未见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时，感觉像做梦一样。”唐若玲女士说起十多年前，她的父亲唐南彬和爷爷唐辉洋会面的情形，依然感慨不已。彼时，她81岁的爷爷，就那样固执地住在印度尼西亚一个偏僻的海岛，守候着比他自己更早来到南洋最后长眠在那里的父亲的坟墓。
  他们的家庭，只不过是众多下南洋的家庭中的一个。整个海南，绵延了数百年的下南洋历史，造就了多少家庭的悲欢离合，又让今天生活在海南的人，承袭了多少让人唏嘘的南洋记忆？
  海南岛像是被统治者抛弃的孩子
  从古至今，下南洋一直是广东、福建和海南这些沿海省份居民最为常见的选择。而在海南，形成规模的移民高潮却要比广东和福建晚很多。自明朝到清末，许多海南人背井离乡，纷纷下南洋。
  远离政治中心的海南，因为物产的名贵丰饶而成为古代贸易最具吸引力的地方之一，并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尤其是1885年海口开埠以后，西方商品更是大量输入，华侨经济力量迅速崛起，促进了商业的发达。历史如果按此路线发展下去，中国的海洋版图和对外交流可能是另一副模样。然而，中国封建统治者历来重视皇天后土，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们在中原逐鹿沙场，却对南方疆域没有野心，从而变得轻视海洋、缺乏海权观念，有时竟达到荒唐的地步。
  据《汉书·贾捐之》记载，汉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元帝接受贾捐之的建议，罢弃珠崖郡（海南岛的前身），而贾捐之请弃珠崖的理由之一竟然是：“又非独珠崖有珠犀、玳瑁也，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意思是又不只是珠崖郡出产珍珠、犀角、玳瑁，抛弃它不值得惋惜，不攻打它也不损伤威信。
  此时，距离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南越之乱并在海南岛设置珠崖郡、儋耳郡不过60多年，海南岛再次被皇权抛弃，成为政治上的孤岛。直到东汉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海南岛的命运因伏波将军马援而再次改变。他平定交趾（今越南北部），抚定珠崖，复置珠崖县，属合浦郡。海南岛和中原政权的关系时断时续，建制多变，地名更迭频繁，这在世界历史上也足称罕见。
  《汉书》记载古代海南是盛产珍珠的地方。而被中原视为珍品的热带作物资源和各种海产品也盛产于珠崖。《琼台志》卷三记载：“越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汉武帝是为了获取海南珍珠玳瑁等而在这里置郡建县的，其后的皇帝汉元帝抛弃她的理由同样也是因为不只是这里才有珍珠、犀角、玳瑁，从而将物产丰饶的海南岛连同那辽阔无边的海域弃之不顾了。
  直到清朝，还有大臣步贾捐之的后尘，建议清廷抛弃海南岛。到了康熙年间，朝廷又下令禁止与南洋的贸易。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单正平说：“历代统治者对于海洋的漠视甚至禁海，是因为这里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东西，又涉及很高的管理成本。中原王朝和历代统治者不依赖商业、不依赖贸易；疆域辽阔，不依靠外援也可以活，而过度商业又会对农耕文明造成威胁，清朝的海禁是出于稳定政权的考虑，其中关键是针对海商集团。”
  海禁之后，下南洋的脚步停顿了，直到雍正和乾隆年间，相对地放宽了“海禁”政策，下南洋的浪潮再次掀起。
  下南洋是近代最大规模的自主移民
  历史上的下南洋，通常是因为生活所迫，所以要向海洋要吃的。写于雍正二年（1724年）的《论南洋事宜书》说：“闽广人稠地稀，田园不足以耕，望海谋生者十居五六。”
  在这些闯南洋的人群中，人们很少发现海南西部人的影子。岛东人在南洋达200多万，和福建人、广东人相差无几，岛东的文昌、琼海一带，更是几乎户户有华侨，家家有南洋客。而岛西人有海外关系的寥寥无几，侨乡一词与岛西无缘。曾有学者指出，岛西人久居琼西，人文底蕴深厚，经济开发较早，家庭结构较为稳固，加上天性拘谨，恋守故土，不愿轻易离开自己的家乡。所以尽管同样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同样遭受兵荒马乱的侵扰，岛东人扯起风帆前赴后继闯南洋，岛西人却扶老携幼往深山避难。这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文化现象。
