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内容
金秋时节，偕元糸兄去溪口参观蒋介石祖宅“蒋氏故居”。
蒋氏故居坐落在山环水绕、风景佳丽的锦溪村。故居头枕武岭山，面临锦溪河。那清澈流丽的溪水川流不息，轻轻地从村前默默地向东流淌着。
那天，细雨如烟，山色空蒙。此刻的蒋氏故居，更加显得清幽、恬静，但仍能隐约地读出一缕远去的历史春秋。
在溪口，得读王舜祁先生《关于蒋介石母子身世的再调查》。老先生在行文中叙述：“1929年，由蒋介石资助兴建的武岭学校，整体设计按西欧风格构筑，占地百亩，内设农职部（类似农业中学）、小学部、农场、医院、雨天健身房、教堂式的大礼堂。学校落成典礼日，蒋介石以校长的身份，披红戴花，在讲台上接受各界祝贺。”
在王舜祁先生的回忆文章里，我发现了蒋介石也和平常人一样，他对家乡传统的粗犷骁勇、热烈欢腾的民间舞蹈——“舞龙灯”，十分尊重和喜欢。王氏在本人的文章里回忆说，武岭学校落成典礼前，蒋介石遵照溪口村俗，新屋落成要有龙灯来压宅。蒋介石谙熟世故，亲自钦点奉化地区最有名的“老龙”——条宅舞龙队来为新校舍舞龙灯，以龙贺吉。舞龙灯时，蒋介石端坐在台上观看，与民同乐，兴味盎然。结束时，他彬彬有礼，礼贤下士似的，给每个舞龙队员奖封大洋100元。仍嫌礼轻，不够意思，当场又再添封一半。在那个年头，蒋介石也有一颗“率由旧章”和安常处顺的心态。
在故居的小洋楼二层楼上，挂满了宋美龄尺幅万里和目不暇接的画作。作品展出了宋美龄至今鲜为人知的多才多艺，内秀文恬的气质。我站在主人画的《兰草图》前，兰草丛丛簇簇的，开着蓝色的花朵，花色虽不迷人，但甚惹人喜爱。她画的水仙和花鸟，多以深墨为面，淡墨为背，形象生动而自然。她的作品不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有着不让须眉之势。
在蒋氏故居里，仍旧遗存着一块“以血洗血”的石碑，为蒋经国手书。据说原已有勒石竖于丰镐堂里，以示其母毛福梅罹难处。我是匆匆来迟的旅人，原石碑当然无缘见过。现立于“小洋楼”里的这一块，是否原来竖于“丰镐堂”的石碑后被搬移过来重新竖于新地址，其情未得而知。然而我发现今天立于新址的这块石碑，落款为：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经国泣书。
读《20世纪中国全纪录》：“1939年12月12日，浙江溪口镇蒋介石祖宅被日机炸毁。”又据，为蒋经国专开汽车八年之久的司机毛宁邵先生的回忆文章《记蒋经国自赣千里奔母丧》称：“1939年农历十一月初二（12月12日，笔者注，以下同），蒋经国惊悉溪口祖居被炸，其母存亡未卜。初三（12月13日）我自江西赣州开车送蒋经国回老家。汽车疾跑1000多公里，初四（12月14日）才赶回到了溪口”。再据王天苍先生《溪口墨宝》一书载：“当时，蒋经国在江西赣州任专员，接到账房先生唐瑞福的电报后，携带妻子、儿女，仅一天时间，便抵老家。进家门见其母亲尸体，失声痛哭，立誓报仇雪恨，遂取笔含泪题写：‘以血洗血’四个大字。”
人在悲愤填膺时，常常有此壮举，这也是情理中事。所以，根据上述史料和多名当事人的回忆文章，蒋经国“以血洗血”泣书，似应发生于12月14日抱尸痛哭之时，而不是时隔11天之后的12月25日。照这样看来，是否后来立碑者一时不留意，而将勒石之时的12月25日误为泣书之日即镌在碑上，我想也是有可能的吧。
