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一、日寇三烧抱旺村
  日寇在侵华战争中采用“三光”政策，残害我国人民，罪行累累，罄竹难书。海南岛崖县沦于敌手后，各乡村屡遭日寇烧、杀、劫。崖西抱旺村就曾三次遭日寇火烧。
  1939年6月间（农历五月），日寇第一次烧毁抱旺村绅士邢国黼（上海新民大学毕业）、罗宏洞（广东政法学校毕业）、陈若琼（黄埔军校毕业，后当汉奸）三家。据说日寇要邢、罗两人出任抱
  旺“代表”到九所参加伪组织－－伪治安维持会。邢罗两人逃避，故而烧屋示威；日寇得情报知道陈若琼当时任崖县游击队参谋，故烧其屋报复。
  1939年8月3日（农历六月十八日），日寇第二次火烧抱旺村。自从6月初（农历四月底）敌人到抱旺大包村捕人后，各家各户均逃难在外，不敢归村。敌人多次“招抚”，要村民回家做“良民”得以“安居”，当时无人敢带头当代表去联系。因为，谁当“代表”，“锄奸队”（抗日游击队中的组织）就会把他看作汉奸杀掉。日军认为抱旺是“匪村”，再来烧杀。这一天来了一大队人马，将村里的茅屋50多间全部烧毁。
  仅隔十天，即8月13日（农历六月二十八日）日寇第三次火烧抱旺。这是一次大规模的烧毁。上午11时许，从九所开来两卡车敌兵，正午时刻抱旺全村弥漫浓烟烈火。此次敌人大举烧毁的都是瓦房，民舍、庙宇皆毁于火劫。日军先用汽油喷洒，然后用烧夷弹点火。事后统计共烧毁民房、庙宇80多间，抱旺陈斯美公祠是县里的有名建筑物，同罹烧毁。抱旺下坊马子教家，年逾古稀的父母俩被烧死在房屋里，状殊凄惨。
  陈作棣
  二、日敌木制飞机坠毁崖城“炳岭塘”
  1942年9月的一天，下午四时左右，忽闻天空如雷震耳“嗷嗷”响。朝天了望，一架木制黄色飞机从南山西海角向崖城飞来，约高千尺，渐渐降低，摇摇晃晃，身无自主地向东掠过宁远河，就坠毁在炳岭塘。驻扎在中学里的日本鬼子，如蚁群出洞，抬担架，
  驮药箱跑向出事地点。无人敢近视，天空有些火焰上浮。敌机坠毁的残余机翅板等物被搬上汽车，运往三亚。
  余祖裕
  三、甲子年保平村兵祸记
  甲子年（1924年）8月初，王鸣亚军驻扎保平村。粤桂湘联军旅长陈凤琦领军（号清乡军）渡琼清剿王鸣亚。1924年9月初，陈凤琦领军到达崖城，随即攻打王鸣亚军营。因保平村有港，琦军不敢渡港袭击，只好隔港虚放枪炮。王鸣亚见势不妙，寡不敌众，就在深夜一点多钟，从村后撤到廖宅田，吹收军号。村民惊慌，星夜逃走异邑，琦军冲入保平村，当即枪杀二村民。琦军肆无忌惮，破门抄家，将村民财产一抢而光。天明，陈凤琦军一把火烧掉全村茅屋，瓦房也烧毁数间。当时抢劫的衣裤、布匹、银镯等物，陈列于崖城出卖。有民谣记述当年的兵祸情景，其歌曰：
  胸上生毛陈凤琦，
  抢劫保平真惨凄，
  布匹金银任劫尽，
  劫去崖城市卖钱
  经过一场焚劫，陈凤琦不管村民死活，重派军饷白银一万三千元，限期交完，否则以抗军令处斩。保平村富户少，贫民多，经过全村评议，合理摊派，不足的部分，则把关公会田出卖以补足军饷上缴。全村人才免于一死，度过了甲子年那场大兵祸。
  周祥钟
  四、记崖县“抗靑会”
  “七七”事变的炮声惊醒了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为了救亡图存，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一致奋起抗日。于是全国各地响应政府抗日救亡的号召，纷纷组织各种抗日民众团体，如“工人抗敌后援会”、“农民抗敌后援会”、“妇女抗敌后援会”和“青年抗敌同志会”等。地处祖国南大门的崖县，也和全国一样，于1937年10月间组织如上各种抗日团体。其中“崖县青年抗敌同志会”很有影响。
  “崖县青年抗敌同志会”（以下简称青抗会）由崖县第一高级小学和崖城遵道小学的教师发起，召集城区及崖县中学的一些师生组织成立。会址设在遵道小学。其组织成员是：主任委员黄献炜、副主任委员黎茂萱（当时的共产党崖城支书），委员黎正銮、舒春冕、舒春甫、廖克泓、陈锡礼（陈锡礼兼宣传股长），与青年一百多人。不久，崖城地区共产党的负责人之一林庆墀同志从陕北回来，也参加活动。
  “青抗会”的经费是社会人士捐助的。在“崖城人民抗敌后援会”（主任陈英才）的直接领导下，以漫画、歌咏、戏剧及图书展阅等形式，不分日夜地宣传国共合作的重大意义，号召民众起来抗日救国。“青抗会”负责常务工作的是一高和遵道小学的教师。在不妨碍教学工作的情况下，每周利用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进行宣传活动，白天示威游行，唱抗战歌，演讲，演街头戏，张贴漫画、标语；夜间在舞台上演戏，当时所唱的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总动员》、《芦沟桥》、《救亡进行曲》、《大刀杀敌》、《打回老家去》、《松花江上》、《毕业歌》、《大路歌》、《伏尔加河船夫
  曲》、《鸭绿江边追悼死难同胞》等。所演剧目有：《放下你的鞭了》、《大义灭亲》、《打回老家去》、《陈老三从军》等。后两个剧目是青抗会自编的。
  漫画的宣传作用也是很大的。“青抗会”的漫画大都主题突出，如有一张漫画是：一只手握一把剪刀，剪刀口夹着一个日本鬼子的脖子，鲜血淋淋，剪刀的两叶分别写着“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手写“全民力量”，主题是：在全国人民一致支持下，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必能致日寇于死命，即抗战必胜。主题鲜明、突出，群众一目了然。印象深刻，效果很好。
  “青抗会”在示威游行，或是在街头演戏，或是在舞台演出时，男女老幼，无不踊跃观看，并且跟随会员高唱抗战歌曲和高呼口号。
  “青抗会”还义演支援抗战前线。每次义演，群众都踊跃购票。义演所得国币三百多元，全部邮汇支援东北义勇军马占山部。
  “青抗会”同时还订购大量书报杂志，供会员和群众阅读，这些书报大都是进步读物。如《二万五千里长征》、《光芒万丈的第八路军》、《大众哲学》（艾思奇编）、《抗日周报》（郭沫若编）及多种“救亡读本”。