  为什么下南洋的海南人都集中在海南东部沿海地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还是要回顾一下海南岛移民路线、人口分布和经济发展情况。
  海南岛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移民岛，是多民族的聚居区，以黎族和汉族为主，古称“蛮夷”之地，历代统治者也视之为“海外”。黎族人在岛上生活了1000多年之后，汉人因经商贸易、远避战祸、流谪官吏、戍边兵丁等而逐代移居海南。西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在海南建立珠崖、儋耳二郡十六县，汉族进入和开发海南岛的历史拉开了序幕。这是史载第一批由大陆到海南岛的移民，但数量较少，不超过4万人，仅限于汉军士卒。自此之后，大陆移民开始连续不断迁居岛上，驻地即为今日的海南沿海东北部和西北部一带。
  唐末至五代十国以来，中原兵祸不断，海南虽地处偏僻，但不失为避乱的世外桃源。所以，中原人士为躲避纷乱时世，纷纷南渡至海南。苏东坡在《伏波庙记》中写道：“自汉末至五代，中原避乱之人多家于此，今衣冠礼乐班班然矣。”民间的自发移民和朝廷组织的迁移（包括流放和派遣戍边官兵），使海南迎来了历史上大规模的移民潮，南宋时达到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的移民主要聚集在西部儋州、昌江和西北部琼山一带。
  一直到隋朝，冼夫人的统领范围未及海南以前，海南岛的东部还是相对沉寂，日后著名的侨乡文昌、琼海和万宁还是人烟稀少之地。冼夫人是南北朝、隋朝时期高凉郡（今广东阳江市）人，梁朝高凉太守冯宝之妻，她是海南西部开疆拓土历史上不可略过的人物。她“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峒，部落十万余家”，对徙居琼州海峡两岸的俚人有很大号召力。公元534—545年间，海南与雷州半岛就有“千余侗俚人归附”，十万人口云集海南，加上冼氏家族受赐隋皇朝，率兵南下海南平定割据势力叛乱，带来相当数量的俚人兵马渡海作战，冯家军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一支移民大军，促进了海南西南部的早期开发。
  南宋时期，海南又迎来了一个改变海南人口和开发格局的事件，“靖康之变”之后，来自北方的移民潮水般涌入闽粤等地，人口达百万之多。大量中原人口向闽东南狭窄平原地带迁入，这无疑给迁入地带来巨大的人口和经济压力。为了生存，南下和海外移民成为必然选择。抗战期间，日本人在海南岛上的调查统计资料表明，南宋时闽人150万，占全岛人数的63.9％，到了清代，海南人口激增到217万，东部人口骤然增多，与西部人口形成数量上的平衡。
  闽人迁入地主要在琼山、文昌、定安、琼海、万宁、澄迈等海岛的东部及东北部，如此之多的同籍乡民，在同一时期移入同一个地区，这在海南历史上还是少见的。重要的是，福建人的大量移入，改变了岛内西部人口过密，东部人口稀少的状况。沿着这条东移路线，福建人开发海岛东北部的时代已经到来。当时这些渡琼先祖多为福建漳州和泉州等地人，而漳州人和泉州人长于驾船航海，富有冒险精神，他们中的一部分，不只是满足到海南避难或者创业，还充分利用海南与东南亚便利的海上交通，南下南洋开拓生存空间，而19世纪末福建人在南洋一带早于其他族群开拓的生存空间，让这些落籍海南的福建人，可以像走亲戚一样奔赴南洋。
  1840年是一个时代的分水岭。英国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了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南京条约》，中国开始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世界格局大转变。此前，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已被英美列强所侵占和统治，成为他们的殖民地，同时，英国向东方世界推广技术革命，于是西方世界甚至是整个东西方世界的各个主要经济地区，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东南亚作为西方工业世界的原料供应地，锡矿业和橡胶业甚至是铁路工业发展异常迅速，这就必然需要一大批廉价的劳动力来支撑。当时的情况是，非洲的奴隶贸易已经停止，所以劳动力相当紧缺，这就迫使西方列强向东南亚甚至是中国沿海地区寻找新的廉价劳动力。
