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内容
三亚逸事耐人寻
三亚人与士林蓝婚装
三亚（崖县）人，性格率朴，思想传统，虽今实古，他们对士林蓝布情有独钟，好像士林蓝耐看些，对它仍有兴味。因此，过去人们的长衫短裤，里里外外，连女人衣襟前那条小小的防污肚幅，也要用士林蓝缝制。特别是结婚时的男女服饰，最是讲究用士林蓝料子做的。难怪呢，早在民国时代，三亚就有一首童谣唱道：
士林蓝，
晶晶蓝。
色彩好，
说不完。
做裙穿，
嫁大官。
谁来娶？
蒋委员。
这支三亚童谣，唱出了士林蓝蕴含的丰厚的文化信息；唱出了士林蓝华美高贵的品质；更道出了三亚人对士林蓝布的审美情趣。因此，士林蓝就赢得了三亚人的格外珍爱和信任，所以，它自然就成了当地人男婚女嫁时百里挑一的首选的布料子。
我少年时，曾听家父说：民国十九年（1930），林瑞川在三亚集资创办“广琼粤盐业公司”，需要大量的劳力开垦盐田。工期六个月为限。当时屋后的老张公，即招集屋边的陈福昌、周运祥和他以及村里的十多名青年，大哥带小弟，老友跟新朋的，一、二、三，一齐来到了月川给林瑞川大盐主做盐工。去的人中许多人那时都已结了婚，每人都有一套士林蓝，也即随身带去。崖县人，出门讲脸皮（方言，重仪表），顾大路（知廉耻）。他们带去工棚的士林蓝，不到要紧时刻大家都舍不得穿。崖县人的老话头：“有吃没吃肚里匿，有穿没穿身上装。”家父带去的士林蓝在六个月的工期里，只穿过两次：到林府集合点名时穿一次；“双十节”（10月10日，国民党国庆），去三亚港看运动会时再穿一次。平日挑土做盐田，只穿粗布衣，士林蓝多时都让它歇着。
一天，林瑞川大盐主带着3名管工员，到四区（崖县第四区，旧称）工地查察。盐主看见他们光着上身（光膀子）挑土，汗流满身时便说：“太阳晒，大家不穿衣，不好吧。”陈福昌嘴快不遮拦的，直说：“林先生，我们各人都有士林蓝的，就怕汗水咸会割破。”似担心别人不知道他也有士林蓝的样子。
几天后，林瑞川派人送来4箱衣服，全都是给第四区工棚盐工的，每人分得“肥子蓝”上衣两件和布制褡肩两个。此外，还有蛋炒饭，一粒粒饭，干干的，又油又香。
事后大家都说，林瑞川，重乡谊，人亦谦和。
此外还有呢，我老家，有一位名叫苏五的，早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在外省劳军。人一去，七年八载的，直到抗日胜利才返归故里。无朋无党，挂单孤居。最后于1950年10月才娶得了九所村一女人为妇。他终于也得以穿上了士林蓝去做新郎。结婚日，有一婚联戏弄曰：
五十当郎仍未为晚，
四八出阁其乐如何。
1953年“五一”劳动节，崖县第四区在九所大操场举行运动大会。有个半生半熟的人问及苏五婚事。老苏善戏谑，颇能谈谐，就用唱崖州民歌的方式脱口而出，回答了那位朋友的询问：讲给你听你好彩，
结婚三年谁都知，
指手示你看落眼，
身穿士林蓝这个。
沧海桑田，依然如故。不晓得从什么年代起，士林蓝缝制的服饰，就成了崖州人结婚的符号。
时至1954年9月，我出来做事。第二天接崖县县委组织部的电话，约去部里填表入档。我换上了结婚时穿的士林蓝，按时到了组织部。蔡水林部长从他办公桌的抽屉里取出一张“干部登记表”，交到我的手中然后说，请按表格的内容要求认真填写，不明白的地方问好后再填。我很快地把表填好。只有“婚姻状况”一栏，因怕羞不便问，即留下了空格子。
蔡部长接过填好的表格，扫了一眼，再看我当时一身士林蓝打扮，他就不假思索地在“婚姻状况”的空格子里，替我补填上“已婚”二字。然后问我：“对不？”
我拍额愧笑，又点点头……
又是一年春草绿。2016年10月31日早上，我在河东路散步，碰上20年前的晚辈朋友刘坚。他阅读量大，金睛火眼似的，便发现了我在外地的《服饰文化》杂志上写的作业——“试谈三亚士林蓝服饰功能”的文字，因此，他客气地对我说：“想借问一下，您当年穿士林蓝的感觉如何？”恰到好处，事适其时，我就用躲懒的方法，也借航天员陈冬在太宫观察美景时的三句话：
“哇，很漂亮！”
“特别漂亮！”
“爽！”
来回答刘坚。
鸡姑娘与鸡青年
1955年，海榆（海口至榆林）中线公路通车。从此，南来北往，人流日众。当时三亚人民市场设在现今的三亚市第三小学的地址上。每天早上8点钟，市民们招群合伴扛着竹笼去买鸭，驻军则套上高头大马拉车来买鸡。熙熙攘攘，市声尘上，市场繁忙……
崖县人民政府设立县食品公司，统一管理肉类和家禽供应。派何光祥（琼海人）任三亚市场食品经营处主任。我当时在公司服务，和老何同事。
一天，榆林驻军“噼里啪啦”地拉着马车到三亚市场购买近100只活鸡。那时鸡类供应分为不同的品种和价格。解放军一向管理严格，因此，司务长要求小母鸡和小公鸡，分列出来开发票，以备后勤处检查。负责开发票的收款员梁彬华，则把小母鸡和小公鸡，按三亚人的方言称谓，将前者写为“鸡奴子”（雌性），后者写成“鸡角子”（雄性）。因司务长是外地人，当然不明白三亚人这个叫法，就恳求老梁重新开发票，并且建议，把前者称“小母鸡”、后者叫“小公鸡”便得了。老梁说，怎么能称得上，称它为母者尚未下蛋；叫它做公者，又不见啼笼（不见打鸣），岂能有资格呼母称公的？若是被工商联检查出来罚款时，谁来补税？因一时交涉不妥，因此双方的心情都不甚好。无奈，老梁自默一阵子后，就拿起笔在发票的背后写上几十字，作为“补充”说明交给了司务长。但是对方看完却也一声不响的。
何光祥，毕竟是中学语文教师出身的。他暗暗地赞赏这位司务长的谨慎态度和工作认真的精神。为了达成共识，他像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写《醉翁亭记》时，原稿用几十字描写滁州风光，经过字斟句酌，最后剩下“环滁皆山也”五个字。何光祥学着欧阳夫子的修辞方法，而且极为有趣的仅用——“鸡姑娘”“鸡青年”六个字，又重新开了一张发票，同时更明确地分列出：品种、单价、总金额，然后把写好了的发票单交到了司务长手中。真是：一锤定音，定性准确。从此“鸡姑娘”“鸡青年”的称谓，在三亚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里便广为流传了。
童承业的“电子脑”
童承业，三亚市港门村社区人。1955年2月在崖县食品公司三亚食品站当饲养员。因为“上帝”给他生了一个好脑袋，口算特别神快和精准，所以常有人以“电子脑”称呼他。
1955年6月，三亚食品经营处的肉摊销售，常常生发货款短缺的现象。为了改善经营管理，县公司经理黎世光号召能人到肉摊工作。当时童承业就“登门应征”，便优先给予“以工代干”的待遇，当“口算报数员”去上班了。
那时，童承业一人负责三人（李振华、黄孙伍、王福德）摊位的凭“口算”报数收款。
当年，物价部门核算成本，决定猪肉分为：总肉、上肉、内水三大类，以不同的价格销售。
童承业坐在一张特制加高了的木椅上。他聚精会神，静听着猪肉销售员报告的品类、重量。他像书画展销会上的拍卖师，风度翩翩，举止优雅，口语清晰，口算精准，迅速快捷地传送肉价给销售员。
就这样，经过了三个季度的收款证明，就确立了童承业的口算报数“电子脑”的精准性，同时又迎刃而解肉摊上人为短款的“老大难”问题。
县公司财会股股长潘先通是位前广西会计专业学校毕业的高才生，由海南商业处派来崖县任职的专业会计大师，他想见识童承业“电子脑”的神奇，一天，他便带上了“六子大算盘”，径直来到了市场肉摊，“以身试法”——要跟童承业，试比高低。
县公司秘书股股长周家福当裁判员。“算盘和口算比赛”的口令发布后，只听销售员李振华分别喊出三大肉类不同重量就对表计时。声音尚未落地，童承业的“电子脑”，不失毫厘精准地报告结果。然而，潘股长仍然在他那个“六子大算盘”上，“六上一去五进一”“七上二去五进一”，没完没了地噼噼啪啪不断地演算着……
不久，我就调离食品部门，到田独公社（今吉阳区）工作去了。
后来听说，老童退休了。
后来又听说，老童生病了。
后来再听说，老童已经走了。
领袖曾曰：“人固有一死。”我想呢，生死生死老连在一起的呀。人呐，生来都是等着死的。可是，童伯呀，您那神奇的“电子脑”的故事，哪能这么简单地忘怀呢？
卖大腿乎？卖皮鞋乎？
崖县百货公司三亚百货门市部高跟鞋专柜组，因为每天都给高跟鞋“打扮梳理”，让“她”更为光泽照人，有足够的美丽去等待意中人和有缘人，因此，销售额月月上升，被评为先进班组，成为“群贤毕至”的场所。
1962年，崖县商业系统开展服务质量比赛活动。同年11月某天，局长薛道杰陪广东省商业厅刘副厅长到三亚百货公司门市部高跟鞋柜组检查服务质量情况。
那天县公司财会人员凌业梳（近音）无事到门市部闲聊，随手拉一把椅子坐在鞋类专售柜台工作道上，手中拿着一捆毛线织着毛衣，双腿放在柜台上，似向客户们展销似的，嘴里不停地轻轻用交换式的唱法，哼着《姑娘十八一朵花》：“十八姑娘一朵花，眉毛弯弯眼睛大”，和《天涯歌女》里的：“小妹妹似线郎似针，郎呀穿在一起不离分”，最是精彩动人的段子。可以想得出来，她那时怀着心中的喜悦与快乐的心情，在低着头织她的毛衣，仿佛旁边无人似的。
此时，刘副厅长来到了小凌前面，很礼貌地用手指轻轻敲柜台，问道：“小姑娘，你这双大腿卖不卖？”小凌被惊动了，抬头一看，哟，原来站在柜台前的是她的局长和一位陌生的首长。
当天晚上，召开商业系统职工大会。小凌“卖大腿”的过失，受到了大会的点名批评。然后以“卖大腿？还是卖皮鞋？”为题，展开了服务质量的讨论。
散会了。凌业梳拖着疲惫无力的步子回到了宿舍，心中仍感到十分的懊恼和内疚，连房间也感到羞涩似的。砰的一声响，就将身子抛在床上，两天两夜地装睡不醒。
大约十多天后，广东省商业厅《广东商业》的一名通讯员以《崖县百货公司“卖大腿”》为标题，在最为醒目的地方报道了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奇文，一时全省同行捧腹大笑又一片哗然……
三亚港码头人间销金窟
民国末年，当地人称：三亚港码头赌场是“人间的销金窟”。
然而，当政者却说，三亚没有赌局还算什么城市？开设赌场可以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赌业是聚敛财富的好法宝。
经当局这一谬说，三亚港的赌业，如糗肉生蛆，粪坑招蝇似的应运而生。一时小栅林立，赌场星罗，赌客赌棍，肩摩入魔，风起云涌似的闯入了三亚。更有远商巨贾，财神金主等色人物，他们也纷纷夹着皮包，腰缠万贯，“衣锦昼行”，状如过江之鲫，跑来三亚淘金挖宝。从此，日盛一日的赌业，便取代了昔日以渔盐业而闻名的三亚港，眨眼之间，三亚码头即变成了上海的“小外滩”。
三亚赌场有高下优劣之分。如码头一家二层楼麻将厅（靠近老商业街），厅里设五张桌台，“门前清”——专供军界要人和地方财神“烧钱”。桌台旁有美女为赌客“陪灯看盏”吸鸦片。厅前又挂上一副楹联，楹语曰：
筒来索去犹半日，
月落星沉又一年。
“筒”“索”，是麻将里的两种牌名。用赌具入联，新鲜生趣，字浅意深，雅俗兼备。真是三句不离本行，这些武夫、赌棍，他们附庸风雅，在楹联文字游戏上也来插嘴。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此种赌场，他们称第一等“销金窟”。
摆设在三亚码头周边（多为临时），在地上铺着一张草席，“土法上马”的赌客，一般都是些地方上的丧德名士、社会帮闲和兵痞地乞，为第二等赌场。而在码头南段，南边海市场和五龙宫庙附近者，地做桌台，屁股当席的“常客”，往往是那些缺牙漏齿的市井小民，码头咕哩（旧称，为搬运工）以及外地过往的生意仔，为第三等赌场。这样划分，恰如其分，不失毫厘。所以当年三亚码头流传一句顺口溜，它极为生动有趣地形容这一场景时说：
高官有钱坐高楼，
平民无钱坐土垆。
“坐土垆”，即坐在地上（崖州方言）。这句顺口溜，似是摄于民国时期码头赌场上的一张“老照片”，诚为真实、贴切，成为颠扑不破的事实。
三亚码头赌场的赌钱方式，五花八门，不可胜举，择其主要者即有：掷骰子、推牌九、押单双、押葫芦、打同福、抹纸牌和打麻将，吆五喝六，无奇不有。
赌场里，由金主和设赌主掌控。他们互相合谋，佛口蛇心，坐庄放债，从中收息。其利息叫“八吃十”“九吃十”。就是说借十元，先扣利息一二元，美其名曰：“抽头彩。”这样，借款人实得仅是八九元而已。故当时三亚人骂金主为“吸血鬼”，开赌人为“吃尸水”，淋漓尽致地抨击了吃人的旧社会的黑暗与反动。
还有呢，赌局里的四句“广告词”，它是教唆和引诱人去赌博的，如今三亚的老人依然深深地记得，立此存照吧：
财源茂盛路，
赌场先起步。
如今社会上，
笑贫不笑赌。
那时赌场上的操盘人（招赌人）和金主、赌主他们都是“兄弟伙”。这些操盘人假仁假义，惺惺作态，“开导”你如何下注的方法，如“沙丘揘土”（赌场术语），让沙土从指缝间慢慢流出，先小额赌；“金蝉脱壳”，脚踏楼梯，步步升高后才大额地赌。所有这些，都是“销金窟”里的魔王们的神机妙算，骗鬼骗人，以售其奸。所有这些都是让你很快把钱输得精光的阴谋诡计。
常言，“学好千日不足，学坏一天有余”。民国三十八年（1949）九月，我家五叔父，从乐东县九所望楼港，雇海船装载近200捆甘蔗直发三亚。真是顺流顺水，风正一帆悬，不足十二个小时，船就到了三亚码头发客。
五叔父初到三亚，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不知赌场里也有骗术），人一时糊里糊涂地即沉沦到了污浊的漩涡中，在码头赌场，加入第三梯队——“三等赌场”——“坐土垆”——掷骰子。不用三个小时，他竟把发售甘蔗所得来的钱，全都抛进了三亚码头赌场这个“销金窟”里去了。钱输光了，五叔父却迟迟未回家。此时，五叔母在家，如坐地针，悲天悯人，她忽然想起了赌场上的“三部曲”——“悬梁”“跳楼”“投海”；想起了海南人常挂在嘴皮上的一句老话头——“三亚陵水，有命去，没命回”。真是风声鹤唳，一日数惊。一天，新庄村的世交乡谊到访，她却误以为是来要账的人。五叔母一时呆若木鸡，面无人色，从此她就患上了“神经官能症”，经多年求医而药石未愈。
三亚北黎街下雨穿绣鞋
三亚北黎街，位于三亚港旧码头“吊秤塔”附近，它的南边和旧时的“打铁街”接吻，北边与过去的“蓬莱市场”及国民政府警察局碰头。是一条南通南边海，北抵原崖县第二中学教学区的主道。
北黎街的居民，过去因为战乱和自然灾害等原因，从感恩县（今东方市）北黎地区大批迁徙三亚。捷足先登，先入为主，聚居在此，故得其名称：“北黎街”。
昔日的北黎街，虽然是一条海沙质的土路，但是路基平坦、整洁、笔直。街道两旁，摆摊设店，主要经营一些棉织品、渔产品、小百货、小五金、干果和青蔬之类的货物。生意日见商机，景色亦颇可观。
北黎女人，喜爱绣鞋不亚于喜欢衣裙。听老三亚道，昔时的北黎妹，大雨刚刚停歇，她们就难禁内心的欢欣雀跃，即飞快地穿上五颜六色的绣鞋，招伴结党，三五成群地浪漫行走穿梭在北黎街上畅享雨游之趣，一时北黎街就变成了别具一格的一道亮丽迷人的风景线。
更为神奇的是，经大雨淋过后的北黎街路面，人穿绣鞋在上面行走，一点儿都不见得鞋底潮湿，而脚下却不时轻轻地发出“沙、沙，沙！”的声响，极富有音乐感，由此而产生出来的快乐与愉悦，只有北黎妹子才有资格独享。
老三亚同时告诉我，北黎女人不但爱穿绣鞋，而且她们更会编造绣鞋的“谜语”（谜底：一双绣鞋），如：
两只小船，
来去匆匆。
十个客官，
躺在舱中。
青天白日，
谈笑生风。
更深夜静，
客去船空。
这首谜语的创作方法：用“绣鞋”喻“小船”，以“客官”比“脚趾”。晚上主人上床睡觉，脚离开了鞋子。床前只摆着一双绣鞋，空荡荡的。这个比喻，是多么的准确、形象和有趣啊！读了这个“谜语”，真的使人敬佩北黎女人的创作天才，对她们的睿智不能不五体投地。
永源昌·王兴昌·琼茂安
三亚港商业街的骑楼两旁，分别开设“鹤立鸡群”颐期字号的“永源昌酒楼”“王兴昌酒店”和“琼茂安山货店”（老板为海口人氏）。当年街道上招牌林立，商业繁荣，是民国时期三亚港人最富进取心的“一张名片”，故世人戏称，三亚港商业街是广州的“上、下九路”，这个说法一点也不为过。
永源昌酒楼主要经营：粤港大菜、苏扬细点（苏州、扬州）和名酒、名烟。酒楼的主人，生得一张商人的笑脸，更会“侃客”，所以每天酒楼里，顾客纷至沓来，稠人广座不绝，生意十分红火，真的是“日吃太阳，夜饮露水”。常常是客人流连忘返，夜深了仍然不肯离去。当年的永源昌酒楼，因此便成了琼南商海中的一盏灯塔，光芒四射，照耀在三亚港商业街上，成了当地人的骄傲。
王兴昌酒店的老板，三亚人称他是一个“事前诸葛亮”。会计谋、掌奇货、算盈利。但是更准确地说，他应是一位有名的儒商，以读老庄的书为时尚而为人所称赞。他常用庄子的名句“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哲学思想去指导他的酒店经营。他同时又生三个头脑——天生、书给、生活赐（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话），得益于他采用“李逵上山，张顺下水”的方法，分别引领酒店适时地“转型升级”，强劲地参加酒店业的竞争，把原来经营的“二饭”（中、下午）、“三茶”（早、中、晚）和兼营“香烟”“可口可乐”的模式，改变成“去杂变专，抛土转洋，土洋结合”的经营方式，赢得了商场的主导地位，因此财源茂盛，钞票丰登，在三亚酒店同行里，自然王兴昌酒店就赢得了独领风骚的地位。
琼茂安山货店，民国时期三亚只有他一家挂牌经营。店里主要收购大宗山货，如：珍珠米（坡产）、高良姜（宋时定为土贡品）、诸葛菜（诸葛军中种之，故名）、珍珠兰、山班菽、半夏、草决明、寄生草、薄荷、黄藤、白藤、红藤、天门冬、益母草、海南香、素馨、过山龙、沉香（十五种）、伽楠、花梨、山油、兽皮、兽骨、南药益智子，等等。
因为是独家经营，当政者亦未曾管理物价，便随店方任意压价压级和缺斤少两地收购。同时又要在山货入库时，再扣除水分消耗与虫蛀之损失，几经盘剥，故山民的所得收入甚微。而且店方将其山货大量批发岛外时，他们又能鱼目混珠，招摇过市，移个箩筐，就能大赚其钱，真是“钱”染的风采：
关金金圆相映叠，①
使人应接目不暇。
三亚番薯补语
古时候的三亚人，听人说起番薯，有如鸭子听雷，不知番薯为何物。晋人嵇含《南方草木状》曰：“旧珠崖（今三亚、乐东、陵水等，笔者注），海中之人皆不业耕稼，唯掘地种甘藷。”考古籍《太平御览》又曰：“甘藷，农历二月种，十月收，块根繁殖。”顺理成章，那时候的三亚人，可能尚不认识番薯。
前人考证，番薯在明代后期的万历年间，从菲律宾吕宋岛，分三条路线——福建、广东、云南传入中国。源于福建长乐人氏——陈振龙、陈经纶父子二人（均在吕宋岛经商），经过多次精心谋划，“取番薯藤绞入汲水绳中”，并在绳面上抹上污泥，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笔者注）初夏，巧妙地躲过殖民者的层层关卡检查，“始得渡海”。后从粤、闽水道、桴海“引种”进三亚等地栽植。
三亚地处亚热带。番薯喜温暖，耐旱、耐碱。这里土埌沙泥参半。三亚有着无地不宜番薯生长的天然特性，因此，一经试种，就获丰收。正如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农政全书》曰：“一亩数十石（石，为担，笔者注），胜种谷二十倍。”因此，番薯在三亚一时如“新人来嫁”，始出轿门就备受薯农的青睐。加上当时朝野双方的大力宣传和积极配合，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地竞相种植，所以番薯面积就逐年大幅度地扩大，而且不用多久，三亚薯类的品种此时亦相接地繁衍出来。
如：“岭头薯、白薯、红薯、面薯、鸡薯、黄心薯、甜薯、蔓薯、木棉薯、区薯（种来三亚客家）等十个品种，‘均在三亚等处种之’”。（详见《崖州志》第53～54页。）
由此可见，清光绪初期，三亚早已经是海南的番薯面积种植较大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了。
时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亚大旱，民田失收。升米百钱，民间艰食。有番薯干屑转售，得以接济。民赖全安。”然而，今天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三亚市在369年以前那场可怕的特大旱灾的情景。当年全市大批灾民，全靠其番薯干屑养活，厥功至伟，何物与比？
三亚人过去“以薯为粮，几米之十六”（《崖州志》·卷之三，第53页）。故人们把番薯视为“订婚”的先决条件。崖州农谚曰：“一看薯缸，二看新郎。”女方在订婚前，首先要“明察暗访”男方家里的薯缸贮存多少“货色”，把对方家里的底子摸得一清二楚以后，才肯具写女子的“八字”，交由男方去请“命师”合婚。总之，最后能否成全，薯缸有着“举足轻重”之作用。
三亚番薯，蕴藏着人们的良好祝愿。“种薯结子”，是州民（三亚人）的婚礼风俗。昔日新婚后的第三天，要在新郎家里举行“种薯结子”的仪式。那天早上，由小姑（男方妹妹）手捧一只水勺，新娘手里拿着一条薯藤，陪娘肩上荷一把锄头，然后又让小姑走在前面带路，陪娘嘴里念着祝词，一同到附近的园界边，由陪娘锄好小薯沟，新娘子把薯藤栽在沟里，培土、洒水。“种薯结子”仪式，便大功告成。因为薯藤易活，结籽累累，寓多子多孙；一条薯藤，寓“一家女子不吃两家槟榔”和“从一而终”的伦理观念。
番薯粉做出来的“薯面汤”，味道如蜜，甜丝丝的，深得昔日三亚人的喜爱，因此城乡作坊林立，摊位两排对开，卖薯面汤的崖州妹子，用勺子在盘里高高地扬起汤水，大声地喊卖。这边渴求说：“哥来看侬勺，侬的薯汤不黏勺。”那边接声又期求说：“大哥先尝味后买，侬的甜头又甜尾。”高喊求卖的市声，一时飞扬尘上。
薯面汤，是三亚女子出嫁日的最佳“宣传品”。因此，出阁日新娘家十分重视，也高兴花钱。为了气派与排场，汤子做得极为丰盛。当天中午，由数十名姐妹党群，人头一壶，风风火火地，送到新郎家里，摆得满桌皆是，名曰：“暖房汤”。
陪娘是“王熙凤”。她轻盈盈地用筷子从每壶内挟出甜笑笑的二条薯面，一声不响地放在碗里，然后喂给新娘。别看仅是薯面二小条条，它寓意十分深刻，二条玩意儿寄托父母二人，望女“于归”。“于归”是回门，中国古礼，是儒家思想的深远寄意。
番薯的经济价值和健康元素亦高。三亚人最相信嵇含在《南方草木状》里说的话：“食之，寿多至为百余岁。”“土人多用酿酒。”（《崖州志》第53页）
我的老家——罗马村，有个老字号酒肆——“南坊薯酒店”，酒保尊名陈翠伯。村中有位老者大名叫陈松保的，他是个“三天干活不睡，三日喝酒不醉”的人，1949年冬季里的一天，他“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似的——带上国民党关金纸币一大匝，高高兴兴地来到了酒肆里喝酒。酒未喝完，关金币便不流通了。无奈时，只好回到家里，挑上两箩番薯来酒店“顶数”，因此，便留下了一则“啼笑皆非”的长长趣语，至今为后人所不能忘记呢。
三亚人以番薯为题材而创作出来的崖州民歌，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不可胜数。歌词作者匠心独运，比拟手法准确、生动、有趣。其中最能鼓舞大众意志，激发人们向困难做斗争的要算《番薯与山牛》。直到今天，它仍然在三亚市梅山、保港地区为人们传唱不衰。歌词是这样的：
水牛拖车早气喘，
等我山牛来换肩，
拎数斤薯给它喫，
多陷沙土闯过前。
三亚番薯，当场出彩。1990年12月7日，邢洪、邢福金、邢公策三位先生，以《三亚发现特大番薯》为题，在《社会扫描》摄影报道里称：“三亚市机电公司职工吴文珍11月28日，挖出一颗特大番薯，这个番薯的形状像甘蓝菜花，薯重17.52公斤（35.04斤，笔者注），体积17.3立方分米。据有关部门称，这样巨大的番薯，在省内尚属罕见。
这棵番薯是1990年4月底由遗落在地上的小番薯发芽生长起来的。藤蔓粗壮，叶子茂盛，覆盖面积近20平方米，薯体大部分露出地面。
据主人介绍说，他对这棵番薯并没有进行过特别的管理，只是经常浇自来水，并淋过一两次尿。
神奇啊，三亚福地，罕见哟，三亚特大番薯。
在崖县抗日泣血的土地上
宣传抗日
深入农村
崖县（今三亚市）的抗日救亡宣传运动，首先从学校走向农村，走向街坊，走进千家万户……
1937年深秋，中共崖县县委领导人陈英才、黎茂萱、林庆墀、郑望曾，借助学校放暑假的大好时机，他们分秒必争，尽心竭力，以崖县中学爱国师生为主体，立即组成五支抗日救亡宣传队，深入农村、街坊，向广大人民宣传“团结抗日”，大敌面前“一致对外”的抗日主张。白天，宣传队演街头戏，晚上教唱抗日歌曲。如在崖城的宣传队，在水南村向农民教唱《大刀歌进行曲》时，由音乐老师林绍伦（后在抗日中牺牲）做艺术指导，他指出：唱大刀歌时，要八面威风，情绪要饱满。因为大刀歌是进行曲，所以，唱时如迈着坚定的步伐，勇往直前，特别是要张开喉咙放声歌唱。比如第一拍开头：“大刀向——‘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向’字要像铁锤一样重，砸在钢板上那样铿锵有力。最后唱：‘冲啊！’二字和‘杀！’一字时，更加需要加重语气；‘杀’字要叫得响亮，声音要长。表示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日本鬼子。”经林绍伦老师一点醒，大家都学着秋蝉鼓腹，用最大的音量和最阔的音域唱大刀歌，这样就唱出了神情威武，唱出了勇往直前，唱出了进行速度，更唱出了抗日的坚定意志和赤胆忠心。
宣传队善于掌握时机，见缝插针，他们在下乡之前，早有针对性地选择了1913年上海会文堂出版的教科书《高级小学论说文范》，将里面的一篇课文作为揭露日军侵略成性的罪证，印成宣传资料，发给到场的广大听众。其原课文内容：“彼区区之岛国，犹时存一席卷神州之野心者。异日，吾国自强，将粪除彼土，以为公园而已。呜呼，可以兴矣，黄炎祖宗，实式凭之”。原文按现代文字翻译，其意思是说：“日本原是一个小小岛国，国虽小，但野心大，并吞中国的野心不死。终有一天，我们中国强大起来，一定会把日本填平，将日本建成公园。啊，中华民族的子孙们，大家团结一条心，努力吧！”课文很有号召力，论说可靠，引经有据，信而有证，令人信服。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恰好那时，毛主席在延安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题词）：
努力向前，
打日本，
救中国！
声势浩大，排山倒海，势不可当。正好此时——“1937年冬，叶云夫也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回崖县负责县委工作”。①真是千载一时，抓住时机，叶云夫及时传达毛主席的号召后，紧接着同县委一班人，又带领宣传队分往全县各乡村，突出宣传毛主席的抗日号召，使全县的抗日救亡的烽火越烧越旺，因此便催生出梅山地区的“青年救国会”、莺歌海地区的“莺歌海抗日救亡会”以及各乡村的“抗日后援会”“妇女爱国会”“青年民兵抗日中队”，诸如此类，不计其数。
组织训练游击队伍准备反击侵崖日军
陈曼夫，精通游击战术，崖县青年兵学家。日军侵琼前夜，他毅然弃笔辞师，从广州匆匆地返回老孔村，在家乡组织起一支拥有300多人的游击队伍。自养自负，得到家长的支持。同时自己又当他们的军事教官，进行游击战术学习，掌握杀敌技能，准备反击侵略崖县的日寇。
陈曼夫出身于深宅大院，书香门第，农商兼营的家庭。其父亲陈金声是满清时的拔贡，崖县著名的教育家、藏书家。做人极具民族气节。曼夫少年时，爱听“兴废征战之事”。及长，更加爱读家藏的《孙子兵法》《大战学理》和《战略论》等书，因此懂得了“兵民乃胜利之本”的道理。他那时回到老家后，首先把老孔村和周边的村落——福塘、丰塘、昌厚、丹村等300多名青年组成“崖县第五区抗日游击队”。同时拿出家里防盗的长短枪10多杆，首先装备这支队伍。“为了抗日救国，他决心更大，便掏尽家财，从地下挖出了两坑光洋（约2000多块），又购买了一批步枪。同时深入群众，搜集到一些枪支、弹药。”①陈曼夫指挥的这支队伍，至此，人手一枪，全部配齐。紧接着他就带着队伍，开往黄流操场，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游击战术训练。游击队员所需食用及一切杂支，概由陈曼夫家里开销。
今天若是让人们回忆当年陈曼夫在黄流训练的场景，如今健在的当地老人，他们依然深深的记得：昔日那支游击队，年轻朝气，英姿勃勃，可爱有为。且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每天早上六点钟，在陈曼夫的率领下高昂头颅，勇往直前，步伐整齐地走进操场，全体队员齐声高唱着那支雄壮有力，英武豪迈、坚韧不拔的《操练歌》：
“队员第一要耐劳，
身体必须日日操，
为保家乡打日寇，
锻炼身体最重要，
身体强壮有力量，
赶走鬼子立功劳。”
刚毅朴实的脸庞，俨然历历在目；干脆有力的歌声，照故回荡在人们的耳际……
游击伏击战旗开初得胜日军分队长坐土炮升天
1939年2月14日，日军入侵三亚、榆林。次日，敌人如入无人之境，兵不血刃，不费一枪一弹地占领了崖县崖城（当年国民党县政府驻地）。县长何定芝却在日军未入城之前，早已率部抱头鼠窜，丢盔弃甲，逃往乐东县牙概深山，苟延残喘去了。
同年5月1日，崖县第五区游击大队长陈曼夫获悉日军一个分队人马将于3日西侵黄流的消息。他立即主动联合莺歌海抗日游击队中队长陈世德（共产党员）研究伏击日军的方案，并决定在通往黄流的必经之路——木头园村，设置“伏击区”。孙子语：“果断生于智，而成于勇。”所以他们就用自己制造的“土炮打洋枪”，去阻击日军西侵黄流的图谋。
5月3日凌晨4时，陈曼夫、陈世德带领游击队进入木头园村“伏击区”，在这里按兵不动，严阵以待，“迎合”日军的到来。果然日寇不食其言，“客人”于早上七点钟按时“入席”，随即陷入了游击队的“伏击圈”里。顿时土炮声——“隆！隆！隆！”遍地巨响，天崩地裂，浓烟四起，血肉横飞。“尤其是木头园村一战更为壮烈。战斗前，我部率军烧毁望楼河大桥，断绝敌军救援，并在公路上挖战壕，埋地雷。当日军进入木头园村时，遭到我军猛烈袭击，游击队当场打死了日军小佐江波泸和10多名日军士兵”。①
木头园伏击战，游击队使用的“土炮”，用崖州一句俗语曰：“将公油炒公菜”——全是日本生产的硫酸胺和硝酸胺材料制成，是当年游击队通过商船从海上走私，“智取”得来的。他们在疏不过丝密不透风的艰危环境中生产制造。可见十四年抗战岁月的艰苦卓绝和血雨腥风……
虾米代表抗日心打日军有我一份
莺歌海的渔民，对灭绝人性、丧尽天良的日军行径，一致愤怒。1939年7月初，他们就听闻家乡的游击队（共产党员李大和、陈世德组织的）将联合崖县第五区游击大队（爱国人士陈曼夫指挥的）和佛罗游击队；此外，又要发动当地农民1000多人，“四位一体”，齐心协力去围攻驻守黄流的日军司令部，因此，渔区广大群众，人人喜出望外，个个击掌赞扬。
渔民们为了表示对抗日游击队亲人的支持，他们立即开展“后援活动”，发出“一户一弹”的口号，一时就掀起了捐献的热潮。此一壮举，当仁不让。闪一眼，“哗”，真的是“开门见银”。你看呢，“老屋主”何大妈的家里，只见捐献簿上写着：何如愚，光洋200块（捐200块者共6人）；陈事忠，金戒指一只、金耳环一对（夫妻合捐）；衣物100多件；军粮袋300个（渔民买布料缝好）；干虾米1500斤（渔民合捐）。他们七手八脚，争先恐后，以最先完成任务为光荣。
1939年7月3日，四方联合作战的抗日游击队员近1500人（包括农民1000多人），同心协力围打驻黄流日军司令部。这天，第五区游击大队队员陈增福，肩上扛着犁耙从田间赶回到家里，饭也不吃上一口，他即拿起枪杆，匆匆地跑到了游击队员集合的地点去排队入列。大家都知道他是饿着肚子赶来的，便好意地劝说：“你肚子困，回家吃点儿，你看，去的人也多了，下次你才去吧。”陈增福却说：“打日军有我一份，我不去，谁去？”难怪呢，有理走千里。这样，陈增福也就同大家一起踏上了战火纷飞，枪林弹雨的阵地……
包围攻打日军司令部（7月3日～7日，共3天），战果可真不小，“击毙日军30多人，击毁军车2辆，生获战马数匹”。“大长了抗日军民的志气，为琼西南的抗日斗争，揭开了序幕”（见《莺歌海志》第251页）。同时能从战争中学会战争。因此游击队里，出现了许多军事指战员“多智星”，如莺歌海的何如愚、何施仁、何多璋三人。当年民间流传一句话：“新媳畏公婆，日军怕三何”，此言确也。
路上少妇多挂孝坡头野外尽新坟
日军是一群杀人不见血，杀人不眨眼的歹狼恶虎……
1939年农历6月18日深夜，日军出动大批步兵、骑兵合围崖县四区的乐罗村，先在路口埋伏好机枪火力网，再用骑兵入村开枪突袭。居民从梦中惊醒逃避。结果被机枪横扫，一夜之间死亡200多人，尸体堆满地，鲜血洗全村。（见《接见日本和平之船》访华团讲话·日军侵崖暴行实录·专辑·孙惠公）
那时进入乐罗村，当人们走在路上，总会看见许多年轻的新妇，最突出的特征是，新的妇人挂孝多。她们的衣襟上总是系着一条长长的白孝，都是因为日军包村时杀死她们的夫君。这些孤凄苦寒的女人，从此她们就在泪中活着……
乐罗村与我的故居（罗马村）相距不远，仅有一箭之遥。1953年8月里的一天，偕师友罗昌品、表兄罗大雍三人去西盐灶的金红港网鱼。那天太阳已经西斜，路经乐罗村的“三教堂坡”，小路边有一座旧坟，墓前竖一碑，镌上一副墓联曰：
此是伤心地，
长留坠泪碑。
联语写得如此的锥心泣血、缠绵悱恻，令人读了，心情沉重，哀伤不已。同时教人立刻又触想到当年发生在这里的“乐罗惨案”，及联语所述惨状与墓主人之死，有否关联之处，至今依然留下了长长的悬念……
再有，骇人听闻的“妙山人头惨案”，1940年11月1日（农历），发生于今三亚市妙林村。那天，日军重兵层层桶围村子，将30多名男人押到村边一古井旁，用两支竹竿夹着人，10人1夹，采取电触、灌水、拷打和“问罪”：“你们10人中，谁是共产党游击队？招出1人来，就放9人生还。否则，嗯，通通杀头。”妙林村的老百姓为了保护游击队的安全，守口如瓶，全都不说，宁死不屈。此时嗜杀成性、兽性大作的日军指挥官，立即拔出前端尖锐，两边有刃的军剑，高高地举起，厉声发出口令“益—支—哦—唱”（日语，汉语是1—2—3—杀）！刽子手蜂拥井边，拔刀即杀，“咚、咚、咚”，30多颗人头掉下井里，血流如注。就这样，30多名无辜者就被日军活活地杀死，留下了无头尸体曝晒井边，横七竖八的，看后令人痛心疾首，饮恨吞声……
曾见否，妙林村的大坡上，顷刻间又叠起了一座座、白幔幔的新坟；古井旁边幡旗习习，不断有呼天抢地的哭声。那时候的情景正是：
上家修土坟，
下屋招冤魂。
可是，当年妙林人所埋下的那些哀伤、愤怒与痛恨，我们今天可千万不要忘记啊！
崖县抗日公祭大会
崖县各界公祭抗日军人阵亡大会，1938年初冬在第四区望楼河（今属乐东县九所、利国二镇）举行，由当时的崖县主政者发起公祭。
崖县的抗日军人韦碧烈（望楼村人）、吴金美和陈恩伟（均是乐罗村人）分别任国民党军营长、连长和排长。他们三人同为国民党军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之部属。1938年10月1日至10日，参加薛岳指挥的江西省德安县境内的全国抗日战争三大战役中的“万家岭”战役，同侵华日军冈村宁次部作殊死的战地争夺。崖县籍军人韦碧烈、吴金美和陈恩伟三位，为中华民族争生存，冒弹冲杀，力战成仁，而壮烈牺牲在麒麟峰战场上。
崖县主政者，为了表彰抗日阵亡军人的战功，激发民族精神和军民同心抗战，因此特意选择了三位阵亡者的故乡——“望楼河”，作为全县各界公祭的会场，以求通过凭吊，追思亡者和团结抗日。
“望楼河”公祭，到今天已经有77个年头了。为了更加真实地了解当年的公祭情况，我于2005年5月10日回到了九所故乡，走访了昔年曾经亲身参加过公祭的蔡启汉（罗马村人，高小校长）先生。蔡老生于1921年，今年94岁。我请他回忆那一年公祭时的场景和他印象最深刻的往事是哪一件。
蔡启汉先生说，“望楼河”公祭那一年，他17岁，正好在阵亡者的家乡乐罗高级学校里读书。那天他亲自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学生队伍200多人，在教师的带领下去参加“公祭会”。当天大会由一位军人主持。他领着大家首先向三位英魂灵位行三鞠躬礼，继读祭文和全县各界人士敬献来的挽联与悼幛。接下来是县的头脑讲话。最后由各界代表上台分别发言，共同声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罪行。公祭仪式，井井有条，整齐有序。
蔡老接着说，“望楼河”公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整个会场的氛围，走进会场，身临其境，场里鸦雀无声而又庄严肃穆。那天约有3000人参加公祭。人山人海的人们都挂上了一张张愁眉苦脸，长吁短叹的，有如物伤其类之感。场里四周，白白漫漫，铺天盖地的挽联、悼幛，约有40联（件），尽都挂满了会场内外，触目惊心，一片悲凉的景象。直到今天，蔡启汉老先生依然深深地记得，公祭台前的那幅黑布白字的横额，上面写着：“崖县各界公祭抗日志士大会”12个大字。台后还悬挂着“民族之光”特别醒目的4个大字，祭台的两侧，同时又悬挂起一副长长的挽联，左曰：“旌旗所指，敌胆皆寒，英名共仰”；右曰：“浴血奋战，裹伤沙场，气壮山河。”此外，公祭大会还接受崖县各界人士敬献来的多副挽联，均都分别挂在主祭台的两旁，现录在下面。
崖县中学全体员工的挽联：
杀身足以成仁，赖诸君唤起
元元，流血铸成新纪录；
救国必须抗战，愿同胞勿忘
七七，从头收拾旧山河。
崖县第四区抱岁村陈俊魁先生挽联
四区叹无幸，三士捐躯为报国；
一县悲有由，万民赔泪吊英魂。
崖县第四区高级小学蔡文郁先生挽联：保国土，打日寇，抗战一年，士死德安留忠骨；抛头颅，保家乡，成仁千里，君存正气照人寰。
崖县罗所乡罗马村小学周运开先生挽联：三士抗日心肝，奔赴洪北挥戈，誓保民生流碧血；一校闻耗泪烛，愿效班超投笔，定杀佞寇奠灵坛。
最后蔡启汉先生说，那天参加公祭的群众，群情鼎沸，敌忾同仇。从士、农、工、商以及学生代表在台上的发言，便可以看出来，特别是崖县中学学生的发言，他的讲话，怒火中烧，怒不可遏，义正词严地声讨和谴责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和惨无人道的行径后，紧接着提出质问：如果中国派兵占领东京，杀死日本官民，日本人肯答应我们吗？
公祭会场，一时沉浸在义愤填膺和是可忍、孰不可忍之中，民族精神与抗日决心也得到了很好的激奋和发扬。
火热的崖县抗日文艺
《难女曲》是妇女的控诉书
崖县抗日初期，党的文化工作者已经认识到，抗日不仅是军事的、政治的，并且是文化的。为了发动和号召人民特别是妇女一同起来抗日，更需要发出宏大的歌喉，所以他们便及时地拿起了战斗的笔，创作了女声表演唱《难女曲》。歌词用海南方言演唱，当年得到了群众的乐见和喜爱，因此这支歌儿很快地就在民间传开了。其歌词是这样的：
顽固鬼子的大炮，
轰毁了我们的家，
杀死了爸爸又捉去了亲爱的妈妈。
吃的不能够吃饱，
穿的也遮不着风，
深山老林里住满了我们这群可怜的难民。
叫爸爸也不答应，
喊妈妈也不听声，
到哪年哪月才能回到自己的老家？
啼哭有什么益处，
去参加人民军，
杀死了强盗鬼子才是难女的光荣。
《难女曲》歌词，为苦大仇深的妇女，发出了悲怒的吼声，它是难女的控诉书、杀敌剑和保卫家乡的誓言。
《难女曲》1940年开始在崖县第四区的九所、乐罗和冲坡等地传开，不久即广泛流传到全县各地，并且深深地在民间扎下了根，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所以直至今天75岁以上的老人，均能首尾相应、瓜熟蒂落地将《难女曲》这支歌儿给你全唱出来，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咯！咯！咯！机关声》是讨伐敌人的檄文
活报剧《咯！咯！咯！机关声》应该是崖县抗日胜利1945年8月以后，由“崖县县立中学学生抗日救国会宣传部”编制而成的抗日宣传资料。因为同年9月，崖县中学才从抗日根据地的黎族山区抱怀村迁出汉区，并借地方在第四区的九所编班上课。当时县中学校长颜任明（四区乐罗村人，北大研究院硕士）先生是崖县抗日游击队顾问，在他的爱国情怀影响下，许多学生都是学校里抗日救国会的会员。为了迎接抗日胜利的到来，爱国青年学生就集体编写并用海南话演唱《咯！咯！咯！机关声》这个剧目，以备在街头和广场演出。其歌词是：
咯！咯！咯！
机关声，
双七事变卢沟桥。
日本鬼，
真烂命，
疯狂占我宛平城。
强盗者，
兽日兵，
奸淫抢劫遍村乡，
惨无人性乱横行。
轰！轰！轰！
大炮声，
日军攻打南京城。
刽子手，
倭寇兵，
杀死同胞放火烧，
三十万人头落地，
鲜血流成深江洋；
娘啼爹，
弟啼兄，
哭声震撼南京城。
鸣！呜！呜！
飞机声，
同胞们，
拿起枪，
保国土，
卫家乡，
全国军民心一条，
誓将日寇赶走回东洋。
哈！哈！哈！
欢笑声，
打败日本百万兵，
投降落入中国营，
我民族，
最欢喜，
收复领土同原样，
到今天，
值逢胜利庆祝日，
大家快乐喜洋洋。
1945年9～10月间，崖县第四区庆祝抗日胜利大会在九所操场举行。当天即由崖县中学学生集体朗诵了《咯！咯！咯！机关声》之歌词。从此，“机关声”就“响”遍了全县。那时许多小学校举行学艺比赛时，他们都以班级为单位比赛朗诵“机关声”。更为有趣的是，这支词曲同时也成了妇女们的“摇篮曲”。《咯！咯！咯！机关声》，真是耳闻则通，过目不忘，因为它是讨伐敌人的檄文和胜利的颂歌，虽然70年已经过去了，但是这支老歌曲今天在老崖县人的心中，却成了他们永远的保留节目。
崖州民歌：武器·赞歌·号角
崖县抗日初期，革命文艺如异军突起，势不可当。因此，以抗日为题材的崖州民歌，真是指不胜屈，蔚为大观，仅1986年3月，我在民间共收集到125首，后取《三亚的抗日民谣》为书名由市民政局印行。从这些民歌里，均可足以证明劳动人民把自己的生命、信念和生活都交付给党的红军和民主政府。直至1931年冬，崖县中学学生孙恢尧（第五区怀卷人），拿起了“崖州民歌”这杆锋利的武器，编写了一册《《国难歌》，一五一十地揭露了日军入侵东北三省的罪恶行径，唤醒民众团结起来抗日救国。1939年2月，日军占领崖县，孙恢尧又继写《日本军攻打崖县罪行》《日寇侵占崖县血泪案》《同仇敌忾消灭日军》《日军血洗乐罗惨状》和《壮士流芳百世汉奸遗臭万年》等前后共6册民歌，均用油印和手抄方式，散发到民间去传唱，极具号召力。眨眼间即打动了广大群众的心，一时出现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的抗日热潮。
崖州民歌是革命的赞歌。抗战初期，第四区的乐官乡，在欢送爱国青年参加红军的大会场，大人奏“八音”（崖州八音），儿童团跳舞，妇女唱民歌，歌声不断，此起彼落，会场变成了歌的海洋。请听男女声对唱《谁人最敬爱红军》：男：什么花儿二月开？
