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内容
1961年7月，机关干部下乡蹲点。那一年我的履历表里第一次“挂长”（工作组长），带领崖县农业局陈良明，县邮政局蒙永平，县商业局韩植光、陈家齐四人，到保港公社头灶大队去“保卫三面红旗”，时近两年。
那时真是少不更事，但都尚能知人善任。农业局老陈，伶牙俐齿，侃侃而谈。他大会发言时，总是豪言壮语，咳唾成珠；汇报工作时，都是欣欣向荣、春暖花开。因此，我就举贤荐能，安排老陈当资料员，负责搜集情况按时向公社汇报。平日大家都雅称他“陈资料”，但他却开玩笑“自圆其说”自我提拔为“情报处处长”。
12月，寒潮突然南下。县委紧急电示：人要加被，牛要加衣，务必确保人畜安全过冬。我们根据上级的指示，把民政部门拨来的防寒衣物及时发放到少衣缺被的群众手上。同时又兴师动众组织发动全大队妇女，全力以赴，争分夺秒，画火御寒。以稻稞草细针密缕编织“牛衣”，让牛群回栏归宿时，把它披盖绑好在牛背上，以助取暖防寒。晚上民兵巡逻时发现，牛衣被牛互相“蚕食”，几乎一丝不挂。民兵连长林圣利，急急忙忙地跑到了大队办公室向我们报告说，牛衣已被牛吃掉了，那些畜生真是不知好歹，现在怎么办？你们还有布票吗？弄得我们一时瞠目结舌，当断不断，不知所措。
直到今天，我仍深深地记忆，大队办公室墙头上挂着的那个“红星牌”吊钟，和放在桌面上的那只“春雷牌”收音机。那个“先天下足”的旧吊钟，要人用手接二连三使劲地摇动，才能死去活来，周而复始地行走两三天；“春雷牌”收音机呢，也要人在上面狠狠地擂它几个重拳，才能闻风而动，少头无尾，支离破碎地发出几声狮吼之声音来。
村里人称呼的那位“积极婆”，在我的脑海中总是挥之不去她的身影与动作，仿佛她就站在我的面前一样。当年正在全面贯彻落实农村“保两头、动中间”（保证小孩、老人基本口粮，中间按劳动工分分配）的政策，她不遗余力、废寝忘食地去抢工分，风里雨里，总留下她深深的脚印。最能使我终生难忘的是那年九月的一个晚上，“积极婆”参加队里掏西瓜仁，人坐在一张长条靠椅上，前面放着两箩打仁西瓜，准备在睡觉前把箩里西瓜仁掏掉，多换几个工分参加分红。不知道她一边掏一边想着什么事儿，脑袋靠在椅背上，辫子挂在椅背后，马尾巴似的吊在椅后。双手则瘫在怀里，众目睽睽地在公共场所睡熟了。我看见“积极婆”用这种睡姿在大众眼皮之下，打呼噜已经是不止一次了。
我们的“三同户”姓林，大家尊称他“林大伯”。为人憨厚平和，常穿着中式大裆裤，鼓鼓囊囊的。那年工作队就在他们家里过“革命化”的春节。按照崖州习俗，除夕祭祀先人享以小公鸡一只为主祭品，寓意祈求添丁入室。那天中午，林大伯早有三分醉意，人脸比春联还红，一时糊涂，辨不清“芋头番薯，关公妈祖”，因此便“错杀”了一只小母鸡备做供祭品。林大伯接受老伴的“训诫”后，又杀了一只小公鸡备用，才算息事宁人。因为晚了一步才到食品站去，林大伯只凭肉票买到半个猪头和一条猪尾巴什么的，所以就使用鸡、猪“同笼”法，草草地以炭火窝在一口铁罐里，以备上桌供奉。
那些年，市面尚未兴摊上卖春联。村人买回红纸就请村里的先生班首写对联。除夕日，我们工作组全班人马都聚首在主人家里，共庆新春。为了增添节日欢庆乐趣，陈良明提议，“三同户”春联就由组长当枪手好了。老韩也响应附和说，组长坐拥书城，遣排笔阵，写春联一事，非他莫属。推也推不掉了，便请他们四脚八手地搬来主人那张四条腿子像患风湿病似的，颤巍巍的桌子，放在前庭院子里，又借来村里写字匠那支秃头毛笔，割纸铺案，松墨研水。至此地步也是藏拙不得的，就略打腹稿，不自量力地写下楹语曰：
鸡母鸡公都不论，
猪头猪尾只要肥。
横批；双凤朝阳。