  “七七”事件后的第一次征兵，是以抗日救亡为号召的。“青抗会”也大力宣传，发动青年踊跃应征。那次城内应征的是陈老三、张国栋二人。“青抗会”立即自编自演《陈老三从军》。鼓励青年参军打鬼子，很受群众欢迎。“青抗会”还集队欢送陈老三、张国栋及所有应征青年入伍，使群众深深感到当兵打鬼子的光荣。“青抗会”以多种形式积极宣传，使“只有国共合作抗日才能救国”、“只有抗日才能生存”和“抗战必胜”的道理深入人心，提高人民觉悟。日寇于1939年2月侵入崖县后，很多青年都投身到
  抗日阵营，有的还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拯救中华民族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陈锡礼
  五、崖县中学的创建经过
  现在三亚市第一中学的前身就是崖县中学。1921年孙毓斌先生任崖县第一任民选县长时提议，创办崖县中学。1922年国民党崖县参议长黎炳甲，议员孙毓棋、陈金声、邢定伦、何绍芬及教育科长孟继渊等积极在参议会上动员通过了筹建崖县中学的决议，并订出方案，着手筹建。在此之前，崖县能称为正式中学的最高学府，只有四年制高级小学（后改为两年制）。校舍一般借用原有的祖祠，庙堂。同时发动群众捐款扩建一点加以补充；经费来源除学生缴交的学费外，当时属于地方性的各种会产也拨归学校使用。但是由上面拨来的经费很少，所以当时的学校只是民办的性质。因此要更上一层楼办起一所中等教育的学校。在校址校舍上，经费上都有极大的困难。为此，当时崖县参议会作出了决定。
  校址校舍方面，决定将崖县在清末已建的“崖州鳌山书院”及“冈州会馆”（地址崖城）的房宅加以改建作为崖县中学。
  经费方面，参议会决定：凡属县性的一切公产如圣公香灯会，文昌会，城隍庙会等暨拨归作为建校经费和今后学校固定校产；大力发动各阶层人士捐献，特别是殷富户。在作法上，凡捐献铜铸500串以上者赠送《急公兴学》横匾以资鼓励。由于当时崖县人民办学热情极高，各乡村生活较好的人家都积极捐献，形成全民办
  学的风气。
  在筹建过程中，为使建校具体工作有人管理，还由参议会选派出著孚众望的社会人士，如孙家达，陈其庚，廖继生，陈其楠等为校董，负责建校、聘请教师等事宜。凡学校重大事情必以这些人讨论决定。他们只尽义务，没有工资报酬。
  1927年学校建成。开始招收初中三个班学生180名。但当时崖县文化还很落后，能当校长、教师的人在县里无法找到，只好到外地去聘请。初次请到校长郭信坚及7名教师，可是人到海口后就被国民党怀疑为共产党，抓去校长及教师5人（生死未明），只有教师罗迪夫、张质生两人从西路艰苦跋涉徒步到校。在崖县人民和校董的努力下，学校如期上课。至此，崖县教育的私塾、书院形式宣布结束，而以该校为最高学府，作为培养崖县新一代人才的摇篮。现在健在的孙惠公、陈德超、余祖裕；已故的林庆墀、林增麟等都是该校第一班的学生。
  从1927年至1939年日寇侵占崖县以前，该校共招收初中16个班，学生将近1000人。1930年另附设简易师范班，崖县籍的学生占90％以上，其余的系陵水、昌江、感恩三县寄读生，故说崖县中学当时是崖陵、昌、感的最高学府。1945年日寇投降后，该校在原址恢复。解放后，1954年随崖县人民政府迁来三亚，原崖城校址改办崖城中学。1985年崖县改为三亚市，该校才正式改为三亚市第一中学。
  孙有宜
  六、鳌山书院
  鳌山书院，东联打铁街，南临宁远河，北进东关市入城内。院前有一条牛车路东西横穿，通均匀街。院之北靠西邑会馆，西接东莞庙岗州会馆。
  乾隆二十年，知州宋锦将鳌山书院改为“珠崖书院”。捐银立“义学会”延师训课。二十九年，州人周士义、林石（口）、黄朝璇、陈用励等捐银重修，添设斋舍，外缭围墙。至道光八年，署州事袁斯熊捐廉倡修，齐元发改名鳌山。光绪三十三年，合州捐资拓其址改造高等小学堂。
  书院环境幽静安谧，是最适合文人学士课习之所在地。当时地方功名秀才鼓励文风盛举，栽培人才，特设“书香厅”集六经在内，欲深造化延师以眩名。至1921年间，地方贤达绅士等在内开设“单级师范班”。以培训师资推进教学质量为旨。杜琼华为校长。当时有许多崖县第一高等小学毕业生都转入深造。至1926年又由一班热心教育事业的州士如陈其庚、孙家达、杨家运、陈其楠等集议，开办崖县中学，就将书院改为崖县中学。经年代之改革，物换星移，面貌日新月异，其书院之貌，比昔日更为宏丽。
  余祖裕
  七、国民党“淸剿”崖县共产党的综述
  1924年初，国民党改组，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唤起工农民众，尽力于国民革命。实现“国共合作”之
  后，以广东为根据地，发起第一次大革命，讨伐北洋军阀。1925年广州国民党政府发动两次东征，彻底摧毁了陈炯明叛逆。不久国民革命军挥师南下，盘踞琼崖的反动军阀邓本殷感到末日来临，更加肆虐无穷，疯狂镇压琼崖学生运动，激起了人民大众的反抗。1926年1月，国民革命军跨渡琼崖讨伐反动军阀邓本殷，在琼崖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下，迅速摧毁了反动军阀邓本殷的反动统治。这就为我党在国共合作下，在琼崖公开开展革命运动创造了条件。1926年6月，成立中共琼崖地委，王文明任书记，这期间琼崖地委派出一大批党团骨干分子参加和领导农民运动。崖县地区在从广州派返故乡进行农民运动的共产党员陈英才、陈世训、黎茂萱、麦宏恩等人的发动和领导下，农民运动也同全琼崖一样风起云涌。过去掌握在地主、豪绅手里的枪支，逐渐由农训所及农民掌握，广大农民在农会的领导下，开展减租减息，反对官吏的苛政，废除苛捐杂税，反抗高利贷运动，公开逮捕惩办民愤极大的不法地主和土豪劣坤。广大农民群众扬眉吐气，贪官污吏，土豪劣坤惊慌失措。
  1927年4月12日，正当全国农民革命运动迅速发展的时候，独夫民贼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指使下，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4月22日，以国民党三十三团团长黄镇球、参谋长叶肇为首的琼崖国民党反动派按照蒋介石的密令出动大批军警在海口、府城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紧接着反革命的屠刀伸向各县，大屠杀从城镇扩展到乡村。崖县的反革命头目王鸣亚也大动干戈，在崖县捕杀我共产党员。霎时间，海南城乡阴雨蔽空，日月失色，群魔乱舞，刀光剑影。海南反革命大屠杀后，国民党反动派得意忘形，以为这次大屠杀已经把共产党斩尽杀绝，殊不知这次血腥屠杀却促使琼崖共产党人
