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内容
我读父亲的诗
孙有康
“画意诗情常自得”
有人称我父亲是“战士诗人”。没错，他本来就是琼崖纵队的老战士。有文章赞叹他“国学功底深厚，能文、工诗、善画、擅书法，对古诗词造诣尤深”。这些称赞也不过分，父亲在同龄人中，学历应该是比较高的。他小时候，我祖父是当地小学的校长，那是民国初年的事情了。初中毕业后他入读崖县中学师范班，1934年又考入广东省师范专修班，获正式文凭。这就是和陈德超先生赠诗时说的“回头往事浑如昨，黄埔从师我与君”。那时候的学校重国文，父亲喜欢古诗，“逢时就景生情兴，感事抒怀亦古今”也就很自然了。
1972年，父亲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解放”出来了！与我一起在山里工作的技术员余鸿祥也十分高兴，大概是1973年春节回汕头度一年一次的探亲假，将我父亲“解放”的消息告诉了他的岳父。他岳父是汕头有名的画家，画兴大发，浓墨构成了一幅《休翁墨戏》的国画。几年后大家才发现，画意流露着对“四人帮”的批判。当时只有父亲看懂了，给王奔腾先生写了“花鸟无缘高干冷，《休翁墨戏》代鞭声”的题词。老先生知道我父亲懂画，高兴起来又作了一幅国画——《陡壑松风》。画中是“悬河莫撼中流石”，父亲更喜欢“江山入画由衷爱，最爱挺挺不屈松”。画中彰扬了恶浪再狂也撼不动中流砥石的意志，显示着父亲刻骨铭心的“不屈松”精神。这是二位从未谋面的老人心灵沟通的反映。
父亲似乎任何时候都诗兴横生，“居处常催诗入画，遨游时拔俗超尘”，“百感萦怀驱不去，闲敲俚句遣长宵”。那就是不管住定、遨游、白天、晚上，哪怕通宵睡不着都有诗兴萦怀。高兴时“明月清风催雅句”，外出时“妙景催诗警句来”。到西岛便有“三亚湾外好渔乡”的美句，无事则涌出“闲时俚句常三酌，戏摆棋枰将一军”的雅兴。无聊时“晴窗独坐品清茶，远听潮声近听蛙”，郁闷时“风摇竹影闲愁扫，月上林梢逸兴加”。改革开放，他豪情满怀，吟出“盛世豪情难默默，狂来试笔且涂鸦”，放声歌唱“历史掀开新册页，宏图展现好文章”，甚至发出“今日若能逢太白，邀他一醉又何妨”的感叹。想邀唐朝诗仙李白饮酒吟诗，那是何等潇洒的诗人情怀！
父亲直至九十多岁中风就医，已经完全不省人事，谁都认不得，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但是只要有人让他背《木兰诗》，三百多句，他会一字不差地背出来。这是我们与他沟通的唯一方法，让他的脑子“活动”着。
为什么他对《木兰诗》情有独钟？应该是这位琼崖纵队老战士的爱国主义本色。生命就快终结了，也许什么都记不得了，唯有记得驱除外寇、为国征战的《木兰诗》！
他的战士情怀、对诗的挚爱，伴随着他度过了坎坎坷坷而又激情满怀的人生！
“宽怀海纳百川流”
我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他不是建盐田，就是修铁路，哪里艰苦哪里去，难得在机关待着。“文革”开始之后，他独居在山城五指山的时间为多。我从小便是在家乡农村读书，放假了也难得去看他。我必须参加农业劳动，有生产大队的证明才可以在下学期入学报名，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是地主。后来才知道，就是这个家庭出身，读书较多的父亲过得比我更艰难，历次政治运动都把他整得死去活来。“同志幡然变宿仇，猛揪狠斗乱难休”就是这种情景的写照。写到这里，我心血来潮，想讲几个既可恨又可笑的故事。
“文化大革命”前，父亲住“州长楼”。州，就是已经撤销了的广东省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管琼南八个县。州长楼两房一厅，在当时全国大多数干部一家三代蜗居在几平方的小房间、还不一定有砖瓦房的岁月里，住别墅套间是何等的气派！父亲是单身汉，在饭堂打饭，提热水冲凉，套间就显得更加宽敞了。他的秘书没居处，父亲好心让他住了进来。没想到，这家伙竟是“文革”殴打我父亲最厉害的凶手，连他给我父亲写的报告，也成了我父亲反党的“铁证”。另一位是我初中同班的好朋友，跟我一样叫我父亲作“爸爸”，“文革”摇身一变成了“猛揪狠斗”我父亲一派的最高头目，行政官位比我父亲之前还高，以他的名义可以发自治州革委会的布告。在万人大会上，勒令父亲把我交出来，臆造了一次次、一轮轮批斗我父亲的恶浪。这时我还在广州读大学，他已经结婚了。当他爱人到我父亲居所抄家的时候，发现我和她丈夫两人系着红领巾的相片，连忙装进口袋。或许她认为我不配当她丈夫的朋友，或许生怕别人知道她丈夫竟然与“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儿子亲热照相。后来，我当作不知道这回事，照样一见如故。可惜，他四十出头就过世了。父亲在诗中写着：“忧患饱经心似铁，折磨学得意如痴”，“胸怀坦荡精神爽，事态承平步履绥”。他是在以诗言志，也是在教导我们做人的道理。
但是，这频繁不尽的抄家，让父亲的诗稿都被当作“罪证”搜走了。“拙稿深憎频付劫，残篇未舍再搜寻”，这本诗集算是劫后余生了。
第三个故事是“罪名来自莫须有，造反横生怪理由”。一次批斗会上，父亲躬身台前，一名中年妇女气势汹汹跑上去脱下脚上厚重的木屐，恶狠狠地朝我父亲的头上砸去。一砸下去，就是命不死，也得被砸得满头满脸鲜血然后昏死，留下无穷的后遗症。幸好，也有好心人要保护我父亲，只见一位大姐也冲上去，紧紧地抓住恶妇就要砸下来的魔手，问她：“你认识这个人吗？”
“不认识！”
“不认识，为什么要他的命?”
“他反对毛主席！”“连他都没见过，你怎么知道他反对毛主席?”
这恶妇肯定没见过毛主席，但我父亲却与毛主席握过两次手。“怀仁堂上贺新年，礼让雍容气蔼然”，这是父亲描述的在北京怀仁堂参加中央1952年元旦团拜时的情景，发出了“生平多少人间福，此日几如世外仙”的感慨。新中国成立初期要进北京，入怀仁堂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能得到这种殊荣的，估计海南岛也屈指可数。见到毛主席、周总理，还与他们握了手，那种心情想想天安门前百万红卫兵的狂热场面就可以知道了。他一定想起了“寄身泉石生凉早，举目沧桑饮恨多”的艰难。那是1942年中秋节，与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的战友们住在山里，父亲发疟疾了，发冷发热，说多凄凉就有多凄凉。但是，他满怀胜利的信心：“洗戈有日团圆会，亘古依然一素娥。”战争胜利了，一定会有团圆的日子的，那时再去相会嫦娥吧！谁想到团圆会正在眼前，不是嫦娥，是毛主席、周总理，是级别最高的中央团拜会。你说父亲的心情能不激动？这样的心情用“人在画中知画暖”就能形容？不！“党的恩情不可量”，“身灰骨碎尚难偿”也难以表达此时此刻他内在的激情！老天、嫦娥都不会相信我父亲反对毛主席！
“忠肝烈胆凛然气”
过去，曾听得有人议论父亲行为谨慎。我能理解，那是政治旋涡中的父亲，出身地主家庭，文化水平又比较高，人家不整你整谁？但是，这些人并不知道我的父亲在“知谁奋臂卫山河，欲捣扶桑起仗戈”的日子里，发出的“不让山河沦倭寇，拼将一死动天惊”的怒吼，喊出了“直上重霄震霹雷”的呼声。在梅山，日寇没烧别人家的房子，就光烧我家，看看父亲的诗就知道了：“正为山河气作雷，公仇私愤突相堆。原知国破家难幸，尚有心灵节不摧。”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家毁了，不就是几块砖头、几根木料吗？“何惜数橡付劫灰，苍生涂炭国艰危。”而他委托那些牺牲了的战友们：“若到天堂逢马列，快将此日告先师。”那种视死如归的精神，又是何等浪漫！
对自己的奉献，父亲从未表露，倒是让别人说了很多很多。1941年，黑眉山战斗是海南党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父亲是其中的重要成员，但是，他只是一句“三十六年别梦悠，战时旧地再来游”便过去了。这件事，我最先从《作品》1957年10月号上林建征的特写《莺歌海》中看到，后来又发现《莺歌海》被收进了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949—1979广东散文、特写选》。此书仅仅集结了三四十篇国内发表于1949—1979年间的文章，《莺歌海》被安排在前几篇，仅在巴金、茅盾、冰心三五人之后（54—66页）。文章中还记述这样一件事：“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老孙头带着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二支队来到这儿。他穿着破旧的衣服，腰间斜插着古老的单响，仿佛从天而降，一下子消灭了敌人顽固的堡垒，待装备强大的敌人来‘围剿’时，他们早就消失在草丛里。这颗从五指山深处吹来的红色种子，立即在这染透了血的莺歌海的黑土上扎了根，出了芽，生长在群众的心里。从那一天起，莺歌海经常迸出战斗的火花，东洋式的木屋会突然燃烧起来。就这样，莺歌海开始使敌人坐立不安。于是，东京连续派来对付共产党的命令。”
“由不同年纪、经历和口音的人组成的队伍里，带队的就是当年的老孙头。他经历了多少场艰险的战斗，如今又健壮地归来了。近年来，他曾经在国内各地奔跑，跨过了滚滚的长江，在万里长城上看过飞雪，在庄严的怀仁堂里向我党的领导人敬过酒。而现在，他用踏过天安门广场的脚步，又一次踏遍这沉寂多年的草原，把年轻共和国的关怀带回莺歌海！”
我是1959年读初中一年级时看到这篇文章的，让我激动了多少年！但是，对于带领抗美援朝归来的战士开辟莺歌海盐场，父亲在诗集中只有“手辟南荒”几个字，大概包含辟盐田、修铁路等几件事。《莺歌海》则是用了近万字，还有吴之的《莺歌海盐场散记》用了《海南日报》的一整版。前者写的是“开辟”，后者写的是“投产”，角度不同，却都写了同一件事：“就是这个老孙头，在一个台风之夜，不顾个人安危，抢救了被台风刮到海里去的看水尺的小伙子。”（吴之《莺歌海盐场散记》，《海南日报》1981年4月18日）林建征写的是“跳进海里救人”。
父亲不仅在战争年代是英雄，在建设年代也是英雄，是舍己救人的好汉！
还是由林建征来解释父亲“手辟南荒传捷报”的诗句吧，他在《莺歌海》写道：“暴烈的太阳照耀着莺歌海的草原，把土壤烤得滚烫，野草迅速地萎黄了。炎夏带着沉重而窒人的热风走来，使地面蒸腾起一股抖动的气流，远看像在移动，像是一根旋转着的水柱，滚动在黄色的波浪里。”父亲是莺歌海盐场的筹建处处长，《莺歌海》中写道：“老孙头经常来去匆忙地在草原上奔跑，眼睛熬满了红丝，平常总见他骑着绑满水壶的自行车，带上手枪和塞得鼓胀的公事包，小心翼翼地从草丛里被牛车碾成四分五裂的道路奔跑。有一回，不知道他想什么想得入了神，一不小心连人带车滚进齐腰的水沟去了。”
吴之前辈写的是：“在战争年代当过县委书记的老孙头，带着一群青年，搭起几间茅草寮，住了下来。和青年小伙子，吃一样的饭，同睡一张野菠萝叶席子……”
父亲向来低调，不喜欢谈自己，“愧我才疏挥秃笔，难将妙景入新篇”便是这种情操的反映。然而，对朋友却是“诗情画意自然真”，给予极高的赞赏：“五指山峰势耸巍，将军当日显神威”“晴空霹雳一声雷，惊悉珠崖砥柱摧”。有的追忆战争时期一起讨论带兵打仗的情景：“枪林弹雨思当日，虎帐谈兵感至今。”有的重温战壕中曾经生死与共，掌权后又一起商讨未来的深厚情谊，“枪林弹雨相休戚，国计民生共酌量”，赞扬的角度总是向着别人。追念逝去的朋友更显示出他“死别生离瞬霎间”“老泪纵横洒夕阳”的情怀。“正气一身无媚骨，清风两袖秉心香。”这是十分经典的诗句了，他是在赞扬朋友，实际上也是他一生“胜如南圣河间石，常在尘寰不染尘”的真实写照。
“夕阳如炬照家乡"
“孙惠公的名字，在琼南一带，闻之而不知敬仰者，少矣。”（蔡葩《惠公迟暮抒情怀》，《海南日报》2001年1月14日）。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敬仰我父亲？先看看他博大的胸怀：“利名得失寻常事，劳怨推来莫婉辞。”父亲一辈子风里来雨里去，但是他的级别工资在定下来之后再也没有动过，官是越做越小，他参加革命的时间是从火烧家园、日寇追捕、离开学校、专职抗日开始填写的。老朋友们都为他证明：战争年代，哪有未革命先入党的道理？你没参加革命，日寇追杀你干吗？建议他修正，他都摆手作罢。
老百姓喜欢他“不问才名问素行”的品德，跟谁他都合得来，对满身泥巴的他照样亲热。遇上吃饭，他对乡下来的谁都请，而且是十分真诚。有的人也许觉得与孙老吃饭是一件值得回味的事，因此常常弄得我全家当餐没饭吃。
人们登高总是要表露一下儿女情怀，父亲则是“登高望远思来日”，在乎谋划将来。他对家乡的热爱，对百姓生产、生活的关心，那是有口皆碑的。父亲竟然认为：“女蜗炼石古虚扬，哪比花岗石料场?”当看到家乡“片片瘠坡成沃地，家家仓廪可屯馀”，他惊喜得发出“且问天公抖擞么”的狂呼。好大的口气！家乡人民的精神，不仅女蜗比不上，而且连天公都要抖三抖。狂吧？为家乡、为老百姓，我这老实巴交的父亲竟然也会发狂！
古人常常说要做“及时雨”，还有“春风化雨”的古谚，而父亲的“思义应为天下雨，当仁不让古人风”更让他一心为老百姓的意念跃然纸上：宁愿牺牲自己，化为普度众生的甘露。在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革命老人孙惠公》里，三亚文史专家周德光先生对这一经典诗句已经做了深刻的解释，但他似乎没有注意到“且为秋成歌一曲，菊花哪比稻花香”。自古以来，咏菊的文人千千万，好像没有人为农民的稻花唱过赞歌。依我看，就是流传千古的“采菊东篱下”也没有父亲的“菊花哪有稻花香”经典，父亲所吟之句灌注了对农村、对农民的赤子之情。可惜父亲不是什么大人物，要不然这一句已经广泛流传，成为千古绝唱了。
旧居被日本强盗焚毁后，重建家园便成了父亲的一番心事，这就有了“重建家园讥鞑虏”的豪情。说也奇怪，1988年8月放暑假，我回到三亚当天正逢新居入屋，正在举行拜祖仪式时，伊藤顺代等几位暨南大学的日本留学生来看我，也一起虔诚地三跪九拜。是替他们的先辈赎罪来了？烧毁我家房屋的日寇与伊藤顺代他们有关系吗？不管怎么样，新居入屋仪式上有日本人来跪拜，给“重建家园”的剧情增添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片段。
但是，父亲“壮志未酬”，“悬望台澎快返樯”一直成为他的心结。祖国统一的愿望在诗集中多次被提及，正是他“战士诗人”本色的体现！
父亲爱写诗，可惜我没有为他创造条件，反而将他手头仅有的《现代汉语词典》《现代诗韵》都据为己有了。后来关于古诗的书多起来了，也没有想到要给他购置，致使他没有任何写诗的参考资料，实在愧对父亲。不过我的《五指山传：黎族创世史诗》收入了“中华大国学经典文库”，《周恩来总理对我说：做自己该做的事》被收藏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记者采访我的文章载入人教版必读本的高中《语文》第四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第2版第208—209页），我的十几部著作和好些文章被收藏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台湾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众多图书馆里，也许可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了。
敬爱的父母亲，儿子向你们问好了！
本文所引诗句均来自《梅山吟草》。
孙有康，孙惠公同志二儿子，暨南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出版专著和主编教材《五指山传：黎族创世史诗》《大学写作》《周恩来总理对我说：做自己该做的事》等16部（参编不计）。他的对传统语文基本原理给予修正的理论自成体系，其著作在众多图书馆广泛收藏。铭记党恩党史 传承革命家风
——记一次特殊的党课
孙令凌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九周年前夕，同时为了庆祝海南岛解放七十周年，作为单位的党支部书记，为了让大家对革命历史有更加直观的认识，我以爷爷孙惠公的革命故事为主题，给大家讲一堂有纪念意义的党课。
记忆中，爷爷是一个慈祥的老人，脸上总带着微笑，更多的印象是爷爷戴着老花镜，坐在桌前。因年事已高而抖得快握不住笔的手还笔耕不辍，让人怎么也无法把文人般的慈祥的爷爷和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士联系在一起。从小我就特别想知道，爷爷当年是怎么从一个“教书匠”走上革命道路，从拿笔杆子到扛枪杆子的，当年有没有像电视上演的那样惊心动魄，所以总缠着爷爷给我讲他的革命故事。这时爷爷就会把我抱在膝头，微眯眼睛，思绪仿佛又飘回了那个用生命守卫和平的战争年代……
爷爷于抗日战争初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参与组建梅山抗日游击队，是梅山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1941年，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三支队在黑眉山与日本侵略军激战七天七夜，伤亡很大，我爷爷参加了这次战斗。他是受中共崖县县委派到战地带领第三支队突围的，他凭着自己的机智带领第三支队指战员，绕开日本鬼子，避开国民党官兵，突围来到梅山休息、补给，再奔赴新的征途。爷爷讲的这个故事，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三支队傍晚走，日本鬼子三更时分就把村子包围了。当时，驻地还有四位共产党员：爷爷和他的姐夫，以及县委书记和一位县委委员。爷爷和他姐夫是本地人，熟悉地形，他们决定分两路突围，两位县领导一个方向，爷爷和他姐夫又从相反的另一个方向，爷爷和他姐夫为了县委领导的安全，开枪迎击敌人，把敌人引到他们这边来。最后，县委领导成功突围，而爷爷的姐夫却被日本人杀害了，时年未满四十岁，是当时梅山抗日游击队唯一的军医，他的牺牲对于梅山抗日武装力量来说是很大的损失。而在当时的危急情势下，爷爷手握一把短枪和一枚手榴弹藏身在山竹丛中，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一动不动地蜷缩着身子躲了一天，躲过了日本鬼子的烧杀，爷爷当时还未满三十岁！这就是我爷爷为了中华民族不受外敌欺辱的民族英雄气概！
这是我第一次以孙女的身份来讲述爷爷的故事，我不能也不敢掉以轻心，敷衍了事，我翻阅了爷爷的手稿、爷爷的诗集《梅山吟草》、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革命老人孙惠公》，收集刊登讲述爷爷事迹的报刊等，终于在反复修改后以“战士本色，诗人情怀——革命老人孙惠公”为主题，在“七一”前夕给三亚市吉阳区财政局全体党员干部上了一堂党课。在党课上，我讲述了爷爷孙惠公在峥嵘岁月里传奇的人生。从参加创建梅山抗日游击队到参加创建梅山革命根据地；从任中共崖县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乡长，到在琼崖纵队扛起枪，上战场，打鬼子；从在解放战争初期担任中共崖县县委书记到解放前夕担任共产党乐东县县长等。爷爷从一名革命战士成长为和平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当讲到爷爷在前线抗战，奶奶作为梅山妇女主任在后方奔波时，我与有荣焉；当讲到日寇和国民党曾经三次烧毁我家，奶奶无家可归，寄人篱下，时而是隔壁大娘的女儿，时而是邻村老林家媳妇，在乡亲们的掩护下一次又一次从敌人手中逃脱时，我几乎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同事们都低头抹着眼泪……
我不仅讲述了爷爷参加过的“黑眉山之战”“夜袭关公庙”“攻打九所”等战斗故事，让大家认识一位忠勇坚毅、机智温良的革命战士；我还讲述了爷爷不仅是一个能扛枪打仗的战士，他还是个诗人，是中华诗词学会的会员，他常常吟诗作赋，陶冶情怀，针砭时弊，讴歌改革开放新成就，颂扬党的英明领导，缅怀先烈功德，弘扬革命光荣传统，以自己高尚的品德、模范的行为启迪后人。
我的爷爷孙惠公，原名孙家姚，是参加革命工作后才改名的，他为何要改名？他的琼崖纵队战友吴之在纪念爷爷的一篇文章里写道：“惠公大名，未曾考究，同他出身书香门第有关。就字思义，惠者，给予也；公者，公众公平——为国为民为党为社会创造财富，办事公正，奋斗终生。从他革命一生的实践检验，历史作证，如此高姓大名，绝非巧合。”回想起爷爷在生活中对我们的点滴教诲，“姐妹互助，兄友弟恭”“谦虚做事，诚实做人”“时刻牵挂党，时刻为人民”“锻炼身体强体魄，养好身体为国家”等一直贯穿了我的整个成长之路。我家是书香世家，太爷爷原是梅东小学的校长，受家庭影响，我大伯父孙有吉一辈子从医，在我国缺医少药的20世纪60年代初，他遵照爷爷的要求，报考了医科大学。他医德高尚，医术高明，他的儿子孙嵩，子承父业，现在是省级医院的副主任医师；二伯父孙有康和他儿子孙岳，继承了爷爷为人师表的理想，传道授业解惑，教书育人，二伯父乃暨南大学教授，写得一手好文章，孙岳同样是重点大学教师，拥有博士学位，并有博士后研究经历；我爸爸孙有泰也是教师出身，将一辈子奉献给教育事业，并精心收集编撰爷爷的事迹书籍；小叔孙有立则接过了爷爷手中的钢枪，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多次立下战功！
而我，一直不忘爷爷勤奋好学、热情待人、执政为民、一心为公的优秀品质，受到爷爷的影响，时刻谨记踏实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更要汲取爷爷这样矢志不渝的革命意志，涵养无私、廉洁勤政的奉献精神。正如爷爷诗中所赋：“和平幸福来非易，革命精神好继传。”铭记历史，传承家风，我们新一代要肩负起新时代赋予的责任，响应党的号召，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贡献力量！
孙令凌，孙惠公同志孙女，吉林大学毕业，硕士学位，现为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务员。“菊花哪比稻花香”
——孙惠公的战士本色、诗人情怀
罗灯光
葱郁的杨桃树铺下一片荫凉，孙惠公戴着眼镜，端坐树下，气定神闲，手里拿着一卷书，身边椅子上放置一块小黑板。凝神静思片刻，他站了起来，用颤抖的手拿粉笔在小黑板上写写改改，赋诗作词：“逢时就景生情兴，感事抒怀亦古今。”这是一个地厅级干部离休后在吉阳区港门村社区自家庭院里“闲敲俚句常三酌”的雅兴与风采。
在战争年代，孙惠公则是另一种形象。
琼崖纵队战史上著名的九所之战，琼崖纵队围歼国民党要塞军270多人，并在梅山消灭从榆林、崖城出动增援九所的一个加强连的敌军。前线指挥部作战参谋吴之，向骑着高头大马来到梅山视察阻击阵地的琼纵副司令兼前线总指挥吴克之报告战况，此时带队支前操心劳累的孙惠公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孙惠公和吴克之策马同行，精神抖擞，气宇轩昂。孙惠公身穿一套洗得发白的四口袋衣服，右裤脚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刮破了，头发有些零乱，那张刚毅的脸透着英俊，一对眼睛布满血丝却炯炯有神，紧抿着的坚毅的嘴唇微微露着掩饰不住的喜悦……