  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又迫于西方列强的淫威对外开放沿海各大港口，国内民不聊生，内忧和外患的互相作用，使沿海一带，特别是跟东南亚比邻的福建、广东、海南再次大量向外移民。
  而落籍海南的福建人，开始从海口港、铺前港、清澜港，博鳌港等近代华工出洋的重要口岸出发，接连不断，奔赴南洋。陈翰笙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里写道：“1876至1898年的23年间，仅通过客运出洋的海南人就达24.47万人，平均每年1万余人，而通过其他途径出洋的人数也不少。”这些人有的是因为生活所迫，有的是因为被诱骗沦为“猪仔”，有的则是跟亲随友，源源不断地涌到南洋。
  在不断的移民过程中，一些中国人在当地站稳了脚跟，变成了实力雄厚的土王。但是当荷兰人过来后，就跟他们形成了竞争关系，当地的华人首领抵抗不住，就向中央政府求援，但是中央政府一概不理。梁启超曾经在《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一书中说，如果当时他们获得了封地或者支持，那么情形就会大不一样。
  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唐若玲说：“这些出洋的中国人，最初都是以同乡为纽带聚集到一起的。他们到了南洋之后就努力打拼，在近代的南洋形成了福建、广东、琼州、潮州和客家五大族群，其中琼州下南洋形成规模的时间最晚。”
  海南人在南洋主要是靠摆小摊、“打红毛工”（给外国人当雇工）等为生，非常不易。另外，在下南洋的人群中，广东、福建和海南又是不同的。广东人和福建人下南洋，是全家人都可以去，但海南人是不允许女人出海下南洋的。曾经有一个海南女人，刚新婚不久丈夫就去了南洋，她因为思念丈夫，就专门找人学了广东话，然后搭船去了新加坡，没想到刚到岸上，就被别的海南人赶了回来。
  之所以这样，一是因为下南洋的都是社会底层人，去南洋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在外地的生活压力本身就大，家属如果再跟着，负担会更重。二是受到传统文化影响，海南人认为女子不可以在外面抛头露面。这种传统延续到1904年，由一位更加勇敢的文昌女子打破。她先是在香港逗留，学会了广东话，之后化了装，从香港坐船到新加坡。她的到来一样引起琼籍华侨的一阵骚动。但，他强壮的丈夫保护了她。此后，海南女子陆续到南洋来。1939年，日军占领海南，许多人为了逃命，争相下南洋。这里面，有很多海南女子的身影。她们到南洋，结婚生子，琼籍华侨的人数慢慢多了起来。
  南洋华侨是影响海南最深的群体
  在这些下南洋的人群中，有求生的，也有求富的。不过在海南学者刘延华博士看来，谋生和求富是有差异的。她说：“小规模的开海是为了谋生，大规模的海上贸易是求富，一条船可以解决很多人的吃饭问题，又可以解决很多物品之需，但是对于大规模的开放，统治者一直是有担忧的。”
  在1840年之前，统治者对百姓出海有着严格的登记制度，船员和船只都要详细登记。我手头上有一张船票，上面显示明嘉靖时期甚至验指纹，记下出海的人每个手指的纹路是簸箕状还是斗状的。另外，船上搭载了什么武器，都要记录下来，随船出去多少人，回来时还必须是多少人。
  但即便这样，还是有很多人留在了南洋。
  下南洋的海南人集中来自文昌、琼海等地，这里几乎每个村都有华侨，每个华侨村都有留守新娘，守了一辈子活寡。从文昌走出来的唐若玲告诉我，她的妈妈有个堂嫂，遭遇就是这样的。她的老公原来在老挝，在那里结婚并生了很多孩子，但是他觉得老家海南也必须有人守，就把刚几岁的大儿子送回了海南。
  “为了照顾这个孩子，他就专门娶回了这个女人，成为我妈妈的堂嫂。”唐若玲说，“还有，在我家，我父亲才3岁的时候，我的爷爷就下了南洋，后来我爸爸去看他，发现他住在很偏僻的山区里，那里又没有淡水，父亲问他为什么不搬出去，我爷爷回答说他父亲睡在这里，他要在那里陪着他父亲。”
  唐若玲的爷爷在印尼娶了老婆，生了三个女儿，但是没有儿子，怕被人看不起，后来他就从别的华侨那里抱养了一个儿子。
