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我在暨南大学中文系是专讲写作的，多年来，出版、发表的著作和拙文，算起来也有300余万字了。可是，要写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真不容易，生怕写不出他的精神。因为我太敬重、太爱戴我的父亲了，总觉得他的每事都是文章，反成千头万绪，难以着笔；他的品德、为人，几十年来一直在熏陶和影响着我，绝不是几千、几万字能表达的；而这点点滴滴因时间久远，已流淌在我的血液里，分散于我的筋脉中，再难聚集，好难下手！
  然而这深情，每日每夜都在我的心中奔腾着，一点一滴，都总是我无限的思念。
  （一）
  还在读小学的时候，上中学的令明兄告诉我，有人写父亲的文章。文字很美，他甚至在我面前背出几个片段。搞得我日思夜想，多次央求他找来看看。那是《作品》1957年10月号上林建征写的《莺歌海》，确实文采飞扬，过目难忘。
  直到几十年后，在暨南大学图书馆发现了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949-1979年广东散文、特写选》。三十年，仅仅集结了三四十篇文章，又仅仅在巴金、茅盾、冰心等三五人的名篇之后，便是林建征的《莺歌海》全文（第54至66页）。以此，世人对这篇文章的评价就可见一斑。
  小时候，不懂内涵只懂背。我高兴地把这些片段朗诵给父亲听，他却没有多大的兴趣。为了不让我扫兴，他给我讲了一个琼崖纵队1941年与日军浴血奋战、惊险突围的故事。那是海南党史上有名的黑眉山战斗，传奇而逼真，细腻而动情。茫茫林海，不见天日，难辨方向；悬崖巨石，陡壁如削，夜黑如漆。日本鬼子在后面，像狼狗一样气势汹汹地追赶着，在山边、在路口重重阻拦，就是不敢进山。山上，蚂蟥像一根根细发在树叶上盘立着，箭一样飞到人们身上，吸了血之后有筷子一样粗……可惜，其中没有父亲的事迹，又让我失望了许多年。大概是20世纪末我才知道，原来父亲正是这次突围的关键人物。
  也正是他的这种“忘我”的性格，我的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母亲，解放后一直在家务农，所有孩子都在农村生活、长大，又经历着出身地主饱受奚落、无家可归居人篱下的苦难（我家从1941年被日本鬼子三次烧光之后，长期寄居亲戚家里，1974年才在农村盖上自家的房子，真正有了“家”）。直到2002年，母亲弃世之后才发现，三亚市党史上面竟然有她在战争年代担任妇女主任的记载。而我的母亲呢，没有享受过任何她应该享受的“光荣”。不过，值得她欣慰的是，一个农村妇女，出殡那天竟然有在任的省一级主要领导，有已经当了高级干部的她当年的战友，有几千名干部、群众和乡亲为她送行。场面之浩大，情感之真切，在一般情况下是很难见到的。实际上，这也是人们给她的应有的评价，她死了之后才享受了这真正的光荣。
  母亲是农民，我们兄弟姐妹当然属农村户口，上学是要自带口粮的，这就害苦母亲没饭吃了。因为家庭出身地主，假期我们必须接受生产队的监督，开学了要有生产大队的证明，到公社盖章后才能报名入学。我在《现代公关技巧》（1995年3月，广东高教出版社出版）的《自序》中是这样写的：
  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呢？在农村修水利、挑粪便，吃芭蕉树干、木瓜树心，尝过饿饭浮肿的味道，经历了在农村没有男人支撑家庭的艰难。除了与农民的孩子们放牛、下田之外，还得帮母亲砍山、劈柴—她太苦了，三更半夜喂猪之后，还得到生产队接受批判。与农民孩子不同的是，开学了，我们还得持有公社的假期劳动鉴定—因为我们的家庭出身是地主。
