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内容
1911年12月，我出生在古崖州今三亚市下辖的梅山镇梅东村的一个教师家庭。九岁，父亲病逝，母亲悲痛欲绝，但她没有丧失生活的勇气，仍然挑起一家四口的生活重担。我六岁开始上学，初中毕业后，考上崖县中学附设乡村师范班，毕业后，先后被聘为梅东小学教员、月川小学校长、崖县教育经费管委会事务员。1934年秋，我到广东教师进修学校公费就学，毕业后，先后在崖县第七高小、第五高小和崖县中学预习班任教。
1937年7月7日，日本武装侵略中国的消息传到崖县，我正好暑假还家，便邀同伴在梅东小学办民众夜校，宣传抗日救国道理，这为后来建立梅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提供了群众基础。暑假后，我回第五高小任教，参加中共崖县县委组织的抗日后援会，常在晚上邀同事到港门、保平、临高等初小的夜校去宣传发动抗日。这时，中共崖县县委书记叶云夫常以商人的打扮到第五高小活动。第五高小校长何绍尧是中共崖县县委委员，他们发现我在学校内外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活动后，常让我看抗日小报，教给我许多革命道理。
1938年春，国民党崖县县长何定之巧立名目，苛捐勒索，光是已经是加重了的田亩税就要提前征收三至五年，崖县人民怨声载道，掀起抗税斗争。在这次斗争中，我多方奔走，积极发动群众，当面驳斥国民党官员的剥削行为。在人民群众的反抗下，何定之发国难财的阴谋被挫败了。
1939年2月7日早上，何定之带着一群人马，狼狈地向崖县西区逃窜。显然，日寇未到，国民党官员就弃城逃跑，这岂不是留下一座空城拱手让给敌人！我愤怒极了，立即约同事任大屏一起写了十多张大字报和数十张标语，张贴在崖城、港门、临高等村的主要路口和市场，揭露和声讨何定之不抗日弃城逃跑的罪行。
2月14日夜，日寇在榆林、三亚登陆。18日夜，日寇占领崖县县城，不到十天就占领了全县。我和孙家维（孙维青）、孙珠江、孙有珍数人商量，分头搜集到民间枪支几十杆，组成梅山抗日游击队。这支队伍虽然不能立即与日寇进行正面战斗，但扰乱、破坏了敌人的交通道路、通信设施。记得1939年的一个秋夜里，我和孙家维、孙珠江、孙有珍、吴东、胡安、王荣贵、孙毓高、蔡魁生、孙如燧、孙如惠、孙太治、孙关春等十三人，把梅山至中灶十余公里公路上的电杆电线全部破坏，将桥梁涵洞统统捣毁。日寇白天维修，我们在夜里不断伺机破坏。在此期间，我们还经常筹款筹粮，支援琼崖抗日独立总队。
1939年，中共崖县县委委员黎茂瑁、何赤两名同志介绍我参加中国共产党，为预备党员，1940年1月16日夜宣誓转正。
1941年秋，日寇数次夜间到我家搜捕洗劫，由于抓不到我，便一把火把我家烧为焦土。
同年秋的一个晚上，我接受了县委交代的任务，和县委委员李大和到尖峰岭，带领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三支队突围。我俩当夜翻山越岭，在尖峰岭北面的黑眉山找到了部队。那时，第三支队已在黑眉山与日寇激战几个日夜，大量杀伤敌人，但我军也伤亡不少。情况危急，队伍必须向东转移，不说要摆脱日寇的围追堵阻，就是要组织伤员长途跋涉，越过敌人封锁的地带也不知有多大困难。尖峰岭往东几十里是乐东、崖县国民党的老窝，南面则是日寇占领的崖县四、五区平原。我的任务是带领第三支队通过这个地区，向崖县东路挺进。如果路线选择不当，可能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不过这个地段与梅山游击队活动范围接近，据我掌握的情况，不久前日寇曾经进攻国民党盘踞的抱善基地。国民党如同惊弓之鸟，此时抱善可能空虚，可以神速从这里通过。我的意见被第三支队支队长兼政委的张开泰等同志采纳，我们以两天三夜的山地行军，到达长坑。之所以选择这个地点，是因为我家在这里库存着两造粮食。我打开粮仓，发动群众碾米，除供第三支队全队吃饱外，还让每人装满米袋。部队又经过一夜的急行军，到达梅山。根据县委的安排，部队在梅山后岭休息。群众杀猪宰牛，缝衣送被，情如鱼水，部队在战斗中损失的装备大部分得到补充。休息几天后，夜间部队转移，我和叶云夫、何赤、陈作霖四人留下，处理部队驻扎期间与附近村庄的群众关系问题。这一夜，我们走东村访西庄，直到凌晨准备离开老陈田村时，突然村外枪声四起，日寇包围了村庄。我们分头突围，陈作霖同志在突围中壮烈牺牲。这一天，日寇也同时“扫荡”梅东村和水南村，黎茂瑁同志和何绍尧同志分别在梅东村和水南村壮烈牺牲。