  事实上很多漂泊南洋的海南人都是这样。混得不好的，就
  再也不会回到海南；赚到钱的，就把南洋所有先进的东西，通过船运源源不断地输送回海南。海南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就是南洋华侨回海南，会攀比谁带的东西多，礼物是装在木箱子里的，也就是他们通常所说的“炮箱”，谁的箱子大，就证明谁赚钱多。
  归乡的华侨给海南带来了新的转变。他们不仅把南洋的橡胶、咖啡带回了海南，还带回了新奇的服饰、具有南洋风味的建筑和南洋化的语言。
  70多年前，曾有外国旅居者感叹：“海口高楼林立，最豪华、壮观的建筑皆为华侨所建。”1940年初，有一位从内地来的记者在海口看到一般的市民在咖啡馆里穿着西装喝咖啡时还觉得新奇，在侨乡乡下你甚至可以见到穿着西装上衣干农活的人，这些衣服大多是南洋亲戚邮寄回来的。
  1939年之前，即在日本入侵海南前，海口老街的建设已经成型，商铺林立，经济贸易繁荣，其中70％的资金来自南洋华侨。此时，海口老街相继盖起了具有南洋风格的骑楼，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商号，海口的最高楼五层楼建成，一批邮电、银行、药铺、旅店纷纷建成开业，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除了特色鲜明的骑楼之外，在海南的一些乡村，很多人至今都保留着喝咖啡的习惯，文昌人自己种咖啡，很多人还会制作咖啡粉。服饰方面，文昌北部有些男人的腰里习惯扎着一块布，看起来像是泰国的泰裙，这是文昌北部有不少华侨居住在泰国的缘故。
  语言方面，文昌话则是受南洋影响较多的，比如说到螺丝刀，他们的发音是“斯库”，打球出界，他们说“奥特”。
  从南洋回来的人，的确给海南带来了很多新事物，然后又迅速被人效仿，这让我想起刚改革开放那阵子，很多地方流行广东话的情形。
  不过，最初海南和南洋的关系只是单向的外流，下南洋的人赚了钱，再把钱汇回海南，购地置业。琼海现存有一个蔡家大院，就是蔡家从印度尼西亚赚钱回来建造的，他们把水泥等建材运回来盖房子，也带回了南洋的文明。但是蔡家大院建好后却一直很少居住，他们家人也很少回来，以后这个院子又一直作为公家的粮仓，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归还蔡家。
  华侨的命运就是一部深厚的南洋历史
  华侨的命运与下南洋息息相关，而一部下南洋的历史，又包容着千万个华侨家庭的酸甜苦辣。这其中就有海南摄影家黄一鸣的一家四代。黄一鸣的祖父是早年去印度尼西亚的劳工，他的父亲和叔父也是在那里出生的，此后祖父被日本人杀害，留下他的祖母带着两个孩子。他的外祖父陈水粦，1911年出生在印度尼西亚。1953年回国时，祖父一家与外祖父一家已经在印度尼西亚拥有了房子和车。回国后，他的父亲黄志坚和母亲陈月娥分别进入了华侨补习学校，后来相识相爱。1958年，父亲被分配到三亚，1959年，母亲跟随父亲来到了海南。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个家庭受到了冲击。
  “因为奶奶从来没回过老家，她根本记不清爷爷的家乡是哪里的，全家人就被审查，调查小组按照她提供的地址去查，发现村里没有这个姓的，就认为我们来历不明，有特务嫌疑。”黄一鸣说，“后来奶奶嘴里无意中蹦出了一个村名，调查组又去查，还好，这次问到了，村里的亲戚说，是有一个姓黄的人早年去了南洋。现在有人找上门来，村里的亲戚很兴奋，以为发了大财。”
  “这之后，从老家来了几拨人要钱，给过之后又有人来，有的亲戚还说：‘你们上次给错了，我才是你的亲戚，那个是远亲。’后来，他们就跟老家人逐渐失去了联络。”
  尽管弄清了出处，黄一鸣的父亲黄志坚还是被送到干校劳动改造，一年多后又被送到陵水县修水库；因为受到牵连，他的母亲陈月娥在1968年也被赶到了一个黎村，当起了乡镇医生，一直到1978年才回到县城。
  陈月娥至今还记得她曾经的遭遇。老公被劳动改造，自己也受到批判，弄得精神恍惚，有一天在给病人打针时，把本应该注射给一个病人的药，注射给了另外一个病人，导致病人药物过敏，幸亏发现及时，才没有酿成大错。
  “有一次我带着孩子去干校看他爸爸，他的领导不让我住在那里，下午六点多，我不得不带着孩子往回走，走了一个多小时的路才出山。山上有一条小路，两边都是树丛，一条蛇刚好挡在路中间，我不敢过去，就丢小石子过去，那蛇也不动，眼看着天快黑了，我从旁边找了一条棍子，闭上眼睛朝前面一阵乱打，蛇溜走了，我们这才过去。”