  1965年，我报名参加高考的时候，表上填着：家庭出身地主。幸得中学的教导员陈宏惠老师告诉我：地主家庭出身是没有大学录取权的，你必须去县委写一张出身“革命干部”家庭的证明。那是名正言顺的事情，三更半夜我自己都可以办到，于是我考上大学了。
  20世纪70年代中期，父亲从“叛徒、特务、走资派”的枷锁中挣脱出来了，我也得以“翻身解放”，随着又从“地狱”回到了人间。乘着在广州工作的方便，我到佛山看望父亲的老朋友，1925年便参加革命的林庆墀老伯。他告诉我，1945年夏，海南特委冯白驹同志找父亲谈话，要他回崖县任县委书记，由于途中遇上与日寇的战斗，父亲在东定联县留了下来，直至1946年秋才回到崖县收拾日寇“三光”之后的残局。
  林庆樨还说，解放初期我父亲的工资定低了一级；参加工作的时间不应该从日本鬼子追捕，几次烧家，然后无家可归算起，而是从1934年读广东教师进修学校时期开始。他要我回去告诉父亲：“向组织部门提出，我和何赤（参加广州起义的共产党员）等人都可以给他证明。”但是，当我告诉父亲的时候，他拒绝了。他的回答是：“去争那些荣誉干什么！”
  确实，他没有争过什么。日本投降了，他回到了敌人势力十分顽固的崖县。局面开辟出来了，他又到少数民族聚居的乐东县去当县长，做好少数民族准备解放海南的工作。20世纪50年代中期，莺歌海要开发了，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呀？林建征的《莺歌海》说：“暴烈的太阳照耀着莺歌海的草原，把土壤烤得滚烫，野草迅速地萎黄了。炎夏带着沉重而窒人的热风走来，使地面蒸腾起一股抖动的气流，远看像在移动，像是一根旋转着的水柱，滚动在黄色的波浪里。”父亲被任命为筹建处处长，“老孙头经常来去匆忙地在草原上奔跑，眼睛熬满了红丝，平常总见他骑着绑满水壶的自行车，带上手枪和塞得鼓胀的公事包，小心翼翼地从草丛里被牛车碾成四分五裂的道路奔跑。有一回，不知道他想什么想得入了神，一不小心连人带车滚进齐腰的水沟去了。”
  莺歌海盐场建成了，投产了，父亲又调到安黄铁路当民工总指挥去了。打涵洞、修铁路，帐篷搭在荒凉的山沟里，穷困、饥饿、疟疾……何等的艰苦，也许现在的人们是无法想象的。铁路通车了，父亲又到五指山区黎族苗族自治州去。但是，父亲什么都没有争，连那一级定低了的工资也没有动过，只是一次次高高兴兴地迎接新的任务。
  “该得的不一定都能得到，该做的还是要做的。”这是我在2006年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文章是怎样写成的·自序》中写的一句话，是写我自己的生活的，但实际上是父亲人生的写照。因为我是一步步沿着父亲的足迹走过来的，我身上的血管里流淌着父亲的热血。
  （二）
  1959年秋，我考上了初中。于是，上三亚将这个消息告诉父亲。他不在，听说下乡去了。这就糟了，从农村出来，母亲没粮票，也掏不出几块钱。算一算，剩两块！够回程的路费，饭钱是没有的了。在县政府工作同志的帮助下，从窗口爬进父亲的房间住了一个晚上，这就有足够的时间让我翻箱倒柜。失望得很，什么都没有，他跟我一样——一贫如洗。
  看着别人吃饭，肚子饿得咕咕响——一个刚刚小学毕业的少年，没有胆量向县政府的同志说，因为我懂得，粮食紧张，谁都没有精力关照我！
  天一亮，我就该回家了，但老天偏偏与我作对，台风呼啸，大雨滂沱，父亲的房间连一把雨伞都没有。饿着肚子冒着雨，全身哆嗦跑到汽车站，糟糕的是，汽车老在黄泥路上抛锚，40多公里的路程，跑了一整天。大概是天黑得早，到了崖城宁远河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大家下车过桥，桥面上水深齐腰，一位与我同坐的青年人拉着我的手过河。过了桥，水还有腿肚子深，年轻人以为没事了，松开了我的手，突然间我的脚一滑，连忙用手抓住脚下的石头，年轻人看见了才转回身将我拉起来。我逃过了一劫——脚下是滚滚的山洪——我已经差不多两天没吃东西了。何止是这两天？我的兄弟姐妹们在农村饿肚子，那是常事。