1942年6月10日，中共崖县县委书记叶云夫和县委委员何赤在梅山主持召开了梅山人民代表会议，选举成立崖县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我当选乡长，这是崖县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在梅山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各村庄的基层组织不断巩固发展，我们执行党的减租减息、帮工代耕、征粮征税支援前线的政策，动员青年参军，组织民兵配合县委武工队锄奸肃反，捣毁敌人交通、通信设施。日寇妄图扑灭梅山的抗日烈火，在梅山的镇海、长山、梅联仅六公里的地段上建立了三处堡垒，封锁梅山，不让梅山群众外出集市。党和政府发动梅山人民种棉花，纺纱织布，挑海水煮盐，用土法制火药，战胜了敌人的封锁。
1943年3月，中共崖县县委调我和林庆墀等同志到尖峰岭黑眉山，会合感恩县委筹备建立崖感联县办事处。5月1日，召开两县代表会议，选举成立崖感联县办事处，林庆墀、王康宁当选为正、副主任，我任秘书科长。我们三人建立了党组织及地方武装。办事处就流动驻扎在黑眉山一带，使黑眉山成为巩固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4年3月，崖感联县办事处取消，我调任琼崖南区军政委员会秘书科长。仅一个多月，军政委员会取消，我又调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二支队任副官兼书记。
1945年初，部队在昌感（昌江县和感恩县）交界的大槐山集训。一天早晨，我们接到中共感恩县委送来的日寇向我军进攻的紧急情报。我军做好战斗准备，待日军接近阵地，便集中火力消灭大量敌人。不久，敌人四架飞机轮流轰炸和低冲扫射我阵地，我军因隐蔽得好，无一伤亡。我和支队长符振中、政委符荣鼎等领导都参加了战斗。
8月，日军投降，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四十六军来琼劫收。在日军的配合下，国民党军队在尖峰岭制造了“土伦事件”，我崖县区党政机关人员大部分被杀害；驻感城的我琼崖抗日独立纵队第二支队挺进大队第八中队全队阵亡；国民党军又在石碌附近的美孚村进攻我第二支队队部。此时，我也随军参战。美孚村战斗，炮火连天，激烈地打了整整一天，我军伤亡不少。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我军不能老是被动挨打。美孚战斗后不久，驻扎在昌江马鞍村的第二支队队部接到县委情报，知道敌人要乘火车入石碌劫收。新任支队长陈武英、政委陈岩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老马村铁路段截击火车。支队长、政委都到前线指挥战斗，我也参加了战斗。一连埋伏三天，才见火车驶入伏击圈。经过激烈的战斗，敌军伤亡不少，俘虏很多，是我第二支队抗日战争以来缴获武器最多的一次战斗。后来才知道，国民党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也在火车上挨打。
1946年春，我调离琼崖独立纵队第二支队队部，到中共琼崖特委上任，琼崖特委分配我到琼东定安联合县政府任秘书科长。那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已全面发动内战，形势相当紧张。为了发动群众参加对敌斗争，我和战友们跑遍了琼东、定安各地。
同年秋，我调回琼崖特委。琼崖特委冯白驹、黄康等领导接见我和林庆墀同志。冯白驹同志指出：“崖县离琼崖特委驻地较远，琼崖特委对崖县的情况了解不够。崖县文化比较发达，革命活动开展比较早，不少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有比较好的基础。但是，过去崖县对建立山区根据地不太注意，经不起敌人的摧残。四十六军来琼后，崖县的工作已经崩溃，需要你们回去。你们的任务是：第一，恢复建立党组织，收拾崩溃局面；第二，建立山区根据地，再向平原发展；第三，开展学运工作；第四，崖县敌人驻军多，敌军中的反战分子不少，要注意敌军中的兵运工作；第五，日寇在崖县时开矿山设工厂，要注意工运工作。”因此，琼崖特委决定任命林庆墀同志为南区临委委员，我为崖县县委书记。在冯白驹同志指示后，我向琼崖特委要求，调当时在琼崖特委附近工作的何赤、罗群、孙鹤林、林志龙、蔡大元、陈兴起、陈侃等同志和我一起回崖县，琼崖特委同意了我的要求。