  和革命人民坚决走上武装斗争的新征途。琼崖地委及时地把主要力量转入农村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发展农民武装，以革命的武装力量反对反革命的武装。1927年6月在乐东县四区召开五六十人参加的全琼党的重要会议，传达省委关于组织农民武装斗争的指示后，各地区的农民武装斗争出现新的高潮。崖县藤桥地区的共产党员张开泰、陈保甲、占行城、王植三等从加积仲凯农工学校返回藤桥地区进行革命活动，仅数个月的艰苦努力，农民武装发展到二百多人。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运动尤如南海之怒涛汹涌澎湃。这时，林吉祥也在球尾灶组建起一支二百人左右的农民武装。1927年底，这支农民武装改名为农民赤卫队，林吉祥任队长。这支武装队伍从建立起就与王鸣亚针锋相对。王鸣亚把它当为眼中钉，肉中剌。1928年初，王鸣亚以参加共产党和抢劫乐罗朱泰隆大米两船的罪名，逮捕林吉祥判其坐牢十年，驱散了球尾灶农民赤卫队。又调派四五区的民团配合他的县兵围剿秦标村陈王裕部（陈是林吉祥的表弟，原是王鸣亚民团的一营长。陵水农民革命进行轰轰烈烈时，他到陵水接受我党任务，回家后准备哗变，被黎奸向王鸣亚告密），陈王裕率领军民奋起抵抗，后因右臂中弹，在撤出村外时被奸细出卖，为王鸣亚捕获，解押到崖城杀害。
  1928年1月，琼崖东路工农革命军总指挥徐成章按照特委原定夺取崖县的计划，乘敌人正规军对琼崖“鞭长莫及”的有利时机，先发制敌，率领部队南征，工农革命军在崖县农军的配合下攻克三亚，捣毁王鸣亚在三亚的巢穴。正当东路工农革命军正要挥兵西下攻打崖县城之际，忽然连续接到特委三封急信，令其回师攻打万宁县城。东路工农革命军奉命东调后，留下第一连二个班由张开泰率领，配合农军和赤卫队保卫崖三区苏维埃政权和中共崖三区委。国民党崖县县长、琼南区“剿匪”总指挥乘我力量
  薄弱之空隙，在土福湾一带海面截得我价值七万元的五船货物作为经费，招兵买马不断攻打藤桥地区工农革命军和农军。王鸣亚断断续续清剿、攻击藤桥地区约有二三个月，杀害我农军和革命群众多人，还抢劫民众大批财物。1928年3月，王鸣亚在蔡廷锴围剿琼崖共产党的时候紧密配合，又纠集反动军队二三千人从四面八方大规模进剿藤桥。利用地主反革命分子蒙燕章等带路，从保亭南林、罗葵等地窜入我后方仲田、走马园夺取炮台。又伪装十余只船从海上突破我海上防线，断绝我海上交通，把藤桥市紧紧包围起来，我工农革命军在市内与群众紧密团结、共同构筑工事抵抗敌人。虽然敌人发起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都被我们多次击退，战斗打了几个日夜后，混进我队伍里的不纯分子朱仁高叛变，赤卫队班长陈继统、陈继元两兄弟通敌，泄漏内部机密，我军民奋战十二日夜，终因弹尽粮绝，被迫于3月16日进行战略突围。中共崖县县委负责人李茂文、张良栋、陈可沅等带领一百多名部队和家属、革命群众，经风塘、仲田岭向保亭山区撤退。过十二弓、加六弓在洪水岭休息一个夜晚。3月19日下午三时撤抵保亭营，我队伍进驻保亭营后因弹粮缺乏，处境十分困难，就派人前往向王昭夷求援（王是保亭黎族首领，曾率领黎族武装参加攻打国民党陵水县政府，担任过陵水农军总指挥），他答应给我军粮食、弹药，并以商谈“反攻藤桥事宜”为计，邀请我党政军领导人到他家的什聘村，并设宴招待，我领导人李茂文、张良栋、陈可沅以及随行人员赖亚焕等上午骑马到王家，午宴后返回营地，到七弓河畔便被王昭夷布设伏兵突然袭击，李茂文、张良栋、陈可沅、赖亚焕等同志当场殉难。我军由于无备，加以弹药缺乏顶不住敌人的猛攻，除少数人逃脱外，其余的被杀的杀，捕的捕。我红军补充连长陈保甲，因脚伤未愈走动困难，敌人企图活擒，可他顽强
  拒捕，与敌搏斗，终因难敌，开枪自尽，英勇就义。我军陷入王昭夷诡计被杀的干部、战士和工作人员一百多人；被捕送回藤桥交王鸣亚邀功领赏的有二百多人。我县委副书记张良栋的爱人、区妇委主任李逸芬被押到藤桥后，敌人施行惨绝人寰的刑法，把她裸体游街迫降，可她坚贞不屈，一边高呼革命口号，一边揭露反动派的滔天罪行，直到在敌人的剌刀下英勇就义。县委书记李茂文的胞兄李茂秀被围剿在长枕岭下，殉难后还用火烧尸。李茂文的胞弟李茂松被捕送崖在杀害赴刑场时，沿途高唱“国际歌”，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口号。
  1929年春，蔡廷锴第十师陆续调离琼崖，吴道南部所属第九团（团长陈定平）接替驻守琼崖。驻母瑞山的琼崖特委和红军趁敌人力量薄弱之机，积极向山外发展，大力扩大武装力量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这时，张开泰奉命返回仲田岭，重建崖三区委，张开泰任书记，重新开展革命活动，恢复崖三区工作。由于敌人的力量鞭长莫及，我党在各地的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根据地逐渐扩展，至1931年底，琼崖红军发展到2000多人，加上各县的赤卫队，全琼拥有七八千人的武装力量。各县苏维埃政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崖县东部地区革命斗争热气腾腾，成立起陵崖县委，建立起红军连六十多人，王贻超任连长，不断地袭击敌人。崖县西部地区陈文光、陈世德带领的游击队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的农民运动和的抗盐警运动，声势甚为浩大。
  琼崖第二次革命运动的蓬勃掀起，震慑了广东国民党当局。1932年7月底，广东军阀陈济棠，为了配合蒋介石对江西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就派他的警卫旅长陈汉光率领所部三个团，一个特务营和空军第二中队一个分队共三千多人来海南对琼崖苏区和红军进行“围剿”。陈汉光旅是陈济棠在扩编军队时新编的直属第