  父亲的钱到哪里去了？同村的孙家通用他的赞赏给我做了解释。正是粮食紧张那个时期，孙家通在县民兵大队当伙夫，他对我说：“你爸爸真好，我找他说穷，他就给了我30块钱。”上世纪60年代初的30块钱是个什么概念？请听我说70年代初期我的一个故事吧！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了父亲曾经与琼崖纵队战士一起突围的那个原始森林，与军队代表同住在一排黄泥墙、葵叶顶、粗沙地的房子里。不知哪个家伙要烧军管代表，一把火，我的全部家当，我的书，连同现在价值几十万元的“全国山河一片红”等一批邮票都烧光了。单位给我“补助”的正好就是30块钱，是一个工作几年的本科毕业生的全部家当。而在经济困难的1960年代初期，对于我们家饥寒交迫的情景，30块钱又该是怎样的意义啊！父亲的钱就是这样分散到那些贫穷的生产大队、生产队以及困苦的人家那里去了。
  要是遇上革命烈士的遗孤，父亲更是不遗余力了。扶助他们生活，帮忙他们寻工，那是体贴入微，跟踪到底。
  不难理解，父亲本是“梅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1951年12月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952年元旦以广东省人民代表的身份到怀仁堂与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进行新年团拜”①，与毛、刘、周、朱都碰过杯。1966年5月，他又是广东民族代表团的团长，又一次接受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和宴请。他完全有条件安排自己的儿女，但事实上却相反，我们兄弟姐妹，他一个都没有帮过，他的兄弟姐妹的孩子们也是一概不理。虽然这样，我们都没有埋怨他，因为他连自己都不管的嘛。1972年春节，我到五指山区去看他，他还在那里受煎熬。60多岁了，每晚爬上没有栏杆的双人床睡觉，天还没亮就得起来挑水、做饭，接受批判以后才上山放牛。天黑了，赶牛回来了，又忙着做饭，等会不知还要拉到哪里去接受斗争呢！半夜回来洗的是冷水，五指山区半夜里的山水该有多凉，那是可想而知的—60多岁的老人哪！
  有人说，这是1970年代的事情了，在1960年代后期，他的情景就更凄惨了。他们所说的那些我没亲眼见到，现在身临其境的就够我直流眼泪了。我的哥哥挨批判斗争，姐妹长年都是修水利的“专业户”——南征北战，不被批准不能离开工地，更别想去见父亲了。母亲呢，平日被管制，没有自由，这里办一个学习班被关押一个月，那里要交代问题得隔离半月十天，连家里的孩子都见不到，连挣工分、分口粮的权利都没有，哪有机会去探望被关押严管的父亲呀？好在村民们都知道母亲在战争年代的苦楚，清楚她对革命所做的贡献，不会太过为难她，母亲自己能这样侥幸地活下来，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父亲“解放”以后，知道需要母亲照顾的重要性了，于是向组织提出将母亲的户口迁移出来的请求。那时候，不迁户口，你必须在农村出工劳动受管制。尽管母亲这时已经60多岁了，人家还是不给批准。又过了几年，直到自治州来了个姓张的新书记，他听说了这件事，竟然仰天长叹：崖县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一任县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带家属，吃饭堂、洗冷水、住单身宿舍，天下奇闻！在全国可能没有第二个了！这种情况你们还不肯批？你们不批，我批！