孙惠公1911年出生于今崖州区梅东村一个书香世家，先后就读于崖县中学及其附设乡村师范班和广东教师进修学校，当过小学教师、校长等。七七事变爆发，“尸山血海遍前方”，他热血沸腾，希冀“指日挥戈上战场”1939年，日寇侵琼，崖县沦陷，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和梅山乡第一个党支部——梅东党支部首任
书记、后来的崖县县委组织部部长孙维青等人，搜集民间枪械，组建梅山抗日游击队，参与创建梅山革命根据地，敢冒枪林弹雨，不惧赴汤蹈火。
1941年秋，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琼崖纵队前身）第三支队奉琼崖特委命令，从澄迈美合根据地沿岛西各县南下，经崖县（今三亚市）向岛东万宁六连岭转移，途径尖峰岭地区的黑眉山，遭到日军重兵围攻，第三支队浴血奋战七天七夜。这是海南抗战史上一次惨烈的战役，第三支队打死打伤日伪军数十人，日军指挥官、骄横一时的第十六警备队少将司令被击毙，第三支队伤亡也较大，第一大队长陈永泰在战斗中负伤，后因无药医治而身亡。第三支队必须尽快甩开日军，情况万分危急。中共崖县委立即派出孙惠公和李大和赶赴黑眉山，任务是带第三支队冲出重围，脱离险境。
孙惠公和李大和两人临危受命，一刻也不停留，连夜紧急赶路。夜黑如漆，阴雨连绵，蛇兽出没，人生地疏，为确保安全，争取时间，不能问路，不能投宿，他们憋足劲儿朝着枪炮声方向摸索前进。两个人在路上，偶尔也交流，以诗词互相鼓励。提起打鬼子，孙惠公浑身都是劲。前不久，日军到梅东村孙惠公的家里捉捕他未果，一把火将他家房屋及其财物烧为灰烬。他异常愤怒，又显得理智，“原知国破家难幸”，而铁骨铮铮，“尚有心灵节不摧”，因此表明心迹：“同仇敌愕旌旗奋”“沙场暴骨等闲看”。两人踏坎坷，涉崎岖，与时间赛跑，早一分钟找到第三支队，就早减少一分险情。
翌日，太阳出来了，尖峰岭方向好辨认了，但还得避开村庄、人群，免得遇上敌特、汉奸。渴了，捧喝溪涧流水；饿了，摘吃山中野果。正是“时艰草泽知忠烈”，凭着必须完成任务的坚定信念，凭着而立之年强壮的体魄和长期山区工作的经验，两人走了一天一夜，来到尖峰岭东南边的一个大山沟，得到当地一位黎族群众的帮助，找到了刚刚从火线上退下来的第三支队。
身上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还来不及整理一下，孙惠公等两人就和支队长兼政委张开泰、政治处主任吴浪度等支队领导一起研究从尖峰岭到梅山根据地的路线。
尖峰岭东面是国民党占领的乐东、崖县山区，南面是日军占领的崖四区、崖五区平原。如果路线选择不当，就可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孙惠公提出了一条快捷而大胆的路线：向东从国民党顽军盘踞的抱善穿过！
孙惠公阐述，我们既要绕开日寇的围追堵阻，又要避免跟国民党顽军交火，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通过顽军窝点抱善一带。这会不会遭遇危险呢？孙惠公判断，顽军有恐日症，刚刚被摆出架势杀气腾腾的日军吓逃，惊魂未定，抱善一带老窝还未敢回顾，正是空虚之时。这是一个大胆而准确的判断，这是经历长期革命斗争获取的智慧！张开泰采纳了他的意见，率领第三支队包括许多伤员顺利通过抱善到达长坑。
彼时的第三支队，尚未走出困境，又遭受饥饿的袭击，迫切需要粮食补给。孙惠公立即打开他家盖在长坑的粮仓，将库存的两造粮食慷慨奉献，除供这支疲惫之师当日吃饱外，还让每人把米袋装满，并把部分粮食分给当地黎族群众，特别是多分一些给前来帮助碾米做饭的人家，这才引领第三支队星夜行军进入梅山根据地。第三支队在梅山获得了短暂的休整，恢复战斗力后再踏新征程。
黑眉山令孙惠公此生魂牵梦萦。20世纪80年代初，应邀与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的领导上尖峰岭考察，他就乘此机会拜谒当年鏖战遗迹。“三十六年别梦悠，战场旧地再来游”，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感天动地的拼杀，历历在目。他心潮澎湃，“电光石火怀先烈”，久久不能平静，百感交集，洒泪祭忠魂，虔诚告慰：如今“云端有路天堂近，碧血当年未白流”。此行他赋诗两首，只字不提自己当年的作为与奉献。
纵观孙惠公一生，除黑眉山之战外，他参加了昌（江）感（恩）交界大槐山抗击日寇之战、石碌美孚村突围之战、石碌老马村截击火车攻打韩练成部之战、青岭仔伏击战、梅山夜袭关公庙、九所解放之战等近百次战斗，勋业显赫。然而，他淡泊名利，虚怀若谷，气量恢宏，宽厚忠诚，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安排，“导航有党指前程”“同心同德紧跟党”，基层机关，部队地方，军事行政，前线后方，上下历练，文武互动，职务几经变化，角色多次转换，造就了他的能文能武、智勇双全，他却始终保持着战士本色、诗人情怀。
二战中，盟军与日军曾逐鹿南海，双方战舰就在崖县近海厮杀，日军一艘战舰被击沉，一个巨大的水雷冲上梅山西南边海滩，没有爆炸。这对于缺乏武器弹药的梅山根据地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机智勇敢的梅山民兵闻讯喜不自胜，巧妙地躲过日军封锁梅山的高土墩和白土园据点，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水雷抬走，小心拆开，取出了几十公斤炸药，秘密收藏，于1947年舂交给了驻在梅山的中共崖县县委，派上了大用场。
孙惠公从1946年10月起担任中共崖县县委书记，他用在琼崖纵队学到的一手制造地雷的技术来指导崖县地方武装前进队和梅山民兵，制造了一大批地雷。这些地雷在孙惠公参与并指挥的一系列战斗中大显神威，正是：“梅山儿女多英雄，火海刀山立战功。”
梅山与今属乐东黎族自治县的九所毗邻，九所有公路直通乐东县城，崖县前进队在九乐公路上伏击国民党军乐东机枪连，其连长罗以恕被地雷炸死。前进队发动千家战斗、石门战斗，用地雷杀伤大量敌人，使敌人在这一地区不敢轻举妄动。敌军的抱用据点对我军威胁较大，必须拔除这个据点，我军用地雷致敌兵死伤惨重，敌人惊慌撤走，我军建立山区根据地的障碍因此扫清。这些战斗被趣称为“地雷战”。
1948年春夏之交，琼崖纵队围攻乐东县城之时，孙惠公奉命出任共产党乐东县县长。没有任何欢送仪式，只有几名随员一起从梅山芙蓉峰抄羊肠小道，经落马村黎族英雄唐天祥火拼日军的战场，向千家、乐城方向走去。他穿一件旧而整洁的四口袋衣服，一顶琼纵军帽戴在没空打理的凌乱的头发上，一边走一边思索着面对的形势和紧迫的任务，譬如坚壁清野以至配合琼纵歼灭乐城顽敌等。
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几乎在中共任命孙惠公为乐东县县长的同时，为了守住乐东县城，守住这块富庶的山区“地盘”，国民党不惜任命一名少将军官为乐东县新县长。这位少将县长带着榆林要塞军一个大队远道而来，准备进入被围中的乐城负隅顽抗。得到情报后，琼纵除留下围城的必须力景外，迅速把相当一部分人马部署到九所转乐城的必经之路青岭仔设伏，布下了“口袋阵”，孙惠公随部队行动，参加战斗并负责后勤指挥。“围点打援”是解放军的拿手好戏，琼崖纵队虽孤岛作战，但同样成熟运用。全美械装备的要塞军趾高气扬、威风凛凛、大摇大摆地走进青岭仔，钻进了“口袋”里。琼纵把“口袋”一收紧，要塞军猝不及防，仓促应战，可怜这位少将县长，尚未到位，竟在混乱中被地雷炸死了。共产党乐东县县长孙惠公见证了这一场面。
海南解放初期，孙惠公带队开发建设“阳光海水资源富”的莺歌海盐场，居沥青毡棚屋，穿补丁衣服，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历经三年建成这一华南最大盐场。他按捺不住胸中豪情，赋诗纪念：“开渠筑堤修畛域，纳潮蒸发建盐场。”洒下的汗水和心血终有结果：“手辟南荒传捷报，国计民生喜增强。”盐场投产了，他又马不停蹄地上任指挥修建安（由）黄（流）铁路，与八千民工同流一样汗，同吃一灶饭，依然保持战士本色、诗人情怀。
乐东，孙惠公一直牵挂着这块与崖县毗邻的热土。乐东县城解放四十年之际，他欣然前往，旧地重游，感慨万千，赋诗一首：“驱除虎豹思当日，改造山河喜眼前。赫赫战功光史册，粼粼奇迹著新篇。”乐东各族人民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幸福，用勤劳智慧的双手创造“南国春深遍地妍”的美好生活，他感到格外欣慰。
从读师范学校开始，孙惠公就开始写诗作赋了，海南解放后夙夜在公，偶有闲暇则喜自为之，“枪林弹雨思当日，虎帐谈兵感至今”。离休后，港门村新居“傍临菜圃留春色，坐览河山展画题”，在此颐养天年，心旷神怡，吟诗读书成了日常规范，“明月清风催雅句，长街曲巷系遐思”，收获丰硕。海南建省前，他已加入中华诗词学会，是三亚最早的四名会员之一。79岁那年，他兴致勃勃地去海口参加海南省诗词学会成立大会。82岁时，他出版诗集《梅山吟草》，尽管“拙稿深憎频付劫，残篇未舍再搜寻”，仍然收诗190首，后《梅山吟草续集》收录50首，最近发现了8首，计有诗词248首行世。
孙惠公二儿子、暨南大学教授孙有康曾著文述及父亲诗作，称：“有文章赞叹父亲国学功底深厚，能文，工诗，善画，擅书法，对古诗词造诣尤深。这些，我这个中文系教授自愧不如。”弃武从文的广东作家吴之也如是评价：“惠公诗词情景交融，内涵深邃，叫人敬仰。”
孙惠公用诗词讴歌改革开放，赞美壮丽山河，记述革命史迹，缅怀英烈功德，揭露日寇罪行，弘扬光荣传统，尤其对梅山老区长期关注，体现其赤子之心、拳拳之情。
1995年2月，梅山镇通电了，他描述其“银河一浑入梅山”“老区欣见换新颜”。地方政府为了老区发展生产，在“当年奋战留遗迹”的梅山芒棚兴建水库，他称赞“此后丰收始定基”。他前往参观梅山岭落水库，由衷赞叹：“临渊意不在观鱼，且喜梅山旱患除。片片瘠坡成沃地，家家仓廪可囤余。”在《戊辰年重阳节有感》一诗中欣然坦露：“且为秋成歌一曲，菊花哪比稻花香。”他不是要抒发个人的咏秋情绪，而是放声歌唱老区今岁秋成好，父老乡亲喜获丰收！境界之高，令人赞叹。
吴之指出：“看着他的作品，如同在镜子里看见他那颗跟人民共呼吸、同跳动的心，那颗对党的事业绝对忠诚的纯粹的心。”
港门村犹忆，这里曾生活着一位德高望重、和蔼可亲的琼纵老战士、三亚老诗人。他的足音虽已逝去，但诗声尚在，诗心恒热。
梅东村犹忆，他归于故里，与他所挚爱的热土相伴，守望着他为之奋斗过的革命老区一点一滴的新变化。
三亚市犹忆，他的德行功勋，永载史册，彪炳千秋，启迪后人。
有这样一副深切怀念他的对联，正好是对他战士诗人一生的诠释，令人品读再三，回味无穷：
求真理，舍家园，浴血黑眉山，党龄六十七，几度死生，铸德行典范。
辟盐田，修铁路，笑语中南海，岁月九十五，一身正气，留诗意浩然。
（原载《中国报告文学》杂志2021年第1期第112—115页）
罗灯光，三亚市作家协会第四、五届主席，海南省作家协会第四、五届理事，三亚市政协原社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出版有《天涯论剑》《红豆离离》《樵歌牧唱》等著作，其中《天涯论剑》获得三亚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临危受命建奇功
陈恩祥
抗战胜利后，琼岛人民准备迎接和平的幸福生活，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却为了独占抗战胜利果实，挑起反共内战。1946年11月，国民党四十六军派蔡劲军接管琼崖，继续打内战。同月，中共琼崖特委决定恢复崖县县委。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特委派孙惠公、陈侃、罗群、蔡大元等一批骨干回崖县，发展新的革命事业。特委任命孙惠公为中共崖县县委书记。
临危受命 大力发展革命力量
临危受命担任崖县县委书记的孙惠公深知肩负的责任和工作的艰难。他们走村串户，不辞辛劳，深入工作，先后恢复了梅东、莺歌海、保平、官村等20多个党支部。孙惠公心里更清楚，要想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必须开辟新区。他们先后在黎族苗族同胞聚居的深山老林里成立了抱赤乡、千善乡、千雅乡等地方政权。为崖县县委后来进驻温仁山区，开展长期的革命斗争创造条件。县委还派孙家道、孙家浩、孙家铁、林俊等青年党员到崖县中学读书，开展学运工作，他们在学校发放宣传品，宣传革命道理，动员进步学生参加革命，充实革命力量。崖县的局面稳定了，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孙惠公功不可没。
除此之外，孙惠公在担任崖县县委书记和乐东县县长期间先后领导、指挥、参与武装斗争，打击国民党匪军，为解放海南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
1947年11月，国民党蔡劲军因“剿匪”不力被撤职，由韩汉英接任广东省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妄图收拾残局，可他深感兵力不足，难以继续大规模地进攻，故采取“重建防御，伺机进攻”的策略。针对敌人的计谋，崖县县委制定了积极进攻的方针。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人，县委书记孙惠公在梅山（县委驻地）亲自带领和指挥县前进队指战员和梅山乡民兵自制地雷。说实话，解放海南战争能取得胜利，或多或少与上天送给梅山人民的这一份“礼物”——鱼雷有关。这枚“鱼雷”的来历以及它在战争所起的作用尤为神奇：在抗战时期，日军和盟军的军舰在崖县近海作战，日军的一艘战舰被盟军击沉在梅山的西南边海，有一枚巨大的水雷被冲上梅山海滩，没有爆炸。英雄的梅山民兵躲过日军的堡垒，硬是把这枚水雷扛回村中，孙惠公亲自拆开，取出炸药几十公斤，秘密藏在山洞里。1947年春，梅山民兵把这些炸药全部交给县委。孙惠公将自己在琼崖纵队学到的造雷技术传授给战士们。他们利用这些炸药，以土办法制出一批地雷。这些地雷在拔除抱用据点，在九乐公路上阻击敌人，在打死国民党乐东县机枪连长罗以恕的战斗中都起了作用。在千家、石门等地，琼纵的战士们还多次用地雷杀伤敌人，使敌人在这个地区不敢轻举妄动，龟缩在乐城，为我军坚壁清野，围歼乐城顽敌创造有利条件。这些地雷还在后来攻打崖城监狱，救出革命同志中大显神威。
为了进一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吴克之副司令员率领春攻雄师南进，向崖县九所（今乐东）进逼，九所战斗一触即发。
九所镇是崖城直通八所港口公路和铁路的必经之路。当时九所镇驻有国民党乐东县流亡政府、县自卫大队、崖县义勇队和榆林要塞守备总队第一大队第二、第三两个中队，这些顽敌分别驻扎在东、西、北面三个据点。
1949年6月1日凌晨，琼崖纵队的第一团、第三团和第七团，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九所镇。4日，我军歼灭九所镇东面据点守敌。西面据点守敌见孤军无援，被迫向我军投降。北面据点之敌，在我军猛烈火力的攻击下，向崖城方向突围逃窜，被我军隐蔽在十所附近的第五总队第六团歼灭一部分。
在我军攻打九所镇的第二天，敌榆林要塞守备总队一个大队向九所镇增援，抵达梅东村后即停止前进，在梅东的东岭仔筑防御工事坚守。我军第五总队首长决定以第六团夺取东岭仔阵地；第四团立即向梅东村北面迂回到长山村断敌退路，并向崖城方向警戒；第五团在梅东村边武装待命。4日凌晨，第四团、第六团运动时被敌人发觉，敌人仓皇向崖城方向逃窜。我军第五总队3个团立即跟踪追击，一直追到港门海边。有的敌军官兵无路可逃，钻进海边的渔网里躲藏，被渔民发现，几十个逃敌被俘获。途中还追歼敌人一个连。九所战斗中，我军歼敌277名，缴获一批武器弹药。
前线指挥部作战参谋吴之在回忆这一战役时描述了一个有趣片段：“琼崖纵队吴克之副司令纵马赶到梅东，他身后还有孙惠公同志。我高兴地报告战况，吴副司令和惠公同志都很高兴。这时，我才发现孙惠公同志一身尘土，光着脚板，破旧的右裤脚已被刮破，露出半条腿，一头脏乱的头发，血丝充满那对疲惫但有神的眼睛。吴克之副司令员见我吃惊，以为我不认识孙惠公，说：‘你们……’惠公同志忙说：‘老相熟了！’我说：‘1947年破坏脚下这一条铁路、割电话线，就是孙书记发动群众配合我南征队干的。’这次，他又参加春攻支前来了，实在令人敬佩！孙惠公同志说：‘你们部队从澄迈一直打到崖县来，我和崖县群众不来参战，能吃闲饭吗？’”
机智勇敢 带队躲避敌人的“扫荡”
1948年6月，孙惠公被任命为中共琼崖南区地委秘书主任。1950年初，他和地委书记符哥洛来到崖县，协助地方开展“准备迎接大军渡海解放海南”工作。
当时崖县四五联区敌军撤走不久，但地方封建势力还没有摧毁，反革命未肃清，党的机关没有固定地址，工作上还是游击状态。
在黄流的七天中，孙惠公主要协助乡村干部对原国民党官员、时为黄流中学教师的孙俊卿、邢诒河这些上层封建分子进行教育，说服他们尊重乡村干部领导，服从民主政府法令，消除他们对乡政府1949年放火烧黄流中学这一做法的误解，从党的政策、策略等方面给予解释。
在孙惠公与校长郑联芳的谈话中，争论的焦点是“三民主义”和解放大军能否渡过琼州海峡问题。经过与郑联芳接触，认识到他的反动本质，区乡干部更加注意他的活动，了解到他原是国民党崖县青年党书记。
此后，孙惠公等人又在镇远、高道两村工作两天。春节前夜，全乡干部、工作队队员到抱本村进行总结。春节后，孙惠公赶到官村，交流各组工作情况。农历正月初四日下午，孙惠公到黄孔乡参加全乡上层分子会议。在赤桃村听说国民党匪军又回到黄流时，孙惠公等人马上撤向金鸡岭边，绕到抱本村，恰巧遇到另一组干部和青年，与他们一同撤到抱本村后数里的地方。晚上来不及睡觉，他们趁着夜色又转移到“手板坡”去。此时已是半夜时分，孙惠公放心不下，观察地形，认为这地方周围是个荆棘丛，一旦敌人来了就无法突围。于是，他唤醒熟睡的同志马上转移。他们摸黑在山路上走了数里路，终于在山边的一间小草寮里得以休息。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孙惠公第一个起来，在离山外园地不远的地方，隐约看见一个师的敌军黑压压地向他们扑来，孙惠公急叫：“敌人来了，快走！”大家急忙起来跑进山中，敌人发现他们要走，一边喊着“不要走”，一边开枪射击。孙惠公和乡长何施仁等二十余人撤到尖峰岭附近，下午才下山找群众了解这天敌人“扫荡”的情况。原来昨天敌人到黄流后，半夜就出来“扫荡”，循着他们的足迹走到“手板坡”。当他们半夜转移的时候，乡干部陈旺泰带领一部分工作队队员和部分新参军的青年到另一个地方去睡觉，不和孙老他们一起，就被敌军捕去了。这次突围中，我方一名乡干部、三名工作队队员、十余名参军青年被俘，三名战士牺牲。崖县县委工作队队员孙亚九等同志被捕后，受尽敌人严刑拷打、兽性凌辱，甚至被押去游街示众，最后壮烈牺牲。
孙惠公的一生历尽惊险，然而每在危难之际被委以重任，他都能凭着过人的胆识和聪明才智化险为夷，屡建奇功。他的英雄事迹，流传千古，永载史册！
（原载2020年5月7日《三亚日报》）
主编注：
陈恩祥，三亚市崖州区梅东村人。中文本科学历，三亚市第二中学语文高级教师，被三亚市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聘为革命文史类在库专家，著有《拾梦集》等，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文学作品。陈恩祥和孙惠公同志是邻居，1941年孙惠公家的房屋被日寇烧毁后，无家可归的孙惠公及其家人便在陈家旁边搭一间草屋居住，两家人关系密切，陈家人都亲切地叫孙惠公“阿爸”。海南解放后孙家搬回原址，此后两家依然保持良好的关系。陈恩祥小时候经常在孙家玩耍，曾亲闻孙惠公与他的战友谈论当年的战斗故事，当时到孙家访谈的革命前辈有何赤、陈国风、陈作新等，战友重逢，款款情意，他历历在目。革命烈士陈作霖女儿陈玉娥经常拜访孙惠公，说起她父亲牺牲的情景，孙老哽咽难过，陈玉娥泪流满面……陈恩祥当教师后，经常拜访孙老，一起喝茶聊天，这时候，孙老就给陈恩祥讲述琼崖纵队、崖县及梅山革命老区的战斗故事。这为陈恩祥的创作提供了真实可信的素材，加之陈恩祥教学之余注意收集、查阅有关崖县的革命史料，所有这些足以使陈恩祥对崖县革命历史有全面的了解，写出的作品内容翔实、情节感人就不足为奇了。崖县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
陈恩祥
1942年6月10日，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中共崖县县委主持选举成立了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中共党员孙惠公当选为乡长。这是崖县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也是海南南部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
梅山当时是中共崖县县委所在地，是抗日根据地。日寇在梅山境内短短六公里的公路干线上设置镇海、白土园、岭子、高土墩四个据点及扫梳村马队基地，进行铁桶式的包围，紧紧盯住梅山。梅山人民被困在其中，东不过白水园，西不过岭头营。日寇还利用汉奸、叛徒、国民党亲敌分子四处捕捉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日寇、汉奸、国民党反动派结为三位一体的“反共”大联盟，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梅山。敌人的军事镇压和经济封锁吓不倒梅山人民，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在中共崖县县委的领导下与日寇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壮丽战歌。种棉织衣 支援前线
当时，由于日寇实行经济封锁，外地物资如布、火柴和其他生活用品，不准运进梅山根据地。梅山乡人民生活非常困难，许多人几乎没有衣服穿。根据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关于“开展生产自给运动，粉碎敌人经济封锁”的指示，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号召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种棉花。全乡六个自然村有八百户，从1942年下半年起，开荒八百多亩，家家户户几乎都种上棉花。尽管受气候干旱的影响和野兽的破坏，每亩产量仅有五六十斤，人民群众仍然坚持劈山开荒栽种。梅山人民用自己制作的加工工具对收获的棉花进行纺纱，做棉被，制衣服，不但解决了全乡人民穿衣保暖的问题，还给抗日军民做衣服、棉被。
筹钱筹粮 渡过难关
从1942年开始，日伪顽结成“反共”大联盟，集中力量对我琼崖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进行残酷的军事镇压和严密的经济封锁。这给我党我军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为渡过难关，上级党委指示开展“献捐运动”，号召群众捐钱、捐物支援前线。在党组织和乡政府的发动下，梅山人民群众争先恐后捐钱、捐物。仅梅东村捐献铜仙的有156人，共捐献铜仙34.2万枚。许多男女青年还将结婚时的首饰等嫁妆都献出来。家庭富裕的捐献光洋少则20元、50元，多则100元、200元不等。家境清贫的如共产党员孙家澄，别无他物，只好上山砍竹子挣钱捐献。