林庆墀同志与我们几个人一起回到昌感崖联合县委，知道县委已于五月派陈明纲、孙珠江、陈虞、吴清尧、林志超等同志回崖县区收拾工作。在昌感崖联合县委，庆墀同志传达了琼崖特委的决定。中共琼崖南区临委同时成立，并讨论我回崖县建立县委的问题，决定取消崖县区，成立中共崖县县委，按琼崖特委的决定，我任崖县县委书记。
1946年10月中旬，我回到崖县。10月18日，我在梅山召开第一次县委会议，传达了琼崖特委和临委的决定，成立中共崖县县委，我任县委书记，何赤、孙珠江、陈明纲同志任县委委员。会议听取陈明纲关于收拾恢复崖县区组织情况的汇报，同时调整任命了各区乡的领导成员。
县委各负责同志分头到各区乡工作。我带蔡大元等同志到龙浩、只峨、抱串、温仁、千家等少数民族乡村开展山区工作，动员一批少数民族青年参加革命，建立红五、罗所、千善、千雅、温仁等少数民族乡民主政权，使马岭、育才、雅亮等崖一区、崖四区、崖五区和乐东县千家区的少数民族地区连成一片，建立了山区根据地。县委建立不久，崖县各区乡党组织也迅速恢复和发展。
1947年春夏间，县委组建地方武装前进队。当时，枪支弹药不足，为了战斗的需要，我利用在部队学到的制造地雷技术，指导梅山民兵制造地雷。我们带领前进队，利用土制地雷在九（所）乐（东）公路战斗中，截击国民党乐东机关枪连，打死其连长。在拔除抱用据点的战斗中，地雷发挥威力，敌兵死伤不少，惊慌撤走，这为建立山区根据地扫除了障碍。
我们注意敌运工作，争取国民党崖县县长邓士采的卫兵林明发带驳壳枪参加革命，争取岁乐乡乡兵两名带枪投诚。
国民党反动派继承了日寇的衣钵，继续在梅山建立据点，控制梅山人民。1947年秋，我们组织了破袭敌军梅山据点的战斗。首先争取国民党崖县自卫大队第一中队排长黎明作为内应，并报请上级派琼崖纵队南征队长吴之率所部来崖县支援。在我县前进队的配合下，我军乘着黑夜，消灭了驻扎在梅东村关公庙里的国民党中队，缴获轻机枪两挺，长、短枪数十支。
1948年4月，正当解放乐东县城的战斗进入紧张阶段，我调任乐东县县长，在乐城前线配合我军搞坚壁清野工作，动员群众把粮食和一切可资敌人利用的东西迁移到远离乐城的地方收藏，以断绝集结困守乐城的敌人的接济。一天，忽接情报，榆林要塞敌军派美械装备的一个大队进入乐城，企图据城顽抗。我军除留下围困乐城守敌的力量外，大部分都集中到进入乐东的要道青岭仔进行伏击。我参加了青岭仔战斗，并负责后勤指挥。这次战斗我军大量杀伤敌人，击毙了带要塞军入乐城新任乐东县县长的国民党少将。
6月，我调到中共琼崖南区地委任秘书室主任。
1950年春节后几天，国民党大批残军从内地溃退至海南，敌军师长陈忠坚带一个师窜下黄流。这时，我和崖县县委委员陈国风、四五联区区长何施仁带工作队在黄孔乡工作。敌军突然向黄孔乡扑来，我们立即撤向手板坡。敌人连夜追踪到手板坡。黎明前，我发现满山遍野都是敌人，急忙呼叫大家进山，敌人乱枪扫射，我方同志牺牲三人，被捕十多人。
4月30日，南区地委接到区党委电报通知，我军已进入榆林三亚。我随南区地委和专署于5月3日到达榆林，参加大军一二八师军政领导会议。
7月，中共琼崖南区地委和专署撤销，海南军政委员会任命我为崖县副县长兼崖县人民法院院长。海南解放初期我的主要工作是安定社会秩序，布告国民党官员登记认罪自新，成立集训所集中管训，并组织调查他们的罪行，分别给予判刑。
秋末，晚造收完，开始秋征公粮、购粮。我受命带征粮工作队到保平乡搞秋征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在全县铺开解放后的第一次秋征工作。
秋征试点刚结束，我就带崖县人民代表到府城参加海南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随后参加广东省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
1951年2月，我调任中共乐东县委常委、乐东县县长。这段时期的工作，是着重开展农村的互助合作，兴修小型水利工程，发展生产，开辟市集，供给生活日用商品，发展经济贸易，开办学校。
