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内容
一、肝胆照人盛德千秋
——赵鼎、胡铨谪崖遗事
赵鼎和胡铨，同为宋代名臣。他们都因为反对昏庸腐朽的宋高宗赵构和奸臣秦桧的卖国投降政策，力主抗金而遭受迫害，先后被贬到当时的吉阳军（即后来的崖州，今三亚市），住在崖城水南裴氏之庐。
一
赵鼎（1085-1147年）字元镇，解州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宋高宗时两度为相，力主恢复中原，后被秦桧谗害，贬为清远节度使，潮州安置。绍兴十二年九月，再贬吉阳军。赵鼎在例行的谢表中说：“白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桧见了大怒，说：“此老倔强犹昔”，于次年三月在一德阁天阁上书写赵鼎、李光、胡铨姓名，必欲杀害他们。他命令吉阳军守每月具赵鼎存亡状申报尚书省。赵鼎贬崖后，“杜门谢事，门人故吏不敢通问。”只有广西帅张宗元经常派兵校给他送些药、酒、米、面。秦桧获悉后马上把张宗元调离广西，使赵鼎陷入绝境。赵鼎遂于绍兴十七年八月绝食而死，以示抗议。死前自书铭旌云：“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爱国之心至死不变，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宋代大诗人陆游读之，大为感慨，说：“呜呼，不可谓伟人呼！”
赵鼎死后次年得旨归葬。孝宗朝追封丰国公，赠太傅，谥“忠简”。
二
胡铨（1102--1180年）字邦衡，号澹庵，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市）人，宋高宗时任枢密院编修官。他一生坚决主张抗战，收复失地。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王伦出使金国，陪同金国使者归来，以“诏谕江南”为名，实际上是要南宋朝廷向金国称臣投降。胡铨冒死上了著名的《上高宗封事》的奏章，严厉痛斥投降派，请斩王伦、秦桧、孙近，极力反对同金国议和。因而触犯了宋高宗和秦桧集团的利益，遭到残酷迫害，长期贬抑，先后流
放昭州、广州、威武军（即福州）、新州（今广东新兴县）。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又以“与客唱酬，谤讪怨望”的罪名一贬到天崖海角的吉阳军编管（管制）。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秦桧死了，胡铨才“量移衡州”。孝宗即位，遇赦北归。隆兴元年，迁秘书少监，擢起居郎。后在资政殿学士任上退休，死时谥“忠简”。
胡铨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忠心报国的政治家，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和著述宏富的学者。他为《易》、《春秋》、《周礼》、《礼记》等典籍作注解，有《澹庵集》一百卷传世。胡铨在崖州，虽然处境险恶，但十分关心当地教育事业。据《崖州志》记载，胡铨居崖州八年，“日以训传经书为事”，向当地士子讲解《易》、《春秋》、《周礼》等儒家经典，传播中原文化。黎族头人仰慕他的大名，从三十里外山里送孩子来水南村跟胡铨读书。
胡铨与崖州的社会名流、士人密切往来。据《崖州志》记载，胡铨与郡人陈迪功在崖城西南二里水池上建亭一座，胡铨亲题匾曰：“洗兵亭”，取杜甫诗“洗净甲兵长不用”之义，用以引导汉、黎人民取消暴力，用和平方法解决民族纠纷，和睦相处。胡铨还在“洗兵亭”东茂林修竹处辟一峒，取：“晋代七贤，唐代六逸”之义，命名“逸贤峒”。胡铨与当地士人寄情山水，饮酒吟诗，有“溪边六逸李太白，竹下七贤山巨源”之句。
宋代文学家洪迈的笔记小品《容斋随笔》还记载这样一件事：当时的吉阳军守张生是秦桧的爪牙，秉承秦桧的旨意对胡铨进行严密监视和残酷迫害，他责令胡铨每旬必脱冠披发，以囚犯的身份到州衙向他呈送言行状。有一次过生日，竟迫使胡铨这位原枢密院编修官为其作了一首长达五十韵的贺寿诗，其傲慢无礼，何至于此！胡铨遂有“生命之忧，朝不谋夕”之感。当时有一个黎
族头人送子跟随胡铨读书。有一天，胡铨应头人之邀，到离城三十里的山居去，看见军守张生戴着枷锁，绑在头人家的西廊屋下，黎族头人义愤填膺地指着张生对胡铨说：“此人贪虐成性，吾将杀之，先生以为如何？”
胡铨听罢心想：张生作恶多端，残害百姓，自己也深受其害。为民除害，此其时也，然而考虑问题不能仅凭个人恩怨。黎族头人要是杀了朝廷命官，必然带来一场灾难，遭殃的还是黎汉老百姓。况且杀了一个贪官酷吏，朝廷还会另派一个。为了维护民族团结，胡铨决心化干戈为玉帛。他随即对头人说：“其死在余罪，果若此足以洗一邦怨心。然既蒙垂问，窃有献焉。贤郎所以相从者，为何事哉？当先知君臣上下之名分。此人固亡状（暴虐无礼），要之为一军之主，所谓邦君也，欲诉其过，合以告海南安抚司，次至广西经略司。俟其不行，然后讼于枢密院。今不应杀人也。”
一席话说得头人心悦诚服。于是头人令张生写了一纸引咎悔过书，才把他释放。第二天等胡铨从山里回来，张生亲自上门悔罪，感谢再生之恩，至此待胡铨为上客。
这是胡铨舍弃个人恩怨、顾全大局，值得赞赏的一个生动事例。
三
胡铨是于赵鼎被迫害致死后的第二年被谪来崖的，同样寄居崖城水南裴闻义家。裴闻义，字子迁，原籍山西闻喜县，唐晋公裴度十五世孙。其父裴（瑑），曾为吉阳军太守，落籍水南。绍兴年间，裴闻义荫补其父为昌化军（今海南儋县）太守，有善政，历任九年，卒于任上。胡铨在即将离崖时，亲题其堂曰：“盛德堂”。
铭曰：“猗欤休耶，儋守裴公。震风凌雨，大厦帡幪。迁客所庐，丞相赵公。后来云谁？庐陵胡铨。三宿衔恩，矧此八年。”由此看来，胡铨题堂名“盛德”，一以赞颂唐晋国公裴度之德高望重，并抒发其对裴氏后人闻义慷慨相容于身遭窜逐之时的感激之情；二以表彰赵鼎力抗权奸，以身报国的高风亮节，寄托其对赵公的崇高敬意。胡铨还写了一首慷慨沉痛的《哭赵鼎》诗来悼念赵鼎：
以身去国故求死，抗议犯颜今独难。
阁下大书三姓在，海南唯见两翁还。
一丘孤冢留穷岛，千古高名屹泰山。
天地只因悭一老，中原何日复三关？
这首诗，高度地赞扬赵鼎以身报国、力抗权奸的精神，犹如泰山一般屹立，结尾一联，既痛哭赵鼎死后中原恢复无人，又严厉谴责投降派，还表达了作者虽遭窜逐，身处逆境，仍然关心抵御外侮、收复中原大业的爱国之情。全诗慷慨悲凉，沉郁顿挫，感情真挚，文笔跌宕，极富艺术感染力。千载之下读之，仍觉哀婉动人，催人泪下。
赵鼎、胡铨对赵构、秦桧为代表的投降派的斗争，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忠与奸、善与恶、爱国与卖国的斗争。虽然如此，赵鼎、胡铨自是一代俊杰，他们忠贞不渝的爱国赤忱，他们力抗权奸、疾恶如仇的高风亮节，很是值得后人师法的。
黎绍铭
二、丁谓谪崖州
丁谓是苏州人，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六月，寇准任宰相，提携丁谓任副宰相。在此之前，寇准早已很是赏识丁谓的才能，曾向宰相李沆推荐，可是李沆不用，说：“丁谓确实有才能，但看他的为人，怎么能让他居高位于人之上呢！”寇准说：“如丁谓这样的人才，相公你能永远压制他吗？”李沆笑说：“将来你会想起我今天的话的。”寇准不以为然。
丁谓因为受到德高望重的寇准称誉之后，在仕途上渐致通达显贵。虽然同列相府，但对寇准尤为恭敬。有一次在中书府聚餐，菜羹污染了寇准的长髯，丁谓便走上前去为他拂拭，寇准是刚正派的人，素来不喜欢人家逢迎奉承，于是笑对他说：“参政知事，是国家的大臣，竟然也为官长拂拭胡须吗？”显然，这是善意地批评，委婉地规劝！为人处世以德为本，怎么能如此势利而阿谀献媚呢！然而，丁谓居然恼羞而从此怀恨在心，不断卑鄙地攻击寇准，甚至乘机进行诬陷，以致寇准被贬雷州。受人扶植之恩不思图报，不纳善言，反而凶恶地反噬一口。丁谓可说是一个负义小人了。
寇准罢相后，丁谓取而代之为宰相，随后又封晋国公，一时飞黄腾达。可是好景不长，到了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丁谓便以“交通官宦”、“与巫师出入，行为涉于妖诞”的罪名，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
丁谓被放逐后，京城中纷纷传说：“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钉（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人心向背，由此可见。
丁谓赴崖州途经雷州，欲借民房寄宿。房主人说：“当年我把
房子借给寇公住，你还治了我的罪呢！”结果不同意。这就是“树木得荫，树棘得剌”吧！
听说丁谓将要路过，寇准便派人拿一只蒸羊去迎接招待他。丁谓想见寇准，寇准拒绝不见，并关上门不准家人出去，不让他们找丁谓报复。寇公以德报怨，度量何其宽宏！丁谓若良知未泯，也该有所歉咎的吧？
初到崖州丁谓曾赋诗一首：
今到崖州事可嗟，梦中常得在京华；
程途何啻一万里，户口都无二百家；
夜听孤猿啼远树，晓看潮浪瘴烟斜；
吏人不见中朝礼，麋鹿时时到县衙。
这当然是彼时崖州开发之始荒凉萧条的纪实，亦是作者其时落寞凄苦心境的写照。去国离家，往昔的尊宠荣华，与时下的满目苍凉是极大的反差。身陷此境，一个情操卑下的人是不可能随遇而安的。其“可嗟”，也是可以理解的。
丁谓毕竟没有淡化重作丹墀客的欲念，也深晓蚇蠖屈伸之妙。他在崖州城东南三里处，修筑一座亭子，叫“怀远亭”。亭基高丈许，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平台。亭前有塘数亩，林峦环秀。丁谓每次夜游，总要在台上瞻拜星斗，占候星象云气，观测吉凶的预兆。此塘因之得名“望天塘”。
据说，“丁谓在崖州三年，教人读书为文，营造屋宇。自为一楼，焚香读书其上，专事浮屠因果之说”。这有可能。丁谓虽急于超脱苦海，无奈尘缘未了，不能真的皈衣佛门，也许只是读读佛经聊以自娱罢了。不过对于积善必有余庆，积不善必有余殃的因
果报应之说，他是该有切身体会的。“草解忘忧忧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梦幻泡影，知既往之本无；地水火风，悟本来之不有。”看他这些诗书文句，倒是颇有些禅机佛理的味道。
史志皆说，丁谓很机敏有智谋，善诗，是通晓图画博奕音律的才子。他的知识水准确实很高，然而知识水准不等于智慧水准，更不等于灵性水准。说到底，还是小聪明多，大智慧少。不过，丁谓最终还是凭他的小聪明得以北徙而离开崖州的。
黄家华
三、王仕熙谪崖轶事遗诗
王仕熙是元代著名诗人，字继学，北海东平（今山东省东平县）人，晋王朝元泰定时（1324--1327年）参政，历官吏部侍郎、中书参知政事。致和戌辰（1328年）八月，签书枢密院事燕铁木儿谋逆，迎怀王于江陵，王仕熙被捕入狱。九月，怀王至大都即位，王仕熙被流放吉阳军（即崖州），后转居琼山。至顺二年（1331年）获赦，壬申（1332年）六月被朝廷召还任官。
王仕熙于至和戌辰九月放逐吉阳军，与流放万安军（今万宁县）的侍御史邱世杰一同渡海登岛，二年即元明宗天历己巳（1329年）来到吉阳郡城（今崖城镇）。吉阳军知军杜亮久仰王仕熙，闻知他谪崖，早派人在城内为他建造一间华美寓所。王仕熙质本淡泊，入城后“恶其完美”而不肯入居，婉然谢绝杜军守美意，“乃于城西陋地茅屋借居之，名曰‘水北新居’。又于旁西南数十步筑江亭，为游息地。”茅屋和江亭位于城外西郊，南傍宁远河，北依青山林，田畴铺接，牧原在望，既有淡泊宁静的氛围，又有一派
优美的南国园风光。王仕熙与慕名前为拜访他的州中人士，相携登亭，凭栏游目览胜，或小酌浅吟，或清谈轻歌，其乐洋洋！
王仕熙从自己的遭遇中，深谙世事艰辛，政治险恶，因此远居静住，“累日不出中庭。”“非公事及宴请，不苟出。”他言谈也极谨慎，“郡县时政利害未尝出诸口。”避免涉嫌政治，忤逆权贵。
王仕熙在逆境中修得一襟忍性，养成温良恭俭让的君子之风。他待人接物，不疏贫贱，不媚富贵，不较荣辱。“郡人士及吏卒相接者，甚加礼貌。”县尹陈元道是个不知好歹的势利小人，见诗人落魄天涯而屡加侮辱。王仕熙仍然待他以礼，不因受怨而计较。
宦海浮沉，使王仕熙由一个政客回归为一位诗人、学者，他虽置身于岛未，但心志清远高洁，情怀恬静洒脱，昔时紫绶蓝袍的宠幸，今日布衣破履的凌辱，已经忘记得一干二净。他日夜潜心学问，墨海求乐。“惟劬书酷咏为娱，恬然不见其去国之意。”全然不像一个落难的逐臣流犯。
王仕熙酷爱崖州的风景名胜。他居崖三年，游迹遍及城郊。他经过多次游览、鉴赏、比较、筛选、评点出崖州八景。它们是：“鳌山白云”、“鲸海西风”、“边城斜照”、“水南暮雨”、“稻陇眠鸥”、“竹篱啼鸟”、“南山秋蟾”、“牧原芳草”。王仕熙以它们为题做成八首七律，借日、月、云、水、风、雨、鸟、草为楔子，描绘了州城周围八处各具特色的优美风景。字里行间显现出诗人从风云诡谲险恶的京都，来到风景古朴优美的天涯海角而得到解脱和皈依的超逸心态，洋溢着诗人从茅舍、江亭的狭小范围走出来而置身于大自然怀抱、承受着自然美的陶冶的欣悦情愫，同时也蕴蓄着诗人埋藏在心底深处淡淡的孤独、渺茫和沉郁，流露出诗人在逆境中的企盼和追求。这些诗篇，有的写得清新俊逸，有的写得葱笼苕秀，有的写得苍劲挺拔，有的写得古朴优美。这些诗
篇不是自然主义的模山范水，而是化入了自己的真情实感，诗中景情相生，情景交融，物我冥合，这在专题系列风景中显得别具一格。有些诗篇所表现诗人的美学观念也是独具一格的，它有异于那些专题系列风景诗的传统模式。“边城斜照”诗曰：“炎州此去更无城，薄暮天涯倦客程。残日尚浮高岭树，悲笳先起士军营。沉沉碧汉归山鹘，灿灿晴霞射海鲸。时月照人茅屋上，与谁藜杖听江声？”阴柔沉郁、悄怆悲凉的愁黯色调，是一种美，美得深沉，美得悠长。
王仕熙谪居崖州，从《崖州志》寥寥数语的记载中看，似乎是消极处世的，其实不然。这些言行只是王仕熙贬谪生活的表象，是政治禁锢下的一种自我防范和保护，表现了这位中书参知政事的成熟。他在瞻仰宋代抗金名臣赵鼎、胡铨受害谪寓的裴氏祖屋水南盛德堂时，写诗赠送与他友善的“守素居士”、唐代宰相裴度的第十七代传人裴豫，高度赞誉裴氏先祖后人的盛德，缅怀具有崇高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的赵、胡二公。
唐家晋国擅勋名，
几叶诸教海外行。
盛德有堂留客住，
故乡无地待春耕。
青毡千古诗书在，
绿野孤云草棘生。
投我骊珠惊入手，
爱才怀古不胜情。
这首诗表现的深刻内容，正是王仕熙的思想精华所在。作为
一个诗人，面对厄运而处之泰然的态度，待人接物谦和优容的品格，热爱祖国山河的情怀，勤奋好学的精神，更是难能可贵；他创作诗文，传播中原文化，给崖州人民以深刻的影响。因此，王仕熙深受崖州人民的敬仰，“远近皆敬爱，得其诗文，珍藏之。”
王隆伟
四、流落海南的女中豪杰——黄道婆
在上海西南隅的古镇华泾的东北方向，在苍松翠柏掩映中，静静地躺着一座不大的墓园。墓园中隆起一个冢，埋葬着我国古代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妇女的遗骨，她就是黄道婆。
黄道婆是700多年前我国宋末元初松江乌泥泾（今上海华泾）人。据史书记载，她出身贫寒，从小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后因不堪忍受公婆欺凌，搭海船出海，逃离家乡，辗转数千里，最后终于在海南崖县一带落脚。她虚心向当地百姓学习先进的植棉和织造技术，与他们和睦相处，直到年老才返回故里。有古诗为证：“道婆异流辈，不肯崖州老”，“崖州布被五色缫，组雾织云籼花草；片帆鲸海得风归，千轴乌泾夺天造”。黄道婆返回家园后，深受故乡百姓爱戴。她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向故里人传授植棉和织造技艺，经她织就的手绢、被褥等纺织品，色泽鲜艳，花纹繁复，灿然若图。尽管她已年迈体衰，却仍十分勤勉。她刻苦钻研技术，大胆革新纺织工具。现在的上海历史博物馆还有两件经黄道婆改造的纺织工具（复制品），一件被日本人称之为唐弓的“绳弦大弓”，每天可弹棉6斤到8斤；另一件是三绽脚踏纺车，其劳动生产率较原先单绽手摇纺车提高整整三倍，。这在当时的历史
条件下，是一场很了不起的技术革命，它充分显示了黄道婆及其古代乌泥泾劳动妇女的聪明才智。