  一集团军总部（陈济棠任第一集团军司令）的部队，不受各军、师节制，兵员没有一定的限制，可以任意扩编，武器装备比较精良，成为陈济棠部一支嫡系部队，是巩固他反动统治的“陈氏皇家军”，旅长陈汉光是陈济棠的侄子，其胞弟陈济南（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也在该旅任参谋。陈汉光到海南独揽军政大权，凭借与陈济棠的特殊关系，自肆无穷，任其所为。在琼崖几年，共产党员、进步人士、革命志士，善良人民、黎族同胞，惨遭他杀害的不计其数。特别是对共产党的摧残，更是惨绝人寰。人们称他为“杀人魔王”，“刽子手”。陈汉光对琼崖红军在军事上采取“分别逐个围而歼之”的原则，运用速战速打的战术。在政治上对区乡进行“绥靖”。除设“抚黎局”施行“剿抚兼施”外，捕到意志薄弱者利用进行反共宣传，扩大影响，企图瓦解革命群众的战斗意志，并到处散发反共和瓦解革命队伍的传单、标语。1932年8月，陈汉光兵分三路开始向我羊山根据地、儒山根据地和琼东四区根据地发起进攻。在敌人猛烈炮火配合飞机的进攻下，红军虽然几经顽强抵抗，但因装备低劣和寡不敌众而受到严重摧残。11月，敌第一团团长陈玉光率领该团直属一部陈廷辉营向我陵崖革命根据地进剿，中共陵崖县委书记王克礼及警卫人员出发在大里根据地进行革命活动，被内奸黄大忠窜通叛徒曾宪成，里应外合，引敌包围，王克礼和随从人员奋勇抵抗，不幸中弹牺牲。接着敌人又向太平洞、六弓进攻，我红军连长王贻超率领红军连和赤卫队同敌人血战，因敌人装备精良又有飞机配合围剿，我军遭受失败，我红军和赤卫队员三十多人阵亡，红军连长王贻超等十二人被捕在陵水县城英勇就义。数天之后，隐蔽在仲田岭上的陵县委委员张开泰和巡视员林诗耀得到噩耗，便派人深入寻找失散的同志，他俩还亲自从仲田岭来到六弓、大里和太平洞一带找到被敌人打散
  的十八名战士带回仲田岭和岭上的二十多名红军战士汇合，坚持斗争。国民党反动派陈玉光和王鸣亚闻仲田岭仍有共产党活动，就相互配合调动军队和地方民团围剿仲田岭根据地，并在仲田岭周围的村庄全部分兵驻扎，妄图全部消灭中共陵崖县委机关、红军和赤卫队。敌人实行移民并村，强迫施行“五户联保连生法”，宣布五条杀令：1、做共者杀，2、窝共者杀，3、济共者杀，4、通共者杀，5、见共不报者杀。陈玉光和王鸣亚以“庇匪”之罪逮捕仲田岭附近几个村的三十多名群众，就地执行枪决。这样三十多名群众惨死在他们的枪下。虽然敌人采取如此毒辣手段，可是仲田岭根据地周围的革命群众不动摇，他们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战斗到最后胜利。为了避敌优势，坚持长期斗争，1933年初，林诗耀到崖西区找林克泽取得联系后一起回到仲田岭，先后找到了林豪和张开泰同志，经过研究，决定把仲田岭保存下来的党政军人员除留下部分同志在六弓峒继续领导陵水、藤桥地区的工作外，其余的分为两批由张开泰、林诗耀、林克泽、林豪分别转移到崖西。这些同志到崖西后，旋即将从仲田岭带来的四十三名红军同陈文光、陈世德原带领的游击队四十多人组建红五连，连长为陈文光、副连长陈世德、指导员林豪。他们以尖峰岭为根据地，在琼崖西南一角继续坚持武装斗争。敌第一团团长陈玉光获报，迅即率部跟踪追击琼崖红军于崖县西部，1933年春节过后，敌进兵乐罗围剿陈垂斌。陈垂斌系乐罗村人，“五四”运动后是琼崖革命先驱。1925年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月，国民革命军渡琼赶走琼崖军阀邓本殷，他和郭如灏、罗文淹等先后被派回琼崖开展革命活动，曾任琼崖六中教务主任，澄迈中学校长，以教师的公开身份，开展党的地下活动。1926年6月，成立中共琼崖地委，陈垂斌被选为地委委员、宣传部长，后兼任共
  青团琼崖地委组织部长，名声大震。敌陈汉光以他为“共匪头”，故授命陈玉光带兵进剿。陈玉光兵临乐罗村，陈垂斌带着妻子和随从人员急忙出走。陈玉光来到乐罗村凭着人多武器精，任意躏蹂村民。他召来地方乡绅成立“剿匪”指挥部，任命陈德文、陈恩后为正副指挥，跟踪追捕陈垂斌。终因被奸细带路围击，陈垂斌在抱告岭被陈玉光部击中右臂捕获。陈玉光为要从陈垂斌口中得到更多所需要的东西以邀功领赏，就令人把陈垂斌从山上抬下来到望楼村，叫望楼村中药生韦修臣医治，韦修臣竟投药以终陈垂斌的性命。
  陈垂斌死后，敌团长陈玉光又获息在英歌海附近的尖峰岭有共产党和红军的活动，又挥军西下追剿。我崖西区县委和红五连迂回反击敌人多次，以尖峰岭和金鸡岭为蔽障与敌周旋约二三个月后，因粮食、弹药短缺，且敌众我寡，难于坚持作战。经过讨论决定：为了保存力量，把队伍化整为零，寻找各种职业作掩护，伺机再起。张开泰等到感恩、新街一带借了一些钱，租了一块盐田带领二十多人在感恩县的新村经营盐田；陈文光、陈天茂到墩头、港门做渔工；陈世德和他妻子去板桥做小贩；林克泽等潜入新村坳。在敌人日夜轮番围剿下，崖西地区的革命力量，暂时分散隐蔽，陵崖县委到此解体。
  广州沦陷后，琼崖局势岌岌可危，琼崖国民党当局在形势逼迫下，同意与琼崖共产党合作，从而形成琼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了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大好形势。1939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琼崖红军，在琼山县云龙墟扩编为抗日独立总队，挑起了带领琼崖人民抗战的重任。琼崖独立总队成立后，处处阻击敌人的侵略，并深入敌后发动各阶层人民团结抗战，赢得了琼崖人民（包括爱国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拥护和爱戴。1939年6月，广东省