这年秋天，我带乐东县人民代表参加广东省第二次人民代表会议。会议结束，省政府决定派我和黎族起义首领王国兴赴武汉参加中南民族工作会议。接着，上北京参加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期间，我二人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会议结束时正好遇上1952年元旦。元旦早上，全体代表到怀仁堂与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进行新年团拜。
2月，我回到海南行署，传达了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会议精神。行署决定由史丹同志和我一起筹备成立海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史丹同志任主任，我任副主任。
1955年10月，为开辟莺歌海盐场，我被任命为广东省盐务局莺歌海盐场筹建处副处长兼场地管理所主任，带勘探队实地勘测设计规划，处理盐场征地与当地群众的关系。
1958年上半年，盐场建成投产。为解决产品输出交通问题，8月，我调任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交通局局长，主要任务是配合铁道兵开通安由港到莺歌海的铁路。海南行署和自治州政府决定从乐东、崖县、陵水、保亭四县共派八千民工，配合铁道兵参加铁路大会战，成立了安（由）黄（流）铁路民工指挥部，自治州州长林岳川兼任总指挥，我兼任副总指挥。
1958年1（）月，自治州撤销，陵水、崖县、保亭三县合并为崖县。我调崖县任县委常委、副县长，分管工业交通，继续抓安黄铁路的建设，直接负责铁路民工的指挥工作。我和广大民工同铁道兵指战员一起，以铁路线为家，同甘共苦，战天斗地，终于完成修路任务，铁路于1960年国庆节通车。
1962年，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恢复。10月，我又从崖县调到自治州人民委员会任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党组成员。
1966年4月，我被任命为广东省民族代表团团长，带各民族代表到北京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活动，朱德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我们在北京参观名胜古迹，还到河北省砂石峪、山西省大寨等地参观学习改造山河的经验。
7月，我带着党中央的关怀，带着全国许多先进经验回到自治州，还不待贯彻落实这些经验，“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开始了，我被扣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恢复工作，任自治州委统战部副部长。我焕发青春，积极组织干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拨乱反正，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统战政策。
1983年，我办理离休。可是，我一息尚存，总要为革命发挥余热，有机会时，我常以讲战斗英雄故事等形式，为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做报告，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我受聘为三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顾问，积极襄赞地方史志的纂修工作。三亚市第一中学、三亚市第二小学等学校聘我为校外辅导员。1992年6月，我受国家教委、文化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科协联合表彰为“全国少年儿童校外教育先进工作者”（见《海南日报》1992年6月26日第一版）。
海南解放四十多年来，梅山老区水利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梅山老区长期干旱，靠天吃饭，仍然是个落后贫困地区。我邀几位离休老同志到市政府和省政府，要求兴建梅山岭落水库，得到批准，水库正在兴工建设。