黄道婆去世后，乌泥泾百姓对她无不感恩戴德。他们立祠建庙，尊她“先棉”，并立下一条规矩：谁家女子想学纺织，都要到黄道婆神位前顶礼膜拜，以求黄道婆神灵保佑。这种风气世代相袭，影响所及，使乌泥泾一度呈现一片繁华景象，使乌泥泾所在的整个松江府赢得了“衣被天下”的美誉，并使开埠后的上海形成了全国纺织业中心，一直沿袭至今。
斗转星移，沧桑变迁。如今我们面对着这位普通的中国劳动妇女的墓冢，不由因她为中国的纺织业作出的巨大贡献而自豪。夏衍曾在一篇短文中对黄道婆作过高度评价，称她为“女中豪杰”，“黄道婆纺织机要比英国的纺织机早几百年。”黄道婆不仅是上海劳动人民的骄傲，也是海南岛人民的骄傲。海南岛的人倘有机会到上海，应该去华泾走一遭，以告慰这位曾在海南岛流落大半辈子的“女中豪杰”的英灵！
沈士彦
五、“天涯”题刻者——程哲
三亚市区西南四十余里的沙滩上，苍崖巨砾，磊磊其间，“天涯”石刻就在这里，每当风和日丽、天朗景明时，朱红的“天涯”石刻格外醒目，给这海山胜景平添几分古意。“天涯”－－这玄窈神渺而又摄人魂魄的字眼，它曾赚取了多少旅人的沉思、游子的默想，将那样一份“人在天涯”的滋味，淡淡袭上伫望流连者怅惘若失的心头。
《崖州志·金石》载：
“‘天涯’石刻：亦在下马岭海滨石上，与‘海判南天’相去咫尺，字大三尺许。旁镌‘雍正十一年口口口程哲，’字四寸”。
雍正十一年即公元1734年，距今已有二百六十二年。题刻者程哲，是当时的崖州知州（从五品）。据《崖州志》载，程哲以“例监”入仕。那时代以进士、举人为所谓“正途”出身。然而非正途出身的程哲，其人品操守却比很多正途出身的老爷强得多。《崖州志》载，程哲曾立《藤桥市劝戒客民碑》一通。碑词曰：
勿嗜酒而沉醉，勿见色而贪淫。
勿因风而晓坐，勿被露而夜行。
勿因饥而饱食，勿因渴而多饮。
勿因垢而晨沐，勿因倦而昼寝。
《崖州志》“灾异”门、“名宦”门又载：雍正四年天旱，七月始雨，次年米贵，程哲开仓平粜，民得聊生，州人勒碑称颂。
观以上二事，在那时代，这样的知州，堪称“父母官”了，故《崖州志》将他列入名宦。关于程哲，《崖州志》的记载就是这些了。
然而，在其家乡武昌考证其家世、生平时，发现远比《崖州志》记载的有趣得多。
道光七年刻本《徽州府志》“文苑”门载：
“程哲，字至跂歙、岑山渡人。幼颖悟嗜学。师事新城王士正。博考深思，经史百家，靡不究览，收蓄书籍、金石、文字甚富。所著有《蓉槎蠡说》若干卷。尝校刊《罗鄂州小集》。官潮州同知”。
这个“程哲”，正是题刻“天涯”的程哲。所言“官潮州同知（正五品）”，盖以最高官阶为记。在他的故乡歙县，“程”是一大姓，和“程朱理学”创始人“二程”是本家。程哲约出生在康熙十年前后，卒年不详，公知乾隆十二年尚在世。他客居扬州，在那里活动较多，他颇有名气的“七略书堂”就在那儿。
程哲有两个父亲，一是生父，一是嗣父。嗣父叫程休复，是他生父的同胞手足。因其临终无子，就以程为嗣子承祧。生父叫程浚，朱彝尊为程浚写的《墓志铭》说程浚“通经史百家之言”，当过仁和县学官，并能行医；在家乡和在各地游历中，做过很多好事，人称“善人”。卒于康熙四十三年。死后入乡贤祠。因为程哲在崖州为官有声誉，生父、嗣父都得到“崖州知州”的封赠。
程哲也有两个母亲，即生母和嗣母，她们也是两姐妹。嗣母年甫二十即守寡，后来受到旌表。程哲“服劳、奉养于二母间，皆能得其欢心”，是一个孝子。
程哲共兄弟四人，长兄程喈，康熙四十八年中进士，官至七品中书。二兄程启，也当过五品官。弟程鸣虽未涉迹宦途，却比大哥、二哥有名，他不仅“工诗”，而且“善画”。朱彝尊赠句云：“吐词含风骚，爱画入骨髓”。
程哲的老师“新城王士正”。就是清代诗坛一代宗师王士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清朝“有士祯，亦如宋有苏轼”。士大夫识与不识，皆尊之为泰山、北斗，一时鸿儒俊才，多出门下。程哲承学之外，还尽力帮老师做一些工作。王士祯九十二卷的《带经堂全集》，就是程哲校编刊行的。
在他事之外，程哲还操绘事。王士祯有《题门人程圣（跂）哲“蓉槎菊舫”二图》诗二首：
当年风雪过柴桑，不见东篱九日香。
输与扁舟五湖客，菊花开处即重阳。
丹枫乌桕乱明霞，澹澹星河渺渺槎。
欲借忠州才子笔，为群重咏木莲花。
程将他的书堂取名为“七略”，说来也很有趣。汉成帝时，刘向校理经、传、诸子、诗赋，每校一书，就写一个内容提要，“录而奏之”。“会向卒”，汉哀帝又命其子刘歆完成父业。刘歆于是“总群书”，分类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六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即所谓“七略”。这本是图书目录的分类整理。但很明显，对程哲而言，“七略”的意义并不是图书分类，他并不要做一个目录学家，而是“七略”这个词囊涵了“经史百家”，经邦济世，文章风雅的学问是尽在其中的。做一个通晓百家的经济之才、风雅之士，这才是程哲书堂名曰“七略”的命义所在。
程哲的一生，最高官阶不过是一个五品同知，这就不能不使他经邦济世的宏大抱负无法施展。但他只用了两个字，就使人们再也不能忘记人的风雅之名。这就是古崖州城东六十里荒野海滨乱石奇峭中苍凉寂寞的那两个字：
——“天涯”
元之凡
六、清廉的州官
——记瞿罕在崖州
瞿罕，湖广黄梅县（今湖北省黄梅县）人，禀生，少年敏慧，胸怀大志，忠厚爱民，举事有方，理事有法，众人钦之。明崇祯年间，科道交荐于朝。崇祯十二年（1640年），征授知崖州，是明朝最后一任崖州知官。他在崖州八年，惠政恤民，廉民秉公，卓有政誉，距今虽已有三百余年，但他所建树的政绩，古往今来，人民尊崇他，怀念他，历史记载他。在民间师教徒，父教子，还传颂着他仁恕爱民的佳话。
瞿罕到任后先着手安排好衙门工作，使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布置就绪，树立正常的工作秩序后，就下乡里，很少坐堂视事。他说：“当官者，要便民第一，力到便行，蹉过可惜，致政之要在于安民，安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因此，经常微服单骑到民间了解民情，为民办事。下乡前，他给各乡里正约法三章：一不来迎，以时间替民办事；二去不送，用精力为民理政；三不设宴，投财力置公益之举。下属深知其赋性廉洁而一一遵从，不敢忤逆。他在任内，足迹遍及全州，就地处理民间诉讼，帮助乡里解决实际问题比比皆是。政通人和，百业像雨后春笋，方兴未艾。诸如兴建水利，垦荒造田，创办街坊作业，开拓商品贸易，促进城乡繁荣，无不呕心沥血，留下不可磨灭的功业。他经常对人说：“修桥补路，开井通渠，兴利除害，劝善解惑，息争止斗，系为官者之责也。”他一生中，难能可贵的，影响深远的是克己奉公，为政清廉。他视民为赤子，关心群众疾苦，遇自然灾害开仓赈济。崇祯二十三年九月暴雨成灾，山洪冲毁农田，农民遭受严重损失，他以官米
煮成粥，救济饥民；素日见老病者，施以衣服药品，存恤鳏寡孤独，收养遗弃孩儿；死而无棺者施之木，急难困乏者随宜救济。他毫不利己，一心为国为民的风范播植全州。
在为政中，他纪律严明，时常向群众了解知州衙门吏胥的好坏情况，采纳士民意见，提出戒敕官吏，毋贪珍赂，奖廉劾贪之主张。把严约胥吏的条例公布于众，使那些勒索敲诈人民的僚属，不敢再作威作福，鱼肉人民，对不轨者，谕以大义，释仇相亲，共谋政事；犯法而民恶之者，则革除蠹吏奸胥。录用官员，不搞亲亲疏疏，不凭好恶恩怨取人，也不图利用庸人，而是广选贤能，优者录之，切实做到“知人、用人、信人”。他经常教导下官：“一要爱民，二要清廉，三要勤政”。因此，为官者善政爱民，尽职效忠，清明严正，吏役不敢逞悍，士民钦服。社会上的一切恶习都很少出现。全州上下一片祯祥兴旺景象。瞿罕的礼士爱民，兴利革弊，约束吏胥，扫除积弊，兴学士课，息讼安民，凡胥役土棍讹诈民黎者，依法治之不遗余力，风采凛然，民沾实惠，感激之忱，迄今还载州人口碑。
瞿罕在了解民情，治理衙门作风中，他发现崖州贫穷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缺乏人才，有文化知识的人很少，茅塞未启，难于开化。他认为：“文能治国，武能安邦”。要改变这个边陲地区之落后面貌，必须发展教育事业，大力培养人才，使自己救自己。因此他以兴教育为己任，除增加学田，扩大学舍，选择良师，自著课程，办好州设学宫外，在乡村普遍建立私塾学堂，让更多人接受文化教育。他还亲自制订学规，使生员诚心听受，为师者尽心教训。他的学规内容大体是：一、要求生员首先要修身立志，为仕要做忠臣，毋做贪官，凡利国爱民之事，即使付出性命都要赴汤蹈火而为之。二、要求生员居心忠厚正直，读书文有
实用，出仕必作良吏。若心术邪刻，读书必不成就，为官必取祸患。行害人之事者，适以自杀其身。三、要求生员当爱身忍性，安心学习，不要参与社会上一切恶习行为，陷身歧途而后毁。四、要求生员尊敬师长，皆须诚心听受。台有未明，从容再问，毋忘行辩为师者，亦当尽心教训，勿至怠情。……凡不遵守学规者，异端思想者，治以应得之罪。由于制订了学规，学宫秩序井然，学风严正，先生教诲有方，学者慕之纷然。离州城一百多公里的感恩生员，不辞辛苦，负笈前来求学。在学宫里，他还亲自任教，并把平日省食俭用剩余的月薪捐给学宫添膏火。工余经常会集诸生讲学，论文理法，修身立志，为民爱国，训诱不倦，把知识无私地奉献人民。他到乡村必到学堂，和教师食宿一起，了解办学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慰劳教师，检查生员学习情况，鼓励发奋向上，学就当国家栋梁，为民建功立业。一时琅琅书声遍及全州，教育事业很为发达，人才辈出是历史上最高的时期。据史书记载，当时学宫生员济济，每年都录取廪生30名，增生30名，仅次于琼州学府，这和瞿罕的热心办学和治学是分不开的。
那时从朝至野，整个国家都处于动荡之中，社会治安一时出现动乱，有些海盗、土寇乘机成群结队攻打城池，劫掠乡村，使官民不安。崇祯十四年，瞿罕邀请州内德高望重的名士商议，决定发动群众重修城墙，增高三尺，并提出有效措施，加强乡村治安防卫，平息一切妖孽行为，使士民以安。同时，在修葺城墙中，瞿罕广泛征求意见，选择众人称心如意的能人管理，一切工需，概由知州支销，不烦民力。主持者弊绝风清，心明如镜，秋毫不犯。城墙竣工，结帐分厘不差。瞿罕赞说：“真清廉也，目不存沙，永远光明！”
崇祯十五年三月，闽人林八作乱，从海上窜入州境，攻劫沿
海港番人塘等村，州西震惊，民不安宁。瞿罕听报，立即从感恩赶回，贼人听闻，伏路想抢劫他，群众得悉拦路向瞿罕报告，机智的瞿罕就组织一些群众，伪装肩挑瞿的货物，瞿微服先行，肩舆在后，贼人见则蜂拥肩舆，瞿因得脱身。回到乐罗村里，瞿授计于乐罗村民邢广裔袭杀之。五月十日邢伏杀林八，擒其党寇数人献于瞿，瞿按法处之。从此州境安宁，人民乐业。
瞿罕不仅一心为民，而且廉洁可敬，感人肺腑，是历代州官的楷模。他初到崖州，士民按惯例每月供米三十石给他，他一升不要，并说：“国家岁给禄，为何有此？具请罢。”士民听后，大为喜悦，就勒石志事，以颂德政，表敬慕。1648年冬瞿以病告归。临走时，给崖州人民留下的可歌可颂的事迹，更是使人代代相传。据《崖州志》记载，当时他把一个竹制的小箱子放在府庭上，“启（箕）令民共视之”，并向在场士民说：“有一物自崖州出者，听汝属持去，不禁汝也。”随就打开身边唯一之物——一只竹箱子，一件一件拿给士民观看，内里除几件官服和几本书籍及文房四宝外，崖州一物全无。士民见状，感动得热泪盈眶。他提鞭上马，就向大家告别，单骑而去。他来崖州不带家眷，不负民力，一切生活自理，而和人民同甘共苦，做人民的父母官。八个春秋，留下的是政绩可歌，风范可仰；带走的是两袖清风，匹马相随。
蔡振礼
七、钟芳其人
钟芳，字伸实，号筠溪，生于明成化十二年，世居崖州高山村。在明一代与邱（凌）、海瑞、唐胄、邢宥等是海南屈指可数的
名人。有关钟芳的事迹，《琼州府志》、《崖州志》、《国朝献征录》等书均有记载。不过其余闻逸事则不尽收入，民间尚有流传。
钟芳自幼就聪慧过人，相传“七岁写马契”。说是他祖父钟京（字锦堂），卖马给九所村人陈士郎，马价谈妥后便叫钟芳写一张卖马契。当时钟芳年仅七岁，能不能完成好这个任务，陈士郎心里打了个问号。可是钟芳受命后，当场写就，而且写成一首好诗，其诗云：
立契高山钟锦堂，
西里买马陈士郎；
家中早养马一匹，
今年天旱马难当；
集头会面先商议，
善价而沽不久长；
两面交钱后不反，
任君骑过罗浮山。
陈士郎接过后一看，惊叹不已，结果马也不买便将这笔款子赠给钟芳作为读书学费。于是“钟进士七岁写马契”，崖州世代传为佳话。
据史载，钟芳十岁文名扬于乡里，崖州知州徐瑞推举上府考中秀才。江西名进士陈英时任道员（省以下、府以上的长官），阅其文后赞叹说：“童子这样有才，真是邱文庄（邱（凌））公复生！”钟芳二十六岁，考中举人，高中第二名举人。三十三岁，考中进士，高中第五名进士。三十六岁，授翰林院编修。
不久，他因论事触犯当朝权贵，降职改调“外用”，任宁国府
推官。钟芳“精于吏事，善于折狱”，且长于军务，是多面的通才。封疆大使及中央部臣交荐其贤，寻升漳州知府。复以军功和政绩显著，旋升江西布政使（相当于今省长）。明朝嘉靖皇帝下布诏制嘉奖他云：“果府（管理司法刑狱）而收作人之效，转藩司（管理户口钱粮）而成讨贼之功。”其后，官至南京户部右侍郎（户部尚书之副，相当今中央各部副部长）。五十九岁，上疏要求退休。家居十年，专心著述。六十九岁病卒。
钟芳学问渊博，著述甚富，有《学易疑义》、《春秋集要》、《小学广义》、《钟筠溪家藏集》等书行世。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有多种。《国朝献征录》尊称他为岭南巨儒。他还因唐骨编写《琼台志》一书，对崖州采访未周，事多遗漏，而撰写《崖州志略》四卷，以备后来修志者所补充。可惜此书今已失传。家乡的珍贵古籍被历史烟尘所埋没，真有徒贻后人“望古而太息”的呵！
钟芳晚年移居于琼山县府城西门外达士巷，其故居高山村逐渐废毁。清代崖州举人吉大文，有《访钟仲实先生故居有感》诗曰：
白云深处有人居，
怅望高山迹已墟；
太守尚传贤子弟，
司徒无复旧门闾；
岭南道学千秋论，
海内文章四库书；
老去东坡归思少，
蜀西田宅近何如？
这首诗的确写出了崖州人民复杂的心情，一既怀念乡贤，二
又惜其移居，最后诗人不禁直截了当地发问：钟芳先生啊！你真是好像苏东坡一样到了晚年便不想归返西蜀家乡吗？不难理解，像钟芳进士这样有名气的人，崖州历史因有了他而增添光彩。崖州人民谁不尊敬热爱他，谁不希望他长住于崖州，使其流风余韵影响着、濡染着和滋养着崖州的文化园地。当年吉大文的感触，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感触！
八、浩气贯日月傲骨立南天
——王熀其人其诗
陈启汉
明清之际，神州板荡。清军入关后便连下蕹发命，强迫汉人改从满俗，剃发梳辫，以示归顺。“若规避异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见蒋良骥《东会录》）。“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一野蛮的民族高压政策，激起了各地人民的激烈反抗。顺治四年（公元1674年）清军攻占崖州，逼令蕹发。崖州十二君子宁死不从，慷慨就义。王熀的父亲王应桃便是其中一位英勇殉节的志士。
王熀，字日宣，崖州北厢（崖城镇城东乡）人。他和其父同是明朝崇祯年间的生员（秀才）。从小就受儒家“六经”的传统教育，早怀济世报国之志。值此国破家亡之时，父亲的壮烈玉碎取义成仁，更催他前仆后继，投身到抗清的斗争中去。他参加了彭信古等志士策动的崖州黎汉族义民武装抗清的壮举。（见《崖州志·明季遗事》）
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十一月，南明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即皇帝位，改元永历，准备坚持抗清。王熀后来得知消
息，便于顺治六年北上投靠桂王，他上疏陈诉其父与崖州诸英烈抗清殉节一事迹，受到了桂王的旌表抚恤。其后，王熀便留在桂王麾下护驾。不久即“以扈从功”而被授予一方武官之重职总兵（军团总司令）。从此，王熀奉命统领王师，转战粤桂，出生入死，屡建战功。在戎马倥偬中，他曾写下七绝二首《中秋玩月》：
其 一
阴霾久障中天月，
此夕中秋月复盈。
皎洁一轮天下照，
从今不改万年明。
其 二
飒飒西风薄暮生，
黑云吹尽碧天清。
广寒今夜皎皎月，
万国中秋庆大明。
这两首诗都是寓情于景，借景抒情，此乃梁启超所谓的“第三类蕴借表情法”，即诗入“索性把情感完全藏起不露，专写眼前实景，把情感从实景上浮现出来”。两诗韵脚皆押“明”字，语意双关。诗人既是暗喻其时抗清形势的好转，更是表达了建功立业恢复故国的热烈希望。