谁人最敬爱红军？
会场红灯那个挂？
谁送亲人当红军？
女：红棉花儿二月开，
贫人最敬爱红军，
会场红灯农会挂，
侬送侬郎当红军。
以上这首男女对唱，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乘坐老式火车从三亚回九所故乡时，听同车厢对面座位的一男一女所唱，我即“凿壁窃听”所得来的宝贝。歌词没有豪言壮语，文字平白、淳朴，其实它是感情真挚，信念坚定，颂扬红军的一首赞歌。
崖州民歌同时又是抗日的号角。1956年8月，崖县县委办公室主任林德兴，带领林月卿、王寿伊和我三人，到第五区新荣村搞“农村远景规划”。一天晚上，在一农家庭前的海棠油灯下，村民们正忙着打扁豆枝（脱粒），一边打一边唱民歌，好听极了。此时，我趁兴也拿起了木棒加入了打豆枝的行列中。也算是“以工换歌”的方式，请她们唱民歌。下面这首民歌是一位姓黎的大妈所唱的。请听《号角响时冲入营》：
天下最毒日本子，
要打敌人靠刀枪，
唱首歌儿当号角，
号角响时冲入营。
当年红军作战时，前线宣传队就紧跟作战部队进入前沿阵地，在壕沟里来回穿梭。他们敲竹板唱着歌，以歌声鼓斗志、振军威，用歌声当战斗号角。歌声一歇，立即发起冲锋。上面的歌词，生动真实地再现了当年的战斗生活的场景。
《火与血》是出征战鼓的回响
崖县农民识字课本——《火与血》，是中共崖县县委发给农村夜校的学习资料。课文第一篇：“火，火，火！日本强盗放的火！血，血，血！中国人民流的血！”该文主题，爱憎鲜明，贴切悲愤，催人泪下。
那是1938年12月，崖县抗日救亡的人民团体——“农民抗日后援会”“青年抗敌救国会”“妇女联助会”“渔业同志会”“莺歌海抗日救亡会”“角头村儿童免费教育学校”等群众抗日组织，如雨后春笋、风起云涌地一时便遍及全县乡村每一个落角。那时他们白天劳动，晚上来夜校读书和识字，因而到处随时都可以听到农民们朗朗的读书声。
一天，县委书记叶云夫和孙有华来到第一区梅山乡角头村检查抗日宣传和夜校识字情况，无意中却在学校里发现了10多名儿童，他们正在拿着识字课本，爱不释手，兴味盎然地互教互唱——“火，火，火！日本强盗放的火！血，血，血！中国人民流的血！”声发自心坎，歌唱在嘴上，声音高亢激昂，悲愤有力，有如出征战鼓的回响。叶云夫情不自禁地拿起了一支白粉笔，在黑板上清晰真情的写下了一首极为有趣的“打油诗”，诗曰：
有个学校真奇怪，
小孩自动教小孩；
七十二行皆先生，
抗日出征向前迈。
叶云夫在77年前所题写的4句“打油诗”①，它所勾勒出来的是一幅当年崖县人民抗日救亡生活的图画，至今在人们的心中依然留下了深深的印迹，谨抄在此，为了忘却的纪念。
神秘的崖县梅山交通站
1939年3月，中共崖县县委，为了加强和西南临委（琼崖党委派驻昌感的党组）的联系，及时地获得敌人情报与开展对日斗争，因此决定建立梅山交通站，并把建站的任务交给梅山乡党支部和乡民主政府去完成。
梅山乡党支部在琼崖内忧外患，危机四伏，艰难竭蹶的处境下，愉快地接受了建站的光荣任务。
从梅山到西南临委，全程有100多公里之遥，而且沿途平原有日军设防布守；山区更有敌伪军驻扎巡逻，真是：四邻多垒，岗哨林立，荷枪实弹，戒备森严。但是梅山乡党支部紧紧地依靠人民，神秘般地开辟出“一海二陆”的交通线。“一海”：即梅山——角头——望楼港——莺歌海——昌感县的墩头和西南临委联系。“二陆”（平原区和山区）。平原区：梅山——桔棵——中灶——望楼港——新村——新丰——老孙园——七寒头和西南临委接线；山区：梅山——桔棵——山脚——抱笋——草岭——红五——山公穴——翁公头坡和西南临委联络。
交通站的任务是“三送”：送公文，送情报，送党、政、军（青年抗日入伍新兵）人员的安全过往。事关大局、责任重大，既要做到交通顺达，又要做到万无一失。因此，梅山乡党支部“伯乐相马”，十分认真谨慎地从“青抗会”和“民兵中队”里，遴选出机智灵敏、胆大心细的孙光林、麦亚保等人当交通员。他们吃着自家饭，穿着自家衣，为了抗日，交通员奋不顾身，生死存亡，首当其冲，来去如风地走险在交通线上。有时陆上交通突然出现敌情，马上随机应变改走“海上”。以三条路线作为“足球场”似的常常和日军“踢球”。如踢边受阻时，立即将球传中过渡，等待机会创造条件去“破门”的“游戏”。梅山交通员在这三条交通线上，发挥自己的特长，与日军斗智斗勇，搞得敌人焦头烂额，人不知，鬼不觉的。“有时一次接送的人数，竟达四五十人之多。地下交通线的建立，沟通了党组织上下级之间的密切联系，极其有利于抗日工作的开展。”①
村子里的汉奸，怀疑梅山交通站是“青年抗日会”所为，所以他们便向日军告密，因此敌人在1940年春季里的一天，突然举兵“围剿”梅西村、梅联村（角头村）。鬼子一进村，就丧心病狂、穷凶极恶地逐户搜捕群众数十人，并且惨无人道地杀死两名“青抗会”成员，又纵火烧民居，房屋夷为平地，财物一扫而光。紧接下来，便是“清乡”，推行十天一“围剿”，五天一“清乡”，所谓“彻底治安肃正”的方针，其目的是恫吓、威慑群众对交通站的保护和支持。
不久，日军在汉奸、特务和伪保长的配合下，在梅山的战略要地位置上，筑工事、设兵防，阴谋“封锁”梅山交通站和西南临委的联络。因此敌人便在梅东村的牛头岭、梅西村的高土墩、长山村的白土园，分别筑起了三座碉垒，同时又有日军三个派遣队驻守，实施：“三相”——防地相连、环海相接、守兵相望，日夜死盯着梅山抗日根据地和交通站的一切动静……
为了坚决打击日军和汉奸的破坏，确保梅山交通站的畅通无阻，梅山党支部在县委的领导下，指引全乡人民团结起来，开展勇除汉奸，智解保长的斗争。他们那时采取了“分化互解”和“打拉并举”的方法，向汉奸、保长指明，日本人早晚总是会回去的，大家都是梅山人，不要和自己的乡亲伤和气，喻以民族大义的教育。经过不断的斗争，大多数的敌伪人员，都给争取过来为我们所用。从此梅山再也没有汉奸给日军通风报信了，因而敌人就失去了耳目，变成了“耳聋”“眼瞎”。就这样，梅山交通站便更加神秘地活跃在崖县抗日斗争的最前沿。
梅山交通站，是一个神秘的交通站。1941年9月，琼崖抗日独立大队第3支队，奉命执行战略东移来崖县，县委派李大和、孙惠公当向导，前往乐东县乌槐岭接应。“3支”近200人全副武装，由李、孙二人引路进入了梅山交通站路线开始东移。他们暗渡陈仓，越过封锁，顺利地到达崖县梅山。“3支”在梅山活动数天，筹足军粮和补充军备，经仲田岭最后抵达万宁县六连岭抗日根据地，完成战略东移任务。然而一贯主张“捕人要多，杀人要快”、自命不凡的“皇军”，却一点儿未曾发现过梅山交通站的“蛛丝马迹”。梅山交通站和它的无名英雄，长期在崖县的抗日斗争的艰难岁月里，所做出的贡献是值得人们所称道和尊崇的。
崖县讨伐龙济光述闻
龙济光，云南蒙自人，民国初期军阀。1907年拥兵一万六千多人。扩充军队，独霸一方，史称“济军”。
龙济光，团练出家，德不配位。1913～1918年，先后任广东安抚使、都督兼民政长（省长）。军政大权，一人独揽。专制广东三年，大开赌局，聚敛钱财，不久调离广州时，所盘剥得来的黄金、白银等财物用三年时间竟搬运未完。一口独吞，永不满足，声名狼藉。
龙济光，胡作非为，一手遮天。为挺袁世凯（袁侄女嫁龙第九子）称帝，强行变广州药师庵的房产入官户，拍卖后所得巨款，悉数交到了袁世凯的金库里。那时候，他一方面与扎裤尼姑上床，一方面又强迫师姑还俗。不从者，便匪言寇语恶骂说，不肯还俗的，就卖你妈。造成社会不安和部下不满。不久，袁世凯一死，龙济光便被陈炯明赶到了海南岛。
1917年1月，沈辉到崖县任知事（县长）。沈辉是龙济光的爪牙。沈辉到崖县，龙济光给沈辉配备“济军”100名，长枪100杆，以加强田粮和地方税收的劫夺。
龙济光在海南，老奸巨猾，匿身州县，舞法扰民，他给沈辉出“点子”，要他立即在崖县推行田赋“改革”，一年田粮，三年预征。沈辉俯首帖耳，唯命是从。真是心如蛇蝎。沈辉变本加厉，却把三年征擅自改为四年预征。更恶劣者，借口全县的“嫁妆田”，俗称“先己田”，说什么过去起征点低，要预征五年，以偿还官仓的损失，所补交的数量将由官府征收田粮入仓时一次性代行扣除。
“嫁妆田”，是崖县民间在分家时，由祖父或父辈主持，特意留给他们孙女或女儿的一份“己业”，其收入每年放利生息后，全交与女儿作为嫁妆的花销，体现长者的爱怜之心。崖县民间，有此古俗。
由于龙济光的“预征法”，断去了女子的嫁妆添购，所以那时农村女子长大了不能出阁者为数不少。因此民间怨声载道，故便有了“盗不入大女家”一句老话的流传。
龙济光的预征手法，农民怀恨于心，想找个方式发泄。崖县民间，许些人有文化，他们读过《红楼梦》，知道抱琴、司棋、侍书、入画，是贾府中的四位丫头。曹雪芹为了表现贾府书香门第源远泽长，所以暗以：琴、棋、书、画艺术命名。崖县人粗懂曹老先生的意思，他们便用语义双关的方法，也给自己的子女命名为：“易贞”（预征）、“弘精”（横征）。恰到好处，两者字音相同，来表示对龙济光的鱼肉乡民和苛征暴敛的愤怒。
龙济光、沈辉，狼狈为奸，灯下设盟。龙济光指使沈辉，拍卖崖县官产、公田。据《三亚古今纪事》：“民国六年（1917)10月，崖县知事沈辉，拍卖官产七起，卖价连同照费，共获光洋4212.96元，没有按照规定上缴省财政厅，却交给宣抚使龙济光。”
龙济光一人独吞崖县公产的消息，不翼而飞，传遍了全县，一时城乡上下，群情激愤。在崖城地区，以青年学生和思想进步青年陈英才、黎茂萱等为发起；在保港地区，由麦宏恩等人为骨干；在藤桥地区，以李茂文、李光灿、胡太昌等人为首，组织发动所属学校师生和乡村民众数千人，然后以崖城、保港为中心（藤桥地区在藤桥市），他们排长队，举旗帜，呼口号，一起走上街头、村道，游行示威。学校师生，走在前头，高唱《国民革命歌》：
打倒列强，除军阀，
除军阀，齐奋斗；
工农学兵，大联合，
大联合，齐奋斗。
歌声一字一句，旋律简单，容易上口，词意旗帜鲜明，表现出当时人民群众、学校师生，群情激昂的革命斗志，情绪饱满，步伐坚定地走在游行示威的道路上，一时震惊崖县官衙。据《三亚古今纪事》：“崖县知事沈辉，惊魂未定，挟官印潜逃，地方各界推举郑绍才（崖县铺子市人，清举人，笔者注）为代理知事。”
1918年，龙济光从琼州渡海偷袭雷州半岛，又遭李烈钧部，打得割须弃袍在“潼关”，夺船避箭在“渭水”。只好率残部乘船渡海北上，来到北京寄食于段祺瑞门下。后买宅定居于北京朝阳门大街。1925年3月9日病逝，葬于北京铁塔寺，结束了他的军阀生涯。
张云逸在三亚组织讨袁护国军
三亚讨袁护国，百年匆匆过去。当年冲锋陷阵的枪声，早已经听不到了。然而，反袁称帝的历史仍在。
——题记
1914年，袁世凯阴谋称帝的闹剧，正紧锣密鼓在北京操练，总统府警官崔启勋，在官邸书写了一副反袁的联语贴在墙头上，联语曰：
匹夫创共和，孙中山不愧中华先觉；
总统做皇帝，袁项城真乃民国罪人。
反联贴墙上，鲜血流满地。崔警官一个人头，却唤醒了四万万国人的觉悟。
这个消息很快地传到了海南岛三亚军营，张云逸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作为爱国军人，他立即迅速筹划着倒戈队伍，以配合全国的讨袁护国义举。
张云逸，海南岛文昌人。他22岁时就在三亚军营中当连长。那时，他的同乡朋友陈侠农，被任命为琼崖讨袁护国军总司令。张云逸利用他先前在军队中的带兵优势，秘密组织发展起来的反清组织——“三合会”的成员为讨袁军骨干，串联其他兄弟部队里的青年士兵，组成“地下”反袁军人，利用他们去秘密地潜伏深层，伺机举义，时刻准备着消灭在三亚的亲袁军——防军。
1914年3月，陈侠农领导的讨袁军，攻克陵水新村港，陈部马不停蹄，挥戈南下。一天凌晨时，陈部的讨袁军从榆林港乘渔船“偷渡”三亚。张云逸连队和组织起来的讨袁军人做内应，密切配合琼崖讨袁护国军，披坚执锐，集中火力，两军一齐向驻在三亚河边的防军炮楼发起进攻，炮楼守敌，以防为主，不堪一击，就举白旗投降。与三亚一水相隔的西岛上的袁氏盐警队，闻其反袁军枪声，亦纷纷弃甲潜逃，一败如水。
三亚讨袁护国告捷，反袁雄师入城安抚民众。当即布告，取消苛征盐渔税。三亚的袁兵和盐警队，被遣返故里，各安职业。
在“打鼓骂袁”的怒讨声中，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接着琼崖讨袁护国军总司令陈侠农也返回京都。不久袁世凯的余孽——龙济光派驻海南，琼崖的反袁骨干也纷纷离琼，有的远渡南洋，有的北上，有的前往云南进入陆军讲武堂，待日举事。张云逸经几度周折后，参加了革命，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林缵统与公车上书
海南岛唯有林缵统一人参加“公车上书”。——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
林缵统，今三亚市崖城镇官塘村人。他幼年即博通群籍，清朝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中举人，次年，入京参加全国会试。那时，中日甲午战争刚结束，腐败的满清政府，以割让辽东、台湾，赔款二万万两为条件，同日本政府签订了甲午不平等条约。消息传开，整个北京城群情激愤，纷纷声讨满清政府的卖国行径。
林缵统是个内事、外事、书事、考事都十分关心的人，他在会馆里听到这一风声，义愤填膺，哪里有心思应试。他很快获悉康有为等人正在酝酿着向光绪皇帝上书，要求取消甲午条约。并参加了第一次上书的行列。
这次上书，只有广东、湖南两省举人联名参加，康有为觉得签名上书的人太少了，声势不够浩大，谋划发动第二次上书。他指派林缵统等人做宣传联络工作，争取更多的人联名上书，以扩大政治影响。
林缵统十分乐意地接受了康有为这一重托，废寝忘食地奔走于在京的各省会馆。不久，又以康有为为首，约同在京等会试的全国十八省市的举人，在北京的达智桥、松筠庵开会，研究决定第二次上书，要求满清政府拒绝同日本议和，并提出四项政治主张：
下诏鼓舞天下之气；
迁都定天下之本；
练兵强天下之势；
变法成天下之治。
当时在奏书上签名的有一千二百多名举人。海南岛崖县唯有林缵统一人参加。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
此次“公车上书”，遭到了慈禧太后、军机处、直隶总督和恭亲王奕诉等一班顽固派的反对，林缵统也因有人密告其参加上书而未“中式”，落第南归。
林缵统，是志士亦是诗人。他和万宁县拔贡文龙会交谊甚笃。《海南日报》的周济夫先生，在他的《琼台说诗》里，记录林缵统坐船经过大洲时，说其形胜，便步文龙会韵，和诗一首：
偶驾琼州去国舟，
独洲屹立柱中流。
诞登道岸祈神佑，
恰似苏公后壁游。
林缵统借苏东坡《后赤壁赋》作比，颇有诗意。然而，《《崖州志》艺文篇，却未收入，是为憾事。
民国十一年（1922)2月，林缵统病故于万宁县。
崖州名将王熀行状
作战西南收复失地
王熀，崖州北厢（今三亚市崖州区崖城）人。明季诸生。胸中甲兵，作战西南，杀敌致果，收复失地，表现出他的军事才能，后以军功被桂王朱由榔授总兵，掌管南明武装力量。一门忠烈，他是抗清英雄王应桃（被清军杀害）的将门虎子。
1646年，得其父抗清死讯后，集国恨家仇于一身，满腔忠诚，便毅然投笔从戎，只身北上广东肇庆，投效桂王——明永历皇帝朱由榔从军入伍，鏖战沙场，常以汉代马援的马革裹尸还乡的精神而自勉，奋勇恐后，身先士卒，统领兵马，与强大的清军在大西南迂回作战，以泰山倾于前，脸不变色心不跳的敢死精神，转战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和湖南十多年，收复了清军占领的大片失地，才使朱由榔得从广西南宁还都肇庆。
1648年2月，王熀在西南各方的有力支援下，打了许多漂亮仗，重新夺回重镇，因此便震惊了清两广提督李成栋、广西提抚耿献忠，反清复明，改变了朱由榔旧部前日草木随风，一败如水，东躲西藏的动荡局面，从此，桂王政权得到了十六年较长时间的稳定。
1655年，三王内讧。三年后，孙可望反明降清，因此，清兵分三路攻陷云南、贵州，西南大后方被清军占领。此时王熀援兵救主受阻，李定国在惊慌中保护朱由榔从云南逃入缅甸，为老国王莽达收留。多少回梦里挑灯看剑，然而南明大厦将倾……
1662年，吴三桂带清兵攻入缅甸，缅新国王莽白，将朱由榔当作礼物交给吴三桂带回昆明勒死，从此，南明皇统彻底灭亡。
王熀忠贞节烈，正气冲天，誓死复明。因此便在同年7月领着残部，离开大路，向荒野开跋，始从云南经贵州，入湖南抵广西钦州，再到广东雷州沿海，效死文天祥“过零丁洋”的民族英雄正气，以大明兴亡为己任，率领三百名士兵，寻船过琼州海峡，最后终于回到了他自己的故乡——崖州，跋前踬后，心余力绌，去做他的反清复明旧梦……
扎兵黎寨烧旗曲沟
越三亚市往西行，约五十华里，便是当今风靡世界的“天涯海角”著名风景旅游区。潮起汐落，到这里的国内外观光游子们，可谓莘莘、济济、芸芸。然而，曾有几个能够想象得到：同是这个人间胜境，溯源三百多年前的风云变幻，另辟一个沧桑。此处还是泱泱华夏的“贬贤逐囚”之地，“天涯海角”还是古崖州最偏僻、荒凉、生度鬼门关的代名词。
清朝康熙二年（1663）岁末的一天，一支仍打着明朝旗号，近三百名身穿汉饰的队伍，踏着满目疮痍的土地，披着呼啸的海风，顶着拂晓前的黑暗，兵不喧、马不嘶，悄悄地开进了这个黎村安营扎寨。这支队伍，几经浴血奋战，士兵十分疲惫，知己知彼。王熀面对百倍、千倍于己的敌众来势，而领这支民族精英兵士去苦苦拼搏，只能是以卵击石，甚至起不了杯水车薪的用处，因此，他只得一面神出鬼没地悄悄驻扎下来，一面准备继续与全国反清力量取得战况联系，再度举义起事。
这支队伍在“扎兵村”潜居期间，纪律严明，兵士从不骚扰黎民。王熀亲率部下垦荒种田，解决衣食日需。然而，眼前大势已去，明室天下断非这二百多名散兵游勇所能挽回，只得一番哭祭之后，忍痛解散部下士兵，规劝其各自归里耕作生息。而自己更对天可表耿耿忠心至死不渝。解甲归田后，仍“生为大明人、死作大明鬼”誓不复为清民。
据说，他当时抱着明朝的旗帜、印信、官服、绶带，一边仰天长啸、痛哭，一边沿着角岭小溪，来到“天涯海角”东侧，在一条深山沟里，将旗、印等明代遗物一一焚烧，而这条亘古无名的野山沟，便是今天人们争相观光的“烧旗沟”。因为王熀曾在这里驻兵，这个小小黎寨同时也改称为“扎兵村”，这就是今天的三亚市天涯区扎兵村委会。
进山终身不入城市
《崖州志》载：“桂王亡，怀印归里，遁迹黎岐。筑室水北，终身不入城市。”
《崖州志》·艺文志三载王熀诗，现录如下：
回崖弃家入山隐居作
寻幽学懒结山庵，
得避红尘哪怕岚？
满目云山青带白，
一湾溪水绿拖蓝。
林花香细堪供领，
野鸟声奇好赠谈。
寒谷阳春应有脚，
操觞自酌又何惭？
“烧旗”之后，王熀再三谢绝了当地黎胞的挚情挽留，毅然投入丛山峻岭的怀抱，在重冈迭峦间寻寻觅觅，这个大自然骄子，终于发现一片山高林幽溪流长的危崖，峭岩狰狞，怪石如虎，确是个离群索居的绝佳之地。于是，他便就地伐竹、砍茅、搭寮结庐，名曰：水竹居。在嶙峋怪石间垦荒操作，过起了“刀耕火种”的孤寂生活。岁月悠悠，情怀依旧。激愤时长歌当哭，兴到时冷月弄影，经常以身为明代遗民而自豪。据《崖州志》载，中秋晚上，长空乌云，他却登上一株巨树，横卧在树杈上，仰天咏诵
阴霾久障中天月，
此夕中秋月复盈；
皎洁一轮天下照，
从今不改万年明。
对光复明朝大业，耿耿于怀，表达了遗臣的一片孤忠。
清康熙三年（1664）国势大定，曾使崖州知州李应谦先后两次派员，执诏进山，招抚王熀出山勤王，且许以高官厚禄，均遭王熀一一拒绝。最后对清使者当面立誓：明臣王熀，此生有口不食满清统治土地生长之粟，此生有足不踏满清辖置阡陌之路。从而，彻底、干净地将满王朝的“招抚计划”抨击个粉粹。
王熀不仅铁骨铮铮，而且是个“言必信、行必果”的刚烈志士。驱逐清使之后，在耕劳之余，他几乎风雨无阻，朝夕不辍地出现在往返垦耘的必由之路上，或用石块、或用岩片铺近垫远，一一重新筑砌起来。从此，他便以“种自己的田，食自己的粮，走自己的路”去维护一个明朝遗老的尊严，来保持自己高尚的民族情操与气节，直至溘然长逝。这里再引王熀一首《山居述怀》，也不难想到当年的景况：
“手扶筇杖踏棕鞋，
回首沧桑命亦乖。
有饭时餐啖蕨菜，
无油夜点照松柴。
随缘白发身期健，
到处青山骨可埋。
淹没无闻嗟老矣，
淡然寂寞旷我怀。”
王熀的后半生，虽然逃避了清室明野的羁绊，甚至未踏近崖城一步，但一直置根于当地人民的心田之中，他从未与“穷山僻壤野人家”间断过友谊。王熀的品格、学问、道德深为当地人民所钦佩。王熀死时，撒手荒山。当地人民为了让他们心目中顶天立地的英雄继续完成未竟的遗愿，也许更重要的是，为了忘却的怀念，为了后来人的景仰，便将王熀遗体装殓入大木棺中，并且高高悬在他生前最常登临的一棵大榕树上。危崖峭岩凌空欲飞，使这位崖州史上的一代奇人，永远、永远地脱离他所厌恶的清朝统治的天下！
吊棺岭 吊棺树
古崖州崖城的宁远河北岸，有一个山高林深溪流长的幽静佳境，其间峭壁奇岩仞立，凌空波翅欲飞，踞威临险，鸟瞰风云变幻的大千世界。
三百多年来，当地乡里百姓称它为“吊棺岭”。岭上有一株鸦噪三匝夕阳落的大榕树，人们呼之为“吊棺树”。究其岭奇，树奇，名亦奇的根本缘由，原来是当时这里曾经生活过一个名叫王熀的奇人，而他的脚印，至今仍在这一方岭石、溪、树上闪烁着神话般引人入胜的光辉，踏出一连串扑朔迷离而又发人深省的坎坷道路，遁迹深山，自种自给，死后棺吊树上。
口传耳闻，崖州名将王熀昔日的“吊棺岭”就是今天三亚市育才乡驻地，而“吊棺树”则在乡政府西边的地角上。
这棵大榕树，是清初“吊棺树”枯死后生长出来的“传人”。沧海桑田，地老天荒，根往下扎，枝往上长，汲取大地的营养，积蓄向上的力量，才慢慢地老根纵横满地爬，干上生干一树攀，铺天盖地地撑起了一个绿色的世界，因此它被乡民称羡为“育才榕厦”。
听前育才公社老书记简兆祥说，从20世纪60年代起，“育才榕厦”便真正意义地成为公社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公社的文艺演出，都是借用这间自然“榕厦”去完成的。
我深深地记着，1982年10月，曾偕时任共青团崖县（今三亚市）县委书记孙治福，率领县文工团，到育才公社宣传农村中心工作时，我曾借助“育才榕厦”，在这里学走台步。（见影照）。
“育才榕厦”，是崖州名将王熀荷恩乡里留下来的一身大义凛然的志向，和一份崇高的精神境界，所有这些高贵品质，都是值得我们今天应该学习与发扬的。
崖州是黄道婆的大地母亲
元朝初期，元世祖忽必烈，借《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为“大元”。这一举措，博得汉人的拥戴。忽必烈又善于恢复正常的统治秩序，因此国势日趋金汤。同时忽必烈更会相机行事，在全国积极推行“优农”政策，努力削减对人民的赋役负担。一方面大力兴修水利，一方面又奖掖垦荒，促使农业生产一时得到了相应的发展。正值此时，黄道婆生活在崖州，正好赶上了“好日子”。崖州的宁远河流域，在元初时，处处种满了棉花，故史上有“有地皆棉”的美称。崖州人的院落内，民以种一棵棉花为一种景观，州人寓意丰衣，也多见他们植以棉株为诉求。直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我家的羊栏边，仍遗存有一株老棉树，花期满树皆白，煞是好看。崖州人素有教女学织的传统，同内地人教女儿习“女红”一样。因此，女子从7岁起，便要坐在母亲的纺车旁学习拧纱条，故便有了崖州“有女皆学织”的传统。黄道婆置身崖州时，正是棉纺繁华时期，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纺车呀呀的繁忙景象。这里有一首古老的崖州歌谣，可以足以证明当时的情形：
棉花开时白鲜鲜，
侬手不离纺织机，
哥摘棉花不怨苦，
侬纺纱条到鸡啼。
黄道婆年轻时，就虚心向崖州妇女特别是黎族姑娘学习棉织纺艺。她的到来，当地妇女相待如宾，毫无保留地教给了黄道婆一套完整的棉纺工艺技法。从脱棉籽、拧纱条至分纱条的工序等。又亲手扶着她第一次踏上了纺车。黄道婆心灵手巧，一经黎家姑娘的点拨，便如老马识途。不用多时，便当行出色。她细心观察了黎族妇女千姿百态的黎族花裙图案而成竹于胸。年长之后，更是心慕手追。故此，黄道婆后来织出来的黎族筒裙与“崖州双面被”，真的达到了乱真的地步。
黄道婆又在黎族妇女织绣的“团凤”图案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她把黎家绣被上原来长了尾巴短了翅膀的凤凰画面，去偏就正，使得原先的“团凤”栩栩如生，准确完美。我仍记得，1952年，我的娘子嫁到我家里时，丈母娘亲手织成的两份“压彩”崖州斑布（崖州习俗，娘家送给郎家的礼物，称萧规曹随的，压彩布）和一床崖州双面被，我猜都是依葫芦画瓜，按传统纺织的图案，而以精细的手工操作而制出来的吧。
现在，我的手头上仍珍藏着20多件崖州斑布和黎族“龙被”等纺织品，都是清、民两代的遗存织品。所有这些藏品，均反映了崖州织女特别是黎族妇女的聪明才智。所有这些崖州古时织艺，也给黄道婆后来的研究与进步，夯实了改革基础，为黄道婆成为中国第一个惊天动地伟大的纺织革新家，创造了先决的条件。不久，黄道婆又改革了黎族的对口开襟、无领、胸襟绣有花纹的黑蓝色“婚服”，她改以用红、黄二色相配，成为婚服的主要色调，在构图上增加了两人携手同行的画面，加强了喜庆情爱的氛围，从内容上丰富了原来较为单调的“团凤”“棋局”等图案，博得众人的喜欢。改革设色后的“婚服”，更体现了人的性味，使得年轻的姑娘穿出了青春之美，年长一点的妇女，也穿出了秋色之艳，表现出黎族姑娘仪态大方优雅之特色。不怪，时至今天，崖州人人都会唱这首脍炙人口的古
老民谣：
黎妹子，
穿筒花；
不嫁民，
欲嫁官；
妹穿裙，
官喜欢；
穿出门，
人人夸。
由此可见，由崖州黎族妇女共同绣织，后经黄道婆改革创新的黎姑“婚服”，在其织绣技艺上的巧夺天工，呼之欲出的动人画面与魅力之所在。
黄道婆从青少年时代起，就一直吮吸着崖州大地母亲的“乳汁”，使她不断地成长与丰足自己，因此，她能在纺织工具上做出重大的革新和伟大的贡献。黄道婆似印刷工校改印刷清样一样，经过无数次印刷清样的校改，最后将原先落后的旧式纺织工具，改造成一套扦、弹、织、纺工具（搅车、椎弓、三锭脚踏纺车等）。技术的革新，推动了生产的成倍提高，促进了崖州的棉纺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社会需求的保障。
元贞年间（1295—1296），黄道婆远别崖州，回到了上海乌泥泾。她把在崖州完成的棉纺技术，教示给当地人纺织“崖州斑布”“崖州被”和黎族特有的“双面被”。这类纺织品很快地从上海畅销到全国各地乃至西欧世界，备受人们的喜爱。特别是崖州被和“双面绣”织艺早已闻名于世，崖州的纺织业，也早已影响世界各国近400年。故西方人称：“中国的棉布，穿暖了他们西方人的祖先。”这里不能不归功于中国伟大的女棉纺革新家——崖州大地母亲哺乳出来的“中国衣被之母”——黄道婆。
钟进士嫁女①
明朝嘉靖十年（1531）崖州进士钟芳，在南京任兵部左侍郎时，岁数比他大56岁的海口市琼山人丘濬，早已挂上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的头衔了。
钟芳次女，未及笄岁，就人面桃花相映红，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
丘濬有个曾孙，名叫丘圻。他生得清俊秀丽，美如冠玉。他和钟家次女此时却互相暗暗地爱慕着，然又别时容易见时难。钟芳知其如此，仍借“嫁与东风不用媒”的方式，便将女儿德配丘圻，了却他俩那碧海青天夜夜思的心事……
一天，钟芳让女儿穿上新衣服，亲自带着姑娘来到婆家，终使这一对新人红粉为伴，一夜夫妻百夜恩，享受那“小红低唱我吹箫”的闺房之乐。
钟芳嫁女，一切从简，不讲排场，南京城里早已传为佳话。
归宁日，钟芳在穿花蚨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莲荷盈盈，菱池浃浃的后花园里，为这对新人举办了一个生趣盎然的“煮茶赏春”宴，热望为他们祝愿。临别时，书写“夫妻互勉”五条。送给新人归去。
“夫妻互勉”五条，是这样写的：
人生乐在相知心；
永怀共济心，莫起胡越意；
内睦者家道昌；
踬马破车，恶妇破家；
养子莫徒使，先教勤读书。
钟芳对这一对年轻夫妻的五条勉励，一时为京城上下所效仿。
朱元璋重视崖州香料生产
海南多阳，一木五香。
屈大均
崖州大地，太阳气热，所发的精液被草木汲取后，因而枝、干、根、株，一木五香。
崖州香料，极为地道名贵。据《崖州志》香类目载：“崖香，气味纯和，历百年而不变，以其得地道之正云。”
《海南岛史》称：“崖州黎峒是沉香、蓬莱香、鹧鸪斑香、筏香、生香、丁香的主要产区，气香清淑，非常有名，别称“女儿香”“崖香”。相传唐代早为贡品。南宋时朝廷已设有香药院，由官方大量收购崖州香料。但官吏往往不依时价，沉香一两，仅给钱一百三十文，所以香料生产，一蹶不振，因此人民破产的很多。”宋朝末年，已经到了万劫不复的状态。
时至明代洪武初年，明太祖朱元璋，积极鼓励发展南方香料生产，特别是崖州的香料生产和保护，终使奄奄一息的崖州香料生产，重新又获得了飞速发展。仅香料税收，成为诸州之冠。
朱元璋在提倡恢复发展南方香料业的同时，也十分注重产销工作，支持扶助民间的海上贸易，努力发展民间运输事业，采取民间造船官家给本，招募商人大搞海上贩运，得利后官得其七，商得其三。从此，打开了崖州香料运销大陆的门户。
据《明史·太祖实录》卷五十五载：“洪武三年，崖州海商携带香货，预备到南京去贩卖，不幸中途溺死，有司准备点验数目，命其缴纳什一之税。明太祖知道以后，下令免税，并且命令同行之人，将死者的货物代为贩卖，所得货款，带回死者的家里去。”这便是有史以来香料第一次当作崖州名贵土产，进入了明朝皇都——南京城。
朱元璋还全面废除了宋代以来由官吏独权买香料的“坑农”做法，实行商民直接贸易，产销直接见面，减少中间盘剥，严厉打击地方不法分子压价压级与抢买的非法行为，进一步维持和保护生产香料农人的利益，安定山民生产的信心。地方政府又能加强海上治安管理，派出护航官船巡察海面。官船上常常张列旗帜和金鼓，吹吹打打，以壮阵容，震慑海盗，保护行商来往安全。因此，崖州香料药材，便能顺利通过海路，远销到琉球、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日本和朝鲜等国。一时崖州成为全岛的门户港，帆樯之聚森如立竹，崖州沿海民间贸易一派繁荣，出现了崖州香料远销东南亚沿海诸国的可喜景象。因此，才有先知崖州香料，后知崖州人的社会现象。
苏东坡曾替崖州人民要“米酱”
苏轼于绍圣四年（1097），责授琼州别驾，安置昌化军，不得签书公事。
那时宋哲宗皇帝仍执迷不悟地推行着“富吏贫民”的船舶税法，按其商船的长度，进行丈尺打量，而不问其商货价值贱贵，便开征计额上税交款。又加上港岸各停泊所之津务官吏，更是为虎作伥，任意敲诈与剥削，所以闽、广商船从此很少挂帆南下，造成了当地的槟榔等土特产品无法通过海路远销岛外各地。
当时的崖州与儋州，均是槟榔主要产地。《舆地纪胜》124卷有一段题槟榔为命的文字说：“琼人以槟榔为命。岁过闽、广者不知其几千百万也。又市舶门曰，非槟榔之利，不能为一州也。”该书同时又称：“岛内输出之主要者，第一是槟榔，第二是吉贝。因此，泉兴商贩，大率仰此。”特别是到槟榔收获之季，他们便以大米与当地农民进行着大宗的交易，然后船运闽浙湖广，生意十分红火。
崖州的大蛋港、毕兰港、望楼港、临川港与儋州的黄沙港、田头港、滴滩港、大村港、大员港、小员港、乾冲港一样，都是北宋时代的重要商舶出入港口，是崖、儋二州槟榔以及一切土特产品运往闽、广等地的重要商埠。
由于绍圣年间，船舶商税的苛恶，官吏的营私舞弊、中饱私囊，致使闽、广以及高化方面的米船不再来航，因此崖、儋二州海路闭塞，槟榔堆积如山，断去物品相互交易，农民严重缺粮无酱，所以他们过着“食芋饮水”的困苦生活。
苏轼不会忘记他仍是“琼州别驾”的官员。一向素以“忧国爱民”闻名天下，虽被囚在昌化军中，然而报国爱民的心志始终不改。他目睹老百姓在“艰难竭蹶”的饥饿线上挣扎着的惨状，心如火焚。他终于拿起如椽大笔，激烈地抨击腐败无能的宋家王朝。在他给《与元老侄孙书》中说：“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泉广海舶不至，药物酱酢等皆无。”可见忧国爱民之心，一如既往。因此，苏轼的《与元老侄孙书》，一向被人们称为是替崖、儋二州人民向皇上要米酱的“宣言书”与“上告状”。
孙中山的榆林港梦
榆林港，海南岛南端之一良好天然港面也。
——孙中山《建国方略》
孙中山先生所著的《建国方略》一书中称：“榆林港为海南岛南端之一良好天然港湾。故我意在北方的奉天、直隶、山东三省海岸，应设安东等五渔业港，在东部的江苏、浙江、福建三省之海岸，应建新洋港等六渔业港，在南部广东省及海南岛海岸，应建榆林港等四渔业港。从此全国合计为十五大渔业港。起于高丽界之安东，止于近越南界之钦州。我之中国海港及渔业计划，于是始完。”
据中华民国三十六年（1947）四月，许崇灏《琼崖略志》载：“榆林港一带又是产渔之区。孙总理（笔者注：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早已拟在那边辟为中国十五大渔场之一的渔港。”
榆林港所产之鱼，非特多量，而且肉质又美，在市面的价位，常冠别处之上，像贵重的鱼翅、鲍鱼、鱿鱼都是榆林的特产。由《琼崖略志》中华民国六年（1917）的统计表获悉：“每年出口量，至少在五六百万肋，远销广州的江门、陈村及高雷一带，为全岛之冠。红鱼、鱼皮、海参等，在香港也有价值。又以盐制品运往清澜及其他各处。”
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对榆林港丰富的渔产资源早已处心积虑，馋涎欲滴。据中华民国三十七年（1948）三月，商务印书馆发行陈植编著的《海南岛新志》称：“明太祖洪武十一年（1378），日人曾乘八幡船，登陆本岛，先后凡十余次，对榆林港进行海产资源勘察。”为掠夺我榆林港的海洋宝藏，老早挖空心思，搜索枯肠，“藏器待时”……
孙中山以先见之明与高瞻远瞩的远大眼光，对榆林渔港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在《建国方略》中做了充分的肯定，更加引起日人的极大关注。日寇侵琼后，首先以榆林港为基地，横冲直撞，到处弋游，肆无忌惮地掠夺我渔业资源。据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六月，世界书局印行李待琛编撰的《海南岛之现状》称述：“日本大渔商村兼，以机动渔船四十艘，在榆林港一带捕鱼，每月渔获量达五百吨之多。1940年，在榆林港设立冷冻工厂，能力一日百五十吨，用轮船装运日本，以供食用。1942年，又在榆林港设立西太平洋渔业公司，为华南沿岸最大的水产基地。”
孙中山伟人智者也，重视对榆林港之资源的开发，可惜先生以身先卒，成为国人一大憾事！
梁正：崖州第一任水利局“局长”
水网纵横织，处处稻花香早。立石颂功，昭垂万古。
——题记
梁正，广西永淳人。明代英宗正统元年（1436）任崖州宁远县（今三亚市）主簿。梁正深得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之古意，在任时，不遗余力，兴修水利。梁正不愧为581年以来崖州第一任水利局“局长”。
据《崖州志》载：“崖人不知水利，梁正导民筑陂灌田三千余亩。开伏沟、深沟、引望楼河水灌九所、四所、乐罗、罗马等处田一万余亩。引抱旺塘水灌那罗、抱贵等处田一千余亩。今大雷、乐罗诸沟，皆其贵绩也”。
《崖州志》又载：“崖州，岩疆僻处，视画良难。”连年亢旱，未闻雷鸣，十年九荒，岁只一熟。
正统二年（1437），梁正为了摆脱财粮困境，确保官需粮饷，民食民用，就对崖州水利资源以及和水文有关的气候、潮汐、山塘、沟陂深入访查，绘制水图，潜心研究，确立“以水兴农”的方针。梁正不辞辛劳，日夜驰驱戎马，奔走风尘，细访州属沿海渔人，逐月推算，得出月临卯酉，则潮涨在东西，月临子午，则潮涨在南北的科学计潮方法，对当时筑坝防潮，扩大崖州西部罗马、乐罗、四所沿海地区播种面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外，他还深入苗山黎峒，到离州城一百多里的大抱扛岭，查清望楼河水的源头，拥有大量水文第一手资料，接着在抱扛岭，亲自率领甲里，度水势，筑堤坝，开渠导水。当山里水源引渡到石门附近时，前面有大片巨磊——俗名叫“石公”者“蹲”在这里，像一堵墙横面挡住了渠道，任你弯绕，终无法子。崖州是投荒之地，哪来雷管炸药？把石“崩”掉，谈何容易。果然，梁正是位智者，此时他想起了三国火烧赤壁战役——火烧大石如何？计上心头：欲破石公，必用火攻。梁正跨上了他那匹戎马，又奔走风尘地来到了附近的龙浩、赤公、红五等黎村，发动民众，捐出大量烧柴。又组织水工，将其一车车干柴搬到工地，很有秩序的往“石公”身上堆着，点火烧石。“呼呼呼”叫的大火烧了五昼夜。梁正早事先储备足够的百数担用水。他看火候已到，便及时地组织民工，把水往“石公”身上瓢泼。石热水冷，逼石裂开。梁正又宜时组织民工，用木棍条插入石的裂口，使劲地撬开一片片的将它放倒。一尊尊石公终于搬走了。沟成，水分流入新沟、上雷沟，改变了这里的生产条件。开荒造田，终使荒野变成了万亩良田。水网纵横织，崖田一熟为二熟，处处稻花早香，连岁获得丰收。
梁正当年所筑之沟渠、堤坝，多已不存。现在尚保留下来的仅有大雷沟（今叫上雷沟）、乐罗河（现叫新沟），均在崖县第四区属地（后属乐东县境）。上述二沟，目前在水利灌溉上，仍然发挥着它的效益。该县的大型水利——长矛水库的水都经过两条旧沟，将蓄水分道灌入冲坡、九所、乐罗三个重镇大片田洋，确保历年水足粮丰。
立石颂功，昭垂万古。《崖州志》所载之名宦，上自汉唐，下至明清，计四十九人之众，仍以梁正宦绩较大。后来州人念及他的政绩，每年收割时节，我的家乡一带人民，都在田间为他设祭。这一崖州遗风，至目前在一些地方仍然保留了下来。
唐镜沅：无量功德有口皆碑
唐镜沅，广西灌阳人。清光绪十四年（1888）任崖州知州。当年九月，宁远河山洪瀑发，地处下游的崖州城，顿时一片汪洋，城池危在旦夕。唐知州当即拨出官粮安定民心，并迅速使人排洪护城。由于河床下游淤塞，洪水一时排不出海，他自告奋勇，领着河工，到城南五里的大蛋港，开挖海口，引洪排出大海。经过两昼夜的排洪抢险，终于战胜了特大洪水，使崖州城池转危为安。
光绪十五年（1889）八月，崖州大地，轰雷一声巨响，如天崩地坼，暴雨大作，狂风骤起，拔树卷人。相传城里一位大户太太，坐轿下乡催租，被风吹走，不知去处。特别是州西的九所（我的家乡）、望楼、黄流，被“洗劫”一空，状如印度古代史诗《摩诃婆罗多》里描述的情景：“河水沸腾，百兽死去，这真是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死者尸体，不复成形。”
当年崖州，饿殍遍野，灾民纷纷离乡背井，仅九所甲五里即逃亡42户。
《崖州志》载唐镜沅的风灾情详文曰：“卑职自备夫马，于九月初二日，亲到九所住宿，初三日，随勘一带农田，冲成塘者，深七八尺，其成坡者，废沙堆积，并不可种稻麦。初四、初五两日，卑职独自遍历乐罗、望楼、黄流等处，地平则泛无涯，不能复开为田。九所、乐罗、望楼、黄流等地，灾民扶老携幼，男女壅道哀乞。查点户口，逃亡不少，即存者，亦褴褛不堪。”
唐镜沅当年就住进九所民居。亲自领着这里的灾民重建家园，恢复灾后生产。又及时打开衙门谷仓，发放官粮，救济灾区，安定民心。
从唐镜沅的灾情详文里可以想得出来，九所一带是个重灾区。他在这里一方面指挥排洪下海，一方面又搬沙造田。农民不知堆沙的方法，搬沙造田时他们使用“人”字形堆沙。分两排行走，从左边上，从右边下。因而人群壅塞，行走不便。且“人”形堆沙坡度大，容积小，堆上去的田沙又滑了下来，进度较慢。唐镜沅现场发现后，就用通俗易懂的比喻方法对灾民说，你们家里都养过鸡和鹅吧，大家尽管按“鸡”和“鹅”的样子去堆；田里埋沙薄的，可以堆成“鸡”形，埋沙厚的，就堆成“鹅”形。因鸡和鹅，体积较大，四面八方都可以同时堆沙，所以搬沙造田的进度较快。灾民们按照唐镜沅知州的方法堆沙，果然不用多久时间，宽广的田间就堆成了“鸡”形坡和“鹅”形的一座座大小不等的坡子。灾民的脑子也好使，因此他们便把像鸡形的田地称为“鸡坡子田”，似鹅状的田丘便叫作“大鹅田”。
“鸡坡子田”，在我老家大门口附近，“大鹅田”，在我们村不足半里的东边。时经128年，今天这些田埇和田洋，仍然依旧叫“鸡坡子田”和“大鹅田”，古老的名字，丝毫从未改变。
唐知州极为重视名胜亭阁建设。他任州事时，多次访查崖州胜迹，以建亭阁，供人游览。《崖州志》载：“光绪十五年（1889）春正月，唐镜沅闻城北四里许有热水喷泉，他马上出城视察，不久便建筑起了“既济亭”。
在兴建“既济亭”时，唐知守废寝忘食，亲自绘图规划，几易方案，也不觉其事烦。工竣，州人请他勒石，他当即书写了“既济亭”碑记，详述建亭经过，并榜楹曰：
风浴春怀贤士撰，
咏筋情叙永和年。
借王羲之永和年兰亭修禊雅集的情景，来抒发他对“既济亭”兴建盛世之情怀。
唐镜沅还在“既济亭”的石壁上，镌自书句曰：
谁怜崖州怀汤沐，
空说华清赐浴池。
从这里不难看出唐知州对崖州山水的酷爱，原是情有独钟的。华清池又怎么样？能拿来和“既济池”相比吗？
唐镜沅，苦心经营“既济亭”，使亭里山明水秀，池中水面如镜清澈，可以捞月，为州人营造了一方寄迹在山水之间的游憩胜地。如今，亭子已废，但古味犹存。
唐州守同时更关心对人民进行道德规范的教育，为了这个目的，他在城南一里处，建立了“还金寮”，以表彰岭海大儒——钟芳之祖父——钟明，拾金不昧的美德。《崖州志》曰：“钟明，高山所人，家贫，以卖浆为业。成化间，有士舍陈姓者，持数百金止于舍旁，仓卒忘携去，为明所得。及夕，陈擗号至。明询其数，合，即尽出还之。陈感拜，愿剖分以谢。明曰：‘吾不私其全，而利其半乎？’亟投柜，吾卖浆足自给也。”
年深日久时越五百多年的“还金寮”，它是拾金不昧的号角，它的佳语仍流传甚广，特别是唐镜沅撰镌在“还金寮”里的一副楹联：
独留后世儿孙路，
此是前贤义利关。
这副对联，是崖州人的电钮，士、农、工、商，一按就着。这与唐镜沅的表彰揄扬不无关系。
唐镜沅，主事崖州，他关心民瘼，怀忧于心，不论教育、治安诸方面，政廉风清。《崖州志·宦绩志一》载：“始下车，兴学士课，息讼安民。凡胥役士讹诈民黎者，治之不遗余力。……豁免农田荒米。凡诸善政，至今载之州人口碑。去之日，士民爱戴，袝祀鳌山书院。”
程哲：清风善政知崖州
清朝雍正三年（1725），安徽歙县人程哲在崖州任知州。《崖州志》载：“雍正三年五月，崖州地震。七月又震。”震后天旱，兼蝗虫食禾，米价腾贵，“斗米一金，民多饿死”。
程哲他一到任，便着手抚黎安民，积极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为了掌握震情旱象，他自备夫马，亲自到州西一百多里的九所、龙鼻、红墓、木棉头、翁公头、老新庄村落和诸黎峒，实地考察，了解民生，所到之处，村民扶老携幼，夹道哀告灾情苦状。