  国民党当局调派吴道南来琼担任军政要职，积极推行蒋介石统治集团“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方针，破坏琼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掀起反共逆流。1939年秋开始，琼崖国民党顽固派到处散布谣言，诬蔑我军“攻击友军”，“图谋不轨”，叫嚷要“先倒共后抗日”。1940年春，崖县国民党县长王鸣亚按照吴道南的旨意，蓄谋消灭我崖县共产党抗日游击队。他怕负破坏团结抗日的罪名不敢明目张胆发兵消灭我共产党员陈世德带领的这支人民抗日力量，而是借整编和发给弹药为名，把这支队伍骗到国民党抗日指挥部全部缴械遣散。还将我共产党员吴秉明带领的二十多人的抗日小队吞掉。王鸣亚的倒行逆施，不顾大局蓄意消灭崖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罪行，激起了崖县人民极大的义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迎来胜利的曙光，人民渴望和平、民主、自由的愿望终于实现。日本侵略者刚刚放下屠刀，独裁专政的蒋介石就挑起内战，给爱好和平善良的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1945年10月，蒋介石派其全副美式装备的四十六军来琼。一方面抢占琼崖人民抗日胜利果实，另一方面进剿琼崖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1946年2月，敌四十六军以五个团的兵力，分成四路向我白沙解放区疯狂进攻，企图一举消灭我琼崖共产党的琼崖纵队。崖县国民党县长邱岳观、自卫大队长郑绍烈又凭借四十六军势力疯狂调集大批兵力向我梅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扑来，将梅山围得水泄不通，企图消灭琼纵第三支队和梅山地区共产党。哪知我琼纵第三支队分两批由支队长符哥洛和政委莫逊带领先后神速西下。国民党崖县自卫队大队长郑绍烈扑了空，一怒之下，他对梅山人民下毒手，抢劫群众一百多头牛和大批衣物，烧毁民房四十多间，林成佐的妻女俩因病在屋内不能行走被活活烧死。来不及逃脱的革命群众被捕去，施加
  酷刑，国民党妄图用法西斯手段治服梅山人民。然而，高压政策不但不能治服人民，反而更加暴露敌人的反动本质，增强人民的革命斗志。国民党四十六军在崖县反动武装的配合下，对我沿海的革命村庄也进行残酷的镇压，有些乡政权被迫撤到土伦村同崖县区委、区署住在一起。敌人跟踪追击到西南地区，采取军事镇压和政治诱骗双管齐下。在敌人气势汹汹地军事镇压和政治诱骗下，一些恶霸地主分子，认为共产党“末日”来临，天下是国民党的，因此，与国民党勾结，在一个夜晚包围崖县区委和区署，捕杀我革命同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土伦事件”。我崖县区区长孙家本、梅山乡乡长孙有华等区、乡领导人和工作人员以及战士四五十人被杀。霎时间，崖县地区同全琼崖一样，烟云弥漫，恶浪滔滔。然而黑云终归过去，曙光就在前头。经过一年多时间，我琼崖军民团结战斗，挫败敌四十六军的残酷清剿，发展了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
  陈作平
  八、藤桥苏维埃政府的战斗历程
  1927年4月22日，琼崖国民党反动派的海口、府城地区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琼崖，共产党组织被迫转入农村。5月，在仲恺工农学校学习的崖县籍共产党员张开泰、陈保甲、詹行城以及文昌县的王植三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返回藤桥地区继续进行革命活动，积极开展武装斗争，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他们回到藤桥地区首先建立起党支部，以党支部为核心加紧搜集枪支
  组建武装队伍。11月，藤桥地区的党组织发动农民暴动，推翻了国民党崖三区警察署，接着又解除反动商团武装，建立起崖县第一个区苏维埃政府。1928年3月南路“剿共”总指挥王鸣亚镇压崖三区农民革命，区苏维政府遭受扼杀。
  藤桥圩是崖县三区所在地。位于陵、崖、保三县交界处。西部距离榆林、三亚三十多公里，南边濒临大海，北部与保亭县的六弓洞、七弓洞相接壤，东边与陵水县的英洲毗邻。
  藤桥区境内西北方群山连绵起伏，其中有高峻茂密的仲田岭、甘什岭等。东南沿海一带宽豁平坦，发源在保亭县峨月岭的东河和西河穿过群山从藤桥区中心横穿而过。藤桥区是崖县东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藤桥地区的劳苦农民在旧社会受尽地主豪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剥削、欺侮、凌辱，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国民党的官老爷早就深恶痛绝。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广东的国民党反动派血洗广州城。4月22日，驻琼崖国民党三十三团团长黄镇球和参谋长叶肇按蒋介石的密令在海口、府城出动大批军警，对琼崖革命机关、学校实行大包围、大捕杀。接着反革命的屠刀伸向各县。霎时间，琼崖地区乌云蔽空群魔乱舞。中共琼崖地委为了反击敌人的白色恐怖，决定派出大批共产党员分赴农村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当时加积仲恺农工学校按照地委的指示，动员各县的学员转回原县农村开展农民武装斗争活动。张开泰等四人回到藤桥后，立即成立起崖三区党支部作为革命斗争的领导核心力量，张任支部书记。不久，就分别在凤塘、军田、洪李等村建立起三个党支部。在党组织的发动下，上述几个村庄先后办起平民夜校，教农民群众学文化，学政治，学习农民运动知识，教唱革命歌曲，编
  写通俗易懂的教材向青年男女灌输革命道理，并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
  1927年9月，琼崖特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大会决定举行全琼武装暴动。10月特委派李苇文、张良栋回藤桥领导革命运动。不久，建立起中共崖三区委，张良栋任区委书记。区委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发动武装力量，相机消灭反革命武装，进而夺取政权。11月，区委利用里应外合，夺取红土坎“实业团”步枪12支。在夺取“实业团”武器的当天夜晚回到灶子，又在灶子袭击欧九兴民团，夺取步枪6支。次日凌晨，陈保甲、张开泰等回到军田村祖庙，集结农军100多人、兵分两路到椰子园和龙家坡村处决土豪恶霸、反动民团团长龙鸿标和朱仕拨。