王熀东征西战十余年，所部曾与大西军和李自成的大顺军协
同作战，威震一方。然而腐朽的桂王政权不顾抗清大局而加剧内部“吴党”与“楚党”之争，致使王师受挫，光复的城邑又一一陷落。王熀亦因“党争”牵连而遭排斥，降职为副总兵。他的《前作元戎后削为副戎历战十余年间触作》写到：
满腔热血死从龙，
统领王师耀戟（〓）。
事业无成天命改，
时人轻薄笑予庸。
这时我们看到的是诗人淡淡的惆怅的磊落的情怀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竭股肱之力报效社稷，个人的沉浮荣辱又何足道哉！王熀在艰难竭蹶之中，不改素志，依然率部辗转两广，血战寸土，百折不挠。可是南明王朝气数已尽，谁也无法挽回其覆亡的命运了。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正月，清军攻陷昆明，明军覆没，桂王逃入缅甸，王熀只身潜回崖州。他带领着印信旗帜，本企图伺机东山再起，但无奈大厦已倾，独木难支，他在将近家乡时，只好把旗帜烧掉。如今“天涯海角”东边那条后人称为“烧旗水”的溪流，便是王熀当年烧旗之处，该溪流注入的港口，也因此得名“烧旗港”。
王熀退归故里，抱憾不已。他在《回崖自叹》中直抒了国耻未雪，报国未遂，壮志未酬，遗恨无穷的感慨。
仗节当年把笔投，
从龙往事幻名留。
身无实据归乡井，
今日随人呼马牛。
此诗基本上是用直陈其事的“赋”笔，平实直率，故造语虽浅而内蕴不凡，诗人沉郁的忧患，悲凉的孤愤，透出字里行间。
王熀回崖不久便遁迹山林，他“筑室水北，名曰‘水竹居’自称为‘水北渔人＇。终身不入城市（见《崖州志·人物志二》）。七律《回崖弃家入山隐居作》便是他其时境况的纪实。
寻幽学懒结山庵，
得避红尘那怕岚。
满目云山青带白，
一湾溪水绿拖蓝。
林花香细堪供领，
野鸟声奇好赠谈。
寒谷阳春应有脚，
操觞自酌又何惭。
诗中主要抒写隐于山林，不受尘世网罗，自得其乐的情趣。诗人胸襟潇洒，出语飘逸，可谓气度豁达，耿介绝俗矣。然而，王熀的“超脱人世”绝非是对现实社会的消极逃避。他孤高自守的志行，体现了儒家士大夫极其重视志节的传统“士志于道”。“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王熀心目中的“道”，当然是他理想的社会原则。在
那特定的历史时代，其“道”必然也是蕴涵着强烈的民族意识的了。“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王熀始终坚持的是儒家士大夫立身处世的这个原则：“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当年，达则进而行其道；如今，穷则退而守其道，“操觞自酌又何惭”？
黄家华
九“天涯”义士“戊戌”君子
——林缵统传略
林缵统，字承先，号天民，崖州官塘（今三亚市崖城区拱北乡）人，清咸丰二年（1852年）正月十八日生，民国十一年（1922年）正月二十日卒。据传闻。考《崖县林氏族谱》及汤志钧先生所著《戊戌变法人物专稿》诸史籍，可以确证，自1893年至1898年间，林缵统积极追随康有为、梁启超投身“戊戌变法”，是康梁党人的中坚分子，海南唯一参加“戊戌变法”的杰出人物。
林缵统出身于封建书香门第。祖父林祥士是个岁贡，在乡里德高望重，父亲林受年也是个监生。他自幼聪敏好学，博览群书，今乡间尚流传他的许多勤奋读书、才华过人的逸事，还说他能倒背古文。他尤其精通《易经》，玄奥的东西经他一说就头头是道。正统儒家的说教，使他对父母过分地敬孝，有谁忤逆父母时，他便“引兄率弟环跪谏之”，唯求父母宽心。书香门第也使他过早地走上科举的仕途。十多岁时，他便是个博得知州奖掖的秀才郎。约二十岁，他就参加“郡试”，名列第一，不久又被“保举”，受“八品顶戴”而“名倾一时”。
少年功名给这户人家带来了荣光福气，增置了田地家产，却使这位初涉世态的林公子在思想上陷入了深深的迷惘和忧虑。清末崖州连年外扰、内乱、台风、洪水、蝗虫、苦旱、地震、瘟疫，哀鸿遍野，生灵涂炭，而州官们却仿佛无事一样，安安稳稳过日子，年年朝奏“圣光普照，海陬太平”。就在乡绅富豪为他的科考祝捷而摆设的宴席上，他直问州官：“读书是为了做官还是为了做事？做官是为了升官还是为了理政？”同时表白心志：“如果读书只是为了做官，而做官也只是为了升官，我便不去读书，将来也不去做官好了。”父母察其语异，恐缵统“误之歧途”，又威逼他北上科考，以期平步青云。然而，缵统这时已经我行我素，决定走一条有违于父母切望的道路了。
光绪元年乙亥（1875年），工部右侍郎汪鸣銮督广东学府，缵统不顾家人百般阻挠，凛然上《崖州利弊书》，提出兴利除弊、改良吏治。这是一件要坐班房的事，年轻人血气方刚，干出这等事，族人忧心如焚，他却心安理得，书楹联以自勉，曰：“国有宁日当学包拯诛奸宄，民得安时应仿海瑞正纪纲，官塘白丁。”幸好，汪鸣銮是个有心革政的官，不加罪，反彰励，与他煮酒论政，视之为己路人。于是，缵统更加狂放了。州牧加征民间钱粮，缵统三诉于督抚，使减复如初。缵统的行为利民损官，官说他“疯”了，呼之为“疯缵统”。缵统是有点“离经叛道”了。
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年），年方四十的林缵统因学业优异，被录送广东高级学府广州“广雅书院”读书。当时，清廷夕阳西下，列强觊觎，正处于“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沉沉叫不得”的形势，“四书五经”是不能兴国了。缵统无心向学，有志求知，可是粤海茫茫，到哪里去求知呢？听说有个誉满天下的大家康有为正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和卫道边“邝氏祠”讲学，学生皆
是出类拔萃的才子，连先康四年中举的名人梁启超也在门下，自称“生平知有学自兹始”，便登门拜聆，康有为讲儒学、经学、理学、史学、西学，纵横捭阖，驰八极而戏九空，诸生莫不钦服。缵统本是个自负之人，始觉五内皆空，昔之所学不过沧海一粟。林长康六岁，文人习气，长不师幼，他却顾不得这些缛礼，折节受业于康门。他结识了梁启超、麦孟化、陈千秋等人，成为康有为的高足弟子，得意门生。在康门，缵统受康、梁“变法兴国”的思想熏陶。其间，康有为初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二书，常与与统论《春秋》“三世之义”，《易经》“阴阳之变”，对缵统才学颇为赏识。受业二年，缵统大为长进，决心追随康有为“变法”，每传家书，必述及此事。
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缵统乡试中举，二十一年乙未（1895年）春，随康、梁等人入京会试，适逢中日甲午战争结束，《马关条约》签订，激起明野义愤。由康、梁领衔的包括康门弟子为骨干的全国各省应试举人一千三百人在北京“松筠庵”集会，联名上书清廷，阻止《马关条约》最后签定，请求“下治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公车上书”事件。缵统偕康门弟子发动外省举人上书奔走呼号，充当主要角色，自己也在上皇帝书上签了大名。军机大臣孙毓汶秉西太后意旨，利诱威胁上书人，各省举人陆续“取回知单”（撤除名册），削存六百余人。琼、崖、儋、万海南同乡与缵统友善者，劝其以前途为重，尽快“取回知单”，无事无非好归乡。缵统说：“康南海通古今之变、万国之理，我本万里天涯一介微儒，得遇良师乃如云开见月，三生之幸也。读书人当勇赴国难，吾意不移，虽死而不悔矣！”有为闻之，知其语甚剀切，赞曰：“南荒斯人，真义士也！”上书次日发榜，有为中进士，授官
工部主事，未到署。其弟子不第者，朝廷或授以官职，但他们大都没有到任。缵统是“拣选知县委用教谕”而不授，表现了他的气节。“公车上书”后，康有为又上清帝第三、第四书，缵统小助他搞些内务，五月中旬以家事告急南归。
缵统参与康、梁上书一事，风闻于琼。且光绪帝又倾向于“变法”，因此，自府至州，缵统路过之处，百官皆出迎，崖州更是全城出动，于城外十里举行隆重礼仪。缵统家的庭院中早已竖起高高的举人“旗杆”，门楼下“贤书第”三字重彩新涂。五日一小宴，十日一大宴，屡月不绝。缵统继续鼓吹“变法”使之深入人心。初，人闻“变法”以为神奇，渐知“变法”能“富国强民”，于是众望孚于一身，官讼民冤皆诉于缵统，得一一理清。琼州逢水旱风灾，缵统具民情报督抚给灾民发放钱银一万五千，不足又奔走各郡，向善堂、巨富、殷户捐集钱银三万九千六百。时人有谚：“缵统，缵统，缵万民为天之统；大捧，小捧，不如捧个疯缵统。”缵统由是自号“天民”。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年）六月，康有为自桂返粤讲学，缵统兼程赴穗，再次随康入京，参与康有为在北京南海馆创办“粤学会”。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三月，又参与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等发动的百余应试举人上书都察院（小公车）事件。四月，缵统加入“戊戌变法”的中坚组织由康、梁党人组成的“保国会”，先后在北京“粤东馆”和“崧云草堂”参加该会召开的第一、二次大会，共拟保国会章程和商计变法大计。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百日维新”开始。康有为一连上了几十道奏折，条陈“变法”之策。缵统被“保国会”推举为负责“条陈时事奏善具”的“领衔”人，成为协助康、梁理政的得力助手。八月，谭嗣同等“六君子”遇难。慈禧通令缉捕
党人，康、梁出走日本，缵统遁返海南。之后，潜心著述，也曾力事一些社会活动，与故人仍有鸿雁之交。家居二十四年，因事出游，卒于万宁，年七十归葬。子作霖，先父而殁；妇黄氏，助夫有义。
游师良
十、冯如衡与黎族时雍学堂
冯如衡，江苏太仓人，进士。清光绪三十二年知崖州。他担任崖州州守时，能正确处理汉、黎民族关系。据《崖州志》黎防志三抚黎条载：光绪三十四年，汉人匪首陈河联，诱抱扛黎酋，故使抱扛黎乱，出劫官村，赤隋民牛。知州冯如衡当即严惩汉人肇事者，将匪首陈河联治于狱。他随即亲临抱扛黎峒，谕以大义竭力抚慰，黎民感德，众皆怀附。从此，黎民入城贸易，汉黎两族和睦相亲。
冯如衡还重视对黎族人民施行教化。据《崖州志》载：“光绪三十四年，知州冯如衡详请设立时雍学堂，以教育黎童。”他布告诸黎峒，催促黎童入学以教之，使其能言识字。并规定黎童入学所需之费，概由官府垫付。时雍学堂，是海南岛最早为黎族同胞开设的官办学校。
为了更有效地教化黎童，冯如衡还精心制订了时雍学堂宗旨，要求从学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化，以忠于上，以孝于亲；里因仁美、邻以德熏；行不履邪，言不涉妄。同时，冯如衡还为时雍学堂亲拟《校训》。《校训》包括学生应立志于学、尊敬先生、忠厚正直和利国爱民等内容。并且规定，每周星期一，召集众生宣读，
令其恭听。
蔡明康
十一、范云梯与崖州新学
范云梯，广西永安州人，清宣统元年始任崖州直隶知州（崖州直隶州管辖崖县、陵水、万宁、感恩、昌江五县，州治在崖州）。到位那年春节，他在州城衙门口上自撰的一副春联：“在一日位，尽一日心，自我无私严执法，敢视机关为传舍；让几分情，说几分理，大家有事好商量，莫因涉讼到公门”。横批是“廉明公正”。他以这副对联表明他的心迹，劝导百姓和睦礼让，莫因小事争讼。自己也按这副对联所说的那样，为官清正，勤政爱民。因此，人民爱戴，卓有政声。
他来之前，崖州还没有公立学校，只有私塾。所教的不过是《三字经》、《千字文》和《四书》、《五经》之类。戊戌变法，提出废科举，兴学堂，他积极响应。没有经费，他便援例卖官（向州官、州绅征捐钱银），把所得充作经费，大力筹办各种学堂。他在任期间，在州治崖城先后创立了如下许多学校：崖州直隶州高等小学堂、崖州直隶州初等小学堂、崖州直隶州女子学堂（公费）、崖州直隶州平民夜学堂（公费，收失学的青年男女夜读，公家供应灯油、书籍、纸笔等）。他还创办各种专业学堂，如：崖州直隶州农业学堂（公费），培养农业技术人才；崖州直隶州工艺学堂（公费），教学生织布、造纸和编织藤竹家具；崖州直隶州巡警学堂（公费），培养治安武装骨干。
各类学堂都设专人负责。他严格督促，考绩严明，办学有成
绩的都给予奖励。梅东孙毓斌任（今保港）临高劝学所总董，鼎力劝学，范去梯亲书一联赠给他：“壁高千仞，无欲则刚；河纳百川，有容乃大”。陈煜武任平民夜学堂校长，办学得力，他奖给“急公兴学”横匾一块。以示表彰，鼓励人们的办学热忱。
以上学堂，除夜学堂入学不用考试外，其余各学堂的入学都要经过严格考试，按分数由高至低录取，概不徇私。各学校学生品学兼优者，都给予奖励，而且多是他亲自奖励，以鼓励学生努力学习。
经他开创，崖城便树立起学新学的风气。各地望风景从，相继兴办新学，崖县以后成为海南岛南部的文化区，范云梯是有功劳的。
宣统三年初，他升任琼州道台。赴任时，崖州的绅士父老，特地做条官袍送给他，并且在这条官袍上签名留念，叫“万民衣”，表示崖州民众对他的感念。
陈锡礼
十二、明淸科举与崖城人才
一个地方的文化兴衰，人才起落，在封建社会，一般通过科举这支“晴雨计”显现出来。明清沿袭唐制，仍以科举选拔人才。然而纵观明清两朝科举，大有明盛清衰之势。崖州人才明朝大振和清朝萎落的情况也验证了这一史实。
明代，由于皇帝重视教育，地方官热心兴学，海南教育蓬勃发展，人才辈出，考中举人、进士的人数很多，被誉为“海外衣冠胜事”而震惊中国。“明兴，才贤大起”，地处南陲的崖州，也
应运而兴。大批崖州学子，不甘屈居蛮荒，不忍称愚人，勤奋攻读，潜心仕途，在多少带有点“公平竞争”的科举制度面前，显露了崖州学子的才气。“应试之文，每为持衡者嘉赏”，“宴曲江、登省台者接踵”。终明一代，崖州中进士3名，中举26名；岁贡206名。在这些拔萃学子中，尤以州城籍人居多：中进士的是钟芳、钟允廉父子；中举者22人；岁贡97人。这些登进、中举、纳贡的崖城学士，大都因才华横溢而受到赏识并委以要职。
明永乐岁贡裴士龙（水南村人），入国子监后恰逢明成祖受命解缙编辑《永乐大典》，当时，朝庭遍寻优秀的儒臣、文士参加编修工作。裴士龙因在国子监学业优异，被选拔参与了《永乐大典》的预修。永乐六年（1408年）《永乐大典》编纂完成后，裴士龙被授任承事郎，后调任凤山县知县。《永乐大典》是明代一部规模宏大的类书，共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是中国古代文化精品。明代崖州首次入国子监的贡生裴士龙入京不久，便显露了才华，为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书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明武宗正德二年（1501年），崖州神童钟芳考取进士二甲第二名。因优于文学书法，即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三年后提升为编修。后任吏部考司郎中（掌管全国官吏任命考核事务，为皇帝亲近官员）、浙江提学使、广西布政司参政、江西布政使（一省行政长官）。后期调至朝廷，协助朝廷和皇帝掌管国家事务。先后担任太常待卿（掌管国家宗庙礼仪，兼掌选试博士）、国子监祭酒（掌管教育机构）、兵部左侍郎（掌管武官选用和兵籍、军械、军令等事务）、户部右侍郎（掌管全国土地、户籍、赋税、财政收支等事务）等重要职务。
钟芳先“蜚声翰苑”，再执政江西、浙江、广西诸省，继而协助皇帝掌管教育、武装、财经等事宜，为官清廉，宽政爱民，仁
明简严，颇有政绩，是明代有全国性影响的海南岛著名人物，也成了明代海南人才的标志。“其生平著述，收入《四库全书》”。道学尊为“艺林冠冕”，“岭南巨儒”。钟芳晚年告官返琼后，皇帝还一再给他追禄加官，并赠诰文予褒赞，给钟芳以极高的评价：“学知宏博，造诣精纯”；“资美学粹，行洁才允”；“早奋迹于甲科，即储英于艺苑。出迁群佐，而政绩允彰。寻补郎曹，而华声丕茂。”明代的治国史上，钟芳书写了不同凡响的一页。
继钟芳中进士二十一年后，其儿子钟允廉于明嘉靖八年（1529年）中进士。历任浙江宁海知县、山东蓬莱知府、福州知府，后提拔任刑部主事。钟允谦为政清廉，留心教化，与父无异。钟芳父子双双中进及第，在海南岛古代知识分子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世代传为佳话。钟芳父子俩同祀于崖州乡贤祠，受到后世人的景仰。