我喜爱以诗言志，参加中华诗词学会、海南诗词学会、岭南诗社、通什诗社、三亚诗社，写了一些诗，歌颂祖国，歌颂党，针砭时弊。不过，我年事已高，常感力不从心，真是：
自然规律不能违，
百岁人生总得归。
两袖清风知自足，
几行自述趁余晖。
1992年4月于三亚市
1937年7月7日，日本武装侵略中国的消息传到崖县，我正好暑假还家，便邀同伴在梅东小学办民众夜校，宣传抗日救国道理，这为后来建立梅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提供了群众基础。暑假后，我回第五高小任教，参加中共崖县县委组织的抗日后援会，常在晚上邀同事到港门、保平、临高等初小的夜校去宣传发动抗日。这时，中共崖县县委书记叶云夫常以商人的打扮到第五高小活动。第五高小校长何绍尧是中共崖县县委委员，他们发现我在学校内外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活动后，常让我看抗日小报，教给我许多革命道理。
1938年春，国民党崖县县长何定之巧立名目，苛捐勒索，光是已经是加重了的田亩税就要提前征收三至五年，崖县人民怨声载道，掀起抗税斗争。在这次斗争中，我多方奔走，积极发动群众，当面驳斥国民党官员的剥削行为。在人民群众的反抗下，何定之发国难财的阴谋被挫败了。
1939年2月7日早上，何定之带着一群人马，狼狈地向崖县西区逃窜。显然，日寇未到，国民党官员就弃城逃跑，这岂不是留下一座空城拱手让给敌人！我愤怒极了，立即约同事任大屏一起写了十多张大字报和数十张标语，张贴在崖城、港门、临高等村的主要路口和市场，揭露和声讨何定之不抗日弃城逃跑的罪行。
2月14日夜，日寇在榆林、三亚登陆。18日夜，日寇占领崖县县城，不到十天就占领了全县。我和孙家维（孙维青）、孙珠江、孙有珍数人商量，分头搜集到民间枪支几十杆，组成梅山抗日游击队。这支队伍虽然不能立即与日寇进行正面战斗，但扰乱、破坏了敌人的交通道路、通信设施。记得1939年的一个秋夜里，我和孙家维、孙珠江、孙有珍、吴东、胡安、王荣贵、孙毓高、蔡魁生、孙如燧、孙如惠、孙太治、孙关春等十三人，把梅山至中灶十余公里公路上的电杆电线全部破坏，将桥梁涵洞统统捣毁。日寇白天维修，我们在夜里不断伺机破坏。在此期间，我们还经常筹款筹粮，支援琼崖抗日独立总队。
1939年，中共崖县县委委员黎茂瑁、何赤两名同志介绍我参加中国共产党，为预备党员，1940年1月16日夜宣誓转正。
1941年秋，日寇数次夜间到我家搜捕洗劫，由于抓不到我，便一把火把我家烧为焦土。
同年秋的一个晚上，我接受了县委交代的任务，和县委委员李大和到尖峰岭，带领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三支队突围。我俩当夜翻山越岭，在尖峰岭北面的黑眉山找到了部队。那时，第三支队已在黑眉山与日寇激战几个日夜，大量杀伤敌人，但我军也伤亡不少。情况危急，队伍必须向东转移，不说要摆脱日寇的围追堵阻，就是要组织伤员长途跋涉，越过敌人封锁的地带也不知有多大困难。尖峰岭往东几十里是乐东、崖县国民党的老窝，南面则是日寇占领的崖县四、五区平原。我的任务是带领第三支队通过这个地区，向崖县东路挺进。如果路线选择不当，可能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不过这个地段与梅山游击队活动范围接近，据我掌握的情况，不久前日寇曾经进攻国民党盘踞的抱善基地。国民党如同惊弓之鸟，此时抱善可能空虚，可以神速从这里通过。我的意见被第三支队支队长兼政委的张开泰等同志采纳，我们以两天三夜的山地行军，到达长坑。之所以选择这个地点，是因为我家在这里库存着两造粮食。我打开粮仓，发动群众碾米，除供第三支队全队吃饱外，还让每人装满米袋。部队又经过一夜的急行军，到达梅山。根据县委的安排，部队在梅山后岭休息。群众杀猪宰牛，缝衣送被，情如鱼水，部队在战斗中损失的装备大部分得到补充。休息几天后，夜间部队转移，我和叶云夫、何赤、陈作霖四人留下，处理部队驻扎期间与附近村庄的群众关系问题。这一夜，我们走东村访西庄，直到凌晨准备离开老陈田村时，突然村外枪声四起，日寇包围了村庄。我们分头突围，陈作霖同志在突围中壮烈牺牲。这一天，日寇也同时“扫荡”梅东村和水南村，黎茂瑁同志和何绍尧同志分别在梅东村和水南村壮烈牺牲。