除开展群众性的献捐运动外，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还通过缉没和派捐两条途径筹粮筹款。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经常派出民兵配合县稽征队多次缉没奸商的物资变卖上缴。1943年9月，崖县稽征处主任陈虞带领稽征队队员在梅山、望楼港、莺歌海一带海面查私、缉私、捕捉走私偷税的奸商船只，并将所获物资送上前线。1943年县稽征队和梅山常备队在长山村前海上没收一船生猪，梅山妇女全力以赴，连夜摸黑将这船生猪运到后面园饲养，然后出售并将款项上缴。同年秋，梅山海上民兵在角头海上作业时又发现某奸商私运一船重约几千斤的大米，他们立即带领稽征队将这船大米没收，连夜将这船大米搬上山藏匿好，尔后运去供应部队。
减租减息 征粮征税
乡政府成立后，立即向地主、富农开展减租减息、保障“佃权”运动。他们的做法是：根据家庭田亩的多少分大、中、小三个等级征调粮食；实行“二五减租”（即减租25%）。梅山乡家庭富有的共产党员孙惠公、孙珠江、孙己任、孙家文等带头给农民减租减息，从而推动运动的迅猛发展。但有个别地主分子对乡政府的“二五减租”不满，说共产党、人民群众“造反”。乡政府为了团结各阶层人士抗日，对他们采取耐心说服教育，使减租减息、保障“佃权”运动得以顺利进行。
当时，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的财经税收工作主要是开展生产自救。农民主动捐献粮食布匹，渔民自愿捐献咸鱼供应前方部队。1942年，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指定孙毓煌负责该地区的税收工作。当时，凡有酿酒、屠宰生猪、卖牛、卖椰子、卖槟榔和西瓜子等的均需纳税。税款虽然不多，但却缓解梅山地区的经济困难，为梅山抗日民主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锄奸肃反 统一抗战
1942年开始，抗日战争形势极其险峻，亲日投降分子勾结日寇，破坏抗日团结力量，疯狂摧残梅山根据地人民。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在崖县、一区委的领导下，广泛宣传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认清形势，以最大的毅力和决心，运用正确的统一战线策略，冲破一切困难，粉碎日伪顽的进攻，消除危机，扭转危局。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认识到要顺利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首先必须清除阻力。于是，梅山乡民主政府派出了常备队配合县锄奸队反敌锄奸，在梅山首先枪毙了串敌通奸分子黎亚四、黎光选父子及黎光选妻子亚引。除掉梅山“隐患”后，又配合县锄奸队到崖城，深入虎穴，将死心塌地为日寇效劳，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罪恶累累的大汉奸黄鼎芬杀掉，并到保平村铲除汉奸周天章和周佩武。在反敌锄奸的基础上，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坚持以斗争求团结、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扩大抗日民主力量。从此以后，许多上层分子在我党努力团结和争取下，都逐渐倾向我们，同情共产党并支持抗日救国。著名中医陈作霖，在孙惠公等人的动员下上山为琼纵第三支队伤病员治病疗伤。他还冒着生命危险去九所、崖城购买药品和军需用品为部队排忧解难。梅东村名流孙家达、孙毓滋、孙毓芬等在日伪顽“反共”高潮逐步升级的恶劣环境下，曾一度对共产党的抗日纲领、方针、政策以及救亡图存的政治主张产生怀疑，甚至在背后冷嘲热讽，谩骂共产党。经过乡政府耐心劝导，尽力争取，加之他们自己耳闻目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不怕流血牺牲，英勇杀敌，屡建战功，思想才开始转变，倾向共产党，同我们站在一条战线上抗击日寇。
参军参战 帮工代耕
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对发动青年武装上前线抗击日寇是不遗余力的。每个阶段，每一时期的动员发动工作，乡政府总是以“青抗会”为核心，分人分组包干，深入细致地进行发动，开展竞赛。他们既普遍发动，乂个别谈心，使每个人或家庭都甘心情愿，没有怨言。对愿意参军上前线但却无衣无被者，乡政府发动“青抗会”会员帮助供给衣服、被单、鞋袜，安置好参军者的家庭，消除了青年参军参战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打仗。乡政府还组织帮耕队给军工烈属和没有劳动力的困难户耕地播种，做好优抚工作，给广大人民群众莫大的鼓舞。就这样，梅山乡的动员武装工作在全县名列前茅，声势之大，人数之多，行动之快属全县之最。
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始终坚定不移地领导人民群众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敌人残酷的军事镇压和严密的经济封锁的极端险恶的情况下，不动摇、不畏缩，前仆后继，勇往直前，排除了一个又一个难以想象的困难，并利用天然屏障开展抗击日寇的斗争，夺取了一个个胜利，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自由做出了重大贡献。梅山是崖县革命的大本营，又是我党我军人力、财力、物力补充和生活供给的可靠的后方和转运站。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是天涯海角一面鲜艳夺目的革命旗帜，在琼崖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史册中留下光辉的一页。
（原载2011年12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在党旗指引下》一书）一堵断墙的抗战记忆
陈恩祥
一个春暖花开、阳光明媚的日子，我与几位朋友相约，到三亚市梅山革命老区看看日寇烧掳掠夺之后留下的一段断墙废墟。日寇当年烧杀后尚存的遗址，已经所剩无几了。梅山正待开发，这段残迹也许不会留存太久，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到来之际，拍张照片，也好作为一种永恒的纪念。
车子沿着海南西线高速公路，经青山，过黑石岭——这是当年崖县（今三亚市）抗日队伍活动的地方。阵阵山歌，伴着瓜果的幽香扑面而来。环顾四周，连绵起伏的群山泛着碧绿，半山腰、山脚下，一行行一株株排列有序的芒果树上挂着一串串青黄色的芒果。路边果园里，忙于采摘芒果的人们有说有笑，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好一派和谐、热闹的景象。
我们来到梅东村革命老人孙惠公的故居，寻访抗日战争时期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的旧址。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我们看到了一段长约8米高2米的残墙，房屋地基砖石杂乱，被烧焦的痕迹仍依稀可见。这就是孙惠公当年的家，这些当年被日寇烧掳掠夺之后留下的断墙废墟，也是当年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的所在地。
伫立在断墙前，我思绪翻飞，20世纪那段血与火的历史在眼前闪现……
1939年春，日寇入侵崖县后，妄图加快掠夺资源的步伐，先后修建从崖县境内三亚港码头至昌江县石碌铁矿和乐东县尖峰岭的公路、铁路，建筑桥梁，把大批铁矿石和木材通过火车运到码头，然后由轮船运往日本。为了镇压梅山人民的抗日斗争，日军在梅山境内沿海约8公里长的海岸线上设立三个据点，并分别在各个据点驻扎一个中队的兵力。当时，国共合作，一同抗日。为了阻止日本侵略者的掠夺资源行动，梅山游击队破坏日军的桥梁和通信设施。国民党表面抗日，实际上对共产党恨之入骨。一天夜里，国民党派驻扎在山脚村一个营的兵力来到梅山境内破坏和烧毁公路、铁路，他们在公路木桥桥面上凌乱地堆了一些柴火，点了火就跑，结果桥面只被烧坏一块簸箕大小的地方，照样可以行车。第二天日军来察看了一下，就到梅东岭下打了一阵乱枪，表示恐吓。
几天后，在梅山活动的中共崖县县委决定，由梅山游击队破坏公路和铁路桥梁。一个深秋的夜晚，共产党员、梅山抗日游击队负责人孙惠公带领13名游击队队员来到梅山西边岭头营至抱套溪路段。这些游击队员都是本地人，熟悉地形，个个机智勇敢。他们躲过日军的巡逻，冒着生命危险，一夜之间，就把大小三座桥梁彻底破坏，将桥面桥桩全部烧掉，锯掉淹在水中烧不着的桥桩，还把这段公路边的电线杆从中间锯倒，使敌人不能再使用，并收走了电线，使敌人修复困难。这次行动使敌人胆战心惊，他们不知道共产党游击队有多少人，竟能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破坏行动。第二天，日军从崖城、九所、黄流倾巢出动，盲目“扫荡”，大炮、机枪对山脚和梅山后岭狂轰乱扫大半天，消耗了不少弹药。这样，日军白天维护，梅山游击队在夜里不断伺机破坏，先后把抱套溪到南山的深沟营20多公里的电线杆全部砍掉，电话线全部剪断，烧毁11座桥梁，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1941年秋，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三支队（以下简称“第三支队”）奉命东调，从白沙县出发途经乐东县黑眉岭时，被日军包围，双方激战七天七夜，我军伤亡惨重，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这时，孙惠公和县委委员李大和接受中共崖县委命令，到黑眉岭带领第三支队突围。他们经过一天一夜的艰难跋涉，在黑眉岭一个山沟里找到了第三支队。二人经过与支队长张开泰等领导商量，决定由孙惠公当向导，带领部队绕弯从抱善一带撤退，避开敌人封锁。经过两天三夜的山地行军，第三支队到达长坑。在长坑，孙惠公打开自家粮仓，发动群众碾米，除供第三支队全队吃饱外，还让每位战士把米袋装满。部队又经过一夜的急行军，孙惠公带领第三支队到达梅山。部队在梅山后岭休整期间，梅山人民在县委的领导下，组织青壮年参军，杀猪宰羊，缝衣送被，军民情如鱼水。休息几天后，部队趁着夜色向六连岭根据地转移。孙惠公和叶云夫、何赤、陈作霖留下来处理部队驻扎期间与群众关系问题。次日凌晨，当他们准备离开时，突然枪声四起，日寇包围了村庄。在他们分头突围的过程中，军医陈作霖不幸中弹牺牲。
梅山人民的抗日行动，激怒了驻崖城的日军司令部，不久，日军在汉奸的带领下再次出兵“围剿”梅山，进行报复性摧残。一个晚上，敌人探知孙惠公回家，便把他家包围了起来，准备实施抓捕，好在机警的孙惠公一听到狗吠声就急忙从后门跑走了。一伙日本兵吆喝着，用枪托撞门：“快把孙惠公交出来！”敌人抓住孙惠公妻子郑联英，恶狠狠地问：“你是不是孙惠公的老婆？”“我不是！”敌人又问国民党乡长孙家润，他忙点头回答：“她不是。她是吴家的女儿。”在这万分火急的当儿，闻讯赶来的邻居孙仕桃阿婆勇敢地站出来说：“她是我女儿，你们抓她干吗?”敌人见有人作证，只好将郑联英放了，孙仕桃老人赶紧拉着郑联英离开。穷凶极恶的敌人，将财物洗劫一空，把孙惠公的家拆了，将拆下来的木材拉去高土墩据点建筑军事碉堡，拆不完的就放火烧了。不久，梅山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帮助孙惠公家建起一间草屋。
1942年6月10日，中共崖县委主持民主选举，成立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这是崖县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孙惠公当选乡长。这一时期，日寇的镇压、封锁使梅山人民粮食奇缺，纱布、煤油、火柴等生活用品供给极端困难。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运动”，群众通过自己动手煮盐，开荒种粮、种棉花，纺纱织布等，既解决了粮食大难题，又解决了穿衣问题，还拿出部分粮食、土布等物品供应我琼崖纵队。
孙惠公因此成了敌人的眼中钉。一天夜里，日寇又对梅东村进行“扫荡”，抓不到孙惠公，就把他的家烧毁。孙惠公的家再次变成一片焦土。
对于日寇烧毁家园的惨状以及当时的感受，孙惠公在1941年秋作诗二首，以抒发胸中积愤：
日寇毁我家庭愤书二首
(一)
正为山河气作雷，公仇私愤突相堆。
原知国破家难幸，尚有心灵节不摧。
忍辱偷生非夙愿，救亡御侮责何推。
堂堂华胄千千万，那许夷奴作福威。
(二)
何惜数椽付劫灰，苍生涂炭国艰危。
同仇敌忾旌旗奋，战火腥风血肉飞。
莫笑蜗牛游一壳，且看金石出千锤。
降妖有日征凶首，切记昭和是罪魁。
光阴荏苒，1989年12月7日，年近古稀的离休干部孙惠公在三亚市参加接见日本“和平之船”访华团时，作了《和平万岁》的讲话，以战争经历者的身份告诫人们不能忘记这段历史，并即兴吟诵这两首诗，讲话表达了一位普通中国人的民族气节以及中日人民之间的友谊。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革命老人孙惠公》一书收录了这篇讲话。
一堵断墙记录一段血雨腥风的历史，见证了孙惠公及梅山人民英勇抗战的事迹，见证了日本侵略者烧杀梅山人民的罪行，见证了7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正当我们要返程时，转身忽然看见断墙边的老屋墙上挂着一块木匾，是三亚市崖州区人民政府和三亚市史志办立的，上面写着“红色政权——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旧址简介”。是的，立匾者的用意显而易见：告诫人们铭记历史，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原载2015年8月9日《三亚晨报》、《三亚文艺》2015年第四期和《三亚文史》第二十四辑）老陈田岭突围记
陈恩祥
这是1941年秋的一天傍晚发生在老陈田岭的故事。
“砰……砰……”从梅山三更村方向传来零零星星的枪声。“日寇一个团的兵力正向我军驻地扑来。”侦察兵前来报告。情况万分火急，琼崖抗日独立队第三支队队长张开泰立即命令：“部队紧急集合，向万宁六连岭革命根据地转移。”
第二天，太阳刚一出来，整个大地就像被烘烤过一样，让人感到炎热难耐。此时，孙惠公已在凤上山竹棚里蜷伏了一天。他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忍受着太阳的烘烤和蚊虫的叮咬，蚂蚁、毒虫从他身上爬过，野兽、毒蛇不时从他身边经过，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敌人疯狂地在对面山头搜山、烧山，想烧死共产党员。敌人还吆喝着，到处乱开枪、扔手榴弹，刺刀往草丛里乱戳。敌人不时从他的身旁踏过，他双手握紧着手枪和手榴弹，眼神注视着敌人，做好随时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准备。
天热，口渴，蚊咬，饥饿都在折磨着他。
困在山中的孙惠公百感交集，眼前浮现出一幕又一幕惊险的场景……
这是1941年6月，抗日战争处于最艰难的时期。琼崖抗日独立队（琼崖纵队前身）第三支队奉特委命令，从澄迈县美合根据地转移，从西线经临高、昌江、乐东、崖县，进行环岛小长征，最后抵达万宁六连岭。途径乐东县黑眉岭的时候，第三支队遭到了早有准备的日军的包围。经过了七昼夜的浴血鏖战，我军虽击毙了日军少佐以下100多人，但也伤亡惨重，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支队长张开泰火速派人与崖县党组织联系。县委领导心急如焚，立即派县委组织部部长李大和与共产党员孙惠公两人赶去黑眉岭接应第三支队，作为第三支队的向导和代表县委配合第三支队行动。孙惠公不顾个人安危，带领第三支队冲出重围，经抱善、长坑一带，全部安全转移到梅山老陈田岭休整。
在老陈田岭部队驻地，梅山革命老区的群众像过年过节一样，欢天喜地，喜气洋洋。他们杀猪宰羊，慰劳子弟兵，他们捐款献粮送上山，解决第三支队吃饭问题，妇女们还给战士缝衣送被，军民情如鱼水。梅山游击队军医陈作霖一边给病员把脉诊疗，一边帮伤员擦洗包扎伤口。崖县县委派人冒着生命危险到崖城、九所购买药品、炊具、餐具等军需用品，为部队排忧解难。县委书记叶云夫忙得不亦乐乎，他带领委员何赤和有着三年党龄的骨干孙惠公，时而慰问伤病员，时而指挥群众烧水做饭……他们穿梭于部队驻地的每一个角落，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部队计划休息几天后，趁着夜色向六连岭革命根据地转移。谁料，日寇得到汉奸的密报，举兵“围剿”第三支队来了。
情况紧急，叶云夫书记决定他和何赤、孙惠公、陈作霖四人留下，处理部队驻扎期间与附近村庄的群众关系问题，其他人员全部撤离。这一夜，孙惠公他们走东村访西寨，归还从群众处借来的厨具等物品，忙得不可开交。凌晨，就在他们准备离开老陈田村时，村外枪声四起，日寇已经包围了村庄。为了掩护县委叶云夫、何赤同志安全突围，孙惠公提议，他和陈作霖是当地人，对地形地脉比较熟悉，叶、何两位县委领导向西边尖岭、青峰方向撤退，他和军医陈作霖向相反方向撤退，引开敌人。日寇发现孙惠公他们的踪影后，立即组织全部兵力追击。孙惠公年轻力壮，身手敏捷，跑得很快，他一边跑一边向敌人开枪还击。陈作霖紧随其后，在即将钻进凤上密林时，陈作霖同志被日军击中，不幸壮烈牺牲了。
孙惠公忍受着失去亲人的悲痛，经受着常人无法忍受的饥饿、口渴，心里挂念着县委叶云夫、何赤同志的安危。他们安全突围了没有？牵挂、焦急时时敲击着他的心扉。他蜷伏在草丛中一动也不敢动，就连呼吸也不敢出大气，这样熬过了一天一夜。夜色朦胧，穷凶极恶的日寇忙乱搜索了一整天，见搜不到任何东西，就放火烧山，收兵撤离了。风助火威，火势越烧越旺，孙惠公冒着火一步步往深山里爬行。他再也顾不得饥饿和疲劳，向长溪方向绕过去，准备寻找向西边突围的县委书记叶云夫和何赤同志。此时，梅山地区到处都传说有一个共产党员被日本人枪杀了。是丈夫，是同志？孙惠公爱人郑联英及家人心急如焚、悲痛欲绝。经过几天的艰难跋涉，孙惠公终于回到了县委所在地。
战友重逢，喜出望外。叶云夫紧紧抱着孙惠公，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几天后，孙惠公又接受县委的命令，投身到新的战斗中去。
（原载2015年10月海南出版社《三亚红色故事集》）孙惠公廉洁故事
陈恩祥
孙惠公1937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崖县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乡长、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二支队副官兼书记、中共崖县委书记、乐东县县长等职。海南解放后，历任崖县副县长兼崖县人民法院院长、乐东县县长、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交通局局长等职。孙惠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英勇奋斗，在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建功立业。在和平建设年代，他保持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戒骄戒躁，清正廉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
“车是公家的，不是阿爸的，我们不能因私事占用公车”
1955年，孙惠公任广东省盐务局莺歌海盐场筹建处副处长兼场地管理所主任。有一天，他还在读小学的儿子有吉、有康到莺歌海盐场看望他，他正坐车巡视盐场建设工作，在黄流镇上看见两个儿子。孙惠公不让司机带上他们，而是让两个儿子步行到盐场管理所去等候，自己继续巡视。两个儿子十分听话，知道父亲很忙，便高高兴兴地跑了二十多里路到盐场等候父亲。孙惠公巡视结束后回来，找到两个孩子，说：“车是公家的，不是阿爸的，我们不能因私事占用公车。”
孙惠公在外久了，十分想念女儿，便捎话请人把女儿从梅山带到莺歌海。孙惠公也不派车前去接她们，竟然让尚未上学的女儿步行了100多里地来到他身边。
“我不会为儿子的前途铺路搭桥”
孙惠公最小的儿子有立，大学毕业后在广州军区某部队服役。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符哥洛，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琼崖南区地委书记，孙惠公是地委秘书主任。他俩亲密无间，情谊深厚，几十年间书信往来不断，联系密切。但孙惠公从来不利用他和符哥洛的关系帮助儿子有立升官提职；从来不在给符哥洛的书信中透露儿子在部队服役的情况，也不在拜访中谈及此事。有人劝他为儿子的前途着想，他说：“儿子自己努力奋斗有利于他的成长，我不会为儿子的前途铺路搭桥。”儿子在他的教育和鼓励下，安心服役，严格遵守部队纪律，谦虚谨慎，发扬革命传统，争当合格军人，为国防事业建设做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的崖县县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带家属”
孙惠公曾在海南区党委、自治州委、崖县委工作，官位高至地专级，可他的爱人和儿女还是地道的农民。他爱人郑联英于1946年曾担任梅山乡妇女主任，按规定可享受政府补贴。对此，孙惠公总是轻描淡写地说，过去做的那一点事算不了什么，不要给组织添麻烦。就他的一句话，使得他爱人和几个儿女长期在农村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维持生计。他爱人直到60多岁了，户口、粮食等问题还没有解决。当时自治州委张书记听说了这件事，仰头长叹：“解放战争时期的崖县县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带家属，自己吃饭堂、洗冷水、住单身宿舍，在全国可能没有第二个了！”
（本文录自中共三亚市纪委于2010年在梅山革命史馆内创建的“三亚市廉政教育基地”展馆）生死之交 战友情深
陈恩祥