此外，明代崖城中举及入贡的学子中，被授任各类职务的共有64人。其中为一州行政长官的知州1人；一县行政长官的知县1人；为县令补佐的县丞6人；知事3人；为州府长官行政助理的通判2人；参与机要、总领府事的主簿1人；掌管学校课试和教诲训导的教谕3人；教授1人、训导17人、学正3人等。宦迹遍布广东、广西、浙江、江苏、湖北、湖南、福建、四川、安徽、贵州诸省内的近60个府、州、县。明代，编入崖州户籍的共有2400多户，17000多人丁（正德七年户籍），而区区一崖城便有大批学子仕途生辉。明代，崖城可称得上是钟灵毓秀、人杰地灵了。
科举制度发展到清代，已是最后阶段。清代的海南岛教育和明代比较，虽有学制的完善和办学规模的扩大，但由于科举制度的腐败，人才的兴起受到抑制。其间，历任崖州的开明州官，虽曾几度迁建学宫，大兴办学；广置学田，捐置膏火；尊崇孔制，严
训学规等，可终究不能如愿以偿。一大批崖州学子虽屡砺壮志，剌股以学，也终究没能挽回明代人文蔚起的局面。这一时期，海南考上进士、举人的很少。著名人物也不多。崖州的人才也相应锐减了。清代，崖州无一人中进，仅有4人中乡举，5人中武举；恩贡31人，拔贡19人，岁贡197人。随着学风西盛（乐东一带），崖州城籍学士拔萃者更是寥如晨星了。整个清朝二百多年间，崖城籍人仅有1人中举；恩贡3人；拔贡5人；岁贡20人。这些学子中仅有2人赴任教谕和训导小职。清代崖州户口及人丁均是明代的五倍，人才却显得是沧海一粟了。
当然，其间也有值得一书的义士、乡贤。如光绪二十年中举的林缵统，入京会试期间结识了革新派康有为，成了变法改革的积极追随者，并投身到抗犯朝廷的戊戌变法斗争中，成了海南岛唯一参加当年“公车上书”、鼓吹变法的天涯义士。清同治癸酉（1873年）拔贡何秉礼赴京都廷试后，朝廷曾授之博士及委以教谕之职。因为不满当时朝廷的错庸，他愤然不仕，返回崖州城内，甘居乡野而乐为善事。何秉礼发动州民修葺学宫，更新书院，并亲自担任了书院的主讲。何秉礼还协助地方州官致力于整治社会，纯化民风，修志铭德等工作，深受地方州官的倚重，被州民尊为确具笃行之士。
徐日霖
十三、李德裕贬所考
唐宰相李德裕的贬所，果为今之何地？论者意见分歧：一说是现在琼山县，一说是原崖县。自明清以来，各执一端，争论未
决，考诸史籍，确有两种记载。究竟在何处，面对历史长期未决的悬疑，我们更应摒除历史的偏见，给一个公正的结论。
李德裕贬所在崖州何处
李德裕被贬崖州，已是定论，但在崖州何处？古人有两种记载。
唐大中元年（847年），宣宗即位，牛党得势，令狐（陶）、白敏中、崔铉等（牛僧孺、李宗闵故党）当权，罗织李德裕罪名，一再贬之。据《旧唐书·李德裕传》记载，李德裕被罢相，逐出长安，以太子少保安置东都（洛阳）；大中元年冬，贬为潮州司马。大中二年（848年），他“自洛阳水路，经江、淮赴潮州，其年冬，至潮阳。”又于当年九月，再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其时他还在赴潮州途中。故他刚刚到潮阳（潮州治所在），便奉新的贬令再赴崖州。他由潮州赴崖州是怎样走的？《新、旧唐书》本传都没有记载。然而在广东地方志上却留下他经由的足迹。道光《电白县志》载：李德裕贬崖州时，“由潮州海道，至汾洲山泊船，取淡水。”后来电白县居民于汾洲山中“立祠祀之”，由此可知，他由潮州赴崖州也是走的水路。大中二年冬他自潮阳动身，“至大中三年正月，方达珠崖郡。”珠崖郡亦称崖州。
至于他走水路来，则在何处登陆？登陆问题很关重要，有先弄清楚的必要。清人吉大文认为：可据宋时苏轼渡海路线参考，李德裕当亦由今天的澄迈县登陆，然后从陆路来崖州，故其道中诗有“岭水争分路转迷”之句。其实，苏轼是走陆路来，故渡海必由澄迈县登陆，而李是走水路就不必经由此地了。吉大文因尚未考知李走的是水路，故得出如此论断，其失亦不足为怪。琼州有古渡白沙津，宋时更名神应港。走水路，则可直指琼州之白津港
登陆。自白沙津抵崖州城十余里。早于李德裕一百年前（唐天宝八年，公元749年），随鉴真和尚之日本荣睿、照普二师走海路由振州赴崖州，亦在琼州直接入港登陆，并没有走陆路崎岖难行的记录，可为证明。既然如此，则可以肯定，李德裕道中诗亦断非此时所作。
李德裕到崖州后，偶尔亦有与亲友通信，反映其谪崖生活的鳞爪。他《与段少常书》说：“自到崖州，幸且顽健。居人多养鸡，往往飞入官舍。今且作祝鸡翁尔。谨状。”就此信看来，他的生活似乎还勉强可过，而且对逆境尚能以旷达为怀，以“祝鸡翁”自比。他所著的《穷愁志》四十九篇，是在这时开始撰写的。《旧唐书》本传说，他“虽苍黄颠沛之中犹留心著述”，所言实指此事。《穷愁志》评论史事亦涉及时人。他于此时此地评古论今，或许也使他的政敌为之而不为，虑其有朝一日卷土重来，诚然对他的处境是十分不利的。因《穷愁志》序文有：“销此永日，聊以解忧”之句，后人把他的居住所在题为“永日轩”，以志纪念。崖州，前有顺宗朝宰相韦执谊贬死于此，李德裕为文祭之。其文有“某亦窜迹南陬，从公旧丘。”他已自料北归无望故有此语。他有登亭望阙诗：“独上江亭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从而其亭得名为“望阙亭”。此诗究竟写于何地？论者意见有分歧、“望阙亭”故址，据正德《琼台志》记载，在琼山县张吴都颜村。北宋钱易《南部新书》也谈及此亭，该书卷中云：“李太尉之在崖州也，郡有北亭子，谓之望阙亭。太尉每登临，……昔崖州，今琼州是也。”唐崖州在今琼山县。据上引史料，故可肯定，李德裕贬所是现在琼山县。
断定李德裕的贬所是现在琼山县固然不错，但是从我们现在掌握的史料来看，它还不是反映李德裕南贬的全部事迹，而只是
反映部分事迹的真实。《旧唐书·李德裕传》在“至三年正月方达珠崖郡”句下的记载颇为简略，只有几句话：“十二月卒。时年六十三。……二子幼，从父殁于崖州。”算来他到海南仅仅一年时间便死去，他的二幼子皆“殁于崖州”。这个“殁”字，很费解，是指死绝，还是沦落民间？总之，其详不可得而闻了。据李德裕《与姚谏议（郃）书》以知，随他南来的不仅“二幼子”而是一家人口。他的亲属的去向，从正史虽无可考，但地方志、野史却有记载。现在，先弄清楚李德裕后人的下落，由流衍以逆窥其本源。
李德裕后裔在哪里
李德裕死后，陪同他羁旅待罪沦落海南岛的亲属后来又在哪里？兹将有关记载摘之如下：
宋锦乾隆《崖州志》卷《灾祥志·遗事》云：
“李德裕谪崖，居于毕兰村。后故，归葬。其弟德禧寓崖，因水冲毕兰，徙抱班。后又见抱劝田地肥饶，移居焉。今其村李姓者百余家，俱化于黎。见收德裕遗物尚存。副使李德至崖，抬出验之，再三叹息”。
清陆次云《峒溪纤志》附异闻《李德裕后》云：
“《漱石闲谈》载，李赞皇之志迁也，卒于崖州，子孙遂为僚族数百人，自相婚配。正德间，吴人顾朝楚为儋州同知，以事至崖，召见其族，状与苗獠无异，耳缀银环，索垂至地，言语亦不相通。德裕诰敕尚存。”
清张庆长《黎歧纪闻》云：
“唐李德裕贬崖州，其后有遗海外者，入居崖黎，遂为黎人，其一村皆李姓，貌颇与别黎殊，唐时旧衣冠，闻尚有藏之者。”
上引史料具言，李德裕亲属入居崖州黎地，到明清时，其后裔蕃衍成李姓一村，有“百余家”、“数百人”了；且久居黎地而化为黎人；他们保存着李德裕“遗物”，足证明是李德裕后裔。
其中《峒溪纤志》明确地记录：于明“正德间”顾朝楚“以事至崖”，看见李德裕后裔，史料明明说是李后裔居于明代崖州。则明崖州，在今崖县，乃唐振州。乾隆《崖州志》更具体指出：李德裕及其亲属居于崖州毕兰村。他死后，他的亲属，“因水冲毕兰”，迁移到黎峒抱班，后又移居于“田地肥饶”的抱劝。抱劝今在何地？据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36《生黎·崖州村峒》载，“抱劝村”属崖州西部黎峒，今乐东县境内。这里应该就是顾朝楚来崖看见李后裔的地点。
关于李德裕后裔的踪迹，在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曾托崖州知州唐镜源派人查访。崖州绅士吉大文等人采访的记录说：“第有言焉者，崖州多港黎人李姓百余家，建祠祀卫公。自称为公后裔。存有卫公冠带。”张之洞又命带其两人往广州，许以终身教养，他日送归中原。但已化为黎人的后裔，都“不愿行”。
根据李德裕后裔的居址在明清崖州乃唐振州的事实，我们可以断言：或李德裕死后，其亲属由崖州移居振州；或振州乃是李德裕最后的流放地。二者必居其一。
也有论者认为：李德裕死后其亲属由崖州移居振州。但是，自崖至振相去千余里之遥，而且唐时交通梗塞，又振州比崖州更荒僻，穷困的流谪亲属既不可能也不必要远徙。此说绝不能成立。
振州是李德裕在海南最后的流放地，也就是第二个贬所，除了有他的后裔留寄作为历史见证外，还可证明的有他的诗作及各种地方志的记载。
卫公精爽亦凄然
李德裕《谪岭南道中作》一诗，写其沿途所见所感，其诗云：
岭水争分路转迷，桄榔椰叶暗蛮溪；
愁冲毒雾逢蛇草，畏落沙虫避燕泥；
五月畬田收火米，三更津吏报潮鸡；
不堪肠断思乡处，红槿花中越鸟啼。
如上所证，李德裕由潮州赴崖州是走水路。此诗写陆地景况，则应是他由崖州赴振州道中所作。海南岛的地形呈穹隆状，中部偏南处高而四周低，河水向西四周分流入海。诗的首句有“岭水争分”正是这种自然景观的写实。接句“桄榔椰叶暗蛮溪”，言河流两岸随处都可看到桄榔和椰林。海南岛多椰树，尽人皆知；桄榔也较多，故屈大均《广东新语·木语·桄榔》云：“海南人有槟榔为酒，桄榔为饭之语”。颔联“愁冲毒雾逢蛇草，畏落沙虫避燕泥”，反映了沿途道路崎岖艰险，令人可畏。考唐天宝八年（749年）鉴真和尚由振州赴崖州，行了四十余天才到万安州（今万宁县），且离崖州尚有一段路程，可见道路之难行。颈联云“五月畬田收火米，三更津吏报潮鸡”，这些现象在海南境内，是存在的。海南黎族人民，自古采用刀耕火种方法种“畬田”，直到明清时尤常见于记载。又海边居民，从事渔业生产，每籍“鸡啼潮水”迄乎近世仍在民间相沿不废疲。总之，诗人所见，皆在海南一一验其实。故此诗也可作为李德裕前赴流放地振州的有力证据。已故的郭沫若先生对此诗早已作出正确的论断，我不过是加以发挥罢了。
郭沫若先生还根据李德裕《登崖州城作》诗中“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之句，所描写的郡城周围群山环抱的地理形势，断定其地当在崖州县城。但是，有人认为：诗人兴到挥洒，可以写近景，也可写远景；若从远景来讲，在琼山旧城（海口市东）登亭望阙，也可以说“百匝千遭”了。所言并非无理。故并存其说，以备参考。
现存李德裕在振州的载籍，以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和祝穆《方舆胜览》为最早。振州在南宋时已改称吉阳军。这两部地理总志，把李德裕到贬所后的行踪、著述、题咏和病死等事迹，都记载于吉阳军的历史事件中。而《方舆胜览》未注引书。《舆地纪胜》则多处注明取材于《琼管志》。由此可知，《舆地纪胜》对李德裕材料中根据《琼管志》的处理意见而处理的；《琼管志》是宋代海南地方志，久已失传，据此可知其对李德裕贬地的记载。
明代吉阳军改称崖州。明景泰《寰宇通志》卷106“望阙亭”条与天顺《大明一统志》卷82“望阙亭”条，均列其亭于崖州。
明海南人王佐，立志编写海南志书，“载笔数十年”著成《琼台外纪》十二卷。他因前代海南志书记载李德裕贬死在振州与贬制及《新、旧唐书》均作崖州的记载有出入，而在《琼台外记》中作了解释说：“今崖州乃唐振州，而李德裕事实俱在焉，岂以珠崖为总名，而振州亦称崖州欤？”就是说，李德裕南贬于振州；而贬制是否以珠崖为总名，把振州也称为崖州呢？这个论断和解释，与后来郭沫若先生的论断和解释是不谋而合的。郭认为：李德裕贬所在振州，但“何以称崖州而不称振州”？是为沿用旧名以为典雅的原故。王佐是邱（濬）的弟了，又“载笔数年”而成此书，对此问题难免不向邱（濬）面聆过教益。
但是，王佐的弟子唐胄不同意王佐的论断，认为“唐崖州在
今琼山”（《琼台志·楼阁》）。由于李德裕贬谪问题有其复杂曲折性，王佐之贬所在振州说固不全面，唐胄之贬所琼山说同样也不全面，两说分歧，各有得失。
王佐来到崖州，赋诗《小洞天》评述了几位到崖州的历史人物，其诗云：“丁相（丁谓）沉吟叹夙缘，卫公（李德裕）精爽亦凄然；古今唯有毛知郡（毛奎），偏爱崖州小洞天”。李、丁、毛诸人处境不同，感受各异，有忧有乐。李卫公登亭望阙，天涯万里，看飞鸟以寄相思，望归路而感流徙，心飞意驰，目断神伤。
李德裕何时来到振州，今已无从得知其详，他临死前给姚郃的信《与姚谏议郃书》，反映他谪居振州的生活况状。信中说，他的生活穷困几至无以为生，一家众口“往往绝食”；得病无医生医治，委命由天。其伤感凄楚之情，令人不忍卒读。若取此信与他从崖州给段成式的信加以对比，则可看出其前后生活变化是大不相同的。此信写作日期为闰十一月二十日，是他死前二十天。备受忧患、饥饿、疾病折磨的他，便于十二月初十日病死了。
如上所述，崖州、振州均是李德裕的流放地，而为什么作为正史的《新、旧唐书》只提到崖州一处？我认为：这是有其牛李党争复杂深刻的政治原因。
千古不白之冤
临李德裕被斥荒，牛李党争已持续了四十年，双方成为世仇。互相报复打击，都是很残忍的。武宗朝，李德裕执政，打击牛党，并不手软。宣宗即位，牛党得势，挟嫌报复，亦怀着杀机。加上宣宗久不得位，又受武宗轻侮，迁怒于其执宰，对李德裕怀有恶感；这就使牛党头子得以“乘人主有不容之意”，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查唐朝廷发布《再贬李德裕崖州司户参军制》后，不再发
布任何诏制贬之。而李德裕到崖州后，又投荒振州，这必然是出于牛党当权者暗中私行刑罚了。暗中私行刑罚就是矫制欺君，也要受到王法制裁。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加以隐瞒其事，天高皇帝远，牛党气焰熏天，谁敢与之对质以澄清是非，故事实真相无由大白于世。然而他们作贼心虚，也不时流露出畏罪的心理。今天我们仍从载籍中曲折地看出这些迹象：
李德裕死讯传出后，朝野纷纷议论，此时牛党头子皆大放厥词，假装同情，制造骗局，以转移视线。令狐（陶）这个李德裕的首号死对头，首先为李德裕请乞归葬。他编造一个梦，说李德裕现梦于他，求他奏请，使得归葬。他把此梦告诉他的儿子滈，滈不同意他奏请。过了几天又梦。他对滈说：“李卫公精爽尚可畏，吾不言，必掇祸。”于是，他又把此梦遍告同僚，然后奏请。令狐（陶）装成同情者请乞归葬，目的是要使人们不怀疑到他对李德裕采取丧尽天良的报复，并且尽快地了结此问题，以免阴谋败露，可是他的儿子（滈）起初不能理解他此骗局的用意，所以他心中有鬼而吐露出“吾不言，必掇祸”的畏罪自白。
大中六年（825年），宣宗下诏许李德裕归葬，白敏中也有类似的表演；他写信给李德裕旧日属员段全纬说：“故卫公太尉，灾兴鸺鸟，怨结江鱼，亲交雨散于西园，子弟蓬飘于南土。尝蒙一顾，继履三台。保持获尽于天年，论请爰加于宠赠。”以对李德裕同情和感知的面目出现。这实际上是在制造假象，以蒙蔽天下耳目，为他同谋矫制迫害李德裕的罪行作掩护，与令狐（陶）的梦呓同出一辙。对此，司马光曾有按语云：“德裕素有恩于敏中，敏中前作相，既远贬之，至此又掠其美，鄙哉！”虽看到他反常、可鄙，但仍没有看透他不可告人的用心。
牛党当权者为掩盖其矫制流放李德裕的阴谋，还处处设访，讳
莫如深。除了镇压李党、切断他们与李德裕联系外，又禁锢其亲属不令北还。因为这些亲属是陪同李德裕的直接受害者，他们还乡后会泄密。
又屡有赦诏而不赦李德裕。《旧唐书·刘邺传》说，“李德裕贬死珠崖，大中朝以令狐（陶）当权，累有赦宥，不蒙恩例。”令狐（陶）曾为李德裕请乞归葬，因何能“施仁”在先，而寡德在后呢？他明知李德裕已死本无可怕，而他们所怕的就是赦后复官、召还亲属乃至李党复活等接踵而来，则李德裕被冤死真象也就难以隐瞒了。
至宣宗死后，懿宗即位，令狐（陶）被罢相，李德裕的门人刘邺于咸通二元（861年）才上疏为他申雪，懿宗下诏赦免李德裕的处罚，并追复官爵。从刘邺奏请中看出，他是冒着风险上书的。疏中说：“倘德裕犹有亲援，可期振扬，微臣固不敢上论，以招浮议。”这时上距李德裕之死已十有二年，而朝中仍为牛党势力所盘踞，李德裕问题人们还不敢过问。
由于牛党当权者极尽其权诈欺世之能事，其矫制流放的政治阴谋未被当世所识破；也由于牛李党争以牛党胜李败而告终，李党之散亡殆尽，李德裕饮恨而卒，无人为之追雪；还由于振州地处南陲，远离中原，史官采访所不及，正史缺而不载。故一千多年来，李德裕之冤终不得白。我引据两地史料，特别是振州史料，并略示牛李党争残酷性及牛党执政者反常表现的现象，使人知道不但崖州贬所之可信有史料证明，而且振州流放地（第二贬所）之真实性，也有地方志记载及李德裕后裔留传是最可靠的史料和历史见证。