根据了解到的情况，他详文禀请上宪：由海船运谷三百二十担，直接发往旱区，以救饿户；又开官仓，拨出大米二百五十担，专派震区，以恤困民。据《崖州志》载：“雍正五年，米贵。知州程哲，详情开仓平粜，民得聊生，州人勒碑称颂。”
程哲是一位热心办学的州守。他以兴学育才为己任，尝用他的俸金买田，以赡学校。如九所社区的“乐罗社学”，是用他的俸薪百金首创的。从选校址至破土兴建，凡此种种，事必躬亲。
他爱贤重才。闻州人颜其亮（今九所镇乐罗村）少负文名，程州守便聘为乐罗社学第一任教习。州人闻讯，便纷纷送子入学。一时执经者满帐下。
程哲为官，善政清风。在任上时，废除儒学、岁贡花红酒席，和岁考生员、童生合用果饼费用。不修补衙门。省下经费，惠政于民。曰：官斯士者，民瘼疾苦为要。清约自持，清苦如僧。廉明方正，禁革衙门陋规。以物敬之，皆不受。
程知州又常常留心社会的美德公德教育。雍正四年，他在藤桥市视事，就在那里亲自书写并立下了《藤桥市劝戒客民碑》，词曰：
勿嗜酒而沉醉，勿见色而贪淫。
勿因风而晚坐，勿披露而夜行。
勿因饥而饱食，勿因渴而多饮。
勿因垢而晨沐，勿因倦而昼寝。
落款为：“雍正四年知州程哲立。”反映出他人格的高洁，心灵的正直和深沉而博大的忧患意识。
程哲十分酷爱崖州的山川，在公务劳顿之余，携僚属同游其间。一天，他们来到了“天涯海角”。穷目烟波，海阔天空，心旷神怡，不觉人物两忘，身在世外之感。程哲兴致勃勃，挥毫泼墨，作“天涯”二字，命人刻在海边巨磊上。表现人在天涯，爱土守疆的宏大气魄，位卑也未敢忘忧国的积极而达观的态度，为崖州的人文景观画卷，增添了一抹绚丽多姿的色彩，成为今天难得的国际热带滨海旅游城——“美丽三亚·浪漫天涯”的著名景区。
周〓是开拓崖州风景第一人
周〓，浙江钱塘人。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任崖州（古称吉阳）军守。
他酷爱崖州山水，重视旅游资源的开发，所以，军守常在政务稍息之时，便去南山那些两岸夹峙，壁立参天，山路奇险的地方，寻访名山胜水。有时又到白云生处，鸡声人语的山寨，问村俗民禁，以便择机开发景点。
据《崖州志》：“淳熙丙午重九日，来观南山石船，因览山水之奇，可为海邦之胜绝”。后与郡僚周丕承等人，带领军工和山民，首拓石船、石屋，并镌刻《石船记》，以记其胜。当年，经过周〓开发出来的石船、石屋，今天已经成为“南山大小洞天风景游览区”各色游人览胜的主要景点。所以，我们有理由说，周〓是崖州地方官员中开拓南山风景区的第一人。
时经60年后的南宋淳祐七年（1247），毛奎接任吉阳军守。毛氏循周〓“墨戽”，在南山继续扩建：“小洞天”“海山奇观”“灵应泉”“仙梯”“钓台”“岩瞻”等胜地多处，成为著名的崖州八景之一。“萧规曹随”，这些都是在前任周〓的基础上开拓出来的。
三亚南山大小洞天，今天已经成为国家“AAAAA”（五星级）旅游风景区。抚今追昔，最近获知南宋人周辉（周〓侄辈，笔者注）在他所著的《清波杂志》周〓家信条目中载：“去死一间……无市井……地炎热……不但饮食不具，药石无有也”。家信中所描述的古崖州，是一个赤地千里、灾荒连年的穷困地方，周〓却始终不畏其险途，他在古代崖州小洞天那个山高无水，有火难炊的穷山沟里，率领山民开发出石船、石屋和镌刻“石船记”。条件虽然恶劣，但他去穷当益坚，意志更加坚定，为州人开拓出“洞天福地”。今天思之，依然令人气壮……
周〓，历史不会忘记他，人民不会忘记他。据《琼州府志》载，两宋24名宦官之德政，周〓“榜上有名”。曰：筑石屋、石船兼石船记之盛事，极感士民。故曰周〓是崖州风景区第一开拓人，当之无愧矣。
陶铸是三亚旅游开发的指路明灯
三亚，四季如春，风光旖旎。三亚市是镶嵌在海南宝岛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20世纪60年代初期，陶铸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他亲自选址在崖县鹿回头，建设一座享誉海内外的旅游胜地，取其名叫“椰庄”。从此，三亚鸿蒙初辟，三亚人始识“旅游”二字为何物，“椰庄”更成为度假的胜地。
据《三亚古今纪事》一书载：1964年5月1日，陶铸在三亚考察工作时说，天涯海角名气大，地处宝岛南端。要把崖县建设成自治州的“列宁格勒”。（自治州包括崖县、陵水、保亭、琼中、白沙、乐东、东方、昌江八个县）
列宁格勒，曾经作为沙俄帝都两个世纪之久，因此旅游业兴旺，文化繁荣，大学林立，是学者名流荟萃之地。科学家罗蒙诺索夫，文学家普希金、果戈里都在这里工作和学习过。世界上技术水平最高的俄罗斯芭蕾舞团就设在列宁格勒。
陶铸是三亚旅游开发的“指路明灯”。他眼光敏锐，思想超前，很有主见，敢于犯忌。在当时“以粮为纲，纲举目张”的年代里，较早地提出利用三亚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事业的主张，可说是秦汉以来绝无仅有，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儿。因此他当即为崖县的旅游业描绘出一张发展的蓝图，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希望，给我们欢乐，给我们力量。
“椰庄”建筑在鹿回头的椰林深处。它东面依山，南、西、北三面傍海。它布局对称，随宜曲折，曲槛回廊，别具一格。陶铸利用依山傍海的优势，善用借景手法，把“椰庄”内外的山水联成一气，勾勒出“椰庄”丰富的内蕴和景在意外的初步蓝图，交由专家审议。
陶铸同时又是“椰庄”环境的“保护神”。“椰庄”的建设者们，遵循陶铸“树不乱砍，林不乱毁”的原则，严格保护它的山景、山墙。破土动工之前，以牌标识，将牌子挂在树上，防止“误伤”。工程如期完成，“椰庄”四周，山明水秀；林带树冠，“金瓯无缺”；芳草山花完美如旧。这些都是陶铸留给后人的一份厚重渥泽……
崖县中正中学遗闻
民国三十五年（1946）春季，崖县国民党——党、政、军“三位一体”，为了“恭迎”蒋介石次年（1947）六十岁大寿，他们出于政治功利之盘算，便借主子“中正”之大名，想来吮吸其政治乳水，因此即紧锣密鼓，一齐发力，操办设立起“崖县中正中学校”，此一谋略，颇为好棋。
当年他们利用旧日的经济部（今三亚市人民武装部地址）原有的厂房、住所、礼堂等设施，改建成为中正中学的教室、礼堂、饭厅和教员宿舍等。此外，学校大门，也换旧得新。校门口两边的砖柱上，写着孙中山的一副联语，上联：养天地正气，下联：法古今完人。经过改造了的设备，看上去，倒也有几分平心静气和善气迎人的感觉。至于学生宿舍，也借得了王鸣亚官邸（曾作崖县粮食局办公楼）三层楼作为学生的住所。
一切筹办妥当后，接下来学校即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二月，向全海南岛扩大招生。当年计划招正取生100名，备取生20名共120名（初中班）。办学人为了宣传扩大其影响，在张贴招生布告的同时，也张贴了聘请张发全（张发奎胞弟、大学教授）桴海抵三亚任中正中学英语教员的消息。因此，全岛学子闻讯，都纷纷赶到三亚报考应试。其中许些学生，慕名中正中学，想来这所学校（择校），开卷磨剑，也来做个“插队青年”。所以，一时报名的学生约有1700人之多。中正中学入学考试不出作文题目，语文科考试独树一帜，别开生面。按试卷编号，单号卷，默写唐代刘禹锡的《陋室铭》；双号卷，默写宋代周敦颐的《爱莲说》。学生入学后，经过考试甄别，分中一、中二两个班上课，每个班60人。
近日，我访问了当年中正中学中一班学生洪国治（三亚市港门村社区人，92岁），老人说，那年考试，三亚共设二十多个考场，场所借三亚中心小学的教室用做考区。考试后三天，就放榜公示考生名次。梁树勳（三亚市港门村人）、陈家远（三亚市红纱人）、刘名英（三亚市羊栏人、回族），前三名考生都是崖县人。三江考才，独领风骚。可足以证明，崖县学子，不是俗人。
我早就听闻，原中正中学廖树藩先生（三亚崖城人），学识渊博，善教语文。洪老告诉我说，廖先生的经验，就是三国东吴孙权教吕蒙读书的话：“始就学，笃志不倦。”廖先生当年就和学生讲过三个读书的小故事：捡蘑菇、打野鸡，还是捉松鼠？要订好读书计划；蜜蜂采集百花与酿蜜，博与精的方法；宋朝人怎么知道周朝的事？读书要善于思考，要学会“举一反三”。一本书就是一个先生。以上都是当年先生说过的话。这个教导到今天已经有70个年头了，现在洪老依然不忘。
国民政府，每况愈下。由于诸多原因，崖县国民政府行函告示曰：
崖县中正中学校，从明年（民国三十八年）1月1日起，改名为崖县榆亚中学校。以后不得启用中正中学之名章。
特此
告示
崖县国民政府（公章）
民国三十七年11月12日
校长室接到县府告示后，立即将其原件张贴在学校的揭示处。
第二天上早操课时才发现，已经有个崖县的“崔颢”，在告示下面的空白处，妙笔生花，文从字顺地，补题了两行极为有趣的文字，曰：
刮民政府一张白纸黑字告示，
中正中学民国三十八年夭亡。
崖州教育札记
古崖州在唐代以前，学校未立，民多蒙昧。宋代以后，朝廷一些贬官，先后在崖州传播中原文化，许多地方官员，也热心兴学课士。他们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开拓崖州文明的事迹，为崖州人民世代所传颂。
胡铨办学训习经书传播儒家思想
胡铨是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县）人，史学家、教育家、编辑家、战略家。宋高宗时任枢密院编修，南宋著名的主战派的中坚名臣。他因极力反对南宋小朝廷对金国的屈膝求和政策，上书请斩投降派秦桧等奸臣，触犯权贵。于绍兴八年（1138）被革职流放，连贬福州、新洲。绍兴十八年（1148）再贬吉阳军（崖州）。寓居于崖城水南村的宋昌化军守裴闻义之庐宋宰相赵鼎故寓。
胡铨流寓崖州八年，十分关心崖州的文化教育，立志兴学，传播中原文化。在州民的支持下，他在水南村设立学堂，亲自执教，启蒙教育。《崖州志》载，他的学生，除了汉族儿童外，还有黎族同胞的孩子。
胡铨教学认真，诲人不倦。在教学内容上，他重于原本传注，先教诵《孝经》，后及诸子百家。书中重点及难点，他不厌其烦地反复细说，直到学生明白为止。在学习方法上，他十分强调学生背诵课文和课外的自由讨论。在课堂上，学生提出的疑问处，首先由明白者回答；学生解答不全面或不能完全答对的，后才请先生补充作答。他对学生要求严格，夜学时，他一边批改作业，一边让学生在他身边填词、造句，直到做完做好为止。
教学方法，除了学习儒家的经书外，为培养学生多方面的兴趣，学堂还增设“古汉语”与“习字帖”课目。规定每天习字帖一页交先生批改。先生在帖子的天头，用楷体写出学生认读过的生字，再让学子认读，以巩固学习效果。由于采用了既读经又学古汉语和习字帖“三结合”的方式教育，给予了学生良好的素养。
当年胡铨谪居崖州，讲学不辍，培养了一批崖州学子，他在教学之余，还著书立说，写下了不少诗文，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如《哭赵鼎》：“以身去国故求死，抗议犯颜今独难……天地只因悭一老，中原何日复三关？”文以载道地反映了他的爱国情怀，然而，从另一个侧面不难看出，胡铨爱民兴教课士的精神和他的爱国之心是一致的，至今仍为崖州人民所称颂。
冯如衡设立海南第一所黎族时雍学堂
冯如衡是江苏太仓人，进士。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任崖州知州，是位有作为的名宦。
冯如衡极为重视对黎族人民施行教化，《崖州志》载：光绪三十四年（1908），知州冯如衡详请崖州旧练兵馆改造设立“时雍学堂”，以教育黎童。时雍小学堂开课前夕，冯如衡布告全州各个黎峒，催促黎族同胞送孩子入学读书，黎族学生的学习费用，由州府支付。时雍学堂，是海南岛最早为黎族同胞专设的第一所官办学校。
古崖州，杨炎称是“鬼门关”。李德裕说：“鸟飞犹是半年程”（《望阙亭》句），胡铨说：“黎婺山高日上迟”（《寄参政》李光句），而崖州人则说：“寄个名儿去抱逸，名儿未到人脱骨。”（指今黎族抱逸乡地区）它准确不误地告诉人们，昔日崖州，地薄人稀，穷乡僻壤，穷山恶水，瘴气杀人，令人听之，不寒而栗，毛骨悚然……
然而，知州冯如衡，坚忍不拔，善始善终，办学为民，绝不能有头无尾。
冯如衡，自助人助。当冯知州回天乏术，欲罢不能时，水南村廪生王泽夏，他急公好义，慷慨解囊，当即捐出祖业良田多处，卖断与人，得银元一千零五十两，作为学堂常产，交由冯如衡办学。
王泽夏，散财办学，支持地方文化教育的美德，近传州城，远闻京都，皇上赐旨旌表。消息传来，崖州城里，一片欢腾。
时雍学堂，如期设立上课。为了更有成效地教育黎童，冯如衡精心制定了时雍学堂的教学宗旨，要求学生先立品行，次及文化，以忠于上，以孝于亲；行不覆邪，言不涉妄。同时，冯如衡还为时雍学堂制定了《校训》，内容主要是要求学生应立志于学，尊敬先生，忠厚正直和利国爱民等。每隔六天，学生集中在一堂，恭听宣读其《校训》。
民选县长带头捐资办学：民国11年的师范毕业证
这是一张由崖县公署验讫的毕业证书，签发于1922年5月。2011年3月15日，于崖县四区民间寻获。
毕业证书上印着：
学生关学麟，广东省崖县人，现年31岁，在本校6个月修业期满，考查成绩及格，准予毕业，此证。
中华民国11年5月1日 崖县公署验讫
（盖公章处）
崖县单级师范学校校长 杜琼华（钤章）
中华民国11年5月 日
（崖县单级师范学校盖公章处）
崖县单级师范学校，以培养乡村师资为宗旨。入学考试，把关极严。从各方面推测，关学麟能被录取，他不应该是等闲之辈。
民国十一年（1922)1月，崖县首任民选县长孙毓斌（梅东人）就职。他上任伊始，即优先拨出光银，单列充实崖县单级师范学校办学经费。在经历军阀混战的崖县大地上，克服经济上的艰难，身先士卒，捐出家里大量存银，推动全县捐资助办师范教育，坚持单级师范教育大计的实施。几年下来，政德卓然，孙毓斌因此而荣获琼崖公署锦联的嘉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山高千仞，无欲则刚。”是年，崖县爱国青年学生，特别是年纪稍长些的县单级师范学生，闻悉日本人勾结琼崖奸商何瑞年，在西沙群岛设立“实业公司”，盗窃西沙磷矿资源。他们义无反顾地奔走全县上下，发动青年学生，行动起来，坚决反对敌人的海盗行径。爱国学生们立即成立“崖县勘测西沙群岛委员会”。先派该会委员陈明华前往西沙，实地调查各类资源。继由青年爱国学生陈英才，以及李福海、陈世训、黎茂萱等24人以琼崖公民代表名义，署名发表了《琼崖公民对西沙群岛沦亡宣言书》，附发《崖县勘测西沙群岛委员报告》，立即引发国内各界人士群起响应。他们义愤填膺、义正辞严地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故此奸商兴办的“实业公司”随即被迫撤销。在那个多事之秋，兵荒马乱，社会秩序极端不安定的民国十一年，崖县单级师范学生，为首组织发起“反日反奸”运动，参与了社会斗争，学子们在政治、文化两方面，均获得了一定的锻炼与提高。
见证民众办学热情：罗马教育基金会特别捐碑
旧时农村教育，政府不拨资兴办，一切教学设施，均由民众捐款筹成，颇有“人民教育人民办”的味儿。崖州（今乐东）九所罗马村教育基金会，成立于1932年。该会组织人和领导者是村里两位乡绅：陈粦茂、蔡文郁，成员：赵元明、周运开、陈粦藻、黄其深、罗文鼎。
那时罗马村民众办学热情极为高涨，在村教育基金会的发动下，一时兴起了民众办学的热潮。为纪其盛，最后决定，以“特别捐碑”标示。凡捐资两千文铜板以上者，即勒碑以纪芳名。累计全村共有108人热心捐助者的大名被镌于石上，其中捐资最多者为麦金博妈，她一人就捐出了铜板10千文。
罗马小学，刚建成不久，日军疯狂侵琼。新落成的崭新教室就被日军拆毁，砖、木用作防御工事，一时学校变成了一片吞声噙泪的废墟。从此，学校停办，老师停教，学生失学。
紧接下来的是，日军每天抓丁派牛，把拆下来的木料、砖头和瓦片等，用牛车拉来建设他们的防御工事、兵营住宅和黄流军用机场。
日军工事，遍布各处，每天运输砖、木的牛车队必须路经九所哨所。人马路过时，皆要毕恭毕敬地向高高站在岗哨上的日军哨兵称呼：“先生，敬礼！”有一天，群众拉着牛车照例行礼，但人却遭到无理毒打。通释出来翻译后才明白，原来是因为没给那天拴在哨所桩上的警犬敬礼。从此即形成了：人要深深一礼，犬要轻轻一揖的“礼例”。那时山河破碎，人为刀俎，日寇恃强凌弱，恣行无忌，故国人不如日军一条犬，任由日人对我民族进行肆意侮辱，今犹令人痛恨切齿，忍无可忍。
当年，国人天天都忍辱吞痛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为了避免罗马村教育基金会特别捐碑被日军之毁掉，村里有识之士周凤谊先生，事先将此碑运到家里去保护。后来又以资金和教育基金会购买下来珍藏。今保存完好无缺。村友罗魁玄先生，独具慧眼，即代为影照，并将照片送来给我。
解放前夕的读书郎：一张补发的简师毕业证
在艰难竭蹶，聊以卒岁的民国三十五年（1946），崖县（今三亚、乐东一带）的有识之士、父老乡亲，在崖县中学（后称一中），为解决乡村师资匮缺，即附设起一个简师班，使之薪尽火传，一树百获。学制三年，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8月期满停办。简师班校长由崖县中学校长颜任明兼任（今乐东县乐罗村人，北京大学物理学硕士，后改由张景菁任校长，教育世家，崖县城西人）。
由于简师条件适合弱势群体学生的经济支付能力，因此，原读初中部的那些家徒四壁、告贷无门的生员，一经布告出示，竟有100多名“刘翔”，眼明手快、争先恐后的想跨“110米”栏，纷纷到学校总务处报名读简师班去。我堂哥蔡启汉便是其中的一位手疾眼快的“跨栏者”。
因为那时报考简师人多，所以学校就采取“优选法”，择优录取。经过严格考试后筛出40人编成一个班开课。据汉哥说，他和孙家启先生有幸中式，二人同读简师三年直到1949年8月毕业才分携离校。
师范教育，是培养师资的专业教育。兴办师范教育是教育工作中的一项基本建设。
中国的师范教育，以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上海南洋公学所设的师范学院为最早。光绪二十八年（1902）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始规定师范教育的体制。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师范教育令》《师范学校规程》，将初级师范学堂改称师范学校，并规定设立高等师范学校及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后，高等师范学校先后改为师范大学或并入普通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等师范学校全部独立设置。1952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高等师范学校的规定（草案）》，规定师范学校修业年限为4年，培养中等学校师资；师范专科学校修业年限2年，培养初级中等学校师资。为给高等院校培养师资，并为教育科学研究机构培养研究人员，一些高等师范院校设有研究生部，招收研究生，并授予硕士、博士学位。1954年前后，教育部颁布试行《师范学校规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条例》和《师范学校教育实习法》，颁发了《师范学校教学计划》《幼儿师范学校教学计划》，编写出版了师范学校各科教学大纲和教材。20世纪60年代初，初级师范绝大部分已改为中等师范。1980年教育部颁布了《教育部关于办好中等师范教育的意见》《中等师范学校规程（试行草案）》和《幼儿师范学校教学计划（试行草案）》等文件，对中等师范学校的性质、任务、学制、课程等做了明确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师范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对各级学校的教师资格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与旧中国的师范教育，已经是今非昔比了。
孙家启先生这件毕业证明书，据他的老同学蔡启汉先生回忆，当时海南岛正处于解放的前夜，解放军已经进军广州途中，先头部队已经提前到了雷州半岛进行渡海侦察。所以，国民党军队如釜底游鱼，危机四伏，政局不稳；学校当局也心慌意乱，手足无措，因此毕业典礼草草举行，毕业证书也不发，就让学生各自回家。孙先生后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为证明其学历资格，就以遗失原证件为理由，向1951年后改称崖县第一中学申请补发了这张“毕业证明书”。
崖县第一场电影
崖县（今三亚市），第一场电影上映在哪里？什么时候崖县开始有电影？又是谁给普通老百姓放的电影？你知道吗？告诉你吧：陈汉光。这部电影，是陈汉光特意从广州带来的。
陈汉光，广西防城人。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1933年1月），陈氏任国民党琼崖抚黎公署专员时，派出电影队，第一次在崖县水满峒上映影片。那时水满峒仍属崖县管辖（1935年7月后才从崖县划归保亭县地）。
当年陈汉光打着“抚黎”的幌子，强迫黎胞挖山开路，遇水架桥，好让他的大队人马进驻水满峒。
时值冬天，水满峒山高水冷，寒风刺骨；云雾常年封谷，山岚终日不散。黎族同胞更在那“兵连祸结”的严冬腊月，忍饿受饥，为陈汉光的“驾到”，马不停蹄地修公路。一天，陈汉光和他的妻子，跟着修通的公路，分乘四人抬的山轿，后面紧紧跟着“陈专员”的参谋、副官与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全副武装地进驻事先为他们盖好的船形茅屋，因而，这里便成了他们的“大本营”。
一天晚上，陈汉光命令电影队在驻地放映电影。发电机临时安装在附近的一座小山上。这部发电机已到耄耋，老得掉了牙齿。他们指派五名黎胞在三十度斜坡，费“九牛二虎”之力气拉发动机绳子。发电机终于“突突突”地狂叫了，但拉绳人早已经人仰马翻地滚了下去横卧在山脚下面了。
那时上映的却是两部无声电影。好奇怪的，在白色的银幕上，只听人说话，不见马来往。山光水色，烟波渺渺，一片茫茫。那部发电机，时时又死去活来，而且“有加无已”。因此不到中场，观者却早已寥寥无几了。
不久，水满峒的黎族同胞，识破了陈汉光的所谓“抚黎”阴谋，他们就团结番阳峒的黎族苗族兄弟同胞，调齐了二峒所有的火枪和弓箭，勇敢地奋起反击。陈汉光一怒之下，立即命令他的部队，重炮齐轰番阳峒，撕下了他那块遮丑的“抚黎”外衣，彻底地暴露了他的反动面目。广东省国民党当局，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便撤去了陈汉光的“抚黎”专员职务，委派许延杰继任。从此，陈汉光那部无声电影放映机和发电机，却一直“睡”在水满峒，再也没有人去问津了。后来成立供销社，村童们即将其机器拆零卖给收购站，换糖果吃去。
崖县保平村“清乡”考辨
邓本殷是大军阀陈炯明的部属，而陈凤起又是邓本殷的幕僚、旅长。
民国十一年（1922），邓本殷乘广东局势混乱，趁火打劫，此时他就在海南扩编军队，用武力全面对抗孙中山的革命政权，积极搜集民枪，立即成立“清乡”部队，在琼崖大举“清乡”。
据王家槐《海南近志》载：“陈凤起，天性乖戾，嗜杀。所至，人人震慑，谓活阎罗来，万无生理。在若干里外，乡民得知，即拔足狂奔，狂呼活阎罗来，快走！村舍顿逃匿一空，其走避不及者，乱枪射杀，借口搜捕乱党，劫掠财物，焚烧屋宇”。
民国十一年，陈凤起奉邓本殷令，率旅前往澄迈、儋县、文昌三县“清乡”，死人如麻，为害最烈。又据王家槐先生《海南近志》载：“使参谋长王鸿饶为指挥，率李午轩南下，李旅入驻陵水，王鸿饶至崖县，击败王鸣亚，招抚罗步云。”清乡结束后，王鸿饶任崖县县长。
由此得悉，陈凤起“清乡”的地方是在澄迈、儋县和文昌三县。陈凤起的人马未曾踏上崖县之境，何来人在保平村“清乡”呢？只因为陈凤起杀人出名，“知名”度高，故王鸿饶在崖县保平村“清乡”时，纵火伤民，毁民损众的罪行，就“张冠李戴”地扣到了陈凤起的头上。王鸿饶（陈炯明派）和王鸣亚（孙中山派）两军在保平村厮杀，“张飞打岳飞，打得满天飞”，这不过是国民党两派之间相互恶斗，大打出手而已。由此可见，《三亚古今纪事》有关陈凤起在保平村“清乡”一案，和史实所记出入颇大，似有“鲁鱼亥豕”之嫌。所以结论应该是：王鸿饶在保平村“清乡”是事实。过去指责陈凤起在保平村“清乡”，实属“以讹传讹”，是历史的错案，我们应该纠正。
罗步云之死的考证
罗步云，崖县四区抱岁村人。
民国以来，战事频发，天虽不厌，民其何伤。罗步云以保境护村为由，组织数村之众，自称统领，与官兵对抗。
据王家槐先生《海南近志》称：“民国十一年（1922），崖县之西罗步云，集众数村，与别动司令王鸣亚抗。指挥丘海云率队攻之，被截击负伤，以计脱。王鸣亚怒，自督队往，相持不下。邓本殷闻之，派参谋长王鸿饶为指挥，南下至崖县，招抚罗步云，併其众，杀步云。”
读《海南近志》悉。据此史实，杀死罗步云，此事应该与陈凤起无关。为什么？因为民国十一年陈凤起奉邓本殷令，正在澄迈、儋县、文昌三县“清乡”，崖县则由王鸿饶“清剿”。但是1955年3月，《三亚古今纪事》则称：“民国十三年（1924）四月，军阀陈炯明部属驻琼将领邓本殷派旅长陈凤起带兵‘清乡’，攻打王鸣亚部，双方混战在保平村，陈部纵火烧毁该村所有草房和几间瓦房。5月，陈凤起攻打崖县九所，诱捕罗步云，就地杀死。”而王家槐则称罗步云被王鸿饶杀死于民国十一年。但是《三亚古今纪事》则说罗步云被杀死在民国十三年。两者相去两年之久，所以就有了两种不同的说法相传在民间流传。
王家槐，海南澄迈县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王氏早年毕业于广州市立两部师范，后投考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工兵科。历任国民党军队政训处长、特党部书记长、中央各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副处长、广东分处主任、黄埔中正学校校长、第四区军法执行部副主任等职。陆军少将。
王家槐先生在国民党军队里长期具体负责海南国军的调配驻防之重任，同时又从事军情、军务的统计上报工作，更是国民党军队“军机处”的局里人。因此，我取信于王先生之说：罗步云为王鸿饶所杀，应该是历史的正确结论。所以，过去民间之传罗步云为陈凤起所杀，也应该而且一定是历史的错案了。今天拨乱反正，还原历史的真面目，想来应该是我辈所为之事了。
三亚疍家名称及其习俗
泛舟江海，舟楫为家。
题记
三亚“疍家”人，他们在何时何地迁来三亚居住，至今仍众说纷纭，或说从福建迁来，或说从广东南迁。同时对“疍家”名称也存在着多种解释。有些人认为“疍家”乃为“客家”。因为“客家”乃由北方迁来南方，当他们南迁的时候，肥美的地方早已有人居住，迟迁者留住山岭之旁，有的漂泊河海之上；近山岭的叫作“客家”，住水面的叫作“疍家”，这种传说都没有史实证明。
最近，我从中山大学图书馆获得《疍民的研究》一书，系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946）出版，商务印书馆发行，作者是海南著名学者陈序经先生。据该书载：崖县（今三亚市）有“疍民世居的保平港、大疍港……”
三亚市“疍家”，原为广州南岸一带陆居的“疍民”。元朝至正二十七年（1367）由于盗贼和兵灾的双重压迫，他们携妻负子，漂流入于崖州。据《疍民的研究》称：“疍民始于崖县濒海的保平、大疍、望楼港诸处定居，间种山园，置产，养牛，耕种，登陆附籍。”后不堪农情之恶，而移居三亚港，造船入海，以渔为业，从此便定居于三亚港南海之滨。
为何称他们为“疍家”：说法多至六种，而两种是主要的。
据《疍民的研究》称：“疍民世居艇船，以艇船的形状似蛋半剖形，上盖以蓬，又像其他一半，故曰‘蛋艇’。因为艇形似蛋，也叫‘蛋家’”。
考屈大均先生《广东新语》，卷十八册《语蛋家艇》条目：“诸蛋以艇为家，是曰‘蛋家’”。
又细研《远征中国记》一书，系英国人秉钦在公元1842年著，也持此说。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说法是，因为某年江水泛滥，他们一切财产都付诸东流，他们无法来纳税，请求免税一年。第一年曾得到政府允许，到了第二年，他们同样无钱纳税，可是此次政府硬要他们纳税，结果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以蛋代钱”。这样相沿下去，直到一班新的政府人员，不准他们“以蛋代税”，他们没有法子，每遇政府人员收税的时候，人即迁移下艇，他去以避。政府见他们逃避不纳税，下令没收他们岸上的土地，同时不准他们再登岸居住。他们从此漂流江海，“以艇为家”，“蛋家”这一名词也就从此而来。
三亚“疍家人”，男人多留平头，女人已婚的多梳髻，未婚者多梳辫。《琼州府部棠考》载：“疍妇髻垂后，或插簪包金，戴平头藤笠”。每年端午这一天，包粽子，饮黄酒，门口挂青艾，以“辟邪”。次日，男人则鼓角擂吹，人呼橹击，以舟竞渡于海，女人多浴港湾披发而归，谓之吊屈原。
居家大方简洁。住所大概分为：屋、栅、簰、艇四种。栅傍水而筑，全部基础多用杉木。水涨时，从远处看去，好像浮在水面上一样。栅顶尚盖铁皮，地板厚约五公分。世世以船为宅。贫者架竹为簰。
人胜水性。自称“龙种”，籍称“龙户”。民爱音乐、戏剧、国技和象棋等。在一般雅人韵士心目中，他们生活在一叶扁舟上，容与中游荡漾于清风明月之间。岂知在旧社会里，“疍民”从早至暮，春去冬来，出没在烟波里。捕鱼者少得鱼食，过着“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疍民们的生活依然穷困着……
采访本里的故事
水流无在海，日落不离天……
——题记
1986年10月31日，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秦牧先生来到三亚观光，下榻在鹿回头宾馆。为尽一方地主之谊，我专程登门拜访了秦老，并就有关文学创作上的一些问题，向这位文学前辈当场请教。
秦老心地善良，人更热情，百问不烦，使人倍感亲切。落座后，尚未一番寒暄，我便大马金刀地直抒来意：
“有些文学爱好者，有一定阅历，又总结了生活经验，但却仍然写不出作品来，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秦老蹩眉沉吟半晌，说：“阅历和生活的深浅是一个方面，对事物的观察、思索、联想，被生活激励得产生创作欲望，是否有艺术的灵感和表达思想感情的娴熟技巧，又是一个方面。”
呷了一口茶，他又语重心长地说道：“但更重要的，要有一个正确的创作题旨，思想上有了这根衡量剪裁生活的绳子，然后决定取舍，用这根绳子去串起作品所需要的粒粒珍珠，绝不照搬生活，不怕艰苦，在进行艺术加工过程中，不要怕挫折，默默耕耘，力求创新，不断地从各个方面强化作品的感染力，这样，才有可能写出较为理想的作品来。”
“当前在文学作品中，是根据作者意图剪取题材呢，还是从题材中洗练出闪光的主题呢？”
秦老说：“主要靠作者思想，哪些地方细致些，哪些地方简略些，在进行创作过程中，均由作者的思想来决定，有些人认为摄取题材是个技巧问题，错了，它仍然是思想在发挥着作用。”
接着谈到选择题材的重要性，他说：“不是抓到任何题材都写，作者应该筛选读者感兴趣而又有积极意义的题材加以提炼，力求清晰，做到文不脱俗死不休，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会产生预期效果和社会效益，才会有生命力有吸引力。”
秦老缓缓起身强调说：“不过话说回来，有了好的题材，作者只触及它的表层，不善于揭示本质，写了也会失去光泽；而一些看来极为平凡又属细枝末节的题材，但由于作者深入挖掘，肯花力气，他仍然可以显示出它的一定分量，达到启迪人生的教育目的。”
在谈到语言运用时，秦老主张在自己的脑子里建立一座语言仓库，尽量掌握一些经常使用的词语，这对写作至关重要，因为这样自己描述起事物来才能得心应手，文章才能贴切流畅，清楚明白。
我问：“散文一般是写真人真事，却很难写好，你有什么秘诀吗？”
我这一问，秦老蓦然一笑说：“写散文不像写小说，小说靠奇特的情节和典型的人物来感染人；散文也不像诗，诗靠高度的节奏、美妙的声韵和深邃的意境来吸引人；散文要靠典型的材料、精练优美的语言，思想性、形象性要强，又要倾注作者的真情实感来打动人。有了这些因素，写散文就不难了。”
我们的话题又转到议论性散文，我问秦老，1959年他发表的《菱角的喜剧》，知识性强，从蝴蝶、蝗虫、碳水化合物、过敏症、人的牙齿等方面，娓娓道来，呵成一篇，构思新奇，丰富多彩，写来得心应手，尽达妙境。这么广泛的知识是怎样积累起来的呢？这时秦老微微笑着谦虚地说道：
“一个人决不可能是百家子弟，‘不出门的秀才’通天晓，要使文章达到较高的境界，主要靠学识和资料的积累，靠扩大常识范围，有了这三件法宝，作者就像插上了翅膀，可以遨游太空，下地探奇，拜古人，会来者，思想活跃，抒发情感，写起文章来，就能左右逢源，自然是汲井见深了。”
“如何去评价一篇好的散文呢？”秦老慢慢地坐下，又喝了一口茶，然后说：“一般说来，一篇好的散文，应该十分平易流畅，在平易流畅的基础上来奇警，有作者个性语言，又能适当发挥议论，直抒感情，倾胸臆，以情移人，达到这个高度的境界之中。”
“有人说，散文越散越好，你以为如何呢？”秦老耐心解释说：“这个问题，应从两个方面看，如果散文对你所描述的事物向纵深发展，又和主题密切关联，这样‘散文贵散’；如果把‘散’理解为乱跑野马，没有中心，自然‘散文忌散’了。”
而今秦老业已仙逝近两年，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留在我的心坎里，特别是他的有关创作上的谆谆教诲，更无时不在催促我去实践检验我自己的每一篇作品，他那精辟的见解，也必将成为一代文学爱好者的座右铭。
刘少奇在鹿回头读《政治经济学》
1959年，国家主席刘少奇、遵照毛泽东的高级干部“学点政治经济学”的建议，携带苏共编印的《政治经济学》来到了三亚鹿回头招待所潜心研读。他请来了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王学文当学习辅导，开展读书活动。
同年11月1日开始学习到26日结束，时间近一个月。
鹿回头读书班，吸收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和海南行政区党委领导多人，同时将他身边的秘书、医生、警卫员也编入班里共同学习。
11月10日，刘少奇主持第一次读书讨论会。《三亚史》载其讲话的内容：“对这次学习，我先谈几点建议，第一，我们的讨论会采取座谈的方式，谁有话就讲，会上可以展开辩论；第二，在我们的学习会上，不分上级下级，大家都是学员，不要有拘束；第三，这里学习所讲的话，不要到外面去讲，如果要讲，只能当作自己的意见讲，错了自己负责；第四，《政治经济学》有些内容比较难懂，同志们有看不懂或不理解的地方，可以去请教老师（指薛暮桥、王学文）。我们的会议，大家可以讲话，也可以不讲话，不要搞得很拘束。”
刘少奇以普通学员的身份，参加学习和讨论，处处以身作则。耐心启发，帮助大家打消顾虑，使学习讨论会，出现了畅所欲言，生动活泼的局面。
刘少奇在学习讨论会上的几次发言，由薛暮桥记录、整理，用以指导广东省委、上海市委召开的领导干部读书会。毛泽东知道后，特意把刘少奇的学习体会调去参阅。据薛暮桥后来回忆，刘少奇在海南三亚鹿回头读书，对当时中央决策层冷静下来吸取“大跃进”的教训，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缓解全国范围内的三年经济困难，是起到了作用的。
刘少奇在鹿回头读书期间留下的人民公仆形象，永远铭记在三亚人民心中。
《政治经济学》，是一本内容丰富的优秀教材，原书为俄文版。
1958年，由北京北苑劳改农场负责组织翻译组，把俄文版的《政治经济学》以中文翻译出版后交给新华书店统一发行，成为50年代末期党政干部的必读教科书，很受读者欢迎。
只是没人知道，翻译这部马列主义著作的，正是当年在北苑劳改农场改造的许些作家和学者。近读《又见梅娘》（陈晓帆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获悉，文坛上曾称：“北梅南玲”（北方梅娘孙嘉瑞，南方张爱玲）的梅娘，当代著名作家，那时正在农场改造，她也参加了此书的翻译。原来是“废物利用”呀，中文翻译《政治经济学》者，竟是一帮所谓的“犯人”！
周恩来携赠名画给椰庄
1962年2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偕夫人邓颖超，到崖县视察政情、民生时，下榻在鹿回头椰庄招待所，顺便也从北京携赠四幅名人国画给椰庄，其中有：徐悲鸿、齐白石两人合作的——徐悲鸿在画面右角下边题款曰：悲鸿画双鸡，戌子暮春；齐白石则在左上角款识：白石画芋叶的《《芋叶双鸡图》。另有齐白石自题：寄萍堂上老人白石居京华时作的《《秋海棠》和《江岸鱼鹰》两件画作，以及华喦（新罗山人，清代）的《梨花小鸟》。周恩来所赠名画，均在地尾轴边贴上国家文化局装裱签条。闲情逸致，怡然自得地悬挂在迎宾厅里。这些尺幅万里，价值连城的珍品，集诗、书、画、印“四绝”合璧，让朋友们分享周总理一贯关心艺术家的珍贵友谊，鉴赏中华传统艺术，足见总理用心之良苦，是难得的有心人。
1992年4月，我受三亚市委宣传部的委托，主编《三亚收藏名人书画选》，因此就领着市群艺馆摄影家容君明，市文联办事员李国权等同到了椰庄招待所，寻拍名人留在鹿回头的书画真迹，得到了招待所龙所长（文昌人）的大力支持，才有机缘见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硕果仅存的艺术仙品。
《三亚收藏名人书画选》，除特别收入徐悲鸿、齐白石、华喦的精品外，在国画部分，还收入刘勃舒、王伯敏、亚明、朱颖人、阎松父等人的佳作；在书法部分，也收入郭沫若、茅盾、艾青、赖少其、史树青、朱乃正、王学仲、晏济元、魏宇平、谢澄光等名家的墨宝。这么多幅“春山何似秋山好？红叶青山锁白云”的题画诗，和“如云鹄游天，似群鸿戏海”的论书诗，都被选入了这个集子里。睹物思人，感触良多，我当时便用《天涯海阔好藏珠》为题目，写成千字序文，然后把选稿托付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印成2500册，又请北京友人佳义新给力，赶于1993年3月，市里召开“两代”会（人民代表大会、政协委员会）期间，发给与会代表、工作人员及文化机关，用以偿还心中对周恩来总理的思念。
李宗仁“椰庄”看演出
在1965年7月20日，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先生从美国飞回祖国的消息，传遍中国大地。李宗仁先生归来了，这在冷战时期是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
1966年1月中旬的一天，李宗仁先生和妻子郭德洁女士以及程思远先生飞往海南，作长驱三千公里的环岛旅行。还未到三亚时，李宗仁先生的妻子因病不能同行。那天李宗仁先生和程思远先生，便在海南行政区副主任唐民的陪同下，前来崖县（今三亚市）参观，当晚就下榻在椰庄鹿回头宾馆。
三亚人习惯将鹿回头宾馆叫“椰庄”。为让李宗仁先生的旅途充满乐趣，唐民副主任便让先前已经到来的海南文艺轻骑队也搬进椰庄来，以便为李宗仁先生助兴。我爱好文艺，人年轻，好使唤，因而被指派随队做些演务工作，故也同时搬住椰庄。那天下午四点钟，我和文艺轻骑队的全体同志提前吃饭。饭后演员们都忙着晚上为李宗仁先生的演出紧张地化妆。我和乐队搬道具，在椰林下配乐器，大家十分认真地进行着演出前的准备。
李宗仁先生的时间观念很强，几十年的军旅生涯，养成他十分严格的生活规律。客居美国新泽西州时，每天早晚都要两次活动身体，不管旅途多么劳累，从未中断。这天早晨他从1号房走了出来，在走廊边做着深呼吸，吐纳着南疆椰林深处散发出来的椰香。他虽至古稀，却仪表堂堂，英武不减当年。
我们临时借用大餐厅演出。大家动手挪去桌椅，演出就正式开始。李宗仁先生兴致盎然地走上观众席，他身穿一身银灰色的西装，手中拿着一根黑得闪亮的拐杖，坐得端端正正，聚精会神地观看每一个文艺节目，并不时给演员们热情的掌声，对他们频频点头致意，演出气氛非常热烈。谢幕时，李宗仁先生十分亲和地和演员们一一握手道谢，并对轻骑队的吴队长称赞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青年，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真是了不起！
入夜，李宗仁先生入住的1号房间，依然灯火通明，椰庄的夜色更加静谧。后来我们才得知，李宗仁先生在鹿回头宾馆写下了他那篇著名的文章：“今后自誓有生之日，即是报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在“椰庄”他曾被文艺轻骑队的歌舞感动涕零，泪洒天涯，留下佳话一篇，我们应当不要忘记它。
王光美的椰树情
在鹿回头招待所4号楼前，有一棵经千刀万剐而腰身不断的老椰树。此树为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当年在椰庄小住时，与夫人王光美一起亲手栽种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凡与刘少奇有关的一切都成为被摧毁的对象，此棵落地天涯的椰树自然也成为当年红卫兵争相砍伐、以表“忠心”的“仇恨树”。他们一边刀剐斧砍，一边大批刘少奇，其气势之嚣张，令人不堪回首。
可令红卫兵们惶惑的是，这棵并不十分粗大的椰树无论如何下手，虽伤痕累累，它就是不会“腰折”，历经十年动乱之后，它依然挺拔，仿佛在向世人诉说它所经历的苦难岁月，它的坚韧不屈。1992年新春，银发千丝却风韵犹存的王光美在原三亚市委书记刘名启的陪同下，故地重游，并在当年的椰庄鹿回头招待所4号楼小憩。我当时在三亚市文联主编《鹿回头》，有幸随同王光美同志一起重回椰庄，和她一起经历了一件值得追忆的往事。