  宁愿自己吃苦也要让别人过得好些，这就是我的父亲！亲爱的读者，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也许没有什么感受，可是我已经流眼泪了。
  他也是一个老革命，可惜屡犯错误，早年被处理回乡。就是他“告发”亲眼见到我父亲口袋里装着一份日本鬼子开出的“通行证”，我父亲就是这样当上“叛徒、特务”的。那是整整十年倾诉不尽的苦难啊，怎能忘怀？落实政策了，这位老先生的儿子想“接班”，找我父亲帮忙来了。因为时代相隔太远，实在难办。但是，父亲这时也离休了，有空整天替他奔跑，求这个，拜那个，这位已经50多岁的农民终于“接班”当了干部。
  这就是父亲的胸怀，能容纳三山五岳，能盛下江河湖海！
  正因为这样，人们也敬重他，爱戴他。在那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年月里，红卫兵专门派人将父亲押到三亚斗争。可是，“群情激昂”的批判大会上竟无人过问他，他只是站在台上陪着别人。权威机关责令梅山公社派人将他押回老家批判，家乡的人们拒绝接受：这个好人在这里斗不起来！啊，老天是有眼的，这个“天”就是老百姓。
  父亲去世的那几天，从省、市一级的领导，到村里的农民都来了。认识的、不认识的人们都来了。横匾、挽联重叠于厅堂、院外、路旁，都以最亲切的语言表达他们的心意。花圈太多了，税务、安检、执法等部门的干部们穿着制服来抬，送行的队伍看不到边。恰好是礼拜休息，家乡农村的少先队员排列着整齐的队伍迎接，村民们老老少少黑压压的一大片。父亲的在天之灵一定知道，那是人们对他的热爱、历史给他的肯定！
  （三）
  “孙惠公的名字，在琼南一带，闻之而不知敬仰者，少矣。”②父亲“出生于书香之家”，崖县中学初中毕业后，考上崖县师范，读毕，“1934年秋到广东教师进修学校公费就学。”有文章赞叹父亲国学功底深厚，能文、工诗、善画、擅书法，对古诗词造诣尤深。这些，我这个中文教授绝对自愧不如，更没有空将他的诗集细细品味，真有愧于父亲。
  人们评论他的古诗对仗工整，我更学他“正气一身无媚骨，清风两袖秉心香”（《悼陈国风》）的人品，学他“忠肝烈胆凛然气，直上重霄震霹雷”（1943年）的浩气，学他“窄径步留几寸让，宽怀海纳百川流”（1937年夏）的胸襟，学他“江山入画由衷爱，最爱挺挺不老松”（拟题王奔腾国画《陡壑松风》七律一首）的情怀。人们登高望远，好抒思乡情愫，父亲却是“登高望远思来日”（丁卯重阳节有感）；人们怀古思今，常在感慨悲歌，而父亲“当仁不让古人风”。
  这些都是我们儿孙们的座右铭，但是无须我们摆上台面，因为父亲天天都变换着写在家里的小黑板上。我家庭院里，常年挂着一块小黑板，那是父亲每天写诗、练书法的地方，也是让儿孙心知肚明的教育场所。九十多岁了，他还颤抖着手在黑板上写着，写得最多的是他小时候在黄流孙氏宗祠中堂见到的对联：
  家欲兴隆，各当尽道。儿当尽孝，弟当尽悌；有子有弟，仍当顾大段规模。一切作为，靠良心打点，若吃苦不贪闲，自得好的地步。
  人求成立，总要勤修。士要勤学，农要勤耕；不士不农，则要务正经事业。百般福利，在自己安排，凡积善必余庆，慎勿误诋天公。
  他的儿孙们做人处世，正是这样“尽道”、“勤修”、“兴隆”、“成立”的。
  凡是与我们有点亲近的人们都羡慕我们的家庭，那就是和睦。我有两个母亲，异母过世的时候，我爬山越岭跋涉步行近百公里回到家里，当我翻开遮盖布的时候，在场的几百人都同声恸哭起来。我知道那是对我这一行为的认许和感动，我呢？完全是感情的驱使，因为我们兄弟姐们从小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一直相亲相爱。
