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元朝初期，元世祖忽必烈，借《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为“大元”。这一举措，博得汉人的拥戴。忽必烈又善于恢复正常的统治秩序，因此国势日趋金汤。同时忽必烈更会相机行事，在全国积极推行“优农”政策，努力削减对人民的赋役负担。一方面大力兴修水利，一方面又奖掖垦荒，促使农业生产一时得到了相应的发展。正值此时，黄道婆生活在崖州，正好赶上了“好日子”。崖州的宁远河流域，在元初时，处处种满了棉花，故史上有“有地皆棉”的美称。崖州人的院落内，民以种一棵棉花为一种景观，州人寓意丰衣，也多见他们植以棉株为诉求。直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我家的羊栏边，仍遗存有一株老棉树，花期满树皆白，煞是好看。崖州人素有教女学织的传统，同内地人教女儿习“女红”一样。因此，女子从7岁起，便要坐在母亲的纺车旁学习拧纱条，故便有了崖州“有女皆学织”的传统。黄道婆置身崖州时，正是棉纺繁华时期，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纺车呀呀的繁忙景象。这里有一首古老的崖州歌谣，可以足以证明当时的情形：
  棉花开时白鲜鲜，
  侬手不离纺织机，
  哥摘棉花不怨苦，
  侬纺纱条到鸡啼。
  黄道婆年轻时，就虚心向崖州妇女特别是黎族姑娘学习棉织纺艺。她的到来，当地妇女相待如宾，毫无保留地教给了黄道婆一套完整的棉纺工艺技法。从脱棉籽、拧纱条至分纱条的工序等。又亲手扶着她第一次踏上了纺车。黄道婆心灵手巧，一经黎家姑娘的点拨，便如老马识途。不用多时，便当行出色。她细心观察了黎族妇女千姿百态的黎族花裙图案而成竹于胸。年长之后，更是心慕手追。故此，黄道婆后来织出来的黎族筒裙与“崖州双面被”，真的达到了乱真的地步。
  黄道婆又在黎族妇女织绣的“团凤”图案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她把黎家绣被上原来长了尾巴短了翅膀的凤凰画面，去偏就正，使得原先的“团凤”栩栩如生，准确完美。我仍记得，1952年，我的娘子嫁到我家里时，丈母娘亲手织成的两份“压彩”崖州斑布（崖州习俗，娘家送给郎家的礼物，称萧规曹随的，压彩布）和一床崖州双面被，我猜都是依葫芦画瓜，按传统纺织的图案，而以精细的手工操作而制出来的吧。
  现在，我的手头上仍珍藏着20多件崖州斑布和黎族“龙被”等纺织品，都是清、民两代的遗存织品。所有这些藏品，均反映了崖州织女特别是黎族妇女的聪明才智。所有这些崖州古时织艺，也给黄道婆后来的研究与进步，夯实了改革基础，为黄道婆成为中国第一个惊天动地伟大的纺织革新家，创造了先决的条件。不久，黄道婆又改革了黎族的对口开襟、无领、胸襟绣有花纹的黑蓝色“婚服”，她改以用红、黄二色相配，成为婚服的主要色调，在构图上增加了两人携手同行的画面，加强了喜庆情爱的氛围，从内容上丰富了原来较为单调的“团凤”“棋局”等图案，博得众人的喜欢。改革设色后的“婚服”，更体现了人的性味，使得年轻的姑娘穿出了青春之美，年长一点的妇女，也穿出了秋色之艳，表现出黎族姑娘仪态大方优雅之特色。不怪，时至今天，崖州人人都会唱这首脍炙人口的古
  老民谣：
  黎妹子，
  穿筒花；
  不嫁民，
  欲嫁官；
  妹穿裙，
  官喜欢；
  穿出门，
  人人夸。
  由此可见，由崖州黎族妇女共同绣织，后经黄道婆改革创新的黎姑“婚服”，在其织绣技艺上的巧夺天工，呼之欲出的动人画面与魅力之所在。
  黄道婆从青少年时代起，就一直吮吸着崖州大地母亲的“乳汁”，使她不断地成长与丰足自己，因此，她能在纺织工具上做出重大的革新和伟大的贡献。黄道婆似印刷工校改印刷清样一样，经过无数次印刷清样的校改，最后将原先落后的旧式纺织工具，改造成一套扦、弹、织、纺工具（搅车、椎弓、三锭脚踏纺车等）。技术的革新，推动了生产的成倍提高，促进了崖州的棉纺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社会需求的保障。
  元贞年间（1295—1296），黄道婆远别崖州，回到了上海乌泥泾。她把在崖州完成的棉纺技术，教示给当地人纺织“崖州斑布”“崖州被”和黎族特有的“双面被”。这类纺织品很快地从上海畅销到全国各地乃至西欧世界，备受人们的喜爱。特别是崖州被和“双面绣”织艺早已闻名于世，崖州的纺织业，也早已影响世界各国近400年。故西方人称：“中国的棉布，穿暖了他们西方人的祖先。”这里不能不归功于中国伟大的女棉纺革新家——崖州大地母亲哺乳出来的“中国衣被之母”——黄道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