那是王光美历经大劫后第一次踏访海南岛，她的出现自然引来一阵不小的轰动。记得王光美下榻宾馆之际，面对闻讯赶来的记者的种种发问，王光美绝口不谈个人得失，她谈的是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带给国人的福祉，语调轻柔但充满着豪情大义。对那些为她的安危而日夜魂牵梦萦的来访者她报之以微笑和理解，她寥寥数语却浅显言志，态度温婉如和风细雨，令人心生景仰！遇此国难家难而依然平静以对，没有超然的人生态度是很难做到的。
下午六点多，当一切的热闹都过去后，王光美才走出会客厅，来到楼前那棵椰子树下。知情者皆默默无语，只见她悄悄地走过去，一遍又一遍地抚摩着008树身上那被刀砍、斧剁、火焚的累累伤痕，她双手颤抖着捧起一片垂落的椰子叶，紧紧地捂在脸上，她原不愿意在众人面前黯然神伤，然而，终于掩饰不住内心的酸楚，潸然泪下……王光美同志在椰树前久久抚摩、凝望，泪痕未干，她便说要为这株与她一起风雨同舟、大难不死的英雄树再浇一次生命之泉水。在这棵树前，王光美咏悲当歌：“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昂首向天，可得永年。”她与椰树朝夕相处只有短暂的三天，为它浇了3次水，然后，她给了它一个深沉的回眸，就匆匆北上了。
椰庄鹿回头招待所那棵日夜迎风摇曳的椰树，它的命运也和人的一样啊。如今大开发在即，不知它是否安然无恙，不知有几人知道它曾经历过的坎坷、沧桑？我唯有在心中默念种树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女物理硕士，辅仁大学教授，杨振宁的物理老师——王光美，愿人与树别后安康，年年吉祥……
斯特朗点赞鹿回头酸梅豆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解放战争期间，毛主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经斯特朗的文章传播，在中华大地乃至全世界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因此，斯特朗的名字，对中国人来说，是不陌生的。
时至1962年2月，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陪斯特朗南来，下榻在鹿回头椰庄招待所。当年她住一幢1号楼的房间。
1号楼门前，有几棵奇雄苍劲的酸梅豆树，树上结的豆子，熟了就掉下来。早晨，1号楼服务员黎多美等人打扫卫生时，随手捡来就吃。斯特朗见姑娘们嬉逐打闹抢着剥豆吃的劲儿，她率真的个性便流露出来，也让人送她尝一尝。她吃得那么的专注，吃得那么认真投入，吃得她天真烂漫，吃得她叹为观止。因此斯特朗就称酸梅豆为南国佳果。
事后，县委领导去看望她时，她便建议商业部门收购酸梅豆，加工供应市场。
我当年在商业部门供职，便带上一班人马，到天涯公社一带农村去收购酸梅豆供市，一时全县就出现了“酸梅热”。
鹿回头的酸梅豆树，独得南国阳光的厚德钟爱，所以树上结满了豆子。它性极温和，主含葡萄糖、果糖、苹果酸等物质。酸梅豆，有调配胃口，润肠爽气，消除心烦意乱之功能。
崖州人在吃酸梅豆上，可以说“自成一家”，得道成仙。生吃熟吃，小舅灯笼，一仍旧习。在农村，客至，必上酸梅豆煮鲜鱼。席上，伸臂挽袖，饕餮恣肆，风卷残云，谁都不肯马虎。其乐融融，主宾皆欢。尤其是每年春天一到，州人就摘回那嫩嫩幼幼的小叶子，和水工鱼仔一起清煮，色香味美无一不具备。同时，酸梅豆又是很好的天然佐料。今天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不找市长找市场，现在商场和摊位上都有罐装酸梅豆饮料和干酸梅豆酱大量供市，任你精挑细选。尤其是，当地人在吃的方法上，独辟蹊径，他们最喜欢采用三亚产的小米辣椒，和东方四更小种蒜头，再添上几粒酸梅豆酱与少许熟盐一起舂烂，“合四为一”当调料，以鸡肉相蘸，因此吃的境界立刻随之而升华了。
秦牧谈崖州椰子饭生意经
1992年10月14日，当代著名散文学家秦牧先生不幸逝世。为沉痛哀悼文坛上失去一颗巨星，为哀悼当今文学青年失去一位良师益友，特撰成此文，聊以慰藉。
秦牧先生，曾任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当代著名作家。1986年10月31日，偕同夫人吴紫凤来三亚市采风。市委设宴接待，我充当“食客”出陪。
压酒劝客，人之常情。酒后“出示”崖州椰子饭。锅盖揭开，满厅飘香。我虽椰乡佬，却也不免垂涎。秦牧刚吃一口，慢慢地品味着，连连点头，又不断地称赞：“好吃，好吃，真好吃！”可见崖州椰子饭的味道非同一般。
秦牧先生接着问椰子饭的做法。市委领导叫来招待所厨师，一一介绍。秦牧听后建议说：“椰饭有海南特色，不妨跟商业服务部门谈谈，让他们也试试做些椰饭生意。”席间有人说：“椰饭容易发酸，不好处理。”秦牧说：“椰子酒，椰汁饮料已研制成功，椰饭也可以试一试。”我也冒昧进一言：“关键是销路太窄。”秦牧又说：“不愁销路窄，可以和火车站、民航站以及港口码头部门搞个‘君子协定’，送货上门，定购定销，充分利用海南资源和优势，独家经营，我看是可以赚大钱的！”讲到这里，他略有思索，接着又说：“也可以走出去，先在北京、广州以海南菜、椰子饭为主要经营手段。这些菜式想来外地人也是会欢迎的。”
1996年12月，我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宣武区崇文门附近，就发现一家外乡人，正经营着海南椰子饭店，生意正红火。椰饭的做法花样和崖州地道的做法不异。海南人的生意，竟然被外地人“侵权”了。
回忆秦牧先生来访时，海南尚未建省，计划经济正苦苦地缠着人们的手脚。然而，秦老先生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他那别出心裁的见识，确与一般人不同，可见文人的洒脱和敏锐。
榆亚备战与崖县解放记
一、国民党守军在榆亚集结重兵
1949年7月，国民党六十三军从山东溃退来崖县（今称三亚市，下同），驻兵榆亚（榆林、三亚，下同）；山东保安一三一旅亦随之到崖县，散居在学校、寺庙、厂房和农民家中。六十三军之蒋雄的师部，驻扎在三亚港门村至榕根村（今三亚市政府地址）一带。师长蒋雄的指挥部设在榆亚盐场兴利厂（今三亚市委对面），港门村里每家每户都住上了国民党守军士兵。
同年8月，国民党刘安祺第二十一兵团和五十军胡家骥部的三十二军赵琳，也从琼北海口等地移师榆亚，设兵团司令部在琼南榆林要塞内，集结重兵，列开阵势加紧军训、攻防和沿海船舶管理。国民党凭借榆亚便于防守作战的军事优势，与台湾岛互为犄角，重兵驻守榆亚，企图在这里阻挡人民解放军渡海解放海南岛。
1949年9月，琼北要塞司令部守备司令梁杞（原广州虎门要塞守备总队长）一部，也从琼北铺前要塞调防到榆亚，他们“披坚执锐，盘马弯弓”，同刘安祺部共同死守榆亚。原驻崖县的六十三军和一三一旅，则分防驻守在崖城、保平、九所、黄流等地。
1949年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国民党行政院以下各部，中央党部和余汉谋（广东省绥靖主任）、薛岳（广东省政府主席）等要员，先前已从广州撤来海口。余、薛在海南特别行政区长官陈济棠官邸里，密商所谓“保卫海南”大计。决定立即成立海南防卫总司令部，由薛岳任总司令，同时撤销由陈济棠兼总司令的前海南警备司令部，全面进入战时状态，又决定集结重兵到榆亚，做好守岛作战的准备。军事由薛岳主持，政治由余汉谋（已改任海南行署副长官）协助陈济棠，遇有军政大计，则共商解决。
同年10月，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暗使广东省党部书记长谢玉裁和广州市党部书记委员高信联名提出“两广联合，誓保海南”的主张。接着李宗仁从台湾急飞海口，同陈济棠、薛岳、余汉谋密谈“两广联合”“保卫海南”大计。李宗仁离琼后，陈诚（台湾省政府主席）、顾祝同（国防部总参谋长）又联袂抵琼，促成了“两广”联合两岛（台湾、海南）共守作战之战略方针，因此就把守岛作战重点锁定在榆亚。1950年1月，海南行政长官公署改设行署在琼南榆林要塞司令部内。此时，白崇禧（华中军政长官）为了“两广联合”“保卫海南”和榆亚防守，同华中军政公署一干人马，来到榆林要塞，同陈济棠等要员洽商桂军将增防榆亚事宜，请陈济棠等备船停靠北海以接桂军，共同守岛作战。桂军张鑫兵团，按增防榆亚命令，带兵十多万人南下。当张鑫兵团沿粤桂边区将入北海而南时，人民解放军早获张部行军路线，就节节切断，全歼张部。国民党企图重兵增防榆亚的作战图谋，被解放军戳破。
二、榆林守岛人才与资源的准备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后，一些国民党军政人员退守海南。
一次，陈济棠在国防部专使梁华盛来琼督导会议上，商讨“保卫海南”战略大计，重提他的“四新生”（政治新生、军事新生、经济新生、社会新生）建设海南方针，以振作政治和经济。为解决军事和守岛作战的巨大开支，他还提出“以琼人保琼”的主张，接着成立海南保安师，请吴道南任师长，在各县成立保安团，团长则由县长兼任。此时，陈济棠特别设副县长职位，让琼人担任其职。崖县因为榆亚两地位置险要，故县行政正、副首长和县参议正、副参议长均由崖县人出任：县长麦匡，正、副参议长分别为林瑞川、罗德富。这是辛亥革命以来，崖县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此外，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刘安祺还请郑挺锋任副司令，共守榆亚，网罗地方人才，共同“保卫海南”。
刘安祺兵团驻守榆亚时，犹嫌防守兵力不足，因此，一方面建议陈济棠向国防部增派一军协防；另一方面在地方上招募兵员，引诱应招者去抄写《国父遗嘱》，称择其书法好者录取。
但招兵买马没人报名，他们立即抓人去当“猪仔兵”。港门村青年欧家麟被抓，他不愿意为国民党卖命，设法逃回了家里，而后匿身他乡直到崖县全境解放。
1950年1月，海南行政公署迁到榆林后，陈济棠利用榆林国际商港之便利，派丘岳宋（前琼崖行署专员，海南澄迈人）负责商务贸易。其主要任务是通过外交、政治、军事以及走私等手段，同东南亚沿海各国签订商贸协议、合同等，高价大量收购备战作战物资，如粮食、油料、药品、棉花、医疗器械等，从海上输入榆亚储备入库，物质上做好一切长期守备作战之准备。同年2月，薛岳、陈济棠先后急飞台湾，以海南守军15万人之给养，向国防部申拨军饷，决心以榆亚、台湾为犄角，两地同守，与解放军背水一战。
刘安祺从青岛撤到海南时，便将中央银行青岛分行之现金悉数运出。刘部调防榆亚后，为了守岛作战之需要，就将这笔巨款全部用于军队的装备、训练、兵员组织和各级指挥部门以及指挥机构作战技能的提高上。那时，虽有中央银行请广州供应司令部代扣，但此款确查已用于守岛作战花销掉，最后亦就一笔勾销了。
国民党决心固守榆亚时就准备了大量的军粮和大批作战物资，以便保障后勤供给，如1949年9月，便由崖县县长麦匡、县参议长林瑞川编造理由，巧立名目，以崖卫粮字第1162号通知书向全县农民无理强收“自卫粮”，该通知书上有“用济军食为要”之语。可见国民党对作战资源横征暴敛和守岛作战的决心。
三、为除“内患”，向琼纵发动猛烈进攻
1950年1月，驻守榆亚的国民党六十三军和黎家亚部，开始用一部分兵力布防沿海，一部分兵力向藤桥、林旺、马岭、崖城、梅山、保港、九所、乐罗、冲坡、抱旺、黄流、莺歌海、望楼港、佛罗等战略重地驻防。与此同时，他们立即向琼崖纵队发动猛烈进攻，企图把琼崖共产党全部消灭，除掉“内患”。如对九所村的“围剿”，不幸被捕的罗所乡总支书记邢谷伍和革命青年周业昌被绑到乐罗村枪杀；黎家亚部，分别封锁、扫荡手板坡和抱本村时，崖县民主政府工作人员孙九妹、张六妹等在突围中被捕而壮烈牺牲；3月10日，回栏乡乡长刘礼仁等乡政干部在抱鹤村召开群众大会，动员武装上前线，突然遭国民党军包围，突围中，有10多位政工人员当场光荣牺牲。当时，国民党守岛军队10万多人，琼纵兵力仅是敌人的十分之一，且枪械不足，因此，琼纵做出了战略转移的决定，将主力撤回到山区革命根据地，坚持战斗，迎接海南解放。
为榆亚守岛作战，薛岳属部强迫乡民修建公路进山，劈山毁林，把琼纵藏身的大片森林砍平，使其不能匿藏，暴露目标，然后使空军投燃烧弹将山林烧掉。从1950年1月起，国民党三亚水上机场每天都有地勤人员七八十人不等，他们将挂着燃烧弹的飞机推到海面，让飞机沿着海面起飞，飞机呼啸着低空飞入山区，用机枪扫射，投燃烧弹烧山和散发反动传单。那时，从三亚水上机场起飞的飞机，每天五至六次，每次三至四架不等。
为了把琼纵置于死地，薛岳部组成两个轻装师，深入山区，“围剿”琼纵部队，烧民房，恫黎胞，劫粮食。在国民党军烧山“追剿”中，崖县等地共损失支援大军粮食480余石。同时，薛岳一方面对其余各军补充训练，协助地方保安团，封锁产粮区及交通要道；一方面抓捕我乡政干部和地下党员，妄图使琼纵部队失去人民的支持，断绝琼纵生存的环境。
1950年4月1日，人民解放军3000多名指战员登陆，从铺前突破守敌，与琼纵部队会合进入山区。薛岳震惊，随即命令“各军遂停止向内进迫，转山为海，加强海面警戒”，以重兵重新布防海防，阻止解放军渡海。此时，刘安祺赴台不返，薛岳就将榆亚守岛的作战军权交由郑挺锋（文昌人）指挥了。
四、追击前进歼敌，神速拿下榆亚
1950年4月23日，渡海作战解放军解放海口。
国民党军薛岳残部，慌了手脚，他们企图从东方北黎、万宁、榆林等港口登舰逃往台湾。
解放军奉命兵分三路，进行环岛追击歼敌。
这里仅说解放军40军119师和43军128师以及琼纵独立团，从4月23日开始，自嘉积、万宁、陵水向崖县榆林追击前进歼敌的往事。
4月25日上午7时，解放军119师师长徐国夫，率部在黄竹打响追击首战，战斗到下午2时结束，双方经过7个小时激战，解放军共歼蒋军2个团，活俘副军长兼师长、中将罗懋勋。
路经万宁一路段时，当地群众不怕危险，他们群威群胆，将国民党残军数十人包围在一个小村庄里，等解放军到来交给部队带走的趣事。我军追击进入到陵水县境时，师长徐国夫没车没马的；带着大队伍一起追击蒋军前进。部属见他太累了劝他歇一歇。他说，歇什么歇，等海南岛解放了我们一起歇吧。在陵水通往榆林180里的追击线上，战士们还开展竞走比赛呢。
4月29日下午4时，355团最先到达榆林地区。进入预定地区后，就向港口正在登舰的蒋军发起猛烈射击。蒋军纷纷落水，命丧大海。当时国民党军舰已被解放军打成半残废，一时跑不掉了，就搁在港中。
4月30日，119师占领榆林港、三亚港。拂晓时，128师指战员登上了榆林港附近高地观察敌情动静时，发现小东海港湾中未及逃离的两艘国民党军舰正在忙着装运货物，人如蚂蚁，乱作一团。我军356团奉命越榆林奔三亚，很快地登上了高地，居高临下，封死港口。后卫的357团马上赶到立即投入战斗。在岸上逃不了的蒋军，已经没有战斗力，便主动放下手中武器，举手向解放军投降了。
此时国民党两条军舰上的指挥官，急令起锚升旗逃台，但迅雷不及掩耳，我军一排排迫击炮、火箭筒，重机枪等火力一齐轰鸣，精准地击中了蒋军军舰的要害处。仅走几步就带着滚滚的浓烟，伴随着蒋军绝望的哭声慢慢地沉没在海中。
我们拿下榆林了！我们拿下榆林了！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在一片欢呼声中，119师将红旗插上了原国民党榆林海军要塞大楼的楼顶上。
五、崖县全境解放，五星红旗插上天涯海角
1950年4月30日，119师、128师二师合力同歼盘踞在鹿回头的蒋军后，他们同时占领了三亚港，结束了追逃歼击任务，从此崖县全境宣告解放——南方著名的渔港三亚。祖国南方的美丽渔港重新庆祝她的新生。
此时逃亡入山的国民党警保三师二团副团长卢朝炎带一个连编制，三团三营正副营长以下官兵58人，也携带轻机枪6挺，步枪30支、短枪2支和电台一部，向崖县民主政府投降；国民党地方乡级政权：海塘、佛罗、孔佛、仁义、罗所乡长，以及自卫队近100人，携带武器，也向人民解放军128师投降。
4月30日，宣布追击全胜。40军、43军三路追击部队在榆林会师。晚上在榆林要塞大楼前举行庆功祝捷大会。大鼓擂、大锣敲，唢呐吹，热闹喧天。然而，119师师长徐国夫那时正睡在大楼前的收发室里，一觉睡了两天两夜未醒。师长的确太累了！
同日下午，382团3营教导员刘梅村，代表渡海大军解放海南岛全体官兵们，把五星红旗插到天涯海角。一面鲜艳的国旗，迎着和暖的清风，猎猎作响，高高飘扬在祖国南疆的巨磊之巅。
5月1日，崖县在崖城召开群众大会，热烈庆祝崖县解放。并连续两晚举行文艺公演及游灯庆祝活动。
海南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天……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北京举行开国大典。在隆隆的礼炮声中，伴随着庄严雄壮的国歌，毛泽东主席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当时，海南岛300万人民仍被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着，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然而，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天，琼崖党政军领导机关、兄弟民族委员会、各乡群众，成千上万军民，还是喜气洋洋，兴高采烈地在中共琼崖区党委驻地——白沙县毛栈乡集会，热烈欢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949年10月15日，据琼崖《新民主报》记者海阳在《琼崖解放区军民欢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一文中报道：10月1日，天色微明，12门礼炮在薄雾中轰鸣，军号声、锣鼓声和欢呼声交织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充满朝气和热望的晨曲。6时整，各机关、部队、团体的人们，整装列队，集中在区党委的广场上，举行了庄严的升旗典礼。在雄壮的军乐声中，琼崖大地上第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徐徐地升起，在晨风中迎风飘扬。“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山谷云霄。
8时，几千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开始了。此时五花八门的化装队伍早已汇集在一起，他们在琼府机关的驻地进行游园活动。琼府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冯白驹主席和何濬副主席也给添上了胡须，打扮成老农模样，与军民同乐，并亲自参加了游行娱乐队伍。黄康副政委、吴克之副司令员联袂演出了《牛头不对马嘴》土戏，喝彩声此起彼伏。政治部文工团表演的土风舞和白毛快板，也博得了观众们阵阵热烈的掌声。
9时，解放区军民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接连3天）。首先冯白驹主席和庄田同志来个“手交赛”，作为运动会的开场序幕，在欢呼喝彩声中，运动会正式开幕，当时全场上下一片欢腾。当篮球、排球、射击比赛和大人组、儿童组的肚棒赛开始进入高潮时，接着又开展了女子穿针赛跑比赛。这别开生面的体育项目，如磁石般地吸引着广大观众蜂拥而来观阵。她们动作敏捷、准确的穿针技巧和聪明才情，表现出海南妇女的机智、勇敢、沉着、坚韧的性格，令人声声叫好。
晚上，琼府机关到处张灯结彩，政府周边的附近山谷都沉浸在节日欢庆的海洋之中。8时，青年剧团演出现代琼剧《白毛女》。新编的《白毛女》现代琼剧，故事情节发展令人紧张并充满了戏剧性，富有悬念感。同时剧团又是首次运用新的表演艺术和新的布景，烘托渲染和加强舞台气氛，使观众耳目一新。文娱晚会，有歌唱、快板、魔术、舞蹈等精彩节目。晚会最后由黄康副政委、定南后勤部主任和振中副参谋长领衔演出的《人民的胜利》，演出至凌晨五点多钟谢幕。全场的欢庆军民迎来了翌日黎明的曙光。在人们欢呼着共和国胜利、人民胜利的狂欢声浪中，琼崖解放区军民迎来了10月2日早晨的太阳。
崖县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一、精心制作五星红旗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全国各党派、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及特邀代表622人参加了大会，协商成立中国新政府的有关事宜。
毛泽东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
9月29日，大会通过了《共同纲领》等7项内容。
大会闭幕那天，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在国歌未正式制定以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以五星红旗为国旗的决议。
当晚新华社以新闻传播的形式，通过无线电波向全国播送大会决议的同时，还播送了“五星红旗”的制作方法并要求各地制作国旗，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晚六点未到，崖县民主政府县长林庆墀以及陈国风、孙惠公（从南区出发来）等领导人，他们精神抖擞，兴致勃勃地和全体工作人员早早守候在办公室的电台前，他们将收听从北平传送来的最为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
林庆墀指定县政府陈烘炽同志认真地记录五星红旗的规格尺寸与制作要求，同时把制作国旗的光荣而又神圣的任务交给了陈烘炽，限期一天（9月30日前）完成，一定要在10月1日国庆日同北京天安门城楼的国旗同时升起在崖县的晴空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崖县尚未解放，全县八万多人民仍在国民党政权水深火热的统治之中。当时县民主政府驻在山区温仁村（今乐东县境），汉区尚属国民党管统着。因而国旗制作需要的红、黄两种颜色的布料，便无法派人来县城（今崖城镇）购买，制作五星红旗者一时不知所措。
陈烘炽，人聪明，心灵手巧，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想方设法，就地取材。最后他利用战友两个红布衣包袱，两者连袂，剪成了旗面；没有黄布制作五角星，他就利用平时写标语存积下来的黄色纸代替，做成了一大四小黄灿灿的五角星，又将五颗星按记录出来的方位放置好，同时在两位女看护的配合下，用米糊把星星粘在旗面上。后用口中的热气哈在双掌手心里，借着热气去抚平五颗黄星。就这样一面鲜艳、庄严、灿烂的五星红旗在陈烘炽和两位女战友的努力下，终于给制作出来了。
二、五星红旗高高地升起
10月1日清晨，县政府驻地温仁，早早就挤满了欢乐的人群，人人兴高采烈，个个笑逐颜开。他们荷锄铲，拿镰刀，你来平地，我来除草，大家一齐把旗杆竖了起来后就回办公室集合，等待北平无线电波传来开国典礼的振奋人心的消息。
下午4点许，县委、县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县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个意气风发，人人神采奕奕。陈烘炽在升旗仪式上，由他领唱《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他唱一句，大家就跟着齐唱一句，唱一句歌，升一次旗，《国歌》唱完，旗也准确地升到了旗杆顶上。此时全场欢呼雀跃，人人互相拥抱，共同庆祝第一面五星红旗高高地飘扬在崖县的晴空中，大家一齐高声欢呼：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口号声，回荡在附近的山村上空……
温仁革命根据地的黎族同胞，也用他们黎族人民欣逢喜事“打枪”的传统习惯，青年民兵们扛起了猎枪，枪口处系上了一块红布条，由民兵队长指挥，列队前来参加升旗仪式。当县政府门口五星红旗升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一排排地高举猎枪。队长一声令下“打”！（放）只听得一阵阵嘭！嘭！嘭！嘭！的枪声齐向天空轰鸣，枪声震撼四周山谷，发出阵阵的巨大回响声。黎族人民喜欢用这种独有的方式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用与众不同的方法来表达他们心中无比喜悦的心情。
天色已经晚了，山风轻轻吹来，但是很多人仍然在旗杆下面徘徊，恋恋不舍地仰望着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久久不肯回家。
莺歌角——一场特殊的“水球”比赛
民国二十二年（1933），陈济棠掌控广东党、政、军大权后“肥水不流别人田”，立即委派他的哥哥陈维周任两广盐运使，署设琼崖，把住海南岛的经济命脉。
三亚港，是华南著名的盐渔产区，仅这里就拥有优质盐田近万亩，占崖县水田耕地面积近四分之一。且盐税收入也占全县经济总收入一半以上。所以，民间早有一句老话说：
“县里有个好盐场，县衙官吏皆排场。”
那时陈维周部驻扎在莺歌海附近，盐警队可以随意苛刻渔民，敲诈勒索。不论是市场或者船上，买鱼时经常压价压级，七折八扣。更甚者，竟然有时“咣，咣，咣，一筐又一筐”地将渔民优质的鱼、虾抢走，一文也不给。盐警队扰市伤民，令人声泪俱下。
同年9月一个渔汛繁忙的季节，渔区招丁集船在莺歌角渔场捕鱼时，盐警队借查渔税为名，行抢鱼虾为实，他们开足马力，驾驶巡警船到莺歌角渔场抢劫鱼货。渔民愤怒，忍无可忍，便将他们一个个推下水中，因此双方便对打起来。
水上对打，是渔民的传统强项。只见渔民们此时将盐警的脑瓜当“水球”打。按沉下去，又浮起来；再浮上来，又按沉下去。沉沉浮浮，不断地交换着。
这是一场特殊的“水球”比赛。说它特殊，是因为水球场的场地设在人工游泳池中，球场长30米，宽20米，水深1.8米以上。除此以外，还设球门和中线，依其水球的规则进行比赛。但是，莺歌角这场特殊的“水球”赛，神奇般地将浩如烟海的渔场当作人工游泳池中的水球场，双方队员不戴蓝、白帽加以区别，这样就警、民混战在海里。渔民身体壮，水性好，顿时将盐警打得落花流水，像落水狗一样，喘着粗气儿就爬上了巡警船，仓皇登岸，落荒败北。
渔民们从莺歌角收海回家。人刚上岸，忽然遭到了盐警队弹压，造成了流血事件。据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广东民国史》（下册）载：“陈济棠的哥哥陈维周担任两广盐运使时，因为海南岛为产盐区，便派出许多盐警驻在海南岛，这些盐警队，不论是官是商，都仗着陈维周的势力，巧立名目，滥收税捐，迫害盐民渔民。遇事故发生，则由陈维周亲自出马，疯狂镇压。1933年崖县莺歌嘴（‘嘴’，笔误，应为‘角’。笔者注）发生盐警枪杀渔民事件，迫使渔民起来反抗，与盐警斗争，就是一件突出的事例。”
莺歌角事件发生后，当地渔民仍然义愤难平，怀恨在心，因此他们常常斥骂崖县国民党政府县长劳宇楷和商团以及区、乡骨干为猫鼠同眠，倡头“欢迎”盐警队进驻崖县的丑事。更口编民谣讽刺说：“拍错巴掌”“烧错炮仗”“搭错牌坊”，进一步抨击了陈维周怙恶不悛，杀人越货的反动本质。
往事如烟，沧海桑田。莺歌角那场特殊的“水球”比赛的情景，今天依然鲜活地印在了人们的脑海中。
可是，话又说回来，莺歌角盐警枪杀渔民，广东史官在他们编纂的史籍中，都一一给予记载。然而，到目前为止，在我所能读到的崖县（三亚）的史志、史料和史话中，均都缺失了此事的史迹记述。三亚人有句老话说：“见血为伤。”莺歌角事件到今天才84年，我们却如风过牛耳，春风无痕，令人哑然哟。
冯白驹来榆林指导抗美援朝
1952年初春，朝鲜战场战争吃紧。正当春节那天，海南区党委书记冯白驹将军来到了榆林军区，在这里召开地方党、政、军会议，布置崖县的抗美援朝工作。
据当年《人民日报》报道：“1月6日，美国飞机轰炸我国东北辑安车站。”熊熊的战火很快地就烧到了鸭绿江边。“28日，美国在朝鲜战场发动细菌战，同时在我国东北、青岛等地亦有发现。经化验发现，美军撒布的细菌有鼠疫杆菌、霍乱弧菌、伤寒菌、痢疾杆菌、脑膜炎双球菌等10多种，造成朝鲜居民死亡45人，志愿军36人死亡。”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同仇敌忾。此时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幸灾乐祸，得意忘形，与侵略者遥相呼应，说什么：“机天上响呜呜，不知是谁赢谁输。”阴谋鼓惑群众，动摇人心，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为了更好地消灭侵略者，打击阶级敌人和维护人类的尊严，冯白驹那天在会议上，全面分析了榆亚（崖县榆林、三亚）地区形势后明确地指出，解放前夕，蒋帮从榆林最后逃台前，他们“暗埋”了不少特工和反动组织。因此在榆林地区残余的反动势力十分猖獗，所以我们不能忽视和小看它。我相信大家都会明白这个道理，敌人是不会甘心死亡的，故他们日夜都在梦想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和我们作拼死的争夺。最后，冯白驹当机立断地说，目前崖县的工作，应该以抗美援朝为中心，以肃清特务为突破口，立即开展榆亚地区的“肃特”工作，同时又要兼顾与榆亚地区相连的二区（现今的羊栏镇）、三区（现今的海棠湾镇）的“八字”（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要以摧枯拉朽和排山倒海之势，“点面结合、内清外挖”的策略去威慑阶级敌人，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反动气焰，更加有力地保证崖县的抗美援朝运动全面顺利地进行。为此，冯白驹当时建议：把正在开展的四区（今乐东县的九所镇）、五区（今乐东县的黄流镇）的土改先征队300多人，立即调返县城（今三亚市崖城镇），重新编队，迅速奔赴榆林地区开展以抗美援朝为中心的工作中去。冯白驹要求，地方和军队都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行动，把抗美援朝变成人人的自觉行动，一切工作都要紧密地围绕着这个中心去进行。
崖县公安局，肩负着抗美援朝中前进道路上的“扫雷”任务。为了配合抗美援朝运动，有效地打击敌人的破坏。因此，公安局便从崖城迁往榆林和红纱办公，以便及时掌握敌情，开展打击，为中心工作“保驾护航”，保证榆林地区的“肃特”和二、三区的“八字”运动，为抗美援朝运动立下了汗马功劳。据《崖县土地改革运动的回顾》资料统计：“至1952年6月22日，崖县公安局，共破获特务组织106个，逮捕主要分子22人，缴获短枪一支、长枪两支和子弹一大批。”从此社会稳定，人民心齐，党、政、军团结如一人，进一步保证了崖县的抗美援朝运动的顺利开展。
崖州往事知多少
宋朝开宝五年（972），始置崖州。时经一百零一年于熙宁六年（1073）废崖州建制，设立珠崖军。历43年至政和七年（1116），改珠崖军为吉阳军。元依宋制仍称吉阳军。至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又历252年才复始为崖州，属琼州府管辖。再经286年的历史长河至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崖州升为直隶州，领万县（今万宁市）、陵水、昌化（今昌江县）、感恩（今东方市）四县。
宋代以前，崖州种稀人少。仅有汉、黎、苗、回四个种族。后因战乱连年，血流漂杵，中原大地的人民为了逃避兵祸，背井离乡，失所转徙来崖州的大陆军民为数不少。据民国八年（1919）崖州知事汤宝棻撰《崖州直隶州乡土志·人类》回民条目曰：“自宋元间，避乱来三亚港，初只有蒲姓，后有海、李、刘等数姓。户有三百六十人家，人口有一千七百多人，三亚番村及鹿回头岭”。
崖州回族的体质，民国三十一年（1942），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院，曾派日本学者专家忽那特爱，亲自到三亚回辉村对回民体质做调查，测检30岁以上成年男女共198人，结果显示，回民皮色与发色和琼崖一般汉人无异。但虹彩色以及褐色者为多，淡褐色次之，淡色者为少数。至于身体长度与南方汉人比较，三亚回族人稍高。另外，南方汉人多为低鼻梁，三亚回民则属高鼻，短头型，形态上部较狭，下部较广，亦与琼崖汉人稍异。所有这些，殊为一般人不甚了解的地方。
再有，其回民之俗除不食猪肉外，他们亦忌食狗、猫之肉。牛、鸡、鸭、鹅等，都必须是自己亲手宰的才食，认为自家杀的才卫生又干净。
回族不祀祖先。他们只建构清真寺祀教祖。祀拜时，着白衣冠，念经礼拜。遇吉凶事及疾病降临时，必须群聚念经，以求逢凶化吉，永保平安。
回族计年方法，十二个月为一年，满三年退一个月为岁首元日。至于婚嫁，回民婚不忌同姓，唯忌同族。不与汉人通婚。
崖州地瘦人稀，生产条件恶劣，水利资源匮乏，古时基本没有什么水利设施。据此明代正统年间（1436-1449）宁远县主簿梁正，说崖人不知水利。加上多年狼烟四起，战火连天，人们四方浪迹萍踪，处处饿殍遍野。据《崖州直隶州乡土志》载：“民国元年（1912），州属民户一万三千户，丁口五万五千人。氏族以陈姓为最大，林、邢二氏次之，孙、王、黎、张、吉、罗、关、韦、郑、黄、符、周诸氏又次之，他们多由福建省莆田县因事迁崖。惟邢氏由文昌县来，黎氏由乐会县来。韦氏为执谊之后人。其他如裴氏为晋公之后，卢氏为多逊之后。自迁崖至今，或二十余代或十余代不等。多港峒黎人李姓者丁口数千，系德裕弟德禧之后，今其村有李阁老祠。”这是历史古迹，借此可供历史学者参考。
崖州宗教品种不多，最早来三亚居住的是羊栏回民，他们于北宋雍熙二年（985）从外地迁崖，奉教者1600多人。其次是耶稣教。由于外国传教士在华活动，一些中国人开始改信基督耶稣，崖县少部分人亦然。当时清政府曾经采取排外政策，限制外国人在华居留和传教活动，但这些措施均未成功。清廷此时不可或缓，就“急中生智”，自公元1834年开始，清政府便利用义和团，命令他们杀尽洋人，因而很快英、法、美等列强立即联合起来，借机派兵侵入天津和北京攻城略地，掠夺资源。最后清政府被迫乞和，从此中国的行政权和领土主权交由外国列强保护。至此外国人看准时机，乘虚而入，相机而动，即进一步在政治上压迫，军事上侵占，文化上渗蚀，于光绪十八年（1892）美国冶基善一行，开始第一个设基督教堂在崖县西部乐罗村。此地离我老家仅一箭之遥。当时入教者有五十多人，我村中有周泰峰、罗文鼎等四人入教。1945年，我九岁，入学开蒙。周泰峰是我们的先生，他教我们唱基督歌，如今我仍放在肚里，其歌词曰：
我们放学回家去，
耶稣基督，
真主阿门，
明天见！明天见！
谁会想到基督教歌竟能闯入穷乡僻壤的小学里，可见其影响绝非一般哟。
州改县后，崖县的教育事业仍然十分落后。据民国八年（1919）《崖县乡土志》载：“齐民为士者一千五百余人。”除了官署请得在县城办间义学外，民间办学很少见到。直到民国九年（1920）官府才在城内办了一间师范传习所，生员仅有数十人而已。
民国十一年（1922），崖县首任民选县长孙毓斌（崖县梅东人）就职。他那时的当务之急，除了在全县推行轻徭薄税，休养生息外，其次就是努力发展崖县的教育事业，培训师资队伍，培育社会人才，他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创办师范招徒授业。在孙毓斌的努力下，不久就在原师范传习所的基础上，崖县第一间单级师范学校就正式创办起来了。杜琼华任首任校长。他们又不失时机地抓紧招生事宜。当年入学考试，十分严格，不论男女生员，一律择优录取。学制六个月。我的同乡关学麟先生就是那时凭优异成绩被录取在该校就读的。除此之外，孙毓斌还急公好义、慷慨解囊，带头捐出家产，积极发动社会办学，成功地办起最高学府——崖县中学。他在任上，同时兴办了港门、藤桥等高级小学。此外还在民间村落办起了一些“基正”初小学校。因为孙毓斌政德显著，品行刚正，所以获得琼崖长官公署授予的锦联一副，联曰：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山高千仞，不欲则刚。
孙毓斌，黄花晚节，人不被名缰利锁，从此他就功成身退，辞官回家，继续在民间努力于教育事业。当年孙毓斌提倡，乡村学堂，靠民自办。以我所在的村罗马为例，村学便是在此时兴办起来的。那时收费标准看农情好坏决定，每年在开学前三天，就由校工号锣示众收费方法。罗马学堂的收费公例是一至四年级生，不论高低班级，每人半年收大米一斗五升，作为先生薪水，不足部分，由村教育会补贴。因此，崖县教育事业在孙毓斌亲自倡导下，一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崖州古桥，据民国八年（1919）《崖州直隶州乡土志》载，择其在官路驿道上者分别录述；广济桥：在城东南二里官沟，石建，弓星；义兴桥：在城东一百里东第一区三亚村口（今凤凰镇鸭子塘五里处和水城大酒店附近，笔者注）；刘家桥：在义兴桥东一里余；贡扛桥：在城东一百四十里东第一区，俗名烂泥桥；深塘桥：在城西六十五公里（今乐东县中灶村至九所村之间，笔者注）。此桥当地人不叫深塘桥，老百姓倒过来叫“深桥塘”，真有意思。我家离此地才三里路，过去曾当渔郎，多约同伴到塘里捕鱼。桥原为木建，今建成钢筋水泥桥；深沟桥：在城西八十里西第一区抱旺村南（今属乐东县九所镇境内，笔者注）；深路桥：在城西一百四十里第二区（今属乐东县、东方市境内，笔者注）
再说广济桥的建筑经过，明景泰元年（1450），原为崖城南水村民兴建。深五丈余，宽二丈余。是州城官道通往东三亚、藤桥，西黄流、昌感的主干道（今称国道）。该桥清初就废弃了，从此东、西通道受阻。康熙七年（1668），崖州知州张擢士会同崖（崖县）、昌感（今昌江、东方市）昭武将军张德远商议，决定将二人的年薪捐出修治广济桥。崖州僧人性俊和尚知道此消息后，便当仁不让，自告奋勇，立刻向州府表示，他愿意到民间化缘和募银建桥。官府有感于性俊和尚热爱公益事业至诚之心，便同意他在民间捐助。数月过去了，修桥募款很快到位。性俊和尚又有建桥知识，官方便委托他设计和备料修建。经过一年的辛劳，广济桥（石建拱形）终于落成于水南南沟。从此东西通道，出入亨通，便民利车，官民欣慰。
康熙九年（1670），崖州知州张擢士、崖感昭武将军张德远桥成功就，眉开眼笑，更受性俊和尚之嘱，即撰文镌碑，以纪其盛。其碑文曰：
州治东南二里许，有名南沟，宽可二丈，深五丈余，为上三亚、藤桥要津。溯自前朝景泰年，始有桥梁，废于国初乙丑岁。每值霖潦，奔流湍急，人惟临河浩叹，淹日待时。即水涸生尘，而坑堑深峻，难于措趾践转毂。行旅咸视孔道为畏途矣。德远擢士先后莅崖，振武修文固不同，而济人利物一年，不甘多让古人。昔杜预可行于河，崔亮可桥于渭，区区南沟，予二人独不可跨而桥乎？正义同捐岁俸，踵成舆梁。爰有僧性俊进而前曰：“俊蓄此预愿久，当竭蹶募足，毋多费宰官禄钱。初窃虑难遽就。乃经始于乙酉仲冬，告竣于庚戌孟秋。一切工料，皆其钟鸣铎振，胼手胝足而成。予二人所捐薄俸，不过为好义者倡率耳。昔患出门多阻，今则昼迈宵征。髦发稚齿，往来其间，色动眉扬，喜可知也。僧亦自幸其劳苦有成，构石作碑，请文为记。予二人因目击先之病涉如彼，后之平易如此，而乐为叙述其事云。昭武将军分守崖感等处地方游击张德远、奉直大夫协正庶尹崖州知州张擢士同撰。僧人性俊募建。时大清康熙九年岁次庚戌季冬吉日。
以上七座古桥，现在大部分已废不存。
崖州的市镇设置，于分布结构上较为合理，市镇均开设在交通方便和人口集居的地方，以利促进物品流通。据《崖州直隶州乡土志》载：东关市：设于城东门外；西关市：设于城西门外；三亚市：在城东一百里东第一区（原三亚街）；三亚港市：在城东一百二十里东第一区（南至南边海，北通原崖县水产公司。市场设在南边海，老法院附近）。此外，三亚市，以集散禽类、蔬果类、椰子、槟榔、山货等农副产品为主；三亚港市，以销售渔产品为主，兼营布疋、药材、土烟、茶叶、纸料、铁器以及生活所用的水油、火柴等。以上货物从江门、澳门和海口入口。藤桥市：在城东二百里东第二区；临高市：在城西南五里中区；九所市：在城西七十五里西第一区；乐罗市：在城西八十三里第一区；望楼市：在城西八十五里第二区；佛罗市：在城西一百五十里西第二区。除三亚市、三亚港市两市，归于今天三亚市第一、第二市场外，余者如今尚存，继续发挥其农商桥梁之功能作用。
崖州沿革与区域之划分，民国元年（1912）改崖州直隶州，开始设立崖县。原领万县、陵水、昌化、感恩四县，归琼崖道直接管辖。从此县行政长官改称民政长。民国二年（1913），县行政长改称县知事。民国十一年（1922），广东实行县自治，县知事一律改称县长，从民国起一直沿袭至今。
崖州改为崖县后的地理界线：东界陵水，西至感恩，南临大海，北接定安县。全县分为五区：
中一区：东至下马岭，距城六十里，与东第一区交界，西至龙栖岭，距城五十二里，与西第一区交界。
东第一区：东至迴风岭，距城一百五十里，与东第二区交界，西至下马岭，与中一区交界。
东第二区：东至分界塘，距城二百里，与陵水县交界，西至迴风岭，与东第一区交界。
西第一区：东至龙栖岭，与中一区交界，西至望楼水，距城八十五里，与西第二区交界。
西第二区：东至望楼水，与西第一区交界，西至佛罗市，距城一百五十里，与感恩县交界。各区皆南滨海，北跨黎峒，其宽百余里至二百余里不等。州改县后，崖县的地理幅员，依然辽阔和广袤。
三亚人与士林蓝婚装
三亚（崖县）人，性格率朴，思想传统，虽今实古，他们对士林蓝布情有独钟，好像士林蓝耐看些，对它仍有兴味。因此，过去人们的长衫短裤，里里外外，连女人衣襟前那条小小的防污肚幅，也要用士林蓝缝制。特别是结婚时的男女服饰，最是讲究用士林蓝料子做的。难怪呢，早在民国时代，三亚就有一首童谣唱道：
士林蓝，
晶晶蓝。
色彩好，
说不完。
做裙穿，
嫁大官。
谁来娶？
蒋委员。
