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30多年，他载着冥冥中的使命坚持做着一件事情；30多年，他用强大的信念推动着中医的立法。他被称为澳大利亚中医立法之父，也使得澳大利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中医立法的西方国家。他就是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主席、澳洲中医药针灸学会联合会主席——林子强。祖籍海南文昌，出生于越南中医世家的林子强，自移居澳大利亚后，看到中医行业鱼龙混杂，地方政府几度要把中医取缔。于是，他挺身而出，没想到却从此走上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推动中医立法之路。
  “我叫林子强，是澳大利亚琼籍华人，我是一名中医，从事中医已经40多年了，在澳大利亚，我拥有自己的医馆。中医是我们的国粹，在国际医学界，有着越来越重大的影响。在澳大利亚，通过我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30多年来共同的努力，澳大利亚已成为西方第一个中医立法的国家。传播中医文化，我责无旁贷！”
  2012年12月24日，在CCTV“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评选颁奖典礼上，林子强与星云大师、成龙等10位来自世界五大洲不同文化领域的人一起获此殊荣。
  为“中医合法化”在澳奔走
  林子强，医学博士，祖籍海南文昌，出生于越南中医世家。外祖父在清末年间就是一位颇负盛名的中医，后于战乱中来到越南行医。岁月日久，他想将一身绝技传于外孙。但那时年少的林子强兴趣却在习武和画画，对中医则是边学边玩儿。直到外祖父去世后，整理老人家的遗物时，这才发现那是一个巨大的中医宝藏。林子强从此潜心研读中医，对针灸的疗法尤其兴趣浓厚。然而，平静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战火再次燃起。
  “越南排华，我就逃难坐上了小木船，船13米长，10米宽，坐了136人，差点沉了。大风浪后被救起，在一个大船里面逗留了8天，后有船送我们到印尼，在难民营里过了半年，最后澳洲政府派代表去接收难民，他们就把我收了。”
  经过大半年的流离辗转，林子强在澳大利亚开始了新的生活。他十分明确自己的人生方向，成功地考上了牙科技师。半年后，在一位当年老友的推荐下，他用针灸成功地治愈了一位多年患有肩周炎的澳洲妇女。出人意料的是，这位看似平常的患者，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女儿，她便是澳洲ABC电视台的主播。母亲康复的喜讯，让这位女主播对中医的小小银针深感好奇，她带领的摄制组，很快就走进了林子强工作的牙科诊所。就这样，林子强的针灸术在当地迅速走红。靠着长期以来的积累，林子强顺势开起了自己的中医诊所。
  1973年中澳建交后，澳洲向当时还相对封闭贫穷的中国打开了友好的大门，中医得以登陆澳洲并日渐兴盛。林子强的中医针灸诊所借得天时，迎来了络绎不绝的求医者，日均接诊患者达40到50人。为了沟通和形成行业协作，林子强随后在华人社会牵头成立了中医协会。接着，他又赴中国南京中医大学深造，获得中医学博士学位。当时，尽管中医在西方国家传播多年，仍然处于“无证驾驶”的尴尬境地。由于没有合法地位，除了针灸，林子强空有一身本事，却无法公开行医，当地人甚至用“卖草药的”这个在英语中含有贬义的用词来指代中医从业人员。
  “我们曾经有两次面临立法取缔中医的危机，所以那时候我到处游说议会里面的人，议员和部长等等，发着不同的报纸，在社团组织发起群众运动，阻止法案的通过。”
  林子强口中的两次取缔事件，首次发生在1984年，澳洲社会发展部打算在议会讨论时取缔中医。林子强事先得到消息后，立刻千方百计找到一些同情认可中医的澳洲上层人士，在议会上极力狙击社会发展部的提案，使其论证未能通过。
  时隔5年后的1989年，澳洲联邦医药管理法出台之际，其中一项条款欲将中医再度扼杀。林子强获悉后，他一边通过电视台的采访，以家族和个人的从医经历，力陈中医的实际疗效和文化历史，同时找到各大社团领袖给议员们写信，他自己更是亲自联络并说服各大区的地方议员，为中医发声陈情。
  虽然两次危机都化险为夷，但林子强已经从中清醒地认识到，中医唯有在澳洲获得合法地位，才能避免随时出现的生存危机。为了促使澳大利亚政府承认中医，林子强制定了长远的行动计划。他首先在政府公立大学中创办中医系，力图以完备的理论和学术的权威构建大众的信心。在此之前，当地的很多中医师都出自私立学院的名下，而澳洲政府对这类学历并无合法认证。林志强为此瞄准了第一个突破口。