  先母生有姐姐、哥哥，虽然各有自己的家庭、儿孙，不管是否逢年过节，凡有高兴事，我们都会聚在一起吃饭、聊天。用《海南日报》记者的话说，就是：“每年元旦、春节合家大团聚，是惠公既忙又乐的日子。偌大的院子，尽是儿孙们的欢歌笑语。喜欢文艺，能弹会唱的老人，在儿孙们的簇拥下，来一曲崖州小调或者战争年代留在记忆深处的歌曲。”③
  实际上，我们的高兴事多，这种聚集就成了经常、平常。虽然父母都过世了，我和弟弟有立两家人每年必定从广州回去过春节，我每年都得回去三四次。每一次放假前，我的姐夫早早就给我打电话：“还不回来呀？”给我买好了来回的飞机票，那种感情不是他人能理解的。我的同事们都对我常回家乡感到奇怪，但在家乡，朋友们、乡邻们都知道那是我们的家风。我的太太和弟弟有立的夫人都是外地人，春节临近了，不是我和有立紧张，倒是我们的夫人早就打点，孩子们一放假便追问什么时候回家的事。在家的整个假日里，我们异母兄弟聚集的机会就更多了，全是我的胞姐打点。姐姐和姐夫仅是一般百姓，我们都争相提出经济上大家解决，但是姐姐、姐夫拒绝了：“兄弟姐妹吃几餐饭都讲价钱，好意思吗？”说到这个份上，我们也只好作罢。
  长期以来，每到晚上，弟弟有泰不管多忙，都要从他的住处跑回来分别给父母亲铺好床，打完蚊子，等他们躺下才离开。父亲于2002年夏中风，似植物人一样卧床三年半。单是一日三餐的料理，就可以让你耗尽功夫——他没有知觉，一餐饭就得喂一个多钟头。其他诸如发冷发热的琐事，更是让你不胜其烦了。但是，不管是省里的领导，还是农村的百姓，大家都惊讶地发现，父亲的住房里竟然没有一点病人的气味。他的周身，连一个小疮、痱子都没有，他的肤色一直是红润的，没有明显的消瘦和不适。我真感谢我的姐姐、哥嫂和弟妹们，他们的孝心，我只能深藏在心底。
  我们兄弟姐妹都会认为那不过是平常的事，可是亲戚、熟人们都还在传颂着这样两件事：母亲过世了，所有外地的儿孙都回来了。我夫人翻开母亲的遗容，慢慢地、像怕刺痛她似的小心翼翼的给她做了一些简单的化妆。父亲逝世的时候，大概是因为儿孙们还没有回齐，眼睛没有完全合闭，又是我的夫人让他遗容慢慢瞑目。那些动作，那种真情，让在场的人们又增加了一阵阵真诚的眼泪。人们都说那是外地媳妇，不容易，我的兄弟姐妹却觉得：那不过是我们的家风，我们正常的感情。
  这种“风”，《海南日报》1981年4月18日第3版有几个特写镜头：在战争年代当过县委书记的孙老头，带着一群青年搭起几间茅草寮，住了下来；一个台风之夜，抢救了被台风刮到海里去的看水尺的小伙子……
  我们一直以父亲为榜样，在艰难的岁月里，我们昂首阔步；在乌云压顶的日子里，我们坦然自若。我在论著《文章是怎样写成的》的“自序”中有这么几句话：
  1969年大学毕业时，“革命干部”的家庭出身变成了“黑五类”，父亲戴上“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帽子，自己是“臭老九”，又是与周恩来总理握过手、谈过话的学生代表。这十全十美的“我不入地狱谁入”的条件，送我“雄赳赳气昂昂”到原始森林“奋斗”了十年。
  如果不是父亲的精神在鼓舞着我，我怎么能熬过这几千个日日夜夜：开山放炮、铺路架桥、伐树采木、装车集材；白云从我的脚下升起，山蚂蟥就在我的身上吸血；住的是四条木桩架上小木条的床铺，一条撬棍搭在两块石头上便可以在泥泞中睡上一个中午……还有无穷不尽的诬告、陷害！
  如果不是“慎勿误诋天公”家训的支撑，我又如何从这原始森林深处跑到暨南大学当教授？父亲是什么精神？你看，90多岁了不是还在锻炼身体，顽强生活着吗？手在颤抖还天天坚持写诗、练字。我们的苦，比不上父亲在“四人帮”监牢里遭受的摧残，我们所希望得到却不能得到的，在父亲面前就不在话下了。