我家是革命老人孙惠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发展的革命堡垒户，有许多琼纵战士和地方党政同志在我家治病、养伤、休息、获得补给，从这里重返战场。直到今天，虽然老一辈人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我们两家人依然保持着亲戚般的来往。近日，我又来到孙惠公老人的家，有幸见到他的孙女孙令凌正在整理爷爷的手稿、信件、照片等物品，不经意间发现当年琼崖纵队第二支队政委符荣鼎的两封来信。时间虽然过去了将近30年，现在重新拜读这两封信及一些诗词作品，感受到革命前辈在战争岁月里结下的亲如兄弟的深厚情谊，让人无比感动。
第一封信是符荣鼎同志1992年2月29日从广州寄来的。当时孙惠公同志刚从任上离休，到三亚港门村休养不久，他把自己一生创作的诗集《梅山吟草》的样书委托陈斌带回广州亲手交给离休后的荣鼎同志，并嘱咐他“题写几个字”。信中符荣鼎同志谈到离休后的学习、生活等情况，着重谈了自己发起成立岭南诗社的过程、作品发表的情况，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战友的关切之情。第二封信是收到惠公同志的回信和四首新作律诗后于1992年12月2日写的。信中高兴地说到收悉惠公的来信和诗作，获闻三亚成立老干部活动中心的欣喜之情，同时建议三亚的诗词爱好者也成立一个组织，并分享自己在广州老干部活动中心进行诗词创作、学习国画、做健身运动等的乐趣。信中情意绵绵，看得出他的离休生活充实而有意义。
说到这，读者会问：符荣鼎何许人也，他与惠公同志是怎样的关系？他们经历过怎样的生与死的考验？请先看一则简介吧。
符荣鼎，1904年生，海南省文昌市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文昌县清澜党支部书记，中共文昌县第十八区委员会书记，琼东县第四区委员会秘书、县苏维埃政府秘书，琼崖纵队第一总队副政委，抗日新闻社社长，琼崖纵队第一总队第四支队政治委员、第二支队支队长兼政委等。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琼崖区秘书长、琼纵政治部第一副主任等职。海南解放后，历任海南军区政治部第一副主任，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国外司副司长，广东省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侨联副主席、侨务机关党委副书记等职。1983年离休，享受省级待遇。
看着符荣鼎同志这两封早已褪色、略有破损的信件，孙令凌向我们在座的人回忆起爷爷孙惠公曾经口述给她听的战斗故事。
1943年冬，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二支队（以下简称“第二支队”）奉命南下到琼崖南区活动。当时的海南岛南部是日本侵略者主力部队防护、进攻的重点区域，原因是：在地理位置上，这里是日寇进攻南洋群岛的跳板；在军事设施方面，前线军事工业基地，有榆林军港和三亚、黄流、北黎等飞机场；在矿产资源、交通运输方面，有石碌铁矿、田独铁矿，有崖县安由直通石碌铁矿的铁路，在三亚还有军械厂和不少公司等。第二支队到达南区时，形势十分险恶，前面有日本侵略者阻截，后面有国民党反动派军队追赶，南区刚刚成立昌感崖联合县政府，工作开展不是那么顺畅，工作成效也不明显。于是，第二支队奉命配合地方政府开展工作，符荣鼎、孙惠公和战友们经常在下乡途中遭遇敌人的伏击。他们的工作是在危险的境地中进行的，加上地处山区，山高林密，对路况不熟悉，人烟稀少，他们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
当时，昌江一带的村庄，情况极为复杂。有些村是老革命村庄，群众觉悟高，大都是同情、支持、支援革命的，但是有些被顽固的土豪劣绅、土匪恶霸统治的村庄群众基础差，敌对势力非常猖狂，横行乡里，为非作歹，思想倾向于国民党，充当国民党匪军的走狗，危害老百姓，公开阻挠、破坏我党的活动。有些村庄甚至分成两派，形成村庄对立械斗。村庄中支持国民党的土匪时常武装伏击我党工作人员。有一次，第二支队配合昌感崖联合县政府到感恩附近开展工作，我们工作队队员路经思想倾向于国民党的尧文村时，该村的土匪竟胆大妄为地开枪打死我们一个传令兵。部队不得不停下来，深入这个村庄开展思想教育工作，给村民分析当时的革命形势，讲解革命的道理，深入细致地做好他们的思想转化工作。对于开枪打死我革命战士的凶手，严惩不贷，按法律条文罚款来收葬死难同志，让凶手心服口服，也教育了别人。
1944年4月2日，南区军政委员会撤销，黄魂同志被任命为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总队政治部主任。5月3日，黄魂奉命回琼崖抗日独立总队赴任，他与秘书科长孙惠公等10余人从西部昌感县返回独立总队，路过四荣乡(今东方四更镇)上荣村。当时，天色已晚，大家便在该村后面长有酸梅树和竹林的园地歇息。第二天早上接到的情报称，有一队日军骑兵要到四荣乡一带“扫荡”，并已快到上荣村了。黄魂他们便在村边的荆棘丛中分开躲藏起来。日军进村搜查时，在村民吉进平家看到可供多人食用的米饭而看出破绽，便分头向村外搜索。有3名日军骑兵在接近黄魂藏身之处时发现了他，双方几乎是同时开火，黄魂眼快枪准，抢先撂倒3名日兵，二死一伤。然而，黄魂也不幸左腹中弹倒地，身负重伤的他命令孙惠公他们赶快撤离。在他的掩护下，战友们安全脱险了。黄魂同志壮烈牺牲。
1945年秋，日本无条件投降。我第二支队挺出海边平原，包围墩头到八所的日军，可日军拒不向我投降，我第八中队奉命进驻感城，不料日军和国民党相互勾结，早有防备，围歼我第八中队，中队长和指导员周天德及全队战士壮烈牺牲，昌感崖联县副县长王廷俊同志也在战斗中牺牲。这是抗日战争以来，孙惠公同志在第二支队和符荣鼎他们一同经历的最为惨烈的一场战斗，损失极为惨重。像这样悲壮惨烈的战斗，他们经历过太多，无法一一列举。
在第二支队，符荣鼎和孙惠公既是战友又是文友，一个是政委，一个是书记兼副官，志趣相投，惺惺相惜，都是“笔杆子”。他们共同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在血与火的战斗中结下深厚的情谊，这种情感历久弥新，宝贵珍重，只有亲历者才能真正体会个中滋味，非一般人能体味得到，难怪已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还时时牵挂着对方，念念不忘！
（原载2020年10月5日《中国红色旅游网》）革命老人的家乡情怀
陈恩祥
汽车在环岛西线高速公路上疾驰，行至梅山革命老区入口处时，倘若你抬头往东一望，一条拦河大坝便会突兀地出现在你眼里。此刻，你也许为这一庞然大物感到惊奇，或许会被这一泓蓝莹莹的碧水吸引。我当时就被这青山绿水的美丽景色给迷倒了！
站在大坝西侧向东远眺，蔚蓝的天空下绿油油的微波轻轻摇荡，碧绿碧绿的，十分清澈，水天一色，风景宜人；远处东边的光头岭、北边的尖岭、西边的青岭组成三面连绵不断、高低起伏的群山，酷似一张拉满的弓，而横跨东西的岭落大坝则是弓上那根弦。漫步水库大坝上，可以看到水岸边的原野上成群结队的黄牛在啃着青草，一群觅食的白鹭正在辛勤地寻找食物，有的则自由自在地停在牛背上休憩，画面安宁而祥和。间或从远方传来几声鸟的鸣叫声让水库显得更加幽静，鱼儿在水中欢快地游动，时而跃出水面，溅起一点点水花，给水库增添了无限的生机。
站在大坝中央，往南一望，坝下的景色更令人欣慰。田野里绿油油的庄稼一片片，望不到尽头。和风吹拂，翻起一层层稻浪，玉米正在扬花授粉，反季节瓜菜长势喜人，青翠欲滴，果实累累。光头岭下，在哈密瓜种植基地里，一个个白色塑膜棚里，工人们忙碌地给瓜秧浇水、扶苗、喷药，一派繁忙的景象。据介绍，自2015年起三亚市便在这里开辟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基地，大力招商引资，以股份分红形式，大种哈密瓜。连续几年喜获丰收，效益可观，哈密瓜已成为三亚梅山的品牌产品，远销国内外。
看到眼前这诱人的情景，有谁会想到几十年前这里荒凉的景象？彼时，整个大坡、圣坡田洋、南昌北昌、长竹杆园、黑榕田等，七沟八梁一面坡，干旱田园一片片。农民成年累月“望天吃饭”，遇上干旱年，水稻无法种植，粮食失收，生活困苦不堪。水的问题长期困扰着梅山革命老区的群众。梅山人民要想改变这种现状，摆脱贫困，走上富裕道路，必须彻底解决“水”的问题。
就在这关键时刻，一位革命老人的出现以及他的努力付出，使得梅山地区干旱农田变良田，农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焕发生机，也可以这样说，梅山人民的命运从此得以改变。1983年，梅东村革命前辈孙惠公从任上离休，他回到故乡，目睹梅山贫穷落后的面貌，急群众之所急，想百姓之所想，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精准扶贫”。他大胆提出兴建梅山岭落水库(以下简称“岭落水库”)的想法，并付诸行动。在谈到兴建水库的初衷时，孙惠公老人在自传《百载风云》中这样说：“解放40多年来，梅山老区水利问题没有解决，长期干旱，靠天吃饭，仍然是个落后贫困地区。我邀几位离休老同志到市政府和省政府，要求兴建梅山岭落水库，得到批准，正在兴工建设。”
岭落水库的建设过程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历经磨难。当年惠公老人向上级提出兴建岭落水库时，上级主管部门曾给予否定，其理由是20世纪60年代原崖县水利部门就对梅山岭落地区进行过勘测，专家们认为该地区水源稀少，建大型水库价值不大，浪费人力财力，于是，岭落水库刚兴建便遭勒令停工了。对于当时的情况，梅山诗人孙有瑄老先生在《游梅山岭落水库•其十》一诗中这样描述：“岭落我曾血汗流，奈何支票只空头。幸今科学承尊重，梦寐始能得付求。”然而，孙惠公和梅山革命前辈不信这个邪，他们一致认为兴建岭落水库大有可为，能从根本上解决农田灌溉问题。有底气做出这样的判断，与他们的人生经历有密切的关系。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崖县县委、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长期驻扎在青岭、尖岭、凤上的山里，开展革命活动，山上哪个地方有水源，有几条溪流他们都一清二楚。
于是，孙惠公力排众议，联合梅山几个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一起商议，达成共识，并写成可行性书面报告，亲自向海南省政府、三亚市政府提出申请。当年惠公老人为了争取兴建岭落水库项目的审批，他不辞劳苦，多次自费到海口找有关领导，利用老战友等人脉关系，多方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其间，他到处求人办事所受的气、所经受的磨难，非一般人所能理解。譬如对项目的审批、资金的调拨等，他亲力亲为，一一落实。然而，对于自己艰辛的付出，惠公老人不贪功不夸耀，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尤其是在岭落水库建成伊始，他先后几次回乡参观水库新貌，触景生情，喜不自胜，吟成七律二首，更多地勉励乡亲们不要忘记党恩，努力建设好自己的家园，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如《咏梅山岭落水库》：“梅山岭落建平湖，机械操劳胜万夫。旱患史乘当搁笔，脱贫道路上通途。辛勤创业栽金树，科技兴农植玉株。苦尽甜来牢记党，老区新画乐耕图。”而在《参观岭落水库后与梅山乡亲座谈留言》一诗中更是表达老人的爱乡情怀，劝勉乡亲们要发扬老区人民勤劳俭朴的优良传统：“临渊意不在观鱼，且喜梅山旱患除。片片瘠坡成沃地，家家仓廪可屯馀。脱贫切莫忘勤俭，致富仍当戒懒疏。耕读乡风永勿替，桃源岭落会通渠。”
本以为岭落水库建成后梅山人民就可以安心发展农业生产，从此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谁知一场大雨击碎了人们的美梦，还差点酿成灾祸。
这座1991年10月开建，1993年12月竣工的岭落水库，是一座均质土坝，坝轴全长1163米，坝顶高36米，坝顶宽3米，坝体内侧未设防浪墙。建成便开始蓄水，前几年雨量不大，蓄水不多，可1995年的那场暴雨让大坝经受考验，由于工程质量低劣，洪水一来，水库大坝便被冲毁。说起那场洪水造成的灾害，长山村村民现在还心有余悸。当年的一天夜里，风雨交加，正在睡梦中的村民被村干部唤醒，村干部要他们赶紧收拾家中有用行当，迅速撤离，因为岭落水库决口洪水将要淹没村庄。幸好洪水只浸到他们村边，乡亲们虚惊了一场。
惠公老人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回乡视察水坝，与当地政府商讨解决方案。省市有关领导极为震惊，责令三亚市主管部门对大坝进行除险加固，确保安全。于是，三亚市政府出面聘请西安理工大学、山东省淮河流域水利管理局规划设计院的专家进行研判，做出处理方案。专家组指出大坝被冲毁的主要原因及大坝存在的诸多隐患：岭落水库大坝填筑土料杂、土质差，其中部分土料为分散性土。此类土遇到含盐量低的水后，容易被雨水淋蚀和渗流冲蚀损坏。经过多年的运行，大坝前坡受风浪冲刷，已造成局部变形损坏。坝顶和后坡面被雨水连冲带淘，形成了许多冲沟和洞穴，造成了多处坝坡的崩塌和不稳定。坝体、坝基渗漏较为严重，有管涌迹象，下游渗水混浊。大坝碾压不好，存在分层现象，影响大坝的安全；溢洪道为临时溢洪道，紧贴大坝。其两侧开挖边坡较陡，岩体抗冲刷能力低。因未做任何衬砌处理，溢洪时很容易产生冲刷破坏，危及大坝的安全。溢洪道下游也没有开挖行洪道，洪水直接排入下游农田，冲毁大面积农田。
后来，有关单位对该工程均质土坝进行了除险加固，特别对分散性土的均质土坝、坝体洞穴以及坝体的防渗部分进行了加强处理和控制。此外，为了排灌水渠工程配套完成，三亚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老区的水利建设，发动全市各机关单位，投工投劳，不计报酬地发起“万人大会战”，在短短的时间里完成所有的排灌系统工程，使得岭落水库这座三级危坝化险为夷，发挥它的灌溉功能，造福乡亲们。对此，梅山人民心存感激，永记心间！
一座水库的兴建，改变了梅山人民的命运，让乡亲们通过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过上了美好的生活。同时也彰显了一位革命老人热爱家乡、为民祈求幸福的情怀。说实话，革命老人孙惠公当时已离休并在三亚享受晚年幸福生活，他没有必要为兴建岭落水库而操心劳力，到处奔波。那么，是什么让他这样执着地为民请命？当然是他骨子里那一段难以割舍的乡情，是一位历经战火洗礼、屡立战功的共产党人的责任和义务！
还是当代诗人臧克家说得好：“有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2005年12月17日，革命老人孙惠公与世长辞，家乡梅山人民为他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表达了对他的深深怀念。追悼会上，家乡人民书写了大量悼念他的诗联，情真意切，其中一句“爱梓如爱家爱民如爱子赫赫勋昭日月”高度概括了惠公老人的崇高品德和威望。以下诗联更是对老人的历史功绩和公仆精神做了公正、准确的评价：
天星留轨迹戎马铁衣裹忠骨；
功德誉梓里岭落碧水慰英魂。
轻扶灵柩返梅园，且拜忠魂壮国魂；
戎马生涯公仆志，鸿公骏业史长存。
说一千道一万，还是那句话：“给人民作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
（本文在三亚市群众艺术馆举办的“庆祝建党100周年文学作品征集活动”中，获评入选奖——该奖项不评等级奖只评入选奖；并载于2021年6月15日《三亚日报》）孙老人生像金子般灿烂
——《革命老人孙惠公》封面赏析
罗灯光
《革命老人孙惠公》是一本内容厚实、人物可亲可敬、编排考究、印制精美的党史人物类图书。好马配好鞍，其封面设计，鲜活醒目，主体突出，内涵丰富，寓意深刻，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两种颜色，两个意象，巧妙组合，就表达了准确到位的思想。这两个意象是一丛椰子树叶和一片热带树的叶子，画面非常简洁。椰子树叶大片的绿色，像泼上去的一样，格外诱人，春意盎然；那片热带树叶子分外抢眼，金黄金黄的，秋意正浓。这两个意象就代表了“春”与“秋”，“春秋”就指历史或历史书。那么，这是一部怎样的历史呢？摇曳的翠绿的椰子树叶告诉人们，这是海南岛上的历史，再具体点就是书名指向的孙惠公同志的奋斗史。如果把琼崖革命史比作一棵大树，孙惠公同志的奋斗史就是这棵大树上一片引人注目的叶子。那丛椰子树叶是背景，用来衬托作为主体意象的一片叶子。这“一叶”与“一页”谐音，“一叶”也就是琼崖革命史这部“春秋”中光辉的“一页”。封面封底，主次分明，互为映衬，椰子树叶和热带树叶意象的表达，构建了一个朦胧的富有韵味的意境，充满着诗情画意，加之封底隐约可见的诗句，表明孙惠公同志的革命人生如诗如歌，后人当去朗读这一首传奇诗篇，去高唱这一曲英雄赞歌。
此外，封面的色彩运用也恰到好处。如前所叙，封面封底图案，仅仅用了两种颜色，十分简约，可谓“惜色如金”。绿色和金色都是具有积极向上意义的色彩。叶子的金色寓意孙惠公同志的革命人生就像金子般灿烂。这样使用色彩不仅很好地纪念了前辈功绩，而且深刻地启迪后人要奋发向上。
如此封面，当然还可以作别的解读。比如，理解成“一叶知秋”也未曾不可：秋深了，这片为装点人间春色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叶子，完成了它的使命，告别枝头，回归长满椰子树的大地，还要化作泥土滋润春色，赞颂一种彻底的奉献精神。应该说，这是一个上乘的封面，它的含义是多解的，张力是巨大的，不仅给人丰富的想象，而且能启迪思想，陶冶情操，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本书的内容。
（原载2008年8月5日《三亚晨报》文化副刊）
孙有康
“画意诗情常自得”
有人称我父亲是“战士诗人”。没错，他本来就是琼崖纵队的老战士。有文章赞叹他“国学功底深厚，能文、工诗、善画、擅书法，对古诗词造诣尤深”。这些称赞也不过分，父亲在同龄人中，学历应该是比较高的。他小时候，我祖父是当地小学的校长，那是民国初年的事情了。初中毕业后他入读崖县中学师范班，1934年又考入广东省师范专修班，获正式文凭。这就是和陈德超先生赠诗时说的“回头往事浑如昨，黄埔从师我与君”。那时候的学校重国文，父亲喜欢古诗，“逢时就景生情兴，感事抒怀亦古今”也就很自然了。
1972年，父亲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解放”出来了！与我一起在山里工作的技术员余鸿祥也十分高兴，大概是1973年春节回汕头度一年一次的探亲假，将我父亲“解放”的消息告诉了他的岳父。他岳父是汕头有名的画家，画兴大发，浓墨构成了一幅《休翁墨戏》的国画。几年后大家才发现，画意流露着对“四人帮”的批判。当时只有父亲看懂了，给王奔腾先生写了“花鸟无缘高干冷，《休翁墨戏》代鞭声”的题词。老先生知道我父亲懂画，高兴起来又作了一幅国画——《陡壑松风》。画中是“悬河莫撼中流石”，父亲更喜欢“江山入画由衷爱，最爱挺挺不屈松”。画中彰扬了恶浪再狂也撼不动中流砥石的意志，显示着父亲刻骨铭心的“不屈松”精神。这是二位从未谋面的老人心灵沟通的反映。
父亲似乎任何时候都诗兴横生，“居处常催诗入画，遨游时拔俗超尘”，“百感萦怀驱不去，闲敲俚句遣长宵”。那就是不管住定、遨游、白天、晚上，哪怕通宵睡不着都有诗兴萦怀。高兴时“明月清风催雅句”，外出时“妙景催诗警句来”。到西岛便有“三亚湾外好渔乡”的美句，无事则涌出“闲时俚句常三酌，戏摆棋枰将一军”的雅兴。无聊时“晴窗独坐品清茶，远听潮声近听蛙”，郁闷时“风摇竹影闲愁扫，月上林梢逸兴加”。改革开放，他豪情满怀，吟出“盛世豪情难默默，狂来试笔且涂鸦”，放声歌唱“历史掀开新册页，宏图展现好文章”，甚至发出“今日若能逢太白，邀他一醉又何妨”的感叹。想邀唐朝诗仙李白饮酒吟诗，那是何等潇洒的诗人情怀！
父亲直至九十多岁中风就医，已经完全不省人事，谁都认不得，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但是只要有人让他背《木兰诗》，三百多句，他会一字不差地背出来。这是我们与他沟通的唯一方法，让他的脑子“活动”着。
为什么他对《木兰诗》情有独钟？应该是这位琼崖纵队老战士的爱国主义本色。生命就快终结了，也许什么都记不得了，唯有记得驱除外寇、为国征战的《木兰诗》！
他的战士情怀、对诗的挚爱，伴随着他度过了坎坎坷坷而又激情满怀的人生！
“宽怀海纳百川流”
我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他不是建盐田，就是修铁路，哪里艰苦哪里去，难得在机关待着。“文革”开始之后，他独居在山城五指山的时间为多。我从小便是在家乡农村读书，放假了也难得去看他。我必须参加农业劳动，有生产大队的证明才可以在下学期入学报名，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是地主。后来才知道，就是这个家庭出身，读书较多的父亲过得比我更艰难，历次政治运动都把他整得死去活来。“同志幡然变宿仇，猛揪狠斗乱难休”就是这种情景的写照。写到这里，我心血来潮，想讲几个既可恨又可笑的故事。
“文化大革命”前，父亲住“州长楼”。州，就是已经撤销了的广东省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管琼南八个县。州长楼两房一厅，在当时全国大多数干部一家三代蜗居在几平方的小房间、还不一定有砖瓦房的岁月里，住别墅套间是何等的气派！父亲是单身汉，在饭堂打饭，提热水冲凉，套间就显得更加宽敞了。他的秘书没居处，父亲好心让他住了进来。没想到，这家伙竟是“文革”殴打我父亲最厉害的凶手，连他给我父亲写的报告，也成了我父亲反党的“铁证”。另一位是我初中同班的好朋友，跟我一样叫我父亲作“爸爸”，“文革”摇身一变成了“猛揪狠斗”我父亲一派的最高头目，行政官位比我父亲之前还高，以他的名义可以发自治州革委会的布告。在万人大会上，勒令父亲把我交出来，臆造了一次次、一轮轮批斗我父亲的恶浪。这时我还在广州读大学，他已经结婚了。当他爱人到我父亲居所抄家的时候，发现我和她丈夫两人系着红领巾的相片，连忙装进口袋。或许她认为我不配当她丈夫的朋友，或许生怕别人知道她丈夫竟然与“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儿子亲热照相。后来，我当作不知道这回事，照样一见如故。可惜，他四十出头就过世了。父亲在诗中写着：“忧患饱经心似铁，折磨学得意如痴”，“胸怀坦荡精神爽，事态承平步履绥”。他是在以诗言志，也是在教导我们做人的道理。
但是，这频繁不尽的抄家，让父亲的诗稿都被当作“罪证”搜走了。“拙稿深憎频付劫，残篇未舍再搜寻”，这本诗集算是劫后余生了。
第三个故事是“罪名来自莫须有，造反横生怪理由”。一次批斗会上，父亲躬身台前，一名中年妇女气势汹汹跑上去脱下脚上厚重的木屐，恶狠狠地朝我父亲的头上砸去。一砸下去，就是命不死，也得被砸得满头满脸鲜血然后昏死，留下无穷的后遗症。幸好，也有好心人要保护我父亲，只见一位大姐也冲上去，紧紧地抓住恶妇就要砸下来的魔手，问她：“你认识这个人吗？”
“不认识！”
“不认识，为什么要他的命?”