  “1993年，我在皇家理工大学开设了一个中医部，在全世界还是首创的。有了这些作为，政府才考虑立法保护。”中医部的建立，开创了中医正式出现在西方国家公立大学的先例。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医部已经初具规模，至今已输送了硕士生、博士生累计200人，并且以白人居多。正是有了这样的社会基础，林子强和坚持为中医立法奔走的友人才有了游说政府的资本。虽然反对的声音一时还难以平息，林子强坚持耐心地一边澄清对中医的误会，一边邀请政府要员访问中国，加深他们对中医的了解和好感。经过长年的努力，为中医立法的曙光，终于在新世纪的门口呼之欲出。
  “西医工会极力反对，因为如果立法，地位是和他们平等的，他们就不大愿意，他们也不知道中医要在中国念五年的本科，才可以行医。所以我要经过很多努力去游说政府，带着政府高官、部长们去中国访问，来来回回也经过了二十几、三十年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
  2000年5月，维多利亚州正式通过了《维多利亚州中医注册法》。这是西方中医史上的第一部中医法，它使中医首次在西方获得了与西医相等的法律地位。从维州中医立法的成功经验，再推广到澳大利亚全国，这中间又经过了漫长的12年。几经努力，2009年5月8日，澳大利亚卫生部长会议批准将中医列入“全国医疗行业注册和审核计划”，2012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林子强也因此被媒体称为“澳大利亚中医立法之父”，并被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颁授“杰出贡献奖”。
  交谈中，林子强坦言，如果不是为了促使中医立法，在政坛一向左右逢源的他应该早已加入工党，或许还当上了参议员，那样的话收入更为可观，还会享有丰厚的退休金。但林子强说他从不后悔，因为自己做的是造福后代的事业。
  丹麦的中医文化践行者——潘辅伟
  在遥远的北欧大陆，同是中医师的潘辅伟，用着神奇的针灸疗法驱除了久治不愈的病魔，让西方人啧啧称赞，一根小小的银针，正将中医文化在丹麦的哥本哈根精彩演绎。
  说起丹麦，人们很容易想到丹麦作家安徒生的童话故事，其中脍炙人口的《卖火柴的小女孩》，至今仍是我国小学课本的入选作品，那个凄婉的童话故事，打动了几代人的心灵。而对于土生土长在海南
  的潘辅伟来说，丹麦还是难免过于陌生，直到他30岁的时候，远在丹麦的叔公才让他见识了天寒地冻的北欧风情。
  “那个时候丹麦刚好处于发展阶段，缺少员工，叔叔开了一个餐馆，叫我们去帮他，我就跟两个人去那边帮他。”
  早期落脚丹麦的中国人数量有限，总体学历偏低，大多语言不通，只能从事餐饮和服务行业，时间长了，在“老丹麦”中也出现了一些从事贸易的商人。在国内干过农机厂技工的潘辅伟，起初也从餐饮行业做起，认识了自己的夫人后，他对未来开始了新的规划。“针灸是我们的国粹，针灸慢慢地在丹麦流行起来，所以我就考虑转行，到北京中医药大学专门进修，后来回来开诊所。”
  在丹麦，由于气候环境与国情和国内不同，看病都是采取预约的方式，这就需要一定的知名度作为社会基础。作为一个毫无名气的中医针灸馆，潘辅伟一开始的生意极为惨淡，他曾一度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后来，随着一些被医院诊断为疑难杂症病人的光顾，潘辅伟的诊所才开始有了客源渠道。
  “医院治不了的杂症，吃药也吃了很多，他们也想试试别的方法，所以有的时候你给他治好了，他觉得很惊奇，所以针灸现在在国外还是很流行的。”几根针，搭个脉，望闻问切的，这些在外国人眼中就如同中国功夫一般神奇。针灸的极大优点之一就是它没有副作用，那看似漫不经心的扎针，并不是简单的物理疗法，而是对人体血脉运行的精准把握。在密集的药物治疗之外，针灸是一支巧灵的“点睛之笔”，这也是不少丹麦人看好针灸的主要原因。
  “印象最深的一个病人是一个老太婆，五六十岁被车撞，在医院治疗了5年，但是脖子不能动，就来找我。我给她扎针，第一次扎她脖子就开始动了，很神奇，我给她扎了10次，全部好了。她老公是过敏性鼻炎，服了30年的药也不好，我就给扎了一次，他后来打电话说不吃药了。”
  多年的行医经历，让潘辅伟积累了不少人脉，日子悠闲而惬意。由于丹麦是高福利的国家，潘辅伟在从事了17年的针灸诊疗后选择了退休。平日里，他偶尔会给老朋友扎扎针，也顺便和他们交流中医心得，谈谈传统的观念。他说，针灸让他找到了快乐，治病救人使他找到了人生的价值。
  中医药“走出去”，离不开华侨华人这支不可替代的力量。华人中医执业者正是中医走出国门的最好的使者和桥梁。一直以来，经过无数中医师的坚守、发展和推广，中医常以奇迹般的疗效让人大开眼界，逐渐受到大众的追捧。中医药来自中国人几千年的探索和总结，中医理论扎根于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土壤，它们无可估量的价值不容也无法抹黑。世界从来都是多元化状态，也许，中西医学乃至中西文化的并包共存，才是人类和平幸福的长远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