  陈月娥说，刚开始自己也会抱怨。在印尼时，她想开缝纫店，还教了三个徒弟，现在回到国内建设，却被赶到了村子里。而且一回到国内，一家人就分开了，弟弟留在香港，伯父到了江西，爸爸去了韶关，两个堂妹，一个留在广东，一个留在深圳。黄一鸣的外祖父有个哥哥，回国后去了江西赣州，如今一直生活在那里，过得并不太好。而外祖父的妹妹，如今还在巴厘岛居住，她生养了七个女儿，养大了一个儿子，还收养了一个女儿。
  这些其实只是从南洋归来的华侨家庭的一个缩影，还有一些人，只留下一些让人唏嘘的故事。比如抗战期间，为了支援滇缅公路运输，陈嘉庚去南洋招聘了一批南洋机工，专门负责驾驶和维修这些卡车。先后回国的9批南洋机工共3100多人，有一个机工的后代曾经专门去查过档案，发现其中海南华侨的比例最高，有800多人，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再见吧，南洋》。
  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中说：“海南地方不大，但是海南人的革命性大。”
  就教育来说，南洋华侨对海南的贡献也数不胜数。海南著名的教育家钟衍林，是如今海南中学的创办人。1924年，钟衍林借用府城东门苏泉书院为课室，创办了琼海中学，从校长到教员均是义务兼职，只有一名清洁工每月领取工薪10元钱。1930年到1936年间，钟衍林数次奔赴东南亚各地，向侨胞募捐，增建了规模宏大、造型壮观的教学楼、游泳池和体育馆。然而，一生为海南教育奔波的钟衍林，1956年却惨死在广东监狱里。
  1947年设立的私立海南大学，曾一度成为战时中国教育的“南疆文化中心”，同样离不开琼侨的倾心相助。该校董事会15人，除了张发奎为广东人外，其余皆为海南籍。宋子文、陈策、王俊、韩汉藩、黄珍吾、郑介民、颜任光、陈序经、梁大鹏、云竹亭等，均为当时政界、学界和商界卓有成就的人物，而在海大的9名博士中，便有8名是海南人。1950年5月，海南岛解放，私立海南大学随之变成南方大学海南分校，原来的留洋博士和教授们都因海外关系复杂大多被迫离开大学，有的在之后的运动中被执行死刑。这所在时代剧变中做着“强国梦”的大学只存在了3年，便早早地退出历史舞台。
  缺乏身份认同的南洋文化正在消退
  1949年之后，意识形态阻断了海南和南洋的正常交流，原来当地人通过船只往来，现在变成了单向的资金输入，也造成了很多悲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受“输出革命”的影响，东南亚风雨飘摇，许多华人最终遭受残酷镇压，有关资料记载柬埔寨杀了200万人，实际上被杀的很多有钱人都是华人。在采访单正平教授的时候，他告诉我，曾经有一位海南人，在国外遇到一个柬埔寨的华侨同乡，提及这段历史，对方拉着他的手一直问：“这是为什么？”他没法回答。
  20世纪80年代之前，因为可以吸引资金，华侨政策允许华侨回国，但却不让家属轻易出国。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他们却变成了外国人，本来是自由自在地在海岛之间做生意，后来却把中国人的身份丢掉了。个中的苦衷的确说不清。在海口，一位留守在自家大院的老华侨跟我说：“以前大家对故土有心理认同，乡土和故国情结也重，下南洋的人始终会认为自己的根在中国，所以赚了钱就回来盖房子。在东南亚华侨聚集的地方，也会建造很多会馆，这些人的根的意识很强烈，内心深处的价值意识没有改变。”
  但是现在，一切都在悄悄改变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海南捐建学校的华侨很多，这些通常都是第一代华侨，他们对家乡怀着很深的热爱，这是一种天然的情怀。到了第二代华侨，因为记得父辈的嘱托，所以也愿意投资兴建学校，但是今天就不同了。”一个至今还有亲属在新加坡的华侨感慨，“到了华侨第三代甚至第四代，除了礼节性的问候之外，平时很少走动，国内的根已经断了，跟国内的情感纽带也松了。”
  或许真的是这样的。对于华侨三代四代来说，海南已经不是自己出生的地方，没有情感和心理的认同；而在海南，服饰、饮食也早已不是下南洋时代的生活样式了。这些都预示着，南洋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日渐式微，南洋文化的烙印也在日复一日地消退。一个时代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