“他反对毛主席！”“连他都没见过，你怎么知道他反对毛主席?”
这恶妇肯定没见过毛主席，但我父亲却与毛主席握过两次手。“怀仁堂上贺新年，礼让雍容气蔼然”，这是父亲描述的在北京怀仁堂参加中央1952年元旦团拜时的情景，发出了“生平多少人间福，此日几如世外仙”的感慨。新中国成立初期要进北京，入怀仁堂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能得到这种殊荣的，估计海南岛也屈指可数。见到毛主席、周总理，还与他们握了手，那种心情想想天安门前百万红卫兵的狂热场面就可以知道了。他一定想起了“寄身泉石生凉早，举目沧桑饮恨多”的艰难。那是1942年中秋节，与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的战友们住在山里，父亲发疟疾了，发冷发热，说多凄凉就有多凄凉。但是，他满怀胜利的信心：“洗戈有日团圆会，亘古依然一素娥。”战争胜利了，一定会有团圆的日子的，那时再去相会嫦娥吧！谁想到团圆会正在眼前，不是嫦娥，是毛主席、周总理，是级别最高的中央团拜会。你说父亲的心情能不激动？这样的心情用“人在画中知画暖”就能形容？不！“党的恩情不可量”，“身灰骨碎尚难偿”也难以表达此时此刻他内在的激情！老天、嫦娥都不会相信我父亲反对毛主席！
“忠肝烈胆凛然气”
过去，曾听得有人议论父亲行为谨慎。我能理解，那是政治旋涡中的父亲，出身地主家庭，文化水平又比较高，人家不整你整谁？但是，这些人并不知道我的父亲在“知谁奋臂卫山河，欲捣扶桑起仗戈”的日子里，发出的“不让山河沦倭寇，拼将一死动天惊”的怒吼，喊出了“直上重霄震霹雷”的呼声。在梅山，日寇没烧别人家的房子，就光烧我家，看看父亲的诗就知道了：“正为山河气作雷，公仇私愤突相堆。原知国破家难幸，尚有心灵节不摧。”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家毁了，不就是几块砖头、几根木料吗？“何惜数橡付劫灰，苍生涂炭国艰危。”而他委托那些牺牲了的战友们：“若到天堂逢马列，快将此日告先师。”那种视死如归的精神，又是何等浪漫！
对自己的奉献，父亲从未表露，倒是让别人说了很多很多。1941年，黑眉山战斗是海南党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父亲是其中的重要成员，但是，他只是一句“三十六年别梦悠，战时旧地再来游”便过去了。这件事，我最先从《作品》1957年10月号上林建征的特写《莺歌海》中看到，后来又发现《莺歌海》被收进了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949—1979广东散文、特写选》。此书仅仅集结了三四十篇国内发表于1949—1979年间的文章，《莺歌海》被安排在前几篇，仅在巴金、茅盾、冰心三五人之后（54—66页）。文章中还记述这样一件事：“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老孙头带着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二支队来到这儿。他穿着破旧的衣服，腰间斜插着古老的单响，仿佛从天而降，一下子消灭了敌人顽固的堡垒，待装备强大的敌人来‘围剿’时，他们早就消失在草丛里。这颗从五指山深处吹来的红色种子，立即在这染透了血的莺歌海的黑土上扎了根，出了芽，生长在群众的心里。从那一天起，莺歌海经常迸出战斗的火花，东洋式的木屋会突然燃烧起来。就这样，莺歌海开始使敌人坐立不安。于是，东京连续派来对付共产党的命令。”
“由不同年纪、经历和口音的人组成的队伍里，带队的就是当年的老孙头。他经历了多少场艰险的战斗，如今又健壮地归来了。近年来，他曾经在国内各地奔跑，跨过了滚滚的长江，在万里长城上看过飞雪，在庄严的怀仁堂里向我党的领导人敬过酒。而现在，他用踏过天安门广场的脚步，又一次踏遍这沉寂多年的草原，把年轻共和国的关怀带回莺歌海！”
我是1959年读初中一年级时看到这篇文章的，让我激动了多少年！但是，对于带领抗美援朝归来的战士开辟莺歌海盐场，父亲在诗集中只有“手辟南荒”几个字，大概包含辟盐田、修铁路等几件事。《莺歌海》则是用了近万字，还有吴之的《莺歌海盐场散记》用了《海南日报》的一整版。前者写的是“开辟”，后者写的是“投产”，角度不同，却都写了同一件事：“就是这个老孙头，在一个台风之夜，不顾个人安危，抢救了被台风刮到海里去的看水尺的小伙子。”（吴之《莺歌海盐场散记》，《海南日报》1981年4月18日）林建征写的是“跳进海里救人”。
父亲不仅在战争年代是英雄，在建设年代也是英雄，是舍己救人的好汉！
还是由林建征来解释父亲“手辟南荒传捷报”的诗句吧，他在《莺歌海》写道：“暴烈的太阳照耀着莺歌海的草原，把土壤烤得滚烫，野草迅速地萎黄了。炎夏带着沉重而窒人的热风走来，使地面蒸腾起一股抖动的气流，远看像在移动，像是一根旋转着的水柱，滚动在黄色的波浪里。”父亲是莺歌海盐场的筹建处处长，《莺歌海》中写道：“老孙头经常来去匆忙地在草原上奔跑，眼睛熬满了红丝，平常总见他骑着绑满水壶的自行车，带上手枪和塞得鼓胀的公事包，小心翼翼地从草丛里被牛车碾成四分五裂的道路奔跑。有一回，不知道他想什么想得入了神，一不小心连人带车滚进齐腰的水沟去了。”
吴之前辈写的是：“在战争年代当过县委书记的老孙头，带着一群青年，搭起几间茅草寮，住了下来。和青年小伙子，吃一样的饭，同睡一张野菠萝叶席子……”
父亲向来低调，不喜欢谈自己，“愧我才疏挥秃笔，难将妙景入新篇”便是这种情操的反映。然而，对朋友却是“诗情画意自然真”，给予极高的赞赏：“五指山峰势耸巍，将军当日显神威”“晴空霹雳一声雷，惊悉珠崖砥柱摧”。有的追忆战争时期一起讨论带兵打仗的情景：“枪林弹雨思当日，虎帐谈兵感至今。”有的重温战壕中曾经生死与共，掌权后又一起商讨未来的深厚情谊，“枪林弹雨相休戚，国计民生共酌量”，赞扬的角度总是向着别人。追念逝去的朋友更显示出他“死别生离瞬霎间”“老泪纵横洒夕阳”的情怀。“正气一身无媚骨，清风两袖秉心香。”这是十分经典的诗句了，他是在赞扬朋友，实际上也是他一生“胜如南圣河间石，常在尘寰不染尘”的真实写照。
“夕阳如炬照家乡"
“孙惠公的名字，在琼南一带，闻之而不知敬仰者，少矣。”（蔡葩《惠公迟暮抒情怀》，《海南日报》2001年1月14日）。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敬仰我父亲？先看看他博大的胸怀：“利名得失寻常事，劳怨推来莫婉辞。”父亲一辈子风里来雨里去，但是他的级别工资在定下来之后再也没有动过，官是越做越小，他参加革命的时间是从火烧家园、日寇追捕、离开学校、专职抗日开始填写的。老朋友们都为他证明：战争年代，哪有未革命先入党的道理？你没参加革命，日寇追杀你干吗？建议他修正，他都摆手作罢。
老百姓喜欢他“不问才名问素行”的品德，跟谁他都合得来，对满身泥巴的他照样亲热。遇上吃饭，他对乡下来的谁都请，而且是十分真诚。有的人也许觉得与孙老吃饭是一件值得回味的事，因此常常弄得我全家当餐没饭吃。
人们登高总是要表露一下儿女情怀，父亲则是“登高望远思来日”，在乎谋划将来。他对家乡的热爱，对百姓生产、生活的关心，那是有口皆碑的。父亲竟然认为：“女蜗炼石古虚扬，哪比花岗石料场?”当看到家乡“片片瘠坡成沃地，家家仓廪可屯馀”，他惊喜得发出“且问天公抖擞么”的狂呼。好大的口气！家乡人民的精神，不仅女蜗比不上，而且连天公都要抖三抖。狂吧？为家乡、为老百姓，我这老实巴交的父亲竟然也会发狂！
古人常常说要做“及时雨”，还有“春风化雨”的古谚，而父亲的“思义应为天下雨，当仁不让古人风”更让他一心为老百姓的意念跃然纸上：宁愿牺牲自己，化为普度众生的甘露。在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革命老人孙惠公》里，三亚文史专家周德光先生对这一经典诗句已经做了深刻的解释，但他似乎没有注意到“且为秋成歌一曲，菊花哪比稻花香”。自古以来，咏菊的文人千千万，好像没有人为农民的稻花唱过赞歌。依我看，就是流传千古的“采菊东篱下”也没有父亲的“菊花哪有稻花香”经典，父亲所吟之句灌注了对农村、对农民的赤子之情。可惜父亲不是什么大人物，要不然这一句已经广泛流传，成为千古绝唱了。
旧居被日本强盗焚毁后，重建家园便成了父亲的一番心事，这就有了“重建家园讥鞑虏”的豪情。说也奇怪，1988年8月放暑假，我回到三亚当天正逢新居入屋，正在举行拜祖仪式时，伊藤顺代等几位暨南大学的日本留学生来看我，也一起虔诚地三跪九拜。是替他们的先辈赎罪来了？烧毁我家房屋的日寇与伊藤顺代他们有关系吗？不管怎么样，新居入屋仪式上有日本人来跪拜，给“重建家园”的剧情增添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片段。
但是，父亲“壮志未酬”，“悬望台澎快返樯”一直成为他的心结。祖国统一的愿望在诗集中多次被提及，正是他“战士诗人”本色的体现！
父亲爱写诗，可惜我没有为他创造条件，反而将他手头仅有的《现代汉语词典》《现代诗韵》都据为己有了。后来关于古诗的书多起来了，也没有想到要给他购置，致使他没有任何写诗的参考资料，实在愧对父亲。不过我的《五指山传：黎族创世史诗》收入了“中华大国学经典文库”，《周恩来总理对我说：做自己该做的事》被收藏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记者采访我的文章载入人教版必读本的高中《语文》第四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第2版第208—209页），我的十几部著作和好些文章被收藏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台湾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众多图书馆里，也许可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了。
敬爱的父母亲，儿子向你们问好了！
本文所引诗句均来自《梅山吟草》。
孙有康，孙惠公同志二儿子，暨南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出版专著和主编教材《五指山传：黎族创世史诗》《大学写作》《周恩来总理对我说：做自己该做的事》等16部（参编不计）。他的对传统语文基本原理给予修正的理论自成体系，其著作在众多图书馆广泛收藏。铭记党恩党史 传承革命家风
——记一次特殊的党课
孙令凌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九周年前夕，同时为了庆祝海南岛解放七十周年，作为单位的党支部书记，为了让大家对革命历史有更加直观的认识，我以爷爷孙惠公的革命故事为主题，给大家讲一堂有纪念意义的党课。
记忆中，爷爷是一个慈祥的老人，脸上总带着微笑，更多的印象是爷爷戴着老花镜，坐在桌前。因年事已高而抖得快握不住笔的手还笔耕不辍，让人怎么也无法把文人般的慈祥的爷爷和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士联系在一起。从小我就特别想知道，爷爷当年是怎么从一个“教书匠”走上革命道路，从拿笔杆子到扛枪杆子的，当年有没有像电视上演的那样惊心动魄，所以总缠着爷爷给我讲他的革命故事。这时爷爷就会把我抱在膝头，微眯眼睛，思绪仿佛又飘回了那个用生命守卫和平的战争年代……
爷爷于抗日战争初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参与组建梅山抗日游击队，是梅山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1941年，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三支队在黑眉山与日本侵略军激战七天七夜，伤亡很大，我爷爷参加了这次战斗。他是受中共崖县县委派到战地带领第三支队突围的，他凭着自己的机智带领第三支队指战员，绕开日本鬼子，避开国民党官兵，突围来到梅山休息、补给，再奔赴新的征途。爷爷讲的这个故事，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三支队傍晚走，日本鬼子三更时分就把村子包围了。当时，驻地还有四位共产党员：爷爷和他的姐夫，以及县委书记和一位县委委员。爷爷和他姐夫是本地人，熟悉地形，他们决定分两路突围，两位县领导一个方向，爷爷和他姐夫又从相反的另一个方向，爷爷和他姐夫为了县委领导的安全，开枪迎击敌人，把敌人引到他们这边来。最后，县委领导成功突围，而爷爷的姐夫却被日本人杀害了，时年未满四十岁，是当时梅山抗日游击队唯一的军医，他的牺牲对于梅山抗日武装力量来说是很大的损失。而在当时的危急情势下，爷爷手握一把短枪和一枚手榴弹藏身在山竹丛中，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一动不动地蜷缩着身子躲了一天，躲过了日本鬼子的烧杀，爷爷当时还未满三十岁！这就是我爷爷为了中华民族不受外敌欺辱的民族英雄气概！
这是我第一次以孙女的身份来讲述爷爷的故事，我不能也不敢掉以轻心，敷衍了事，我翻阅了爷爷的手稿、爷爷的诗集《梅山吟草》、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革命老人孙惠公》，收集刊登讲述爷爷事迹的报刊等，终于在反复修改后以“战士本色，诗人情怀——革命老人孙惠公”为主题，在“七一”前夕给三亚市吉阳区财政局全体党员干部上了一堂党课。在党课上，我讲述了爷爷孙惠公在峥嵘岁月里传奇的人生。从参加创建梅山抗日游击队到参加创建梅山革命根据地；从任中共崖县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乡长，到在琼崖纵队扛起枪，上战场，打鬼子；从在解放战争初期担任中共崖县县委书记到解放前夕担任共产党乐东县县长等。爷爷从一名革命战士成长为和平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当讲到爷爷在前线抗战，奶奶作为梅山妇女主任在后方奔波时，我与有荣焉；当讲到日寇和国民党曾经三次烧毁我家，奶奶无家可归，寄人篱下，时而是隔壁大娘的女儿，时而是邻村老林家媳妇，在乡亲们的掩护下一次又一次从敌人手中逃脱时，我几乎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同事们都低头抹着眼泪……
我不仅讲述了爷爷参加过的“黑眉山之战”“夜袭关公庙”“攻打九所”等战斗故事，让大家认识一位忠勇坚毅、机智温良的革命战士；我还讲述了爷爷不仅是一个能扛枪打仗的战士，他还是个诗人，是中华诗词学会的会员，他常常吟诗作赋，陶冶情怀，针砭时弊，讴歌改革开放新成就，颂扬党的英明领导，缅怀先烈功德，弘扬革命光荣传统，以自己高尚的品德、模范的行为启迪后人。
我的爷爷孙惠公，原名孙家姚，是参加革命工作后才改名的，他为何要改名？他的琼崖纵队战友吴之在纪念爷爷的一篇文章里写道：“惠公大名，未曾考究，同他出身书香门第有关。就字思义，惠者，给予也；公者，公众公平——为国为民为党为社会创造财富，办事公正，奋斗终生。从他革命一生的实践检验，历史作证，如此高姓大名，绝非巧合。”回想起爷爷在生活中对我们的点滴教诲，“姐妹互助，兄友弟恭”“谦虚做事，诚实做人”“时刻牵挂党，时刻为人民”“锻炼身体强体魄，养好身体为国家”等一直贯穿了我的整个成长之路。我家是书香世家，太爷爷原是梅东小学的校长，受家庭影响，我大伯父孙有吉一辈子从医，在我国缺医少药的20世纪60年代初，他遵照爷爷的要求，报考了医科大学。他医德高尚，医术高明，他的儿子孙嵩，子承父业，现在是省级医院的副主任医师；二伯父孙有康和他儿子孙岳，继承了爷爷为人师表的理想，传道授业解惑，教书育人，二伯父乃暨南大学教授，写得一手好文章，孙岳同样是重点大学教师，拥有博士学位，并有博士后研究经历；我爸爸孙有泰也是教师出身，将一辈子奉献给教育事业，并精心收集编撰爷爷的事迹书籍；小叔孙有立则接过了爷爷手中的钢枪，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多次立下战功！
而我，一直不忘爷爷勤奋好学、热情待人、执政为民、一心为公的优秀品质，受到爷爷的影响，时刻谨记踏实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更要汲取爷爷这样矢志不渝的革命意志，涵养无私、廉洁勤政的奉献精神。正如爷爷诗中所赋：“和平幸福来非易，革命精神好继传。”铭记历史，传承家风，我们新一代要肩负起新时代赋予的责任，响应党的号召，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贡献力量！
孙令凌，孙惠公同志孙女，吉林大学毕业，硕士学位，现为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务员。“菊花哪比稻花香”
——孙惠公的战士本色、诗人情怀
罗灯光
葱郁的杨桃树铺下一片荫凉，孙惠公戴着眼镜，端坐树下，气定神闲，手里拿着一卷书，身边椅子上放置一块小黑板。凝神静思片刻，他站了起来，用颤抖的手拿粉笔在小黑板上写写改改，赋诗作词：“逢时就景生情兴，感事抒怀亦古今。”这是一个地厅级干部离休后在吉阳区港门村社区自家庭院里“闲敲俚句常三酌”的雅兴与风采。
在战争年代，孙惠公则是另一种形象。
琼崖纵队战史上著名的九所之战，琼崖纵队围歼国民党要塞军270多人，并在梅山消灭从榆林、崖城出动增援九所的一个加强连的敌军。前线指挥部作战参谋吴之，向骑着高头大马来到梅山视察阻击阵地的琼纵副司令兼前线总指挥吴克之报告战况，此时带队支前操心劳累的孙惠公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孙惠公和吴克之策马同行，精神抖擞，气宇轩昂。孙惠公身穿一套洗得发白的四口袋衣服，右裤脚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刮破了，头发有些零乱，那张刚毅的脸透着英俊，一对眼睛布满血丝却炯炯有神，紧抿着的坚毅的嘴唇微微露着掩饰不住的喜悦……
孙惠公1911年出生于今崖州区梅东村一个书香世家，先后就读于崖县中学及其附设乡村师范班和广东教师进修学校，当过小学教师、校长等。七七事变爆发，“尸山血海遍前方”，他热血沸腾，希冀“指日挥戈上战场”1939年，日寇侵琼，崖县沦陷，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和梅山乡第一个党支部——梅东党支部首任
书记、后来的崖县县委组织部部长孙维青等人，搜集民间枪械，组建梅山抗日游击队，参与创建梅山革命根据地，敢冒枪林弹雨，不惧赴汤蹈火。
1941年秋，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琼崖纵队前身）第三支队奉琼崖特委命令，从澄迈美合根据地沿岛西各县南下，经崖县（今三亚市）向岛东万宁六连岭转移，途径尖峰岭地区的黑眉山，遭到日军重兵围攻，第三支队浴血奋战七天七夜。这是海南抗战史上一次惨烈的战役，第三支队打死打伤日伪军数十人，日军指挥官、骄横一时的第十六警备队少将司令被击毙，第三支队伤亡也较大，第一大队长陈永泰在战斗中负伤，后因无药医治而身亡。第三支队必须尽快甩开日军，情况万分危急。中共崖县委立即派出孙惠公和李大和赶赴黑眉山，任务是带第三支队冲出重围，脱离险境。
孙惠公和李大和两人临危受命，一刻也不停留，连夜紧急赶路。夜黑如漆，阴雨连绵，蛇兽出没，人生地疏，为确保安全，争取时间，不能问路，不能投宿，他们憋足劲儿朝着枪炮声方向摸索前进。两个人在路上，偶尔也交流，以诗词互相鼓励。提起打鬼子，孙惠公浑身都是劲。前不久，日军到梅东村孙惠公的家里捉捕他未果，一把火将他家房屋及其财物烧为灰烬。他异常愤怒，又显得理智，“原知国破家难幸”，而铁骨铮铮，“尚有心灵节不摧”，因此表明心迹：“同仇敌愕旌旗奋”“沙场暴骨等闲看”。两人踏坎坷，涉崎岖，与时间赛跑，早一分钟找到第三支队，就早减少一分险情。
翌日，太阳出来了，尖峰岭方向好辨认了，但还得避开村庄、人群，免得遇上敌特、汉奸。渴了，捧喝溪涧流水；饿了，摘吃山中野果。正是“时艰草泽知忠烈”，凭着必须完成任务的坚定信念，凭着而立之年强壮的体魄和长期山区工作的经验，两人走了一天一夜，来到尖峰岭东南边的一个大山沟，得到当地一位黎族群众的帮助，找到了刚刚从火线上退下来的第三支队。
身上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还来不及整理一下，孙惠公等两人就和支队长兼政委张开泰、政治处主任吴浪度等支队领导一起研究从尖峰岭到梅山根据地的路线。
尖峰岭东面是国民党占领的乐东、崖县山区，南面是日军占领的崖四区、崖五区平原。如果路线选择不当，就可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孙惠公提出了一条快捷而大胆的路线：向东从国民党顽军盘踞的抱善穿过！