陈启汉
——赵鼎、胡铨谪崖遗事
赵鼎和胡铨，同为宋代名臣。他们都因为反对昏庸腐朽的宋高宗赵构和奸臣秦桧的卖国投降政策，力主抗金而遭受迫害，先后被贬到当时的吉阳军（即后来的崖州，今三亚市），住在崖城水南裴氏之庐。
一
赵鼎（1085-1147年）字元镇，解州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宋高宗时两度为相，力主恢复中原，后被秦桧谗害，贬为清远节度使，潮州安置。绍兴十二年九月，再贬吉阳军。赵鼎在例行的谢表中说：“白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桧见了大怒，说：“此老倔强犹昔”，于次年三月在一德阁天阁上书写赵鼎、李光、胡铨姓名，必欲杀害他们。他命令吉阳军守每月具赵鼎存亡状申报尚书省。赵鼎贬崖后，“杜门谢事，门人故吏不敢通问。”只有广西帅张宗元经常派兵校给他送些药、酒、米、面。秦桧获悉后马上把张宗元调离广西，使赵鼎陷入绝境。赵鼎遂于绍兴十七年八月绝食而死，以示抗议。死前自书铭旌云：“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爱国之心至死不变，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宋代大诗人陆游读之，大为感慨，说：“呜呼，不可谓伟人呼！”
赵鼎死后次年得旨归葬。孝宗朝追封丰国公，赠太傅，谥“忠简”。
二
胡铨（1102--1180年）字邦衡，号澹庵，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市）人，宋高宗时任枢密院编修官。他一生坚决主张抗战，收复失地。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王伦出使金国，陪同金国使者归来，以“诏谕江南”为名，实际上是要南宋朝廷向金国称臣投降。胡铨冒死上了著名的《上高宗封事》的奏章，严厉痛斥投降派，请斩王伦、秦桧、孙近，极力反对同金国议和。因而触犯了宋高宗和秦桧集团的利益，遭到残酷迫害，长期贬抑，先后流
放昭州、广州、威武军（即福州）、新州（今广东新兴县）。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又以“与客唱酬，谤讪怨望”的罪名一贬到天崖海角的吉阳军编管（管制）。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秦桧死了，胡铨才“量移衡州”。孝宗即位，遇赦北归。隆兴元年，迁秘书少监，擢起居郎。后在资政殿学士任上退休，死时谥“忠简”。
胡铨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忠心报国的政治家，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和著述宏富的学者。他为《易》、《春秋》、《周礼》、《礼记》等典籍作注解，有《澹庵集》一百卷传世。胡铨在崖州，虽然处境险恶，但十分关心当地教育事业。据《崖州志》记载，胡铨居崖州八年，“日以训传经书为事”，向当地士子讲解《易》、《春秋》、《周礼》等儒家经典，传播中原文化。黎族头人仰慕他的大名，从三十里外山里送孩子来水南村跟胡铨读书。
胡铨与崖州的社会名流、士人密切往来。据《崖州志》记载，胡铨与郡人陈迪功在崖城西南二里水池上建亭一座，胡铨亲题匾曰：“洗兵亭”，取杜甫诗“洗净甲兵长不用”之义，用以引导汉、黎人民取消暴力，用和平方法解决民族纠纷，和睦相处。胡铨还在“洗兵亭”东茂林修竹处辟一峒，取：“晋代七贤，唐代六逸”之义，命名“逸贤峒”。胡铨与当地士人寄情山水，饮酒吟诗，有“溪边六逸李太白，竹下七贤山巨源”之句。
宋代文学家洪迈的笔记小品《容斋随笔》还记载这样一件事：当时的吉阳军守张生是秦桧的爪牙，秉承秦桧的旨意对胡铨进行严密监视和残酷迫害，他责令胡铨每旬必脱冠披发，以囚犯的身份到州衙向他呈送言行状。有一次过生日，竟迫使胡铨这位原枢密院编修官为其作了一首长达五十韵的贺寿诗，其傲慢无礼，何至于此！胡铨遂有“生命之忧，朝不谋夕”之感。当时有一个黎
族头人送子跟随胡铨读书。有一天，胡铨应头人之邀，到离城三十里的山居去，看见军守张生戴着枷锁，绑在头人家的西廊屋下，黎族头人义愤填膺地指着张生对胡铨说：“此人贪虐成性，吾将杀之，先生以为如何？”
胡铨听罢心想：张生作恶多端，残害百姓，自己也深受其害。为民除害，此其时也，然而考虑问题不能仅凭个人恩怨。黎族头人要是杀了朝廷命官，必然带来一场灾难，遭殃的还是黎汉老百姓。况且杀了一个贪官酷吏，朝廷还会另派一个。为了维护民族团结，胡铨决心化干戈为玉帛。他随即对头人说：“其死在余罪，果若此足以洗一邦怨心。然既蒙垂问，窃有献焉。贤郎所以相从者，为何事哉？当先知君臣上下之名分。此人固亡状（暴虐无礼），要之为一军之主，所谓邦君也，欲诉其过，合以告海南安抚司，次至广西经略司。俟其不行，然后讼于枢密院。今不应杀人也。”
一席话说得头人心悦诚服。于是头人令张生写了一纸引咎悔过书，才把他释放。第二天等胡铨从山里回来，张生亲自上门悔罪，感谢再生之恩，至此待胡铨为上客。
这是胡铨舍弃个人恩怨、顾全大局，值得赞赏的一个生动事例。
三
胡铨是于赵鼎被迫害致死后的第二年被谪来崖的，同样寄居崖城水南裴闻义家。裴闻义，字子迁，原籍山西闻喜县，唐晋公裴度十五世孙。其父裴（瑑），曾为吉阳军太守，落籍水南。绍兴年间，裴闻义荫补其父为昌化军（今海南儋县）太守，有善政，历任九年，卒于任上。胡铨在即将离崖时，亲题其堂曰：“盛德堂”。
铭曰：“猗欤休耶，儋守裴公。震风凌雨，大厦帡幪。迁客所庐，丞相赵公。后来云谁？庐陵胡铨。三宿衔恩，矧此八年。”由此看来，胡铨题堂名“盛德”，一以赞颂唐晋国公裴度之德高望重，并抒发其对裴氏后人闻义慷慨相容于身遭窜逐之时的感激之情；二以表彰赵鼎力抗权奸，以身报国的高风亮节，寄托其对赵公的崇高敬意。胡铨还写了一首慷慨沉痛的《哭赵鼎》诗来悼念赵鼎：
以身去国故求死，抗议犯颜今独难。
阁下大书三姓在，海南唯见两翁还。
一丘孤冢留穷岛，千古高名屹泰山。
天地只因悭一老，中原何日复三关？
这首诗，高度地赞扬赵鼎以身报国、力抗权奸的精神，犹如泰山一般屹立，结尾一联，既痛哭赵鼎死后中原恢复无人，又严厉谴责投降派，还表达了作者虽遭窜逐，身处逆境，仍然关心抵御外侮、收复中原大业的爱国之情。全诗慷慨悲凉，沉郁顿挫，感情真挚，文笔跌宕，极富艺术感染力。千载之下读之，仍觉哀婉动人，催人泪下。
赵鼎、胡铨对赵构、秦桧为代表的投降派的斗争，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忠与奸、善与恶、爱国与卖国的斗争。虽然如此，赵鼎、胡铨自是一代俊杰，他们忠贞不渝的爱国赤忱，他们力抗权奸、疾恶如仇的高风亮节，很是值得后人师法的。
黎绍铭
二、丁谓谪崖州
丁谓是苏州人，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六月，寇准任宰相，提携丁谓任副宰相。在此之前，寇准早已很是赏识丁谓的才能，曾向宰相李沆推荐，可是李沆不用，说：“丁谓确实有才能，但看他的为人，怎么能让他居高位于人之上呢！”寇准说：“如丁谓这样的人才，相公你能永远压制他吗？”李沆笑说：“将来你会想起我今天的话的。”寇准不以为然。
丁谓因为受到德高望重的寇准称誉之后，在仕途上渐致通达显贵。虽然同列相府，但对寇准尤为恭敬。有一次在中书府聚餐，菜羹污染了寇准的长髯，丁谓便走上前去为他拂拭，寇准是刚正派的人，素来不喜欢人家逢迎奉承，于是笑对他说：“参政知事，是国家的大臣，竟然也为官长拂拭胡须吗？”显然，这是善意地批评，委婉地规劝！为人处世以德为本，怎么能如此势利而阿谀献媚呢！然而，丁谓居然恼羞而从此怀恨在心，不断卑鄙地攻击寇准，甚至乘机进行诬陷，以致寇准被贬雷州。受人扶植之恩不思图报，不纳善言，反而凶恶地反噬一口。丁谓可说是一个负义小人了。
寇准罢相后，丁谓取而代之为宰相，随后又封晋国公，一时飞黄腾达。可是好景不长，到了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丁谓便以“交通官宦”、“与巫师出入，行为涉于妖诞”的罪名，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
丁谓被放逐后，京城中纷纷传说：“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钉（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人心向背，由此可见。
丁谓赴崖州途经雷州，欲借民房寄宿。房主人说：“当年我把
房子借给寇公住，你还治了我的罪呢！”结果不同意。这就是“树木得荫，树棘得剌”吧！
听说丁谓将要路过，寇准便派人拿一只蒸羊去迎接招待他。丁谓想见寇准，寇准拒绝不见，并关上门不准家人出去，不让他们找丁谓报复。寇公以德报怨，度量何其宽宏！丁谓若良知未泯，也该有所歉咎的吧？
初到崖州丁谓曾赋诗一首：
今到崖州事可嗟，梦中常得在京华；
程途何啻一万里，户口都无二百家；
夜听孤猿啼远树，晓看潮浪瘴烟斜；
吏人不见中朝礼，麋鹿时时到县衙。
这当然是彼时崖州开发之始荒凉萧条的纪实，亦是作者其时落寞凄苦心境的写照。去国离家，往昔的尊宠荣华，与时下的满目苍凉是极大的反差。身陷此境，一个情操卑下的人是不可能随遇而安的。其“可嗟”，也是可以理解的。
丁谓毕竟没有淡化重作丹墀客的欲念，也深晓蚇蠖屈伸之妙。他在崖州城东南三里处，修筑一座亭子，叫“怀远亭”。亭基高丈许，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平台。亭前有塘数亩，林峦环秀。丁谓每次夜游，总要在台上瞻拜星斗，占候星象云气，观测吉凶的预兆。此塘因之得名“望天塘”。
据说，“丁谓在崖州三年，教人读书为文，营造屋宇。自为一楼，焚香读书其上，专事浮屠因果之说”。这有可能。丁谓虽急于超脱苦海，无奈尘缘未了，不能真的皈衣佛门，也许只是读读佛经聊以自娱罢了。不过对于积善必有余庆，积不善必有余殃的因
果报应之说，他是该有切身体会的。“草解忘忧忧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梦幻泡影，知既往之本无；地水火风，悟本来之不有。”看他这些诗书文句，倒是颇有些禅机佛理的味道。
史志皆说，丁谓很机敏有智谋，善诗，是通晓图画博奕音律的才子。他的知识水准确实很高，然而知识水准不等于智慧水准，更不等于灵性水准。说到底，还是小聪明多，大智慧少。不过，丁谓最终还是凭他的小聪明得以北徙而离开崖州的。
黄家华
三、王仕熙谪崖轶事遗诗
王仕熙是元代著名诗人，字继学，北海东平（今山东省东平县）人，晋王朝元泰定时（1324--1327年）参政，历官吏部侍郎、中书参知政事。致和戌辰（1328年）八月，签书枢密院事燕铁木儿谋逆，迎怀王于江陵，王仕熙被捕入狱。九月，怀王至大都即位，王仕熙被流放吉阳军（即崖州），后转居琼山。至顺二年（1331年）获赦，壬申（1332年）六月被朝廷召还任官。
王仕熙于至和戌辰九月放逐吉阳军，与流放万安军（今万宁县）的侍御史邱世杰一同渡海登岛，二年即元明宗天历己巳（1329年）来到吉阳郡城（今崖城镇）。吉阳军知军杜亮久仰王仕熙，闻知他谪崖，早派人在城内为他建造一间华美寓所。王仕熙质本淡泊，入城后“恶其完美”而不肯入居，婉然谢绝杜军守美意，“乃于城西陋地茅屋借居之，名曰‘水北新居’。又于旁西南数十步筑江亭，为游息地。”茅屋和江亭位于城外西郊，南傍宁远河，北依青山林，田畴铺接，牧原在望，既有淡泊宁静的氛围，又有一派
优美的南国园风光。王仕熙与慕名前为拜访他的州中人士，相携登亭，凭栏游目览胜，或小酌浅吟，或清谈轻歌，其乐洋洋！
王仕熙从自己的遭遇中，深谙世事艰辛，政治险恶，因此远居静住，“累日不出中庭。”“非公事及宴请，不苟出。”他言谈也极谨慎，“郡县时政利害未尝出诸口。”避免涉嫌政治，忤逆权贵。
王仕熙在逆境中修得一襟忍性，养成温良恭俭让的君子之风。他待人接物，不疏贫贱，不媚富贵，不较荣辱。“郡人士及吏卒相接者，甚加礼貌。”县尹陈元道是个不知好歹的势利小人，见诗人落魄天涯而屡加侮辱。王仕熙仍然待他以礼，不因受怨而计较。
宦海浮沉，使王仕熙由一个政客回归为一位诗人、学者，他虽置身于岛未，但心志清远高洁，情怀恬静洒脱，昔时紫绶蓝袍的宠幸，今日布衣破履的凌辱，已经忘记得一干二净。他日夜潜心学问，墨海求乐。“惟劬书酷咏为娱，恬然不见其去国之意。”全然不像一个落难的逐臣流犯。
王仕熙酷爱崖州的风景名胜。他居崖三年，游迹遍及城郊。他经过多次游览、鉴赏、比较、筛选、评点出崖州八景。它们是：“鳌山白云”、“鲸海西风”、“边城斜照”、“水南暮雨”、“稻陇眠鸥”、“竹篱啼鸟”、“南山秋蟾”、“牧原芳草”。王仕熙以它们为题做成八首七律，借日、月、云、水、风、雨、鸟、草为楔子，描绘了州城周围八处各具特色的优美风景。字里行间显现出诗人从风云诡谲险恶的京都，来到风景古朴优美的天涯海角而得到解脱和皈依的超逸心态，洋溢着诗人从茅舍、江亭的狭小范围走出来而置身于大自然怀抱、承受着自然美的陶冶的欣悦情愫，同时也蕴蓄着诗人埋藏在心底深处淡淡的孤独、渺茫和沉郁，流露出诗人在逆境中的企盼和追求。这些诗篇，有的写得清新俊逸，有的写得葱笼苕秀，有的写得苍劲挺拔，有的写得古朴优美。这些诗
篇不是自然主义的模山范水，而是化入了自己的真情实感，诗中景情相生，情景交融，物我冥合，这在专题系列风景中显得别具一格。有些诗篇所表现诗人的美学观念也是独具一格的，它有异于那些专题系列风景诗的传统模式。“边城斜照”诗曰：“炎州此去更无城，薄暮天涯倦客程。残日尚浮高岭树，悲笳先起士军营。沉沉碧汉归山鹘，灿灿晴霞射海鲸。时月照人茅屋上，与谁藜杖听江声？”阴柔沉郁、悄怆悲凉的愁黯色调，是一种美，美得深沉，美得悠长。
王仕熙谪居崖州，从《崖州志》寥寥数语的记载中看，似乎是消极处世的，其实不然。这些言行只是王仕熙贬谪生活的表象，是政治禁锢下的一种自我防范和保护，表现了这位中书参知政事的成熟。他在瞻仰宋代抗金名臣赵鼎、胡铨受害谪寓的裴氏祖屋水南盛德堂时，写诗赠送与他友善的“守素居士”、唐代宰相裴度的第十七代传人裴豫，高度赞誉裴氏先祖后人的盛德，缅怀具有崇高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的赵、胡二公。
唐家晋国擅勋名，
几叶诸教海外行。
盛德有堂留客住，
故乡无地待春耕。
青毡千古诗书在，
绿野孤云草棘生。
投我骊珠惊入手，
爱才怀古不胜情。
这首诗表现的深刻内容，正是王仕熙的思想精华所在。作为
一个诗人，面对厄运而处之泰然的态度，待人接物谦和优容的品格，热爱祖国山河的情怀，勤奋好学的精神，更是难能可贵；他创作诗文，传播中原文化，给崖州人民以深刻的影响。因此，王仕熙深受崖州人民的敬仰，“远近皆敬爱，得其诗文，珍藏之。”
王隆伟
四、流落海南的女中豪杰——黄道婆
在上海西南隅的古镇华泾的东北方向，在苍松翠柏掩映中，静静地躺着一座不大的墓园。墓园中隆起一个冢，埋葬着我国古代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妇女的遗骨，她就是黄道婆。
黄道婆是700多年前我国宋末元初松江乌泥泾（今上海华泾）人。据史书记载，她出身贫寒，从小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后因不堪忍受公婆欺凌，搭海船出海，逃离家乡，辗转数千里，最后终于在海南崖县一带落脚。她虚心向当地百姓学习先进的植棉和织造技术，与他们和睦相处，直到年老才返回故里。有古诗为证：“道婆异流辈，不肯崖州老”，“崖州布被五色缫，组雾织云籼花草；片帆鲸海得风归，千轴乌泾夺天造”。黄道婆返回家园后，深受故乡百姓爱戴。她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向故里人传授植棉和织造技艺，经她织就的手绢、被褥等纺织品，色泽鲜艳，花纹繁复，灿然若图。尽管她已年迈体衰，却仍十分勤勉。她刻苦钻研技术，大胆革新纺织工具。现在的上海历史博物馆还有两件经黄道婆改造的纺织工具（复制品），一件被日本人称之为唐弓的“绳弦大弓”，每天可弹棉6斤到8斤；另一件是三绽脚踏纺车，其劳动生产率较原先单绽手摇纺车提高整整三倍，。这在当时的历史
条件下，是一场很了不起的技术革命，它充分显示了黄道婆及其古代乌泥泾劳动妇女的聪明才智。
黄道婆去世后，乌泥泾百姓对她无不感恩戴德。他们立祠建庙，尊她“先棉”，并立下一条规矩：谁家女子想学纺织，都要到黄道婆神位前顶礼膜拜，以求黄道婆神灵保佑。这种风气世代相袭，影响所及，使乌泥泾一度呈现一片繁华景象，使乌泥泾所在的整个松江府赢得了“衣被天下”的美誉，并使开埠后的上海形成了全国纺织业中心，一直沿袭至今。