蒋氏故居坐落在山环水绕、风景佳丽的锦溪村。故居头枕武岭山，面临锦溪河。那清澈流丽的溪水川流不息，轻轻地从村前默默地向东流淌着。
那天，细雨如烟，山色空蒙。此刻的蒋氏故居，更加显得清幽、恬静，但仍能隐约地读出一缕远去的历史春秋。
在溪口，得读王舜祁先生《关于蒋介石母子身世的再调查》。老先生在行文中叙述：“1929年，由蒋介石资助兴建的武岭学校，整体设计按西欧风格构筑，占地百亩，内设农职部（类似农业中学）、小学部、农场、医院、雨天健身房、教堂式的大礼堂。学校落成典礼日，蒋介石以校长的身份，披红戴花，在讲台上接受各界祝贺。”
在王舜祁先生的回忆文章里，我发现了蒋介石也和平常人一样，他对家乡传统的粗犷骁勇、热烈欢腾的民间舞蹈——“舞龙灯”，十分尊重和喜欢。王氏在本人的文章里回忆说，武岭学校落成典礼前，蒋介石遵照溪口村俗，新屋落成要有龙灯来压宅。蒋介石谙熟世故，亲自钦点奉化地区最有名的“老龙”——条宅舞龙队来为新校舍舞龙灯，以龙贺吉。舞龙灯时，蒋介石端坐在台上观看，与民同乐，兴味盎然。结束时，他彬彬有礼，礼贤下士似的，给每个舞龙队员奖封大洋100元。仍嫌礼轻，不够意思，当场又再添封一半。在那个年头，蒋介石也有一颗“率由旧章”和安常处顺的心态。
在故居的小洋楼二层楼上，挂满了宋美龄尺幅万里和目不暇接的画作。作品展出了宋美龄至今鲜为人知的多才多艺，内秀文恬的气质。我站在主人画的《兰草图》前，兰草丛丛簇簇的，开着蓝色的花朵，花色虽不迷人，但甚惹人喜爱。她画的水仙和花鸟，多以深墨为面，淡墨为背，形象生动而自然。她的作品不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有着不让须眉之势。
在蒋氏故居里，仍旧遗存着一块“以血洗血”的石碑，为蒋经国手书。据说原已有勒石竖于丰镐堂里，以示其母毛福梅罹难处。我是匆匆来迟的旅人，原石碑当然无缘见过。现立于“小洋楼”里的这一块，是否原来竖于“丰镐堂”的石碑后被搬移过来重新竖于新地址，其情未得而知。然而我发现今天立于新址的这块石碑，落款为：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经国泣书。
读《20世纪中国全纪录》：“1939年12月12日，浙江溪口镇蒋介石祖宅被日机炸毁。”又据，为蒋经国专开汽车八年之久的司机毛宁邵先生的回忆文章《记蒋经国自赣千里奔母丧》称：“1939年农历十一月初二（12月12日，笔者注，以下同），蒋经国惊悉溪口祖居被炸，其母存亡未卜。初三（12月13日）我自江西赣州开车送蒋经国回老家。汽车疾跑1000多公里，初四（12月14日）才赶回到了溪口”。再据王天苍先生《溪口墨宝》一书载：“当时，蒋经国在江西赣州任专员，接到账房先生唐瑞福的电报后，携带妻子、儿女，仅一天时间，便抵老家。进家门见其母亲尸体，失声痛哭，立誓报仇雪恨，遂取笔含泪题写：‘以血洗血’四个大字。”
人在悲愤填膺时，常常有此壮举，这也是情理中事。所以，根据上述史料和多名当事人的回忆文章，蒋经国“以血洗血”泣书，似应发生于12月14日抱尸痛哭之时，而不是时隔11天之后的12月25日。照这样看来，是否后来立碑者一时不留意，而将勒石之时的12月25日误为泣书之日即镌在碑上，我想也是有可能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