孙惠公阐述，我们既要绕开日寇的围追堵阻，又要避免跟国民党顽军交火，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通过顽军窝点抱善一带。这会不会遭遇危险呢？孙惠公判断，顽军有恐日症，刚刚被摆出架势杀气腾腾的日军吓逃，惊魂未定，抱善一带老窝还未敢回顾，正是空虚之时。这是一个大胆而准确的判断，这是经历长期革命斗争获取的智慧！张开泰采纳了他的意见，率领第三支队包括许多伤员顺利通过抱善到达长坑。
彼时的第三支队，尚未走出困境，又遭受饥饿的袭击，迫切需要粮食补给。孙惠公立即打开他家盖在长坑的粮仓，将库存的两造粮食慷慨奉献，除供这支疲惫之师当日吃饱外，还让每人把米袋装满，并把部分粮食分给当地黎族群众，特别是多分一些给前来帮助碾米做饭的人家，这才引领第三支队星夜行军进入梅山根据地。第三支队在梅山获得了短暂的休整，恢复战斗力后再踏新征程。
黑眉山令孙惠公此生魂牵梦萦。20世纪80年代初，应邀与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的领导上尖峰岭考察，他就乘此机会拜谒当年鏖战遗迹。“三十六年别梦悠，战场旧地再来游”，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感天动地的拼杀，历历在目。他心潮澎湃，“电光石火怀先烈”，久久不能平静，百感交集，洒泪祭忠魂，虔诚告慰：如今“云端有路天堂近，碧血当年未白流”。此行他赋诗两首，只字不提自己当年的作为与奉献。
纵观孙惠公一生，除黑眉山之战外，他参加了昌（江）感（恩）交界大槐山抗击日寇之战、石碌美孚村突围之战、石碌老马村截击火车攻打韩练成部之战、青岭仔伏击战、梅山夜袭关公庙、九所解放之战等近百次战斗，勋业显赫。然而，他淡泊名利，虚怀若谷，气量恢宏，宽厚忠诚，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安排，“导航有党指前程”“同心同德紧跟党”，基层机关，部队地方，军事行政，前线后方，上下历练，文武互动，职务几经变化，角色多次转换，造就了他的能文能武、智勇双全，他却始终保持着战士本色、诗人情怀。
二战中，盟军与日军曾逐鹿南海，双方战舰就在崖县近海厮杀，日军一艘战舰被击沉，一个巨大的水雷冲上梅山西南边海滩，没有爆炸。这对于缺乏武器弹药的梅山根据地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机智勇敢的梅山民兵闻讯喜不自胜，巧妙地躲过日军封锁梅山的高土墩和白土园据点，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水雷抬走，小心拆开，取出了几十公斤炸药，秘密收藏，于1947年舂交给了驻在梅山的中共崖县县委，派上了大用场。
孙惠公从1946年10月起担任中共崖县县委书记，他用在琼崖纵队学到的一手制造地雷的技术来指导崖县地方武装前进队和梅山民兵，制造了一大批地雷。这些地雷在孙惠公参与并指挥的一系列战斗中大显神威，正是：“梅山儿女多英雄，火海刀山立战功。”
梅山与今属乐东黎族自治县的九所毗邻，九所有公路直通乐东县城，崖县前进队在九乐公路上伏击国民党军乐东机枪连，其连长罗以恕被地雷炸死。前进队发动千家战斗、石门战斗，用地雷杀伤大量敌人，使敌人在这一地区不敢轻举妄动。敌军的抱用据点对我军威胁较大，必须拔除这个据点，我军用地雷致敌兵死伤惨重，敌人惊慌撤走，我军建立山区根据地的障碍因此扫清。这些战斗被趣称为“地雷战”。
1948年春夏之交，琼崖纵队围攻乐东县城之时，孙惠公奉命出任共产党乐东县县长。没有任何欢送仪式，只有几名随员一起从梅山芙蓉峰抄羊肠小道，经落马村黎族英雄唐天祥火拼日军的战场，向千家、乐城方向走去。他穿一件旧而整洁的四口袋衣服，一顶琼纵军帽戴在没空打理的凌乱的头发上，一边走一边思索着面对的形势和紧迫的任务，譬如坚壁清野以至配合琼纵歼灭乐城顽敌等。
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几乎在中共任命孙惠公为乐东县县长的同时，为了守住乐东县城，守住这块富庶的山区“地盘”，国民党不惜任命一名少将军官为乐东县新县长。这位少将县长带着榆林要塞军一个大队远道而来，准备进入被围中的乐城负隅顽抗。得到情报后，琼纵除留下围城的必须力景外，迅速把相当一部分人马部署到九所转乐城的必经之路青岭仔设伏，布下了“口袋阵”，孙惠公随部队行动，参加战斗并负责后勤指挥。“围点打援”是解放军的拿手好戏，琼崖纵队虽孤岛作战，但同样成熟运用。全美械装备的要塞军趾高气扬、威风凛凛、大摇大摆地走进青岭仔，钻进了“口袋”里。琼纵把“口袋”一收紧，要塞军猝不及防，仓促应战，可怜这位少将县长，尚未到位，竟在混乱中被地雷炸死了。共产党乐东县县长孙惠公见证了这一场面。
海南解放初期，孙惠公带队开发建设“阳光海水资源富”的莺歌海盐场，居沥青毡棚屋，穿补丁衣服，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历经三年建成这一华南最大盐场。他按捺不住胸中豪情，赋诗纪念：“开渠筑堤修畛域，纳潮蒸发建盐场。”洒下的汗水和心血终有结果：“手辟南荒传捷报，国计民生喜增强。”盐场投产了，他又马不停蹄地上任指挥修建安（由）黄（流）铁路，与八千民工同流一样汗，同吃一灶饭，依然保持战士本色、诗人情怀。
乐东，孙惠公一直牵挂着这块与崖县毗邻的热土。乐东县城解放四十年之际，他欣然前往，旧地重游，感慨万千，赋诗一首：“驱除虎豹思当日，改造山河喜眼前。赫赫战功光史册，粼粼奇迹著新篇。”乐东各族人民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幸福，用勤劳智慧的双手创造“南国春深遍地妍”的美好生活，他感到格外欣慰。
从读师范学校开始，孙惠公就开始写诗作赋了，海南解放后夙夜在公，偶有闲暇则喜自为之，“枪林弹雨思当日，虎帐谈兵感至今”。离休后，港门村新居“傍临菜圃留春色，坐览河山展画题”，在此颐养天年，心旷神怡，吟诗读书成了日常规范，“明月清风催雅句，长街曲巷系遐思”，收获丰硕。海南建省前，他已加入中华诗词学会，是三亚最早的四名会员之一。79岁那年，他兴致勃勃地去海口参加海南省诗词学会成立大会。82岁时，他出版诗集《梅山吟草》，尽管“拙稿深憎频付劫，残篇未舍再搜寻”，仍然收诗190首，后《梅山吟草续集》收录50首，最近发现了8首，计有诗词248首行世。
孙惠公二儿子、暨南大学教授孙有康曾著文述及父亲诗作，称：“有文章赞叹父亲国学功底深厚，能文，工诗，善画，擅书法，对古诗词造诣尤深。这些，我这个中文系教授自愧不如。”弃武从文的广东作家吴之也如是评价：“惠公诗词情景交融，内涵深邃，叫人敬仰。”
孙惠公用诗词讴歌改革开放，赞美壮丽山河，记述革命史迹，缅怀英烈功德，揭露日寇罪行，弘扬光荣传统，尤其对梅山老区长期关注，体现其赤子之心、拳拳之情。
1995年2月，梅山镇通电了，他描述其“银河一浑入梅山”“老区欣见换新颜”。地方政府为了老区发展生产，在“当年奋战留遗迹”的梅山芒棚兴建水库，他称赞“此后丰收始定基”。他前往参观梅山岭落水库，由衷赞叹：“临渊意不在观鱼，且喜梅山旱患除。片片瘠坡成沃地，家家仓廪可囤余。”在《戊辰年重阳节有感》一诗中欣然坦露：“且为秋成歌一曲，菊花哪比稻花香。”他不是要抒发个人的咏秋情绪，而是放声歌唱老区今岁秋成好，父老乡亲喜获丰收！境界之高，令人赞叹。
吴之指出：“看着他的作品，如同在镜子里看见他那颗跟人民共呼吸、同跳动的心，那颗对党的事业绝对忠诚的纯粹的心。”
港门村犹忆，这里曾生活着一位德高望重、和蔼可亲的琼纵老战士、三亚老诗人。他的足音虽已逝去，但诗声尚在，诗心恒热。
梅东村犹忆，他归于故里，与他所挚爱的热土相伴，守望着他为之奋斗过的革命老区一点一滴的新变化。
三亚市犹忆，他的德行功勋，永载史册，彪炳千秋，启迪后人。
有这样一副深切怀念他的对联，正好是对他战士诗人一生的诠释，令人品读再三，回味无穷：
求真理，舍家园，浴血黑眉山，党龄六十七，几度死生，铸德行典范。
辟盐田，修铁路，笑语中南海，岁月九十五，一身正气，留诗意浩然。
（原载《中国报告文学》杂志2021年第1期第112—115页）
罗灯光，三亚市作家协会第四、五届主席，海南省作家协会第四、五届理事，三亚市政协原社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出版有《天涯论剑》《红豆离离》《樵歌牧唱》等著作，其中《天涯论剑》获得三亚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临危受命建奇功
陈恩祥
抗战胜利后，琼岛人民准备迎接和平的幸福生活，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却为了独占抗战胜利果实，挑起反共内战。1946年11月，国民党四十六军派蔡劲军接管琼崖，继续打内战。同月，中共琼崖特委决定恢复崖县县委。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特委派孙惠公、陈侃、罗群、蔡大元等一批骨干回崖县，发展新的革命事业。特委任命孙惠公为中共崖县县委书记。
临危受命 大力发展革命力量
临危受命担任崖县县委书记的孙惠公深知肩负的责任和工作的艰难。他们走村串户，不辞辛劳，深入工作，先后恢复了梅东、莺歌海、保平、官村等20多个党支部。孙惠公心里更清楚，要想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必须开辟新区。他们先后在黎族苗族同胞聚居的深山老林里成立了抱赤乡、千善乡、千雅乡等地方政权。为崖县县委后来进驻温仁山区，开展长期的革命斗争创造条件。县委还派孙家道、孙家浩、孙家铁、林俊等青年党员到崖县中学读书，开展学运工作，他们在学校发放宣传品，宣传革命道理，动员进步学生参加革命，充实革命力量。崖县的局面稳定了，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孙惠公功不可没。
除此之外，孙惠公在担任崖县县委书记和乐东县县长期间先后领导、指挥、参与武装斗争，打击国民党匪军，为解放海南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
1947年11月，国民党蔡劲军因“剿匪”不力被撤职，由韩汉英接任广东省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妄图收拾残局，可他深感兵力不足，难以继续大规模地进攻，故采取“重建防御，伺机进攻”的策略。针对敌人的计谋，崖县县委制定了积极进攻的方针。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人，县委书记孙惠公在梅山（县委驻地）亲自带领和指挥县前进队指战员和梅山乡民兵自制地雷。说实话，解放海南战争能取得胜利，或多或少与上天送给梅山人民的这一份“礼物”——鱼雷有关。这枚“鱼雷”的来历以及它在战争所起的作用尤为神奇：在抗战时期，日军和盟军的军舰在崖县近海作战，日军的一艘战舰被盟军击沉在梅山的西南边海，有一枚巨大的水雷被冲上梅山海滩，没有爆炸。英雄的梅山民兵躲过日军的堡垒，硬是把这枚水雷扛回村中，孙惠公亲自拆开，取出炸药几十公斤，秘密藏在山洞里。1947年春，梅山民兵把这些炸药全部交给县委。孙惠公将自己在琼崖纵队学到的造雷技术传授给战士们。他们利用这些炸药，以土办法制出一批地雷。这些地雷在拔除抱用据点，在九乐公路上阻击敌人，在打死国民党乐东县机枪连长罗以恕的战斗中都起了作用。在千家、石门等地，琼纵的战士们还多次用地雷杀伤敌人，使敌人在这个地区不敢轻举妄动，龟缩在乐城，为我军坚壁清野，围歼乐城顽敌创造有利条件。这些地雷还在后来攻打崖城监狱，救出革命同志中大显神威。
为了进一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吴克之副司令员率领春攻雄师南进，向崖县九所（今乐东）进逼，九所战斗一触即发。
九所镇是崖城直通八所港口公路和铁路的必经之路。当时九所镇驻有国民党乐东县流亡政府、县自卫大队、崖县义勇队和榆林要塞守备总队第一大队第二、第三两个中队，这些顽敌分别驻扎在东、西、北面三个据点。
1949年6月1日凌晨，琼崖纵队的第一团、第三团和第七团，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九所镇。4日，我军歼灭九所镇东面据点守敌。西面据点守敌见孤军无援，被迫向我军投降。北面据点之敌，在我军猛烈火力的攻击下，向崖城方向突围逃窜，被我军隐蔽在十所附近的第五总队第六团歼灭一部分。
在我军攻打九所镇的第二天，敌榆林要塞守备总队一个大队向九所镇增援，抵达梅东村后即停止前进，在梅东的东岭仔筑防御工事坚守。我军第五总队首长决定以第六团夺取东岭仔阵地；第四团立即向梅东村北面迂回到长山村断敌退路，并向崖城方向警戒；第五团在梅东村边武装待命。4日凌晨，第四团、第六团运动时被敌人发觉，敌人仓皇向崖城方向逃窜。我军第五总队3个团立即跟踪追击，一直追到港门海边。有的敌军官兵无路可逃，钻进海边的渔网里躲藏，被渔民发现，几十个逃敌被俘获。途中还追歼敌人一个连。九所战斗中，我军歼敌277名，缴获一批武器弹药。
前线指挥部作战参谋吴之在回忆这一战役时描述了一个有趣片段：“琼崖纵队吴克之副司令纵马赶到梅东，他身后还有孙惠公同志。我高兴地报告战况，吴副司令和惠公同志都很高兴。这时，我才发现孙惠公同志一身尘土，光着脚板，破旧的右裤脚已被刮破，露出半条腿，一头脏乱的头发，血丝充满那对疲惫但有神的眼睛。吴克之副司令员见我吃惊，以为我不认识孙惠公，说：‘你们……’惠公同志忙说：‘老相熟了！’我说：‘1947年破坏脚下这一条铁路、割电话线，就是孙书记发动群众配合我南征队干的。’这次，他又参加春攻支前来了，实在令人敬佩！孙惠公同志说：‘你们部队从澄迈一直打到崖县来，我和崖县群众不来参战，能吃闲饭吗？’”
机智勇敢 带队躲避敌人的“扫荡”
1948年6月，孙惠公被任命为中共琼崖南区地委秘书主任。1950年初，他和地委书记符哥洛来到崖县，协助地方开展“准备迎接大军渡海解放海南”工作。
当时崖县四五联区敌军撤走不久，但地方封建势力还没有摧毁，反革命未肃清，党的机关没有固定地址，工作上还是游击状态。
在黄流的七天中，孙惠公主要协助乡村干部对原国民党官员、时为黄流中学教师的孙俊卿、邢诒河这些上层封建分子进行教育，说服他们尊重乡村干部领导，服从民主政府法令，消除他们对乡政府1949年放火烧黄流中学这一做法的误解，从党的政策、策略等方面给予解释。
在孙惠公与校长郑联芳的谈话中，争论的焦点是“三民主义”和解放大军能否渡过琼州海峡问题。经过与郑联芳接触，认识到他的反动本质，区乡干部更加注意他的活动，了解到他原是国民党崖县青年党书记。
此后，孙惠公等人又在镇远、高道两村工作两天。春节前夜，全乡干部、工作队队员到抱本村进行总结。春节后，孙惠公赶到官村，交流各组工作情况。农历正月初四日下午，孙惠公到黄孔乡参加全乡上层分子会议。在赤桃村听说国民党匪军又回到黄流时，孙惠公等人马上撤向金鸡岭边，绕到抱本村，恰巧遇到另一组干部和青年，与他们一同撤到抱本村后数里的地方。晚上来不及睡觉，他们趁着夜色又转移到“手板坡”去。此时已是半夜时分，孙惠公放心不下，观察地形，认为这地方周围是个荆棘丛，一旦敌人来了就无法突围。于是，他唤醒熟睡的同志马上转移。他们摸黑在山路上走了数里路，终于在山边的一间小草寮里得以休息。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孙惠公第一个起来，在离山外园地不远的地方，隐约看见一个师的敌军黑压压地向他们扑来，孙惠公急叫：“敌人来了，快走！”大家急忙起来跑进山中，敌人发现他们要走，一边喊着“不要走”，一边开枪射击。孙惠公和乡长何施仁等二十余人撤到尖峰岭附近，下午才下山找群众了解这天敌人“扫荡”的情况。原来昨天敌人到黄流后，半夜就出来“扫荡”，循着他们的足迹走到“手板坡”。当他们半夜转移的时候，乡干部陈旺泰带领一部分工作队队员和部分新参军的青年到另一个地方去睡觉，不和孙老他们一起，就被敌军捕去了。这次突围中，我方一名乡干部、三名工作队队员、十余名参军青年被俘，三名战士牺牲。崖县县委工作队队员孙亚九等同志被捕后，受尽敌人严刑拷打、兽性凌辱，甚至被押去游街示众，最后壮烈牺牲。
孙惠公的一生历尽惊险，然而每在危难之际被委以重任，他都能凭着过人的胆识和聪明才智化险为夷，屡建奇功。他的英雄事迹，流传千古，永载史册！
（原载2020年5月7日《三亚日报》）
主编注：
陈恩祥，三亚市崖州区梅东村人。中文本科学历，三亚市第二中学语文高级教师，被三亚市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聘为革命文史类在库专家，著有《拾梦集》等，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文学作品。陈恩祥和孙惠公同志是邻居，1941年孙惠公家的房屋被日寇烧毁后，无家可归的孙惠公及其家人便在陈家旁边搭一间草屋居住，两家人关系密切，陈家人都亲切地叫孙惠公“阿爸”。海南解放后孙家搬回原址，此后两家依然保持良好的关系。陈恩祥小时候经常在孙家玩耍，曾亲闻孙惠公与他的战友谈论当年的战斗故事，当时到孙家访谈的革命前辈有何赤、陈国风、陈作新等，战友重逢，款款情意，他历历在目。革命烈士陈作霖女儿陈玉娥经常拜访孙惠公，说起她父亲牺牲的情景，孙老哽咽难过，陈玉娥泪流满面……陈恩祥当教师后，经常拜访孙老，一起喝茶聊天，这时候，孙老就给陈恩祥讲述琼崖纵队、崖县及梅山革命老区的战斗故事。这为陈恩祥的创作提供了真实可信的素材，加之陈恩祥教学之余注意收集、查阅有关崖县的革命史料，所有这些足以使陈恩祥对崖县革命历史有全面的了解，写出的作品内容翔实、情节感人就不足为奇了。崖县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
陈恩祥
1942年6月10日，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中共崖县县委主持选举成立了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中共党员孙惠公当选为乡长。这是崖县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也是海南南部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
梅山当时是中共崖县县委所在地，是抗日根据地。日寇在梅山境内短短六公里的公路干线上设置镇海、白土园、岭子、高土墩四个据点及扫梳村马队基地，进行铁桶式的包围，紧紧盯住梅山。梅山人民被困在其中，东不过白水园，西不过岭头营。日寇还利用汉奸、叛徒、国民党亲敌分子四处捕捉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日寇、汉奸、国民党反动派结为三位一体的“反共”大联盟，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梅山。敌人的军事镇压和经济封锁吓不倒梅山人民，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在中共崖县县委的领导下与日寇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壮丽战歌。种棉织衣 支援前线
当时，由于日寇实行经济封锁，外地物资如布、火柴和其他生活用品，不准运进梅山根据地。梅山乡人民生活非常困难，许多人几乎没有衣服穿。根据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关于“开展生产自给运动，粉碎敌人经济封锁”的指示，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号召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种棉花。全乡六个自然村有八百户，从1942年下半年起，开荒八百多亩，家家户户几乎都种上棉花。尽管受气候干旱的影响和野兽的破坏，每亩产量仅有五六十斤，人民群众仍然坚持劈山开荒栽种。梅山人民用自己制作的加工工具对收获的棉花进行纺纱，做棉被，制衣服，不但解决了全乡人民穿衣保暖的问题，还给抗日军民做衣服、棉被。
筹钱筹粮 渡过难关
从1942年开始，日伪顽结成“反共”大联盟，集中力量对我琼崖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进行残酷的军事镇压和严密的经济封锁。这给我党我军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为渡过难关，上级党委指示开展“献捐运动”，号召群众捐钱、捐物支援前线。在党组织和乡政府的发动下，梅山人民群众争先恐后捐钱、捐物。仅梅东村捐献铜仙的有156人，共捐献铜仙34.2万枚。许多男女青年还将结婚时的首饰等嫁妆都献出来。家庭富裕的捐献光洋少则20元、50元，多则100元、200元不等。家境清贫的如共产党员孙家澄，别无他物，只好上山砍竹子挣钱捐献。