这支三亚童谣，唱出了士林蓝蕴含的丰厚的文化信息；唱出了士林蓝华美高贵的品质；更道出了三亚人对士林蓝布的审美情趣。因此，士林蓝就赢得了三亚人的格外珍爱和信任，所以，它自然就成了当地人男婚女嫁时百里挑一的首选的布料子。
我少年时，曾听家父说：民国十九年（1930），林瑞川在三亚集资创办“广琼粤盐业公司”，需要大量的劳力开垦盐田。工期六个月为限。当时屋后的老张公，即招集屋边的陈福昌、周运祥和他以及村里的十多名青年，大哥带小弟，老友跟新朋的，一、二、三，一齐来到了月川给林瑞川大盐主做盐工。去的人中许多人那时都已结了婚，每人都有一套士林蓝，也即随身带去。崖县人，出门讲脸皮（方言，重仪表），顾大路（知廉耻）。他们带去工棚的士林蓝，不到要紧时刻大家都舍不得穿。崖县人的老话头：“有吃没吃肚里匿，有穿没穿身上装。”家父带去的士林蓝在六个月的工期里，只穿过两次：到林府集合点名时穿一次；“双十节”（10月10日，国民党国庆），去三亚港看运动会时再穿一次。平日挑土做盐田，只穿粗布衣，士林蓝多时都让它歇着。
一天，林瑞川大盐主带着3名管工员，到四区（崖县第四区，旧称）工地查察。盐主看见他们光着上身（光膀子）挑土，汗流满身时便说：“太阳晒，大家不穿衣，不好吧。”陈福昌嘴快不遮拦的，直说：“林先生，我们各人都有士林蓝的，就怕汗水咸会割破。”似担心别人不知道他也有士林蓝的样子。
几天后，林瑞川派人送来4箱衣服，全都是给第四区工棚盐工的，每人分得“肥子蓝”上衣两件和布制褡肩两个。此外，还有蛋炒饭，一粒粒饭，干干的，又油又香。
事后大家都说，林瑞川，重乡谊，人亦谦和。
此外还有呢，我老家，有一位名叫苏五的，早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在外省劳军。人一去，七年八载的，直到抗日胜利才返归故里。无朋无党，挂单孤居。最后于1950年10月才娶得了九所村一女人为妇。他终于也得以穿上了士林蓝去做新郎。结婚日，有一婚联戏弄曰：
五十当郎仍未为晚，
四八出阁其乐如何。
1953年“五一”劳动节，崖县第四区在九所大操场举行运动大会。有个半生半熟的人问及苏五婚事。老苏善戏谑，颇能谈谐，就用唱崖州民歌的方式脱口而出，回答了那位朋友的询问：讲给你听你好彩，
结婚三年谁都知，
指手示你看落眼，
身穿士林蓝这个。
沧海桑田，依然如故。不晓得从什么年代起，士林蓝缝制的服饰，就成了崖州人结婚的符号。
时至1954年9月，我出来做事。第二天接崖县县委组织部的电话，约去部里填表入档。我换上了结婚时穿的士林蓝，按时到了组织部。蔡水林部长从他办公桌的抽屉里取出一张“干部登记表”，交到我的手中然后说，请按表格的内容要求认真填写，不明白的地方问好后再填。我很快地把表填好。只有“婚姻状况”一栏，因怕羞不便问，即留下了空格子。
蔡部长接过填好的表格，扫了一眼，再看我当时一身士林蓝打扮，他就不假思索地在“婚姻状况”的空格子里，替我补填上“已婚”二字。然后问我：“对不？”
我拍额愧笑，又点点头……
又是一年春草绿。2016年10月31日早上，我在河东路散步，碰上20年前的晚辈朋友刘坚。他阅读量大，金睛火眼似的，便发现了我在外地的《服饰文化》杂志上写的作业——“试谈三亚士林蓝服饰功能”的文字，因此，他客气地对我说：“想借问一下，您当年穿士林蓝的感觉如何？”恰到好处，事适其时，我就用躲懒的方法，也借航天员陈冬在太宫观察美景时的三句话：
“哇，很漂亮！”
“特别漂亮！”
“爽！”
来回答刘坚。
鸡姑娘与鸡青年
1955年，海榆（海口至榆林）中线公路通车。从此，南来北往，人流日众。当时三亚人民市场设在现今的三亚市第三小学的地址上。每天早上8点钟，市民们招群合伴扛着竹笼去买鸭，驻军则套上高头大马拉车来买鸡。熙熙攘攘，市声尘上，市场繁忙……
崖县人民政府设立县食品公司，统一管理肉类和家禽供应。派何光祥（琼海人）任三亚市场食品经营处主任。我当时在公司服务，和老何同事。
一天，榆林驻军“噼里啪啦”地拉着马车到三亚市场购买近100只活鸡。那时鸡类供应分为不同的品种和价格。解放军一向管理严格，因此，司务长要求小母鸡和小公鸡，分列出来开发票，以备后勤处检查。负责开发票的收款员梁彬华，则把小母鸡和小公鸡，按三亚人的方言称谓，将前者写为“鸡奴子”（雌性），后者写成“鸡角子”（雄性）。因司务长是外地人，当然不明白三亚人这个叫法，就恳求老梁重新开发票，并且建议，把前者称“小母鸡”、后者叫“小公鸡”便得了。老梁说，怎么能称得上，称它为母者尚未下蛋；叫它做公者，又不见啼笼（不见打鸣），岂能有资格呼母称公的？若是被工商联检查出来罚款时，谁来补税？因一时交涉不妥，因此双方的心情都不甚好。无奈，老梁自默一阵子后，就拿起笔在发票的背后写上几十字，作为“补充”说明交给了司务长。但是对方看完却也一声不响的。
何光祥，毕竟是中学语文教师出身的。他暗暗地赞赏这位司务长的谨慎态度和工作认真的精神。为了达成共识，他像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写《醉翁亭记》时，原稿用几十字描写滁州风光，经过字斟句酌，最后剩下“环滁皆山也”五个字。何光祥学着欧阳夫子的修辞方法，而且极为有趣的仅用——“鸡姑娘”“鸡青年”六个字，又重新开了一张发票，同时更明确地分列出：品种、单价、总金额，然后把写好了的发票单交到了司务长手中。真是：一锤定音，定性准确。从此“鸡姑娘”“鸡青年”的称谓，在三亚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里便广为流传了。
童承业的“电子脑”
童承业，三亚市港门村社区人。1955年2月在崖县食品公司三亚食品站当饲养员。因为“上帝”给他生了一个好脑袋，口算特别神快和精准，所以常有人以“电子脑”称呼他。
1955年6月，三亚食品经营处的肉摊销售，常常生发货款短缺的现象。为了改善经营管理，县公司经理黎世光号召能人到肉摊工作。当时童承业就“登门应征”，便优先给予“以工代干”的待遇，当“口算报数员”去上班了。
那时，童承业一人负责三人（李振华、黄孙伍、王福德）摊位的凭“口算”报数收款。
当年，物价部门核算成本，决定猪肉分为：总肉、上肉、内水三大类，以不同的价格销售。
童承业坐在一张特制加高了的木椅上。他聚精会神，静听着猪肉销售员报告的品类、重量。他像书画展销会上的拍卖师，风度翩翩，举止优雅，口语清晰，口算精准，迅速快捷地传送肉价给销售员。
就这样，经过了三个季度的收款证明，就确立了童承业的口算报数“电子脑”的精准性，同时又迎刃而解肉摊上人为短款的“老大难”问题。
县公司财会股股长潘先通是位前广西会计专业学校毕业的高才生，由海南商业处派来崖县任职的专业会计大师，他想见识童承业“电子脑”的神奇，一天，他便带上了“六子大算盘”，径直来到了市场肉摊，“以身试法”——要跟童承业，试比高低。
县公司秘书股股长周家福当裁判员。“算盘和口算比赛”的口令发布后，只听销售员李振华分别喊出三大肉类不同重量就对表计时。声音尚未落地，童承业的“电子脑”，不失毫厘精准地报告结果。然而，潘股长仍然在他那个“六子大算盘”上，“六上一去五进一”“七上二去五进一”，没完没了地噼噼啪啪不断地演算着……
不久，我就调离食品部门，到田独公社（今吉阳区）工作去了。
后来听说，老童退休了。
后来又听说，老童生病了。
后来再听说，老童已经走了。
领袖曾曰：“人固有一死。”我想呢，生死生死老连在一起的呀。人呐，生来都是等着死的。可是，童伯呀，您那神奇的“电子脑”的故事，哪能这么简单地忘怀呢？
卖大腿乎？卖皮鞋乎？
崖县百货公司三亚百货门市部高跟鞋专柜组，因为每天都给高跟鞋“打扮梳理”，让“她”更为光泽照人，有足够的美丽去等待意中人和有缘人，因此，销售额月月上升，被评为先进班组，成为“群贤毕至”的场所。
1962年，崖县商业系统开展服务质量比赛活动。同年11月某天，局长薛道杰陪广东省商业厅刘副厅长到三亚百货公司门市部高跟鞋柜组检查服务质量情况。
那天县公司财会人员凌业梳（近音）无事到门市部闲聊，随手拉一把椅子坐在鞋类专售柜台工作道上，手中拿着一捆毛线织着毛衣，双腿放在柜台上，似向客户们展销似的，嘴里不停地轻轻用交换式的唱法，哼着《姑娘十八一朵花》：“十八姑娘一朵花，眉毛弯弯眼睛大”，和《天涯歌女》里的：“小妹妹似线郎似针，郎呀穿在一起不离分”，最是精彩动人的段子。可以想得出来，她那时怀着心中的喜悦与快乐的心情，在低着头织她的毛衣，仿佛旁边无人似的。
此时，刘副厅长来到了小凌前面，很礼貌地用手指轻轻敲柜台，问道：“小姑娘，你这双大腿卖不卖？”小凌被惊动了，抬头一看，哟，原来站在柜台前的是她的局长和一位陌生的首长。
当天晚上，召开商业系统职工大会。小凌“卖大腿”的过失，受到了大会的点名批评。然后以“卖大腿？还是卖皮鞋？”为题，展开了服务质量的讨论。
散会了。凌业梳拖着疲惫无力的步子回到了宿舍，心中仍感到十分的懊恼和内疚，连房间也感到羞涩似的。砰的一声响，就将身子抛在床上，两天两夜地装睡不醒。
大约十多天后，广东省商业厅《广东商业》的一名通讯员以《崖县百货公司“卖大腿”》为标题，在最为醒目的地方报道了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奇文，一时全省同行捧腹大笑又一片哗然……
三亚港码头人间销金窟
民国末年，当地人称：三亚港码头赌场是“人间的销金窟”。
然而，当政者却说，三亚没有赌局还算什么城市？开设赌场可以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赌业是聚敛财富的好法宝。
经当局这一谬说，三亚港的赌业，如糗肉生蛆，粪坑招蝇似的应运而生。一时小栅林立，赌场星罗，赌客赌棍，肩摩入魔，风起云涌似的闯入了三亚。更有远商巨贾，财神金主等色人物，他们也纷纷夹着皮包，腰缠万贯，“衣锦昼行”，状如过江之鲫，跑来三亚淘金挖宝。从此，日盛一日的赌业，便取代了昔日以渔盐业而闻名的三亚港，眨眼之间，三亚码头即变成了上海的“小外滩”。
三亚赌场有高下优劣之分。如码头一家二层楼麻将厅（靠近老商业街），厅里设五张桌台，“门前清”——专供军界要人和地方财神“烧钱”。桌台旁有美女为赌客“陪灯看盏”吸鸦片。厅前又挂上一副楹联，楹语曰：
筒来索去犹半日，
月落星沉又一年。
“筒”“索”，是麻将里的两种牌名。用赌具入联，新鲜生趣，字浅意深，雅俗兼备。真是三句不离本行，这些武夫、赌棍，他们附庸风雅，在楹联文字游戏上也来插嘴。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此种赌场，他们称第一等“销金窟”。
摆设在三亚码头周边（多为临时），在地上铺着一张草席，“土法上马”的赌客，一般都是些地方上的丧德名士、社会帮闲和兵痞地乞，为第二等赌场。而在码头南段，南边海市场和五龙宫庙附近者，地做桌台，屁股当席的“常客”，往往是那些缺牙漏齿的市井小民，码头咕哩（旧称，为搬运工）以及外地过往的生意仔，为第三等赌场。这样划分，恰如其分，不失毫厘。所以当年三亚码头流传一句顺口溜，它极为生动有趣地形容这一场景时说：
高官有钱坐高楼，
平民无钱坐土垆。
“坐土垆”，即坐在地上（崖州方言）。这句顺口溜，似是摄于民国时期码头赌场上的一张“老照片”，诚为真实、贴切，成为颠扑不破的事实。
三亚码头赌场的赌钱方式，五花八门，不可胜举，择其主要者即有：掷骰子、推牌九、押单双、押葫芦、打同福、抹纸牌和打麻将，吆五喝六，无奇不有。
赌场里，由金主和设赌主掌控。他们互相合谋，佛口蛇心，坐庄放债，从中收息。其利息叫“八吃十”“九吃十”。就是说借十元，先扣利息一二元，美其名曰：“抽头彩。”这样，借款人实得仅是八九元而已。故当时三亚人骂金主为“吸血鬼”，开赌人为“吃尸水”，淋漓尽致地抨击了吃人的旧社会的黑暗与反动。
还有呢，赌局里的四句“广告词”，它是教唆和引诱人去赌博的，如今三亚的老人依然深深地记得，立此存照吧：
财源茂盛路，
赌场先起步。
如今社会上，
笑贫不笑赌。
那时赌场上的操盘人（招赌人）和金主、赌主他们都是“兄弟伙”。这些操盘人假仁假义，惺惺作态，“开导”你如何下注的方法，如“沙丘揘土”（赌场术语），让沙土从指缝间慢慢流出，先小额赌；“金蝉脱壳”，脚踏楼梯，步步升高后才大额地赌。所有这些，都是“销金窟”里的魔王们的神机妙算，骗鬼骗人，以售其奸。所有这些都是让你很快把钱输得精光的阴谋诡计。
常言，“学好千日不足，学坏一天有余”。民国三十八年（1949）九月，我家五叔父，从乐东县九所望楼港，雇海船装载近200捆甘蔗直发三亚。真是顺流顺水，风正一帆悬，不足十二个小时，船就到了三亚码头发客。
五叔父初到三亚，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不知赌场里也有骗术），人一时糊里糊涂地即沉沦到了污浊的漩涡中，在码头赌场，加入第三梯队——“三等赌场”——“坐土垆”——掷骰子。不用三个小时，他竟把发售甘蔗所得来的钱，全都抛进了三亚码头赌场这个“销金窟”里去了。钱输光了，五叔父却迟迟未回家。此时，五叔母在家，如坐地针，悲天悯人，她忽然想起了赌场上的“三部曲”——“悬梁”“跳楼”“投海”；想起了海南人常挂在嘴皮上的一句老话头——“三亚陵水，有命去，没命回”。真是风声鹤唳，一日数惊。一天，新庄村的世交乡谊到访，她却误以为是来要账的人。五叔母一时呆若木鸡，面无人色，从此她就患上了“神经官能症”，经多年求医而药石未愈。
三亚北黎街下雨穿绣鞋
三亚北黎街，位于三亚港旧码头“吊秤塔”附近，它的南边和旧时的“打铁街”接吻，北边与过去的“蓬莱市场”及国民政府警察局碰头。是一条南通南边海，北抵原崖县第二中学教学区的主道。
北黎街的居民，过去因为战乱和自然灾害等原因，从感恩县（今东方市）北黎地区大批迁徙三亚。捷足先登，先入为主，聚居在此，故得其名称：“北黎街”。
昔日的北黎街，虽然是一条海沙质的土路，但是路基平坦、整洁、笔直。街道两旁，摆摊设店，主要经营一些棉织品、渔产品、小百货、小五金、干果和青蔬之类的货物。生意日见商机，景色亦颇可观。
北黎女人，喜爱绣鞋不亚于喜欢衣裙。听老三亚道，昔时的北黎妹，大雨刚刚停歇，她们就难禁内心的欢欣雀跃，即飞快地穿上五颜六色的绣鞋，招伴结党，三五成群地浪漫行走穿梭在北黎街上畅享雨游之趣，一时北黎街就变成了别具一格的一道亮丽迷人的风景线。
更为神奇的是，经大雨淋过后的北黎街路面，人穿绣鞋在上面行走，一点儿都不见得鞋底潮湿，而脚下却不时轻轻地发出“沙、沙，沙！”的声响，极富有音乐感，由此而产生出来的快乐与愉悦，只有北黎妹子才有资格独享。
老三亚同时告诉我，北黎女人不但爱穿绣鞋，而且她们更会编造绣鞋的“谜语”（谜底：一双绣鞋），如：
两只小船，
来去匆匆。
十个客官，
躺在舱中。
青天白日，
谈笑生风。
更深夜静，
客去船空。
这首谜语的创作方法：用“绣鞋”喻“小船”，以“客官”比“脚趾”。晚上主人上床睡觉，脚离开了鞋子。床前只摆着一双绣鞋，空荡荡的。这个比喻，是多么的准确、形象和有趣啊！读了这个“谜语”，真的使人敬佩北黎女人的创作天才，对她们的睿智不能不五体投地。
永源昌·王兴昌·琼茂安
三亚港商业街的骑楼两旁，分别开设“鹤立鸡群”颐期字号的“永源昌酒楼”“王兴昌酒店”和“琼茂安山货店”（老板为海口人氏）。当年街道上招牌林立，商业繁荣，是民国时期三亚港人最富进取心的“一张名片”，故世人戏称，三亚港商业街是广州的“上、下九路”，这个说法一点也不为过。
永源昌酒楼主要经营：粤港大菜、苏扬细点（苏州、扬州）和名酒、名烟。酒楼的主人，生得一张商人的笑脸，更会“侃客”，所以每天酒楼里，顾客纷至沓来，稠人广座不绝，生意十分红火，真的是“日吃太阳，夜饮露水”。常常是客人流连忘返，夜深了仍然不肯离去。当年的永源昌酒楼，因此便成了琼南商海中的一盏灯塔，光芒四射，照耀在三亚港商业街上，成了当地人的骄傲。
王兴昌酒店的老板，三亚人称他是一个“事前诸葛亮”。会计谋、掌奇货、算盈利。但是更准确地说，他应是一位有名的儒商，以读老庄的书为时尚而为人所称赞。他常用庄子的名句“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哲学思想去指导他的酒店经营。他同时又生三个头脑——天生、书给、生活赐（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话），得益于他采用“李逵上山，张顺下水”的方法，分别引领酒店适时地“转型升级”，强劲地参加酒店业的竞争，把原来经营的“二饭”（中、下午）、“三茶”（早、中、晚）和兼营“香烟”“可口可乐”的模式，改变成“去杂变专，抛土转洋，土洋结合”的经营方式，赢得了商场的主导地位，因此财源茂盛，钞票丰登，在三亚酒店同行里，自然王兴昌酒店就赢得了独领风骚的地位。
琼茂安山货店，民国时期三亚只有他一家挂牌经营。店里主要收购大宗山货，如：珍珠米（坡产）、高良姜（宋时定为土贡品）、诸葛菜（诸葛军中种之，故名）、珍珠兰、山班菽、半夏、草决明、寄生草、薄荷、黄藤、白藤、红藤、天门冬、益母草、海南香、素馨、过山龙、沉香（十五种）、伽楠、花梨、山油、兽皮、兽骨、南药益智子，等等。
因为是独家经营，当政者亦未曾管理物价，便随店方任意压价压级和缺斤少两地收购。同时又要在山货入库时，再扣除水分消耗与虫蛀之损失，几经盘剥，故山民的所得收入甚微。而且店方将其山货大量批发岛外时，他们又能鱼目混珠，招摇过市，移个箩筐，就能大赚其钱，真是“钱”染的风采：
关金金圆相映叠，①
使人应接目不暇。
三亚番薯补语
古时候的三亚人，听人说起番薯，有如鸭子听雷，不知番薯为何物。晋人嵇含《南方草木状》曰：“旧珠崖（今三亚、乐东、陵水等，笔者注），海中之人皆不业耕稼，唯掘地种甘藷。”考古籍《太平御览》又曰：“甘藷，农历二月种，十月收，块根繁殖。”顺理成章，那时候的三亚人，可能尚不认识番薯。
前人考证，番薯在明代后期的万历年间，从菲律宾吕宋岛，分三条路线——福建、广东、云南传入中国。源于福建长乐人氏——陈振龙、陈经纶父子二人（均在吕宋岛经商），经过多次精心谋划，“取番薯藤绞入汲水绳中”，并在绳面上抹上污泥，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笔者注）初夏，巧妙地躲过殖民者的层层关卡检查，“始得渡海”。后从粤、闽水道、桴海“引种”进三亚等地栽植。
三亚地处亚热带。番薯喜温暖，耐旱、耐碱。这里土埌沙泥参半。三亚有着无地不宜番薯生长的天然特性，因此，一经试种，就获丰收。正如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农政全书》曰：“一亩数十石（石，为担，笔者注），胜种谷二十倍。”因此，番薯在三亚一时如“新人来嫁”，始出轿门就备受薯农的青睐。加上当时朝野双方的大力宣传和积极配合，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地竞相种植，所以番薯面积就逐年大幅度地扩大，而且不用多久，三亚薯类的品种此时亦相接地繁衍出来。
如：“岭头薯、白薯、红薯、面薯、鸡薯、黄心薯、甜薯、蔓薯、木棉薯、区薯（种来三亚客家）等十个品种，‘均在三亚等处种之’”。（详见《崖州志》第53～54页。）
由此可见，清光绪初期，三亚早已经是海南的番薯面积种植较大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了。
时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亚大旱，民田失收。升米百钱，民间艰食。有番薯干屑转售，得以接济。民赖全安。”然而，今天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三亚市在369年以前那场可怕的特大旱灾的情景。当年全市大批灾民，全靠其番薯干屑养活，厥功至伟，何物与比？
三亚人过去“以薯为粮，几米之十六”（《崖州志》·卷之三，第53页）。故人们把番薯视为“订婚”的先决条件。崖州农谚曰：“一看薯缸，二看新郎。”女方在订婚前，首先要“明察暗访”男方家里的薯缸贮存多少“货色”，把对方家里的底子摸得一清二楚以后，才肯具写女子的“八字”，交由男方去请“命师”合婚。总之，最后能否成全，薯缸有着“举足轻重”之作用。
三亚番薯，蕴藏着人们的良好祝愿。“种薯结子”，是州民（三亚人）的婚礼风俗。昔日新婚后的第三天，要在新郎家里举行“种薯结子”的仪式。那天早上，由小姑（男方妹妹）手捧一只水勺，新娘手里拿着一条薯藤，陪娘肩上荷一把锄头，然后又让小姑走在前面带路，陪娘嘴里念着祝词，一同到附近的园界边，由陪娘锄好小薯沟，新娘子把薯藤栽在沟里，培土、洒水。“种薯结子”仪式，便大功告成。因为薯藤易活，结籽累累，寓多子多孙；一条薯藤，寓“一家女子不吃两家槟榔”和“从一而终”的伦理观念。
番薯粉做出来的“薯面汤”，味道如蜜，甜丝丝的，深得昔日三亚人的喜爱，因此城乡作坊林立，摊位两排对开，卖薯面汤的崖州妹子，用勺子在盘里高高地扬起汤水，大声地喊卖。这边渴求说：“哥来看侬勺，侬的薯汤不黏勺。”那边接声又期求说：“大哥先尝味后买，侬的甜头又甜尾。”高喊求卖的市声，一时飞扬尘上。
薯面汤，是三亚女子出嫁日的最佳“宣传品”。因此，出阁日新娘家十分重视，也高兴花钱。为了气派与排场，汤子做得极为丰盛。当天中午，由数十名姐妹党群，人头一壶，风风火火地，送到新郎家里，摆得满桌皆是，名曰：“暖房汤”。
陪娘是“王熙凤”。她轻盈盈地用筷子从每壶内挟出甜笑笑的二条薯面，一声不响地放在碗里，然后喂给新娘。别看仅是薯面二小条条，它寓意十分深刻，二条玩意儿寄托父母二人，望女“于归”。“于归”是回门，中国古礼，是儒家思想的深远寄意。
番薯的经济价值和健康元素亦高。三亚人最相信嵇含在《南方草木状》里说的话：“食之，寿多至为百余岁。”“土人多用酿酒。”（《崖州志》第53页）
我的老家——罗马村，有个老字号酒肆——“南坊薯酒店”，酒保尊名陈翠伯。村中有位老者大名叫陈松保的，他是个“三天干活不睡，三日喝酒不醉”的人，1949年冬季里的一天，他“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似的——带上国民党关金纸币一大匝，高高兴兴地来到了酒肆里喝酒。酒未喝完，关金币便不流通了。无奈时，只好回到家里，挑上两箩番薯来酒店“顶数”，因此，便留下了一则“啼笑皆非”的长长趣语，至今为后人所不能忘记呢。
三亚人以番薯为题材而创作出来的崖州民歌，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不可胜数。歌词作者匠心独运，比拟手法准确、生动、有趣。其中最能鼓舞大众意志，激发人们向困难做斗争的要算《番薯与山牛》。直到今天，它仍然在三亚市梅山、保港地区为人们传唱不衰。歌词是这样的：
水牛拖车早气喘，
等我山牛来换肩，
拎数斤薯给它喫，
多陷沙土闯过前。
三亚番薯，当场出彩。1990年12月7日，邢洪、邢福金、邢公策三位先生，以《三亚发现特大番薯》为题，在《社会扫描》摄影报道里称：“三亚市机电公司职工吴文珍11月28日，挖出一颗特大番薯，这个番薯的形状像甘蓝菜花，薯重17.52公斤（35.04斤，笔者注），体积17.3立方分米。据有关部门称，这样巨大的番薯，在省内尚属罕见。
这棵番薯是1990年4月底由遗落在地上的小番薯发芽生长起来的。藤蔓粗壮，叶子茂盛，覆盖面积近20平方米，薯体大部分露出地面。
据主人介绍说，他对这棵番薯并没有进行过特别的管理，只是经常浇自来水，并淋过一两次尿。
神奇啊，三亚福地，罕见哟，三亚特大番薯。
在崖县抗日泣血的土地上
宣传抗日
深入农村
崖县（今三亚市）的抗日救亡宣传运动，首先从学校走向农村，走向街坊，走进千家万户……
1937年深秋，中共崖县县委领导人陈英才、黎茂萱、林庆墀、郑望曾，借助学校放暑假的大好时机，他们分秒必争，尽心竭力，以崖县中学爱国师生为主体，立即组成五支抗日救亡宣传队，深入农村、街坊，向广大人民宣传“团结抗日”，大敌面前“一致对外”的抗日主张。白天，宣传队演街头戏，晚上教唱抗日歌曲。如在崖城的宣传队，在水南村向农民教唱《大刀歌进行曲》时，由音乐老师林绍伦（后在抗日中牺牲）做艺术指导，他指出：唱大刀歌时，要八面威风，情绪要饱满。因为大刀歌是进行曲，所以，唱时如迈着坚定的步伐，勇往直前，特别是要张开喉咙放声歌唱。比如第一拍开头：“大刀向——‘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向’字要像铁锤一样重，砸在钢板上那样铿锵有力。最后唱：‘冲啊！’二字和‘杀！’一字时，更加需要加重语气；‘杀’字要叫得响亮，声音要长。表示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日本鬼子。”经林绍伦老师一点醒，大家都学着秋蝉鼓腹，用最大的音量和最阔的音域唱大刀歌，这样就唱出了神情威武，唱出了勇往直前，唱出了进行速度，更唱出了抗日的坚定意志和赤胆忠心。
宣传队善于掌握时机，见缝插针，他们在下乡之前，早有针对性地选择了1913年上海会文堂出版的教科书《高级小学论说文范》，将里面的一篇课文作为揭露日军侵略成性的罪证，印成宣传资料，发给到场的广大听众。其原课文内容：“彼区区之岛国，犹时存一席卷神州之野心者。异日，吾国自强，将粪除彼土，以为公园而已。呜呼，可以兴矣，黄炎祖宗，实式凭之”。原文按现代文字翻译，其意思是说：“日本原是一个小小岛国，国虽小，但野心大，并吞中国的野心不死。终有一天，我们中国强大起来，一定会把日本填平，将日本建成公园。啊，中华民族的子孙们，大家团结一条心，努力吧！”课文很有号召力，论说可靠，引经有据，信而有证，令人信服。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恰好那时，毛主席在延安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题词）：
努力向前，
打日本，
救中国！
声势浩大，排山倒海，势不可当。正好此时——“1937年冬，叶云夫也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回崖县负责县委工作”。①真是千载一时，抓住时机，叶云夫及时传达毛主席的号召后，紧接着同县委一班人，又带领宣传队分往全县各乡村，突出宣传毛主席的抗日号召，使全县的抗日救亡的烽火越烧越旺，因此便催生出梅山地区的“青年救国会”、莺歌海地区的“莺歌海抗日救亡会”以及各乡村的“抗日后援会”“妇女爱国会”“青年民兵抗日中队”，诸如此类，不计其数。
组织训练游击队伍准备反击侵崖日军
陈曼夫，精通游击战术，崖县青年兵学家。日军侵琼前夜，他毅然弃笔辞师，从广州匆匆地返回老孔村，在家乡组织起一支拥有300多人的游击队伍。自养自负，得到家长的支持。同时自己又当他们的军事教官，进行游击战术学习，掌握杀敌技能，准备反击侵略崖县的日寇。
陈曼夫出身于深宅大院，书香门第，农商兼营的家庭。其父亲陈金声是满清时的拔贡，崖县著名的教育家、藏书家。做人极具民族气节。曼夫少年时，爱听“兴废征战之事”。及长，更加爱读家藏的《孙子兵法》《大战学理》和《战略论》等书，因此懂得了“兵民乃胜利之本”的道理。他那时回到老家后，首先把老孔村和周边的村落——福塘、丰塘、昌厚、丹村等300多名青年组成“崖县第五区抗日游击队”。同时拿出家里防盗的长短枪10多杆，首先装备这支队伍。“为了抗日救国，他决心更大，便掏尽家财，从地下挖出了两坑光洋（约2000多块），又购买了一批步枪。同时深入群众，搜集到一些枪支、弹药。”①陈曼夫指挥的这支队伍，至此，人手一枪，全部配齐。紧接着他就带着队伍，开往黄流操场，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游击战术训练。游击队员所需食用及一切杂支，概由陈曼夫家里开销。
今天若是让人们回忆当年陈曼夫在黄流训练的场景，如今健在的当地老人，他们依然深深的记得：昔日那支游击队，年轻朝气，英姿勃勃，可爱有为。且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每天早上六点钟，在陈曼夫的率领下高昂头颅，勇往直前，步伐整齐地走进操场，全体队员齐声高唱着那支雄壮有力，英武豪迈、坚韧不拔的《操练歌》：
“队员第一要耐劳，
身体必须日日操，
为保家乡打日寇，
锻炼身体最重要，
身体强壮有力量，
赶走鬼子立功劳。”
刚毅朴实的脸庞，俨然历历在目；干脆有力的歌声，照故回荡在人们的耳际……
游击伏击战旗开初得胜日军分队长坐土炮升天
1939年2月14日，日军入侵三亚、榆林。次日，敌人如入无人之境，兵不血刃，不费一枪一弹地占领了崖县崖城（当年国民党县政府驻地）。县长何定芝却在日军未入城之前，早已率部抱头鼠窜，丢盔弃甲，逃往乐东县牙概深山，苟延残喘去了。
同年5月1日，崖县第五区游击大队长陈曼夫获悉日军一个分队人马将于3日西侵黄流的消息。他立即主动联合莺歌海抗日游击队中队长陈世德（共产党员）研究伏击日军的方案，并决定在通往黄流的必经之路——木头园村，设置“伏击区”。孙子语：“果断生于智，而成于勇。”所以他们就用自己制造的“土炮打洋枪”，去阻击日军西侵黄流的图谋。
5月3日凌晨4时，陈曼夫、陈世德带领游击队进入木头园村“伏击区”，在这里按兵不动，严阵以待，“迎合”日军的到来。果然日寇不食其言，“客人”于早上七点钟按时“入席”，随即陷入了游击队的“伏击圈”里。顿时土炮声——“隆！隆！隆！”遍地巨响，天崩地裂，浓烟四起，血肉横飞。“尤其是木头园村一战更为壮烈。战斗前，我部率军烧毁望楼河大桥，断绝敌军救援，并在公路上挖战壕，埋地雷。当日军进入木头园村时，遭到我军猛烈袭击，游击队当场打死了日军小佐江波泸和10多名日军士兵”。①
木头园伏击战，游击队使用的“土炮”，用崖州一句俗语曰：“将公油炒公菜”——全是日本生产的硫酸胺和硝酸胺材料制成，是当年游击队通过商船从海上走私，“智取”得来的。他们在疏不过丝密不透风的艰危环境中生产制造。可见十四年抗战岁月的艰苦卓绝和血雨腥风……
虾米代表抗日心打日军有我一份
莺歌海的渔民，对灭绝人性、丧尽天良的日军行径，一致愤怒。1939年7月初，他们就听闻家乡的游击队（共产党员李大和、陈世德组织的）将联合崖县第五区游击大队（爱国人士陈曼夫指挥的）和佛罗游击队；此外，又要发动当地农民1000多人，“四位一体”，齐心协力去围攻驻守黄流的日军司令部，因此，渔区广大群众，人人喜出望外，个个击掌赞扬。
渔民们为了表示对抗日游击队亲人的支持，他们立即开展“后援活动”，发出“一户一弹”的口号，一时就掀起了捐献的热潮。此一壮举，当仁不让。闪一眼，“哗”，真的是“开门见银”。你看呢，“老屋主”何大妈的家里，只见捐献簿上写着：何如愚，光洋200块（捐200块者共6人）；陈事忠，金戒指一只、金耳环一对（夫妻合捐）；衣物100多件；军粮袋300个（渔民买布料缝好）；干虾米1500斤（渔民合捐）。他们七手八脚，争先恐后，以最先完成任务为光荣。
1939年7月3日，四方联合作战的抗日游击队员近1500人（包括农民1000多人），同心协力围打驻黄流日军司令部。这天，第五区游击大队队员陈增福，肩上扛着犁耙从田间赶回到家里，饭也不吃上一口，他即拿起枪杆，匆匆地跑到了游击队员集合的地点去排队入列。大家都知道他是饿着肚子赶来的，便好意地劝说：“你肚子困，回家吃点儿，你看，去的人也多了，下次你才去吧。”陈增福却说：“打日军有我一份，我不去，谁去？”难怪呢，有理走千里。这样，陈增福也就同大家一起踏上了战火纷飞，枪林弹雨的阵地……
包围攻打日军司令部（7月3日～7日，共3天），战果可真不小，“击毙日军30多人，击毁军车2辆，生获战马数匹”。“大长了抗日军民的志气，为琼西南的抗日斗争，揭开了序幕”（见《莺歌海志》第251页）。同时能从战争中学会战争。因此游击队里，出现了许多军事指战员“多智星”，如莺歌海的何如愚、何施仁、何多璋三人。当年民间流传一句话：“新媳畏公婆，日军怕三何”，此言确也。
路上少妇多挂孝坡头野外尽新坟
日军是一群杀人不见血，杀人不眨眼的歹狼恶虎……
1939年农历6月18日深夜，日军出动大批步兵、骑兵合围崖县四区的乐罗村，先在路口埋伏好机枪火力网，再用骑兵入村开枪突袭。居民从梦中惊醒逃避。结果被机枪横扫，一夜之间死亡200多人，尸体堆满地，鲜血洗全村。（见《接见日本和平之船》访华团讲话·日军侵崖暴行实录·专辑·孙惠公）
那时进入乐罗村，当人们走在路上，总会看见许多年轻的新妇，最突出的特征是，新的妇人挂孝多。她们的衣襟上总是系着一条长长的白孝，都是因为日军包村时杀死她们的夫君。这些孤凄苦寒的女人，从此她们就在泪中活着……
乐罗村与我的故居（罗马村）相距不远，仅有一箭之遥。1953年8月里的一天，偕师友罗昌品、表兄罗大雍三人去西盐灶的金红港网鱼。那天太阳已经西斜，路经乐罗村的“三教堂坡”，小路边有一座旧坟，墓前竖一碑，镌上一副墓联曰：
此是伤心地，
长留坠泪碑。
联语写得如此的锥心泣血、缠绵悱恻，令人读了，心情沉重，哀伤不已。同时教人立刻又触想到当年发生在这里的“乐罗惨案”，及联语所述惨状与墓主人之死，有否关联之处，至今依然留下了长长的悬念……
再有，骇人听闻的“妙山人头惨案”，1940年11月1日（农历），发生于今三亚市妙林村。那天，日军重兵层层桶围村子，将30多名男人押到村边一古井旁，用两支竹竿夹着人，10人1夹，采取电触、灌水、拷打和“问罪”：“你们10人中，谁是共产党游击队？招出1人来，就放9人生还。否则，嗯，通通杀头。”妙林村的老百姓为了保护游击队的安全，守口如瓶，全都不说，宁死不屈。此时嗜杀成性、兽性大作的日军指挥官，立即拔出前端尖锐，两边有刃的军剑，高高地举起，厉声发出口令“益—支—哦—唱”（日语，汉语是1—2—3—杀）！刽子手蜂拥井边，拔刀即杀，“咚、咚、咚”，30多颗人头掉下井里，血流如注。就这样，30多名无辜者就被日军活活地杀死，留下了无头尸体曝晒井边，横七竖八的，看后令人痛心疾首，饮恨吞声……
曾见否，妙林村的大坡上，顷刻间又叠起了一座座、白幔幔的新坟；古井旁边幡旗习习，不断有呼天抢地的哭声。那时候的情景正是：
上家修土坟，
下屋招冤魂。
可是，当年妙林人所埋下的那些哀伤、愤怒与痛恨，我们今天可千万不要忘记啊！
崖县抗日公祭大会
崖县各界公祭抗日军人阵亡大会，1938年初冬在第四区望楼河（今属乐东县九所、利国二镇）举行，由当时的崖县主政者发起公祭。
崖县的抗日军人韦碧烈（望楼村人）、吴金美和陈恩伟（均是乐罗村人）分别任国民党军营长、连长和排长。他们三人同为国民党军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之部属。1938年10月1日至10日，参加薛岳指挥的江西省德安县境内的全国抗日战争三大战役中的“万家岭”战役，同侵华日军冈村宁次部作殊死的战地争夺。崖县籍军人韦碧烈、吴金美和陈恩伟三位，为中华民族争生存，冒弹冲杀，力战成仁，而壮烈牺牲在麒麟峰战场上。
崖县主政者，为了表彰抗日阵亡军人的战功，激发民族精神和军民同心抗战，因此特意选择了三位阵亡者的故乡——“望楼河”，作为全县各界公祭的会场，以求通过凭吊，追思亡者和团结抗日。
“望楼河”公祭，到今天已经有77个年头了。为了更加真实地了解当年的公祭情况，我于2005年5月10日回到了九所故乡，走访了昔年曾经亲身参加过公祭的蔡启汉（罗马村人，高小校长）先生。蔡老生于1921年，今年94岁。我请他回忆那一年公祭时的场景和他印象最深刻的往事是哪一件。
蔡启汉先生说，“望楼河”公祭那一年，他17岁，正好在阵亡者的家乡乐罗高级学校里读书。那天他亲自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学生队伍200多人，在教师的带领下去参加“公祭会”。当天大会由一位军人主持。他领着大家首先向三位英魂灵位行三鞠躬礼，继读祭文和全县各界人士敬献来的挽联与悼幛。接下来是县的头脑讲话。最后由各界代表上台分别发言，共同声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罪行。公祭仪式，井井有条，整齐有序。
蔡老接着说，“望楼河”公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整个会场的氛围，走进会场，身临其境，场里鸦雀无声而又庄严肃穆。那天约有3000人参加公祭。人山人海的人们都挂上了一张张愁眉苦脸，长吁短叹的，有如物伤其类之感。场里四周，白白漫漫，铺天盖地的挽联、悼幛，约有40联（件），尽都挂满了会场内外，触目惊心，一片悲凉的景象。直到今天，蔡启汉老先生依然深深地记得，公祭台前的那幅黑布白字的横额，上面写着：“崖县各界公祭抗日志士大会”12个大字。台后还悬挂着“民族之光”特别醒目的4个大字，祭台的两侧，同时又悬挂起一副长长的挽联，左曰：“旌旗所指，敌胆皆寒，英名共仰”；右曰：“浴血奋战，裹伤沙场，气壮山河。”此外，公祭大会还接受崖县各界人士敬献来的多副挽联，均都分别挂在主祭台的两旁，现录在下面。
崖县中学全体员工的挽联：
杀身足以成仁，赖诸君唤起
元元，流血铸成新纪录；
救国必须抗战，愿同胞勿忘
七七，从头收拾旧山河。
崖县第四区抱岁村陈俊魁先生挽联
四区叹无幸，三士捐躯为报国；
一县悲有由，万民赔泪吊英魂。
崖县第四区高级小学蔡文郁先生挽联：保国土，打日寇，抗战一年，士死德安留忠骨；抛头颅，保家乡，成仁千里，君存正气照人寰。
崖县罗所乡罗马村小学周运开先生挽联：三士抗日心肝，奔赴洪北挥戈，誓保民生流碧血；一校闻耗泪烛，愿效班超投笔，定杀佞寇奠灵坛。
最后蔡启汉先生说，那天参加公祭的群众，群情鼎沸，敌忾同仇。从士、农、工、商以及学生代表在台上的发言，便可以看出来，特别是崖县中学学生的发言，他的讲话，怒火中烧，怒不可遏，义正词严地声讨和谴责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和惨无人道的行径后，紧接着提出质问：如果中国派兵占领东京，杀死日本官民，日本人肯答应我们吗？
公祭会场，一时沉浸在义愤填膺和是可忍、孰不可忍之中，民族精神与抗日决心也得到了很好的激奋和发扬。
火热的崖县抗日文艺
《难女曲》是妇女的控诉书
崖县抗日初期，党的文化工作者已经认识到，抗日不仅是军事的、政治的，并且是文化的。为了发动和号召人民特别是妇女一同起来抗日，更需要发出宏大的歌喉，所以他们便及时地拿起了战斗的笔，创作了女声表演唱《难女曲》。歌词用海南方言演唱，当年得到了群众的乐见和喜爱，因此这支歌儿很快地就在民间传开了。其歌词是这样的：
顽固鬼子的大炮，
轰毁了我们的家，
杀死了爸爸又捉去了亲爱的妈妈。
吃的不能够吃饱，
穿的也遮不着风，
深山老林里住满了我们这群可怜的难民。
叫爸爸也不答应，
喊妈妈也不听声，
到哪年哪月才能回到自己的老家？
啼哭有什么益处，
去参加人民军，
杀死了强盗鬼子才是难女的光荣。
《难女曲》歌词，为苦大仇深的妇女，发出了悲怒的吼声，它是难女的控诉书、杀敌剑和保卫家乡的誓言。
《难女曲》1940年开始在崖县第四区的九所、乐罗和冲坡等地传开，不久即广泛流传到全县各地，并且深深地在民间扎下了根，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所以直至今天75岁以上的老人，均能首尾相应、瓜熟蒂落地将《难女曲》这支歌儿给你全唱出来，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咯！咯！咯！机关声》是讨伐敌人的檄文
活报剧《咯！咯！咯！机关声》应该是崖县抗日胜利1945年8月以后，由“崖县县立中学学生抗日救国会宣传部”编制而成的抗日宣传资料。因为同年9月，崖县中学才从抗日根据地的黎族山区抱怀村迁出汉区，并借地方在第四区的九所编班上课。当时县中学校长颜任明（四区乐罗村人，北大研究院硕士）先生是崖县抗日游击队顾问，在他的爱国情怀影响下，许多学生都是学校里抗日救国会的会员。为了迎接抗日胜利的到来，爱国青年学生就集体编写并用海南话演唱《咯！咯！咯！机关声》这个剧目，以备在街头和广场演出。其歌词是：
咯！咯！咯！
机关声，
双七事变卢沟桥。
日本鬼，
真烂命，
疯狂占我宛平城。
强盗者，
兽日兵，
奸淫抢劫遍村乡，
惨无人性乱横行。
轰！轰！轰！
大炮声，
日军攻打南京城。
刽子手，
倭寇兵，
杀死同胞放火烧，
三十万人头落地，
鲜血流成深江洋；
娘啼爹，
弟啼兄，
哭声震撼南京城。
鸣！呜！呜！
飞机声，
同胞们，
拿起枪，
保国土，
卫家乡，
全国军民心一条，
誓将日寇赶走回东洋。
哈！哈！哈！
欢笑声，
打败日本百万兵，
投降落入中国营，
我民族，
最欢喜，
收复领土同原样，
到今天，
值逢胜利庆祝日，
大家快乐喜洋洋。
1945年9～10月间，崖县第四区庆祝抗日胜利大会在九所操场举行。当天即由崖县中学学生集体朗诵了《咯！咯！咯！机关声》之歌词。从此，“机关声”就“响”遍了全县。那时许多小学校举行学艺比赛时，他们都以班级为单位比赛朗诵“机关声”。更为有趣的是，这支词曲同时也成了妇女们的“摇篮曲”。《咯！咯！咯！机关声》，真是耳闻则通，过目不忘，因为它是讨伐敌人的檄文和胜利的颂歌，虽然70年已经过去了，但是这支老歌曲今天在老崖县人的心中，却成了他们永远的保留节目。
崖州民歌：武器·赞歌·号角
崖县抗日初期，革命文艺如异军突起，势不可当。因此，以抗日为题材的崖州民歌，真是指不胜屈，蔚为大观，仅1986年3月，我在民间共收集到125首，后取《三亚的抗日民谣》为书名由市民政局印行。从这些民歌里，均可足以证明劳动人民把自己的生命、信念和生活都交付给党的红军和民主政府。直至1931年冬，崖县中学学生孙恢尧（第五区怀卷人），拿起了“崖州民歌”这杆锋利的武器，编写了一册《《国难歌》，一五一十地揭露了日军入侵东北三省的罪恶行径，唤醒民众团结起来抗日救国。1939年2月，日军占领崖县，孙恢尧又继写《日本军攻打崖县罪行》《日寇侵占崖县血泪案》《同仇敌忾消灭日军》《日军血洗乐罗惨状》和《壮士流芳百世汉奸遗臭万年》等前后共6册民歌，均用油印和手抄方式，散发到民间去传唱，极具号召力。眨眼间即打动了广大群众的心，一时出现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的抗日热潮。
崖州民歌是革命的赞歌。抗战初期，第四区的乐官乡，在欢送爱国青年参加红军的大会场，大人奏“八音”（崖州八音），儿童团跳舞，妇女唱民歌，歌声不断，此起彼落，会场变成了歌的海洋。请听男女声对唱《谁人最敬爱红军》：男：什么花儿二月开？
谁人最敬爱红军？
会场红灯那个挂？
谁送亲人当红军？
女：红棉花儿二月开，
贫人最敬爱红军，
会场红灯农会挂，
侬送侬郎当红军。
以上这首男女对唱，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乘坐老式火车从三亚回九所故乡时，听同车厢对面座位的一男一女所唱，我即“凿壁窃听”所得来的宝贝。歌词没有豪言壮语，文字平白、淳朴，其实它是感情真挚，信念坚定，颂扬红军的一首赞歌。