  农民武装力量扩大了，武器具备了，崖三区委就在12月1日举行农民武装暴动。农军在李茂文、张良栋、张开泰、陈保甲等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向藤桥圩进发。他们行动神速，很快就把藤桥警察署包围起来。警察署长邢贻炳闻到“火药味”当时就乘乱逃脱。反动商团团长王访秋得到消息也逃之夭夭。商团武装队长张昌浩因事先已被我们争取，按兵不动，警察武装被我全歼，缴获步枪十多支。推翻了反动警察署，消灭了反革命武装力量，人们笑逐颜开，拍手欢笑。第二天晨曦初露，藤桥市民和农军结集在藤桥圩列队游行欢庆。
  推翻了敌警察署，李茂文、张良栋等主持召开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崖县三区苏维埃政府，选举李茂文为主席，陈保甲、张开泰、占行城、陈保卿、王埴三、黎学位、曹必敬为委员。崖三区苏维埃政府的金字招牌高高挂在原国民党警察署门头。两侧贴着一副醒目的对联：忍不住双层压迫，不要紧一颗头颅。区苏维埃下设三个民主乡政府：红埠乡，乡长李翠刚；三灶乡，乡长欧振
  位；赤田乡，乡长罗南昌。区农会、区妇女会、区青年会和农军、赤卫队也相继建立起来，张开泰被选任区农会主席，区共青团书记为李茂松，区妇女会主任为李逸芬，区赤卫队由邢福如负责，农军负责人陈保甲和张开泰。
  区苏维埃成立后，李茂文主席发布政令，施行三件事：一、发动各社会团体、各阶层人民进行土地革命。区委、区苏维埃政府首先没收反动奸商的货物、钱财办起供销合作社，将没收来的布料、百货廉价出售给贫苦群众，部分木材、山货派员运到北海、赤坎等地去销售。在军田、凤塘、洪李以及藤桥附近的农民群众掀起轰轰烈的减租减息、烧田契、平田界、分土地等革命运动。枪毙大地主恶霸陈鸿存，镇压了敌人的反动气焰。藤桥地区的革命男女青年还在各村掀起反对封建迷信，破除旧风俗，毁神公，砸花轿，妇女剪短头发，提倡婚姻自由的热潮。贫苦群众的革命声势，尤如南海的怒涛，汹涌澎湃席卷全区。二、发动农会、共青团等组织运用各种形式宣传共产党的政治纲领、主张，宣传农民运动，创办平民夜校，教农民学政治、学文化、教唱革命歌曲。区苏维埃成立后宣传活动更广泛深入，从原来的几个村庄发展到数十个村庄。书声、歌声、琼剧声回响在藤桥上空，鼓舞着人们去奋斗。三、发展和扩大革命武装，保卫红色政权。崖三区委、区苏维埃带领农民武装推翻了崖州三区反动警察署后，正式编建起一个红军补充军90多人，又组建起4个农军，计300多人，还成立一个50多人的工人赤卫队。这些武装队伍在陈保甲等的率领下积极操练军事，配合琼崖工农红色政权做出应有的贡献。一次，特委特派员林树芹巡视藤桥时赞颂说：“藤桥工作搞得不错”。
  1928年1月，琼崖工农革命军攻陷了三亚，正准备挥兵进发崖城捣王鸣亚的巢穴——崖县城，彻底消灭王鸣亚的反动武装时，
  接到特委三封急信，命令回师东上，配合我军第二营进攻万宁县城。这样反革命武装有了喘息之机。王鸣亚乘我主力回师万宁县之时，纠集反动力量向藤桥革命力量反扑。2月底的一天，王鸣亚匪兵在土福湾一带海面趁我不备截获我价值七万元的五船货物，变卖作为他扩大收罗反动势力的经费。3月初，王鸣亚又调集县兵、民团一千余人，从四面八方包围藤桥，利用地主反革命分子蒙燕章等领路，从保亭、喃林、罗蔡等地窜入促田走马园夺据炮台。同时，伪装两只渔船从海上突破我海上防线，断绝我海上交通，把藤桥市紧紧包围起来。由于敌强我弱，加有不纯分子数人叛变通敌，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革命力量于3月17日被迫转移。我党政军人员及家属二三百人冲出包围后，经凤塘、促田岭向保亭山区撤退。到达保亭营我们一时不曾识破王昭夷叛变投敌的真面目，派人向他求援。王昭夷伪装革命，满口答应，给我们挑来粮食，又假惺惺地提供弹药供应我方，以反攻藤桥，并设宴款待我方领导人。他暗地里伏兵在七弓河袭击我方人员。我党政军领导人李茂文、张良栋、陈可沅等宴后返回营地，刚到七弓河畔被王昭夷布设伏兵突然袭击，李茂文、张良栋、陈可沅等几位领导人当场牺牲。我营地被敌围击，除张开泰、王文沅、陈儒充等十几位同志英勇奋战，杀出一条血路脱险外，其余有100多人惨遭杀害。崖三区苏维埃政府就这样被反动头子王鸣亚扼杀了。
  崖三区苏维埃红色政权成立的时间虽然是暂短的，然而，它是一面鲜红的革命旗帜，给人们以力量，它指引着人们继续奋斗。1929年春，张开泰返回仲田，同坚持在岭上的陈儒充等取得联系恢复崖三区委，张开泰任区委书记。7月，恢复崖三区苏维埃政府，陈保卿任主席，区农会也相继恢复。从此，藤桥地区又掀起第二次土地革命高潮。陈作平
  九、一曲国际主义精神的凯歌
  ——抗日时期搭救美国飞行员的故事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我们访录到一个动人的故事：崖城镇城东村有一名叫林禄钟的老农在日本鬼子投降前夕，曾和几位黎族农民搭救过一名参加抗日负伤的美国飞行员。这位八十岁的老人向我们追述了当年的情景。
  那是1945年春，农历2月中旬，美国盟军的一架飞机轰炸羊栏镇桶井村后小山的日军据点时被日军的高炮击中，飞机起火坠向桶井村前海面。该机两名飞行员跳伞落海。当时，前来马岭买粮的一艘渔船上的渔民看见海面有人招手呼救，于是急忙将船摇过去，把两名受伤的美国飞行员救到船上。其中一个叫歌德的飞行员伤势较轻，船到马岭村前海面时，他害怕在马岭村上岸被日军抓获便翻身复跳下海，随救生圈泅到马岭镇布带村前的海面上岸。那个重伤的飞行员果然不幸在马岭村上岸时被捕。歌德上岸后害怕日军搜捕，就躲在布带村外田野的丛林中度过一夜。翌晨被该村黎族农民符亚迈和符亚竹两人发现。符亚迈、符亚竹是思想进步的黎族农民，知道歌德是盟军后，决定搭救歌德，但没有好主意。经过商量，由符亚迈步行到崖城东圩找他的相好林禄钟协商搭救的办法。符亚迈在当天下午五点多钟到达林禄钟家。当时，日军总部设在崖城（今崖县中学内），正于处投降前夕，他们疯狂杀人，到了晚上各家各户闭门关户不敢外出，人心惶惶。不多时，林禄钟、符迈亚商量好办法，由林禄钟将情况向住在城东的国民党仁义乡长谭朝壁汇报。尔后，符亚迈根据谭朝壁、林禄钟的意见，于当天傍晚步行返回马岭和同村黎族农民符亚竹、董