1942年6月10日，中共崖县县委书记叶云夫和县委委员何赤在梅山主持召开了梅山人民代表会议，选举成立崖县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我当选乡长，这是崖县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在梅山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各村庄的基层组织不断巩固发展，我们执行党的减租减息、帮工代耕、征粮征税支援前线的政策，动员青年参军，组织民兵配合县委武工队锄奸肃反，捣毁敌人交通、通信设施。日寇妄图扑灭梅山的抗日烈火，在梅山的镇海、长山、梅联仅六公里的地段上建立了三处堡垒，封锁梅山，不让梅山群众外出集市。党和政府发动梅山人民种棉花，纺纱织布，挑海水煮盐，用土法制火药，战胜了敌人的封锁。
1943年3月，中共崖县县委调我和林庆墀等同志到尖峰岭黑眉山，会合感恩县委筹备建立崖感联县办事处。5月1日，召开两县代表会议，选举成立崖感联县办事处，林庆墀、王康宁当选为正、副主任，我任秘书科长。我们三人建立了党组织及地方武装。办事处就流动驻扎在黑眉山一带，使黑眉山成为巩固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4年3月，崖感联县办事处取消，我调任琼崖南区军政委员会秘书科长。仅一个多月，军政委员会取消，我又调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二支队任副官兼书记。
1945年初，部队在昌感（昌江县和感恩县）交界的大槐山集训。一天早晨，我们接到中共感恩县委送来的日寇向我军进攻的紧急情报。我军做好战斗准备，待日军接近阵地，便集中火力消灭大量敌人。不久，敌人四架飞机轮流轰炸和低冲扫射我阵地，我军因隐蔽得好，无一伤亡。我和支队长符振中、政委符荣鼎等领导都参加了战斗。
8月，日军投降，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四十六军来琼劫收。在日军的配合下，国民党军队在尖峰岭制造了“土伦事件”，我崖县区党政机关人员大部分被杀害；驻感城的我琼崖抗日独立纵队第二支队挺进大队第八中队全队阵亡；国民党军又在石碌附近的美孚村进攻我第二支队队部。此时，我也随军参战。美孚村战斗，炮火连天，激烈地打了整整一天，我军伤亡不少。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我军不能老是被动挨打。美孚战斗后不久，驻扎在昌江马鞍村的第二支队队部接到县委情报，知道敌人要乘火车入石碌劫收。新任支队长陈武英、政委陈岩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老马村铁路段截击火车。支队长、政委都到前线指挥战斗，我也参加了战斗。一连埋伏三天，才见火车驶入伏击圈。经过激烈的战斗，敌军伤亡不少，俘虏很多，是我第二支队抗日战争以来缴获武器最多的一次战斗。后来才知道，国民党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也在火车上挨打。
1946年春，我调离琼崖独立纵队第二支队队部，到中共琼崖特委上任，琼崖特委分配我到琼东定安联合县政府任秘书科长。那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已全面发动内战，形势相当紧张。为了发动群众参加对敌斗争，我和战友们跑遍了琼东、定安各地。
同年秋，我调回琼崖特委。琼崖特委冯白驹、黄康等领导接见我和林庆墀同志。冯白驹同志指出：“崖县离琼崖特委驻地较远，琼崖特委对崖县的情况了解不够。崖县文化比较发达，革命活动开展比较早，不少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有比较好的基础。但是，过去崖县对建立山区根据地不太注意，经不起敌人的摧残。四十六军来琼后，崖县的工作已经崩溃，需要你们回去。你们的任务是：第一，恢复建立党组织，收拾崩溃局面；第二，建立山区根据地，再向平原发展；第三，开展学运工作；第四，崖县敌人驻军多，敌军中的反战分子不少，要注意敌军中的兵运工作；第五，日寇在崖县时开矿山设工厂，要注意工运工作。”因此，琼崖特委决定任命林庆墀同志为南区临委委员，我为崖县县委书记。在冯白驹同志指示后，我向琼崖特委要求，调当时在琼崖特委附近工作的何赤、罗群、孙鹤林、林志龙、蔡大元、陈兴起、陈侃等同志和我一起回崖县，琼崖特委同意了我的要求。