除开展群众性的献捐运动外，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还通过缉没和派捐两条途径筹粮筹款。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经常派出民兵配合县稽征队多次缉没奸商的物资变卖上缴。1943年9月，崖县稽征处主任陈虞带领稽征队队员在梅山、望楼港、莺歌海一带海面查私、缉私、捕捉走私偷税的奸商船只，并将所获物资送上前线。1943年县稽征队和梅山常备队在长山村前海上没收一船生猪，梅山妇女全力以赴，连夜摸黑将这船生猪运到后面园饲养，然后出售并将款项上缴。同年秋，梅山海上民兵在角头海上作业时又发现某奸商私运一船重约几千斤的大米，他们立即带领稽征队将这船大米没收，连夜将这船大米搬上山藏匿好，尔后运去供应部队。
减租减息 征粮征税
乡政府成立后，立即向地主、富农开展减租减息、保障“佃权”运动。他们的做法是：根据家庭田亩的多少分大、中、小三个等级征调粮食；实行“二五减租”（即减租25%）。梅山乡家庭富有的共产党员孙惠公、孙珠江、孙己任、孙家文等带头给农民减租减息，从而推动运动的迅猛发展。但有个别地主分子对乡政府的“二五减租”不满，说共产党、人民群众“造反”。乡政府为了团结各阶层人士抗日，对他们采取耐心说服教育，使减租减息、保障“佃权”运动得以顺利进行。
当时，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的财经税收工作主要是开展生产自救。农民主动捐献粮食布匹，渔民自愿捐献咸鱼供应前方部队。1942年，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指定孙毓煌负责该地区的税收工作。当时，凡有酿酒、屠宰生猪、卖牛、卖椰子、卖槟榔和西瓜子等的均需纳税。税款虽然不多，但却缓解梅山地区的经济困难，为梅山抗日民主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锄奸肃反 统一抗战
1942年开始，抗日战争形势极其险峻，亲日投降分子勾结日寇，破坏抗日团结力量，疯狂摧残梅山根据地人民。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在崖县、一区委的领导下，广泛宣传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认清形势，以最大的毅力和决心，运用正确的统一战线策略，冲破一切困难，粉碎日伪顽的进攻，消除危机，扭转危局。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认识到要顺利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首先必须清除阻力。于是，梅山乡民主政府派出了常备队配合县锄奸队反敌锄奸，在梅山首先枪毙了串敌通奸分子黎亚四、黎光选父子及黎光选妻子亚引。除掉梅山“隐患”后，又配合县锄奸队到崖城，深入虎穴，将死心塌地为日寇效劳，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罪恶累累的大汉奸黄鼎芬杀掉，并到保平村铲除汉奸周天章和周佩武。在反敌锄奸的基础上，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坚持以斗争求团结、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扩大抗日民主力量。从此以后，许多上层分子在我党努力团结和争取下，都逐渐倾向我们，同情共产党并支持抗日救国。著名中医陈作霖，在孙惠公等人的动员下上山为琼纵第三支队伤病员治病疗伤。他还冒着生命危险去九所、崖城购买药品和军需用品为部队排忧解难。梅东村名流孙家达、孙毓滋、孙毓芬等在日伪顽“反共”高潮逐步升级的恶劣环境下，曾一度对共产党的抗日纲领、方针、政策以及救亡图存的政治主张产生怀疑，甚至在背后冷嘲热讽，谩骂共产党。经过乡政府耐心劝导，尽力争取，加之他们自己耳闻目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不怕流血牺牲，英勇杀敌，屡建战功，思想才开始转变，倾向共产党，同我们站在一条战线上抗击日寇。
参军参战 帮工代耕
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对发动青年武装上前线抗击日寇是不遗余力的。每个阶段，每一时期的动员发动工作，乡政府总是以“青抗会”为核心，分人分组包干，深入细致地进行发动，开展竞赛。他们既普遍发动，乂个别谈心，使每个人或家庭都甘心情愿，没有怨言。对愿意参军上前线但却无衣无被者，乡政府发动“青抗会”会员帮助供给衣服、被单、鞋袜，安置好参军者的家庭，消除了青年参军参战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打仗。乡政府还组织帮耕队给军工烈属和没有劳动力的困难户耕地播种，做好优抚工作，给广大人民群众莫大的鼓舞。就这样，梅山乡的动员武装工作在全县名列前茅，声势之大，人数之多，行动之快属全县之最。
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始终坚定不移地领导人民群众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敌人残酷的军事镇压和严密的经济封锁的极端险恶的情况下，不动摇、不畏缩，前仆后继，勇往直前，排除了一个又一个难以想象的困难，并利用天然屏障开展抗击日寇的斗争，夺取了一个个胜利，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自由做出了重大贡献。梅山是崖县革命的大本营，又是我党我军人力、财力、物力补充和生活供给的可靠的后方和转运站。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是天涯海角一面鲜艳夺目的革命旗帜，在琼崖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史册中留下光辉的一页。
（原载2011年12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在党旗指引下》一书）一堵断墙的抗战记忆
陈恩祥
一个春暖花开、阳光明媚的日子，我与几位朋友相约，到三亚市梅山革命老区看看日寇烧掳掠夺之后留下的一段断墙废墟。日寇当年烧杀后尚存的遗址，已经所剩无几了。梅山正待开发，这段残迹也许不会留存太久，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到来之际，拍张照片，也好作为一种永恒的纪念。
车子沿着海南西线高速公路，经青山，过黑石岭——这是当年崖县（今三亚市）抗日队伍活动的地方。阵阵山歌，伴着瓜果的幽香扑面而来。环顾四周，连绵起伏的群山泛着碧绿，半山腰、山脚下，一行行一株株排列有序的芒果树上挂着一串串青黄色的芒果。路边果园里，忙于采摘芒果的人们有说有笑，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好一派和谐、热闹的景象。
我们来到梅东村革命老人孙惠公的故居，寻访抗日战争时期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的旧址。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我们看到了一段长约8米高2米的残墙，房屋地基砖石杂乱，被烧焦的痕迹仍依稀可见。这就是孙惠公当年的家，这些当年被日寇烧掳掠夺之后留下的断墙废墟，也是当年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的所在地。
伫立在断墙前，我思绪翻飞，20世纪那段血与火的历史在眼前闪现……
1939年春，日寇入侵崖县后，妄图加快掠夺资源的步伐，先后修建从崖县境内三亚港码头至昌江县石碌铁矿和乐东县尖峰岭的公路、铁路，建筑桥梁，把大批铁矿石和木材通过火车运到码头，然后由轮船运往日本。为了镇压梅山人民的抗日斗争，日军在梅山境内沿海约8公里长的海岸线上设立三个据点，并分别在各个据点驻扎一个中队的兵力。当时，国共合作，一同抗日。为了阻止日本侵略者的掠夺资源行动，梅山游击队破坏日军的桥梁和通信设施。国民党表面抗日，实际上对共产党恨之入骨。一天夜里，国民党派驻扎在山脚村一个营的兵力来到梅山境内破坏和烧毁公路、铁路，他们在公路木桥桥面上凌乱地堆了一些柴火，点了火就跑，结果桥面只被烧坏一块簸箕大小的地方，照样可以行车。第二天日军来察看了一下，就到梅东岭下打了一阵乱枪，表示恐吓。
几天后，在梅山活动的中共崖县县委决定，由梅山游击队破坏公路和铁路桥梁。一个深秋的夜晚，共产党员、梅山抗日游击队负责人孙惠公带领13名游击队队员来到梅山西边岭头营至抱套溪路段。这些游击队员都是本地人，熟悉地形，个个机智勇敢。他们躲过日军的巡逻，冒着生命危险，一夜之间，就把大小三座桥梁彻底破坏，将桥面桥桩全部烧掉，锯掉淹在水中烧不着的桥桩，还把这段公路边的电线杆从中间锯倒，使敌人不能再使用，并收走了电线，使敌人修复困难。这次行动使敌人胆战心惊，他们不知道共产党游击队有多少人，竟能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破坏行动。第二天，日军从崖城、九所、黄流倾巢出动，盲目“扫荡”，大炮、机枪对山脚和梅山后岭狂轰乱扫大半天，消耗了不少弹药。这样，日军白天维护，梅山游击队在夜里不断伺机破坏，先后把抱套溪到南山的深沟营20多公里的电线杆全部砍掉，电话线全部剪断，烧毁11座桥梁，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1941年秋，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三支队（以下简称“第三支队”）奉命东调，从白沙县出发途经乐东县黑眉岭时，被日军包围，双方激战七天七夜，我军伤亡惨重，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这时，孙惠公和县委委员李大和接受中共崖县委命令，到黑眉岭带领第三支队突围。他们经过一天一夜的艰难跋涉，在黑眉岭一个山沟里找到了第三支队。二人经过与支队长张开泰等领导商量，决定由孙惠公当向导，带领部队绕弯从抱善一带撤退，避开敌人封锁。经过两天三夜的山地行军，第三支队到达长坑。在长坑，孙惠公打开自家粮仓，发动群众碾米，除供第三支队全队吃饱外，还让每位战士把米袋装满。部队又经过一夜的急行军，孙惠公带领第三支队到达梅山。部队在梅山后岭休整期间，梅山人民在县委的领导下，组织青壮年参军，杀猪宰羊，缝衣送被，军民情如鱼水。休息几天后，部队趁着夜色向六连岭根据地转移。孙惠公和叶云夫、何赤、陈作霖留下来处理部队驻扎期间与群众关系问题。次日凌晨，当他们准备离开时，突然枪声四起，日寇包围了村庄。在他们分头突围的过程中，军医陈作霖不幸中弹牺牲。
梅山人民的抗日行动，激怒了驻崖城的日军司令部，不久，日军在汉奸的带领下再次出兵“围剿”梅山，进行报复性摧残。一个晚上，敌人探知孙惠公回家，便把他家包围了起来，准备实施抓捕，好在机警的孙惠公一听到狗吠声就急忙从后门跑走了。一伙日本兵吆喝着，用枪托撞门：“快把孙惠公交出来！”敌人抓住孙惠公妻子郑联英，恶狠狠地问：“你是不是孙惠公的老婆？”“我不是！”敌人又问国民党乡长孙家润，他忙点头回答：“她不是。她是吴家的女儿。”在这万分火急的当儿，闻讯赶来的邻居孙仕桃阿婆勇敢地站出来说：“她是我女儿，你们抓她干吗?”敌人见有人作证，只好将郑联英放了，孙仕桃老人赶紧拉着郑联英离开。穷凶极恶的敌人，将财物洗劫一空，把孙惠公的家拆了，将拆下来的木材拉去高土墩据点建筑军事碉堡，拆不完的就放火烧了。不久，梅山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帮助孙惠公家建起一间草屋。
1942年6月10日，中共崖县委主持民主选举，成立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这是崖县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孙惠公当选乡长。这一时期，日寇的镇压、封锁使梅山人民粮食奇缺，纱布、煤油、火柴等生活用品供给极端困难。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运动”，群众通过自己动手煮盐，开荒种粮、种棉花，纺纱织布等，既解决了粮食大难题，又解决了穿衣问题，还拿出部分粮食、土布等物品供应我琼崖纵队。
孙惠公因此成了敌人的眼中钉。一天夜里，日寇又对梅东村进行“扫荡”，抓不到孙惠公，就把他的家烧毁。孙惠公的家再次变成一片焦土。
对于日寇烧毁家园的惨状以及当时的感受，孙惠公在1941年秋作诗二首，以抒发胸中积愤：
日寇毁我家庭愤书二首
(一)
正为山河气作雷，公仇私愤突相堆。
原知国破家难幸，尚有心灵节不摧。
忍辱偷生非夙愿，救亡御侮责何推。
堂堂华胄千千万，那许夷奴作福威。
(二)
何惜数椽付劫灰，苍生涂炭国艰危。
同仇敌忾旌旗奋，战火腥风血肉飞。
莫笑蜗牛游一壳，且看金石出千锤。
降妖有日征凶首，切记昭和是罪魁。
光阴荏苒，1989年12月7日，年近古稀的离休干部孙惠公在三亚市参加接见日本“和平之船”访华团时，作了《和平万岁》的讲话，以战争经历者的身份告诫人们不能忘记这段历史，并即兴吟诵这两首诗，讲话表达了一位普通中国人的民族气节以及中日人民之间的友谊。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革命老人孙惠公》一书收录了这篇讲话。
一堵断墙记录一段血雨腥风的历史，见证了孙惠公及梅山人民英勇抗战的事迹，见证了日本侵略者烧杀梅山人民的罪行，见证了7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正当我们要返程时，转身忽然看见断墙边的老屋墙上挂着一块木匾，是三亚市崖州区人民政府和三亚市史志办立的，上面写着“红色政权——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旧址简介”。是的，立匾者的用意显而易见：告诫人们铭记历史，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原载2015年8月9日《三亚晨报》、《三亚文艺》2015年第四期和《三亚文史》第二十四辑）老陈田岭突围记
陈恩祥
这是1941年秋的一天傍晚发生在老陈田岭的故事。
“砰……砰……”从梅山三更村方向传来零零星星的枪声。“日寇一个团的兵力正向我军驻地扑来。”侦察兵前来报告。情况万分火急，琼崖抗日独立队第三支队队长张开泰立即命令：“部队紧急集合，向万宁六连岭革命根据地转移。”
第二天，太阳刚一出来，整个大地就像被烘烤过一样，让人感到炎热难耐。此时，孙惠公已在凤上山竹棚里蜷伏了一天。他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忍受着太阳的烘烤和蚊虫的叮咬，蚂蚁、毒虫从他身上爬过，野兽、毒蛇不时从他身边经过，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敌人疯狂地在对面山头搜山、烧山，想烧死共产党员。敌人还吆喝着，到处乱开枪、扔手榴弹，刺刀往草丛里乱戳。敌人不时从他的身旁踏过，他双手握紧着手枪和手榴弹，眼神注视着敌人，做好随时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准备。
天热，口渴，蚊咬，饥饿都在折磨着他。
困在山中的孙惠公百感交集，眼前浮现出一幕又一幕惊险的场景……
这是1941年6月，抗日战争处于最艰难的时期。琼崖抗日独立队（琼崖纵队前身）第三支队奉特委命令，从澄迈县美合根据地转移，从西线经临高、昌江、乐东、崖县，进行环岛小长征，最后抵达万宁六连岭。途径乐东县黑眉岭的时候，第三支队遭到了早有准备的日军的包围。经过了七昼夜的浴血鏖战，我军虽击毙了日军少佐以下100多人，但也伤亡惨重，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支队长张开泰火速派人与崖县党组织联系。县委领导心急如焚，立即派县委组织部部长李大和与共产党员孙惠公两人赶去黑眉岭接应第三支队，作为第三支队的向导和代表县委配合第三支队行动。孙惠公不顾个人安危，带领第三支队冲出重围，经抱善、长坑一带，全部安全转移到梅山老陈田岭休整。
在老陈田岭部队驻地，梅山革命老区的群众像过年过节一样，欢天喜地，喜气洋洋。他们杀猪宰羊，慰劳子弟兵，他们捐款献粮送上山，解决第三支队吃饭问题，妇女们还给战士缝衣送被，军民情如鱼水。梅山游击队军医陈作霖一边给病员把脉诊疗，一边帮伤员擦洗包扎伤口。崖县县委派人冒着生命危险到崖城、九所购买药品、炊具、餐具等军需用品，为部队排忧解难。县委书记叶云夫忙得不亦乐乎，他带领委员何赤和有着三年党龄的骨干孙惠公，时而慰问伤病员，时而指挥群众烧水做饭……他们穿梭于部队驻地的每一个角落，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部队计划休息几天后，趁着夜色向六连岭革命根据地转移。谁料，日寇得到汉奸的密报，举兵“围剿”第三支队来了。
情况紧急，叶云夫书记决定他和何赤、孙惠公、陈作霖四人留下，处理部队驻扎期间与附近村庄的群众关系问题，其他人员全部撤离。这一夜，孙惠公他们走东村访西寨，归还从群众处借来的厨具等物品，忙得不可开交。凌晨，就在他们准备离开老陈田村时，村外枪声四起，日寇已经包围了村庄。为了掩护县委叶云夫、何赤同志安全突围，孙惠公提议，他和陈作霖是当地人，对地形地脉比较熟悉，叶、何两位县委领导向西边尖岭、青峰方向撤退，他和军医陈作霖向相反方向撤退，引开敌人。日寇发现孙惠公他们的踪影后，立即组织全部兵力追击。孙惠公年轻力壮，身手敏捷，跑得很快，他一边跑一边向敌人开枪还击。陈作霖紧随其后，在即将钻进凤上密林时，陈作霖同志被日军击中，不幸壮烈牺牲了。
孙惠公忍受着失去亲人的悲痛，经受着常人无法忍受的饥饿、口渴，心里挂念着县委叶云夫、何赤同志的安危。他们安全突围了没有？牵挂、焦急时时敲击着他的心扉。他蜷伏在草丛中一动也不敢动，就连呼吸也不敢出大气，这样熬过了一天一夜。夜色朦胧，穷凶极恶的日寇忙乱搜索了一整天，见搜不到任何东西，就放火烧山，收兵撤离了。风助火威，火势越烧越旺，孙惠公冒着火一步步往深山里爬行。他再也顾不得饥饿和疲劳，向长溪方向绕过去，准备寻找向西边突围的县委书记叶云夫和何赤同志。此时，梅山地区到处都传说有一个共产党员被日本人枪杀了。是丈夫，是同志？孙惠公爱人郑联英及家人心急如焚、悲痛欲绝。经过几天的艰难跋涉，孙惠公终于回到了县委所在地。
战友重逢，喜出望外。叶云夫紧紧抱着孙惠公，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几天后，孙惠公又接受县委的命令，投身到新的战斗中去。
（原载2015年10月海南出版社《三亚红色故事集》）孙惠公廉洁故事
陈恩祥
孙惠公1937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崖县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乡长、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二支队副官兼书记、中共崖县委书记、乐东县县长等职。海南解放后，历任崖县副县长兼崖县人民法院院长、乐东县县长、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交通局局长等职。孙惠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英勇奋斗，在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建功立业。在和平建设年代，他保持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戒骄戒躁，清正廉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
“车是公家的，不是阿爸的，我们不能因私事占用公车”
1955年，孙惠公任广东省盐务局莺歌海盐场筹建处副处长兼场地管理所主任。有一天，他还在读小学的儿子有吉、有康到莺歌海盐场看望他，他正坐车巡视盐场建设工作，在黄流镇上看见两个儿子。孙惠公不让司机带上他们，而是让两个儿子步行到盐场管理所去等候，自己继续巡视。两个儿子十分听话，知道父亲很忙，便高高兴兴地跑了二十多里路到盐场等候父亲。孙惠公巡视结束后回来，找到两个孩子，说：“车是公家的，不是阿爸的，我们不能因私事占用公车。”