  我们的这种精神是从小便养成的。
  大概是1956年，我还在读小学，和哥哥有吉到莺歌海盐场去看父亲，恰好在黄流镇遇上。他让我们走路，自己坐着三轮摩托走了，他决不会让摩托转回来载我们，因为摩托是公家的，我们两兄弟也高高兴兴跑了几十里路。那时，我妹妹才几岁，尚未上学，他大概想念她了吧，托人将妹妹带到莺歌海，竟然是步行了100多里地。
  记得高中快毕业的时候，父亲给我来了一封信，上面画了一对粪箕，加上一把砍山刀。信上只有一句话：如果考不上大学，我能给你的只有这些。其实，我的姐姐、堂姐、表姐们已经经历过这样的事实，我知道父亲不是开玩笑。在我前面只有一条路，竖起床铺不睡觉也得上大学——你也许不知道，文化革命前，像三亚这样的文化区域，一年有三几个人考上大学也就不错了——父亲要求我的是，路要自己走出来。我要自己闯出一条大路来！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寒假，我已经调到大学当教师了，陪他出差到乐东县——他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曾在这个县担任县长。他住进了招待所，让我和夫人带着两三岁的孩子在小学的教室里，睡在拼凑起来的桌子上。正好遇上刮风下雨，我们夫妇抱着孩子在角落里呆了一个晚上的情景，一直难于忘怀。
  听了这些，你千万不要以为我父亲苛刻，那是父亲做人的原则。他的公私分明、严于律己的意识一直在影响着我们；他的对事业高要求、对生活低标准的精神一直成为我们的路标。
  父亲的姐姐也是家庭出身地主，又没有享受过地主阶级的养尊处优。她受了一辈子苦，那种苦楚是我亲眼见到的，现在想起来都十分难过。父亲并没给过他姐姐什么好处，没有帮助她解决过什么困难。但是，当他姐姐逝世的时候，父亲驱车成百公里，90岁的老人竟然放声大哭，老泪纵横。你能说他不爱他的姐姐吗？
  他对亲人的近似“苛刻”，正是要你自立，那才是真正亲情的所在。
  他说过这样的话：人们都赞美长江黄河的伟大，可是它们也都有泛滥成灾的时候。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绝对的好，绝对的坏，生活是这样，对问题的看法也是这样。对别人要多加赞美，多加宽容，多看人家美的一面，不要想到别人会给予，为什么要等他人恩赐呢？
  父亲没有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们的同事、朋友、乡邻也是这样评价我们兄弟姐妹的。父亲讲的故事，总是饱含着教育我们的哲理，比如：上帝造人，男女各半。有天就有地，有前就有后，有甜也有苦，有悲也有乐，都各对半，无须埋怨苦，也无须囿于乐。你在“乐”的氛围中看那边的“苦”，其内涵也是乐的；如果你老是叫苦连天，另一半的乐也会含着“苦”味。正是这种人生观，父亲看什么都觉得快乐，他幽默，爱开玩笑；他常常与我母亲开玩笑，听得我们心里都甜滋滋的。乐天派的人往往喜欢音乐，听我姑姑说，父亲小时候爱演话剧，扮的多是女孩子，到了八九十岁还喜欢唱歌、拉二胡，躺在病床上成了植物人了，还唱革命歌曲。
  “学学父亲吧！”这是我们兄弟姐妹们在困境中经常用来相互勉励的话。说实在，用父亲的人生处世来自我勉励或勉励他人的，不仅是我们。
  我的家乡，梅东村委会给父亲的挽联上有这么一句话：“爱梓如爱家爱民如爱子赫赫功勋昭日月”。这“爱梓”、“爱家”、“爱民”、“爱子”说得一点也不过分，吴之老前辈所“摄”下来的上面这几个镜头便是印证。
  说来也奇怪，父亲卧床三年多，天天都有危险。就在这一天，2005年12月17日，我的小弟，也是父亲最小的儿子有立（时任广州军区某部上校团长），从广州到海口参加一个全国性会议后，偶然回到家里。他往广州给我报告回到家里的电话，不足一个钟头，又接着打来第二、第三直至很多个电话：爸爸病危，你们准备回家；爸爸已经十分艰难，做好回家准备；抢救无效，爸爸走了。他等的是最小的儿子，也是最不容易抽空回家的儿子！