斗转星移，沧桑变迁。如今我们面对着这位普通的中国劳动妇女的墓冢，不由因她为中国的纺织业作出的巨大贡献而自豪。夏衍曾在一篇短文中对黄道婆作过高度评价，称她为“女中豪杰”，“黄道婆纺织机要比英国的纺织机早几百年。”黄道婆不仅是上海劳动人民的骄傲，也是海南岛人民的骄傲。海南岛的人倘有机会到上海，应该去华泾走一遭，以告慰这位曾在海南岛流落大半辈子的“女中豪杰”的英灵！
沈士彦
五、“天涯”题刻者——程哲
三亚市区西南四十余里的沙滩上，苍崖巨砾，磊磊其间，“天涯”石刻就在这里，每当风和日丽、天朗景明时，朱红的“天涯”石刻格外醒目，给这海山胜景平添几分古意。“天涯”－－这玄窈神渺而又摄人魂魄的字眼，它曾赚取了多少旅人的沉思、游子的默想，将那样一份“人在天涯”的滋味，淡淡袭上伫望流连者怅惘若失的心头。
《崖州志·金石》载：
“‘天涯’石刻：亦在下马岭海滨石上，与‘海判南天’相去咫尺，字大三尺许。旁镌‘雍正十一年口口口程哲，’字四寸”。
雍正十一年即公元1734年，距今已有二百六十二年。题刻者程哲，是当时的崖州知州（从五品）。据《崖州志》载，程哲以“例监”入仕。那时代以进士、举人为所谓“正途”出身。然而非正途出身的程哲，其人品操守却比很多正途出身的老爷强得多。《崖州志》载，程哲曾立《藤桥市劝戒客民碑》一通。碑词曰：
勿嗜酒而沉醉，勿见色而贪淫。
勿因风而晓坐，勿被露而夜行。
勿因饥而饱食，勿因渴而多饮。
勿因垢而晨沐，勿因倦而昼寝。
《崖州志》“灾异”门、“名宦”门又载：雍正四年天旱，七月始雨，次年米贵，程哲开仓平粜，民得聊生，州人勒碑称颂。
观以上二事，在那时代，这样的知州，堪称“父母官”了，故《崖州志》将他列入名宦。关于程哲，《崖州志》的记载就是这些了。
然而，在其家乡武昌考证其家世、生平时，发现远比《崖州志》记载的有趣得多。
道光七年刻本《徽州府志》“文苑”门载：
“程哲，字至跂歙、岑山渡人。幼颖悟嗜学。师事新城王士正。博考深思，经史百家，靡不究览，收蓄书籍、金石、文字甚富。所著有《蓉槎蠡说》若干卷。尝校刊《罗鄂州小集》。官潮州同知”。
这个“程哲”，正是题刻“天涯”的程哲。所言“官潮州同知（正五品）”，盖以最高官阶为记。在他的故乡歙县，“程”是一大姓，和“程朱理学”创始人“二程”是本家。程哲约出生在康熙十年前后，卒年不详，公知乾隆十二年尚在世。他客居扬州，在那里活动较多，他颇有名气的“七略书堂”就在那儿。
程哲有两个父亲，一是生父，一是嗣父。嗣父叫程休复，是他生父的同胞手足。因其临终无子，就以程为嗣子承祧。生父叫程浚，朱彝尊为程浚写的《墓志铭》说程浚“通经史百家之言”，当过仁和县学官，并能行医；在家乡和在各地游历中，做过很多好事，人称“善人”。卒于康熙四十三年。死后入乡贤祠。因为程哲在崖州为官有声誉，生父、嗣父都得到“崖州知州”的封赠。
程哲也有两个母亲，即生母和嗣母，她们也是两姐妹。嗣母年甫二十即守寡，后来受到旌表。程哲“服劳、奉养于二母间，皆能得其欢心”，是一个孝子。
程哲共兄弟四人，长兄程喈，康熙四十八年中进士，官至七品中书。二兄程启，也当过五品官。弟程鸣虽未涉迹宦途，却比大哥、二哥有名，他不仅“工诗”，而且“善画”。朱彝尊赠句云：“吐词含风骚，爱画入骨髓”。
程哲的老师“新城王士正”。就是清代诗坛一代宗师王士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清朝“有士祯，亦如宋有苏轼”。士大夫识与不识，皆尊之为泰山、北斗，一时鸿儒俊才，多出门下。程哲承学之外，还尽力帮老师做一些工作。王士祯九十二卷的《带经堂全集》，就是程哲校编刊行的。
在他事之外，程哲还操绘事。王士祯有《题门人程圣（跂）哲“蓉槎菊舫”二图》诗二首：
当年风雪过柴桑，不见东篱九日香。
输与扁舟五湖客，菊花开处即重阳。
丹枫乌桕乱明霞，澹澹星河渺渺槎。
欲借忠州才子笔，为群重咏木莲花。
程将他的书堂取名为“七略”，说来也很有趣。汉成帝时，刘向校理经、传、诸子、诗赋，每校一书，就写一个内容提要，“录而奏之”。“会向卒”，汉哀帝又命其子刘歆完成父业。刘歆于是“总群书”，分类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六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即所谓“七略”。这本是图书目录的分类整理。但很明显，对程哲而言，“七略”的意义并不是图书分类，他并不要做一个目录学家，而是“七略”这个词囊涵了“经史百家”，经邦济世，文章风雅的学问是尽在其中的。做一个通晓百家的经济之才、风雅之士，这才是程哲书堂名曰“七略”的命义所在。
程哲的一生，最高官阶不过是一个五品同知，这就不能不使他经邦济世的宏大抱负无法施展。但他只用了两个字，就使人们再也不能忘记人的风雅之名。这就是古崖州城东六十里荒野海滨乱石奇峭中苍凉寂寞的那两个字：
——“天涯”
元之凡
六、清廉的州官
——记瞿罕在崖州
瞿罕，湖广黄梅县（今湖北省黄梅县）人，禀生，少年敏慧，胸怀大志，忠厚爱民，举事有方，理事有法，众人钦之。明崇祯年间，科道交荐于朝。崇祯十二年（1640年），征授知崖州，是明朝最后一任崖州知官。他在崖州八年，惠政恤民，廉民秉公，卓有政誉，距今虽已有三百余年，但他所建树的政绩，古往今来，人民尊崇他，怀念他，历史记载他。在民间师教徒，父教子，还传颂着他仁恕爱民的佳话。
瞿罕到任后先着手安排好衙门工作，使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布置就绪，树立正常的工作秩序后，就下乡里，很少坐堂视事。他说：“当官者，要便民第一，力到便行，蹉过可惜，致政之要在于安民，安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因此，经常微服单骑到民间了解民情，为民办事。下乡前，他给各乡里正约法三章：一不来迎，以时间替民办事；二去不送，用精力为民理政；三不设宴，投财力置公益之举。下属深知其赋性廉洁而一一遵从，不敢忤逆。他在任内，足迹遍及全州，就地处理民间诉讼，帮助乡里解决实际问题比比皆是。政通人和，百业像雨后春笋，方兴未艾。诸如兴建水利，垦荒造田，创办街坊作业，开拓商品贸易，促进城乡繁荣，无不呕心沥血，留下不可磨灭的功业。他经常对人说：“修桥补路，开井通渠，兴利除害，劝善解惑，息争止斗，系为官者之责也。”他一生中，难能可贵的，影响深远的是克己奉公，为政清廉。他视民为赤子，关心群众疾苦，遇自然灾害开仓赈济。崇祯二十三年九月暴雨成灾，山洪冲毁农田，农民遭受严重损失，他以官米
煮成粥，救济饥民；素日见老病者，施以衣服药品，存恤鳏寡孤独，收养遗弃孩儿；死而无棺者施之木，急难困乏者随宜救济。他毫不利己，一心为国为民的风范播植全州。
在为政中，他纪律严明，时常向群众了解知州衙门吏胥的好坏情况，采纳士民意见，提出戒敕官吏，毋贪珍赂，奖廉劾贪之主张。把严约胥吏的条例公布于众，使那些勒索敲诈人民的僚属，不敢再作威作福，鱼肉人民，对不轨者，谕以大义，释仇相亲，共谋政事；犯法而民恶之者，则革除蠹吏奸胥。录用官员，不搞亲亲疏疏，不凭好恶恩怨取人，也不图利用庸人，而是广选贤能，优者录之，切实做到“知人、用人、信人”。他经常教导下官：“一要爱民，二要清廉，三要勤政”。因此，为官者善政爱民，尽职效忠，清明严正，吏役不敢逞悍，士民钦服。社会上的一切恶习都很少出现。全州上下一片祯祥兴旺景象。瞿罕的礼士爱民，兴利革弊，约束吏胥，扫除积弊，兴学士课，息讼安民，凡胥役土棍讹诈民黎者，依法治之不遗余力，风采凛然，民沾实惠，感激之忱，迄今还载州人口碑。
瞿罕在了解民情，治理衙门作风中，他发现崖州贫穷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缺乏人才，有文化知识的人很少，茅塞未启，难于开化。他认为：“文能治国，武能安邦”。要改变这个边陲地区之落后面貌，必须发展教育事业，大力培养人才，使自己救自己。因此他以兴教育为己任，除增加学田，扩大学舍，选择良师，自著课程，办好州设学宫外，在乡村普遍建立私塾学堂，让更多人接受文化教育。他还亲自制订学规，使生员诚心听受，为师者尽心教训。他的学规内容大体是：一、要求生员首先要修身立志，为仕要做忠臣，毋做贪官，凡利国爱民之事，即使付出性命都要赴汤蹈火而为之。二、要求生员居心忠厚正直，读书文有
实用，出仕必作良吏。若心术邪刻，读书必不成就，为官必取祸患。行害人之事者，适以自杀其身。三、要求生员当爱身忍性，安心学习，不要参与社会上一切恶习行为，陷身歧途而后毁。四、要求生员尊敬师长，皆须诚心听受。台有未明，从容再问，毋忘行辩为师者，亦当尽心教训，勿至怠情。……凡不遵守学规者，异端思想者，治以应得之罪。由于制订了学规，学宫秩序井然，学风严正，先生教诲有方，学者慕之纷然。离州城一百多公里的感恩生员，不辞辛苦，负笈前来求学。在学宫里，他还亲自任教，并把平日省食俭用剩余的月薪捐给学宫添膏火。工余经常会集诸生讲学，论文理法，修身立志，为民爱国，训诱不倦，把知识无私地奉献人民。他到乡村必到学堂，和教师食宿一起，了解办学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慰劳教师，检查生员学习情况，鼓励发奋向上，学就当国家栋梁，为民建功立业。一时琅琅书声遍及全州，教育事业很为发达，人才辈出是历史上最高的时期。据史书记载，当时学宫生员济济，每年都录取廪生30名，增生30名，仅次于琼州学府，这和瞿罕的热心办学和治学是分不开的。
那时从朝至野，整个国家都处于动荡之中，社会治安一时出现动乱，有些海盗、土寇乘机成群结队攻打城池，劫掠乡村，使官民不安。崇祯十四年，瞿罕邀请州内德高望重的名士商议，决定发动群众重修城墙，增高三尺，并提出有效措施，加强乡村治安防卫，平息一切妖孽行为，使士民以安。同时，在修葺城墙中，瞿罕广泛征求意见，选择众人称心如意的能人管理，一切工需，概由知州支销，不烦民力。主持者弊绝风清，心明如镜，秋毫不犯。城墙竣工，结帐分厘不差。瞿罕赞说：“真清廉也，目不存沙，永远光明！”
崇祯十五年三月，闽人林八作乱，从海上窜入州境，攻劫沿
海港番人塘等村，州西震惊，民不安宁。瞿罕听报，立即从感恩赶回，贼人听闻，伏路想抢劫他，群众得悉拦路向瞿罕报告，机智的瞿罕就组织一些群众，伪装肩挑瞿的货物，瞿微服先行，肩舆在后，贼人见则蜂拥肩舆，瞿因得脱身。回到乐罗村里，瞿授计于乐罗村民邢广裔袭杀之。五月十日邢伏杀林八，擒其党寇数人献于瞿，瞿按法处之。从此州境安宁，人民乐业。
瞿罕不仅一心为民，而且廉洁可敬，感人肺腑，是历代州官的楷模。他初到崖州，士民按惯例每月供米三十石给他，他一升不要，并说：“国家岁给禄，为何有此？具请罢。”士民听后，大为喜悦，就勒石志事，以颂德政，表敬慕。1648年冬瞿以病告归。临走时，给崖州人民留下的可歌可颂的事迹，更是使人代代相传。据《崖州志》记载，当时他把一个竹制的小箱子放在府庭上，“启（箕）令民共视之”，并向在场士民说：“有一物自崖州出者，听汝属持去，不禁汝也。”随就打开身边唯一之物——一只竹箱子，一件一件拿给士民观看，内里除几件官服和几本书籍及文房四宝外，崖州一物全无。士民见状，感动得热泪盈眶。他提鞭上马，就向大家告别，单骑而去。他来崖州不带家眷，不负民力，一切生活自理，而和人民同甘共苦，做人民的父母官。八个春秋，留下的是政绩可歌，风范可仰；带走的是两袖清风，匹马相随。
蔡振礼
七、钟芳其人
钟芳，字伸实，号筠溪，生于明成化十二年，世居崖州高山村。在明一代与邱（凌）、海瑞、唐胄、邢宥等是海南屈指可数的
名人。有关钟芳的事迹，《琼州府志》、《崖州志》、《国朝献征录》等书均有记载。不过其余闻逸事则不尽收入，民间尚有流传。
钟芳自幼就聪慧过人，相传“七岁写马契”。说是他祖父钟京（字锦堂），卖马给九所村人陈士郎，马价谈妥后便叫钟芳写一张卖马契。当时钟芳年仅七岁，能不能完成好这个任务，陈士郎心里打了个问号。可是钟芳受命后，当场写就，而且写成一首好诗，其诗云：
立契高山钟锦堂，
西里买马陈士郎；
家中早养马一匹，
今年天旱马难当；
集头会面先商议，
善价而沽不久长；
两面交钱后不反，
任君骑过罗浮山。
陈士郎接过后一看，惊叹不已，结果马也不买便将这笔款子赠给钟芳作为读书学费。于是“钟进士七岁写马契”，崖州世代传为佳话。
据史载，钟芳十岁文名扬于乡里，崖州知州徐瑞推举上府考中秀才。江西名进士陈英时任道员（省以下、府以上的长官），阅其文后赞叹说：“童子这样有才，真是邱文庄（邱（凌））公复生！”钟芳二十六岁，考中举人，高中第二名举人。三十三岁，考中进士，高中第五名进士。三十六岁，授翰林院编修。
不久，他因论事触犯当朝权贵，降职改调“外用”，任宁国府
推官。钟芳“精于吏事，善于折狱”，且长于军务，是多面的通才。封疆大使及中央部臣交荐其贤，寻升漳州知府。复以军功和政绩显著，旋升江西布政使（相当于今省长）。明朝嘉靖皇帝下布诏制嘉奖他云：“果府（管理司法刑狱）而收作人之效，转藩司（管理户口钱粮）而成讨贼之功。”其后，官至南京户部右侍郎（户部尚书之副，相当今中央各部副部长）。五十九岁，上疏要求退休。家居十年，专心著述。六十九岁病卒。
钟芳学问渊博，著述甚富，有《学易疑义》、《春秋集要》、《小学广义》、《钟筠溪家藏集》等书行世。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有多种。《国朝献征录》尊称他为岭南巨儒。他还因唐骨编写《琼台志》一书，对崖州采访未周，事多遗漏，而撰写《崖州志略》四卷，以备后来修志者所补充。可惜此书今已失传。家乡的珍贵古籍被历史烟尘所埋没，真有徒贻后人“望古而太息”的呵！
钟芳晚年移居于琼山县府城西门外达士巷，其故居高山村逐渐废毁。清代崖州举人吉大文，有《访钟仲实先生故居有感》诗曰：
白云深处有人居，
怅望高山迹已墟；
太守尚传贤子弟，
司徒无复旧门闾；
岭南道学千秋论，
海内文章四库书；
老去东坡归思少，
蜀西田宅近何如？
这首诗的确写出了崖州人民复杂的心情，一既怀念乡贤，二
又惜其移居，最后诗人不禁直截了当地发问：钟芳先生啊！你真是好像苏东坡一样到了晚年便不想归返西蜀家乡吗？不难理解，像钟芳进士这样有名气的人，崖州历史因有了他而增添光彩。崖州人民谁不尊敬热爱他，谁不希望他长住于崖州，使其流风余韵影响着、濡染着和滋养着崖州的文化园地。当年吉大文的感触，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感触！
八、浩气贯日月傲骨立南天
——王熀其人其诗
陈启汉
明清之际，神州板荡。清军入关后便连下蕹发命，强迫汉人改从满俗，剃发梳辫，以示归顺。“若规避异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见蒋良骥《东会录》）。“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一野蛮的民族高压政策，激起了各地人民的激烈反抗。顺治四年（公元1674年）清军攻占崖州，逼令蕹发。崖州十二君子宁死不从，慷慨就义。王熀的父亲王应桃便是其中一位英勇殉节的志士。
王熀，字日宣，崖州北厢（崖城镇城东乡）人。他和其父同是明朝崇祯年间的生员（秀才）。从小就受儒家“六经”的传统教育，早怀济世报国之志。值此国破家亡之时，父亲的壮烈玉碎取义成仁，更催他前仆后继，投身到抗清的斗争中去。他参加了彭信古等志士策动的崖州黎汉族义民武装抗清的壮举。（见《崖州志·明季遗事》）
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十一月，南明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即皇帝位，改元永历，准备坚持抗清。王熀后来得知消
息，便于顺治六年北上投靠桂王，他上疏陈诉其父与崖州诸英烈抗清殉节一事迹，受到了桂王的旌表抚恤。其后，王熀便留在桂王麾下护驾。不久即“以扈从功”而被授予一方武官之重职总兵（军团总司令）。从此，王熀奉命统领王师，转战粤桂，出生入死，屡建战功。在戎马倥偬中，他曾写下七绝二首《中秋玩月》：
其 一
阴霾久障中天月，
此夕中秋月复盈。
皎洁一轮天下照，
从今不改万年明。
其 二
飒飒西风薄暮生，
黑云吹尽碧天清。
广寒今夜皎皎月，
万国中秋庆大明。
这两首诗都是寓情于景，借景抒情，此乃梁启超所谓的“第三类蕴借表情法”，即诗入“索性把情感完全藏起不露，专写眼前实景，把情感从实景上浮现出来”。两诗韵脚皆押“明”字，语意双关。诗人既是暗喻其时抗清形势的好转，更是表达了建功立业恢复故国的热烈希望。
王熀东征西战十余年，所部曾与大西军和李自成的大顺军协