孙惠公在外久了，十分想念女儿，便捎话请人把女儿从梅山带到莺歌海。孙惠公也不派车前去接她们，竟然让尚未上学的女儿步行了100多里地来到他身边。
“我不会为儿子的前途铺路搭桥”
孙惠公最小的儿子有立，大学毕业后在广州军区某部队服役。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符哥洛，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琼崖南区地委书记，孙惠公是地委秘书主任。他俩亲密无间，情谊深厚，几十年间书信往来不断，联系密切。但孙惠公从来不利用他和符哥洛的关系帮助儿子有立升官提职；从来不在给符哥洛的书信中透露儿子在部队服役的情况，也不在拜访中谈及此事。有人劝他为儿子的前途着想，他说：“儿子自己努力奋斗有利于他的成长，我不会为儿子的前途铺路搭桥。”儿子在他的教育和鼓励下，安心服役，严格遵守部队纪律，谦虚谨慎，发扬革命传统，争当合格军人，为国防事业建设做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的崖县县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带家属”
孙惠公曾在海南区党委、自治州委、崖县委工作，官位高至地专级，可他的爱人和儿女还是地道的农民。他爱人郑联英于1946年曾担任梅山乡妇女主任，按规定可享受政府补贴。对此，孙惠公总是轻描淡写地说，过去做的那一点事算不了什么，不要给组织添麻烦。就他的一句话，使得他爱人和几个儿女长期在农村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维持生计。他爱人直到60多岁了，户口、粮食等问题还没有解决。当时自治州委张书记听说了这件事，仰头长叹：“解放战争时期的崖县县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带家属，自己吃饭堂、洗冷水、住单身宿舍，在全国可能没有第二个了！”
（本文录自中共三亚市纪委于2010年在梅山革命史馆内创建的“三亚市廉政教育基地”展馆）生死之交 战友情深
陈恩祥
我家是革命老人孙惠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发展的革命堡垒户，有许多琼纵战士和地方党政同志在我家治病、养伤、休息、获得补给，从这里重返战场。直到今天，虽然老一辈人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我们两家人依然保持着亲戚般的来往。近日，我又来到孙惠公老人的家，有幸见到他的孙女孙令凌正在整理爷爷的手稿、信件、照片等物品，不经意间发现当年琼崖纵队第二支队政委符荣鼎的两封来信。时间虽然过去了将近30年，现在重新拜读这两封信及一些诗词作品，感受到革命前辈在战争岁月里结下的亲如兄弟的深厚情谊，让人无比感动。
第一封信是符荣鼎同志1992年2月29日从广州寄来的。当时孙惠公同志刚从任上离休，到三亚港门村休养不久，他把自己一生创作的诗集《梅山吟草》的样书委托陈斌带回广州亲手交给离休后的荣鼎同志，并嘱咐他“题写几个字”。信中符荣鼎同志谈到离休后的学习、生活等情况，着重谈了自己发起成立岭南诗社的过程、作品发表的情况，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战友的关切之情。第二封信是收到惠公同志的回信和四首新作律诗后于1992年12月2日写的。信中高兴地说到收悉惠公的来信和诗作，获闻三亚成立老干部活动中心的欣喜之情，同时建议三亚的诗词爱好者也成立一个组织，并分享自己在广州老干部活动中心进行诗词创作、学习国画、做健身运动等的乐趣。信中情意绵绵，看得出他的离休生活充实而有意义。
说到这，读者会问：符荣鼎何许人也，他与惠公同志是怎样的关系？他们经历过怎样的生与死的考验？请先看一则简介吧。
符荣鼎，1904年生，海南省文昌市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文昌县清澜党支部书记，中共文昌县第十八区委员会书记，琼东县第四区委员会秘书、县苏维埃政府秘书，琼崖纵队第一总队副政委，抗日新闻社社长，琼崖纵队第一总队第四支队政治委员、第二支队支队长兼政委等。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琼崖区秘书长、琼纵政治部第一副主任等职。海南解放后，历任海南军区政治部第一副主任，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国外司副司长，广东省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侨联副主席、侨务机关党委副书记等职。1983年离休，享受省级待遇。
看着符荣鼎同志这两封早已褪色、略有破损的信件，孙令凌向我们在座的人回忆起爷爷孙惠公曾经口述给她听的战斗故事。
1943年冬，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二支队（以下简称“第二支队”）奉命南下到琼崖南区活动。当时的海南岛南部是日本侵略者主力部队防护、进攻的重点区域，原因是：在地理位置上，这里是日寇进攻南洋群岛的跳板；在军事设施方面，前线军事工业基地，有榆林军港和三亚、黄流、北黎等飞机场；在矿产资源、交通运输方面，有石碌铁矿、田独铁矿，有崖县安由直通石碌铁矿的铁路，在三亚还有军械厂和不少公司等。第二支队到达南区时，形势十分险恶，前面有日本侵略者阻截，后面有国民党反动派军队追赶，南区刚刚成立昌感崖联合县政府，工作开展不是那么顺畅，工作成效也不明显。于是，第二支队奉命配合地方政府开展工作，符荣鼎、孙惠公和战友们经常在下乡途中遭遇敌人的伏击。他们的工作是在危险的境地中进行的，加上地处山区，山高林密，对路况不熟悉，人烟稀少，他们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
当时，昌江一带的村庄，情况极为复杂。有些村是老革命村庄，群众觉悟高，大都是同情、支持、支援革命的，但是有些被顽固的土豪劣绅、土匪恶霸统治的村庄群众基础差，敌对势力非常猖狂，横行乡里，为非作歹，思想倾向于国民党，充当国民党匪军的走狗，危害老百姓，公开阻挠、破坏我党的活动。有些村庄甚至分成两派，形成村庄对立械斗。村庄中支持国民党的土匪时常武装伏击我党工作人员。有一次，第二支队配合昌感崖联合县政府到感恩附近开展工作，我们工作队队员路经思想倾向于国民党的尧文村时，该村的土匪竟胆大妄为地开枪打死我们一个传令兵。部队不得不停下来，深入这个村庄开展思想教育工作，给村民分析当时的革命形势，讲解革命的道理，深入细致地做好他们的思想转化工作。对于开枪打死我革命战士的凶手，严惩不贷，按法律条文罚款来收葬死难同志，让凶手心服口服，也教育了别人。
1944年4月2日，南区军政委员会撤销，黄魂同志被任命为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总队政治部主任。5月3日，黄魂奉命回琼崖抗日独立总队赴任，他与秘书科长孙惠公等10余人从西部昌感县返回独立总队，路过四荣乡(今东方四更镇)上荣村。当时，天色已晚，大家便在该村后面长有酸梅树和竹林的园地歇息。第二天早上接到的情报称，有一队日军骑兵要到四荣乡一带“扫荡”，并已快到上荣村了。黄魂他们便在村边的荆棘丛中分开躲藏起来。日军进村搜查时，在村民吉进平家看到可供多人食用的米饭而看出破绽，便分头向村外搜索。有3名日军骑兵在接近黄魂藏身之处时发现了他，双方几乎是同时开火，黄魂眼快枪准，抢先撂倒3名日兵，二死一伤。然而，黄魂也不幸左腹中弹倒地，身负重伤的他命令孙惠公他们赶快撤离。在他的掩护下，战友们安全脱险了。黄魂同志壮烈牺牲。
1945年秋，日本无条件投降。我第二支队挺出海边平原，包围墩头到八所的日军，可日军拒不向我投降，我第八中队奉命进驻感城，不料日军和国民党相互勾结，早有防备，围歼我第八中队，中队长和指导员周天德及全队战士壮烈牺牲，昌感崖联县副县长王廷俊同志也在战斗中牺牲。这是抗日战争以来，孙惠公同志在第二支队和符荣鼎他们一同经历的最为惨烈的一场战斗，损失极为惨重。像这样悲壮惨烈的战斗，他们经历过太多，无法一一列举。
在第二支队，符荣鼎和孙惠公既是战友又是文友，一个是政委，一个是书记兼副官，志趣相投，惺惺相惜，都是“笔杆子”。他们共同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在血与火的战斗中结下深厚的情谊，这种情感历久弥新，宝贵珍重，只有亲历者才能真正体会个中滋味，非一般人能体味得到，难怪已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还时时牵挂着对方，念念不忘！
（原载2020年10月5日《中国红色旅游网》）革命老人的家乡情怀
陈恩祥
汽车在环岛西线高速公路上疾驰，行至梅山革命老区入口处时，倘若你抬头往东一望，一条拦河大坝便会突兀地出现在你眼里。此刻，你也许为这一庞然大物感到惊奇，或许会被这一泓蓝莹莹的碧水吸引。我当时就被这青山绿水的美丽景色给迷倒了！
站在大坝西侧向东远眺，蔚蓝的天空下绿油油的微波轻轻摇荡，碧绿碧绿的，十分清澈，水天一色，风景宜人；远处东边的光头岭、北边的尖岭、西边的青岭组成三面连绵不断、高低起伏的群山，酷似一张拉满的弓，而横跨东西的岭落大坝则是弓上那根弦。漫步水库大坝上，可以看到水岸边的原野上成群结队的黄牛在啃着青草，一群觅食的白鹭正在辛勤地寻找食物，有的则自由自在地停在牛背上休憩，画面安宁而祥和。间或从远方传来几声鸟的鸣叫声让水库显得更加幽静，鱼儿在水中欢快地游动，时而跃出水面，溅起一点点水花，给水库增添了无限的生机。
站在大坝中央，往南一望，坝下的景色更令人欣慰。田野里绿油油的庄稼一片片，望不到尽头。和风吹拂，翻起一层层稻浪，玉米正在扬花授粉，反季节瓜菜长势喜人，青翠欲滴，果实累累。光头岭下，在哈密瓜种植基地里，一个个白色塑膜棚里，工人们忙碌地给瓜秧浇水、扶苗、喷药，一派繁忙的景象。据介绍，自2015年起三亚市便在这里开辟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基地，大力招商引资，以股份分红形式，大种哈密瓜。连续几年喜获丰收，效益可观，哈密瓜已成为三亚梅山的品牌产品，远销国内外。
看到眼前这诱人的情景，有谁会想到几十年前这里荒凉的景象？彼时，整个大坡、圣坡田洋、南昌北昌、长竹杆园、黑榕田等，七沟八梁一面坡，干旱田园一片片。农民成年累月“望天吃饭”，遇上干旱年，水稻无法种植，粮食失收，生活困苦不堪。水的问题长期困扰着梅山革命老区的群众。梅山人民要想改变这种现状，摆脱贫困，走上富裕道路，必须彻底解决“水”的问题。
就在这关键时刻，一位革命老人的出现以及他的努力付出，使得梅山地区干旱农田变良田，农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焕发生机，也可以这样说，梅山人民的命运从此得以改变。1983年，梅东村革命前辈孙惠公从任上离休，他回到故乡，目睹梅山贫穷落后的面貌，急群众之所急，想百姓之所想，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精准扶贫”。他大胆提出兴建梅山岭落水库(以下简称“岭落水库”)的想法，并付诸行动。在谈到兴建水库的初衷时，孙惠公老人在自传《百载风云》中这样说：“解放40多年来，梅山老区水利问题没有解决，长期干旱，靠天吃饭，仍然是个落后贫困地区。我邀几位离休老同志到市政府和省政府，要求兴建梅山岭落水库，得到批准，正在兴工建设。”
岭落水库的建设过程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历经磨难。当年惠公老人向上级提出兴建岭落水库时，上级主管部门曾给予否定，其理由是20世纪60年代原崖县水利部门就对梅山岭落地区进行过勘测，专家们认为该地区水源稀少，建大型水库价值不大，浪费人力财力，于是，岭落水库刚兴建便遭勒令停工了。对于当时的情况，梅山诗人孙有瑄老先生在《游梅山岭落水库•其十》一诗中这样描述：“岭落我曾血汗流，奈何支票只空头。幸今科学承尊重，梦寐始能得付求。”然而，孙惠公和梅山革命前辈不信这个邪，他们一致认为兴建岭落水库大有可为，能从根本上解决农田灌溉问题。有底气做出这样的判断，与他们的人生经历有密切的关系。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崖县县委、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长期驻扎在青岭、尖岭、凤上的山里，开展革命活动，山上哪个地方有水源，有几条溪流他们都一清二楚。
于是，孙惠公力排众议，联合梅山几个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一起商议，达成共识，并写成可行性书面报告，亲自向海南省政府、三亚市政府提出申请。当年惠公老人为了争取兴建岭落水库项目的审批，他不辞劳苦，多次自费到海口找有关领导，利用老战友等人脉关系，多方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其间，他到处求人办事所受的气、所经受的磨难，非一般人所能理解。譬如对项目的审批、资金的调拨等，他亲力亲为，一一落实。然而，对于自己艰辛的付出，惠公老人不贪功不夸耀，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尤其是在岭落水库建成伊始，他先后几次回乡参观水库新貌，触景生情，喜不自胜，吟成七律二首，更多地勉励乡亲们不要忘记党恩，努力建设好自己的家园，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如《咏梅山岭落水库》：“梅山岭落建平湖，机械操劳胜万夫。旱患史乘当搁笔，脱贫道路上通途。辛勤创业栽金树，科技兴农植玉株。苦尽甜来牢记党，老区新画乐耕图。”而在《参观岭落水库后与梅山乡亲座谈留言》一诗中更是表达老人的爱乡情怀，劝勉乡亲们要发扬老区人民勤劳俭朴的优良传统：“临渊意不在观鱼，且喜梅山旱患除。片片瘠坡成沃地，家家仓廪可屯馀。脱贫切莫忘勤俭，致富仍当戒懒疏。耕读乡风永勿替，桃源岭落会通渠。”
本以为岭落水库建成后梅山人民就可以安心发展农业生产，从此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谁知一场大雨击碎了人们的美梦，还差点酿成灾祸。
这座1991年10月开建，1993年12月竣工的岭落水库，是一座均质土坝，坝轴全长1163米，坝顶高36米，坝顶宽3米，坝体内侧未设防浪墙。建成便开始蓄水，前几年雨量不大，蓄水不多，可1995年的那场暴雨让大坝经受考验，由于工程质量低劣，洪水一来，水库大坝便被冲毁。说起那场洪水造成的灾害，长山村村民现在还心有余悸。当年的一天夜里，风雨交加，正在睡梦中的村民被村干部唤醒，村干部要他们赶紧收拾家中有用行当，迅速撤离，因为岭落水库决口洪水将要淹没村庄。幸好洪水只浸到他们村边，乡亲们虚惊了一场。
惠公老人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回乡视察水坝，与当地政府商讨解决方案。省市有关领导极为震惊，责令三亚市主管部门对大坝进行除险加固，确保安全。于是，三亚市政府出面聘请西安理工大学、山东省淮河流域水利管理局规划设计院的专家进行研判，做出处理方案。专家组指出大坝被冲毁的主要原因及大坝存在的诸多隐患：岭落水库大坝填筑土料杂、土质差，其中部分土料为分散性土。此类土遇到含盐量低的水后，容易被雨水淋蚀和渗流冲蚀损坏。经过多年的运行，大坝前坡受风浪冲刷，已造成局部变形损坏。坝顶和后坡面被雨水连冲带淘，形成了许多冲沟和洞穴，造成了多处坝坡的崩塌和不稳定。坝体、坝基渗漏较为严重，有管涌迹象，下游渗水混浊。大坝碾压不好，存在分层现象，影响大坝的安全；溢洪道为临时溢洪道，紧贴大坝。其两侧开挖边坡较陡，岩体抗冲刷能力低。因未做任何衬砌处理，溢洪时很容易产生冲刷破坏，危及大坝的安全。溢洪道下游也没有开挖行洪道，洪水直接排入下游农田，冲毁大面积农田。
后来，有关单位对该工程均质土坝进行了除险加固，特别对分散性土的均质土坝、坝体洞穴以及坝体的防渗部分进行了加强处理和控制。此外，为了排灌水渠工程配套完成，三亚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老区的水利建设，发动全市各机关单位，投工投劳，不计报酬地发起“万人大会战”，在短短的时间里完成所有的排灌系统工程，使得岭落水库这座三级危坝化险为夷，发挥它的灌溉功能，造福乡亲们。对此，梅山人民心存感激，永记心间！
一座水库的兴建，改变了梅山人民的命运，让乡亲们通过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过上了美好的生活。同时也彰显了一位革命老人热爱家乡、为民祈求幸福的情怀。说实话，革命老人孙惠公当时已离休并在三亚享受晚年幸福生活，他没有必要为兴建岭落水库而操心劳力，到处奔波。那么，是什么让他这样执着地为民请命？当然是他骨子里那一段难以割舍的乡情，是一位历经战火洗礼、屡立战功的共产党人的责任和义务！
还是当代诗人臧克家说得好：“有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2005年12月17日，革命老人孙惠公与世长辞，家乡梅山人民为他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表达了对他的深深怀念。追悼会上，家乡人民书写了大量悼念他的诗联，情真意切，其中一句“爱梓如爱家爱民如爱子赫赫勋昭日月”高度概括了惠公老人的崇高品德和威望。以下诗联更是对老人的历史功绩和公仆精神做了公正、准确的评价：
天星留轨迹戎马铁衣裹忠骨；
功德誉梓里岭落碧水慰英魂。
轻扶灵柩返梅园，且拜忠魂壮国魂；
戎马生涯公仆志，鸿公骏业史长存。
说一千道一万，还是那句话：“给人民作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
（本文在三亚市群众艺术馆举办的“庆祝建党100周年文学作品征集活动”中，获评入选奖——该奖项不评等级奖只评入选奖；并载于2021年6月15日《三亚日报》）孙老人生像金子般灿烂
——《革命老人孙惠公》封面赏析
罗灯光
《革命老人孙惠公》是一本内容厚实、人物可亲可敬、编排考究、印制精美的党史人物类图书。好马配好鞍，其封面设计，鲜活醒目，主体突出，内涵丰富，寓意深刻，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两种颜色，两个意象，巧妙组合，就表达了准确到位的思想。这两个意象是一丛椰子树叶和一片热带树的叶子，画面非常简洁。椰子树叶大片的绿色，像泼上去的一样，格外诱人，春意盎然；那片热带树叶子分外抢眼，金黄金黄的，秋意正浓。这两个意象就代表了“春”与“秋”，“春秋”就指历史或历史书。那么，这是一部怎样的历史呢？摇曳的翠绿的椰子树叶告诉人们，这是海南岛上的历史，再具体点就是书名指向的孙惠公同志的奋斗史。如果把琼崖革命史比作一棵大树，孙惠公同志的奋斗史就是这棵大树上一片引人注目的叶子。那丛椰子树叶是背景，用来衬托作为主体意象的一片叶子。这“一叶”与“一页”谐音，“一叶”也就是琼崖革命史这部“春秋”中光辉的“一页”。封面封底，主次分明，互为映衬，椰子树叶和热带树叶意象的表达，构建了一个朦胧的富有韵味的意境，充满着诗情画意，加之封底隐约可见的诗句，表明孙惠公同志的革命人生如诗如歌，后人当去朗读这一首传奇诗篇，去高唱这一曲英雄赞歌。
此外，封面的色彩运用也恰到好处。如前所叙，封面封底图案，仅仅用了两种颜色，十分简约，可谓“惜色如金”。绿色和金色都是具有积极向上意义的色彩。叶子的金色寓意孙惠公同志的革命人生就像金子般灿烂。这样使用色彩不仅很好地纪念了前辈功绩，而且深刻地启迪后人要奋发向上。
如此封面，当然还可以作别的解读。比如，理解成“一叶知秋”也未曾不可：秋深了，这片为装点人间春色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叶子，完成了它的使命，告别枝头，回归长满椰子树的大地，还要化作泥土滋润春色，赞颂一种彻底的奉献精神。应该说，这是一个上乘的封面，它的含义是多解的，张力是巨大的，不仅给人丰富的想象，而且能启迪思想，陶冶情操，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本书的内容。
（原载2008年8月5日《三亚晨报》文化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