春联张贴在“三同户”庭前。然后看看贴上的春联，又看看供在桌上的祭品。只见“双鸡”延颈做司晨之状，与猪头拱土寻食之态，禁不住便会意颔颔头，自以为是所写之联语，基本切情、切景、切理，联语尚属不恶。
那时真是少不更事，但都尚能知人善任。农业局老陈，伶牙俐齿，侃侃而谈。他大会发言时，总是豪言壮语，咳唾成珠；汇报工作时，都是欣欣向荣、春暖花开。因此，我就举贤荐能，安排老陈当资料员，负责搜集情况按时向公社汇报。平日大家都雅称他“陈资料”，但他却开玩笑“自圆其说”自我提拔为“情报处处长”。
12月，寒潮突然南下。县委紧急电示：人要加被，牛要加衣，务必确保人畜安全过冬。我们根据上级的指示，把民政部门拨来的防寒衣物及时发放到少衣缺被的群众手上。同时又兴师动众组织发动全大队妇女，全力以赴，争分夺秒，画火御寒。以稻稞草细针密缕编织“牛衣”，让牛群回栏归宿时，把它披盖绑好在牛背上，以助取暖防寒。晚上民兵巡逻时发现，牛衣被牛互相“蚕食”，几乎一丝不挂。民兵连长林圣利，急急忙忙地跑到了大队办公室向我们报告说，牛衣已被牛吃掉了，那些畜生真是不知好歹，现在怎么办？你们还有布票吗？弄得我们一时瞠目结舌，当断不断，不知所措。
直到今天，我仍深深地记忆，大队办公室墙头上挂着的那个“红星牌”吊钟，和放在桌面上的那只“春雷牌”收音机。那个“先天下足”的旧吊钟，要人用手接二连三使劲地摇动，才能死去活来，周而复始地行走两三天；“春雷牌”收音机呢，也要人在上面狠狠地擂它几个重拳，才能闻风而动，少头无尾，支离破碎地发出几声狮吼之声音来。
村里人称呼的那位“积极婆”，在我的脑海中总是挥之不去她的身影与动作，仿佛她就站在我的面前一样。当年正在全面贯彻落实农村“保两头、动中间”（保证小孩、老人基本口粮，中间按劳动工分分配）的政策，她不遗余力、废寝忘食地去抢工分，风里雨里，总留下她深深的脚印。最能使我终生难忘的是那年九月的一个晚上，“积极婆”参加队里掏西瓜仁，人坐在一张长条靠椅上，前面放着两箩打仁西瓜，准备在睡觉前把箩里西瓜仁掏掉，多换几个工分参加分红。不知道她一边掏一边想着什么事儿，脑袋靠在椅背上，辫子挂在椅背后，马尾巴似的吊在椅后。双手则瘫在怀里，众目睽睽地在公共场所睡熟了。我看见“积极婆”用这种睡姿在大众眼皮之下，打呼噜已经是不止一次了。
我们的“三同户”姓林，大家尊称他“林大伯”。为人憨厚平和，常穿着中式大裆裤，鼓鼓囊囊的。那年工作队就在他们家里过“革命化”的春节。按照崖州习俗，除夕祭祀先人享以小公鸡一只为主祭品，寓意祈求添丁入室。那天中午，林大伯早有三分醉意，人脸比春联还红，一时糊涂，辨不清“芋头番薯，关公妈祖”，因此便“错杀”了一只小母鸡备做供祭品。林大伯接受老伴的“训诫”后，又杀了一只小公鸡备用，才算息事宁人。因为晚了一步才到食品站去，林大伯只凭肉票买到半个猪头和一条猪尾巴什么的，所以就使用鸡、猪“同笼”法，草草地以炭火窝在一口铁罐里，以备上桌供奉。
那些年，市面尚未兴摊上卖春联。村人买回红纸就请村里的先生班首写对联。除夕日，我们工作组全班人马都聚首在主人家里，共庆新春。为了增添节日欢庆乐趣，陈良明提议，“三同户”春联就由组长当枪手好了。老韩也响应附和说，组长坐拥书城，遣排笔阵，写春联一事，非他莫属。推也推不掉了，便请他们四脚八手地搬来主人那张四条腿子像患风湿病似的，颤巍巍的桌子，放在前庭院子里，又借来村里写字匠那支秃头毛笔，割纸铺案，松墨研水。至此地步也是藏拙不得的，就略打腹稿，不自量力地写下楹语曰：
鸡母鸡公都不论，
猪头猪尾只要肥。
横批；双凤朝阳。
春联张贴在“三同户”庭前。然后看看贴上的春联，又看看供在桌上的祭品。只见“双鸡”延颈做司晨之状，与猪头拱土寻食之态，禁不住便会意颔颔头，自以为是所写之联语，基本切情、切景、切理，联语尚属不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