同作战，威震一方。然而腐朽的桂王政权不顾抗清大局而加剧内部“吴党”与“楚党”之争，致使王师受挫，光复的城邑又一一陷落。王熀亦因“党争”牵连而遭排斥，降职为副总兵。他的《前作元戎后削为副戎历战十余年间触作》写到：
满腔热血死从龙，
统领王师耀戟（〓）。
事业无成天命改，
时人轻薄笑予庸。
这时我们看到的是诗人淡淡的惆怅的磊落的情怀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竭股肱之力报效社稷，个人的沉浮荣辱又何足道哉！王熀在艰难竭蹶之中，不改素志，依然率部辗转两广，血战寸土，百折不挠。可是南明王朝气数已尽，谁也无法挽回其覆亡的命运了。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正月，清军攻陷昆明，明军覆没，桂王逃入缅甸，王熀只身潜回崖州。他带领着印信旗帜，本企图伺机东山再起，但无奈大厦已倾，独木难支，他在将近家乡时，只好把旗帜烧掉。如今“天涯海角”东边那条后人称为“烧旗水”的溪流，便是王熀当年烧旗之处，该溪流注入的港口，也因此得名“烧旗港”。
王熀退归故里，抱憾不已。他在《回崖自叹》中直抒了国耻未雪，报国未遂，壮志未酬，遗恨无穷的感慨。
仗节当年把笔投，
从龙往事幻名留。
身无实据归乡井，
今日随人呼马牛。
此诗基本上是用直陈其事的“赋”笔，平实直率，故造语虽浅而内蕴不凡，诗人沉郁的忧患，悲凉的孤愤，透出字里行间。
王熀回崖不久便遁迹山林，他“筑室水北，名曰‘水竹居’自称为‘水北渔人＇。终身不入城市（见《崖州志·人物志二》）。七律《回崖弃家入山隐居作》便是他其时境况的纪实。
寻幽学懒结山庵，
得避红尘那怕岚。
满目云山青带白，
一湾溪水绿拖蓝。
林花香细堪供领，
野鸟声奇好赠谈。
寒谷阳春应有脚，
操觞自酌又何惭。
诗中主要抒写隐于山林，不受尘世网罗，自得其乐的情趣。诗人胸襟潇洒，出语飘逸，可谓气度豁达，耿介绝俗矣。然而，王熀的“超脱人世”绝非是对现实社会的消极逃避。他孤高自守的志行，体现了儒家士大夫极其重视志节的传统“士志于道”。“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王熀心目中的“道”，当然是他理想的社会原则。在
那特定的历史时代，其“道”必然也是蕴涵着强烈的民族意识的了。“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王熀始终坚持的是儒家士大夫立身处世的这个原则：“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当年，达则进而行其道；如今，穷则退而守其道，“操觞自酌又何惭”？
黄家华
九“天涯”义士“戊戌”君子
——林缵统传略
林缵统，字承先，号天民，崖州官塘（今三亚市崖城区拱北乡）人，清咸丰二年（1852年）正月十八日生，民国十一年（1922年）正月二十日卒。据传闻。考《崖县林氏族谱》及汤志钧先生所著《戊戌变法人物专稿》诸史籍，可以确证，自1893年至1898年间，林缵统积极追随康有为、梁启超投身“戊戌变法”，是康梁党人的中坚分子，海南唯一参加“戊戌变法”的杰出人物。
林缵统出身于封建书香门第。祖父林祥士是个岁贡，在乡里德高望重，父亲林受年也是个监生。他自幼聪敏好学，博览群书，今乡间尚流传他的许多勤奋读书、才华过人的逸事，还说他能倒背古文。他尤其精通《易经》，玄奥的东西经他一说就头头是道。正统儒家的说教，使他对父母过分地敬孝，有谁忤逆父母时，他便“引兄率弟环跪谏之”，唯求父母宽心。书香门第也使他过早地走上科举的仕途。十多岁时，他便是个博得知州奖掖的秀才郎。约二十岁，他就参加“郡试”，名列第一，不久又被“保举”，受“八品顶戴”而“名倾一时”。
少年功名给这户人家带来了荣光福气，增置了田地家产，却使这位初涉世态的林公子在思想上陷入了深深的迷惘和忧虑。清末崖州连年外扰、内乱、台风、洪水、蝗虫、苦旱、地震、瘟疫，哀鸿遍野，生灵涂炭，而州官们却仿佛无事一样，安安稳稳过日子，年年朝奏“圣光普照，海陬太平”。就在乡绅富豪为他的科考祝捷而摆设的宴席上，他直问州官：“读书是为了做官还是为了做事？做官是为了升官还是为了理政？”同时表白心志：“如果读书只是为了做官，而做官也只是为了升官，我便不去读书，将来也不去做官好了。”父母察其语异，恐缵统“误之歧途”，又威逼他北上科考，以期平步青云。然而，缵统这时已经我行我素，决定走一条有违于父母切望的道路了。
光绪元年乙亥（1875年），工部右侍郎汪鸣銮督广东学府，缵统不顾家人百般阻挠，凛然上《崖州利弊书》，提出兴利除弊、改良吏治。这是一件要坐班房的事，年轻人血气方刚，干出这等事，族人忧心如焚，他却心安理得，书楹联以自勉，曰：“国有宁日当学包拯诛奸宄，民得安时应仿海瑞正纪纲，官塘白丁。”幸好，汪鸣銮是个有心革政的官，不加罪，反彰励，与他煮酒论政，视之为己路人。于是，缵统更加狂放了。州牧加征民间钱粮，缵统三诉于督抚，使减复如初。缵统的行为利民损官，官说他“疯”了，呼之为“疯缵统”。缵统是有点“离经叛道”了。
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年），年方四十的林缵统因学业优异，被录送广东高级学府广州“广雅书院”读书。当时，清廷夕阳西下，列强觊觎，正处于“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沉沉叫不得”的形势，“四书五经”是不能兴国了。缵统无心向学，有志求知，可是粤海茫茫，到哪里去求知呢？听说有个誉满天下的大家康有为正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和卫道边“邝氏祠”讲学，学生皆
是出类拔萃的才子，连先康四年中举的名人梁启超也在门下，自称“生平知有学自兹始”，便登门拜聆，康有为讲儒学、经学、理学、史学、西学，纵横捭阖，驰八极而戏九空，诸生莫不钦服。缵统本是个自负之人，始觉五内皆空，昔之所学不过沧海一粟。林长康六岁，文人习气，长不师幼，他却顾不得这些缛礼，折节受业于康门。他结识了梁启超、麦孟化、陈千秋等人，成为康有为的高足弟子，得意门生。在康门，缵统受康、梁“变法兴国”的思想熏陶。其间，康有为初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二书，常与与统论《春秋》“三世之义”，《易经》“阴阳之变”，对缵统才学颇为赏识。受业二年，缵统大为长进，决心追随康有为“变法”，每传家书，必述及此事。
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缵统乡试中举，二十一年乙未（1895年）春，随康、梁等人入京会试，适逢中日甲午战争结束，《马关条约》签订，激起明野义愤。由康、梁领衔的包括康门弟子为骨干的全国各省应试举人一千三百人在北京“松筠庵”集会，联名上书清廷，阻止《马关条约》最后签定，请求“下治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公车上书”事件。缵统偕康门弟子发动外省举人上书奔走呼号，充当主要角色，自己也在上皇帝书上签了大名。军机大臣孙毓汶秉西太后意旨，利诱威胁上书人，各省举人陆续“取回知单”（撤除名册），削存六百余人。琼、崖、儋、万海南同乡与缵统友善者，劝其以前途为重，尽快“取回知单”，无事无非好归乡。缵统说：“康南海通古今之变、万国之理，我本万里天涯一介微儒，得遇良师乃如云开见月，三生之幸也。读书人当勇赴国难，吾意不移，虽死而不悔矣！”有为闻之，知其语甚剀切，赞曰：“南荒斯人，真义士也！”上书次日发榜，有为中进士，授官
工部主事，未到署。其弟子不第者，朝廷或授以官职，但他们大都没有到任。缵统是“拣选知县委用教谕”而不授，表现了他的气节。“公车上书”后，康有为又上清帝第三、第四书，缵统小助他搞些内务，五月中旬以家事告急南归。
缵统参与康、梁上书一事，风闻于琼。且光绪帝又倾向于“变法”，因此，自府至州，缵统路过之处，百官皆出迎，崖州更是全城出动，于城外十里举行隆重礼仪。缵统家的庭院中早已竖起高高的举人“旗杆”，门楼下“贤书第”三字重彩新涂。五日一小宴，十日一大宴，屡月不绝。缵统继续鼓吹“变法”使之深入人心。初，人闻“变法”以为神奇，渐知“变法”能“富国强民”，于是众望孚于一身，官讼民冤皆诉于缵统，得一一理清。琼州逢水旱风灾，缵统具民情报督抚给灾民发放钱银一万五千，不足又奔走各郡，向善堂、巨富、殷户捐集钱银三万九千六百。时人有谚：“缵统，缵统，缵万民为天之统；大捧，小捧，不如捧个疯缵统。”缵统由是自号“天民”。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年）六月，康有为自桂返粤讲学，缵统兼程赴穗，再次随康入京，参与康有为在北京南海馆创办“粤学会”。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三月，又参与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等发动的百余应试举人上书都察院（小公车）事件。四月，缵统加入“戊戌变法”的中坚组织由康、梁党人组成的“保国会”，先后在北京“粤东馆”和“崧云草堂”参加该会召开的第一、二次大会，共拟保国会章程和商计变法大计。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百日维新”开始。康有为一连上了几十道奏折，条陈“变法”之策。缵统被“保国会”推举为负责“条陈时事奏善具”的“领衔”人，成为协助康、梁理政的得力助手。八月，谭嗣同等“六君子”遇难。慈禧通令缉捕
党人，康、梁出走日本，缵统遁返海南。之后，潜心著述，也曾力事一些社会活动，与故人仍有鸿雁之交。家居二十四年，因事出游，卒于万宁，年七十归葬。子作霖，先父而殁；妇黄氏，助夫有义。
游师良
十、冯如衡与黎族时雍学堂
冯如衡，江苏太仓人，进士。清光绪三十二年知崖州。他担任崖州州守时，能正确处理汉、黎民族关系。据《崖州志》黎防志三抚黎条载：光绪三十四年，汉人匪首陈河联，诱抱扛黎酋，故使抱扛黎乱，出劫官村，赤隋民牛。知州冯如衡当即严惩汉人肇事者，将匪首陈河联治于狱。他随即亲临抱扛黎峒，谕以大义竭力抚慰，黎民感德，众皆怀附。从此，黎民入城贸易，汉黎两族和睦相亲。
冯如衡还重视对黎族人民施行教化。据《崖州志》载：“光绪三十四年，知州冯如衡详请设立时雍学堂，以教育黎童。”他布告诸黎峒，催促黎童入学以教之，使其能言识字。并规定黎童入学所需之费，概由官府垫付。时雍学堂，是海南岛最早为黎族同胞开设的官办学校。
为了更有效地教化黎童，冯如衡还精心制订了时雍学堂宗旨，要求从学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化，以忠于上，以孝于亲；里因仁美、邻以德熏；行不履邪，言不涉妄。同时，冯如衡还为时雍学堂亲拟《校训》。《校训》包括学生应立志于学、尊敬先生、忠厚正直和利国爱民等内容。并且规定，每周星期一，召集众生宣读，
令其恭听。
蔡明康
十一、范云梯与崖州新学
范云梯，广西永安州人，清宣统元年始任崖州直隶知州（崖州直隶州管辖崖县、陵水、万宁、感恩、昌江五县，州治在崖州）。到位那年春节，他在州城衙门口上自撰的一副春联：“在一日位，尽一日心，自我无私严执法，敢视机关为传舍；让几分情，说几分理，大家有事好商量，莫因涉讼到公门”。横批是“廉明公正”。他以这副对联表明他的心迹，劝导百姓和睦礼让，莫因小事争讼。自己也按这副对联所说的那样，为官清正，勤政爱民。因此，人民爱戴，卓有政声。
他来之前，崖州还没有公立学校，只有私塾。所教的不过是《三字经》、《千字文》和《四书》、《五经》之类。戊戌变法，提出废科举，兴学堂，他积极响应。没有经费，他便援例卖官（向州官、州绅征捐钱银），把所得充作经费，大力筹办各种学堂。他在任期间，在州治崖城先后创立了如下许多学校：崖州直隶州高等小学堂、崖州直隶州初等小学堂、崖州直隶州女子学堂（公费）、崖州直隶州平民夜学堂（公费，收失学的青年男女夜读，公家供应灯油、书籍、纸笔等）。他还创办各种专业学堂，如：崖州直隶州农业学堂（公费），培养农业技术人才；崖州直隶州工艺学堂（公费），教学生织布、造纸和编织藤竹家具；崖州直隶州巡警学堂（公费），培养治安武装骨干。
各类学堂都设专人负责。他严格督促，考绩严明，办学有成
绩的都给予奖励。梅东孙毓斌任（今保港）临高劝学所总董，鼎力劝学，范去梯亲书一联赠给他：“壁高千仞，无欲则刚；河纳百川，有容乃大”。陈煜武任平民夜学堂校长，办学得力，他奖给“急公兴学”横匾一块。以示表彰，鼓励人们的办学热忱。
以上学堂，除夜学堂入学不用考试外，其余各学堂的入学都要经过严格考试，按分数由高至低录取，概不徇私。各学校学生品学兼优者，都给予奖励，而且多是他亲自奖励，以鼓励学生努力学习。
经他开创，崖城便树立起学新学的风气。各地望风景从，相继兴办新学，崖县以后成为海南岛南部的文化区，范云梯是有功劳的。
宣统三年初，他升任琼州道台。赴任时，崖州的绅士父老，特地做条官袍送给他，并且在这条官袍上签名留念，叫“万民衣”，表示崖州民众对他的感念。
陈锡礼
十二、明淸科举与崖城人才
一个地方的文化兴衰，人才起落，在封建社会，一般通过科举这支“晴雨计”显现出来。明清沿袭唐制，仍以科举选拔人才。然而纵观明清两朝科举，大有明盛清衰之势。崖州人才明朝大振和清朝萎落的情况也验证了这一史实。
明代，由于皇帝重视教育，地方官热心兴学，海南教育蓬勃发展，人才辈出，考中举人、进士的人数很多，被誉为“海外衣冠胜事”而震惊中国。“明兴，才贤大起”，地处南陲的崖州，也
应运而兴。大批崖州学子，不甘屈居蛮荒，不忍称愚人，勤奋攻读，潜心仕途，在多少带有点“公平竞争”的科举制度面前，显露了崖州学子的才气。“应试之文，每为持衡者嘉赏”，“宴曲江、登省台者接踵”。终明一代，崖州中进士3名，中举26名；岁贡206名。在这些拔萃学子中，尤以州城籍人居多：中进士的是钟芳、钟允廉父子；中举者22人；岁贡97人。这些登进、中举、纳贡的崖城学士，大都因才华横溢而受到赏识并委以要职。
明永乐岁贡裴士龙（水南村人），入国子监后恰逢明成祖受命解缙编辑《永乐大典》，当时，朝庭遍寻优秀的儒臣、文士参加编修工作。裴士龙因在国子监学业优异，被选拔参与了《永乐大典》的预修。永乐六年（1408年）《永乐大典》编纂完成后，裴士龙被授任承事郎，后调任凤山县知县。《永乐大典》是明代一部规模宏大的类书，共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是中国古代文化精品。明代崖州首次入国子监的贡生裴士龙入京不久，便显露了才华，为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书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明武宗正德二年（1501年），崖州神童钟芳考取进士二甲第二名。因优于文学书法，即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三年后提升为编修。后任吏部考司郎中（掌管全国官吏任命考核事务，为皇帝亲近官员）、浙江提学使、广西布政司参政、江西布政使（一省行政长官）。后期调至朝廷，协助朝廷和皇帝掌管国家事务。先后担任太常待卿（掌管国家宗庙礼仪，兼掌选试博士）、国子监祭酒（掌管教育机构）、兵部左侍郎（掌管武官选用和兵籍、军械、军令等事务）、户部右侍郎（掌管全国土地、户籍、赋税、财政收支等事务）等重要职务。
钟芳先“蜚声翰苑”，再执政江西、浙江、广西诸省，继而协助皇帝掌管教育、武装、财经等事宜，为官清廉，宽政爱民，仁
明简严，颇有政绩，是明代有全国性影响的海南岛著名人物，也成了明代海南人才的标志。“其生平著述，收入《四库全书》”。道学尊为“艺林冠冕”，“岭南巨儒”。钟芳晚年告官返琼后，皇帝还一再给他追禄加官，并赠诰文予褒赞，给钟芳以极高的评价：“学知宏博，造诣精纯”；“资美学粹，行洁才允”；“早奋迹于甲科，即储英于艺苑。出迁群佐，而政绩允彰。寻补郎曹，而华声丕茂。”明代的治国史上，钟芳书写了不同凡响的一页。
继钟芳中进士二十一年后，其儿子钟允廉于明嘉靖八年（1529年）中进士。历任浙江宁海知县、山东蓬莱知府、福州知府，后提拔任刑部主事。钟允谦为政清廉，留心教化，与父无异。钟芳父子双双中进及第，在海南岛古代知识分子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世代传为佳话。钟芳父子俩同祀于崖州乡贤祠，受到后世人的景仰。