  父亲没有给过我们什么特殊的关照，但心里是十分疼爱他的儿女们的。
  父亲没有骂过，更没有打过我们，全是言传身教。因而，当亲戚、乡邻打骂小辈的时候，老人们都会这么说：“你看人家四爹（或四舅、四伯、四兄——父亲排行第四）什么时候打过、骂过孩子呀，人家孩子不都个个成才吗？”
  “成才”，那是乡亲们对我们的鼓励和期望。惭愧得很，我们都平平凡凡地生活着，没有更多的色彩。我们不过是实践着父亲在黑板上写着的“各当尽道”、“总要勤修”罢了。我们兄弟姐妹每个人都走过了十分曲折、艰难的道路，每个人都流过许多辛酸的眼泪。但是，我们都没有“误诋天公”，没有埋怨过我的“地主”家庭，没有埋怨过严格要求我们的父亲。没有那一段段艰难的岁月，也很难想象我们能有今天的“自然”。我们都懂得“若吃苦不贪闲，自得好的地步”。
  父亲走了，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家产，却给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四）
  父亲走了，人们送来的祭文、挽联，有组织的、个人的；有城里的、乡村的，都是肺腑之言，是他们内心感情的迸发。我的家乡，自古读书人多，素有文化之乡美誉，这次赠联，俨然成了一次征文和书法的展览。当时的情景，我无法将它们一一收集起来，事后很快又被毁弃了，实在可惜。只有几份比较简单可以记忆的，比如上文所说的梅东村委会的挽联等，将它们整理出来，也好作为纪念。梅山群众的祭文是一篇长诗，记得最后一句是：
  德高望重虽辞去，功德永垂众口碑。
  港门村党支部的挽联：
  忠于职守正气留千古
  廉洁奉公丹心照万年
  梅山中学全体师生也送了挽联：
  天星留轨迹戎马铁衣裹忠骨
  功德誉梓里岭落碧水慰英魂
  梅山诗联学会的挽诗是：
  轻扶灵柩返梅园，且拜忠魂壮国魂。
  戎马生涯公仆志，鸿公骏业史长存。
  周德光——本书主编，我的亲表姐夫，是当地地方志工作者，他的岳母是我父亲的姐姐，也是90多岁才离世。他代表我的表姐以及她的弟妹们写的挽联是：
  遗爱长存
  父母仰深恩，最忆绕膝分甘，手足同仁遗爱在；
  乡关残旧梦，可怜有心归省，门墙空倚浩歌哀。
  他给父亲的挽联有十副之多，选其两副，内容是：
  六十七年党政生涯，琼岛举征旗，赤史丹心留正气；
  九十五岁风云际会，梅山寻故迹，青山红树总销魂。
  烽烟十载，肝胆一生，百岁峥嵘赴泉台，聚会英灵匡国祚；
  教化一方，师心三代，万家忧乐遗诗稿，相期后辈续征程。
  文字很好，概括力强，都是寄托着哀思的好对子，但我总觉得很难表达我对父亲的深情。于是，我在悲痛之间，在追悼之时，写下了以下的挽联，应该是对父亲一生事业、人品的概括。横联“高风亮节”是三亚市的主要领导以及当地的知名人士孙治福、陈家仁、孙令昭、孙有栋联名赠送的。上联主要是对于战争年代的追忆，“几度”，当然包含着文化革命十年浩劫中的死而后生。正是在这死死生生中，他的德行铸成了有口皆碑的典范。下联是建设时期父亲的足迹。他的浩然正气，在他的诗集里铿锵作响，将于后世流传：
  求真理 舍家园 浴血黑眉山党龄六十七几度死生 铸德行典范
  辟盐田 修铁路 笑语中南海岁月九十五一身正气 留诗意浩然
  挽联刻在父亲陵墓的正碑上，就当作儿女们对父母亲永远的怀念吧。父亲、母亲，你们都走了，一路走好！

① 蔡葩：《惠公迟暮抒情怀》，2001年1月14日《海南日报》。 ② 蔡葩：《惠公迟暮抒情怀》，2001年1月14日《海南日报》。 ③ 蔡葩：《惠公迟暮抒情怀》，2001年1月14日《海南日报》。