林庆墀同志与我们几个人一起回到昌感崖联合县委，知道县委已于五月派陈明纲、孙珠江、陈虞、吴清尧、林志超等同志回崖县区收拾工作。在昌感崖联合县委，庆墀同志传达了琼崖特委的决定。中共琼崖南区临委同时成立，并讨论我回崖县建立县委的问题，决定取消崖县区，成立中共崖县县委，按琼崖特委的决定，我任崖县县委书记。
1946年10月中旬，我回到崖县。10月18日，我在梅山召开第一次县委会议，传达了琼崖特委和临委的决定，成立中共崖县县委，我任县委书记，何赤、孙珠江、陈明纲同志任县委委员。会议听取陈明纲关于收拾恢复崖县区组织情况的汇报，同时调整任命了各区乡的领导成员。
县委各负责同志分头到各区乡工作。我带蔡大元等同志到龙浩、只峨、抱串、温仁、千家等少数民族乡村开展山区工作，动员一批少数民族青年参加革命，建立红五、罗所、千善、千雅、温仁等少数民族乡民主政权，使马岭、育才、雅亮等崖一区、崖四区、崖五区和乐东县千家区的少数民族地区连成一片，建立了山区根据地。县委建立不久，崖县各区乡党组织也迅速恢复和发展。
1947年春夏间，县委组建地方武装前进队。当时，枪支弹药不足，为了战斗的需要，我利用在部队学到的制造地雷技术，指导梅山民兵制造地雷。我们带领前进队，利用土制地雷在九（所）乐（东）公路战斗中，截击国民党乐东机关枪连，打死其连长。在拔除抱用据点的战斗中，地雷发挥威力，敌兵死伤不少，惊慌撤走，这为建立山区根据地扫除了障碍。
我们注意敌运工作，争取国民党崖县县长邓士采的卫兵林明发带驳壳枪参加革命，争取岁乐乡乡兵两名带枪投诚。
国民党反动派继承了日寇的衣钵，继续在梅山建立据点，控制梅山人民。1947年秋，我们组织了破袭敌军梅山据点的战斗。首先争取国民党崖县自卫大队第一中队排长黎明作为内应，并报请上级派琼崖纵队南征队长吴之率所部来崖县支援。在我县前进队的配合下，我军乘着黑夜，消灭了驻扎在梅东村关公庙里的国民党中队，缴获轻机枪两挺，长、短枪数十支。
1948年4月，正当解放乐东县城的战斗进入紧张阶段，我调任乐东县县长，在乐城前线配合我军搞坚壁清野工作，动员群众把粮食和一切可资敌人利用的东西迁移到远离乐城的地方收藏，以断绝集结困守乐城的敌人的接济。一天，忽接情报，榆林要塞敌军派美械装备的一个大队进入乐城，企图据城顽抗。我军除留下围困乐城守敌的力量外，大部分都集中到进入乐东的要道青岭仔进行伏击。我参加了青岭仔战斗，并负责后勤指挥。这次战斗我军大量杀伤敌人，击毙了带要塞军入乐城新任乐东县县长的国民党少将。
6月，我调到中共琼崖南区地委任秘书室主任。
1950年春节后几天，国民党大批残军从内地溃退至海南，敌军师长陈忠坚带一个师窜下黄流。这时，我和崖县县委委员陈国风、四五联区区长何施仁带工作队在黄孔乡工作。敌军突然向黄孔乡扑来，我们立即撤向手板坡。敌人连夜追踪到手板坡。黎明前，我发现满山遍野都是敌人，急忙呼叫大家进山，敌人乱枪扫射，我方同志牺牲三人，被捕十多人。
4月30日，南区地委接到区党委电报通知，我军已进入榆林三亚。我随南区地委和专署于5月3日到达榆林，参加大军一二八师军政领导会议。
7月，中共琼崖南区地委和专署撤销，海南军政委员会任命我为崖县副县长兼崖县人民法院院长。海南解放初期我的主要工作是安定社会秩序，布告国民党官员登记认罪自新，成立集训所集中管训，并组织调查他们的罪行，分别给予判刑。
秋末，晚造收完，开始秋征公粮、购粮。我受命带征粮工作队到保平乡搞秋征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在全县铺开解放后的第一次秋征工作。
秋征试点刚结束，我就带崖县人民代表到府城参加海南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随后参加广东省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
1951年2月，我调任中共乐东县委常委、乐东县县长。这段时期的工作，是着重开展农村的互助合作，兴修小型水利工程，发展生产，开辟市集，供给生活日用商品，发展经济贸易，开办学校。
这年秋天，我带乐东县人民代表参加广东省第二次人民代表会议。会议结束，省政府决定派我和黎族起义首领王国兴赴武汉参加中南民族工作会议。接着，上北京参加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期间，我二人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会议结束时正好遇上1952年元旦。元旦早上，全体代表到怀仁堂与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进行新年团拜。