此外，明代崖城中举及入贡的学子中，被授任各类职务的共有64人。其中为一州行政长官的知州1人；一县行政长官的知县1人；为县令补佐的县丞6人；知事3人；为州府长官行政助理的通判2人；参与机要、总领府事的主簿1人；掌管学校课试和教诲训导的教谕3人；教授1人、训导17人、学正3人等。宦迹遍布广东、广西、浙江、江苏、湖北、湖南、福建、四川、安徽、贵州诸省内的近60个府、州、县。明代，编入崖州户籍的共有2400多户，17000多人丁（正德七年户籍），而区区一崖城便有大批学子仕途生辉。明代，崖城可称得上是钟灵毓秀、人杰地灵了。
科举制度发展到清代，已是最后阶段。清代的海南岛教育和明代比较，虽有学制的完善和办学规模的扩大，但由于科举制度的腐败，人才的兴起受到抑制。其间，历任崖州的开明州官，虽曾几度迁建学宫，大兴办学；广置学田，捐置膏火；尊崇孔制，严
训学规等，可终究不能如愿以偿。一大批崖州学子虽屡砺壮志，剌股以学，也终究没能挽回明代人文蔚起的局面。这一时期，海南考上进士、举人的很少。著名人物也不多。崖州的人才也相应锐减了。清代，崖州无一人中进，仅有4人中乡举，5人中武举；恩贡31人，拔贡19人，岁贡197人。随着学风西盛（乐东一带），崖州城籍学士拔萃者更是寥如晨星了。整个清朝二百多年间，崖城籍人仅有1人中举；恩贡3人；拔贡5人；岁贡20人。这些学子中仅有2人赴任教谕和训导小职。清代崖州户口及人丁均是明代的五倍，人才却显得是沧海一粟了。
当然，其间也有值得一书的义士、乡贤。如光绪二十年中举的林缵统，入京会试期间结识了革新派康有为，成了变法改革的积极追随者，并投身到抗犯朝廷的戊戌变法斗争中，成了海南岛唯一参加当年“公车上书”、鼓吹变法的天涯义士。清同治癸酉（1873年）拔贡何秉礼赴京都廷试后，朝廷曾授之博士及委以教谕之职。因为不满当时朝廷的错庸，他愤然不仕，返回崖州城内，甘居乡野而乐为善事。何秉礼发动州民修葺学宫，更新书院，并亲自担任了书院的主讲。何秉礼还协助地方州官致力于整治社会，纯化民风，修志铭德等工作，深受地方州官的倚重，被州民尊为确具笃行之士。
徐日霖
十三、李德裕贬所考
唐宰相李德裕的贬所，果为今之何地？论者意见分歧：一说是现在琼山县，一说是原崖县。自明清以来，各执一端，争论未
决，考诸史籍，确有两种记载。究竟在何处，面对历史长期未决的悬疑，我们更应摒除历史的偏见，给一个公正的结论。
李德裕贬所在崖州何处
李德裕被贬崖州，已是定论，但在崖州何处？古人有两种记载。
唐大中元年（847年），宣宗即位，牛党得势，令狐（陶）、白敏中、崔铉等（牛僧孺、李宗闵故党）当权，罗织李德裕罪名，一再贬之。据《旧唐书·李德裕传》记载，李德裕被罢相，逐出长安，以太子少保安置东都（洛阳）；大中元年冬，贬为潮州司马。大中二年（848年），他“自洛阳水路，经江、淮赴潮州，其年冬，至潮阳。”又于当年九月，再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其时他还在赴潮州途中。故他刚刚到潮阳（潮州治所在），便奉新的贬令再赴崖州。他由潮州赴崖州是怎样走的？《新、旧唐书》本传都没有记载。然而在广东地方志上却留下他经由的足迹。道光《电白县志》载：李德裕贬崖州时，“由潮州海道，至汾洲山泊船，取淡水。”后来电白县居民于汾洲山中“立祠祀之”，由此可知，他由潮州赴崖州也是走的水路。大中二年冬他自潮阳动身，“至大中三年正月，方达珠崖郡。”珠崖郡亦称崖州。
至于他走水路来，则在何处登陆？登陆问题很关重要，有先弄清楚的必要。清人吉大文认为：可据宋时苏轼渡海路线参考，李德裕当亦由今天的澄迈县登陆，然后从陆路来崖州，故其道中诗有“岭水争分路转迷”之句。其实，苏轼是走陆路来，故渡海必由澄迈县登陆，而李是走水路就不必经由此地了。吉大文因尚未考知李走的是水路，故得出如此论断，其失亦不足为怪。琼州有古渡白沙津，宋时更名神应港。走水路，则可直指琼州之白津港
登陆。自白沙津抵崖州城十余里。早于李德裕一百年前（唐天宝八年，公元749年），随鉴真和尚之日本荣睿、照普二师走海路由振州赴崖州，亦在琼州直接入港登陆，并没有走陆路崎岖难行的记录，可为证明。既然如此，则可以肯定，李德裕道中诗亦断非此时所作。
李德裕到崖州后，偶尔亦有与亲友通信，反映其谪崖生活的鳞爪。他《与段少常书》说：“自到崖州，幸且顽健。居人多养鸡，往往飞入官舍。今且作祝鸡翁尔。谨状。”就此信看来，他的生活似乎还勉强可过，而且对逆境尚能以旷达为怀，以“祝鸡翁”自比。他所著的《穷愁志》四十九篇，是在这时开始撰写的。《旧唐书》本传说，他“虽苍黄颠沛之中犹留心著述”，所言实指此事。《穷愁志》评论史事亦涉及时人。他于此时此地评古论今，或许也使他的政敌为之而不为，虑其有朝一日卷土重来，诚然对他的处境是十分不利的。因《穷愁志》序文有：“销此永日，聊以解忧”之句，后人把他的居住所在题为“永日轩”，以志纪念。崖州，前有顺宗朝宰相韦执谊贬死于此，李德裕为文祭之。其文有“某亦窜迹南陬，从公旧丘。”他已自料北归无望故有此语。他有登亭望阙诗：“独上江亭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从而其亭得名为“望阙亭”。此诗究竟写于何地？论者意见有分歧、“望阙亭”故址，据正德《琼台志》记载，在琼山县张吴都颜村。北宋钱易《南部新书》也谈及此亭，该书卷中云：“李太尉之在崖州也，郡有北亭子，谓之望阙亭。太尉每登临，……昔崖州，今琼州是也。”唐崖州在今琼山县。据上引史料，故可肯定，李德裕贬所是现在琼山县。
断定李德裕的贬所是现在琼山县固然不错，但是从我们现在掌握的史料来看，它还不是反映李德裕南贬的全部事迹，而只是
反映部分事迹的真实。《旧唐书·李德裕传》在“至三年正月方达珠崖郡”句下的记载颇为简略，只有几句话：“十二月卒。时年六十三。……二子幼，从父殁于崖州。”算来他到海南仅仅一年时间便死去，他的二幼子皆“殁于崖州”。这个“殁”字，很费解，是指死绝，还是沦落民间？总之，其详不可得而闻了。据李德裕《与姚谏议（郃）书》以知，随他南来的不仅“二幼子”而是一家人口。他的亲属的去向，从正史虽无可考，但地方志、野史却有记载。现在，先弄清楚李德裕后人的下落，由流衍以逆窥其本源。
李德裕后裔在哪里
李德裕死后，陪同他羁旅待罪沦落海南岛的亲属后来又在哪里？兹将有关记载摘之如下：
宋锦乾隆《崖州志》卷《灾祥志·遗事》云：
“李德裕谪崖，居于毕兰村。后故，归葬。其弟德禧寓崖，因水冲毕兰，徙抱班。后又见抱劝田地肥饶，移居焉。今其村李姓者百余家，俱化于黎。见收德裕遗物尚存。副使李德至崖，抬出验之，再三叹息”。
清陆次云《峒溪纤志》附异闻《李德裕后》云：
“《漱石闲谈》载，李赞皇之志迁也，卒于崖州，子孙遂为僚族数百人，自相婚配。正德间，吴人顾朝楚为儋州同知，以事至崖，召见其族，状与苗獠无异，耳缀银环，索垂至地，言语亦不相通。德裕诰敕尚存。”
清张庆长《黎歧纪闻》云：
“唐李德裕贬崖州，其后有遗海外者，入居崖黎，遂为黎人，其一村皆李姓，貌颇与别黎殊，唐时旧衣冠，闻尚有藏之者。”
上引史料具言，李德裕亲属入居崖州黎地，到明清时，其后裔蕃衍成李姓一村，有“百余家”、“数百人”了；且久居黎地而化为黎人；他们保存着李德裕“遗物”，足证明是李德裕后裔。
其中《峒溪纤志》明确地记录：于明“正德间”顾朝楚“以事至崖”，看见李德裕后裔，史料明明说是李后裔居于明代崖州。则明崖州，在今崖县，乃唐振州。乾隆《崖州志》更具体指出：李德裕及其亲属居于崖州毕兰村。他死后，他的亲属，“因水冲毕兰”，迁移到黎峒抱班，后又移居于“田地肥饶”的抱劝。抱劝今在何地？据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36《生黎·崖州村峒》载，“抱劝村”属崖州西部黎峒，今乐东县境内。这里应该就是顾朝楚来崖看见李后裔的地点。
关于李德裕后裔的踪迹，在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曾托崖州知州唐镜源派人查访。崖州绅士吉大文等人采访的记录说：“第有言焉者，崖州多港黎人李姓百余家，建祠祀卫公。自称为公后裔。存有卫公冠带。”张之洞又命带其两人往广州，许以终身教养，他日送归中原。但已化为黎人的后裔，都“不愿行”。
根据李德裕后裔的居址在明清崖州乃唐振州的事实，我们可以断言：或李德裕死后，其亲属由崖州移居振州；或振州乃是李德裕最后的流放地。二者必居其一。
也有论者认为：李德裕死后其亲属由崖州移居振州。但是，自崖至振相去千余里之遥，而且唐时交通梗塞，又振州比崖州更荒僻，穷困的流谪亲属既不可能也不必要远徙。此说绝不能成立。
振州是李德裕在海南最后的流放地，也就是第二个贬所，除了有他的后裔留寄作为历史见证外，还可证明的有他的诗作及各种地方志的记载。
卫公精爽亦凄然
李德裕《谪岭南道中作》一诗，写其沿途所见所感，其诗云：
岭水争分路转迷，桄榔椰叶暗蛮溪；
愁冲毒雾逢蛇草，畏落沙虫避燕泥；
五月畬田收火米，三更津吏报潮鸡；
不堪肠断思乡处，红槿花中越鸟啼。
如上所证，李德裕由潮州赴崖州是走水路。此诗写陆地景况，则应是他由崖州赴振州道中所作。海南岛的地形呈穹隆状，中部偏南处高而四周低，河水向西四周分流入海。诗的首句有“岭水争分”正是这种自然景观的写实。接句“桄榔椰叶暗蛮溪”，言河流两岸随处都可看到桄榔和椰林。海南岛多椰树，尽人皆知；桄榔也较多，故屈大均《广东新语·木语·桄榔》云：“海南人有槟榔为酒，桄榔为饭之语”。颔联“愁冲毒雾逢蛇草，畏落沙虫避燕泥”，反映了沿途道路崎岖艰险，令人可畏。考唐天宝八年（749年）鉴真和尚由振州赴崖州，行了四十余天才到万安州（今万宁县），且离崖州尚有一段路程，可见道路之难行。颈联云“五月畬田收火米，三更津吏报潮鸡”，这些现象在海南境内，是存在的。海南黎族人民，自古采用刀耕火种方法种“畬田”，直到明清时尤常见于记载。又海边居民，从事渔业生产，每籍“鸡啼潮水”迄乎近世仍在民间相沿不废疲。总之，诗人所见，皆在海南一一验其实。故此诗也可作为李德裕前赴流放地振州的有力证据。已故的郭沫若先生对此诗早已作出正确的论断，我不过是加以发挥罢了。
郭沫若先生还根据李德裕《登崖州城作》诗中“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之句，所描写的郡城周围群山环抱的地理形势，断定其地当在崖州县城。但是，有人认为：诗人兴到挥洒，可以写近景，也可写远景；若从远景来讲，在琼山旧城（海口市东）登亭望阙，也可以说“百匝千遭”了。所言并非无理。故并存其说，以备参考。
现存李德裕在振州的载籍，以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和祝穆《方舆胜览》为最早。振州在南宋时已改称吉阳军。这两部地理总志，把李德裕到贬所后的行踪、著述、题咏和病死等事迹，都记载于吉阳军的历史事件中。而《方舆胜览》未注引书。《舆地纪胜》则多处注明取材于《琼管志》。由此可知，《舆地纪胜》对李德裕材料中根据《琼管志》的处理意见而处理的；《琼管志》是宋代海南地方志，久已失传，据此可知其对李德裕贬地的记载。
明代吉阳军改称崖州。明景泰《寰宇通志》卷106“望阙亭”条与天顺《大明一统志》卷82“望阙亭”条，均列其亭于崖州。
明海南人王佐，立志编写海南志书，“载笔数十年”著成《琼台外纪》十二卷。他因前代海南志书记载李德裕贬死在振州与贬制及《新、旧唐书》均作崖州的记载有出入，而在《琼台外记》中作了解释说：“今崖州乃唐振州，而李德裕事实俱在焉，岂以珠崖为总名，而振州亦称崖州欤？”就是说，李德裕南贬于振州；而贬制是否以珠崖为总名，把振州也称为崖州呢？这个论断和解释，与后来郭沫若先生的论断和解释是不谋而合的。郭认为：李德裕贬所在振州，但“何以称崖州而不称振州”？是为沿用旧名以为典雅的原故。王佐是邱（濬）的弟了，又“载笔数年”而成此书，对此问题难免不向邱（濬）面聆过教益。
但是，王佐的弟子唐胄不同意王佐的论断，认为“唐崖州在
今琼山”（《琼台志·楼阁》）。由于李德裕贬谪问题有其复杂曲折性，王佐之贬所在振州说固不全面，唐胄之贬所琼山说同样也不全面，两说分歧，各有得失。
王佐来到崖州，赋诗《小洞天》评述了几位到崖州的历史人物，其诗云：“丁相（丁谓）沉吟叹夙缘，卫公（李德裕）精爽亦凄然；古今唯有毛知郡（毛奎），偏爱崖州小洞天”。李、丁、毛诸人处境不同，感受各异，有忧有乐。李卫公登亭望阙，天涯万里，看飞鸟以寄相思，望归路而感流徙，心飞意驰，目断神伤。
李德裕何时来到振州，今已无从得知其详，他临死前给姚郃的信《与姚谏议郃书》，反映他谪居振州的生活况状。信中说，他的生活穷困几至无以为生，一家众口“往往绝食”；得病无医生医治，委命由天。其伤感凄楚之情，令人不忍卒读。若取此信与他从崖州给段成式的信加以对比，则可看出其前后生活变化是大不相同的。此信写作日期为闰十一月二十日，是他死前二十天。备受忧患、饥饿、疾病折磨的他，便于十二月初十日病死了。
如上所述，崖州、振州均是李德裕的流放地，而为什么作为正史的《新、旧唐书》只提到崖州一处？我认为：这是有其牛李党争复杂深刻的政治原因。
千古不白之冤
临李德裕被斥荒，牛李党争已持续了四十年，双方成为世仇。互相报复打击，都是很残忍的。武宗朝，李德裕执政，打击牛党，并不手软。宣宗即位，牛党得势，挟嫌报复，亦怀着杀机。加上宣宗久不得位，又受武宗轻侮，迁怒于其执宰，对李德裕怀有恶感；这就使牛党头子得以“乘人主有不容之意”，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查唐朝廷发布《再贬李德裕崖州司户参军制》后，不再发
布任何诏制贬之。而李德裕到崖州后，又投荒振州，这必然是出于牛党当权者暗中私行刑罚了。暗中私行刑罚就是矫制欺君，也要受到王法制裁。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加以隐瞒其事，天高皇帝远，牛党气焰熏天，谁敢与之对质以澄清是非，故事实真相无由大白于世。然而他们作贼心虚，也不时流露出畏罪的心理。今天我们仍从载籍中曲折地看出这些迹象：
李德裕死讯传出后，朝野纷纷议论，此时牛党头子皆大放厥词，假装同情，制造骗局，以转移视线。令狐（陶）这个李德裕的首号死对头，首先为李德裕请乞归葬。他编造一个梦，说李德裕现梦于他，求他奏请，使得归葬。他把此梦告诉他的儿子滈，滈不同意他奏请。过了几天又梦。他对滈说：“李卫公精爽尚可畏，吾不言，必掇祸。”于是，他又把此梦遍告同僚，然后奏请。令狐（陶）装成同情者请乞归葬，目的是要使人们不怀疑到他对李德裕采取丧尽天良的报复，并且尽快地了结此问题，以免阴谋败露，可是他的儿子（滈）起初不能理解他此骗局的用意，所以他心中有鬼而吐露出“吾不言，必掇祸”的畏罪自白。
大中六年（825年），宣宗下诏许李德裕归葬，白敏中也有类似的表演；他写信给李德裕旧日属员段全纬说：“故卫公太尉，灾兴鸺鸟，怨结江鱼，亲交雨散于西园，子弟蓬飘于南土。尝蒙一顾，继履三台。保持获尽于天年，论请爰加于宠赠。”以对李德裕同情和感知的面目出现。这实际上是在制造假象，以蒙蔽天下耳目，为他同谋矫制迫害李德裕的罪行作掩护，与令狐（陶）的梦呓同出一辙。对此，司马光曾有按语云：“德裕素有恩于敏中，敏中前作相，既远贬之，至此又掠其美，鄙哉！”虽看到他反常、可鄙，但仍没有看透他不可告人的用心。
牛党当权者为掩盖其矫制流放李德裕的阴谋，还处处设访，讳
莫如深。除了镇压李党、切断他们与李德裕联系外，又禁锢其亲属不令北还。因为这些亲属是陪同李德裕的直接受害者，他们还乡后会泄密。
又屡有赦诏而不赦李德裕。《旧唐书·刘邺传》说，“李德裕贬死珠崖，大中朝以令狐（陶）当权，累有赦宥，不蒙恩例。”令狐（陶）曾为李德裕请乞归葬，因何能“施仁”在先，而寡德在后呢？他明知李德裕已死本无可怕，而他们所怕的就是赦后复官、召还亲属乃至李党复活等接踵而来，则李德裕被冤死真象也就难以隐瞒了。
至宣宗死后，懿宗即位，令狐（陶）被罢相，李德裕的门人刘邺于咸通二元（861年）才上疏为他申雪，懿宗下诏赦免李德裕的处罚，并追复官爵。从刘邺奏请中看出，他是冒着风险上书的。疏中说：“倘德裕犹有亲援，可期振扬，微臣固不敢上论，以招浮议。”这时上距李德裕之死已十有二年，而朝中仍为牛党势力所盘踞，李德裕问题人们还不敢过问。
由于牛党当权者极尽其权诈欺世之能事，其矫制流放的政治阴谋未被当世所识破；也由于牛李党争以牛党胜李败而告终，李党之散亡殆尽，李德裕饮恨而卒，无人为之追雪；还由于振州地处南陲，远离中原，史官采访所不及，正史缺而不载。故一千多年来，李德裕之冤终不得白。我引据两地史料，特别是振州史料，并略示牛李党争残酷性及牛党执政者反常表现的现象，使人知道不但崖州贬所之可信有史料证明，而且振州流放地（第二贬所）之真实性，也有地方志记载及李德裕后裔留传是最可靠的史料和历史见证。
陈启汉
相关地名
三亚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