崖州民歌同时又是抗日的号角。1956年8月，崖县县委办公室主任林德兴，带领林月卿、王寿伊和我三人，到第五区新荣村搞“农村远景规划”。一天晚上，在一农家庭前的海棠油灯下，村民们正忙着打扁豆枝（脱粒），一边打一边唱民歌，好听极了。此时，我趁兴也拿起了木棒加入了打豆枝的行列中。也算是“以工换歌”的方式，请她们唱民歌。下面这首民歌是一位姓黎的大妈所唱的。请听《号角响时冲入营》：
天下最毒日本子，
要打敌人靠刀枪，
唱首歌儿当号角，
号角响时冲入营。
当年红军作战时，前线宣传队就紧跟作战部队进入前沿阵地，在壕沟里来回穿梭。他们敲竹板唱着歌，以歌声鼓斗志、振军威，用歌声当战斗号角。歌声一歇，立即发起冲锋。上面的歌词，生动真实地再现了当年的战斗生活的场景。
《火与血》是出征战鼓的回响
崖县农民识字课本——《火与血》，是中共崖县县委发给农村夜校的学习资料。课文第一篇：“火，火，火！日本强盗放的火！血，血，血！中国人民流的血！”该文主题，爱憎鲜明，贴切悲愤，催人泪下。
那是1938年12月，崖县抗日救亡的人民团体——“农民抗日后援会”“青年抗敌救国会”“妇女联助会”“渔业同志会”“莺歌海抗日救亡会”“角头村儿童免费教育学校”等群众抗日组织，如雨后春笋、风起云涌地一时便遍及全县乡村每一个落角。那时他们白天劳动，晚上来夜校读书和识字，因而到处随时都可以听到农民们朗朗的读书声。
一天，县委书记叶云夫和孙有华来到第一区梅山乡角头村检查抗日宣传和夜校识字情况，无意中却在学校里发现了10多名儿童，他们正在拿着识字课本，爱不释手，兴味盎然地互教互唱——“火，火，火！日本强盗放的火！血，血，血！中国人民流的血！”声发自心坎，歌唱在嘴上，声音高亢激昂，悲愤有力，有如出征战鼓的回响。叶云夫情不自禁地拿起了一支白粉笔，在黑板上清晰真情的写下了一首极为有趣的“打油诗”，诗曰：
有个学校真奇怪，
小孩自动教小孩；
七十二行皆先生，
抗日出征向前迈。
叶云夫在77年前所题写的4句“打油诗”①，它所勾勒出来的是一幅当年崖县人民抗日救亡生活的图画，至今在人们的心中依然留下了深深的印迹，谨抄在此，为了忘却的纪念。
神秘的崖县梅山交通站
1939年3月，中共崖县县委，为了加强和西南临委（琼崖党委派驻昌感的党组）的联系，及时地获得敌人情报与开展对日斗争，因此决定建立梅山交通站，并把建站的任务交给梅山乡党支部和乡民主政府去完成。
梅山乡党支部在琼崖内忧外患，危机四伏，艰难竭蹶的处境下，愉快地接受了建站的光荣任务。
从梅山到西南临委，全程有100多公里之遥，而且沿途平原有日军设防布守；山区更有敌伪军驻扎巡逻，真是：四邻多垒，岗哨林立，荷枪实弹，戒备森严。但是梅山乡党支部紧紧地依靠人民，神秘般地开辟出“一海二陆”的交通线。“一海”：即梅山——角头——望楼港——莺歌海——昌感县的墩头和西南临委联系。“二陆”（平原区和山区）。平原区：梅山——桔棵——中灶——望楼港——新村——新丰——老孙园——七寒头和西南临委接线；山区：梅山——桔棵——山脚——抱笋——草岭——红五——山公穴——翁公头坡和西南临委联络。
交通站的任务是“三送”：送公文，送情报，送党、政、军（青年抗日入伍新兵）人员的安全过往。事关大局、责任重大，既要做到交通顺达，又要做到万无一失。因此，梅山乡党支部“伯乐相马”，十分认真谨慎地从“青抗会”和“民兵中队”里，遴选出机智灵敏、胆大心细的孙光林、麦亚保等人当交通员。他们吃着自家饭，穿着自家衣，为了抗日，交通员奋不顾身，生死存亡，首当其冲，来去如风地走险在交通线上。有时陆上交通突然出现敌情，马上随机应变改走“海上”。以三条路线作为“足球场”似的常常和日军“踢球”。如踢边受阻时，立即将球传中过渡，等待机会创造条件去“破门”的“游戏”。梅山交通员在这三条交通线上，发挥自己的特长，与日军斗智斗勇，搞得敌人焦头烂额，人不知，鬼不觉的。“有时一次接送的人数，竟达四五十人之多。地下交通线的建立，沟通了党组织上下级之间的密切联系，极其有利于抗日工作的开展。”①
村子里的汉奸，怀疑梅山交通站是“青年抗日会”所为，所以他们便向日军告密，因此敌人在1940年春季里的一天，突然举兵“围剿”梅西村、梅联村（角头村）。鬼子一进村，就丧心病狂、穷凶极恶地逐户搜捕群众数十人，并且惨无人道地杀死两名“青抗会”成员，又纵火烧民居，房屋夷为平地，财物一扫而光。紧接下来，便是“清乡”，推行十天一“围剿”，五天一“清乡”，所谓“彻底治安肃正”的方针，其目的是恫吓、威慑群众对交通站的保护和支持。
不久，日军在汉奸、特务和伪保长的配合下，在梅山的战略要地位置上，筑工事、设兵防，阴谋“封锁”梅山交通站和西南临委的联络。因此敌人便在梅东村的牛头岭、梅西村的高土墩、长山村的白土园，分别筑起了三座碉垒，同时又有日军三个派遣队驻守，实施：“三相”——防地相连、环海相接、守兵相望，日夜死盯着梅山抗日根据地和交通站的一切动静……
为了坚决打击日军和汉奸的破坏，确保梅山交通站的畅通无阻，梅山党支部在县委的领导下，指引全乡人民团结起来，开展勇除汉奸，智解保长的斗争。他们那时采取了“分化互解”和“打拉并举”的方法，向汉奸、保长指明，日本人早晚总是会回去的，大家都是梅山人，不要和自己的乡亲伤和气，喻以民族大义的教育。经过不断的斗争，大多数的敌伪人员，都给争取过来为我们所用。从此梅山再也没有汉奸给日军通风报信了，因而敌人就失去了耳目，变成了“耳聋”“眼瞎”。就这样，梅山交通站便更加神秘地活跃在崖县抗日斗争的最前沿。
梅山交通站，是一个神秘的交通站。1941年9月，琼崖抗日独立大队第3支队，奉命执行战略东移来崖县，县委派李大和、孙惠公当向导，前往乐东县乌槐岭接应。“3支”近200人全副武装，由李、孙二人引路进入了梅山交通站路线开始东移。他们暗渡陈仓，越过封锁，顺利地到达崖县梅山。“3支”在梅山活动数天，筹足军粮和补充军备，经仲田岭最后抵达万宁县六连岭抗日根据地，完成战略东移任务。然而一贯主张“捕人要多，杀人要快”、自命不凡的“皇军”，却一点儿未曾发现过梅山交通站的“蛛丝马迹”。梅山交通站和它的无名英雄，长期在崖县的抗日斗争的艰难岁月里，所做出的贡献是值得人们所称道和尊崇的。
崖县讨伐龙济光述闻
龙济光，云南蒙自人，民国初期军阀。1907年拥兵一万六千多人。扩充军队，独霸一方，史称“济军”。
龙济光，团练出家，德不配位。1913～1918年，先后任广东安抚使、都督兼民政长（省长）。军政大权，一人独揽。专制广东三年，大开赌局，聚敛钱财，不久调离广州时，所盘剥得来的黄金、白银等财物用三年时间竟搬运未完。一口独吞，永不满足，声名狼藉。
龙济光，胡作非为，一手遮天。为挺袁世凯（袁侄女嫁龙第九子）称帝，强行变广州药师庵的房产入官户，拍卖后所得巨款，悉数交到了袁世凯的金库里。那时候，他一方面与扎裤尼姑上床，一方面又强迫师姑还俗。不从者，便匪言寇语恶骂说，不肯还俗的，就卖你妈。造成社会不安和部下不满。不久，袁世凯一死，龙济光便被陈炯明赶到了海南岛。
1917年1月，沈辉到崖县任知事（县长）。沈辉是龙济光的爪牙。沈辉到崖县，龙济光给沈辉配备“济军”100名，长枪100杆，以加强田粮和地方税收的劫夺。
龙济光在海南，老奸巨猾，匿身州县，舞法扰民，他给沈辉出“点子”，要他立即在崖县推行田赋“改革”，一年田粮，三年预征。沈辉俯首帖耳，唯命是从。真是心如蛇蝎。沈辉变本加厉，却把三年征擅自改为四年预征。更恶劣者，借口全县的“嫁妆田”，俗称“先己田”，说什么过去起征点低，要预征五年，以偿还官仓的损失，所补交的数量将由官府征收田粮入仓时一次性代行扣除。
“嫁妆田”，是崖县民间在分家时，由祖父或父辈主持，特意留给他们孙女或女儿的一份“己业”，其收入每年放利生息后，全交与女儿作为嫁妆的花销，体现长者的爱怜之心。崖县民间，有此古俗。
由于龙济光的“预征法”，断去了女子的嫁妆添购，所以那时农村女子长大了不能出阁者为数不少。因此民间怨声载道，故便有了“盗不入大女家”一句老话的流传。
龙济光的预征手法，农民怀恨于心，想找个方式发泄。崖县民间，许些人有文化，他们读过《红楼梦》，知道抱琴、司棋、侍书、入画，是贾府中的四位丫头。曹雪芹为了表现贾府书香门第源远泽长，所以暗以：琴、棋、书、画艺术命名。崖县人粗懂曹老先生的意思，他们便用语义双关的方法，也给自己的子女命名为：“易贞”（预征）、“弘精”（横征）。恰到好处，两者字音相同，来表示对龙济光的鱼肉乡民和苛征暴敛的愤怒。
龙济光、沈辉，狼狈为奸，灯下设盟。龙济光指使沈辉，拍卖崖县官产、公田。据《三亚古今纪事》：“民国六年（1917)10月，崖县知事沈辉，拍卖官产七起，卖价连同照费，共获光洋4212.96元，没有按照规定上缴省财政厅，却交给宣抚使龙济光。”
龙济光一人独吞崖县公产的消息，不翼而飞，传遍了全县，一时城乡上下，群情激愤。在崖城地区，以青年学生和思想进步青年陈英才、黎茂萱等为发起；在保港地区，由麦宏恩等人为骨干；在藤桥地区，以李茂文、李光灿、胡太昌等人为首，组织发动所属学校师生和乡村民众数千人，然后以崖城、保港为中心（藤桥地区在藤桥市），他们排长队，举旗帜，呼口号，一起走上街头、村道，游行示威。学校师生，走在前头，高唱《国民革命歌》：
打倒列强，除军阀，
除军阀，齐奋斗；
工农学兵，大联合，
大联合，齐奋斗。
歌声一字一句，旋律简单，容易上口，词意旗帜鲜明，表现出当时人民群众、学校师生，群情激昂的革命斗志，情绪饱满，步伐坚定地走在游行示威的道路上，一时震惊崖县官衙。据《三亚古今纪事》：“崖县知事沈辉，惊魂未定，挟官印潜逃，地方各界推举郑绍才（崖县铺子市人，清举人，笔者注）为代理知事。”
1918年，龙济光从琼州渡海偷袭雷州半岛，又遭李烈钧部，打得割须弃袍在“潼关”，夺船避箭在“渭水”。只好率残部乘船渡海北上，来到北京寄食于段祺瑞门下。后买宅定居于北京朝阳门大街。1925年3月9日病逝，葬于北京铁塔寺，结束了他的军阀生涯。
张云逸在三亚组织讨袁护国军
三亚讨袁护国，百年匆匆过去。当年冲锋陷阵的枪声，早已经听不到了。然而，反袁称帝的历史仍在。
——题记
1914年，袁世凯阴谋称帝的闹剧，正紧锣密鼓在北京操练，总统府警官崔启勋，在官邸书写了一副反袁的联语贴在墙头上，联语曰：
匹夫创共和，孙中山不愧中华先觉；
总统做皇帝，袁项城真乃民国罪人。
反联贴墙上，鲜血流满地。崔警官一个人头，却唤醒了四万万国人的觉悟。
这个消息很快地传到了海南岛三亚军营，张云逸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作为爱国军人，他立即迅速筹划着倒戈队伍，以配合全国的讨袁护国义举。
张云逸，海南岛文昌人。他22岁时就在三亚军营中当连长。那时，他的同乡朋友陈侠农，被任命为琼崖讨袁护国军总司令。张云逸利用他先前在军队中的带兵优势，秘密组织发展起来的反清组织——“三合会”的成员为讨袁军骨干，串联其他兄弟部队里的青年士兵，组成“地下”反袁军人，利用他们去秘密地潜伏深层，伺机举义，时刻准备着消灭在三亚的亲袁军——防军。
1914年3月，陈侠农领导的讨袁军，攻克陵水新村港，陈部马不停蹄，挥戈南下。一天凌晨时，陈部的讨袁军从榆林港乘渔船“偷渡”三亚。张云逸连队和组织起来的讨袁军人做内应，密切配合琼崖讨袁护国军，披坚执锐，集中火力，两军一齐向驻在三亚河边的防军炮楼发起进攻，炮楼守敌，以防为主，不堪一击，就举白旗投降。与三亚一水相隔的西岛上的袁氏盐警队，闻其反袁军枪声，亦纷纷弃甲潜逃，一败如水。
三亚讨袁护国告捷，反袁雄师入城安抚民众。当即布告，取消苛征盐渔税。三亚的袁兵和盐警队，被遣返故里，各安职业。
在“打鼓骂袁”的怒讨声中，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接着琼崖讨袁护国军总司令陈侠农也返回京都。不久袁世凯的余孽——龙济光派驻海南，琼崖的反袁骨干也纷纷离琼，有的远渡南洋，有的北上，有的前往云南进入陆军讲武堂，待日举事。张云逸经几度周折后，参加了革命，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林缵统与公车上书
海南岛唯有林缵统一人参加“公车上书”。——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
林缵统，今三亚市崖城镇官塘村人。他幼年即博通群籍，清朝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中举人，次年，入京参加全国会试。那时，中日甲午战争刚结束，腐败的满清政府，以割让辽东、台湾，赔款二万万两为条件，同日本政府签订了甲午不平等条约。消息传开，整个北京城群情激愤，纷纷声讨满清政府的卖国行径。
林缵统是个内事、外事、书事、考事都十分关心的人，他在会馆里听到这一风声，义愤填膺，哪里有心思应试。他很快获悉康有为等人正在酝酿着向光绪皇帝上书，要求取消甲午条约。并参加了第一次上书的行列。
这次上书，只有广东、湖南两省举人联名参加，康有为觉得签名上书的人太少了，声势不够浩大，谋划发动第二次上书。他指派林缵统等人做宣传联络工作，争取更多的人联名上书，以扩大政治影响。
林缵统十分乐意地接受了康有为这一重托，废寝忘食地奔走于在京的各省会馆。不久，又以康有为为首，约同在京等会试的全国十八省市的举人，在北京的达智桥、松筠庵开会，研究决定第二次上书，要求满清政府拒绝同日本议和，并提出四项政治主张：
下诏鼓舞天下之气；
迁都定天下之本；
练兵强天下之势；
变法成天下之治。
当时在奏书上签名的有一千二百多名举人。海南岛崖县唯有林缵统一人参加。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
此次“公车上书”，遭到了慈禧太后、军机处、直隶总督和恭亲王奕诉等一班顽固派的反对，林缵统也因有人密告其参加上书而未“中式”，落第南归。
林缵统，是志士亦是诗人。他和万宁县拔贡文龙会交谊甚笃。《海南日报》的周济夫先生，在他的《琼台说诗》里，记录林缵统坐船经过大洲时，说其形胜，便步文龙会韵，和诗一首：
偶驾琼州去国舟，
独洲屹立柱中流。
诞登道岸祈神佑，
恰似苏公后壁游。
林缵统借苏东坡《后赤壁赋》作比，颇有诗意。然而，《《崖州志》艺文篇，却未收入，是为憾事。
民国十一年（1922)2月，林缵统病故于万宁县。
崖州名将王熀行状
作战西南收复失地
王熀，崖州北厢（今三亚市崖州区崖城）人。明季诸生。胸中甲兵，作战西南，杀敌致果，收复失地，表现出他的军事才能，后以军功被桂王朱由榔授总兵，掌管南明武装力量。一门忠烈，他是抗清英雄王应桃（被清军杀害）的将门虎子。
1646年，得其父抗清死讯后，集国恨家仇于一身，满腔忠诚，便毅然投笔从戎，只身北上广东肇庆，投效桂王——明永历皇帝朱由榔从军入伍，鏖战沙场，常以汉代马援的马革裹尸还乡的精神而自勉，奋勇恐后，身先士卒，统领兵马，与强大的清军在大西南迂回作战，以泰山倾于前，脸不变色心不跳的敢死精神，转战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和湖南十多年，收复了清军占领的大片失地，才使朱由榔得从广西南宁还都肇庆。
1648年2月，王熀在西南各方的有力支援下，打了许多漂亮仗，重新夺回重镇，因此便震惊了清两广提督李成栋、广西提抚耿献忠，反清复明，改变了朱由榔旧部前日草木随风，一败如水，东躲西藏的动荡局面，从此，桂王政权得到了十六年较长时间的稳定。
1655年，三王内讧。三年后，孙可望反明降清，因此，清兵分三路攻陷云南、贵州，西南大后方被清军占领。此时王熀援兵救主受阻，李定国在惊慌中保护朱由榔从云南逃入缅甸，为老国王莽达收留。多少回梦里挑灯看剑，然而南明大厦将倾……
1662年，吴三桂带清兵攻入缅甸，缅新国王莽白，将朱由榔当作礼物交给吴三桂带回昆明勒死，从此，南明皇统彻底灭亡。
王熀忠贞节烈，正气冲天，誓死复明。因此便在同年7月领着残部，离开大路，向荒野开跋，始从云南经贵州，入湖南抵广西钦州，再到广东雷州沿海，效死文天祥“过零丁洋”的民族英雄正气，以大明兴亡为己任，率领三百名士兵，寻船过琼州海峡，最后终于回到了他自己的故乡——崖州，跋前踬后，心余力绌，去做他的反清复明旧梦……
扎兵黎寨烧旗曲沟
越三亚市往西行，约五十华里，便是当今风靡世界的“天涯海角”著名风景旅游区。潮起汐落，到这里的国内外观光游子们，可谓莘莘、济济、芸芸。然而，曾有几个能够想象得到：同是这个人间胜境，溯源三百多年前的风云变幻，另辟一个沧桑。此处还是泱泱华夏的“贬贤逐囚”之地，“天涯海角”还是古崖州最偏僻、荒凉、生度鬼门关的代名词。
清朝康熙二年（1663）岁末的一天，一支仍打着明朝旗号，近三百名身穿汉饰的队伍，踏着满目疮痍的土地，披着呼啸的海风，顶着拂晓前的黑暗，兵不喧、马不嘶，悄悄地开进了这个黎村安营扎寨。这支队伍，几经浴血奋战，士兵十分疲惫，知己知彼。王熀面对百倍、千倍于己的敌众来势，而领这支民族精英兵士去苦苦拼搏，只能是以卵击石，甚至起不了杯水车薪的用处，因此，他只得一面神出鬼没地悄悄驻扎下来，一面准备继续与全国反清力量取得战况联系，再度举义起事。
这支队伍在“扎兵村”潜居期间，纪律严明，兵士从不骚扰黎民。王熀亲率部下垦荒种田，解决衣食日需。然而，眼前大势已去，明室天下断非这二百多名散兵游勇所能挽回，只得一番哭祭之后，忍痛解散部下士兵，规劝其各自归里耕作生息。而自己更对天可表耿耿忠心至死不渝。解甲归田后，仍“生为大明人、死作大明鬼”誓不复为清民。
据说，他当时抱着明朝的旗帜、印信、官服、绶带，一边仰天长啸、痛哭，一边沿着角岭小溪，来到“天涯海角”东侧，在一条深山沟里，将旗、印等明代遗物一一焚烧，而这条亘古无名的野山沟，便是今天人们争相观光的“烧旗沟”。因为王熀曾在这里驻兵，这个小小黎寨同时也改称为“扎兵村”，这就是今天的三亚市天涯区扎兵村委会。
进山终身不入城市
《崖州志》载：“桂王亡，怀印归里，遁迹黎岐。筑室水北，终身不入城市。”
《崖州志》·艺文志三载王熀诗，现录如下：
回崖弃家入山隐居作
寻幽学懒结山庵，
得避红尘哪怕岚？
满目云山青带白，
一湾溪水绿拖蓝。
林花香细堪供领，
野鸟声奇好赠谈。
寒谷阳春应有脚，
操觞自酌又何惭？
“烧旗”之后，王熀再三谢绝了当地黎胞的挚情挽留，毅然投入丛山峻岭的怀抱，在重冈迭峦间寻寻觅觅，这个大自然骄子，终于发现一片山高林幽溪流长的危崖，峭岩狰狞，怪石如虎，确是个离群索居的绝佳之地。于是，他便就地伐竹、砍茅、搭寮结庐，名曰：水竹居。在嶙峋怪石间垦荒操作，过起了“刀耕火种”的孤寂生活。岁月悠悠，情怀依旧。激愤时长歌当哭，兴到时冷月弄影，经常以身为明代遗民而自豪。据《崖州志》载，中秋晚上，长空乌云，他却登上一株巨树，横卧在树杈上，仰天咏诵
阴霾久障中天月，
此夕中秋月复盈；
皎洁一轮天下照，
从今不改万年明。
对光复明朝大业，耿耿于怀，表达了遗臣的一片孤忠。
清康熙三年（1664）国势大定，曾使崖州知州李应谦先后两次派员，执诏进山，招抚王熀出山勤王，且许以高官厚禄，均遭王熀一一拒绝。最后对清使者当面立誓：明臣王熀，此生有口不食满清统治土地生长之粟，此生有足不踏满清辖置阡陌之路。从而，彻底、干净地将满王朝的“招抚计划”抨击个粉粹。
王熀不仅铁骨铮铮，而且是个“言必信、行必果”的刚烈志士。驱逐清使之后，在耕劳之余，他几乎风雨无阻，朝夕不辍地出现在往返垦耘的必由之路上，或用石块、或用岩片铺近垫远，一一重新筑砌起来。从此，他便以“种自己的田，食自己的粮，走自己的路”去维护一个明朝遗老的尊严，来保持自己高尚的民族情操与气节，直至溘然长逝。这里再引王熀一首《山居述怀》，也不难想到当年的景况：
“手扶筇杖踏棕鞋，
回首沧桑命亦乖。
有饭时餐啖蕨菜，
无油夜点照松柴。
随缘白发身期健，
到处青山骨可埋。
淹没无闻嗟老矣，
淡然寂寞旷我怀。”
王熀的后半生，虽然逃避了清室明野的羁绊，甚至未踏近崖城一步，但一直置根于当地人民的心田之中，他从未与“穷山僻壤野人家”间断过友谊。王熀的品格、学问、道德深为当地人民所钦佩。王熀死时，撒手荒山。当地人民为了让他们心目中顶天立地的英雄继续完成未竟的遗愿，也许更重要的是，为了忘却的怀念，为了后来人的景仰，便将王熀遗体装殓入大木棺中，并且高高悬在他生前最常登临的一棵大榕树上。危崖峭岩凌空欲飞，使这位崖州史上的一代奇人，永远、永远地脱离他所厌恶的清朝统治的天下！
吊棺岭 吊棺树
古崖州崖城的宁远河北岸，有一个山高林深溪流长的幽静佳境，其间峭壁奇岩仞立，凌空波翅欲飞，踞威临险，鸟瞰风云变幻的大千世界。
三百多年来，当地乡里百姓称它为“吊棺岭”。岭上有一株鸦噪三匝夕阳落的大榕树，人们呼之为“吊棺树”。究其岭奇，树奇，名亦奇的根本缘由，原来是当时这里曾经生活过一个名叫王熀的奇人，而他的脚印，至今仍在这一方岭石、溪、树上闪烁着神话般引人入胜的光辉，踏出一连串扑朔迷离而又发人深省的坎坷道路，遁迹深山，自种自给，死后棺吊树上。
口传耳闻，崖州名将王熀昔日的“吊棺岭”就是今天三亚市育才乡驻地，而“吊棺树”则在乡政府西边的地角上。
这棵大榕树，是清初“吊棺树”枯死后生长出来的“传人”。沧海桑田，地老天荒，根往下扎，枝往上长，汲取大地的营养，积蓄向上的力量，才慢慢地老根纵横满地爬，干上生干一树攀，铺天盖地地撑起了一个绿色的世界，因此它被乡民称羡为“育才榕厦”。
听前育才公社老书记简兆祥说，从20世纪60年代起，“育才榕厦”便真正意义地成为公社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公社的文艺演出，都是借用这间自然“榕厦”去完成的。
我深深地记着，1982年10月，曾偕时任共青团崖县（今三亚市）县委书记孙治福，率领县文工团，到育才公社宣传农村中心工作时，我曾借助“育才榕厦”，在这里学走台步。（见影照）。
“育才榕厦”，是崖州名将王熀荷恩乡里留下来的一身大义凛然的志向，和一份崇高的精神境界，所有这些高贵品质，都是值得我们今天应该学习与发扬的。
崖州是黄道婆的大地母亲
元朝初期，元世祖忽必烈，借《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为“大元”。这一举措，博得汉人的拥戴。忽必烈又善于恢复正常的统治秩序，因此国势日趋金汤。同时忽必烈更会相机行事，在全国积极推行“优农”政策，努力削减对人民的赋役负担。一方面大力兴修水利，一方面又奖掖垦荒，促使农业生产一时得到了相应的发展。正值此时，黄道婆生活在崖州，正好赶上了“好日子”。崖州的宁远河流域，在元初时，处处种满了棉花，故史上有“有地皆棉”的美称。崖州人的院落内，民以种一棵棉花为一种景观，州人寓意丰衣，也多见他们植以棉株为诉求。直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我家的羊栏边，仍遗存有一株老棉树，花期满树皆白，煞是好看。崖州人素有教女学织的传统，同内地人教女儿习“女红”一样。因此，女子从7岁起，便要坐在母亲的纺车旁学习拧纱条，故便有了崖州“有女皆学织”的传统。黄道婆置身崖州时，正是棉纺繁华时期，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纺车呀呀的繁忙景象。这里有一首古老的崖州歌谣，可以足以证明当时的情形：
棉花开时白鲜鲜，
侬手不离纺织机，
哥摘棉花不怨苦，
侬纺纱条到鸡啼。
黄道婆年轻时，就虚心向崖州妇女特别是黎族姑娘学习棉织纺艺。她的到来，当地妇女相待如宾，毫无保留地教给了黄道婆一套完整的棉纺工艺技法。从脱棉籽、拧纱条至分纱条的工序等。又亲手扶着她第一次踏上了纺车。黄道婆心灵手巧，一经黎家姑娘的点拨，便如老马识途。不用多时，便当行出色。她细心观察了黎族妇女千姿百态的黎族花裙图案而成竹于胸。年长之后，更是心慕手追。故此，黄道婆后来织出来的黎族筒裙与“崖州双面被”，真的达到了乱真的地步。
黄道婆又在黎族妇女织绣的“团凤”图案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她把黎家绣被上原来长了尾巴短了翅膀的凤凰画面，去偏就正，使得原先的“团凤”栩栩如生，准确完美。我仍记得，1952年，我的娘子嫁到我家里时，丈母娘亲手织成的两份“压彩”崖州斑布（崖州习俗，娘家送给郎家的礼物，称萧规曹随的，压彩布）和一床崖州双面被，我猜都是依葫芦画瓜，按传统纺织的图案，而以精细的手工操作而制出来的吧。
现在，我的手头上仍珍藏着20多件崖州斑布和黎族“龙被”等纺织品，都是清、民两代的遗存织品。所有这些藏品，均反映了崖州织女特别是黎族妇女的聪明才智。所有这些崖州古时织艺，也给黄道婆后来的研究与进步，夯实了改革基础，为黄道婆成为中国第一个惊天动地伟大的纺织革新家，创造了先决的条件。不久，黄道婆又改革了黎族的对口开襟、无领、胸襟绣有花纹的黑蓝色“婚服”，她改以用红、黄二色相配，成为婚服的主要色调，在构图上增加了两人携手同行的画面，加强了喜庆情爱的氛围，从内容上丰富了原来较为单调的“团凤”“棋局”等图案，博得众人的喜欢。改革设色后的“婚服”，更体现了人的性味，使得年轻的姑娘穿出了青春之美，年长一点的妇女，也穿出了秋色之艳，表现出黎族姑娘仪态大方优雅之特色。不怪，时至今天，崖州人人都会唱这首脍炙人口的古
老民谣：
黎妹子，
穿筒花；
不嫁民，
欲嫁官；
妹穿裙，
官喜欢；
穿出门，
人人夸。
由此可见，由崖州黎族妇女共同绣织，后经黄道婆改革创新的黎姑“婚服”，在其织绣技艺上的巧夺天工，呼之欲出的动人画面与魅力之所在。
黄道婆从青少年时代起，就一直吮吸着崖州大地母亲的“乳汁”，使她不断地成长与丰足自己，因此，她能在纺织工具上做出重大的革新和伟大的贡献。黄道婆似印刷工校改印刷清样一样，经过无数次印刷清样的校改，最后将原先落后的旧式纺织工具，改造成一套扦、弹、织、纺工具（搅车、椎弓、三锭脚踏纺车等）。技术的革新，推动了生产的成倍提高，促进了崖州的棉纺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社会需求的保障。
元贞年间（1295—1296），黄道婆远别崖州，回到了上海乌泥泾。她把在崖州完成的棉纺技术，教示给当地人纺织“崖州斑布”“崖州被”和黎族特有的“双面被”。这类纺织品很快地从上海畅销到全国各地乃至西欧世界，备受人们的喜爱。特别是崖州被和“双面绣”织艺早已闻名于世，崖州的纺织业，也早已影响世界各国近400年。故西方人称：“中国的棉布，穿暖了他们西方人的祖先。”这里不能不归功于中国伟大的女棉纺革新家——崖州大地母亲哺乳出来的“中国衣被之母”——黄道婆。
钟进士嫁女①
明朝嘉靖十年（1531）崖州进士钟芳，在南京任兵部左侍郎时，岁数比他大56岁的海口市琼山人丘濬，早已挂上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的头衔了。
钟芳次女，未及笄岁，就人面桃花相映红，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
丘濬有个曾孙，名叫丘圻。他生得清俊秀丽，美如冠玉。他和钟家次女此时却互相暗暗地爱慕着，然又别时容易见时难。钟芳知其如此，仍借“嫁与东风不用媒”的方式，便将女儿德配丘圻，了却他俩那碧海青天夜夜思的心事……
一天，钟芳让女儿穿上新衣服，亲自带着姑娘来到婆家，终使这一对新人红粉为伴，一夜夫妻百夜恩，享受那“小红低唱我吹箫”的闺房之乐。
钟芳嫁女，一切从简，不讲排场，南京城里早已传为佳话。
归宁日，钟芳在穿花蚨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莲荷盈盈，菱池浃浃的后花园里，为这对新人举办了一个生趣盎然的“煮茶赏春”宴，热望为他们祝愿。临别时，书写“夫妻互勉”五条。送给新人归去。
“夫妻互勉”五条，是这样写的：
人生乐在相知心；
永怀共济心，莫起胡越意；
内睦者家道昌；
踬马破车，恶妇破家；
养子莫徒使，先教勤读书。
钟芳对这一对年轻夫妻的五条勉励，一时为京城上下所效仿。
朱元璋重视崖州香料生产
海南多阳，一木五香。
屈大均
崖州大地，太阳气热，所发的精液被草木汲取后，因而枝、干、根、株，一木五香。
崖州香料，极为地道名贵。据《崖州志》香类目载：“崖香，气味纯和，历百年而不变，以其得地道之正云。”
《海南岛史》称：“崖州黎峒是沉香、蓬莱香、鹧鸪斑香、筏香、生香、丁香的主要产区，气香清淑，非常有名，别称“女儿香”“崖香”。相传唐代早为贡品。南宋时朝廷已设有香药院，由官方大量收购崖州香料。但官吏往往不依时价，沉香一两，仅给钱一百三十文，所以香料生产，一蹶不振，因此人民破产的很多。”宋朝末年，已经到了万劫不复的状态。
时至明代洪武初年，明太祖朱元璋，积极鼓励发展南方香料生产，特别是崖州的香料生产和保护，终使奄奄一息的崖州香料生产，重新又获得了飞速发展。仅香料税收，成为诸州之冠。
朱元璋在提倡恢复发展南方香料业的同时，也十分注重产销工作，支持扶助民间的海上贸易，努力发展民间运输事业，采取民间造船官家给本，招募商人大搞海上贩运，得利后官得其七，商得其三。从此，打开了崖州香料运销大陆的门户。
据《明史·太祖实录》卷五十五载：“洪武三年，崖州海商携带香货，预备到南京去贩卖，不幸中途溺死，有司准备点验数目，命其缴纳什一之税。明太祖知道以后，下令免税，并且命令同行之人，将死者的货物代为贩卖，所得货款，带回死者的家里去。”这便是有史以来香料第一次当作崖州名贵土产，进入了明朝皇都——南京城。
朱元璋还全面废除了宋代以来由官吏独权买香料的“坑农”做法，实行商民直接贸易，产销直接见面，减少中间盘剥，严厉打击地方不法分子压价压级与抢买的非法行为，进一步维持和保护生产香料农人的利益，安定山民生产的信心。地方政府又能加强海上治安管理，派出护航官船巡察海面。官船上常常张列旗帜和金鼓，吹吹打打，以壮阵容，震慑海盗，保护行商来往安全。因此，崖州香料药材，便能顺利通过海路，远销到琉球、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日本和朝鲜等国。一时崖州成为全岛的门户港，帆樯之聚森如立竹，崖州沿海民间贸易一派繁荣，出现了崖州香料远销东南亚沿海诸国的可喜景象。因此，才有先知崖州香料，后知崖州人的社会现象。
苏东坡曾替崖州人民要“米酱”
苏轼于绍圣四年（1097），责授琼州别驾，安置昌化军，不得签书公事。
那时宋哲宗皇帝仍执迷不悟地推行着“富吏贫民”的船舶税法，按其商船的长度，进行丈尺打量，而不问其商货价值贱贵，便开征计额上税交款。又加上港岸各停泊所之津务官吏，更是为虎作伥，任意敲诈与剥削，所以闽、广商船从此很少挂帆南下，造成了当地的槟榔等土特产品无法通过海路远销岛外各地。
当时的崖州与儋州，均是槟榔主要产地。《舆地纪胜》124卷有一段题槟榔为命的文字说：“琼人以槟榔为命。岁过闽、广者不知其几千百万也。又市舶门曰，非槟榔之利，不能为一州也。”该书同时又称：“岛内输出之主要者，第一是槟榔，第二是吉贝。因此，泉兴商贩，大率仰此。”特别是到槟榔收获之季，他们便以大米与当地农民进行着大宗的交易，然后船运闽浙湖广，生意十分红火。
崖州的大蛋港、毕兰港、望楼港、临川港与儋州的黄沙港、田头港、滴滩港、大村港、大员港、小员港、乾冲港一样，都是北宋时代的重要商舶出入港口，是崖、儋二州槟榔以及一切土特产品运往闽、广等地的重要商埠。
由于绍圣年间，船舶商税的苛恶，官吏的营私舞弊、中饱私囊，致使闽、广以及高化方面的米船不再来航，因此崖、儋二州海路闭塞，槟榔堆积如山，断去物品相互交易，农民严重缺粮无酱，所以他们过着“食芋饮水”的困苦生活。
苏轼不会忘记他仍是“琼州别驾”的官员。一向素以“忧国爱民”闻名天下，虽被囚在昌化军中，然而报国爱民的心志始终不改。他目睹老百姓在“艰难竭蹶”的饥饿线上挣扎着的惨状，心如火焚。他终于拿起如椽大笔，激烈地抨击腐败无能的宋家王朝。在他给《与元老侄孙书》中说：“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泉广海舶不至，药物酱酢等皆无。”可见忧国爱民之心，一如既往。因此，苏轼的《与元老侄孙书》，一向被人们称为是替崖、儋二州人民向皇上要米酱的“宣言书”与“上告状”。
孙中山的榆林港梦
榆林港，海南岛南端之一良好天然港面也。
——孙中山《建国方略》
孙中山先生所著的《建国方略》一书中称：“榆林港为海南岛南端之一良好天然港湾。故我意在北方的奉天、直隶、山东三省海岸，应设安东等五渔业港，在东部的江苏、浙江、福建三省之海岸，应建新洋港等六渔业港，在南部广东省及海南岛海岸，应建榆林港等四渔业港。从此全国合计为十五大渔业港。起于高丽界之安东，止于近越南界之钦州。我之中国海港及渔业计划，于是始完。”
据中华民国三十六年（1947）四月，许崇灏《琼崖略志》载：“榆林港一带又是产渔之区。孙总理（笔者注：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早已拟在那边辟为中国十五大渔场之一的渔港。”
榆林港所产之鱼，非特多量，而且肉质又美，在市面的价位，常冠别处之上，像贵重的鱼翅、鲍鱼、鱿鱼都是榆林的特产。由《琼崖略志》中华民国六年（1917）的统计表获悉：“每年出口量，至少在五六百万肋，远销广州的江门、陈村及高雷一带，为全岛之冠。红鱼、鱼皮、海参等，在香港也有价值。又以盐制品运往清澜及其他各处。”
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对榆林港丰富的渔产资源早已处心积虑，馋涎欲滴。据中华民国三十七年（1948）三月，商务印书馆发行陈植编著的《海南岛新志》称：“明太祖洪武十一年（1378），日人曾乘八幡船，登陆本岛，先后凡十余次，对榆林港进行海产资源勘察。”为掠夺我榆林港的海洋宝藏，老早挖空心思，搜索枯肠，“藏器待时”……
孙中山以先见之明与高瞻远瞩的远大眼光，对榆林渔港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在《建国方略》中做了充分的肯定，更加引起日人的极大关注。日寇侵琼后，首先以榆林港为基地，横冲直撞，到处弋游，肆无忌惮地掠夺我渔业资源。据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六月，世界书局印行李待琛编撰的《海南岛之现状》称述：“日本大渔商村兼，以机动渔船四十艘，在榆林港一带捕鱼，每月渔获量达五百吨之多。1940年，在榆林港设立冷冻工厂，能力一日百五十吨，用轮船装运日本，以供食用。1942年，又在榆林港设立西太平洋渔业公司，为华南沿岸最大的水产基地。”
孙中山伟人智者也，重视对榆林港之资源的开发，可惜先生以身先卒，成为国人一大憾事！
梁正：崖州第一任水利局“局长”
水网纵横织，处处稻花香早。立石颂功，昭垂万古。
——题记
梁正，广西永淳人。明代英宗正统元年（1436）任崖州宁远县（今三亚市）主簿。梁正深得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之古意，在任时，不遗余力，兴修水利。梁正不愧为581年以来崖州第一任水利局“局长”。
据《崖州志》载：“崖人不知水利，梁正导民筑陂灌田三千余亩。开伏沟、深沟、引望楼河水灌九所、四所、乐罗、罗马等处田一万余亩。引抱旺塘水灌那罗、抱贵等处田一千余亩。今大雷、乐罗诸沟，皆其贵绩也”。
《崖州志》又载：“崖州，岩疆僻处，视画良难。”连年亢旱，未闻雷鸣，十年九荒，岁只一熟。
正统二年（1437），梁正为了摆脱财粮困境，确保官需粮饷，民食民用，就对崖州水利资源以及和水文有关的气候、潮汐、山塘、沟陂深入访查，绘制水图，潜心研究，确立“以水兴农”的方针。梁正不辞辛劳，日夜驰驱戎马，奔走风尘，细访州属沿海渔人，逐月推算，得出月临卯酉，则潮涨在东西，月临子午，则潮涨在南北的科学计潮方法，对当时筑坝防潮，扩大崖州西部罗马、乐罗、四所沿海地区播种面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外，他还深入苗山黎峒，到离州城一百多里的大抱扛岭，查清望楼河水的源头，拥有大量水文第一手资料，接着在抱扛岭，亲自率领甲里，度水势，筑堤坝，开渠导水。当山里水源引渡到石门附近时，前面有大片巨磊——俗名叫“石公”者“蹲”在这里，像一堵墙横面挡住了渠道，任你弯绕，终无法子。崖州是投荒之地，哪来雷管炸药？把石“崩”掉，谈何容易。果然，梁正是位智者，此时他想起了三国火烧赤壁战役——火烧大石如何？计上心头：欲破石公，必用火攻。梁正跨上了他那匹戎马，又奔走风尘地来到了附近的龙浩、赤公、红五等黎村，发动民众，捐出大量烧柴。又组织水工，将其一车车干柴搬到工地，很有秩序的往“石公”身上堆着，点火烧石。“呼呼呼”叫的大火烧了五昼夜。梁正早事先储备足够的百数担用水。他看火候已到，便及时地组织民工，把水往“石公”身上瓢泼。石热水冷，逼石裂开。梁正又宜时组织民工，用木棍条插入石的裂口，使劲地撬开一片片的将它放倒。一尊尊石公终于搬走了。沟成，水分流入新沟、上雷沟，改变了这里的生产条件。开荒造田，终使荒野变成了万亩良田。水网纵横织，崖田一熟为二熟，处处稻花早香，连岁获得丰收。
梁正当年所筑之沟渠、堤坝，多已不存。现在尚保留下来的仅有大雷沟（今叫上雷沟）、乐罗河（现叫新沟），均在崖县第四区属地（后属乐东县境）。上述二沟，目前在水利灌溉上，仍然发挥着它的效益。该县的大型水利——长矛水库的水都经过两条旧沟，将蓄水分道灌入冲坡、九所、乐罗三个重镇大片田洋，确保历年水足粮丰。
立石颂功，昭垂万古。《崖州志》所载之名宦，上自汉唐，下至明清，计四十九人之众，仍以梁正宦绩较大。后来州人念及他的政绩，每年收割时节，我的家乡一带人民，都在田间为他设祭。这一崖州遗风，至目前在一些地方仍然保留了下来。
唐镜沅：无量功德有口皆碑
唐镜沅，广西灌阳人。清光绪十四年（1888）任崖州知州。当年九月，宁远河山洪瀑发，地处下游的崖州城，顿时一片汪洋，城池危在旦夕。唐知州当即拨出官粮安定民心，并迅速使人排洪护城。由于河床下游淤塞，洪水一时排不出海，他自告奋勇，领着河工，到城南五里的大蛋港，开挖海口，引洪排出大海。经过两昼夜的排洪抢险，终于战胜了特大洪水，使崖州城池转危为安。
光绪十五年（1889）八月，崖州大地，轰雷一声巨响，如天崩地坼，暴雨大作，狂风骤起，拔树卷人。相传城里一位大户太太，坐轿下乡催租，被风吹走，不知去处。特别是州西的九所（我的家乡）、望楼、黄流，被“洗劫”一空，状如印度古代史诗《摩诃婆罗多》里描述的情景：“河水沸腾，百兽死去，这真是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死者尸体，不复成形。”
当年崖州，饿殍遍野，灾民纷纷离乡背井，仅九所甲五里即逃亡42户。
《崖州志》载唐镜沅的风灾情详文曰：“卑职自备夫马，于九月初二日，亲到九所住宿，初三日，随勘一带农田，冲成塘者，深七八尺，其成坡者，废沙堆积，并不可种稻麦。初四、初五两日，卑职独自遍历乐罗、望楼、黄流等处，地平则泛无涯，不能复开为田。九所、乐罗、望楼、黄流等地，灾民扶老携幼，男女壅道哀乞。查点户口，逃亡不少，即存者，亦褴褛不堪。”
唐镜沅当年就住进九所民居。亲自领着这里的灾民重建家园，恢复灾后生产。又及时打开衙门谷仓，发放官粮，救济灾区，安定民心。
从唐镜沅的灾情详文里可以想得出来，九所一带是个重灾区。他在这里一方面指挥排洪下海，一方面又搬沙造田。农民不知堆沙的方法，搬沙造田时他们使用“人”字形堆沙。分两排行走，从左边上，从右边下。因而人群壅塞，行走不便。且“人”形堆沙坡度大，容积小，堆上去的田沙又滑了下来，进度较慢。唐镜沅现场发现后，就用通俗易懂的比喻方法对灾民说，你们家里都养过鸡和鹅吧，大家尽管按“鸡”和“鹅”的样子去堆；田里埋沙薄的，可以堆成“鸡”形，埋沙厚的，就堆成“鹅”形。因鸡和鹅，体积较大，四面八方都可以同时堆沙，所以搬沙造田的进度较快。灾民们按照唐镜沅知州的方法堆沙，果然不用多久时间，宽广的田间就堆成了“鸡”形坡和“鹅”形的一座座大小不等的坡子。灾民的脑子也好使，因此他们便把像鸡形的田地称为“鸡坡子田”，似鹅状的田丘便叫作“大鹅田”。
“鸡坡子田”，在我老家大门口附近，“大鹅田”，在我们村不足半里的东边。时经128年，今天这些田埇和田洋，仍然依旧叫“鸡坡子田”和“大鹅田”，古老的名字，丝毫从未改变。
唐知州极为重视名胜亭阁建设。他任州事时，多次访查崖州胜迹，以建亭阁，供人游览。《崖州志》载：“光绪十五年（1889）春正月，唐镜沅闻城北四里许有热水喷泉，他马上出城视察，不久便建筑起了“既济亭”。
在兴建“既济亭”时，唐知守废寝忘食，亲自绘图规划，几易方案，也不觉其事烦。工竣，州人请他勒石，他当即书写了“既济亭”碑记，详述建亭经过，并榜楹曰：
风浴春怀贤士撰，
咏筋情叙永和年。
借王羲之永和年兰亭修禊雅集的情景，来抒发他对“既济亭”兴建盛世之情怀。
唐镜沅还在“既济亭”的石壁上，镌自书句曰：
谁怜崖州怀汤沐，
空说华清赐浴池。
从这里不难看出唐知州对崖州山水的酷爱，原是情有独钟的。华清池又怎么样？能拿来和“既济池”相比吗？
唐镜沅，苦心经营“既济亭”，使亭里山明水秀，池中水面如镜清澈，可以捞月，为州人营造了一方寄迹在山水之间的游憩胜地。如今，亭子已废，但古味犹存。
唐州守同时更关心对人民进行道德规范的教育，为了这个目的，他在城南一里处，建立了“还金寮”，以表彰岭海大儒——钟芳之祖父——钟明，拾金不昧的美德。《崖州志》曰：“钟明，高山所人，家贫，以卖浆为业。成化间，有士舍陈姓者，持数百金止于舍旁，仓卒忘携去，为明所得。及夕，陈擗号至。明询其数，合，即尽出还之。陈感拜，愿剖分以谢。明曰：‘吾不私其全，而利其半乎？’亟投柜，吾卖浆足自给也。”
年深日久时越五百多年的“还金寮”，它是拾金不昧的号角，它的佳语仍流传甚广，特别是唐镜沅撰镌在“还金寮”里的一副楹联：
独留后世儿孙路，
此是前贤义利关。
这副对联，是崖州人的电钮，士、农、工、商，一按就着。这与唐镜沅的表彰揄扬不无关系。
唐镜沅，主事崖州，他关心民瘼，怀忧于心，不论教育、治安诸方面，政廉风清。《崖州志·宦绩志一》载：“始下车，兴学士课，息讼安民。凡胥役士讹诈民黎者，治之不遗余力。……豁免农田荒米。凡诸善政，至今载之州人口碑。去之日，士民爱戴，袝祀鳌山书院。”
程哲：清风善政知崖州
清朝雍正三年（1725），安徽歙县人程哲在崖州任知州。《崖州志》载：“雍正三年五月，崖州地震。七月又震。”震后天旱，兼蝗虫食禾，米价腾贵，“斗米一金，民多饿死”。
程哲他一到任，便着手抚黎安民，积极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为了掌握震情旱象，他自备夫马，亲自到州西一百多里的九所、龙鼻、红墓、木棉头、翁公头、老新庄村落和诸黎峒，实地考察，了解民生，所到之处，村民扶老携幼，夹道哀告灾情苦状。
根据了解到的情况，他详文禀请上宪：由海船运谷三百二十担，直接发往旱区，以救饿户；又开官仓，拨出大米二百五十担，专派震区，以恤困民。据《崖州志》载：“雍正五年，米贵。知州程哲，详情开仓平粜，民得聊生，州人勒碑称颂。”
程哲是一位热心办学的州守。他以兴学育才为己任，尝用他的俸金买田，以赡学校。如九所社区的“乐罗社学”，是用他的俸薪百金首创的。从选校址至破土兴建，凡此种种，事必躬亲。
他爱贤重才。闻州人颜其亮（今九所镇乐罗村）少负文名，程州守便聘为乐罗社学第一任教习。州人闻讯，便纷纷送子入学。一时执经者满帐下。