2月，我回到海南行署，传达了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会议精神。行署决定由史丹同志和我一起筹备成立海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史丹同志任主任，我任副主任。
1955年10月，为开辟莺歌海盐场，我被任命为广东省盐务局莺歌海盐场筹建处副处长兼场地管理所主任，带勘探队实地勘测设计规划，处理盐场征地与当地群众的关系。
1958年上半年，盐场建成投产。为解决产品输出交通问题，8月，我调任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交通局局长，主要任务是配合铁道兵开通安由港到莺歌海的铁路。海南行署和自治州政府决定从乐东、崖县、陵水、保亭四县共派八千民工，配合铁道兵参加铁路大会战，成立了安（由）黄（流）铁路民工指挥部，自治州州长林岳川兼任总指挥，我兼任副总指挥。
1958年1（）月，自治州撤销，陵水、崖县、保亭三县合并为崖县。我调崖县任县委常委、副县长，分管工业交通，继续抓安黄铁路的建设，直接负责铁路民工的指挥工作。我和广大民工同铁道兵指战员一起，以铁路线为家，同甘共苦，战天斗地，终于完成修路任务，铁路于1960年国庆节通车。
1962年，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恢复。10月，我又从崖县调到自治州人民委员会任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党组成员。
1966年4月，我被任命为广东省民族代表团团长，带各民族代表到北京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活动，朱德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我们在北京参观名胜古迹，还到河北省砂石峪、山西省大寨等地参观学习改造山河的经验。
7月，我带着党中央的关怀，带着全国许多先进经验回到自治州，还不待贯彻落实这些经验，“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开始了，我被扣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恢复工作，任自治州委统战部副部长。我焕发青春，积极组织干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拨乱反正，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统战政策。
1983年，我办理离休。可是，我一息尚存，总要为革命发挥余热，有机会时，我常以讲战斗英雄故事等形式，为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做报告，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我受聘为三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顾问，积极襄赞地方史志的纂修工作。三亚市第一中学、三亚市第二小学等学校聘我为校外辅导员。1992年6月，我受国家教委、文化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科协联合表彰为“全国少年儿童校外教育先进工作者”（见《海南日报》1992年6月26日第一版）。
海南解放四十多年来，梅山老区水利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梅山老区长期干旱，靠天吃饭，仍然是个落后贫困地区。我邀几位离休老同志到市政府和省政府，要求兴建梅山岭落水库，得到批准，水库正在兴工建设。
我喜爱以诗言志，参加中华诗词学会、海南诗词学会、岭南诗社、通什诗社、三亚诗社，写了一些诗，歌颂祖国，歌颂党，针砭时弊。不过，我年事已高，常感力不从心，真是：
自然规律不能违，
百岁人生总得归。
两袖清风知自足，
几行自述趁余晖。
1992年4月于三亚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