  亚竹等人一起连夜将歌德带到崖城。为了不暴露目标，他们先将歌德安顿在附近的水冰山上，然后才下村通知林禄钟。第二天早上，林禄钟接到谭朝壁的通知后，先到街上买了四个糖糕，等到中午人少时，才和符亚迈、董亚竹等三人悄悄地出村，上水冰山看望歌德。歌德非常高兴，一边吃着糖糕，一边用手比划，表示他是盟军，是来帮助中国抗日的，要求他们带他去找中国的抗日军队。按照谭朝壁的交代，当天黄昏时分林禄钟、符亚迈等人带歌德择僻径步行到洛基山上，在一个黎族青年的帮助下，终于在一个偏僻的小村，找到前来接应的一支国民党抗日游击分队。这支小分队约十六人，队长叫赵祥。赵祥让林禄钟、符亚迈带歌德跟他一起连夜翻山越岭到岭曲（今高峰乡山区）国民党驻地。崖县国民党县长邱岳观请来精通英语的颜任明先生了解歌德的情况后，接收了歌德。同时用毛笔给林禄钟写了一张接收歌德的证明书（此书在文革期间因害怕抄家已烧掉），当林禄钟、符亚迈要离开岭曲时，这位异国飞行员紧紧地拥抱着他俩，泪流满面……
  何家贤 蔡通才
  十、日军入侵崖县罪行见闻
  1939年2月13日零时许，日本侵略军从雷州半岛的深尾港向西南海面出击，在护卫船队的掩护下，2月24日拂晓，侵入榆林港和三亚港海面，先遣部队即开始从榆林港口登陆。他们从船上发射十多枚炮弹轰击榆林港周围，下洋田村村民林川志被炮弹击中身亡，当地群众逃上山躲避。这时驻守榆林的国民党警备大队不敢抵抗，也随群众逃跑了。日军一千多人即日早晨五时左右
  从三亚湾（现制管厂对面）登陆。
  同日下午一部分日军从马岭村西的干溪登陆，配合从三亚开向西边的一部分日军往崖城“扫荡”，另外一部分日军从头灶港镇海村前登陆，一部分日军从崖州湾大蛋港登陆，三路兵力开进县城。
  日军登陆后，见人就杀，见物资就抢，见民房就烧，实行“三光政策”。然后布告招抚让守军归顺，加紧设防建立治安维持会，编户口，发良民证，建立保甲制，加紧对我民众的统治。
  在日军的铁蹄下，人民受尽无辜残杀和惨无人道的折磨。驻三亚港日军司令部在榕根坡杀害无辜群众有二百多人，崖城派遣队多次包围村庄抓走上千名群众在夏迪堂施重刑，灌水、绞生电，最后杀尽。1941年10月，日寇逮捕崖城爱国进步青年陈世训、林桂挚、苏治民和群众陈荣传、黎景梅等十一人拉到马岭的深营沟杀害，然后将他们埋在一个土坑里。后来，他们亲属到刑场收尸，挖出尸体个个断头，不能鉴别认定，运回崖城后，集中安葬在高山园的一个穴里面为“十一人公墓”。保平村，1942年多次被日军围村杀人，放火烧掉几十间房屋，有一次竟被杀死十八人。林旺北村被日军放火烧毁黎族民房五十多间。仲田是只有一百多户黎族群众居住的村庄，被日军放火烧毁多次。甘什南头岭村，有三、四十户黎族村民，也被日军放火烧屋并杀死二十多人。六盘乡湾艾（即牙龙湾）有四十户黎族居民的房屋被日军放火全部烧毁。
  1939年农历一月十八日深夜，驻崖城九所的日军出动重兵，包围乐罗村，人们在熟睡中突然听到枪声响，惊慌失措，纷纷往村外跑，日军疯狂地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扫射，使二百多名无辜群众惨遭杀害。接着日军侵略者以建军用机场为名，拆毁球尾灶、窑上、田套、老郑村、广园、铺村、木头园村等村庄，并赶
  走群众，致使这些村庄的人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惨不忍睹。日本侵略者所到之处，无数青年被屠杀；妇女被奸淫，甚至六十多岁的老太婆和幼女也难以幸免。木头园村几十名群众被日军活活埋在井里。1942年，日本侵略军把从各地抓来的一千多名无辜青年折磨致死，集中埋在荔枝沟南丁村的一块坡地上，群众称之为“千人坑”。
  更使人触目惊心的是日本石原公司开采崖县田独铁矿（称石原铁矿）时对广大民工的残害。当时石原公司不但从本地抓青壮年去当民工，还从外县、外省抓来大批青壮年集中开矿井，挖出矿砂，从田独运到安由码头下船运回日本。石原公司对广大民工不给吃饱饭，每餐只给一个饭团。生病民工病情略有严重，就拉出外面用火烧死埋掉。在开矿期间，饿死、病死、打死、烧死的民工就有一万多人，集中埋在田独村边，这就是骇人听闻的“田独万人坑”。
  1945年3月份，日军侵略者又从各地抓来三十多名老百姓在六道乡虎头岭附近挖坑道，在工程完成后，为保证军事设防“秘密”，把施工的民工一个不留地杀害。一天，田独六盘乡有两名老百姓在回家途中，日军把他们当作猎物开枪射击取乐。灭绝人性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榆驻军据点，惨无人道地对待附近村庄的老百姓，不隔多日就有无辜群众被侵略者杀害，特别是妇女最惨，她们屡屡被日军奸污，如果反抗就开枪打死。
  日寇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怒，他们纷纷离家出走，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写下了一曲曲崖州抗日救亡的颂歌。
  周成昆
  十一、田独万人坑
  田独万人坑，是日军侵略我国时期杀害和奴役我近万名矿工的罪恶遗址。它位于三亚市田独镇东南泥岭西北山麓田独铁矿遗址。现存直径3米、深50米的矿井、运矿矿桥、日军营房、仓库等。离矿东50米有一片长约100米、宽50米的坡地，掩埋着当年劳苦矿工的累累白骨。这就是日寇侵华掠夺我资源杀害我同胞的历史见证。
  1986年，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田独万人坑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海南建省后，三亚市人民政府将田独万人坑列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这里已成为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
  1939年2月，日军侵占海南岛，为加速对海南的掠夺，日本政府即派海军特务部北浦大佐带领工程技术人员进行资源调查，发现田独铁矿资源。后又派“石原株式会社”技师杉山详加复勘，勘查结果认为，储量虽然不多（当时估计只有150万吨），但质量之优，不可多得。因此，日本政府便授命“石株式会社”投资开发，先后分三期进行掠夺性开采。第一期从1939年2月至1940年6月，原计划年产30万吨，实际年产量只有169599吨，仅完成原计划的56·5％。当时只有采矿小型凿岩机，运输采用10吨轨车拉2吨的小矿卡等简单的机械设备，其余大量的工作，还是用人工作业。第二期从1940年6月到1941年9月，计划年产量60万吨，实际产量只达到原计划的56％，这时期，虽增加了些运输设备和矿山机械，但生产仍以人工为主。第三期从1942年至1943年3月，由于发动侵略战争，日本政府经济衰竭而急待补充，因而加