程哲为官，善政清风。在任上时，废除儒学、岁贡花红酒席，和岁考生员、童生合用果饼费用。不修补衙门。省下经费，惠政于民。曰：官斯士者，民瘼疾苦为要。清约自持，清苦如僧。廉明方正，禁革衙门陋规。以物敬之，皆不受。
程知州又常常留心社会的美德公德教育。雍正四年，他在藤桥市视事，就在那里亲自书写并立下了《藤桥市劝戒客民碑》，词曰：
勿嗜酒而沉醉，勿见色而贪淫。
勿因风而晚坐，勿披露而夜行。
勿因饥而饱食，勿因渴而多饮。
勿因垢而晨沐，勿因倦而昼寝。
落款为：“雍正四年知州程哲立。”反映出他人格的高洁，心灵的正直和深沉而博大的忧患意识。
程哲十分酷爱崖州的山川，在公务劳顿之余，携僚属同游其间。一天，他们来到了“天涯海角”。穷目烟波，海阔天空，心旷神怡，不觉人物两忘，身在世外之感。程哲兴致勃勃，挥毫泼墨，作“天涯”二字，命人刻在海边巨磊上。表现人在天涯，爱土守疆的宏大气魄，位卑也未敢忘忧国的积极而达观的态度，为崖州的人文景观画卷，增添了一抹绚丽多姿的色彩，成为今天难得的国际热带滨海旅游城——“美丽三亚·浪漫天涯”的著名景区。
周〓是开拓崖州风景第一人
周〓，浙江钱塘人。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任崖州（古称吉阳）军守。
他酷爱崖州山水，重视旅游资源的开发，所以，军守常在政务稍息之时，便去南山那些两岸夹峙，壁立参天，山路奇险的地方，寻访名山胜水。有时又到白云生处，鸡声人语的山寨，问村俗民禁，以便择机开发景点。
据《崖州志》：“淳熙丙午重九日，来观南山石船，因览山水之奇，可为海邦之胜绝”。后与郡僚周丕承等人，带领军工和山民，首拓石船、石屋，并镌刻《石船记》，以记其胜。当年，经过周〓开发出来的石船、石屋，今天已经成为“南山大小洞天风景游览区”各色游人览胜的主要景点。所以，我们有理由说，周〓是崖州地方官员中开拓南山风景区的第一人。
时经60年后的南宋淳祐七年（1247），毛奎接任吉阳军守。毛氏循周〓“墨戽”，在南山继续扩建：“小洞天”“海山奇观”“灵应泉”“仙梯”“钓台”“岩瞻”等胜地多处，成为著名的崖州八景之一。“萧规曹随”，这些都是在前任周〓的基础上开拓出来的。
三亚南山大小洞天，今天已经成为国家“AAAAA”（五星级）旅游风景区。抚今追昔，最近获知南宋人周辉（周〓侄辈，笔者注）在他所著的《清波杂志》周〓家信条目中载：“去死一间……无市井……地炎热……不但饮食不具，药石无有也”。家信中所描述的古崖州，是一个赤地千里、灾荒连年的穷困地方，周〓却始终不畏其险途，他在古代崖州小洞天那个山高无水，有火难炊的穷山沟里，率领山民开发出石船、石屋和镌刻“石船记”。条件虽然恶劣，但他去穷当益坚，意志更加坚定，为州人开拓出“洞天福地”。今天思之，依然令人气壮……
周〓，历史不会忘记他，人民不会忘记他。据《琼州府志》载，两宋24名宦官之德政，周〓“榜上有名”。曰：筑石屋、石船兼石船记之盛事，极感士民。故曰周〓是崖州风景区第一开拓人，当之无愧矣。
陶铸是三亚旅游开发的指路明灯
三亚，四季如春，风光旖旎。三亚市是镶嵌在海南宝岛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20世纪60年代初期，陶铸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他亲自选址在崖县鹿回头，建设一座享誉海内外的旅游胜地，取其名叫“椰庄”。从此，三亚鸿蒙初辟，三亚人始识“旅游”二字为何物，“椰庄”更成为度假的胜地。
据《三亚古今纪事》一书载：1964年5月1日，陶铸在三亚考察工作时说，天涯海角名气大，地处宝岛南端。要把崖县建设成自治州的“列宁格勒”。（自治州包括崖县、陵水、保亭、琼中、白沙、乐东、东方、昌江八个县）
列宁格勒，曾经作为沙俄帝都两个世纪之久，因此旅游业兴旺，文化繁荣，大学林立，是学者名流荟萃之地。科学家罗蒙诺索夫，文学家普希金、果戈里都在这里工作和学习过。世界上技术水平最高的俄罗斯芭蕾舞团就设在列宁格勒。
陶铸是三亚旅游开发的“指路明灯”。他眼光敏锐，思想超前，很有主见，敢于犯忌。在当时“以粮为纲，纲举目张”的年代里，较早地提出利用三亚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事业的主张，可说是秦汉以来绝无仅有，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儿。因此他当即为崖县的旅游业描绘出一张发展的蓝图，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希望，给我们欢乐，给我们力量。
“椰庄”建筑在鹿回头的椰林深处。它东面依山，南、西、北三面傍海。它布局对称，随宜曲折，曲槛回廊，别具一格。陶铸利用依山傍海的优势，善用借景手法，把“椰庄”内外的山水联成一气，勾勒出“椰庄”丰富的内蕴和景在意外的初步蓝图，交由专家审议。
陶铸同时又是“椰庄”环境的“保护神”。“椰庄”的建设者们，遵循陶铸“树不乱砍，林不乱毁”的原则，严格保护它的山景、山墙。破土动工之前，以牌标识，将牌子挂在树上，防止“误伤”。工程如期完成，“椰庄”四周，山明水秀；林带树冠，“金瓯无缺”；芳草山花完美如旧。这些都是陶铸留给后人的一份厚重渥泽……
崖县中正中学遗闻
民国三十五年（1946）春季，崖县国民党——党、政、军“三位一体”，为了“恭迎”蒋介石次年（1947）六十岁大寿，他们出于政治功利之盘算，便借主子“中正”之大名，想来吮吸其政治乳水，因此即紧锣密鼓，一齐发力，操办设立起“崖县中正中学校”，此一谋略，颇为好棋。
当年他们利用旧日的经济部（今三亚市人民武装部地址）原有的厂房、住所、礼堂等设施，改建成为中正中学的教室、礼堂、饭厅和教员宿舍等。此外，学校大门，也换旧得新。校门口两边的砖柱上，写着孙中山的一副联语，上联：养天地正气，下联：法古今完人。经过改造了的设备，看上去，倒也有几分平心静气和善气迎人的感觉。至于学生宿舍，也借得了王鸣亚官邸（曾作崖县粮食局办公楼）三层楼作为学生的住所。
一切筹办妥当后，接下来学校即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二月，向全海南岛扩大招生。当年计划招正取生100名，备取生20名共120名（初中班）。办学人为了宣传扩大其影响，在张贴招生布告的同时，也张贴了聘请张发全（张发奎胞弟、大学教授）桴海抵三亚任中正中学英语教员的消息。因此，全岛学子闻讯，都纷纷赶到三亚报考应试。其中许些学生，慕名中正中学，想来这所学校（择校），开卷磨剑，也来做个“插队青年”。所以，一时报名的学生约有1700人之多。中正中学入学考试不出作文题目，语文科考试独树一帜，别开生面。按试卷编号，单号卷，默写唐代刘禹锡的《陋室铭》；双号卷，默写宋代周敦颐的《爱莲说》。学生入学后，经过考试甄别，分中一、中二两个班上课，每个班60人。
近日，我访问了当年中正中学中一班学生洪国治（三亚市港门村社区人，92岁），老人说，那年考试，三亚共设二十多个考场，场所借三亚中心小学的教室用做考区。考试后三天，就放榜公示考生名次。梁树勳（三亚市港门村人）、陈家远（三亚市红纱人）、刘名英（三亚市羊栏人、回族），前三名考生都是崖县人。三江考才，独领风骚。可足以证明，崖县学子，不是俗人。
我早就听闻，原中正中学廖树藩先生（三亚崖城人），学识渊博，善教语文。洪老告诉我说，廖先生的经验，就是三国东吴孙权教吕蒙读书的话：“始就学，笃志不倦。”廖先生当年就和学生讲过三个读书的小故事：捡蘑菇、打野鸡，还是捉松鼠？要订好读书计划；蜜蜂采集百花与酿蜜，博与精的方法；宋朝人怎么知道周朝的事？读书要善于思考，要学会“举一反三”。一本书就是一个先生。以上都是当年先生说过的话。这个教导到今天已经有70个年头了，现在洪老依然不忘。
国民政府，每况愈下。由于诸多原因，崖县国民政府行函告示曰：
崖县中正中学校，从明年（民国三十八年）1月1日起，改名为崖县榆亚中学校。以后不得启用中正中学之名章。
特此
告示
崖县国民政府（公章）
民国三十七年11月12日
校长室接到县府告示后，立即将其原件张贴在学校的揭示处。
第二天上早操课时才发现，已经有个崖县的“崔颢”，在告示下面的空白处，妙笔生花，文从字顺地，补题了两行极为有趣的文字，曰：
刮民政府一张白纸黑字告示，
中正中学民国三十八年夭亡。
崖州教育札记
古崖州在唐代以前，学校未立，民多蒙昧。宋代以后，朝廷一些贬官，先后在崖州传播中原文化，许多地方官员，也热心兴学课士。他们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开拓崖州文明的事迹，为崖州人民世代所传颂。
胡铨办学训习经书传播儒家思想
胡铨是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县）人，史学家、教育家、编辑家、战略家。宋高宗时任枢密院编修，南宋著名的主战派的中坚名臣。他因极力反对南宋小朝廷对金国的屈膝求和政策，上书请斩投降派秦桧等奸臣，触犯权贵。于绍兴八年（1138）被革职流放，连贬福州、新洲。绍兴十八年（1148）再贬吉阳军（崖州）。寓居于崖城水南村的宋昌化军守裴闻义之庐宋宰相赵鼎故寓。
胡铨流寓崖州八年，十分关心崖州的文化教育，立志兴学，传播中原文化。在州民的支持下，他在水南村设立学堂，亲自执教，启蒙教育。《崖州志》载，他的学生，除了汉族儿童外，还有黎族同胞的孩子。
胡铨教学认真，诲人不倦。在教学内容上，他重于原本传注，先教诵《孝经》，后及诸子百家。书中重点及难点，他不厌其烦地反复细说，直到学生明白为止。在学习方法上，他十分强调学生背诵课文和课外的自由讨论。在课堂上，学生提出的疑问处，首先由明白者回答；学生解答不全面或不能完全答对的，后才请先生补充作答。他对学生要求严格，夜学时，他一边批改作业，一边让学生在他身边填词、造句，直到做完做好为止。
教学方法，除了学习儒家的经书外，为培养学生多方面的兴趣，学堂还增设“古汉语”与“习字帖”课目。规定每天习字帖一页交先生批改。先生在帖子的天头，用楷体写出学生认读过的生字，再让学子认读，以巩固学习效果。由于采用了既读经又学古汉语和习字帖“三结合”的方式教育，给予了学生良好的素养。
当年胡铨谪居崖州，讲学不辍，培养了一批崖州学子，他在教学之余，还著书立说，写下了不少诗文，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如《哭赵鼎》：“以身去国故求死，抗议犯颜今独难……天地只因悭一老，中原何日复三关？”文以载道地反映了他的爱国情怀，然而，从另一个侧面不难看出，胡铨爱民兴教课士的精神和他的爱国之心是一致的，至今仍为崖州人民所称颂。
冯如衡设立海南第一所黎族时雍学堂
冯如衡是江苏太仓人，进士。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任崖州知州，是位有作为的名宦。
冯如衡极为重视对黎族人民施行教化，《崖州志》载：光绪三十四年（1908），知州冯如衡详请崖州旧练兵馆改造设立“时雍学堂”，以教育黎童。时雍小学堂开课前夕，冯如衡布告全州各个黎峒，催促黎族同胞送孩子入学读书，黎族学生的学习费用，由州府支付。时雍学堂，是海南岛最早为黎族同胞专设的第一所官办学校。
古崖州，杨炎称是“鬼门关”。李德裕说：“鸟飞犹是半年程”（《望阙亭》句），胡铨说：“黎婺山高日上迟”（《寄参政》李光句），而崖州人则说：“寄个名儿去抱逸，名儿未到人脱骨。”（指今黎族抱逸乡地区）它准确不误地告诉人们，昔日崖州，地薄人稀，穷乡僻壤，穷山恶水，瘴气杀人，令人听之，不寒而栗，毛骨悚然……
然而，知州冯如衡，坚忍不拔，善始善终，办学为民，绝不能有头无尾。
冯如衡，自助人助。当冯知州回天乏术，欲罢不能时，水南村廪生王泽夏，他急公好义，慷慨解囊，当即捐出祖业良田多处，卖断与人，得银元一千零五十两，作为学堂常产，交由冯如衡办学。
王泽夏，散财办学，支持地方文化教育的美德，近传州城，远闻京都，皇上赐旨旌表。消息传来，崖州城里，一片欢腾。
时雍学堂，如期设立上课。为了更有成效地教育黎童，冯如衡精心制定了时雍学堂的教学宗旨，要求学生先立品行，次及文化，以忠于上，以孝于亲；行不覆邪，言不涉妄。同时，冯如衡还为时雍学堂制定了《校训》，内容主要是要求学生应立志于学，尊敬先生，忠厚正直和利国爱民等。每隔六天，学生集中在一堂，恭听宣读其《校训》。
民选县长带头捐资办学：民国11年的师范毕业证
这是一张由崖县公署验讫的毕业证书，签发于1922年5月。2011年3月15日，于崖县四区民间寻获。
毕业证书上印着：
学生关学麟，广东省崖县人，现年31岁，在本校6个月修业期满，考查成绩及格，准予毕业，此证。
中华民国11年5月1日 崖县公署验讫
（盖公章处）
崖县单级师范学校校长 杜琼华（钤章）
中华民国11年5月 日
（崖县单级师范学校盖公章处）
崖县单级师范学校，以培养乡村师资为宗旨。入学考试，把关极严。从各方面推测，关学麟能被录取，他不应该是等闲之辈。
民国十一年（1922)1月，崖县首任民选县长孙毓斌（梅东人）就职。他上任伊始，即优先拨出光银，单列充实崖县单级师范学校办学经费。在经历军阀混战的崖县大地上，克服经济上的艰难，身先士卒，捐出家里大量存银，推动全县捐资助办师范教育，坚持单级师范教育大计的实施。几年下来，政德卓然，孙毓斌因此而荣获琼崖公署锦联的嘉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山高千仞，无欲则刚。”是年，崖县爱国青年学生，特别是年纪稍长些的县单级师范学生，闻悉日本人勾结琼崖奸商何瑞年，在西沙群岛设立“实业公司”，盗窃西沙磷矿资源。他们义无反顾地奔走全县上下，发动青年学生，行动起来，坚决反对敌人的海盗行径。爱国学生们立即成立“崖县勘测西沙群岛委员会”。先派该会委员陈明华前往西沙，实地调查各类资源。继由青年爱国学生陈英才，以及李福海、陈世训、黎茂萱等24人以琼崖公民代表名义，署名发表了《琼崖公民对西沙群岛沦亡宣言书》，附发《崖县勘测西沙群岛委员报告》，立即引发国内各界人士群起响应。他们义愤填膺、义正辞严地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故此奸商兴办的“实业公司”随即被迫撤销。在那个多事之秋，兵荒马乱，社会秩序极端不安定的民国十一年，崖县单级师范学生，为首组织发起“反日反奸”运动，参与了社会斗争，学子们在政治、文化两方面，均获得了一定的锻炼与提高。
见证民众办学热情：罗马教育基金会特别捐碑
旧时农村教育，政府不拨资兴办，一切教学设施，均由民众捐款筹成，颇有“人民教育人民办”的味儿。崖州（今乐东）九所罗马村教育基金会，成立于1932年。该会组织人和领导者是村里两位乡绅：陈粦茂、蔡文郁，成员：赵元明、周运开、陈粦藻、黄其深、罗文鼎。
那时罗马村民众办学热情极为高涨，在村教育基金会的发动下，一时兴起了民众办学的热潮。为纪其盛，最后决定，以“特别捐碑”标示。凡捐资两千文铜板以上者，即勒碑以纪芳名。累计全村共有108人热心捐助者的大名被镌于石上，其中捐资最多者为麦金博妈，她一人就捐出了铜板10千文。
罗马小学，刚建成不久，日军疯狂侵琼。新落成的崭新教室就被日军拆毁，砖、木用作防御工事，一时学校变成了一片吞声噙泪的废墟。从此，学校停办，老师停教，学生失学。
紧接下来的是，日军每天抓丁派牛，把拆下来的木料、砖头和瓦片等，用牛车拉来建设他们的防御工事、兵营住宅和黄流军用机场。
日军工事，遍布各处，每天运输砖、木的牛车队必须路经九所哨所。人马路过时，皆要毕恭毕敬地向高高站在岗哨上的日军哨兵称呼：“先生，敬礼！”有一天，群众拉着牛车照例行礼，但人却遭到无理毒打。通释出来翻译后才明白，原来是因为没给那天拴在哨所桩上的警犬敬礼。从此即形成了：人要深深一礼，犬要轻轻一揖的“礼例”。那时山河破碎，人为刀俎，日寇恃强凌弱，恣行无忌，故国人不如日军一条犬，任由日人对我民族进行肆意侮辱，今犹令人痛恨切齿，忍无可忍。
当年，国人天天都忍辱吞痛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为了避免罗马村教育基金会特别捐碑被日军之毁掉，村里有识之士周凤谊先生，事先将此碑运到家里去保护。后来又以资金和教育基金会购买下来珍藏。今保存完好无缺。村友罗魁玄先生，独具慧眼，即代为影照，并将照片送来给我。
解放前夕的读书郎：一张补发的简师毕业证
在艰难竭蹶，聊以卒岁的民国三十五年（1946），崖县（今三亚、乐东一带）的有识之士、父老乡亲，在崖县中学（后称一中），为解决乡村师资匮缺，即附设起一个简师班，使之薪尽火传，一树百获。学制三年，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8月期满停办。简师班校长由崖县中学校长颜任明兼任（今乐东县乐罗村人，北京大学物理学硕士，后改由张景菁任校长，教育世家，崖县城西人）。
由于简师条件适合弱势群体学生的经济支付能力，因此，原读初中部的那些家徒四壁、告贷无门的生员，一经布告出示，竟有100多名“刘翔”，眼明手快、争先恐后的想跨“110米”栏，纷纷到学校总务处报名读简师班去。我堂哥蔡启汉便是其中的一位手疾眼快的“跨栏者”。
因为那时报考简师人多，所以学校就采取“优选法”，择优录取。经过严格考试后筛出40人编成一个班开课。据汉哥说，他和孙家启先生有幸中式，二人同读简师三年直到1949年8月毕业才分携离校。
师范教育，是培养师资的专业教育。兴办师范教育是教育工作中的一项基本建设。
中国的师范教育，以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上海南洋公学所设的师范学院为最早。光绪二十八年（1902）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始规定师范教育的体制。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师范教育令》《师范学校规程》，将初级师范学堂改称师范学校，并规定设立高等师范学校及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后，高等师范学校先后改为师范大学或并入普通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等师范学校全部独立设置。1952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高等师范学校的规定（草案）》，规定师范学校修业年限为4年，培养中等学校师资；师范专科学校修业年限2年，培养初级中等学校师资。为给高等院校培养师资，并为教育科学研究机构培养研究人员，一些高等师范院校设有研究生部，招收研究生，并授予硕士、博士学位。1954年前后，教育部颁布试行《师范学校规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条例》和《师范学校教育实习法》，颁发了《师范学校教学计划》《幼儿师范学校教学计划》，编写出版了师范学校各科教学大纲和教材。20世纪60年代初，初级师范绝大部分已改为中等师范。1980年教育部颁布了《教育部关于办好中等师范教育的意见》《中等师范学校规程（试行草案）》和《幼儿师范学校教学计划（试行草案）》等文件，对中等师范学校的性质、任务、学制、课程等做了明确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师范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对各级学校的教师资格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与旧中国的师范教育，已经是今非昔比了。
孙家启先生这件毕业证明书，据他的老同学蔡启汉先生回忆，当时海南岛正处于解放的前夜，解放军已经进军广州途中，先头部队已经提前到了雷州半岛进行渡海侦察。所以，国民党军队如釜底游鱼，危机四伏，政局不稳；学校当局也心慌意乱，手足无措，因此毕业典礼草草举行，毕业证书也不发，就让学生各自回家。孙先生后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为证明其学历资格，就以遗失原证件为理由，向1951年后改称崖县第一中学申请补发了这张“毕业证明书”。
崖县第一场电影
崖县（今三亚市），第一场电影上映在哪里？什么时候崖县开始有电影？又是谁给普通老百姓放的电影？你知道吗？告诉你吧：陈汉光。这部电影，是陈汉光特意从广州带来的。
陈汉光，广西防城人。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1933年1月），陈氏任国民党琼崖抚黎公署专员时，派出电影队，第一次在崖县水满峒上映影片。那时水满峒仍属崖县管辖（1935年7月后才从崖县划归保亭县地）。
当年陈汉光打着“抚黎”的幌子，强迫黎胞挖山开路，遇水架桥，好让他的大队人马进驻水满峒。
时值冬天，水满峒山高水冷，寒风刺骨；云雾常年封谷，山岚终日不散。黎族同胞更在那“兵连祸结”的严冬腊月，忍饿受饥，为陈汉光的“驾到”，马不停蹄地修公路。一天，陈汉光和他的妻子，跟着修通的公路，分乘四人抬的山轿，后面紧紧跟着“陈专员”的参谋、副官与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全副武装地进驻事先为他们盖好的船形茅屋，因而，这里便成了他们的“大本营”。
一天晚上，陈汉光命令电影队在驻地放映电影。发电机临时安装在附近的一座小山上。这部发电机已到耄耋，老得掉了牙齿。他们指派五名黎胞在三十度斜坡，费“九牛二虎”之力气拉发动机绳子。发电机终于“突突突”地狂叫了，但拉绳人早已经人仰马翻地滚了下去横卧在山脚下面了。
那时上映的却是两部无声电影。好奇怪的，在白色的银幕上，只听人说话，不见马来往。山光水色，烟波渺渺，一片茫茫。那部发电机，时时又死去活来，而且“有加无已”。因此不到中场，观者却早已寥寥无几了。
不久，水满峒的黎族同胞，识破了陈汉光的所谓“抚黎”阴谋，他们就团结番阳峒的黎族苗族兄弟同胞，调齐了二峒所有的火枪和弓箭，勇敢地奋起反击。陈汉光一怒之下，立即命令他的部队，重炮齐轰番阳峒，撕下了他那块遮丑的“抚黎”外衣，彻底地暴露了他的反动面目。广东省国民党当局，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便撤去了陈汉光的“抚黎”专员职务，委派许延杰继任。从此，陈汉光那部无声电影放映机和发电机，却一直“睡”在水满峒，再也没有人去问津了。后来成立供销社，村童们即将其机器拆零卖给收购站，换糖果吃去。
崖县保平村“清乡”考辨
邓本殷是大军阀陈炯明的部属，而陈凤起又是邓本殷的幕僚、旅长。
民国十一年（1922），邓本殷乘广东局势混乱，趁火打劫，此时他就在海南扩编军队，用武力全面对抗孙中山的革命政权，积极搜集民枪，立即成立“清乡”部队，在琼崖大举“清乡”。
据王家槐《海南近志》载：“陈凤起，天性乖戾，嗜杀。所至，人人震慑，谓活阎罗来，万无生理。在若干里外，乡民得知，即拔足狂奔，狂呼活阎罗来，快走！村舍顿逃匿一空，其走避不及者，乱枪射杀，借口搜捕乱党，劫掠财物，焚烧屋宇”。
民国十一年，陈凤起奉邓本殷令，率旅前往澄迈、儋县、文昌三县“清乡”，死人如麻，为害最烈。又据王家槐先生《海南近志》载：“使参谋长王鸿饶为指挥，率李午轩南下，李旅入驻陵水，王鸿饶至崖县，击败王鸣亚，招抚罗步云。”清乡结束后，王鸿饶任崖县县长。
由此得悉，陈凤起“清乡”的地方是在澄迈、儋县和文昌三县。陈凤起的人马未曾踏上崖县之境，何来人在保平村“清乡”呢？只因为陈凤起杀人出名，“知名”度高，故王鸿饶在崖县保平村“清乡”时，纵火伤民，毁民损众的罪行，就“张冠李戴”地扣到了陈凤起的头上。王鸿饶（陈炯明派）和王鸣亚（孙中山派）两军在保平村厮杀，“张飞打岳飞，打得满天飞”，这不过是国民党两派之间相互恶斗，大打出手而已。由此可见，《三亚古今纪事》有关陈凤起在保平村“清乡”一案，和史实所记出入颇大，似有“鲁鱼亥豕”之嫌。所以结论应该是：王鸿饶在保平村“清乡”是事实。过去指责陈凤起在保平村“清乡”，实属“以讹传讹”，是历史的错案，我们应该纠正。
罗步云之死的考证
罗步云，崖县四区抱岁村人。
民国以来，战事频发，天虽不厌，民其何伤。罗步云以保境护村为由，组织数村之众，自称统领，与官兵对抗。
据王家槐先生《海南近志》称：“民国十一年（1922），崖县之西罗步云，集众数村，与别动司令王鸣亚抗。指挥丘海云率队攻之，被截击负伤，以计脱。王鸣亚怒，自督队往，相持不下。邓本殷闻之，派参谋长王鸿饶为指挥，南下至崖县，招抚罗步云，併其众，杀步云。”
读《海南近志》悉。据此史实，杀死罗步云，此事应该与陈凤起无关。为什么？因为民国十一年陈凤起奉邓本殷令，正在澄迈、儋县、文昌三县“清乡”，崖县则由王鸿饶“清剿”。但是1955年3月，《三亚古今纪事》则称：“民国十三年（1924）四月，军阀陈炯明部属驻琼将领邓本殷派旅长陈凤起带兵‘清乡’，攻打王鸣亚部，双方混战在保平村，陈部纵火烧毁该村所有草房和几间瓦房。5月，陈凤起攻打崖县九所，诱捕罗步云，就地杀死。”而王家槐则称罗步云被王鸿饶杀死于民国十一年。但是《三亚古今纪事》则说罗步云被杀死在民国十三年。两者相去两年之久，所以就有了两种不同的说法相传在民间流传。
王家槐，海南澄迈县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王氏早年毕业于广州市立两部师范，后投考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工兵科。历任国民党军队政训处长、特党部书记长、中央各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副处长、广东分处主任、黄埔中正学校校长、第四区军法执行部副主任等职。陆军少将。
王家槐先生在国民党军队里长期具体负责海南国军的调配驻防之重任，同时又从事军情、军务的统计上报工作，更是国民党军队“军机处”的局里人。因此，我取信于王先生之说：罗步云为王鸿饶所杀，应该是历史的正确结论。所以，过去民间之传罗步云为陈凤起所杀，也应该而且一定是历史的错案了。今天拨乱反正，还原历史的真面目，想来应该是我辈所为之事了。
三亚疍家名称及其习俗
泛舟江海，舟楫为家。
题记
三亚“疍家”人，他们在何时何地迁来三亚居住，至今仍众说纷纭，或说从福建迁来，或说从广东南迁。同时对“疍家”名称也存在着多种解释。有些人认为“疍家”乃为“客家”。因为“客家”乃由北方迁来南方，当他们南迁的时候，肥美的地方早已有人居住，迟迁者留住山岭之旁，有的漂泊河海之上；近山岭的叫作“客家”，住水面的叫作“疍家”，这种传说都没有史实证明。
最近，我从中山大学图书馆获得《疍民的研究》一书，系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946）出版，商务印书馆发行，作者是海南著名学者陈序经先生。据该书载：崖县（今三亚市）有“疍民世居的保平港、大疍港……”
三亚市“疍家”，原为广州南岸一带陆居的“疍民”。元朝至正二十七年（1367）由于盗贼和兵灾的双重压迫，他们携妻负子，漂流入于崖州。据《疍民的研究》称：“疍民始于崖县濒海的保平、大疍、望楼港诸处定居，间种山园，置产，养牛，耕种，登陆附籍。”后不堪农情之恶，而移居三亚港，造船入海，以渔为业，从此便定居于三亚港南海之滨。
为何称他们为“疍家”：说法多至六种，而两种是主要的。
据《疍民的研究》称：“疍民世居艇船，以艇船的形状似蛋半剖形，上盖以蓬，又像其他一半，故曰‘蛋艇’。因为艇形似蛋，也叫‘蛋家’”。
考屈大均先生《广东新语》，卷十八册《语蛋家艇》条目：“诸蛋以艇为家，是曰‘蛋家’”。
又细研《远征中国记》一书，系英国人秉钦在公元1842年著，也持此说。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说法是，因为某年江水泛滥，他们一切财产都付诸东流，他们无法来纳税，请求免税一年。第一年曾得到政府允许，到了第二年，他们同样无钱纳税，可是此次政府硬要他们纳税，结果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以蛋代钱”。这样相沿下去，直到一班新的政府人员，不准他们“以蛋代税”，他们没有法子，每遇政府人员收税的时候，人即迁移下艇，他去以避。政府见他们逃避不纳税，下令没收他们岸上的土地，同时不准他们再登岸居住。他们从此漂流江海，“以艇为家”，“蛋家”这一名词也就从此而来。
三亚“疍家人”，男人多留平头，女人已婚的多梳髻，未婚者多梳辫。《琼州府部棠考》载：“疍妇髻垂后，或插簪包金，戴平头藤笠”。每年端午这一天，包粽子，饮黄酒，门口挂青艾，以“辟邪”。次日，男人则鼓角擂吹，人呼橹击，以舟竞渡于海，女人多浴港湾披发而归，谓之吊屈原。
居家大方简洁。住所大概分为：屋、栅、簰、艇四种。栅傍水而筑，全部基础多用杉木。水涨时，从远处看去，好像浮在水面上一样。栅顶尚盖铁皮，地板厚约五公分。世世以船为宅。贫者架竹为簰。
人胜水性。自称“龙种”，籍称“龙户”。民爱音乐、戏剧、国技和象棋等。在一般雅人韵士心目中，他们生活在一叶扁舟上，容与中游荡漾于清风明月之间。岂知在旧社会里，“疍民”从早至暮，春去冬来，出没在烟波里。捕鱼者少得鱼食，过着“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疍民们的生活依然穷困着……
采访本里的故事
水流无在海，日落不离天……
——题记
1986年10月31日，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秦牧先生来到三亚观光，下榻在鹿回头宾馆。为尽一方地主之谊，我专程登门拜访了秦老，并就有关文学创作上的一些问题，向这位文学前辈当场请教。
秦老心地善良，人更热情，百问不烦，使人倍感亲切。落座后，尚未一番寒暄，我便大马金刀地直抒来意：
“有些文学爱好者，有一定阅历，又总结了生活经验，但却仍然写不出作品来，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秦老蹩眉沉吟半晌，说：“阅历和生活的深浅是一个方面，对事物的观察、思索、联想，被生活激励得产生创作欲望，是否有艺术的灵感和表达思想感情的娴熟技巧，又是一个方面。”
呷了一口茶，他又语重心长地说道：“但更重要的，要有一个正确的创作题旨，思想上有了这根衡量剪裁生活的绳子，然后决定取舍，用这根绳子去串起作品所需要的粒粒珍珠，绝不照搬生活，不怕艰苦，在进行艺术加工过程中，不要怕挫折，默默耕耘，力求创新，不断地从各个方面强化作品的感染力，这样，才有可能写出较为理想的作品来。”
“当前在文学作品中，是根据作者意图剪取题材呢，还是从题材中洗练出闪光的主题呢？”
秦老说：“主要靠作者思想，哪些地方细致些，哪些地方简略些，在进行创作过程中，均由作者的思想来决定，有些人认为摄取题材是个技巧问题，错了，它仍然是思想在发挥着作用。”
接着谈到选择题材的重要性，他说：“不是抓到任何题材都写，作者应该筛选读者感兴趣而又有积极意义的题材加以提炼，力求清晰，做到文不脱俗死不休，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会产生预期效果和社会效益，才会有生命力有吸引力。”
秦老缓缓起身强调说：“不过话说回来，有了好的题材，作者只触及它的表层，不善于揭示本质，写了也会失去光泽；而一些看来极为平凡又属细枝末节的题材，但由于作者深入挖掘，肯花力气，他仍然可以显示出它的一定分量，达到启迪人生的教育目的。”
在谈到语言运用时，秦老主张在自己的脑子里建立一座语言仓库，尽量掌握一些经常使用的词语，这对写作至关重要，因为这样自己描述起事物来才能得心应手，文章才能贴切流畅，清楚明白。
我问：“散文一般是写真人真事，却很难写好，你有什么秘诀吗？”
我这一问，秦老蓦然一笑说：“写散文不像写小说，小说靠奇特的情节和典型的人物来感染人；散文也不像诗，诗靠高度的节奏、美妙的声韵和深邃的意境来吸引人；散文要靠典型的材料、精练优美的语言，思想性、形象性要强，又要倾注作者的真情实感来打动人。有了这些因素，写散文就不难了。”
我们的话题又转到议论性散文，我问秦老，1959年他发表的《菱角的喜剧》，知识性强，从蝴蝶、蝗虫、碳水化合物、过敏症、人的牙齿等方面，娓娓道来，呵成一篇，构思新奇，丰富多彩，写来得心应手，尽达妙境。这么广泛的知识是怎样积累起来的呢？这时秦老微微笑着谦虚地说道：
“一个人决不可能是百家子弟，‘不出门的秀才’通天晓，要使文章达到较高的境界，主要靠学识和资料的积累，靠扩大常识范围，有了这三件法宝，作者就像插上了翅膀，可以遨游太空，下地探奇，拜古人，会来者，思想活跃，抒发情感，写起文章来，就能左右逢源，自然是汲井见深了。”
“如何去评价一篇好的散文呢？”秦老慢慢地坐下，又喝了一口茶，然后说：“一般说来，一篇好的散文，应该十分平易流畅，在平易流畅的基础上来奇警，有作者个性语言，又能适当发挥议论，直抒感情，倾胸臆，以情移人，达到这个高度的境界之中。”
“有人说，散文越散越好，你以为如何呢？”秦老耐心解释说：“这个问题，应从两个方面看，如果散文对你所描述的事物向纵深发展，又和主题密切关联，这样‘散文贵散’；如果把‘散’理解为乱跑野马，没有中心，自然‘散文忌散’了。”
而今秦老业已仙逝近两年，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留在我的心坎里，特别是他的有关创作上的谆谆教诲，更无时不在催促我去实践检验我自己的每一篇作品，他那精辟的见解，也必将成为一代文学爱好者的座右铭。
刘少奇在鹿回头读《政治经济学》
1959年，国家主席刘少奇、遵照毛泽东的高级干部“学点政治经济学”的建议，携带苏共编印的《政治经济学》来到了三亚鹿回头招待所潜心研读。他请来了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王学文当学习辅导，开展读书活动。
同年11月1日开始学习到26日结束，时间近一个月。
鹿回头读书班，吸收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和海南行政区党委领导多人，同时将他身边的秘书、医生、警卫员也编入班里共同学习。
11月10日，刘少奇主持第一次读书讨论会。《三亚史》载其讲话的内容：“对这次学习，我先谈几点建议，第一，我们的讨论会采取座谈的方式，谁有话就讲，会上可以展开辩论；第二，在我们的学习会上，不分上级下级，大家都是学员，不要有拘束；第三，这里学习所讲的话，不要到外面去讲，如果要讲，只能当作自己的意见讲，错了自己负责；第四，《政治经济学》有些内容比较难懂，同志们有看不懂或不理解的地方，可以去请教老师（指薛暮桥、王学文）。我们的会议，大家可以讲话，也可以不讲话，不要搞得很拘束。”
刘少奇以普通学员的身份，参加学习和讨论，处处以身作则。耐心启发，帮助大家打消顾虑，使学习讨论会，出现了畅所欲言，生动活泼的局面。
刘少奇在学习讨论会上的几次发言，由薛暮桥记录、整理，用以指导广东省委、上海市委召开的领导干部读书会。毛泽东知道后，特意把刘少奇的学习体会调去参阅。据薛暮桥后来回忆，刘少奇在海南三亚鹿回头读书，对当时中央决策层冷静下来吸取“大跃进”的教训，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缓解全国范围内的三年经济困难，是起到了作用的。
刘少奇在鹿回头读书期间留下的人民公仆形象，永远铭记在三亚人民心中。
《政治经济学》，是一本内容丰富的优秀教材，原书为俄文版。
1958年，由北京北苑劳改农场负责组织翻译组，把俄文版的《政治经济学》以中文翻译出版后交给新华书店统一发行，成为50年代末期党政干部的必读教科书，很受读者欢迎。
只是没人知道，翻译这部马列主义著作的，正是当年在北苑劳改农场改造的许些作家和学者。近读《又见梅娘》（陈晓帆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获悉，文坛上曾称：“北梅南玲”（北方梅娘孙嘉瑞，南方张爱玲）的梅娘，当代著名作家，那时正在农场改造，她也参加了此书的翻译。原来是“废物利用”呀，中文翻译《政治经济学》者，竟是一帮所谓的“犯人”！
周恩来携赠名画给椰庄
1962年2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偕夫人邓颖超，到崖县视察政情、民生时，下榻在鹿回头椰庄招待所，顺便也从北京携赠四幅名人国画给椰庄，其中有：徐悲鸿、齐白石两人合作的——徐悲鸿在画面右角下边题款曰：悲鸿画双鸡，戌子暮春；齐白石则在左上角款识：白石画芋叶的《《芋叶双鸡图》。另有齐白石自题：寄萍堂上老人白石居京华时作的《《秋海棠》和《江岸鱼鹰》两件画作，以及华喦（新罗山人，清代）的《梨花小鸟》。周恩来所赠名画，均在地尾轴边贴上国家文化局装裱签条。闲情逸致，怡然自得地悬挂在迎宾厅里。这些尺幅万里，价值连城的珍品，集诗、书、画、印“四绝”合璧，让朋友们分享周总理一贯关心艺术家的珍贵友谊，鉴赏中华传统艺术，足见总理用心之良苦，是难得的有心人。
1992年4月，我受三亚市委宣传部的委托，主编《三亚收藏名人书画选》，因此就领着市群艺馆摄影家容君明，市文联办事员李国权等同到了椰庄招待所，寻拍名人留在鹿回头的书画真迹，得到了招待所龙所长（文昌人）的大力支持，才有机缘见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硕果仅存的艺术仙品。
《三亚收藏名人书画选》，除特别收入徐悲鸿、齐白石、华喦的精品外，在国画部分，还收入刘勃舒、王伯敏、亚明、朱颖人、阎松父等人的佳作；在书法部分，也收入郭沫若、茅盾、艾青、赖少其、史树青、朱乃正、王学仲、晏济元、魏宇平、谢澄光等名家的墨宝。这么多幅“春山何似秋山好？红叶青山锁白云”的题画诗，和“如云鹄游天，似群鸿戏海”的论书诗，都被选入了这个集子里。睹物思人，感触良多，我当时便用《天涯海阔好藏珠》为题目，写成千字序文，然后把选稿托付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印成2500册，又请北京友人佳义新给力，赶于1993年3月，市里召开“两代”会（人民代表大会、政协委员会）期间，发给与会代表、工作人员及文化机关，用以偿还心中对周恩来总理的思念。
李宗仁“椰庄”看演出
在1965年7月20日，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先生从美国飞回祖国的消息，传遍中国大地。李宗仁先生归来了，这在冷战时期是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
1966年1月中旬的一天，李宗仁先生和妻子郭德洁女士以及程思远先生飞往海南，作长驱三千公里的环岛旅行。还未到三亚时，李宗仁先生的妻子因病不能同行。那天李宗仁先生和程思远先生，便在海南行政区副主任唐民的陪同下，前来崖县（今三亚市）参观，当晚就下榻在椰庄鹿回头宾馆。
三亚人习惯将鹿回头宾馆叫“椰庄”。为让李宗仁先生的旅途充满乐趣，唐民副主任便让先前已经到来的海南文艺轻骑队也搬进椰庄来，以便为李宗仁先生助兴。我爱好文艺，人年轻，好使唤，因而被指派随队做些演务工作，故也同时搬住椰庄。那天下午四点钟，我和文艺轻骑队的全体同志提前吃饭。饭后演员们都忙着晚上为李宗仁先生的演出紧张地化妆。我和乐队搬道具，在椰林下配乐器，大家十分认真地进行着演出前的准备。
李宗仁先生的时间观念很强，几十年的军旅生涯，养成他十分严格的生活规律。客居美国新泽西州时，每天早晚都要两次活动身体，不管旅途多么劳累，从未中断。这天早晨他从1号房走了出来，在走廊边做着深呼吸，吐纳着南疆椰林深处散发出来的椰香。他虽至古稀，却仪表堂堂，英武不减当年。
我们临时借用大餐厅演出。大家动手挪去桌椅，演出就正式开始。李宗仁先生兴致盎然地走上观众席，他身穿一身银灰色的西装，手中拿着一根黑得闪亮的拐杖，坐得端端正正，聚精会神地观看每一个文艺节目，并不时给演员们热情的掌声，对他们频频点头致意，演出气氛非常热烈。谢幕时，李宗仁先生十分亲和地和演员们一一握手道谢，并对轻骑队的吴队长称赞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青年，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真是了不起！
入夜，李宗仁先生入住的1号房间，依然灯火通明，椰庄的夜色更加静谧。后来我们才得知，李宗仁先生在鹿回头宾馆写下了他那篇著名的文章：“今后自誓有生之日，即是报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在“椰庄”他曾被文艺轻骑队的歌舞感动涕零，泪洒天涯，留下佳话一篇，我们应当不要忘记它。
王光美的椰树情
在鹿回头招待所4号楼前，有一棵经千刀万剐而腰身不断的老椰树。此树为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当年在椰庄小住时，与夫人王光美一起亲手栽种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凡与刘少奇有关的一切都成为被摧毁的对象，此棵落地天涯的椰树自然也成为当年红卫兵争相砍伐、以表“忠心”的“仇恨树”。他们一边刀剐斧砍，一边大批刘少奇，其气势之嚣张，令人不堪回首。
可令红卫兵们惶惑的是，这棵并不十分粗大的椰树无论如何下手，虽伤痕累累，它就是不会“腰折”，历经十年动乱之后，它依然挺拔，仿佛在向世人诉说它所经历的苦难岁月，它的坚韧不屈。1992年新春，银发千丝却风韵犹存的王光美在原三亚市委书记刘名启的陪同下，故地重游，并在当年的椰庄鹿回头招待所4号楼小憩。我当时在三亚市文联主编《鹿回头》，有幸随同王光美同志一起重回椰庄，和她一起经历了一件值得追忆的往事。
那是王光美历经大劫后第一次踏访海南岛，她的出现自然引来一阵不小的轰动。记得王光美下榻宾馆之际，面对闻讯赶来的记者的种种发问，王光美绝口不谈个人得失，她谈的是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带给国人的福祉，语调轻柔但充满着豪情大义。对那些为她的安危而日夜魂牵梦萦的来访者她报之以微笑和理解，她寥寥数语却浅显言志，态度温婉如和风细雨，令人心生景仰！遇此国难家难而依然平静以对，没有超然的人生态度是很难做到的。
下午六点多，当一切的热闹都过去后，王光美才走出会客厅，来到楼前那棵椰子树下。知情者皆默默无语，只见她悄悄地走过去，一遍又一遍地抚摩着008树身上那被刀砍、斧剁、火焚的累累伤痕，她双手颤抖着捧起一片垂落的椰子叶，紧紧地捂在脸上，她原不愿意在众人面前黯然神伤，然而，终于掩饰不住内心的酸楚，潸然泪下……王光美同志在椰树前久久抚摩、凝望，泪痕未干，她便说要为这株与她一起风雨同舟、大难不死的英雄树再浇一次生命之泉水。在这棵树前，王光美咏悲当歌：“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昂首向天，可得永年。”她与椰树朝夕相处只有短暂的三天，为它浇了3次水，然后，她给了它一个深沉的回眸，就匆匆北上了。
椰庄鹿回头招待所那棵日夜迎风摇曳的椰树，它的命运也和人的一样啊。如今大开发在即，不知它是否安然无恙，不知有几人知道它曾经历过的坎坷、沧桑？我唯有在心中默念种树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女物理硕士，辅仁大学教授，杨振宁的物理老师——王光美，愿人与树别后安康，年年吉祥……
斯特朗点赞鹿回头酸梅豆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解放战争期间，毛主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经斯特朗的文章传播，在中华大地乃至全世界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因此，斯特朗的名字，对中国人来说，是不陌生的。
时至1962年2月，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陪斯特朗南来，下榻在鹿回头椰庄招待所。当年她住一幢1号楼的房间。
1号楼门前，有几棵奇雄苍劲的酸梅豆树，树上结的豆子，熟了就掉下来。早晨，1号楼服务员黎多美等人打扫卫生时，随手捡来就吃。斯特朗见姑娘们嬉逐打闹抢着剥豆吃的劲儿，她率真的个性便流露出来，也让人送她尝一尝。她吃得那么的专注，吃得那么认真投入，吃得她天真烂漫，吃得她叹为观止。因此斯特朗就称酸梅豆为南国佳果。
事后，县委领导去看望她时，她便建议商业部门收购酸梅豆，加工供应市场。
我当年在商业部门供职，便带上一班人马，到天涯公社一带农村去收购酸梅豆供市，一时全县就出现了“酸梅热”。
鹿回头的酸梅豆树，独得南国阳光的厚德钟爱，所以树上结满了豆子。它性极温和，主含葡萄糖、果糖、苹果酸等物质。酸梅豆，有调配胃口，润肠爽气，消除心烦意乱之功能。
崖州人在吃酸梅豆上，可以说“自成一家”，得道成仙。生吃熟吃，小舅灯笼，一仍旧习。在农村，客至，必上酸梅豆煮鲜鱼。席上，伸臂挽袖，饕餮恣肆，风卷残云，谁都不肯马虎。其乐融融，主宾皆欢。尤其是每年春天一到，州人就摘回那嫩嫩幼幼的小叶子，和水工鱼仔一起清煮，色香味美无一不具备。同时，酸梅豆又是很好的天然佐料。今天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不找市长找市场，现在商场和摊位上都有罐装酸梅豆饮料和干酸梅豆酱大量供市，任你精挑细选。尤其是，当地人在吃的方法上，独辟蹊径，他们最喜欢采用三亚产的小米辣椒，和东方四更小种蒜头，再添上几粒酸梅豆酱与少许熟盐一起舂烂，“合四为一”当调料，以鸡肉相蘸，因此吃的境界立刻随之而升华了。
秦牧谈崖州椰子饭生意经
1992年10月14日，当代著名散文学家秦牧先生不幸逝世。为沉痛哀悼文坛上失去一颗巨星，为哀悼当今文学青年失去一位良师益友，特撰成此文，聊以慰藉。
秦牧先生，曾任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当代著名作家。1986年10月31日，偕同夫人吴紫凤来三亚市采风。市委设宴接待，我充当“食客”出陪。
压酒劝客，人之常情。酒后“出示”崖州椰子饭。锅盖揭开，满厅飘香。我虽椰乡佬，却也不免垂涎。秦牧刚吃一口，慢慢地品味着，连连点头，又不断地称赞：“好吃，好吃，真好吃！”可见崖州椰子饭的味道非同一般。
秦牧先生接着问椰子饭的做法。市委领导叫来招待所厨师，一一介绍。秦牧听后建议说：“椰饭有海南特色，不妨跟商业服务部门谈谈，让他们也试试做些椰饭生意。”席间有人说：“椰饭容易发酸，不好处理。”秦牧说：“椰子酒，椰汁饮料已研制成功，椰饭也可以试一试。”我也冒昧进一言：“关键是销路太窄。”秦牧又说：“不愁销路窄，可以和火车站、民航站以及港口码头部门搞个‘君子协定’，送货上门，定购定销，充分利用海南资源和优势，独家经营，我看是可以赚大钱的！”讲到这里，他略有思索，接着又说：“也可以走出去，先在北京、广州以海南菜、椰子饭为主要经营手段。这些菜式想来外地人也是会欢迎的。”
1996年12月，我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宣武区崇文门附近，就发现一家外乡人，正经营着海南椰子饭店，生意正红火。椰饭的做法花样和崖州地道的做法不异。海南人的生意，竟然被外地人“侵权”了。
回忆秦牧先生来访时，海南尚未建省，计划经济正苦苦地缠着人们的手脚。然而，秦老先生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他那别出心裁的见识，确与一般人不同，可见文人的洒脱和敏锐。
榆亚备战与崖县解放记
一、国民党守军在榆亚集结重兵
1949年7月，国民党六十三军从山东溃退来崖县（今称三亚市，下同），驻兵榆亚（榆林、三亚，下同）；山东保安一三一旅亦随之到崖县，散居在学校、寺庙、厂房和农民家中。六十三军之蒋雄的师部，驻扎在三亚港门村至榕根村（今三亚市政府地址）一带。师长蒋雄的指挥部设在榆亚盐场兴利厂（今三亚市委对面），港门村里每家每户都住上了国民党守军士兵。
同年8月，国民党刘安祺第二十一兵团和五十军胡家骥部的三十二军赵琳，也从琼北海口等地移师榆亚，设兵团司令部在琼南榆林要塞内，集结重兵，列开阵势加紧军训、攻防和沿海船舶管理。国民党凭借榆亚便于防守作战的军事优势，与台湾岛互为犄角，重兵驻守榆亚，企图在这里阻挡人民解放军渡海解放海南岛。
1949年9月，琼北要塞司令部守备司令梁杞（原广州虎门要塞守备总队长）一部，也从琼北铺前要塞调防到榆亚，他们“披坚执锐，盘马弯弓”，同刘安祺部共同死守榆亚。原驻崖县的六十三军和一三一旅，则分防驻守在崖城、保平、九所、黄流等地。
1949年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国民党行政院以下各部，中央党部和余汉谋（广东省绥靖主任）、薛岳（广东省政府主席）等要员，先前已从广州撤来海口。余、薛在海南特别行政区长官陈济棠官邸里，密商所谓“保卫海南”大计。决定立即成立海南防卫总司令部，由薛岳任总司令，同时撤销由陈济棠兼总司令的前海南警备司令部，全面进入战时状态，又决定集结重兵到榆亚，做好守岛作战的准备。军事由薛岳主持，政治由余汉谋（已改任海南行署副长官）协助陈济棠，遇有军政大计，则共商解决。
同年10月，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暗使广东省党部书记长谢玉裁和广州市党部书记委员高信联名提出“两广联合，誓保海南”的主张。接着李宗仁从台湾急飞海口，同陈济棠、薛岳、余汉谋密谈“两广联合”“保卫海南”大计。李宗仁离琼后，陈诚（台湾省政府主席）、顾祝同（国防部总参谋长）又联袂抵琼，促成了“两广”联合两岛（台湾、海南）共守作战之战略方针，因此就把守岛作战重点锁定在榆亚。1950年1月，海南行政长官公署改设行署在琼南榆林要塞司令部内。此时，白崇禧（华中军政长官）为了“两广联合”“保卫海南”和榆亚防守，同华中军政公署一干人马，来到榆林要塞，同陈济棠等要员洽商桂军将增防榆亚事宜，请陈济棠等备船停靠北海以接桂军，共同守岛作战。桂军张鑫兵团，按增防榆亚命令，带兵十多万人南下。当张鑫兵团沿粤桂边区将入北海而南时，人民解放军早获张部行军路线，就节节切断，全歼张部。国民党企图重兵增防榆亚的作战图谋，被解放军戳破。
二、榆林守岛人才与资源的准备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后，一些国民党军政人员退守海南。
一次，陈济棠在国防部专使梁华盛来琼督导会议上，商讨“保卫海南”战略大计，重提他的“四新生”（政治新生、军事新生、经济新生、社会新生）建设海南方针，以振作政治和经济。为解决军事和守岛作战的巨大开支，他还提出“以琼人保琼”的主张，接着成立海南保安师，请吴道南任师长，在各县成立保安团，团长则由县长兼任。此时，陈济棠特别设副县长职位，让琼人担任其职。崖县因为榆亚两地位置险要，故县行政正、副首长和县参议正、副参议长均由崖县人出任：县长麦匡，正、副参议长分别为林瑞川、罗德富。这是辛亥革命以来，崖县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此外，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刘安祺还请郑挺锋任副司令，共守榆亚，网罗地方人才，共同“保卫海南”。
刘安祺兵团驻守榆亚时，犹嫌防守兵力不足，因此，一方面建议陈济棠向国防部增派一军协防；另一方面在地方上招募兵员，引诱应招者去抄写《国父遗嘱》，称择其书法好者录取。
但招兵买马没人报名，他们立即抓人去当“猪仔兵”。港门村青年欧家麟被抓，他不愿意为国民党卖命，设法逃回了家里，而后匿身他乡直到崖县全境解放。
1950年1月，海南行政公署迁到榆林后，陈济棠利用榆林国际商港之便利，派丘岳宋（前琼崖行署专员，海南澄迈人）负责商务贸易。其主要任务是通过外交、政治、军事以及走私等手段，同东南亚沿海各国签订商贸协议、合同等，高价大量收购备战作战物资，如粮食、油料、药品、棉花、医疗器械等，从海上输入榆亚储备入库，物质上做好一切长期守备作战之准备。同年2月，薛岳、陈济棠先后急飞台湾，以海南守军15万人之给养，向国防部申拨军饷，决心以榆亚、台湾为犄角，两地同守，与解放军背水一战。
刘安祺从青岛撤到海南时，便将中央银行青岛分行之现金悉数运出。刘部调防榆亚后，为了守岛作战之需要，就将这笔巨款全部用于军队的装备、训练、兵员组织和各级指挥部门以及指挥机构作战技能的提高上。那时，虽有中央银行请广州供应司令部代扣，但此款确查已用于守岛作战花销掉，最后亦就一笔勾销了。
国民党决心固守榆亚时就准备了大量的军粮和大批作战物资，以便保障后勤供给，如1949年9月，便由崖县县长麦匡、县参议长林瑞川编造理由，巧立名目，以崖卫粮字第1162号通知书向全县农民无理强收“自卫粮”，该通知书上有“用济军食为要”之语。可见国民党对作战资源横征暴敛和守岛作战的决心。
三、为除“内患”，向琼纵发动猛烈进攻
1950年1月，驻守榆亚的国民党六十三军和黎家亚部，开始用一部分兵力布防沿海，一部分兵力向藤桥、林旺、马岭、崖城、梅山、保港、九所、乐罗、冲坡、抱旺、黄流、莺歌海、望楼港、佛罗等战略重地驻防。与此同时，他们立即向琼崖纵队发动猛烈进攻，企图把琼崖共产党全部消灭，除掉“内患”。如对九所村的“围剿”，不幸被捕的罗所乡总支书记邢谷伍和革命青年周业昌被绑到乐罗村枪杀；黎家亚部，分别封锁、扫荡手板坡和抱本村时，崖县民主政府工作人员孙九妹、张六妹等在突围中被捕而壮烈牺牲；3月10日，回栏乡乡长刘礼仁等乡政干部在抱鹤村召开群众大会，动员武装上前线，突然遭国民党军包围，突围中，有10多位政工人员当场光荣牺牲。当时，国民党守岛军队10万多人，琼纵兵力仅是敌人的十分之一，且枪械不足，因此，琼纵做出了战略转移的决定，将主力撤回到山区革命根据地，坚持战斗，迎接海南解放。
为榆亚守岛作战，薛岳属部强迫乡民修建公路进山，劈山毁林，把琼纵藏身的大片森林砍平，使其不能匿藏，暴露目标，然后使空军投燃烧弹将山林烧掉。从1950年1月起，国民党三亚水上机场每天都有地勤人员七八十人不等，他们将挂着燃烧弹的飞机推到海面，让飞机沿着海面起飞，飞机呼啸着低空飞入山区，用机枪扫射，投燃烧弹烧山和散发反动传单。那时，从三亚水上机场起飞的飞机，每天五至六次，每次三至四架不等。
为了把琼纵置于死地，薛岳部组成两个轻装师，深入山区，“围剿”琼纵部队，烧民房，恫黎胞，劫粮食。在国民党军烧山“追剿”中，崖县等地共损失支援大军粮食480余石。同时，薛岳一方面对其余各军补充训练，协助地方保安团，封锁产粮区及交通要道；一方面抓捕我乡政干部和地下党员，妄图使琼纵部队失去人民的支持，断绝琼纵生存的环境。
1950年4月1日，人民解放军3000多名指战员登陆，从铺前突破守敌，与琼纵部队会合进入山区。薛岳震惊，随即命令“各军遂停止向内进迫，转山为海，加强海面警戒”，以重兵重新布防海防，阻止解放军渡海。此时，刘安祺赴台不返，薛岳就将榆亚守岛的作战军权交由郑挺锋（文昌人）指挥了。
四、追击前进歼敌，神速拿下榆亚
1950年4月23日，渡海作战解放军解放海口。
国民党军薛岳残部，慌了手脚，他们企图从东方北黎、万宁、榆林等港口登舰逃往台湾。
解放军奉命兵分三路，进行环岛追击歼敌。
这里仅说解放军40军119师和43军128师以及琼纵独立团，从4月23日开始，自嘉积、万宁、陵水向崖县榆林追击前进歼敌的往事。
4月25日上午7时，解放军119师师长徐国夫，率部在黄竹打响追击首战，战斗到下午2时结束，双方经过7个小时激战，解放军共歼蒋军2个团，活俘副军长兼师长、中将罗懋勋。
路经万宁一路段时，当地群众不怕危险，他们群威群胆，将国民党残军数十人包围在一个小村庄里，等解放军到来交给部队带走的趣事。我军追击进入到陵水县境时，师长徐国夫没车没马的；带着大队伍一起追击蒋军前进。部属见他太累了劝他歇一歇。他说，歇什么歇，等海南岛解放了我们一起歇吧。在陵水通往榆林180里的追击线上，战士们还开展竞走比赛呢。
4月29日下午4时，355团最先到达榆林地区。进入预定地区后，就向港口正在登舰的蒋军发起猛烈射击。蒋军纷纷落水，命丧大海。当时国民党军舰已被解放军打成半残废，一时跑不掉了，就搁在港中。
4月30日，119师占领榆林港、三亚港。拂晓时，128师指战员登上了榆林港附近高地观察敌情动静时，发现小东海港湾中未及逃离的两艘国民党军舰正在忙着装运货物，人如蚂蚁，乱作一团。我军356团奉命越榆林奔三亚，很快地登上了高地，居高临下，封死港口。后卫的357团马上赶到立即投入战斗。在岸上逃不了的蒋军，已经没有战斗力，便主动放下手中武器，举手向解放军投降了。
此时国民党两条军舰上的指挥官，急令起锚升旗逃台，但迅雷不及掩耳，我军一排排迫击炮、火箭筒，重机枪等火力一齐轰鸣，精准地击中了蒋军军舰的要害处。仅走几步就带着滚滚的浓烟，伴随着蒋军绝望的哭声慢慢地沉没在海中。
我们拿下榆林了！我们拿下榆林了！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在一片欢呼声中，119师将红旗插上了原国民党榆林海军要塞大楼的楼顶上。
五、崖县全境解放，五星红旗插上天涯海角
1950年4月30日，119师、128师二师合力同歼盘踞在鹿回头的蒋军后，他们同时占领了三亚港，结束了追逃歼击任务，从此崖县全境宣告解放——南方著名的渔港三亚。祖国南方的美丽渔港重新庆祝她的新生。
此时逃亡入山的国民党警保三师二团副团长卢朝炎带一个连编制，三团三营正副营长以下官兵58人，也携带轻机枪6挺，步枪30支、短枪2支和电台一部，向崖县民主政府投降；国民党地方乡级政权：海塘、佛罗、孔佛、仁义、罗所乡长，以及自卫队近100人，携带武器，也向人民解放军128师投降。
4月30日，宣布追击全胜。40军、43军三路追击部队在榆林会师。晚上在榆林要塞大楼前举行庆功祝捷大会。大鼓擂、大锣敲，唢呐吹，热闹喧天。然而，119师师长徐国夫那时正睡在大楼前的收发室里，一觉睡了两天两夜未醒。师长的确太累了！
同日下午，382团3营教导员刘梅村，代表渡海大军解放海南岛全体官兵们，把五星红旗插到天涯海角。一面鲜艳的国旗，迎着和暖的清风，猎猎作响，高高飘扬在祖国南疆的巨磊之巅。
5月1日，崖县在崖城召开群众大会，热烈庆祝崖县解放。并连续两晚举行文艺公演及游灯庆祝活动。
海南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天……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北京举行开国大典。在隆隆的礼炮声中，伴随着庄严雄壮的国歌，毛泽东主席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当时，海南岛300万人民仍被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着，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然而，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天，琼崖党政军领导机关、兄弟民族委员会、各乡群众，成千上万军民，还是喜气洋洋，兴高采烈地在中共琼崖区党委驻地——白沙县毛栈乡集会，热烈欢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949年10月15日，据琼崖《新民主报》记者海阳在《琼崖解放区军民欢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一文中报道：10月1日，天色微明，12门礼炮在薄雾中轰鸣，军号声、锣鼓声和欢呼声交织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充满朝气和热望的晨曲。6时整，各机关、部队、团体的人们，整装列队，集中在区党委的广场上，举行了庄严的升旗典礼。在雄壮的军乐声中，琼崖大地上第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徐徐地升起，在晨风中迎风飘扬。“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山谷云霄。
8时，几千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开始了。此时五花八门的化装队伍早已汇集在一起，他们在琼府机关的驻地进行游园活动。琼府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冯白驹主席和何濬副主席也给添上了胡须，打扮成老农模样，与军民同乐，并亲自参加了游行娱乐队伍。黄康副政委、吴克之副司令员联袂演出了《牛头不对马嘴》土戏，喝彩声此起彼伏。政治部文工团表演的土风舞和白毛快板，也博得了观众们阵阵热烈的掌声。
9时，解放区军民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接连3天）。首先冯白驹主席和庄田同志来个“手交赛”，作为运动会的开场序幕，在欢呼喝彩声中，运动会正式开幕，当时全场上下一片欢腾。当篮球、排球、射击比赛和大人组、儿童组的肚棒赛开始进入高潮时，接着又开展了女子穿针赛跑比赛。这别开生面的体育项目，如磁石般地吸引着广大观众蜂拥而来观阵。她们动作敏捷、准确的穿针技巧和聪明才情，表现出海南妇女的机智、勇敢、沉着、坚韧的性格，令人声声叫好。
晚上，琼府机关到处张灯结彩，政府周边的附近山谷都沉浸在节日欢庆的海洋之中。8时，青年剧团演出现代琼剧《白毛女》。新编的《白毛女》现代琼剧，故事情节发展令人紧张并充满了戏剧性，富有悬念感。同时剧团又是首次运用新的表演艺术和新的布景，烘托渲染和加强舞台气氛，使观众耳目一新。文娱晚会，有歌唱、快板、魔术、舞蹈等精彩节目。晚会最后由黄康副政委、定南后勤部主任和振中副参谋长领衔演出的《人民的胜利》，演出至凌晨五点多钟谢幕。全场的欢庆军民迎来了翌日黎明的曙光。在人们欢呼着共和国胜利、人民胜利的狂欢声浪中，琼崖解放区军民迎来了10月2日早晨的太阳。
崖县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一、精心制作五星红旗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全国各党派、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及特邀代表622人参加了大会，协商成立中国新政府的有关事宜。
毛泽东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
9月29日，大会通过了《共同纲领》等7项内容。
大会闭幕那天，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在国歌未正式制定以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以五星红旗为国旗的决议。
当晚新华社以新闻传播的形式，通过无线电波向全国播送大会决议的同时，还播送了“五星红旗”的制作方法并要求各地制作国旗，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晚六点未到，崖县民主政府县长林庆墀以及陈国风、孙惠公（从南区出发来）等领导人，他们精神抖擞，兴致勃勃地和全体工作人员早早守候在办公室的电台前，他们将收听从北平传送来的最为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
林庆墀指定县政府陈烘炽同志认真地记录五星红旗的规格尺寸与制作要求，同时把制作国旗的光荣而又神圣的任务交给了陈烘炽，限期一天（9月30日前）完成，一定要在10月1日国庆日同北京天安门城楼的国旗同时升起在崖县的晴空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崖县尚未解放，全县八万多人民仍在国民党政权水深火热的统治之中。当时县民主政府驻在山区温仁村（今乐东县境），汉区尚属国民党管统着。因而国旗制作需要的红、黄两种颜色的布料，便无法派人来县城（今崖城镇）购买，制作五星红旗者一时不知所措。
陈烘炽，人聪明，心灵手巧，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想方设法，就地取材。最后他利用战友两个红布衣包袱，两者连袂，剪成了旗面；没有黄布制作五角星，他就利用平时写标语存积下来的黄色纸代替，做成了一大四小黄灿灿的五角星，又将五颗星按记录出来的方位放置好，同时在两位女看护的配合下，用米糊把星星粘在旗面上。后用口中的热气哈在双掌手心里，借着热气去抚平五颗黄星。就这样一面鲜艳、庄严、灿烂的五星红旗在陈烘炽和两位女战友的努力下，终于给制作出来了。
二、五星红旗高高地升起
10月1日清晨，县政府驻地温仁，早早就挤满了欢乐的人群，人人兴高采烈，个个笑逐颜开。他们荷锄铲，拿镰刀，你来平地，我来除草，大家一齐把旗杆竖了起来后就回办公室集合，等待北平无线电波传来开国典礼的振奋人心的消息。
下午4点许，县委、县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县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个意气风发，人人神采奕奕。陈烘炽在升旗仪式上，由他领唱《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他唱一句，大家就跟着齐唱一句，唱一句歌，升一次旗，《国歌》唱完，旗也准确地升到了旗杆顶上。此时全场欢呼雀跃，人人互相拥抱，共同庆祝第一面五星红旗高高地飘扬在崖县的晴空中，大家一齐高声欢呼：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口号声，回荡在附近的山村上空……
温仁革命根据地的黎族同胞，也用他们黎族人民欣逢喜事“打枪”的传统习惯，青年民兵们扛起了猎枪，枪口处系上了一块红布条，由民兵队长指挥，列队前来参加升旗仪式。当县政府门口五星红旗升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一排排地高举猎枪。队长一声令下“打”！（放）只听得一阵阵嘭！嘭！嘭！嘭！的枪声齐向天空轰鸣，枪声震撼四周山谷，发出阵阵的巨大回响声。黎族人民喜欢用这种独有的方式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用与众不同的方法来表达他们心中无比喜悦的心情。
天色已经晚了，山风轻轻吹来，但是很多人仍然在旗杆下面徘徊，恋恋不舍地仰望着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久久不肯回家。
莺歌角——一场特殊的“水球”比赛
民国二十二年（1933），陈济棠掌控广东党、政、军大权后“肥水不流别人田”，立即委派他的哥哥陈维周任两广盐运使，署设琼崖，把住海南岛的经济命脉。
三亚港，是华南著名的盐渔产区，仅这里就拥有优质盐田近万亩，占崖县水田耕地面积近四分之一。且盐税收入也占全县经济总收入一半以上。所以，民间早有一句老话说：
“县里有个好盐场，县衙官吏皆排场。”
那时陈维周部驻扎在莺歌海附近，盐警队可以随意苛刻渔民，敲诈勒索。不论是市场或者船上，买鱼时经常压价压级，七折八扣。更甚者，竟然有时“咣，咣，咣，一筐又一筐”地将渔民优质的鱼、虾抢走，一文也不给。盐警队扰市伤民，令人声泪俱下。
同年9月一个渔汛繁忙的季节，渔区招丁集船在莺歌角渔场捕鱼时，盐警队借查渔税为名，行抢鱼虾为实，他们开足马力，驾驶巡警船到莺歌角渔场抢劫鱼货。渔民愤怒，忍无可忍，便将他们一个个推下水中，因此双方便对打起来。
水上对打，是渔民的传统强项。只见渔民们此时将盐警的脑瓜当“水球”打。按沉下去，又浮起来；再浮上来，又按沉下去。沉沉浮浮，不断地交换着。
这是一场特殊的“水球”比赛。说它特殊，是因为水球场的场地设在人工游泳池中，球场长30米，宽20米，水深1.8米以上。除此以外，还设球门和中线，依其水球的规则进行比赛。但是，莺歌角这场特殊的“水球”赛，神奇般地将浩如烟海的渔场当作人工游泳池中的水球场，双方队员不戴蓝、白帽加以区别，这样就警、民混战在海里。渔民身体壮，水性好，顿时将盐警打得落花流水，像落水狗一样，喘着粗气儿就爬上了巡警船，仓皇登岸，落荒败北。
渔民们从莺歌角收海回家。人刚上岸，忽然遭到了盐警队弹压，造成了流血事件。据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广东民国史》（下册）载：“陈济棠的哥哥陈维周担任两广盐运使时，因为海南岛为产盐区，便派出许多盐警驻在海南岛，这些盐警队，不论是官是商，都仗着陈维周的势力，巧立名目，滥收税捐，迫害盐民渔民。遇事故发生，则由陈维周亲自出马，疯狂镇压。1933年崖县莺歌嘴（‘嘴’，笔误，应为‘角’。笔者注）发生盐警枪杀渔民事件，迫使渔民起来反抗，与盐警斗争，就是一件突出的事例。”
莺歌角事件发生后，当地渔民仍然义愤难平，怀恨在心，因此他们常常斥骂崖县国民党政府县长劳宇楷和商团以及区、乡骨干为猫鼠同眠，倡头“欢迎”盐警队进驻崖县的丑事。更口编民谣讽刺说：“拍错巴掌”“烧错炮仗”“搭错牌坊”，进一步抨击了陈维周怙恶不悛，杀人越货的反动本质。
往事如烟，沧海桑田。莺歌角那场特殊的“水球”比赛的情景，今天依然鲜活地印在了人们的脑海中。
可是，话又说回来，莺歌角盐警枪杀渔民，广东史官在他们编纂的史籍中，都一一给予记载。然而，到目前为止，在我所能读到的崖县（三亚）的史志、史料和史话中，均都缺失了此事的史迹记述。三亚人有句老话说：“见血为伤。”莺歌角事件到今天才84年，我们却如风过牛耳，春风无痕，令人哑然哟。
冯白驹来榆林指导抗美援朝
1952年初春，朝鲜战场战争吃紧。正当春节那天，海南区党委书记冯白驹将军来到了榆林军区，在这里召开地方党、政、军会议，布置崖县的抗美援朝工作。
据当年《人民日报》报道：“1月6日，美国飞机轰炸我国东北辑安车站。”熊熊的战火很快地就烧到了鸭绿江边。“28日，美国在朝鲜战场发动细菌战，同时在我国东北、青岛等地亦有发现。经化验发现，美军撒布的细菌有鼠疫杆菌、霍乱弧菌、伤寒菌、痢疾杆菌、脑膜炎双球菌等10多种，造成朝鲜居民死亡45人，志愿军36人死亡。”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同仇敌忾。此时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幸灾乐祸，得意忘形，与侵略者遥相呼应，说什么：“机天上响呜呜，不知是谁赢谁输。”阴谋鼓惑群众，动摇人心，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为了更好地消灭侵略者，打击阶级敌人和维护人类的尊严，冯白驹那天在会议上，全面分析了榆亚（崖县榆林、三亚）地区形势后明确地指出，解放前夕，蒋帮从榆林最后逃台前，他们“暗埋”了不少特工和反动组织。因此在榆林地区残余的反动势力十分猖獗，所以我们不能忽视和小看它。我相信大家都会明白这个道理，敌人是不会甘心死亡的，故他们日夜都在梦想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和我们作拼死的争夺。最后，冯白驹当机立断地说，目前崖县的工作，应该以抗美援朝为中心，以肃清特务为突破口，立即开展榆亚地区的“肃特”工作，同时又要兼顾与榆亚地区相连的二区（现今的羊栏镇）、三区（现今的海棠湾镇）的“八字”（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要以摧枯拉朽和排山倒海之势，“点面结合、内清外挖”的策略去威慑阶级敌人，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反动气焰，更加有力地保证崖县的抗美援朝运动全面顺利地进行。为此，冯白驹当时建议：把正在开展的四区（今乐东县的九所镇）、五区（今乐东县的黄流镇）的土改先征队300多人，立即调返县城（今三亚市崖城镇），重新编队，迅速奔赴榆林地区开展以抗美援朝为中心的工作中去。冯白驹要求，地方和军队都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行动，把抗美援朝变成人人的自觉行动，一切工作都要紧密地围绕着这个中心去进行。
崖县公安局，肩负着抗美援朝中前进道路上的“扫雷”任务。为了配合抗美援朝运动，有效地打击敌人的破坏。因此，公安局便从崖城迁往榆林和红纱办公，以便及时掌握敌情，开展打击，为中心工作“保驾护航”，保证榆林地区的“肃特”和二、三区的“八字”运动，为抗美援朝运动立下了汗马功劳。据《崖县土地改革运动的回顾》资料统计：“至1952年6月22日，崖县公安局，共破获特务组织106个，逮捕主要分子22人，缴获短枪一支、长枪两支和子弹一大批。”从此社会稳定，人民心齐，党、政、军团结如一人，进一步保证了崖县的抗美援朝运动的顺利开展。
崖州往事知多少
宋朝开宝五年（972），始置崖州。时经一百零一年于熙宁六年（1073）废崖州建制，设立珠崖军。历43年至政和七年（1116），改珠崖军为吉阳军。元依宋制仍称吉阳军。至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又历252年才复始为崖州，属琼州府管辖。再经286年的历史长河至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崖州升为直隶州，领万县（今万宁市）、陵水、昌化（今昌江县）、感恩（今东方市）四县。
宋代以前，崖州种稀人少。仅有汉、黎、苗、回四个种族。后因战乱连年，血流漂杵，中原大地的人民为了逃避兵祸，背井离乡，失所转徙来崖州的大陆军民为数不少。据民国八年（1919）崖州知事汤宝棻撰《崖州直隶州乡土志·人类》回民条目曰：“自宋元间，避乱来三亚港，初只有蒲姓，后有海、李、刘等数姓。户有三百六十人家，人口有一千七百多人，三亚番村及鹿回头岭”。
崖州回族的体质，民国三十一年（1942），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院，曾派日本学者专家忽那特爱，亲自到三亚回辉村对回民体质做调查，测检30岁以上成年男女共198人，结果显示，回民皮色与发色和琼崖一般汉人无异。但虹彩色以及褐色者为多，淡褐色次之，淡色者为少数。至于身体长度与南方汉人比较，三亚回族人稍高。另外，南方汉人多为低鼻梁，三亚回民则属高鼻，短头型，形态上部较狭，下部较广，亦与琼崖汉人稍异。所有这些，殊为一般人不甚了解的地方。
再有，其回民之俗除不食猪肉外，他们亦忌食狗、猫之肉。牛、鸡、鸭、鹅等，都必须是自己亲手宰的才食，认为自家杀的才卫生又干净。
回族不祀祖先。他们只建构清真寺祀教祖。祀拜时，着白衣冠，念经礼拜。遇吉凶事及疾病降临时，必须群聚念经，以求逢凶化吉，永保平安。
回族计年方法，十二个月为一年，满三年退一个月为岁首元日。至于婚嫁，回民婚不忌同姓，唯忌同族。不与汉人通婚。
崖州地瘦人稀，生产条件恶劣，水利资源匮乏，古时基本没有什么水利设施。据此明代正统年间（1436-1449）宁远县主簿梁正，说崖人不知水利。加上多年狼烟四起，战火连天，人们四方浪迹萍踪，处处饿殍遍野。据《崖州直隶州乡土志》载：“民国元年（1912），州属民户一万三千户，丁口五万五千人。氏族以陈姓为最大，林、邢二氏次之，孙、王、黎、张、吉、罗、关、韦、郑、黄、符、周诸氏又次之，他们多由福建省莆田县因事迁崖。惟邢氏由文昌县来，黎氏由乐会县来。韦氏为执谊之后人。其他如裴氏为晋公之后，卢氏为多逊之后。自迁崖至今，或二十余代或十余代不等。多港峒黎人李姓者丁口数千，系德裕弟德禧之后，今其村有李阁老祠。”这是历史古迹，借此可供历史学者参考。
崖州宗教品种不多，最早来三亚居住的是羊栏回民，他们于北宋雍熙二年（985）从外地迁崖，奉教者1600多人。其次是耶稣教。由于外国传教士在华活动，一些中国人开始改信基督耶稣，崖县少部分人亦然。当时清政府曾经采取排外政策，限制外国人在华居留和传教活动，但这些措施均未成功。清廷此时不可或缓，就“急中生智”，自公元1834年开始，清政府便利用义和团，命令他们杀尽洋人，因而很快英、法、美等列强立即联合起来，借机派兵侵入天津和北京攻城略地，掠夺资源。最后清政府被迫乞和，从此中国的行政权和领土主权交由外国列强保护。至此外国人看准时机，乘虚而入，相机而动，即进一步在政治上压迫，军事上侵占，文化上渗蚀，于光绪十八年（1892）美国冶基善一行，开始第一个设基督教堂在崖县西部乐罗村。此地离我老家仅一箭之遥。当时入教者有五十多人，我村中有周泰峰、罗文鼎等四人入教。1945年，我九岁，入学开蒙。周泰峰是我们的先生，他教我们唱基督歌，如今我仍放在肚里，其歌词曰：
我们放学回家去，
耶稣基督，
真主阿门，
明天见！明天见！
谁会想到基督教歌竟能闯入穷乡僻壤的小学里，可见其影响绝非一般哟。
州改县后，崖县的教育事业仍然十分落后。据民国八年（1919）《崖县乡土志》载：“齐民为士者一千五百余人。”除了官署请得在县城办间义学外，民间办学很少见到。直到民国九年（1920）官府才在城内办了一间师范传习所，生员仅有数十人而已。
民国十一年（1922），崖县首任民选县长孙毓斌（崖县梅东人）就职。他那时的当务之急，除了在全县推行轻徭薄税，休养生息外，其次就是努力发展崖县的教育事业，培训师资队伍，培育社会人才，他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创办师范招徒授业。在孙毓斌的努力下，不久就在原师范传习所的基础上，崖县第一间单级师范学校就正式创办起来了。杜琼华任首任校长。他们又不失时机地抓紧招生事宜。当年入学考试，十分严格，不论男女生员，一律择优录取。学制六个月。我的同乡关学麟先生就是那时凭优异成绩被录取在该校就读的。除此之外，孙毓斌还急公好义、慷慨解囊，带头捐出家产，积极发动社会办学，成功地办起最高学府——崖县中学。他在任上，同时兴办了港门、藤桥等高级小学。此外还在民间村落办起了一些“基正”初小学校。因为孙毓斌政德显著，品行刚正，所以获得琼崖长官公署授予的锦联一副，联曰：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山高千仞，不欲则刚。
孙毓斌，黄花晚节，人不被名缰利锁，从此他就功成身退，辞官回家，继续在民间努力于教育事业。当年孙毓斌提倡，乡村学堂，靠民自办。以我所在的村罗马为例，村学便是在此时兴办起来的。那时收费标准看农情好坏决定，每年在开学前三天，就由校工号锣示众收费方法。罗马学堂的收费公例是一至四年级生，不论高低班级，每人半年收大米一斗五升，作为先生薪水，不足部分，由村教育会补贴。因此，崖县教育事业在孙毓斌亲自倡导下，一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崖州古桥，据民国八年（1919）《崖州直隶州乡土志》载，择其在官路驿道上者分别录述；广济桥：在城东南二里官沟，石建，弓星；义兴桥：在城东一百里东第一区三亚村口（今凤凰镇鸭子塘五里处和水城大酒店附近，笔者注）；刘家桥：在义兴桥东一里余；贡扛桥：在城东一百四十里东第一区，俗名烂泥桥；深塘桥：在城西六十五公里（今乐东县中灶村至九所村之间，笔者注）。此桥当地人不叫深塘桥，老百姓倒过来叫“深桥塘”，真有意思。我家离此地才三里路，过去曾当渔郎，多约同伴到塘里捕鱼。桥原为木建，今建成钢筋水泥桥；深沟桥：在城西八十里西第一区抱旺村南（今属乐东县九所镇境内，笔者注）；深路桥：在城西一百四十里第二区（今属乐东县、东方市境内，笔者注）
再说广济桥的建筑经过，明景泰元年（1450），原为崖城南水村民兴建。深五丈余，宽二丈余。是州城官道通往东三亚、藤桥，西黄流、昌感的主干道（今称国道）。该桥清初就废弃了，从此东、西通道受阻。康熙七年（1668），崖州知州张擢士会同崖（崖县）、昌感（今昌江、东方市）昭武将军张德远商议，决定将二人的年薪捐出修治广济桥。崖州僧人性俊和尚知道此消息后，便当仁不让，自告奋勇，立刻向州府表示，他愿意到民间化缘和募银建桥。官府有感于性俊和尚热爱公益事业至诚之心，便同意他在民间捐助。数月过去了，修桥募款很快到位。性俊和尚又有建桥知识，官方便委托他设计和备料修建。经过一年的辛劳，广济桥（石建拱形）终于落成于水南南沟。从此东西通道，出入亨通，便民利车，官民欣慰。
康熙九年（1670），崖州知州张擢士、崖感昭武将军张德远桥成功就，眉开眼笑，更受性俊和尚之嘱，即撰文镌碑，以纪其盛。其碑文曰：
州治东南二里许，有名南沟，宽可二丈，深五丈余，为上三亚、藤桥要津。溯自前朝景泰年，始有桥梁，废于国初乙丑岁。每值霖潦，奔流湍急，人惟临河浩叹，淹日待时。即水涸生尘，而坑堑深峻，难于措趾践转毂。行旅咸视孔道为畏途矣。德远擢士先后莅崖，振武修文固不同，而济人利物一年，不甘多让古人。昔杜预可行于河，崔亮可桥于渭，区区南沟，予二人独不可跨而桥乎？正义同捐岁俸，踵成舆梁。爰有僧性俊进而前曰：“俊蓄此预愿久，当竭蹶募足，毋多费宰官禄钱。初窃虑难遽就。乃经始于乙酉仲冬，告竣于庚戌孟秋。一切工料，皆其钟鸣铎振，胼手胝足而成。予二人所捐薄俸，不过为好义者倡率耳。昔患出门多阻，今则昼迈宵征。髦发稚齿，往来其间，色动眉扬，喜可知也。僧亦自幸其劳苦有成，构石作碑，请文为记。予二人因目击先之病涉如彼，后之平易如此，而乐为叙述其事云。昭武将军分守崖感等处地方游击张德远、奉直大夫协正庶尹崖州知州张擢士同撰。僧人性俊募建。时大清康熙九年岁次庚戌季冬吉日。
以上七座古桥，现在大部分已废不存。
崖州的市镇设置，于分布结构上较为合理，市镇均开设在交通方便和人口集居的地方，以利促进物品流通。据《崖州直隶州乡土志》载：东关市：设于城东门外；西关市：设于城西门外；三亚市：在城东一百里东第一区（原三亚街）；三亚港市：在城东一百二十里东第一区（南至南边海，北通原崖县水产公司。市场设在南边海，老法院附近）。此外，三亚市，以集散禽类、蔬果类、椰子、槟榔、山货等农副产品为主；三亚港市，以销售渔产品为主，兼营布疋、药材、土烟、茶叶、纸料、铁器以及生活所用的水油、火柴等。以上货物从江门、澳门和海口入口。藤桥市：在城东二百里东第二区；临高市：在城西南五里中区；九所市：在城西七十五里西第一区；乐罗市：在城西八十三里第一区；望楼市：在城西八十五里第二区；佛罗市：在城西一百五十里西第二区。除三亚市、三亚港市两市，归于今天三亚市第一、第二市场外，余者如今尚存，继续发挥其农商桥梁之功能作用。
崖州沿革与区域之划分，民国元年（1912）改崖州直隶州，开始设立崖县。原领万县、陵水、昌化、感恩四县，归琼崖道直接管辖。从此县行政长官改称民政长。民国二年（1913），县行政长改称县知事。民国十一年（1922），广东实行县自治，县知事一律改称县长，从民国起一直沿袭至今。
崖州改为崖县后的地理界线：东界陵水，西至感恩，南临大海，北接定安县。全县分为五区：
中一区：东至下马岭，距城六十里，与东第一区交界，西至龙栖岭，距城五十二里，与西第一区交界。
东第一区：东至迴风岭，距城一百五十里，与东第二区交界，西至下马岭，与中一区交界。
东第二区：东至分界塘，距城二百里，与陵水县交界，西至迴风岭，与东第一区交界。
西第一区：东至龙栖岭，与中一区交界，西至望楼水，距城八十五里，与西第二区交界。
西第二区：东至望楼水，与西第一区交界，西至佛罗市，距城一百五十里，与感恩县交界。各区皆南滨海，北跨黎峒，其宽百余里至二百余里不等。州改县后，崖县的地理幅员，依然辽阔和广袤。
附注
①关金、金圆是国民党的两个币种。民国三十六年（1947）由国民政府发行。
①中共三亚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符群《崖县革命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
①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符群撰文：《琼崖抗日英雄谱》，海南出版社，245。
①陈运震、陈水雄编：《莺歌海志》，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第一版，251。
①《崖县革命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北京。
①《崖县革命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106页。
①本文参考日本昭和十八年，小叶田淳著《海南岛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