  紧了对田独铁矿资源的掠夺，计划年产增加到120万吨，但由于内外交困，而实际只完成计划的76·5％。
  从1939年动工，1940年投产到1944年，六年期间，一共开采铁矿石2,691,623吨，掠走2,687,689吨。1944年因盟军飞机封锁海域而停产，到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而告终。
  负责开发矿山的日本海南株式会社，通过敌伪机关合证公司，在上海、广州、香港、澳门、汕头、厦门等沦陷城市，采取强迫、诱骗手段，先后抓来大批贫民和学生，还有从大陆各地抓来的有68批，每批300—500人，共有2万5千余人。此外，日本海军特务部在海南各地通过伪县、乡、保政权强抽一万余人分配在石碌、田独、八所、北黎、板桥、东方等矿区充当各种劳役。
  充当劳役的苦难矿工，吃的仅是有限的蕃薯、玉米、南瓜汤，住的是破顶断壁的草棚，睡的是竹皮架分成两层通连的太平铺，穿的是破麻袋和洋灰纸袋。每天要干14个小时的重活，规定每人每天拣8吨矿石，完不成任务不给饭吃，还遭毒打。沉重和劳动使矿工经常昏倒，倒下去，永远起不来。工人陈牛因病不能上工，日寇工头令他双手举起矿石，用鞭棒轮打致死。逃跑被抓回后，有的立即枪毙，有的捆绑毒打、施加重刑、灌水，病了看作是偷懒，不给饭吃，还遭毒打。染上传染病便被活活烧死。工人黄福因没有裤子穿，拣一块布做包羞布，被日寇工头发现，毒打重伤后，令他自挖一坑，迫他下坑，埋到胸部，将要死时又挖出来，反复挖埋，直至窒息而死。
  劳累饿死的工人，就挖坑用火烧，死人天天有，少时6—7个，多时40—50个，有时甚至成百个以上，死人多时天天烧，少时1—2天烧一次，一层木柴一层尸体，有时堆上十层，近看似一山丘，
  烧不完的尸体被狗抓兽咬鸟啄，尸骨遍野，臭气熏天。还有施以倒吊、割脚跟、狼狗咬、示众砍头等毒刑。
  据不完全统计，1944年度5月份工人数有7940人，到12月份只存5729人，其病工数490人，死亡数达488人。1945年度1月份工人数为4039人，到8月份仅存1713人，合计死亡数达2326人、日寇掠夺田独铁矿5年中，病死、饿死、打死、烧死、活埋、枪毙的矿工数以万计。这些死亡的民工，就集中埋在田独村边，这就是骇人听闻的“田独万人坑”。这是日本侵华残害我国人民的血证，日本某些人妄图否认历史，我国人民是坚决不答应的。
  黄怀兴何擎国
  十二、我军袭击国民党崖城监狱
  1945年日本投降后，崖城东关市“海南会馆”改设崖县监狱（原监狱在北楼东侧）。1946年至1948年崖县国民党县长邓士采在任期间，大举搜捕共产党地下党员和革命家属（号称政治犯），同经济、刑事犯一起，关押于东关市南海会馆监狱里，一共一百多人。1947年国民党琼崖行政区督察员兼保安司令韩汉英的作战方针是：“重点防御，伺机进攻”。针对这个方针，上级指示琼崖纵队，要积极开展打击敌人的活动。琼崖纵队第五总队副队长郑章同志带队来崖县同崖县县委会合，计划攻打崖城国民党监狱，营救这批所谓“政治犯”。县委书记孙惠公积极主动带领县前进队配合行动。1947年秋的一个夜晚进发崖城，进城后，因情况变化，监狱没有打成，便扫荡东关市一些奸商，没收几家官僚资本家的一批布匹和追缴一批抗缴的税款后就撤回，但营救工作仍继续准备。
  1948年2月23日，琼崖区党委召开第二次执委会议，决定林立（林庆墀）任县委书记兼县长。1948年秋，中共崖县县委再次研究决定：“营救被关押在狱的我地下党员和革命家属。县委书记兼县长林立同志，多次派员潜入崖城侦查敌情。那时，监狱分‘天、地、人、皇’四个犯人仓，一个监狱挂两个牌子。‘天、地’仓关押着所谓‘政治犯’，由国民党政府负责派一个警卫班十人看守，称‘崖县看守所’，一个姓吴的儋州人任所长。这个班的看守兵和犯人的生活，由国民党崖县政府直接供给，是吃稀粥的。‘人、皇’仓关押的是经济犯、刑事犯，由警察局派一个班十人（实有七、八人）看守，叫做‘崖县监狱班’。警兵和犯人的生活由国民党崖县法院直接负责。”县委把周围敌情侦察清楚后，绘制敌人兵力分布图和地形图，将情况上报南区行署和琼崖纵队第五总队，请求协助攻打国民党崖城监狱，得到上级党委的支持。第五总队总队长陈武英、政治部主任文度带领部队来到崖县县委驻地（抱盟），会同县委研究营救方案。最后，由总队长陈武英作战斗部署，政治部主任文度做战前动员。1948年秋的一个夜晚（农历六月十一日），部队在县委书记兼县长林立、常委吉竟成、何赤等人带领下，从抱盟岭出发，经过潘家力村、赤草等村庄，在沿途这些村庄，做好保密和安全撤回工作。进发到崖城后，在当地地下党组织的协助下，傍晚十时左右，我部队插进城内，驻扎在监狱周围村边，调派两个大队分别把“同善堂”（今崖城供销社办公大楼后）和“真武庙”（今崖城粮所办公的北楼）这两个敌人据点包围，不让敌人出援监狱之敌。加调一个大队兵力围困赵氏祠堂（今崖城城东二乡处）之敌。由韩飞支队长带一支精干部队和县府驳壳枪排长孙家章带领的短枪排二十五人配合共同进攻监狱。枪声一响，“同善堂”之敌军妄图为守狱之敌解围，倾巢出动
  支援，但被我军副支队长张积成率领的大队截击，敌人伤亡惨重，就龟缩回窝。“真武庙”之敌也蠢蠢欲动，企图出援，但在我军强大的火力封锁下，只好龟缩于黑窝狱里放乱枪，虚张声势。守卫监狱的两个班的敌兵，在房前的宿舍岗哨里负隅顽抗，使我军无法从正面打开狱门。最后，我军从“天、地”仓房后挖墙洞，大声叫喊“犯人”迅速离开狱房，后用土法制成的地雷将狱墙炸塌，冲进去。当时看守所的守敌冲到洞口，企图截阻我军进狱，其中一名守敌被我军击毙在洞口，看守所长和其余敌兵退回营房，躲在墙角里保命，不敢冲出来了。住在关分庙（今寿字亭）的警察局长蔡乐陶（文昌人）也不敢出洞指挥。我军冲进狱房后，打开狱门将关押在狱的一百多名“犯人”营救出狱。跑出的“犯人”，有的跑向打铁街，有的跑向臭油街，边走边打开脚锁。脚锁一时打不开的，我军护送到赤草村、曾家田停下，互相打开脚锁，恢复自由。我军袭击崖城监狱宣告成功。
  羊杰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